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七、批判极左思潮（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出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
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说：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
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对煤炭部在京单位群众组织代表的指示
总理指出，现在有一种呼声，什么第三次大串联，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自由外流。点一点火还不够吗？又把自己的派别观点带下去，制造紧张局势，很不好。自由外出的，一律不算下矿人员。全国形势很好，不能乱搞。
煤炭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7年8月17日（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人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
《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
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红旗》杂志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一文
８月１９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８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９月１７日出版的第１４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摘要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
她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
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周总理：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三）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1,一些群众组织冲击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刘晓发表了“三月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发表了“打倒陈毅”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提出了“打倒陈（毅）、姬、乔”口号。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
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要大中小结合，要彼此打个招呼。
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
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
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
周恩来：
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
周恩来：
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
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
2,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姚登山同志交谈
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
传达后，群情激昂，高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力给姚登山的一封信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
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3,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的谈话
〖时间：凌晨三时，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被接见者：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北外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19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四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10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你们现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严肃的阶级斗争，你们一个学校都没有团结起来，你们还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回到学校两派三派联合都不容易，还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谢副总理插话：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黄梁美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的讲话
〖摘要。“财联会”代表也出席〗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还不满足，和我们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意见，我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话嘛。我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两次小会，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算太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一个学院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消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外贸部本来做得不错，一派又搞成两派。
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们就此止步。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的。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开了会。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顶了回来。
姚登山到处做报告，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制造混乱，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评了他。
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刘邓陈了吗？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他用这个口号给驻外使馆打电报，人们不懂，是哪个陈啊？你们总是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周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翻译的谈话
一、“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二、“外联”核心组与“6.16”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参预了“五·一六”的活动，过几天我要去揪人，我有材料。
三、我现在不到外交部去，我要是去讲话，外交部联络站就垮台了。
四、北外红旗大队打姚登山是错误的，但姚登山把红旗大队比作卡比卡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姚登山要一批二保。
五、外交部目前进行的四大是正常的，外交部乱的不够，还要大乱，但不许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讲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
〖时间：晚〗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谁打、砸、抢谁就犯错误。
二、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要保证绝对安全，如发生问题，立即报告总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34个战斗队的群众。”
总理说：“对516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1,先把王、关二人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１点，周恩来在钓鱼台五号楼，找刚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谈话
讲了对１６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８月７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
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就让他走了。
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
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
毛泽东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 “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毛泽东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
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凌晨，中央文革召开生活会批评王力、关锋
批评王力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提出王力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毁我长城；
第二，反对周总理，以王力的八七讲话为代表；
第三，反对中央文革，主要是反对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个人
第四，王力是“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
陈伯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吴法宪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总理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最后，由江青作了总结；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并宣布：王力请假检讨。
2,犯些错误有益，可以改正错误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
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
（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
（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
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
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把王力、关锋转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
转送到西山一座别墅。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
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
3,戚本禹“请假检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
他说：“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
不久，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关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中央打击极左思潮的问题，当时和现在都存在许多争论。
1，关于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问题。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在北京是否存在一个所谓“首都五·一六兵团”？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这样的一个小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周恩来。无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和参加者的出发点、主观愿望如何，它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分裂、瓦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取缔这个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骨干分子，由群众组织扭送到公安机关，基本上就瓦解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请假检讨”以后，吴德在北京市借口清查“五·一六”、清除“王关戚”的影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搞了一次大换班，把一些人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这就已经有了扩大化的迹象。
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一个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何时成立？主要任务是什么？进行了那些工作？似乎都不清楚。
2，关于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问题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有的人借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个错误口号，就把一切批判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活动，都说成是“揪军内一小撮”，因而都是错误的，因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就是错误的。
有的人把“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既然同意“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也就是赞成“揪军内一小撮”。
有的人甚至认为，“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来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因为通知中就有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就从这段话说起。
众所周知:中央五·一六通知中的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时亲自加上的，是整个文件的精髓、灵魂。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意在强调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仅混进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机关，也混进了政府机构、军队机构、以及各种文化机构。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突出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思。
以后，对这样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由于一些省军区打压革命造反派的事件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武汉七二0事件暴发，在一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了“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实质上是突出了“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所以，“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曾经同意过“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但是，在处理七二0事件的定性及方针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的人是有区别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中第一次提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提到：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帅参加？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Ｏ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中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吴法宪在中央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的发言中，根据叶群的示意，把陈再道的问题与徐向前挂上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说：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提议几个元帅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这就是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突出了“军内一小撮”，这样就会给人们们一种错觉：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了当前打击的主要对象。由此，就会认为；武汉七二0事件是陈再道搞的一次反革命暴乱，陈再道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后面有某个老帅在操纵或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正是在“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一些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某几个成员，特别是一部分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认为：目前全国形势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 到处都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以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就开始检讨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并批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
这就说明；“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3，关于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
4、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王关戚的问题究竟是谁提出来并向毛主席汇报的？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周恩来通过杨成武汇报的（杨成武说）；一种说，是江青通过张春桥汇报（陈伯达说）。很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
当时认为王关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看来主要是两条：一是煽动“揪军内一撮”，“毁我长城”；二是煽动在外交部夺权，“反对周总理”。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王关戚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他们。
当时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信的批语说得很清楚：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就是说：他们是犯些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仍然称他们是同志，处理的办法是“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当时对王关戚三人的看法和处理是否有区别？
很明显，是有区别的。首先请假检讨的只是王力和关锋，四个多月后才是戚本禹。就王力和关锋来说，江青明确地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二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三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不同：
戚本禹一九八三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限徒刑十八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在公开表态中，从未贬损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锋一九八三年虽然免于起诉，但仍被开除党籍。他出狱以后，对过去的政治、现实的政治都不愿公开发表意见。是桃花园中人式的？还是张春桥式的？令人费解。也许有一天这个谜底会有人揭开吧？！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中有一篇对关锋的的访谈录，标题中有句话是：“对我的失误和过错，我不想回避”。
王力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一部反思录就说明了一切。他说在请假检讨以后就开始反思，他反思的结论是；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的两次讲话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几乎都参加了起草，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所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
这就证明了江青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四、关于中央批判极左思潮的评价问题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打击对象上的微妙变化。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不是向敌人继续进攻，而是采取退却，从此，文化大革命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其实，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多次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战略布署是：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开始，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新阶段。
由于“二月逆流”的干扰，影响到相当大的一部分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与过去一些地方的走资派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区别的。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个省一个省邀请各方代表到北京谈判的办法，先后解决了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北京、四川等等省市的问题。
进入七月，中央正着手解决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问题。总的来说，革命形势是好的，运动进展是顺利的。
不意，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发生了省军区独立师少数人与“百万雄师”少数坏头头相互勾结，煽动一些人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恶性事件。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武汉军区领导人有意策划的对抗中央的行动，而是由于领导人犯错误的影响下发生的少数人的“叛逆”行为。由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坏事变成好事，加速了湖北省问题的解决。
但是，有的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发生了偏向。他们认为，武汉七二0事件标志着全国形势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各省军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后台的支持和操纵下，用武力对抗中央、夺取权力。因此在各地提出了“揪陶铸式的人物”、“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夺军权”、“夺外交大权”等等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方针去做，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打乱了我们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有力的措施，纠正这种极左的偏向。为此，不仅在外部要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而且在中央文革内部，也要“消肿”，清理极左思潮。
事实证明，在中央文革内部确实存在着“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形左实右的王力式的人物。
事实也证明，纠正极左偏向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然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2008年3月2日初稿
2011年9月29日修改
2013年10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