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九、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3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9 时。毛泽东在风光秀丽的武汉东湖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郑维山、杨成武开会，听取派往西南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汇报云、贵、川和武汉地区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8 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林彪起草了一封信，写给毛泽东的。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中午，杨成武接到电话，说邱会作要来武汉，有重要情况。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了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封，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二、毛泽东到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杨成武接到了周总理从武汉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主席；武汉的事情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
最后，周恩来说，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不受伤害。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的批语。
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电如下，请酌定。”
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上午，杨成武又一次飞往上海。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问题。
3 日下午5时45分至8 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毛主席听后，首先表示：“乱了就好，同意林彪同志的看法。”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审阅一个文件时，批示：“已阅，照办。”命令规定不许抢，不许发；已抢的限期归还。
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上10点25分，毛泽东在会议室时，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杨成武等人谈话。
会议从10时30分开始，开到次日凌晨1 时10分。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形势怎么样？请你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三、毛泽东到江西、浙江、湖南、湖北
一九六七年年九月十七日上午9 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着军装。
程世清首先汇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95命令后十几天的时间，收到了群众交上来的枪达五万多枝，他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汇报说，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8 月10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说，抚州发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中国有没有内战？有没有武斗？这就是内战，这就是武斗嘛！
程世清说，周总理说，抚州事件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说，对的，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又问，过去他们也是两派对立？是否过去的对立领导上批评了他们？这次要从教育入手，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已经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当他们汇报到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一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就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不同意向红卫兵和战士开枪。
毛泽东说，对这个政委要保，他听话嘛，看到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就听话了嘛！在紧急关头他就坚决不同意开枪，不同意打嘛！
“造反派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现在对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处理也要注意，不要坏对坏，他对我们坏，我们对他也坏。”
8 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席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照办。传达到群众以后，群众很快就变了，拥护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说，各省去凑出一个协议来吧。
他又问起一些他知道的干部，他说，黄志珍、白栋材怎么样？你们要多争取几个人嘛！他们有错误是确实的，能改就让他改……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明确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人不多但能量很大，与社会上的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做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
“过去我们有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好多个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嘛！”
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有的学校造反派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江西的同志汇报说野战军在江西威信高，旗帜鲜明，已有五百多人被右派打了。
毛泽东说，右派打你们，左派不打你们，这个阵线很清楚啦！
说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江西省一级还是要站出一些干部来，要消灭造反派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到部队去挑拨战士与干部的关系，说你们战士和干部不一样，干部钱多，生活好等等，这是不能得逞的，很多人想当兵还难呢，军队是个学校，每月还有六块的津贴费。
他又说，军区搞“四大”不能搞得太苦了，要文明些，我是对那些不雅致的做法翻案的。把我们内战时期斗土豪劣绅的一套来用，是不对的，这是干部嘛！过去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十几年来从未曾要人武部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集训一次，现在你们先集训一下，中央也应该开集训班。
“内蒙独立营训练后很好，回去后就支左了。有些右派你们也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极少数，训练后可以转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包括左派。现在到处揪赵永夫、谭震林式的人物，哪有那么多呀！保守派，右派，他承认错误了，自己又回来了就加以保护。
最后他对江西的同志说，你们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现在的理抓在你手里，为什么你还这么凶？这样你就输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午11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5 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 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5 军和20军要互相学习；20军向空5 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 军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云：“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20军和空5 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5 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说：“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 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 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又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250 亿斤至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 万担，去年是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晚6 时至8 时，毛泽东在他的武汉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9 月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了。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地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辨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年我退居二线，1959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８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恩来、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指示，要杨成武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我们今后的战斗任务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产。
充分发动群众，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深刻的改革，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除了对工人阶级作了重要指示外，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
当前，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来一个大破除，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把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便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统统改掉。这样，就会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反修、防修就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为了更好地批修，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狠斗“私”字。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破私立公，牢固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修正主义产生的条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大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大联合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学习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讲话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毛主席视察各地讲话的通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长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形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是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心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关于宣传工作的四点指示”
目前，全国各地正流传着许多谣言，这些谣言对我们的领袖的健康表示怀疑，非常明显，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故意散播出来的，意图蒙蔽人民，动摇革命群众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信赖和支持的决心。为了使广大群众认清阶级敌人的面目，揭穿敌人的阴谋，兹作四点指示如下：
（一）毛主席身体健康，应积极宣传。
（二）坚决杜绝一切不负责任的谣言。
（三）最近传出去的关于毛主席不办公的消息是误会。
（四）禁止宣传或张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奋勇前进》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就要牢牢掌握“斗私，批修”这个纲，把它贯彻到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中去，用它来统帅一切，带动一切，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就要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就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
就要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观点，发扬民主作风，反对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要平等待人，到群众中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就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做到统一指挥，协调动作，克服各自为政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完成本单位的革命、生产、教学和工作任务。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依靠本单位、本组织的群众，把混杂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清除出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革命干部，参加到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发挥他们的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是当前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关键。革命干部，一般来说，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较高的政策水平。只有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挑起担子，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才能建立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权力机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大任务是，让大批革命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不再坚持而又认真改正的革命干部，参加到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大胆地使用他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接见郑维山滕海清高锦明时的谈话摘要
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把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地学习一下。比如形势，主席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这是主席概括的，我们学习不够，这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形势好还是不好，远的不说，从五八年、五九年起就有两种看法。对人民公社、大跃进，一种认为大好，一种认为不好。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对，基本出发点是大跃进搞糟了。那时有点缺点错误，彭德怀利用这点向党进攻。三年困难时期，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把形势估计得黑暗得很。说要八年才能恢复，这个影响散布很广，毛主席到处视察后，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讲了三条：一形势、阶级和阶级矛盾，击退了单干风翻案风，那个猖狂得很，后来发表了公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首先在形势问题。主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社教时又有这个问题，刘少奇说只有王光美那一套行，其余的都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形势的看法也有许多不同，今后还会有，形势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去年五月主席对谢胡同志讲，今年二月同卡博同志讲，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失败，走资派胜利，一是我们胜利了，走资派失败了。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条？主席总是这样辩证的看问题，他是为了引起警惕，防止骄傲、麻痹大意。这是主席的一贯办法，主席总是把困难估计得足足的。他对卡博同志讲，你在中国再呆几个月吧，呆几个月就可以看出眉目来了。当时我对眉目也很不理解，大概认为会有革委会成立起来，实际上主席说的眉目是大局。今年国庆谢胡来了，主席讲，看出眉目来了。第一是胜利，但也不排斥失败的可能。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主席是从战略上看的，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大局已定，现在就怕思想跟不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对“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的解释
看形势，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立场，就能看到主流，看到本质，否则你就只能看到支流，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是大好形势，主席思想深入人心。
乱得越透，解决得越快越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把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才好解决，反过来乱得不彻底，乱得不透，掩掩盖盖，反而解决不彻底。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了，群众也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
毛主席这个话是在九月份讲的。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七个省市（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现有八个单位在北京把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就是内蒙、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甘肃）。以上一共有十五个省市到年底再解决十个单位（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北、宁厦、天津、陕西、辽宁），这样就共达廿五个省市，全国剩下四个省、自治区（西藏、新疆、云南、吉林了）。整个部署到年底，都能看出来了。目前十个省市的代表也已到了北京。看来明年初春就初步解决问题了。×××首长说：到明年五月就解决问题了，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主席指示最近可以发表几篇教育革命方案。主席又对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最近提出了党的问题，吸收新党员的问题，可公开宣传，处理党员，恢复党的生活，就不好公开宣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推动一些省市区革委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冼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冼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付主任。
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5；中发 ［68］17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地祝贺。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九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南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局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担任常委。
河南省有五千万人口，有许多现代化工业，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席。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突出一个“公”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无产阶级的“公”字，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狠抓“用”字，就是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各级革命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诊（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会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中禺、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钊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飙、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乌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家英、姚美玲（女）、许肇昌、周文贵、朱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担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两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经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
长白山麓，辽松平原，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们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简短结论
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并作重要指示，是实现中央关于“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伟大战略目标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这次巡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问题。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由于”二月逆流”的影响,全国不少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驻地野战军部队，在支左工作中发生了错误。特别是发生武汉“七二0”事件以后，一些左派组织认为，全国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提出在全国开展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有的甚至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通过视察，毛泽东说：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中央认为，根据当前的形势，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央关于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的布署。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问题。
进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各地的群众组织大体上都分为被军队支持的和被军队压制的两大派。这两大派往往是在初期共同批判省委走资派的错误路线，以后由于在某些问题如干部问题、斗争形式或策略问题上，立场不同，而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加之，在群众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少数头头中，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思潮，形成两派的激烈斗争，后来发展到一些省区的严重武斗。
通过视察，毛泽东提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一个工厂，形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关于干部问题。
当时，各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遇到的障碍，除了大联合的问题外，还有三结合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一种是认为领导干部都有问题，找不到一类干部。另一种是，只愿意结合支持自己这一派的领导干部，反对结合支持对立派的干部。
通过视察，毛泽东说；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
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
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次视察所作的指示，是在全国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严重进攻面前，担心文化大革命遭遇挫折，而采取的一项退却行动。致使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看法并不合乎客观实际。文化大革命也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可一味地盲目冒进。
2008年8月8日初稿
2011年9月27日修改
2013年9月2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