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二、批判反复旧
九大以后，有几个省，主要是山东、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前一阶段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反复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采取措施抓紧解决这几个省的问题。
（一）山东省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２７人在北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７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的批示
1969.05.25；中发[1969]26号
毛主席指示：照办。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努力奋斗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等７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时的讲话
张铚秀同志的讲话
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是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由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长期陷于资产阶级派性，支左态度不端正，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犯了三个过。一上阵就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指示支左，因此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久，就错误地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压制了一部分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七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军的领导没有认真学习贯彻，对照检查，而继续坚持错误。去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特许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办学习班，十个月来，中央首长多次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们，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操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百忙之中，给我们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这些，本来是我们统一思想，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但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情绪，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一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队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由于我们的错误，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铁路交通一再中断，煤炭生产长期上不去，影响了生产，影响了战备，使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我们这些错误不但造成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长期对立，部队之间思想不统一，影响“三支，两军”工作，也影响了部队建设，特别是群众组织的联合，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王效禹同志的讲话
刚才张铚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杨得志同志讲话
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二十六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六·六三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与军区工作没做好有些问题处理不当，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
杨葆华同志的讲话
徐海地区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内战”不休。主要责任是我们山东插手徐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干扰了毛主席一系列关于大联合的指示贯彻执行，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招致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能联合的分裂局面。因此使徐海的革命和生产，尤其是交通运输以至影响全国一些城乡的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惨痛的，在此，我受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委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做深刻检查，向徐海班全体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徐海地区解放军同志们、两派广大革命群众作深刻检查，并坚决表示：保证我们山东再不插手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同样要求你们这样做，从此一刀两断。保证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支派和踢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支持你们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我在1968年11月17日“青岛市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发动了全市所谓“反复旧运动”，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
当时全国军民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极为重要讲话鼓舞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扎扎实实地斗批改运动，革命、生产出现一片日新月异蓬勃向前发展的大好景象。我市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但在此时刻，我却抛出了这篇错误讲话，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迎合了社会上一股对抗清理阶级队伍的反动思潮，在一段时间，背离了大方向，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使斗批改运动受到极大干扰，破坏了革命三结合和革命大联合矛头指向了伟大的解放军，破坏了军民，军政关系，使山东青岛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地区的革命队伍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抗清理阶级队伍思潮大为泛滥起来，把运动引向邪路，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黄永胜同志讲话
徐海班，是在中央办的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习班。当然，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特别是我，对徐海班的工作做的不够，负有很大责任。我们除了同六十八军的同志有些接触，做了一些工作之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同志，直接接触的不多。但我们从间接接触中，我们感到徐海班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也感到工作难做。
你们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还在抢枪，还在搞武斗，还在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你们完全不顾大局，干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们长期打内战，阶级敌人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混水摸鱼。
首先你们对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审定批准的学习班八条注意事项，你们学习班有些同志是置若网闻。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冲、打、跑、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两百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一百六十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八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四十五人。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特别是在“九大”闭幕以后，中央正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你们在学习班又刮起了一股叫做“逃跑风”也好，叫做“逃走风”也好，反正刮起一股往回跑的风喽。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六十八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三十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学员后，广大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
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十一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又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四月二十九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八日闭幕，二十九日，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你们究竟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解放军？你们却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胡说张铚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 你们歪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派派出所谓“工人宣传队”，进驻已经实行军管的徐州报社、电台、夺军管的权。连云港“反到底”甚至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不让解放军支左。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张铚秀同志传达了康生同志提出来的叫你们《徐州工人报》不要登“擒鬼录”的那些反动的东西，要你们停刊。但是你们不听，拒不执行，而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关于帮助群众组织更好地办好报纸、广播的决定。《徐州工人报》、《红色火车头报》、《徐州红卫兵报》还分别地发表“战斗书”。“战斗书”里头说：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给了一小撮穷途末日的阶级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你们这个矛头究竟指向谁？这个“穷途末日”是在骂谁？
在去年九月下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两派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但是，到了十一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中间有些人借口“反二月逆流”，在徐州大搞什么“反复旧”、“反复辟”，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军队，使徐海班出现的大联合形势又遭到破坏。今年二月，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徐州两大派大联合气氛又比较好。并且达成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三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回徐工作团”，返徐落实协议。但是你们有些人却极力抵制“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并诬蔑“回徐工作团”向群众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在徐州的二月提纲。今年三月，新沂等四伙在北京达成了三结合的协议，等中央首长接见后就回县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大肆破坏，胡说“各县搞大联合，三结合是为了孤立徐州，办不到。”你们在干于县召开两市七县踢派的串联会，反对各县两派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协议，胡说在北京的代表“右了”，“修了”， 五月中旬，钢山县踢派又借口什么“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八县的串联会，在地方机关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说在学习班达成的协议吹了。还造谣说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接见徐海班。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踢派在那里强调“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扯皮。
周恩来同志讲话
徐州的运动过程：
首先，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徐州的革命群众起来响应，夺走资派的权，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还不是有两派的造反派都在一起嘛。山东的就是济南军区的批准了你们，南京军区也批准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后来因为你们自己闹分裂，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变成踢派了。这就形成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委员会不完全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王效禹同志到你们徐州市，他那时候还是对的呀，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你们联合起来。你们不听。
到了八月卅一日，踢派又把支派赶走。这个时候，王效禹同志犯了这个错误。六十八军也犯了这个错误。八月卅一日那次武斗是错误的。
后来，有那么一小股采取了土匪的行动，来破坏铁路，断路，断桥，把铁路桥都破坏。那个时候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变成了六十八军，还有安徽的部队，合起来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吧，只给那一小股一点打击，捉了一点人。那个时候的名字也叫“淮海八·三一”。因为他“八·三一”被赶出来，他就用了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八·三一”都参加了。不能把那一小股破坏铁路、抢劫车辆、抢劫物资，算在大家头上。
后来的踢派就单独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喽，这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那个时候就得到济南这方面批准了，南京就没有批准了，这就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了。
那支派就更不服了，几次斗争，更影响军队，那么这里又搞了差不多半年，然后才劝支派回来，但是始终搞不起来。
一直到这一次“九大”以后，还发生这次错觉，错误地估计形势。
“九大”刚开过了以后，从四月廿六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铚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葆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
张铚秀有错误，他是比较偏“支派”的，虽然后来也参加了“八·三一”的那个镇压，但是他还是有偏向的，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他就检讨了嘛，多次检讨嘛。对军队来说，军队也是分成两派。调到北京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委托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总参谋长为首的召集他们开过多次会，批评他，他们已承认错误。但到了学习班还有一部分人不通，但张铚秀同志开始通了，通了也不行呀！
张铚秀带着郑统一两人一道回去，踢派还是要打倒，管你通不通。你反正张、郑两位统统打倒。那你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吗？怎么法子能团结合作呀！就象着了魔似的。这是这方面。但是另一面，如果支派比较能够早一点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动手我不动手，就是吃点亏，我还是坚持原则，那也可以不致于两派闹的这样对立嘛！现在不是因为部队总有一部分过去跟支派熟的呀！因为从一月风暴以后就接近的嘛！好，有机会总可以搞到一点枪，用来打几下子。好，你支派一打，踢派伤人，更闹的凶了，说现在徐州就要被包围，又要打起来了。
就拿中央来说，我们抓这个徐海工作抓的不紧，有时过问，有时又丢开了，你们闭得不可开交嘛！过问了，搞别的事情了嘛！以前也派过工作组到连云港去调查尽管调查的时候是超脱的，不管“公社”派还是“反到底”派，我们都接触的，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撤回去了，不然要陷进去，要犯错误。这是抓的不得情，有时抓得不紧，有时抓得不得情不能解决问题。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王效禹传达的中央首长与他谈话的要点
张春桥指出：根本上的问题是对群众的组织缺乏阶级分析。都看成是左派。对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没有自我批评。
康生指出：复旧15-20%是正常的。
周总理指出：你的骄傲更加突出，私字很多，旧东西很多。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实的真象。过去受蒙蔽的同志，大胆揭发，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对其错误有所提高。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青岛和山东夺权关键时刻起了很大作用，应该肯定。但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在前进道路上犯了错误，特别在十二中全会后，在全省搞了“反复旧”运动，大搞独立王国，大树个人威信，大耍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包庇重用坏人，破坏斗、批、改的进行，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耍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的。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三个人谈了五个小时。对他的缺点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帮助还是不够的，这次中央对山东问题作了多次指示，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错误的严重性，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作为军区的第二政委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军队，是我当兵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过去我对他有些问题有察觉，有些问题没有察觉，这是党性不强，私字作怪，怕字当头。
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说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我和袁升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思想保守，造反精神不强，对谭启龙犯有走资派错误认识不清，犯了错误。以后，对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坚持原则不够，有些问题上我说了一些捧场话，在这个问题上讲，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又如王新阳同志是省革委常委，在“反复旧”时关进了监狱，一关关了半年。作为我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把一个常委关起来我还不知道，第一次我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谈起王信阳同志问题是时，他说：王新阳在济南插手，第二次我又问他，什么理由关起来，他说王新阳有问题，但什么问题避而不谈。这样我就不好讲话了，这次王新阳同志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接受。
全省“反复旧”所造成的严重错误，由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负责。他把矛头指向我们，我们不好说话。河南刘建勋、纪登奎、王新三位同志的意见我同他讲了，我说他们提的和我们不一样，王效禹说上海和浙江都搞了，反复旧还是对的。山东“反复旧”是从上而下，不象河南的“反复旧”是从下而上。在“反复旧”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斗争了的，但是抵制不力。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层层过关，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上面一犯错误，下面跟着倒霉。
4、凡是由于“反复旧”引起革委会成员的变动，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充实、调整，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是正常的调整不住此例。
一九六九年六月，王效禹回到济南后，不出席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
此后，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
总理：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
康老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学习班领导小组）。
中央首长严肃批评：什么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葆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的根本不知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核心小组要三结合，把三结合带到党内来，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九时，康生、李作鹏在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呆了五个多小时。主要是亲自处理打人事件（七月二日，红旗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傅存贵）。
康生说；
孟庆芝、张美智在济南干了多少坏事，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不划清界限，到中央来继续干，破坏纪律。写自传写清楚，你们是干革命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过去这种影响，王效禹有责任，山工总有责任，韩金海有责任，造成什么后果，孟庆芝是坏蛋，你们跟他胡闹，是反革命，把档案弄走了，是包庇自己，是包庇反革命。
在学习班，有些人对王效禹的反动思想没肃清，什么被“和平夺权”，“被架空”。王效禹反军，不相信解放军，不是今天，已很久了。学习班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就是架空，因为有资产阶级派性。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康生姚文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负责人的谈话
中央首长讲：
刘崇玉建的是王效禹的党，是从个人意见入党，这算什么党？
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反复旧”的危害性。在“九大”之后，还拉队伍，抢枪，不管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
个别地方是否有复旧，总之不要简单地肯定，也不要简单地否定。要具体分析。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在听取杨得志等赴京汇报山东批判王效禹运动情况时的谈话要点
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从近两个月的形势看，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要既能纠正错误，又能稳定局势，关键不在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在于领导小组的领导思想。
第三、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贰、湖北省
一九六九年初﹐单位的人来家里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
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Z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吴焱金。胡厚民出院后﹐邀吴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他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幺回潮﹐造反派为什幺受压﹐为什幺要“反复旧”。王光照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吴焱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幺﹖”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幺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幺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幺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幺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幺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幺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幺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幺不好﹐工作这幺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在“九大”开幕以后，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反复旧的部分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叁、安徽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去年这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
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
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
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
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
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个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
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一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竟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例如说领导关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肆、浙江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１５０多人到北京告状，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浙江省“红暴”派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红暴”派近２００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卫戍区处理浙江“红暴派”组织赴京告状的通知的批示
6月２５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３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６月２６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二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２００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二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伍、山西省
一九六九年七月，毛泽东关于山西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据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战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对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份，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
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省军区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并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经过20多天的工作，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与此同时，谢振华还立即展开了“拨乱反正”工作。其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枪毙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列出的杨成效的四大罪状是：其一，迫害老干部致死。造反之初，他带头夺了省委的权，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迫害致死，尸体火化后，才通知家属。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号称百万大军的“总站派”总指挥。其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规模大，影响坏的武斗，几乎都是杨成效挑动的。其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奸污无辜的女大学生后，将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其四，破坏社会治安，强占民女，抢掠财物。
一九七一年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周恩来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之外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的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陆、贵州省
贵州自１９６７年２月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来，掌握革委会权力的一派与另一派不断发生激烈争斗，动乱持续发生。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贵州在京开会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
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指导思想有错误，把贵州存在的某些问题看重了，要求太急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没有很好贯彻毛主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和坚持“团结──批抨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红五条”下达后，我们仍没有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红五条”。当革命委员会工作处境困难时，我们没有积极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反而对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影响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我们的决心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
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
四、积极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
五、为了有效地解决好贵州问题，我们建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办贵州学习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
1969.05.23；中发 ［69］ 25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贵州省各级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各地驻军，贵州省“九大”代表，各地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毛主席批发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加强部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两个“红五条”的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九年某月某日，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
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批示
（概要）
１９６９年７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中共中央于１０月２６日批示决定，调整中共贵州省领导小组成员。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兼任贵州军区第一政委，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含留京学习期间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张荣森为副组长，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为组员。
调６９０８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
此后，李再含实际上已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七一年三月至四月，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的严重错误。
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指出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
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柒、河南省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建勋讲话
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
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
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
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是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
捌、四川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
１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反复旧”运动，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
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在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严肃的揭发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１２月２５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两个报告作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结挺、张西挺实际已被撤销职务。
（一九七0年二月至九月底，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为四川举办了５０００人至６０００人的学习班。
一九七0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宣布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我先读批示，批示并不长，很短，一段一段地讲。
第一段，两个报告，中央表示同意。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段，“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在四川省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里头，成立一个核心领导小组，就是党的领导，领导全川党、政、军、群的工作。这回扩大了。过去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十五名。这里头军队同志占很大数目，有十一位，当然罗，把刘结挺同志也算在解放军里头，他自己说犯有错误，但还是解放军。应该要求自己严嘛。那么，不是解放军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驰同志、张西挺同志，还有鲁大东同志。因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也必须要久经考验的，即使有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但还允许他在集体里面改嘛。增补的就是谢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谢正荣同志是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补他们两位为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大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大军区副司令员）、余潜（省军区政委）、何云峰（十三军政委）四人为省革委常委，然后再补邓经伟（省军区副政委）、顾永武（十三军军长）为省革委委员。另外，免掉的两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已确定复员了，免去常委。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也不适合作委员了。免去他们的常委和委员。蓝亦农【原五十四军政委】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
第三段“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刘结挺把军区“红总”、“千钧棒”拿出来支左，其他的就成为“老保”了。并在这个带有派性机构的领导下，使军队也陷入派性。现在纠正了。
第四段“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文革前为冶金部副部长、渡口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成都军区参谋长】、唐兴盛（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1969年6月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李安华【应为李华安，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蒋崇璟【文革前为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鲁大东、顾秀【1969年8月前为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时为铁五师师长，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钱敏【文革前为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丁先国【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冀绍凯（五机部政治部主任）等17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
最后部分：“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没有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之流，批他们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整党。当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斗、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来进行。一直搞到下放。
结束语：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们辜负了这个希望。时间又过去这么久，现在我们又把主席这个话拿出来说，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办”。你们总要达到毛主席这个希望吧？
你们的报告，
首先是讲了这次开会，这次开会应该是说确切点，比以前好多了，比别的省在九大到中央来开会，比起来说，你们这次会是好的。另外你们从绝大多数，从领导同志起，正像你们所说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认为，这个估价，是合乎这次开会的事实的。
我们也检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对你们过问得太少了？是少了点。这件事情，我们看经过，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这个责任。没有抓紧就是了。造反派来北京，反对李井泉一小撮走资派的革命群众上北京请愿，我们还是不断接见的，也平反了。刘、张他们过去，李井泉压他们，是错误的，也把这个案子推翻了。解决了四川问题，成立了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回去，你们不请示报告，也不按中央规定的重庆问题的五条、四川问题十条办事，开始有个报告，我们没有批。那么后头呢，就是武斗继续发展了。情况不明了，你们的报告来得少了。
你们的五条检讨：
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红十条”，双方都争，真正“红十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去执行。
第二条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个当然指的刘、张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们这个意见。王茂聚同郭林川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
第三，检讨的是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的所谓“反复旧”。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头一个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
第五是强调领导核心不团结。
以后的十一条措施
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导班子带头学，带头用，自觉斗私、批修。这是最主要的。这次会议要逐步传达到群众中去，统一步调，要斗私批修。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第三条，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第四条，你们讲了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更不能推倒重来。
第五条，关于武斗问题。
第六条，讲干部政策。
第七条，要坚决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第八条，关于斗、批、改，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
第九条，宣传工作上要统一。
第十条，战备工作。
最后一条，要办学习班。
简短结论
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在一些省份如山东、四川、湖北等省，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复旧”风潮。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紅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的王效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他们那里就是《紅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 省﹑市革命委会成立初期﹐“在革委﹐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時有一种说法：“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學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馬蜂窩”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級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由此，在一些地方如山东、湖北等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九大以后，中央为稳定大局，即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处理。
现在看来：
第一，当时，各地确实存在着一些复辟现象。康生说大约占15—20%。
第二，一些地方，把这种复辟现象看得过重了，掀起了一股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这就偏离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第三，批评一些犯有“反复旧”错误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是必要的，但又把他们如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四川省的刘结挺、张西挺、湖北省的胡厚民打成“野心家”、“五一六分子”。把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决派”打成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把《扬子江评论》打成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刊物。这就走偏了方向。
2009年5月18日初稿
2011年12 月20日修改
2013年9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