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三、清理阶级队伍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在各省开展试点，首先是文艺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江青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
江青：造反派要看你是造资产阶级的反，还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反派容易，要有阶级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于有的单位搞得比较好的，革命的大联合搞得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的搞斗批改，大批判，但总的说还是要树立队伍。
在这些不平衡的单位里头，是不是把队伍先树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
对三十年代也好，对十七年来也好，五十天来也好，都要一分为二，因为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来那就更多了，起来反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徐景贤对宣传界文艺界谈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
我看江青同志给文艺界的讲话，指出要他们揪出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这讲话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文艺界、学校、工厂、机关，尤其是大学，也很适用。
当然，抓坏人，要象江青同志所讲的要稳、要准、要狠。所谓稳，就是要慎重；所谓准，就是不要弄错了；所谓狠，就是要抓最坏的，不要让坏人跑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谈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阶级队伍，纯洁革命群众组织，提高战斗力。各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观点，坚决把混进自己队伍中的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各个组织的坏人，要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揪坏人为名，混水摸鱼，乘机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制造分裂，妄图把矛头引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人民对同志一定要和，对阶级敌人一定要狠。
第二阶段：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全国各界普遍展开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
要执行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打人，不要游街，要做好工作，交代政策，指出出路，要他们赎罪立功，检举坏人时，要防止起付作用，不要在批斗时替坏人散布流毒。
搞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时，可用检举箱，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求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大字报、检举箱还可以并用，有些没有把握的问题，或者怕得罪人的，可以在检举箱揭发。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ＡＢ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１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高增贵关于呼和浩特市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吴德谈清理阶级队伍
最近自杀情况严重，我要说一下，特别是农村，其它是学校、工厂。我上次对农村讲了一下。结果更严重了，我认为要停一周总结经验，要把自杀风刹住。通县有个地主兼资本家，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他把一家孙子、孙女都杀了，他也要自杀，这主要是阶级仇恨要反抗而自杀。也可能是我们没给人家出路。是否可在第四条中加一句“严禁打死人的现象”，“交待政策、防止自杀，即使是坏人也要给出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1220期刊载《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毛主席重要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
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
（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１２２０期上的批语，手稿，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
1968.05.25；中发［68］7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根据毛主席五月十九日的批示，中央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望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份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滕海清说：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靠群众，我们要支持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起来革命，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让人家起来革命，一辈子不让人家翻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老保翻天有，但是少数，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有些人借机翻案，内蒙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其他地方搞得很凶，实际上是走资派操纵的，是走资派在起作用。他们起来翻案，我们坚定一点就顶住了。
吴涛政委指出，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清理阶级队伍
斗争大方向的问题，特别分清这样几个：现行的问题和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着重的重点要掌握现行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历史上的问题，历史问题是政治问题呀是经济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历史问题作过结论了没有？交代了没有？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没弄清楚的要弄清楚是吧？当前，我们应当着重政治问题，不应过多的追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历史问题、成分问题，现在这个成分问题上，我看了以后同志们抓得比较多一些，有时候这个成分就不好解决，他一生下来就定下来了嘛！但是，成分问题和当前的表现，毛主席也讲过这个话，要结合起来看，要不就我们光在成分上解决问题呀，看这个成分问题也容易打击面很广的，总起来，这些问题建议同志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一定要按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要区别对待，这一个政策界线，如果不这样作，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可能打击面会广一些，这样打到自己人身上，我想当前我们来讲正是个热潮的，在这个时候和同志们讲讲这个问题恐怕有好处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张春桥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国民党员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分清哪些是打击对象、批判对象。有的是集体加入的，所以面不要太广。
领导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政策，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不然的话，一个个跳楼，这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华东）师（范）大（学）一下子搞了这么多，人家要告你的状来了。学生要处理好，不要打击面过广。这和搞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有所区别。要大胆搞教师队伍，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个个看档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冼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冼恒汉：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1）把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区别开来，有政治历史问题也要把过去已经交待的同隐瞒反动历史区别开来。
（2）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要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中又要区别交待过的同隐瞒隐藏的，主要是挖隐瞒的，已经交待的又要区分安份守己的同不安份守己的。
（3）对跟着坏头头干过一些坏事的这些人同坏头头要区别开来。
（4）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同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
（5）在旧人员中，旧的人员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旧职员、旧官员这是不少的，把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接受改造没有作过坏事的要区别开来。
（6）把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阴谋分化瓦解解放军、破坏军民团结同由于派性作怪，冲击过军事机关，骂过解放军，向解放军提过一些错误意见的要区别开来。
（7）把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要区别开来。
（8）对揪二套班子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现在有些乱套，省上有二套班子。你那个单位就一定会有二套班子？这样套是不行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在对敌人斗争中我们要注意依靠广大的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如果只有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多方面的证据，这就是包括人证、物证、旁证。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这里我举个例子，如，对待有一些特嫌的。特嫌，就是特务嫌疑，对特嫌我们主要的是依靠群众来提供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很好的调查研究，把它落实下来。特嫌本身是特务嫌疑，是还没有定的，他也可能是特务，也可能不是特务，是嫌疑。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证据，来证明他是特务的情况，你就把他揪出来，这是失策，是不策略的。为什么？如果他是好人，那么你把他弄出来就冤枉了好人；如果他确实是特务，就等于向敌人告密。特嫌本来是我们内部掌握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你弄出来过后，如果他是特务，等于向他—敌人告密；而且特务，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总还有什么联系呀。你这样一弄，不就是打草惊蛇，把情况告诉了敌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内部掌握的问题，是我们要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发动群众去落实的问题。
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要搞逼、供、信，搞逼供信是向敌人告密。你一逼，他就供。过去彭真、罗瑞卿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你一逼，他就供，你就信。这常常影响到把真正的敌人搞出来，甚至放跑了敌人。你一逼，他就乱咬，他就乱供。我们再不加以分析，轻信口供，到最后要定案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们逼着我讲的，你们要给我平反。为什么说又是向敌人告密呢？你搞逼供信，就说明你没有掌握他的什么材料。你在没有占有他的材料，没有掌握他的情况的情况下，只有搞逼供信，如果他是真正的敌人，他就知道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由于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只能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在同敌人斗争中，要根据我们占有的材料，有计划地，当着他不老实的时候，我们给他放出一两发“炮”，给他打出去，这一下他就知道我们是掌握他的情况了。在对敌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掌握政策和策略。
搞逼供信有一个很大危险性，就是搞不好，他乱咬一口，就搞混乱了，使我们找不到头绪，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可以跑掉。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你轻信他的，就会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我们过去有过经验教训的。过去我们有的单位，一弄就是百分之几十的特务，都是坏人。结果，真正的坏人混到好人中去了，不是集中力量打击他，他就跟着好人一道平反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结合：
一个是专案工作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缺一不可，而且主要的依靠广大群众。他本人的口供交待要和旁证、证据相结合。本人的口供、交待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从他本人的口供、交待中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分析出问题，可以找到线索。同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去作好调查研究，找出证据。有了证据，他就跑不掉了，就赖不掉、滑不掉了。
内查外调要相结合。同他面对面斗争、发动群众起来和他斗争，同时主要的是同敌人斗智，这也要很好地结合。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善于和敌人斗智。我们要有计划、方案，打一仗总结一次，提高一次，而且带头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和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对敌斗争的水平、本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吴大胜在南京工学院革委会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当前，同志们都知道，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更加隐蔽，更加阴险，更加毒辣。当前特别最危险的是反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右倾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形式是多样的，匡亚明曾经想翻案嘛，还有人这样讲嘛。我们造反派头头去找个人调查，要了解个情况，他讲：“有没有介绍信？”讲“有，你先讲，我马上拿来。”他讲“不行”，架子很大。他说革命大字报是黑材料；说“过去彭冲同志你们不是要打倒吗？现在照样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嘛”，威胁造反派。所以有的人就不敢去斗，不敢去揭他，怕以后他再来领导。这是右倾投降，我们要特别警惕，特别注意。第二个方面，当前在右倾方面，我们说对一个造反派组织来说，你说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本组织的坏人自己总是不去揪，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掩盖，你说揪到一个黑手揪到一个坏人，他总感到自己受到压力，我就奇怪，就想不通，坏人与你组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两个阶级的决战嘛，就是要把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里边的代理人揪出来嘛。我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战士问一个组织的头头，现在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压得厉害呀。”群众就反驳他，我就不感到压。他说不是这样就是右倾。往往把那个别的敌人、坏人，同群众组织混在一起，这个不能混淆。我们群众组织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看到你那个组织揪出一个坏人就高兴，是不是你那个就很纯洁呢？不见得，无非是一个多一点少一点嘛。一个群众组织混进一个两个坏人，在大发展的时候嘛，不奇怪。坏人主动揪出来嘛，就有功了嘛，与群众组织无关，组织仍然是革命群众组织，与他无关嘛，不要把坏人、反革命与革命群众联系起来，我看到有些大字报是不满意的，往往总是把坏人与群众组织纠缠起来。另一种看法也不对，揪出一个坏人总感到压得气透不过来，我们就是要揪坏人，我们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问题，我觉得江苏南京地区处理得不够怎么好。我建议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好地加以考虑，很好地加以解决。有人说我们受压制，揪××，批判××，我们就受压制。我说你本来身上没有疮蛮好，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与你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影响了我们共同对敌，发现任何一个阶级敌人，应该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敌人，我们有共同责任，不管他隐藏在那里，隐藏得多深，都要挖出来，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应该要狠，应该共同的揪出来，揪出来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胜利，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在南工没有听到这个事，社会上有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抓了一个人，一个阶级敌人啊，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干什么？另一个说：“这个坏人与那个组织有关”，这与组织有什么关系？阶级敌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嘛。我希望每一个群众组织立新功，把自己组织的坏人先揪出来，不要互相揪，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混进这个组织一个坏人，这个组织不要掩掩盖盖的，生了一个脓胞，把它割掉嘛，割掉就好了嘛，就不会作怪，是一个胜利，一个功绩，我们学习上海的风格，互相提供材料，互相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打击敌人就不狠，就不能共同对敌，你们南工，基础是原来国民党的伪中央大学（众：对），你们看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啦？（众：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把潜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在这场斗争中立新功。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动脑子，调查研究，不要不从调查研究而从估计，从猜想搞，我们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过去历史隐瞒没有交待的，号召他们主动交待，那些顽固堡垒还是要去攻的嘛！既要交代政策，又要去攻，既要在社会上对江、陈、包、李、王、高、杜批判，又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阶级斗争中不要你保我打，我保你打，一定要共同审查。阶级敌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过去跟我讲了多少甜言蜜语的好话，一定要打倒他，一定要按无产阶级党性办事。如果不下决心把坏人揪出来，明明知道是个坏人不揪，那就是个立场问题，当然走资派、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要揪，干部不能站在那一边我就揪，要看他站在那一边，干了些什么事，有了错误检讨嘛！过去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问题揭出来看错误性质再定，不能站到哪一派就揪，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得很厉害，影响着我们的阶级斗争，影响着我们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管他站在那一边，只要不是走资派、叛徒、特务，有错误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嘛。同志们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有错误检讨了改了就好了，一是不要去保，一个要客观，一定要客观地看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影响到我们许多问题不好解决。当前南京这个现象要注意，有些干部解放不出来，也在这里。有错误的应该解放的干部也解放不出来。没有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真正应该打倒的也打得不狠，因为我们的力量就是不集中嘛。我们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怎样团结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啊？学了就要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在斗争阶级敌人的时候也要讲政策，不要随便打人，不要随便抄家，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抄家要报，东西也要交上来。林副主席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同志们，政策很重要，是毛主席讲的，是党的生命。当前要持久地不间断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排除一切干扰。这是一个当前阶级斗争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众发动得很广，群众情绪很高，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有些是隐藏了几十年的，也挖出来了。主流是很好的。
当然，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要指手划脚地指责群众，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要积极领导群众，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也要善于引导群众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才能纠正。这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
什么叫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清理那些人？依靠那些人去清理，用什么方法去清理？达到什么目的？这都是重大问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
首先，要把总的概念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谁？重点是那些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夺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权。现在，正在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深搞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组织上讲，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招降纳叛，组成了一个黑班底，就是钻进我们党内隐藏下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很艰巨、很严肃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贯串运动始终的大方向。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和前段运动脱节，要紧紧地围绕这个大方向去进行。就是说，重点还是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很多事实证明：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很多他本身往往就是叛徒、特务；有的即使本身不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但已成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不是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是挖暗藏的，就是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整人家的，而他们自己则被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有些家伙隐藏得很深。有的隐藏了几十年。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是挖不出来的。这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因为过去他们是掌握领导权的，现在虽然被夺了权，但是如果不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领导权还会被他们篡夺了去，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总是少数，但是相当危险。清理阶段队伍的重点，就要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大方向就掌握准了。
清理阶级队伍，把重点指向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和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解放干部、整党建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些干部执行了资反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同志，这个敌我界限划开后，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就可以解放出来；如果是属于混进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从组织上清理出去。
清理阶级队伍，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大揭露，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有这样，才能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也才能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给合起来，而不至于形成单纯地为了揪几个人，脱离了革命的大批判这个大方向去孤立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要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律不要派工作组、工作队，已经派了的，要马上收回来，以免包办代替，压抑群众积极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那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的问题。
要注意调查研究，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但一定要有材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光信口供，会造成麻烦，以后很被动。“要严防反革命分子暗害好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打人、游街和变相体罚。武斗并不能解决问题。敌人是害怕的是揭露事实。要教育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制服敌人。
要给出路，对于挖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应注意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挖出来的敌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真诚悔改，就宽大处理（当然不是宽大无边），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重点是清理党内的、上边的、暗藏的，那么，社会上的、公开的要不要搞？也要搞，但这和我们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是一回事。我们和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不属于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对于社会上的，着重是搞现行反革命集团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要狠狠地打击，毫不留情。对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般的是否还是用过去通常用的办法（例如过去农村沿用的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们训一次话，等等），其中突出地表现不老实、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要批判，但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隐藏的、混进党内的敌人，特别是领导层的。这是主要危险。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公开的，也有危险，但不很大，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敢于搞破坏活动，往往是在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后台和代理人。所以，重点还是要解决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如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连社会上的也一起普遍的搞，是否面就宽了。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我们一说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的就不管他过去是否交待了，一看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就揪斗；一查档案出身成份有点问题，不问现实表现如何就揪斗，这是唯成份论，和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结合不起来。如果再搞上这么一段，不加以总结，可能出现更大的偏差。
革命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总是极少数。那个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要由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别的组织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
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的清理的对象、要求和做法对头的话，那么，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去做，以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区分是否右倾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敢，就是右倾保守。没个界线要划清。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就在这4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
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
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
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
第一种情况；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比如在浦东最近就传出了在35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出来说，45岁以上都要审查，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
第二种情况；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一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队，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但要把这些走资派，把这些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揪出来，而且要把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摧毁掉，现在我们应该打响的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就是起到了把这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进行复辟的社会基础彻底地摧毁这样一个革命的伟大作用，对于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这样一场对敌斗争，不但是从组织上把这些社会基础摧毁掉，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所以当前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起来，怎样把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工作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挖肃斗争中间，揪出了挖出了各种不少的坏人。现在揪出了二百人。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
我们文艺界搞得并不比别的地方晚，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我们就搞。但由于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敌人顽抗，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右倾，再加上领导不力，所以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拖了时期。如果搞的好一些，迅速一些，成绩比现在可能更大些。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锡联说：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区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更深入地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不准随意抓人。凡属必须依法拘留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除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按规定权限执行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私自抓人。
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中，要把武斗的指挥者和幕后挑动者同受蒙蔽参与武斗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要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流氓犯罪、赌头赌棍同一般犯有偷摸行为、另星私贩行为、一般生活作风、偶而参与赌博的行为区别开来。
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当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对群众专政指挥部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并派人具体指导。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并积极协助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执行专政任务。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成为执行、捍卫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因此，参加群众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大公无私。
群众专政机构，只能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旗(县)以上的城镇建立。两派对立严重的地方暂缓建立，已建立的要进行整顿，待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再组织统一的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各基层单位不再设立“群专”分部或小组。公社以下一律不建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过去建立的，立即撤销。农村牧区应坚决依靠广大贫农(贫牧)下中农(下中牧)，团结中农和农村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地挖出来，对地、富、反、坏、右就地进行监督管制，劳动改造。
群众专政指挥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支一派，压一派，不准一派对另一派专政，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报私仇，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对于应该实行群众专政的人，除有现行破坏活动，必须依法惩办外，都应交给群众批斗，就地监督改造，一般不要集中看管。
五、关于“群专”，隔离反省的批准权限要从严掌握。今后凡需实行“群专”的对象，应由本单位革命群众讨论，经当地群专指挥部审查，报请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必须实行隔离反省的干部，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后执行。过去未经批准而实行隔离反省的，由群专指挥部审查处理。
六、严格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斗，同时也要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分化瓦解。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私自抓人、私设拘留所、私制刑具；严禁武斗和变相武斗；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坚决反对逼、供、信。在批斗审讯犯人时要允许本人申辩。
对于违犯“六六”通令的肇事者和背后操纵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及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有权追究，查明情况，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组织里的环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的教导，严禁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揪人、抓人及查、抄。如果发现对方组织里有坏人，要将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要相信那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会把坏人揪出来。
八、对儿童犯罪的处理，要坚持正面教育。对幕后操纵、唆使儿童犯罪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进行批斗，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家长和教师都有责任把儿童教育成无限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后代。
九、凡需采用抄家手段获取罪证的，应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批准，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查抄。查抄时主要是查抄犯罪证据和政治性的反动物品，证件、枪支、弹药、凶器、毒品和赃款赃物。对生活用品，衣、物不准查抄和毁坏。查抄的物品，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一律上交银行、财政部门和军事单位。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挪用，违者从严处理。以往抄查扣留的财物，应立即补报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
十、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的模范，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执行任务。随时警惕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如有发现，定予严厉打击。
以上各条，希望向广大群众认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关于查阅中央档案馆档案材料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重新批准）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在谈到陕西问题，毛泽东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
二、一九六八年十月开始强调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
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第三阶段：一九六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底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错误。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九大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上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１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及时解放犯错误而有了觉悟的好人。最近他们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提高觉悟，获得解放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岗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简短结论
第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一小撮隐藏在内部的坏人，自己跳出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第二，这项工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的。
第三，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左”的倾向，工作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抓住群众的历史问题或某些错误行为打击革命造反派。这就是一种右的倾向。
第五，还有一些造反派的头头一见到从本派中揪出了坏人，就认为是打击了造反派。
2009年5月25日初稿
2011年12月27日修改
2013年10月1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