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一）
中央有关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布置
一九六九年六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毛主席对北京市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在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话，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
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0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160到170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1967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一九七0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一九七0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命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
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都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都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讲话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
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康生同志讲话：
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
江青同志讲话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第二阶段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中册
一九七0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
“……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一九七0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第三阶段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一九七0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
“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02.08；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007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200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20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0”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2.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他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是“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组织方面的情况。
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
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
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也好，没有组织的也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阴谋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
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
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
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007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他，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时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二是抓重大案件；三是抓阴谋；四是抓重点。
（二）搞好几个区分：第一，区分是非。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第三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第四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
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1.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
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
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徐凯的十八条。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
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呼，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後，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陈伟在燃料化学部谈清查“五·一六”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衔。“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20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0”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