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洲：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症结研究 [复制链接]

——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这个题目换句话说，也就是研究探讨当今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左派群众都认为是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发展，一般是会产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尤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更残酷。但我要指出的是：当今中国极其严重极其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当今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是由于中国又走上了买办化殖民地道路，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勾结我国官僚买办阶级及其社会基础——贪腐黑恶势力，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造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严重的生存危机。

正如我在《走出买办化歧途》一文中所说，中国真正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进行的改革开放只存在了15年（1978——1993）就变质了，从1993年6月至今，不过是以“改革开放”为招牌走了整整20年的买办化殖民地道路，当今中国的一切灾难皆源于此，这条路无疑是通向国家民族彻底衰亡毁灭的死路。

“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是个伪命题。不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改革只有15年，93年就死了。

这前15年和后20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而非一个性质相同的35年。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后一个20年之所以走上买办化道路，其一切必要条件均萌生孕育于前一个15年，这也是中国仅15年（任其腐败）的改革开放最沉痛的教训。

改革开放的15年

中国真正自己主导的改革开放只有15年，1978—1993年。这期间的改革开放虽有很多错误，如：（1）牺牲国家安全和产业战略，下马了大量尖端武器和战略工业项目，造成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2）合资政策不对头造成一定规模的财富外流。（3）教育、科技投入也严重不足。（4）尤其是未能建立起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法纪环境，因此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并迅速蔓延发展，并开始出现了侵吞国家民族利益胳膊肘外拐的官僚买办。

尽管有这些严重错误，这15年仍基本属于中国自己主导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城乡差别也明显缩小，国企、民企及乡镇企业都有发展，效益普遍提升，亏损企业不足10％。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显著，年均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坏帐最多也就2％左右。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从未发生过大批工人下岗的事。教育和医疗也未成为群众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不合理的商品比价逐渐得以纠正，市场价格机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调节效率很快就要显现出来。

但是腐败也在迅速发展，且愈演愈烈，乃至商品经济的调节效率还未充分显示，其法纪基础已经瓦解，变成受外国势力控制的经济，改革就此夭折。

中国再次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并非始自1978年改革开放，但产生官僚买办阶级及其两个不可分割的原因——腐败 + 对外开放，却正发生发展于此时。

一切商品经济都必须以严肃的法制环境为前提，商品经济无非挣钱而已，不光是为社会提供商品服务有益于社会可以挣钱；歪门邪道、坑蒙拐骗也可以挣钱。

法律必须将那些靠损害社会利益挣钱的路都堵上，比如造假币、盗窃、贪污、贿赂、卖国、抢劫、诈骗……等等，使人们只能在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使用价值的同时通过等价交换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商品经济才是有益的，健康的。法纪废弛的市场经济终将是一场灾难。

中国法制缺失的经济改革，以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这就是中国15年（1978——1993）为发展经济进行的改革开放最终导致买办化殖民地道路的必然原因。

这个时期，美、日等外国势力还只是在暗中渗透，收买官员学者。他们还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据说美国人对他们向中国的成功渗透一直是很满意的，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改革开放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以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若仅有腐败而无对外开放，则腐败仅限于内部，不会有官僚买办和殖民地道路，如对外开放中能抑制腐败，则也不会有官僚买办阶级及殖民地道路。腐败+对外开放，则必产生官僚买办阶级，必走买办化的殖民地道路。）

这种腐败不仅是因为没有民意监督，（文革失败，78年邓主政后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变党天下为家天下，先是剥夺四大自由、结社权，6.4后又禁止游行、集会。于是，国家民意监督制约功能彻底缺失。）而且为政者也没有坚决反腐的诚意。如果有这个诚意，即使没有民意监督，腐败也不至于发展得这么迅速。

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监督机构都因隶属于同级党委而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监察、审计、纪委等）与其说是在“反腐”“监督”，其实更多的是在帮顶头上司遮丑抹白。甚至在89年因腐败引起大规模政治动荡后仍未能重视建立有效的反腐监督机制。久而久之，不受权力体系庇护的犯罪可被查处，而受权力体系庇护的腐败则日趋发展，于是形成体制内有组织的犯罪及政权日益黑社会化。

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和法制基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致命的缺陷。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官僚买办集团。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

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又如何“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呢？显然，惟我内部买办势力相助才有此可能。

而在早已彻底打倒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再培植起新的买办势力，则必然要进行长期持之以恒无孔不入的渗透。而我们的腐败则为这些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

中国之所以再次走上买办化殖民地道路，也是美国、日本等成功渗透的结果。

美、日等西方国家对我成功的渗透
美、日等国对我进行渗透的优势

1．美、日等西方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金钱收买我大批官员、学者。（此最简单常见的渗透瓦解手段古来便有，也是日本及西方列强近代之所以能长期欺辱侵略中国之看家本领。然而自9.11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已能完全掌控我官员亲属海外存款情况，因此操控我高官为其服务已不再需要花钱贿赂。）

2．西方国家是先进、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足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对其羡慕而产生盲目崇拜。因此，其思想、文化、学术（包括经济学及其它社会学）足以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发展方向。西方掌握着精神文化的话语权。

3．西方国家有较完善的法制基础和监督机制。彼之优点也正是我之弱点，因此其对我渗透易而被我渗透难。我与之开放程度越高，人员交流越广泛越频繁，其对我渗透就越深越广，而我则很难利用此开放时机向对方渗透。

我容易被渗透的弱点

1．腐败！此最大弱点因我长期未予足够重视而愈加致命。其恶性发展前景遂呈必然性。

2．缺乏有效监督的集权体制。一旦境外敌对势力渗透进我高层，掌控部分权力，就可利用我无监督集权制的特点，在我内部顺利滋生繁衍，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向高层和要害部门渗透，从内部利用我之行政资源对我反控制。而我内部即使有人察觉其阴谋，只要没有更强大得多的政治力量支持也对其无可奈何。

3．我社会科学理论领域长期为政治宣传工作服务，缺乏认真、独立的学术研究气氛和探索精神，直至现在也仍未能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改革开放后为减少来自理论宣传界的阻力而简单采取避免争论的策略，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因已过时而出现理论真空。结果改革开放完全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盲人瞎马，对发展方向、策略、步骤等重大问题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极易被人以似是而非的理论引入陷阱和歧途。（如93年6月以后的宏观政策等等。）

4．我民族文化出现断代。由于我传统文化已从学校教科书中消失半个多世纪，如此巨大的文化“代沟”随着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老一代人故去，已基本形成当代中国人与其文化传统的隔绝。正因如此，随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衰落，西方腐朽没落文化全面大举渗透入侵如入无人之境，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终于死灰复燃，在当代官僚买办登上政治舞台后再度扩散溃烂。

旧中国虽有买办殖民地文化严重泛滥及西方腐朽文化入侵，但支撑我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依然深厚，并产生着重要影响。受其滋养哺育，我国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生）中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人民更是深受几千年传统道德教化及爱国民本思想熏陶，并尊崇忠孝诚信仁义等风尚。只有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国，才会产生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伟人，置个人生死得失于不顾而奋斗毕生。也唯有道德高尚的中国人民，才能进行如史诗般可歌可泣的百年斗争，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剥削压迫而极度贫穷落后衰微破败的中国最终能打败一切强敌再次站起。传统文化内在的优秀，也是近代中国得以阻滞西方腐朽文化大规模入侵的主要原因。而今天这种状况已彻底改变，民族文化衰落了，民族魂魄正在消散。

如：过去的海归多为真诚的爱国者，因有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凝聚其民族魂魄，不论离祖国多远，其赤子之心也难以改变。而现在的海归因先天脱离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民族魂渐失，爱国心淡漠，虽仍有佼佼者，但堕落为汉奸者也为数不少。

5．我们的对外开放对来自外部必然的渗透一直缺乏防范，掉以轻心。原公安部门兼有对内维护治安和对外防范颠覆渗透的双重职能，而自对外开放后公安部门与安全部门分家，安全部门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维护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基本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缺乏基层细胞的安全部门这个层面上。更有甚者，改革开放伊始，安全部门就从外交机构撤出。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如日本、美国等）在“友好”交往掩饰下的全方位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显然，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在对外开放之初就极为欠缺。这里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但也不排除有利益方面的交换。

买办汉奸势力必然渗透我高层

现在看来，境外对手已完全将其优势与我之弱点都予以了最充分的利用，渗透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的腐败及对外缺乏防范成就了美、日等国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程度。随着外部的渗透日趋向我要害部门和高层扩展，强大的外部势力就可根据我集权体制的特点在我内部繁衍并逐渐控制利用我行政资源和舆论阵地。尽量向我高层渗透，是其主要渗透目标。

此持之以恒规模巨大的全面渗透不仅有效而且基础扎实，随着对外开放日益发展扩大，我体制内官僚买办队伍迅速发展逐渐形成新的阶级，他们掌握着许多行政资源，我大量思想学术研究机构也普遍接受境外资助，被洗脑而盲目亲西方者更是普遍现象。众多媒体、官员、学者、国企管理层等内部人员及其亲属与境外机构存在或明或暗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也是他们攥在外人手中受其操控的把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有其庞大的社会基础。

如此扎实而有效的大规模渗透，且又充分利用了我迅猛发展的腐败，官僚买办汉奸势力渗透进我高层只是迟早之事，是必然趋势，而何时？具体由谁先渗透进高层为外国谋利益才是偶然性。

1993年6月邓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立刻以“宏观调控”为名动手紧缩货币，并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中国的经济及国家发展道路于是出现重大逆转。

（93年6月以前邓未病时，这位最高经济权威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91年清理三角债，从债务拖欠的源头注入三百多亿资金，短期内就清理了一千多亿债务，救活了不少企业，整肃了流通秩序，有效地缩小了货币供应缺口，制止了流通速度的进一步下降，改善了宏观经济环境。这说明他还是懂宏观经济管理的。他的威信也因此如日中天。92年他曾访美，此后美国人也一直说他好话，他的国际威信也迅速暴增。）

20年的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中国在1949年革命胜利彻底清除官僚买办阶级后，又再次走上买办殖民地化发展道路，始于1993年6月紧缩货币的宏观调控。这个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美国等国际资本勾结我买办权奸破坏我国经济，制造经济波动，公然对我下手“剪羊毛”，（待我经济惨遭破坏，失业严重，工资及整个经济状况低迷之时，即可顺势将原本以满足内需为主独立自主的中国经济，纳入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殖民地依附型经济体系，并以最低廉的成本完成对我国经济命脉和产业的控制。）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中国自主经济改革的结束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开始。从那时起，官僚买办阶级重登政治舞台，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势力）已能“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此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为美国及国际资本利益服务。实际上是成了气候的官僚买办阶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走了整整20年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惯用各种手段制造经济波动对世界各国“剪羊毛”，进行剥削掠夺，并控制各国经济命脉。对东南亚各国，是美国金融资本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进行金融冲击，造成东南亚严重的经济灾难，并殃及日本、韩国。对俄罗斯，则是支持鼓励其灾难性的私有化改革及因此而造成的资本外逃，造成俄罗斯惨痛的经济灾难，从超级大国降为三流强国。对拉美各国，则是通过美国金融资本对这些国家金融的垄断操控，紧缩货币制造经济波动“剪羊毛”。对中国，则是通过勾结买办内奸，由中国人自己实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制造经济波动被“剪羊毛”。（可见其对中国渗透的成功。）

1993年6月，最高经济权威开始以清理银行贷款的名义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但却立即导致了三角债和银行呆账更迅猛的增长，宏观调控完全事与“愿”违，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不仅如此，通货膨胀的速度也立刻加快一倍，于是进入94年后，紧缩货币政策便以控制通胀为名而更加严厉。

许多人（包括众多精英和经济金融大员）至今仍在相信并鼓吹紧缩货币是对付通货膨胀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其实这不过是美国人存心让我们相信，而他们自己却早已抛弃的谬论，是与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在经济理论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的不争论政策，造成自己经济思想的迷失，也因此必然产生对“先进的”美国经济学说的迷信盲从。此弱点无疑已被美国人充分利用，误导我们“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自己经济思想的社会经济体系，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躯壳，可以怎样任人愚弄和摆布。）

紧缩货币的理由“清理银行贷款” “控制通货膨胀”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紧缩货币必引起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若紧缩有效，流通中就会立即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即负的乘数作用），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的变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即货币供应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债务拖欠和银行坏账必迅猛增长。（如此清理银行贷款，岂非南辕北辙？）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厂商经营成本则不断上升。

货币流通制约着商品流通。流通（周转）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销量和产量就越小，则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借款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等）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反之，则相反。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周转快慢会使商品单位成本有很大差异。

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导致成本不断上升，需求却因货币紧缩而不断下降，企业利润空间受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企业利润在商品价格中平均不足10％，但它却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的影响有十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正反皆如此。）

正因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会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同时存在。

另外，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自93年6月紧缩货币后，通货膨胀速度显著加快，年通胀率93年底已达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和严重的失业。

因此，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但直到今天，央行及经济金融领域的精英大员们仍在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问题上继续念着抑制总需求这套歪经。）

（关于货币供应及宏观经济理论问题，详见我的著作《价值论》第三章第七节《货币与商品流通中的问题》）

就在93年货币紧缩封杀了企业利润空间，企业普遍陷于生存困境时，94年紧接着又实行了企业增值税改革，此举如雪上加霜，社会利润空间又被进一步封杀（企业税负增加额直接就是利润减少额），宏观环境进一步恶化。因为企业利润对销售收入（商品供给）有十几倍的杠杆调节作用，因税负增加而减少的企业利润会带来是减少的利润十几倍的商品供给的减少，及与此相应的就业、税收、货币发行需求（或通货膨胀吸收额）的减少，因此这又是一个既严重助长通胀，也严重助长失业，并加速企业倒闭及经济恶化的重大破坏性政策。其实质就是将十几倍杠杆作用的市场效率反过来用，变成十几倍杠杆的破坏作用（负的十几倍效率）。

在共济会100多年前的《锡安隐修会长老议定书》中赫然写到“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可见，以增加税收和紧缩货币破坏某国经济并非新鲜事物，早就是当今国际资本的鼻祖惯用的伎俩。[注1]

企业增值税改革保住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却把宏观调控（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经济损失全部转嫁给地方。各地方当局又通过增加各种税费负担将经济损失层层下转，直至转嫁给离权力中心最远的农村、农民……。

总之，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方向，自那时起近十年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被刚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御用学者们因此为结束短缺经济而欢呼）。全国有一大半企业倒闭（国企、私企、集体企业都一样），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扩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却异口同声地将此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在美国甚至还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之说。此“中国经济神话”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进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国威胁论”。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就在于最高经济权威93年6月在动手紧缩货币的同时，还开了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必须与中央宏观调控保持高度一致”为名控制了几乎所有传媒，进行完全一面倒的宣传，并且得到了美、日、英等西方主流媒体的密切配合（这对以洋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中国学术界，无疑是最重要的舆论导向）。最高经济权威之所以能强制推行灾难性宏观调控近10年之久，其奥妙正在于此。（充分利用了我国无监督官僚体制的弱点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愚昧无知。）

灾难性的宏观调控能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原因，就在于最高经济权威作为上海帮的主要成员一直将巨额资金不断投入上海，不但产生上海鹤立鸡群的畸形繁荣，而且大量资金向江浙一带辐射，形成其经济神话。也因此取得上海帮及其首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政治支持。

93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凡不赞成宏观调控紧缩货币高税率的刊物、文章、及作者、编辑、总编，都遭严肃处理。（据悉最高经济权威每天花大量时间亲自处理这些具体事。）

如此史无前例消灭不同意见，说明最高经济权威完全清楚他这样极端的经济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才要先控制舆论。

虽然如林肯所说，“你不可能永远蒙蔽所有的人。”但当今世界几个大国的主流媒体串通一气指鹿为马，在较长时期中蒙蔽大部分人还是办得到的。

（后来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觉得其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较快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数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 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 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持续紧缩货币后经济极度萧条，失业和贫困最为严重，物价、工资最低的时候，美国人来了，沃尔玛等大量美国公司纷纷利用中国经济的低迷与许多中国企业签订了最为廉价的供货合同，仅仅使中国企业能以最低成本维持再生产，利润几乎没有。中国经济就这样由原依赖国内市场转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最廉价商品供应国。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满足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并且还要挤干泡沫（以为外国贡献最大的经济价值），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其实所谓“一脚刹车踩下去它就起不来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刹车的脚稍微抬一抬（将货币政策或企业税率松一松），中国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之所以长期实行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政策，甚至在长期严重的通货紧缩时期却悖理地仍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其真实意图无非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及外资控制中国民族产业的成本都尽可能压缩到最低程度，为国际资本“剪羊毛”实现最大的利润。

不仅如此，出口商品换来的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还要再拿回美国去买美政府国债，以支撑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敌意和分裂意图已经表面化，有人从国家安全角度对此外汇使用政策提出异议，但那位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却以美国债的高利率收益为由批驳这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见。

中国经济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的由内需型向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这种转变，对中、美两国各自带来了什么呢？

美国人无疑赚得金玉满堂，处处皆获巨利而无任何损失。不仅美国公司获前所未有之巨大利润，而且正如美国和西方舆论普遍指出的那样：大量极廉价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政府过量发行美元毫无通货膨胀之忧，因此是中国人在对美国的全球扩张（包括对外战争）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为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买美政府债券，不仅再次支持了美国财政，而且抵消了美元通过交换他国商品而掠取了世界财富后便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贬值因素和趋势，支撑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还有就是中国（通过宏观政策）破坏了自己的经济，为美国等国际资本廉价控制中国民族产业创造了其梦寐以求的历史机会。

所以，总的说来，美国从中国的“宏观调控”中获得了五重巨大利益。1.公司利润。 2.对美国财政商品形式的支持。 3.中国美元对美财政货币形式的再次支持。 4.抵消了美元购买他国商品而产生的贬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2]。5.获得了以最低成本全面控制中国经济的“天赐”良机。

而中国得到了什么呢？

1.超过四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真正银行坏帐的2倍）。

2.大半国内企业破产倒闭。

3.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失业及数亿农民重陷贫困。

4.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空前严重，坏帐约3万亿元，坏帐率30％。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

5.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那位最高经济权威通过高增值税率将其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了地方，各地方则也通过加重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这些损失统统落到最无权势的农民身上，使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我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空前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教育和医疗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另一方面，巨大经济损失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转嫁，大大加剧中央和各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

6.中国企业因社会利润空间消失殆尽而只能拼命压低成本，为生存而挣扎，因此统统是短期行为，过一天算一天。不仅根本无力自主研发，技术上永远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环境污染却越演越烈，经济秩序空前混乱。

7.中国民族企业（包括国企）的凋敝为美国等国际资本趁机廉价兼并控制创造了条件。（对我国有银行及骨干国企的廉价参股控股等。）

显然，经过90年代中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中美商贸关系，美方尽占一切利益而无一小害；相反，中国得到的则是成本、代价、风险、失业、穷困、负担、屈辱、停滞落后、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离心离德，总之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中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无所得，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的儿子就成了美国最大金融财团在华总代理，兼境内最大合资国际投行总裁（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垄断着大型国企境外上市。并且因其父买办党羽控制着金融和经济的所有要害部门而至今仍被拥戴为事实上的金融皇帝，最高经济权威则也因此实现了其后代继续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图大志。（中国则因此金融买办集团毒瘤而成为竭其所有向美国输血的中美国。）

官僚买办阶级重登政治舞台

因我内部腐败不受限制的恶性发展及境外势力的有效渗透（尤其对我高层），买办内奸队伍迅速扩大。（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定一位前苏联高官平均要花200万美元，而现在搞定一名中国高官则可一文不花，只需将其亲属子女等在境外的存款金额提示一下就足以迫其就范。）众多官僚买办朋比勾结，形成当代根植于腐败深厚沃土的真正官僚买办阶级——我体制内的内奸毒瘤。不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如此，依附于这个阶级的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许多人，也成为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由于与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已是当今我国势力最大也最危险的特殊利益集团。强大的买办势力在中国销声匿迹四十多年后，终于又在其外国老板的支持操控下趾高气扬重回政治舞台。

随着官僚买办阶级的再次形成及买办化道路的迅速发展，与这条道路难舍难分并互相强化的慈禧现象和李鸿章现象又再度显现、此二现象乃晚清时西方列强、国际资本专为统治中国而精心设计的特殊政治模式。

慈禧现象的实质是在中国尚未分裂时保持其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状态，以确保我无集权以肃贪的腐败体制，使每个贪官污吏头上都有一把保护伞（托庇于权贵）。只要中国永远保持腐败，就永远无法清除腐败的买办势力而摆脱殖民地化道路，外国列强就可永远勾结官僚买办阶级剥削压榨中国人民。而“垂帘听政”则是确保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政治格局的有效模式。为保其无名分之实际大位而结私党，其羽翼必为谄媚营私之徒。正如唐人陆贽所言：“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慈禧现象也是导致我虽有高度集权之行政手段却不能用来有效肃贪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必形成权贵寡头挟洋自重竟相媚外，以获强国支持而助其内斗之局面；外国势力也才有机会平衡维系各方势力，以从中渔利。

而李鸿章现象的实质即秦桧专权——我当朝宰相（首要行政大权）为汉奸卖国贼所把持。

步俄罗斯后尘的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与买办殖民地经济体制的形成

1998年俄罗斯发生空前惨烈的金融危机，外资大量变现抽逃，卢布币值一落千丈。恶性通货膨胀引起剧烈的挤兑风潮，银行普遍倒闭，金融彻底崩溃，进而形成全面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实力损失大半，俄罗斯因此而沦为三流国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俄罗斯1998年的金融及经济灾难是其长期对外大量流失财富，使巨大的财富黑洞累积超过社会承受能力而引发的质变。而其财富大量外流的根源，则是美国为其经济改革设计的 “休克疗法”―― 国企立即彻底私有化、放开外汇管制等等。结果造成俄罗斯每年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

这种外汇形式的“资本外逃”所丧失的财富，决不仅仅是流失的外汇，因为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本位币币值（与外币兑换汇率）的大幅跌落，可使外币持有者（外国人）用外币以难以想象的低价轻易买走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记得那时美元在该国巨大的购买力，如一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飞机票只卖1－2个美元，这就是由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物质财富再次流失浪潮。）

随着俄罗斯持续数年外汇财富的流失及其所引起的国内商品等物质财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卢布就再也支撑不住其币值，终于引发惨烈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由于现代社会“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必然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引发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

显然，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是美国成功运用经济战手段，避开核武时代巨大的战争风险，兵不血刃打垮一个超级大国的经典范例。

搞垮了俄罗斯后，为胜利所陶醉的美国人又接着继续鼓励中国实行私有化。于是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俄罗斯惨痛的前车之鉴，（在明知国企领导层“100％存在腐败问题，至少一半存在严重腐败问题”的情况下，） 于2000年底――2001年，不分青红皂白撤销了几乎所有国企的上级主管机构，给了国企老总们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继而又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远不如俄罗斯公平和规范的，实际上只能按国企经营者和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和意愿进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社会财富真正的“大出血”。那些腐败的国企老总们不仅盯着所在企业的国有财产，他们还充分利用没有上级机构监督的大好机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老总们勾结起来共同盗窃银行的贷款，造成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进一步增加和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出血”。待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汇成大江大河，只被人民币与美元之间不可自由兑换这条大坝暂时拦在国内的时候，管理层又推开人民币和美元可自由兑换的“改革”进程。

应该说，中国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是一个精心设计，严密组织，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目的是造成我重大经济实力损失，并为国际资本控制我国经济各行业扫清道路。此系统工程嵌套在宏观调控之中，衔接于错误的紧货币、高税率政策造成普遍的萧条和企业困境之后，然后又充分利用了这种萧条和困境――即国企越是困难就越说明其“应该改革”（冰棍理论）；以及因中央通过增值税改制将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转嫁给地方后，各地政府因财政拮据，产生消灭一切财政负担并抓住一切可卖的东西变现以弥补财政亏空的强烈动机，国企自然首当其冲。（亏损国企是财政负担，盈利国企可卖点现钱。）

接下来，借着企业的成片倒闭和普遍亏损浪潮，最高经济权威又强令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减员增效”，甚至盈利企业也必须完成下岗指标。

这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官方经济政策。‘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普遍的经济学原理，（这是因为，1.较高的就业率通常标志着生产资料较高的利用水平。2.充分就业扩展了国内市场。3.人不仅是生产要素，还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业率低将加重政府救济负担。）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率。至于企业是否解雇工人，那是企业为盈利的目的而采取的微观行为，而不应是官方的经济政策。如果是为了国企能有更高的效率而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给企业人事制度的自主权也就完全足够了。企业是裁人还是雇人，裁多少人雇多少人，那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而把增加“失业率”（下岗指标）当作强制实行的官方政策，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强制实行的下岗指标给了经理们按自己的意愿随意解雇职工的权力，清除了企业内部对管理层仅存的一些监督作用，为国企领导的“近亲繁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使国企在实际上已然是老总们的家天下。随后的政策也越发向腐败的企业领导倾斜，在压低广大职工工资的同时，却毫无道理地大倍数增加那些本应受到追究的腐败的国企领导人的工资，甚至亏损企业也要再向银行贷款以填满经理们豪华的“金饭碗”，使国企内部越发离心离德，举步维艰，于是更凸显出“产权改革”和“下岗分流”的必要。与此相配合，精英们“冰棍理论”“二八理论”等私有化产权“改革”鼓噪也甚嚣尘上。于是各地方政府纷纷为解决其财政困境（也为官员个人能捞一把）而迅速行动。一时间国企私有化如“大势所趋”迅猛发展。短短几年，几乎全部中、小国企和许多地方大中型骨干国企都被相互勾结的各地贪官和腐败的经理们仅以象征性的代价收入私囊。还有一些大型骨干国企（通过我内部买办势力）溅卖给了外国人，许多行业因此而被外国资本控制。

中国疾风暴雨式的国企私有化改革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呢？精英们至今无人敢面对此问题做一严肃认真且有说服力的回答。“改革不容诋毁”之神圣光环遮盖不住其惨痛凶险之阴暗事实。

那些经营无能却长于监守自盗的老总们持了大股后，就与其俄罗斯同行一样，首先要做的是把企业的资产全部变成自己永久的合法财产。

他们一方面解雇大部分职工，用自己的亲信形成中间管理层，然后通过雇用农民工，尽量压低工资，不顾职工的安全环境进行掠夺性的生产。（采矿业没完没了的矿井爆炸塌方，每年6000矿工死亡，百万吨煤死亡率高于美国100多倍，高于俄罗斯11倍，高于印度15倍，国家矿产资源及生态环境均遭严重破坏。化工行业因设备缺乏维修频频发生重大恶性爆炸污染事故，其它行业也频繁发生大量工人中毒、伤亡等恶性事故，这些鲜血淋漓且没完没了的恶性事件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复杂交易和产权重组将企业资产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帐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帐户上。因此，在国有企业日益被掏空的情况下，银行私人存款远远超过经济增速的迅猛膨胀，以及大量中国财富源源不断流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随着国企不断破产，那些被原国企老总们持了大股的“改制”民营企业，在现有的生产力被野蛮掠夺殆尽和资产移空后，也会不断死去。这是对中国人民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创造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毁灭性打击，是原本还能正常运转的创造具体财富（能吸收通货膨胀）的社会造血细胞的真正消亡，这其中既有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血汗，也有数亿农民兄弟忍受不等价的剪刀差交换的巨大苦难所贡献的“原始积累”。这些得来不易的巨大社会财富除毁掉的部分，现都已或正在变成那些“胜利大逃亡”到国外的新富们满钵的“金银”。

美国对中国国企私有化运动始终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甚至还受到小布什的当面称赞。转移境外的上万亿美元非法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美国高收益率的资本市场所吸引而流入美国，极大地支撑了美元岌岌可危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正是幕后操控我国企大规模私有化的那只 “看得见的手”。这样，美国通过我内部买办势力，在误导我实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了我第一个四万亿元的财富黑洞后，又操控我实行灾难性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成功地制造了我第二个更大规模的外汇财富黑洞，造成我岌岌可危的巨大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通过支持诱导中国无法无天的腐败私有化改制，将我门类齐全完整统一的经济体系，分裂瓦解为各行业内缺乏对外竞争力的一个个腐败私企，国际资本就轻松取得了对我国绝大多数行业的支配控制地位。而此时最高经济权威掌管金融及整个经济工作已多年，培植、安插了众多买办汉奸党羽，已完成了奸伪势力对中国经济最核心的关键部门——银行金融业，及经济决策部门的全面控制。中国买办殖民地化经济体制终于在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操控下迅速形成。至此，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即经济自主权已不复存在。

中国人民再次堕入买办化殖民地道路的苦难深渊

有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恶性发展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所致。此论谬矣！不错，经济发展是会产生两级分化。但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过分发展的贫富差距则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即买办内奸勾结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等为剥夺社会公众形成财富外流而采取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及种种直接的卖国和破坏行为，彻底封杀了我国社会利润空间并导致难以弥补的巨大经济损失的结果。（巨大的经济损失谈何效率？） 社会利润空间的消失意味着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 于是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只能靠短期行为苟延残喘，既无力搞科研开发提高生产率，也难以靠扩大生产和流通规模降低成本，于是只有压缩剥削最无权势者的利益――即靠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来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以及普遍的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破坏生态等等。

在此大环境中，所有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当 “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导致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财富外流，并彻底封杀我国社会利润空间--即我民族生存发展空间，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及人民的普遍灾难就已注定了，不同的只是厄运降临对不同的个人家庭具体时间和场合的差别。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作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被送进监狱，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或被野蛮强拆而失去房屋家园等等。此外还有全体中国人民直接面临的共同灾难：即财富源源不断大量外流导致的持续性通货膨胀，亡族灭种的转基因农、林业产业化灾难，以及生态彻底破坏的环境灾难。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阶级仇民族恨”（这个罪恶的阶级就是官僚买办阶级）。

对国民经济的蓄意直接破坏

最高经济权威利用宏观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摧残，多少还带有隐蔽性。尽管这已造成巨大灾难，但他仍嫌不够，干脆直接出面利用权力进行赤裸裸的破坏。

如三角债问题，前文说过，邓小平未病前，最高经济权威清理三角债还是颇有成效的，91年从债务拖欠的源头注入三百多亿资金，短期内就清理了一千多亿债务，搞活了不少企业。但93年6月邓病重不能理事后，最高经济权威在东北的三角债清理就变质为抽光企业资金使其破产的杀手锏。

在紧缩已导致全国资金极度紧缺的形势下，最高经济权威仍要刻意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和待遇差别。他一方面确保对上海资金的充分供应，而对东北，却不仅以一般性的宏观政策紧缩其资金，而且还亲自跑到东北一个个大型国企，以清理三角债为名逼其还清债务（嫌其死得慢）。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般都债权大于债务，但债权不能流通，因而其资金周转都已极度困难，如其还清债务而债权无法变现收回资金，这些断了资金供应链的企业只有立即停产乃至破产，但提出此问题的国企经理立即被最高经济权威免了职。于是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个接一个在还清债务后，相继抱着一大堆无用的债权停产、破产。东北这个我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就这么被摧毁了。大批勤劳、智慧的东北熟练产业技工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国家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因而失去了工作。那些年东北人民有着怎样的心酸和苦难，有多少家庭是靠其成员为盗为娼抚养子女的，后人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定将对此有催人泪下的描述。

东北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与我国买办汉奸相勾结的“杰作”。其中既有摧毁我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的意图，也隐含着美、日等国妄图将我东北分裂出去的阴谋。（网络汉奸们大肆鼓吹“中国人管不好东北，东北只有交给日本人治理才有希望”则印证了这一点。）

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卖国罪行

最高经济权威对国民经济的蓄意破坏，不仅限于国内政策和行政手段，还包括公然卖国，直接对外输送利益。

如不顾外汇储备最基本的安全性要求，将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置国家最重要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抗美援朝时美国政府就曾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仅此就足以构成汉奸通敌罪！

又如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交由美国保管[注2]，更是旷古未有之卖国奇闻！

在我WTO谈判中，那位最高经济权威赴美谈判时，未经中央批准就迫不及待抢先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致使美方得寸进尺，立即又抬高了谈判价码，使我入世付出了举世罕见的高昂代价。

这个WTO条款至今仍在对中国人民保密，谁也没见过其中文版本，这个以发展贸易为旗号的条约从来就没有过商业贸易最起码的公平对等原则，其给我们中国人规定的是数不清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则多属于美、日、欧；且列强还以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噱头不承认我国的贸易对等地位，我要想与其平等，则还须花大价钱购买这个“平等”地位。西方列强想要我们什么资源，我们就必须零关税低关税贱卖（不管这会造成我资源环境多严重的破坏），否则就是违规。而我们想要的高技术产品等西方则一直对我歧视性贸易封锁。为了美国能给我准国民待遇，我就要给其超国民待遇。为了美国能给我发几个银行营业牌照，我不仅全面开放了银行业，而且还要付出许其大比例参股控股我银行的巨大代价（而美国却不许我参股其银行业）。国际贸易最起码的准则应是平等互利，而WTO却几乎全是不平等条款！自加入WTO以来，我财富外流损失已至少数万亿美元，几十万亿人民币，超过晚清因不平等条约财富损失至少百倍，WTO俨然已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是国际资本套在中华民族头上最沉重的枷锁！

不仅如此，这个WTO还是当今将导致我亡族灭种的转基因灾难之罪魁祸首。据2011年两会后农业部官员答复对我每年大规模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质疑时称，这是WTO的规定。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我们居然连保护自己人民生命健康和避免种族灭绝威胁的主权都被剥夺！

最高经济权威不仅大肆出卖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还积极出卖国家领土主权。臭名昭著丧权辱国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他2002年11月访问柬埔寨金边时主持签订的。南海及其诸岛原本毫无争议的是我固有领土，二战胜利后南沙及我南海沦陷诸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九段线为世界各国公认，几十年无人异议。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却首先在名称上把中国二字从南海中抽去，把中国南海变成了南海。这就从命名上否定了中国南海长期以来在历史上沿袭的名称，把固有性变成可变性，把有主物变成无主物。该宣言只字不提中国南海是中国固有领海这一事实，公开承认这是个有争议的区域。在我南沙群岛数百岛礁大部分被东南亚小国侵占，并堂而皇之大肆盗采我石油资源的形势下，我在该《宣言》却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承诺保持自我克制，维持现状。这等于承认有关国家对该海域岛屿的占有。该宣言的签订排除了通过武力解决中国南海问题的可能，使我自缚手足，自废武功，南海数百被占岛礁及更广阔的海疆将因此很难再回到祖国怀抱。我南海及整个周边领海领土危机自此更迅速恶化。

最高经济权威——当代买办汉奸的鼻祖，虽已退位多年，但他留下了经济管理（尤其金融）部门和其它许多领域（包括思想文化和外交领域）众多党羽门徒，构成当今官僚买办阶级的骨干；并完成了将中国独立自主经济体系向依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经济制度的转变。这个官僚买办阶级在其当代鼻祖退休后继续勾结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使中国一步步坠入买办化殖民地道路的深渊。

最高经济权威作为官僚买办阶级复辟的代表，开启了中美国由亲美汉奸主管我行政机构的先例，这个体现美国人主宰中国命运的成果却并未随他离任而改变，自他之后继任的大管家总跑不出亲美媚外者的圈子——即李鸿章现象，我行政实权操于美国之手的政治格局却因此延续了下来。由此看出官僚买办阶级复辟走殖民地化道路绝非偶然。也并非由哪个个人进退升降所能改变。

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不仅通过官僚买办势力间接操控我政治局势、经济命脉和政策，而且还直接左右我组织路线和政治、经济局势。

;如：现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竟是杜邦公司顾问（杜邦公司为平息中国舆论去年刚为其伪造补发了停职书），此人的使命就是利用我国家行政权力为杜邦公司推广转基因玉米等粮食作物。如此赤裸裸的利益捆绑清楚地表明我一些政府部门已彻底堕落为国际邪恶资本的代理人。

又如：国际大金融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代理人——高盛大中华区总裁胡祖六，居然因其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关系而跳槽到中国出任央行副行长主管外汇，将中国最大的钱袋置于美国的控制下，由美国人决定其主管。

类似李家洋、胡祖六这样有着国际资本势力背景的我政府高官还有很多，如此组织路线完全反映了彻底殖民地化的政治路线。美国等居然可对我官员人选等组织事物颐指气使，说三道四，俨然太上皇。

如：2012年薄、王事件美、英新帝国主义公然勾结我买办权奸陷害我反腐廉政大员，更是充分暴露了国际资本对中国政治局势和组织制度的控制程度！暴露了其永远确保中国腐败（从而永远难以摆脱殖民地深渊）的意图！

又如：几年前我某位将军刚说了几句对美强硬的话，美国立即对中国政府表示，这样的人不适合在我军界任要职，吓得该将军立即改口服软。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众多高官均不敢得罪美国，拿着中国俸禄维护的却是外国利益。凡卖国丧权之事，高层均鲜有人敢公开反对，如数万亿美元之美债、欧债、日债，每年数千万吨转基因粮食进口，贱卖稀土等等皆如此。它标志着：我国在经过1949年胜利的光荣的人民革命彻底清除了官僚买办阶级后不到半个世纪，又再次深深地陷入那条毫无希望的死路——买办化殖民地深渊。

要走出此苦难深渊绝非易事，中国人民上一次清除官僚买办阶级及与之勾结的帝国主义势力，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历经百年奋斗，牺牲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此番却又是征程险恶，关山重重！

在经济上，财富利权外流如大河奔腾滔滔不绝，彻底封杀了我社会利润空间，民族生存发展权实际已被永久剥夺，纵有制造业大国之称，也只是为国际资本打工的穷苦力苟延残喘而已。

在文化方面，买办汉奸及帝国主义势力全面渗透并把持了思想文化领域，殖民地文化和腐朽文化潜移默化逐渐成为主流。彻底泯灭中国人的道德自尊和民族自尊自信。

在政治上，慈禧现象和李鸿章现象可确保腐败（政出多门，互相掣肘，每个贪官都有一把保护伞）。从而保证买办汉奸势力永远坐大，我财富永远大规模外流，社会利润空间永远被封杀。买办汉奸殖民地文化和腐朽文化永远泛滥并成为主流。

现在又有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生物战争亡族灭种危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当今中国一切症结其实都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彻底清除买办内奸的政治势力，中华民族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堕入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挣扎反抗的过程。由于国际资本与官僚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因此，中国人民与官僚买办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反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当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造成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生存危机的严重时刻，民族的苦难也是人民苦难的根源，民族利益就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人民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已完全融为一体，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已完全融为一体，救国和救民现在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斗争性质与上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完全相同。

前不久，统筹各方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立，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当代帝国主义为我们精心维系的慈禧现象政治困局，使国人看到一丝希望。但当今如此严重而深刻的民族和人民生存危机，如此强大的买办汉奸和帝国主义势力，仅靠体制内的运作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没有人民运动强大力量的支持，体制内残存的健康力量必定孤掌难鸣，陷于贪腐黑恶与官僚买办汉奸势力的包围中；这些许健康力量不是如今腐败的官场政治“再生产”的人才，而是处于不断消亡中的前朝余荫余脉。（相反，大量贪官污吏买办汉奸却不断被官场选拔出来。）因此，即使有最高领导不甘沉沦意图振作，若无人民运动的有力支持，还是有可能被封闭于高墙铁幕中而难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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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何新《统治世界》卷一《共济会揭秘》

注2：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杨芳洲

                                      201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