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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商品生产 [复制链接]

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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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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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06-09 10:53 |只看楼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商品生产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人类历史发展起决定性的因素是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发展而来的。简单地说，人们不同的生产历史发展时期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当时人们的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及社会制度。

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及社会制度。反之，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依然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使财富分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做很了多限制资产阶级的措施，依然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会不断地形成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出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及观念，为复辟资本主义打下基础，最终，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产阶级颠覆，复辟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社会陷入“历史周期律”。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基于商品生产基础上，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劳动，以商品形式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是资本商品生产的基石。马克思说：“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资本论》第2卷99页）。
他又说：“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论》第2卷127页）。

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后，生产方式的改变，首先继承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同时改变资本家形式上占有生产资料（事实上已经由社会劳动者社会化占有）及劳动者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性质，宣布生产资料由社会共同占有，由商品生产变成产品生产，产品生产由劳动者自由联合起来有计划地进行，产品不经过“商品”这种方式迂回曲折地传递给每个劳动者。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一开始就构成了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劳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商品是私人的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商品一方面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私人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另一方面商品通过等价交换把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这时，商品就成为了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的中介。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的补充。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成为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主流，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把商品的生产转变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99%以上的产品都是社会化劳动的产物，然而，这种社会化的产品却依然保留着商品外壳---保留着私人劳动的残余；既保留着产品的私人占有，从而通过这种私人占有形式霸占劳动者们的社会劳动，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发展至今已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是这个矛盾的一种具体体现。而主导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及财富占有的力量---资产阶级，必然被社会化劳动的力量---无产阶级所打倒。

所以说，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搞共产主义革命，只有消灭商品生产，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占有关系，才能彻底改变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而消灭资产阶级。如果不消灭商品生产，也就无法消灭资产阶级，也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无法消灭最终消灭阶级差异。

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商品生产转变为产品生产，导师有明确的论述。
恩格斯明确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3卷323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他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3卷10页）

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革命专政时期，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消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彼此激烈斗争，共产主义因素逐步战胜消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时期。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尤其在完成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后，必须消灭商品生产，采取产品生产的方式。在社会生产力较低并且劳动者共产主义觉悟较低的地区,消费品的分配暂时保留部分资产阶级的法权，即每个劳动者按照各自不同的劳动量（扣除为社会公共开消而进行的劳动）领取与劳动量相对应的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这种保留着“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的分配方式“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消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在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区倡导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自由地联合起来，消灭商品生产，进行产品生产，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方式。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两种因素不断的斗争，促使整个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化，最终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然而由于历史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以及阶级斗争具体状况的限制。从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中国社会处于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由落后的农业国追赶到发达工业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 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经济路线受小资产阶级影响很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主导以及革命力量通过实践确立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的政治经济路线，中国社会发展就会不自觉地落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陷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苏联学到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后，这个社会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采用的生产方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这种社会实践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方式产生重大分歧。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苏联的经济路线进行实践，这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主要原因。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毛主席逝世这段历史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保留、扩大还是消灭商品生产这一问题上的路线斗争，为我们今后的共产主义运动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和途径，为今后的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一条符合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路线。

最早的党内走资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这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干革命属于风险投资，革命成功后要兑现革命红利，怎么兑现革命红利呢？就是主张保留旧的剥削制度，这些人在建国初提出的政治观点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让“共产党”鼓励扶持资本的统治，采用资本积累的方式促使广大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破产，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建国初，刘少奇在天津赤裸裸地宣布“剥削有理”就是党内走资派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宣言书。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走资派进行争锋相对斗争，提出“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路线，在短短七年时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带领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在整个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场革命行动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400多年生产关系发展的历程。恩格斯说过：“社会的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他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发生并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起着盲目的、强制和破坏的作用”，而不能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掌握，能够完全掌握并自主运用它的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无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带领中国人民，用七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历史跨越。

1957年，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为实施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落在了消灭商品生产上，并在部分发达地区应推动共产主义因素的产生，然而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盲目性，丧失了自觉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过激烈地斗争，几经反复，最终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掌握政权，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学习老大哥苏联的，事实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滑向了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照抄了已经变修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领域，党内走资派抄袭了苏联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采用官僚等级制。革命成功后，革命“功臣”要加官进爵，要名利双收。对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走资派进行反击，建国开始发起的历次群众运动都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群众运动的重点。1956年开始，毛主席发动广大群众开门整风，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泛滥，广大群众自觉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对党内的走资派进行批评，遏制了党内走资派势力的蔓延和发展，但这些措施未能动摇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

在经济建设领域，列宁、斯大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一些暂时性的经济政策，被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总结”出来形成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些“理论”对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修改，这套“理论”自然也成为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经济路线的法宝。党内走资派出于他们阶级地位，基于他们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从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已经转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被苏联修正主义者篡改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按照这个论断，当无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后，这个基本矛盾也得到了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自然会得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结论。

事实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3卷310-311页）。产生“资本主义占有”关系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出的产品以商品形式占有。无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程度发展有多高，只要保留商品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占有”关系就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占有”必然产生资产阶级，从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无法消除，甚至是更加剧烈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广泛采用的商品生产方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至于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完全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只真实的存在于小生产时代，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并发展着，只是这种发展 “起着盲目的、强制和破坏的作用”。

恩格斯说：“从前（指封建社会--笔者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笔者注）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3卷310页）”。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3卷317页）。”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发展到国家所有制的意义，恩格斯论述到：“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制不是冲突（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冲突--笔者注）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3卷317页）。”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方式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和产生，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方式只是为解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提供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只有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基石是社会生产出的劳动成果以商品的形式占有，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商品生产“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由此可见，只有消灭生产出的产品的"商品"的占有形式，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继而逐步消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直至彻底消灭阶级。继续保留劳动成果的商品的占有形式，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无法消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依然持续，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源。

针对党内走资派抛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此进行反击，1957年2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表现于“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则表现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之所以形成和产生这些矛盾，毛主席认为，在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存在相适应的情况，也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关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情况，毛主席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解释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从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走资派的反击看，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存在根源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由于当时党内资产阶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反动本性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资产阶级停留在善意的批评。

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主要由两个主要因素叠加而成，一方面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摆脱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束缚后，焕发出冲天的共产主义干劲。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劳动人民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而欧美完成这个过程却用了100多年。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生产方式是商品的生产，价值规律以及由价值规律形成的各种利益的占有关系，构成了阶级的基础。各级制定和执行计划的官僚在整个大跃进时期的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些人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整个大跃进运动也就蜕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过程。大跃进完成后，官僚资产阶级做大做强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在中央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人，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进一步分析大跃进运动蜕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过程，我们看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国保留有向苏联抄袭而来的官僚等级制度，这套官僚等级制度是剥削阶级的制度，这套等级制度在建国初期体现在各级官员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工作作风。在大跃进经济大发展时期，这套等级制度必然与当时的商品生产方式结合，催生出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各级官员们通过控制商品的计划、生产，分配和流通，直接独霸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劳动人民辛勤的劳动成果直接或间接地被各级官员（主要是高级官员）控制和把持，造成了大跃进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官僚资产阶级形成得越快。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方面，面对大跃进期间广大劳动人民冲天的共产主义干劲与当时官僚资产阶级通过“五风”（ 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疯狂进行资本积累之间的剧烈冲突，无产阶级革命派被迫调整策略，强调价值规律重要性，实行工农业生产单位之间、农业生产单位之间产品等价交换，限制农村生产资料过度集中等项措施来遏制 “五风”的蔓延，打击官僚资产阶级的为所欲为。这个举措虽然遏制了 “五风”的蔓延滋长，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这些措施把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的共产主义因素也一同扼杀了。在这场剧烈冲突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打破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条框框的束缚，没有把官僚资产阶级用强迫命令搞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与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区分开来，没有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的行为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等级特权制度联系起来，进行一场以解决“五风”为突破口，废除国家机关等级特权制度的革命。当然，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当时官僚资产阶级还处于形成发展时期，这个阶级的反动性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识破，官僚资产阶级的搞的“五风”，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他们只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以通过党内召开会议，批评教育促使他们纠正错误。无产阶级革命派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不自觉地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投身的大跃进运动也就蜕变成了资本积累过程。

在大跃进时期狂飙突进的工业化，使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为工业服务的农业出现了严重的透支。农业生产力水平不能像工业一样迅速地发展起来，粮食产量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还债，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致使中国农业经济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此时，已经做强做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自发的小生产势力结合，搞出一套明目张胆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路线。他们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政策，这个经济政策就是补“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课，就是把农村倒退复辟到合作化运动之前的状态，在工业上，他们勒令下马劳动人民自发组织办起来的小工厂，消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掌控的社会生产力。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工厂里，实行厂长责任承包、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这些一系列政策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警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日益显现出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概念逐渐地清晰起来。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针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郑重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从这个时候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派把阶级斗争的焦点从党外转移到了党内。并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党内资产阶级的交锋中，确立了无产阶级斗争主要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向反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大跃进初步工业化完成后，劳动人民内部也出现异常复杂的内部矛盾。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发达商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会在整个社会逐步分化成两个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也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迅速分化，他们的绝大部分加入无产阶级的阵营，在这样情况下，无产阶级具备了大联合的经济基础。而在当时，中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商品生产需要按照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形成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革命派担心由价值规律引发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带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泛滥。一方面商品生产目的是为了商品利润，需要考虑成本和生产效率，考虑成本和生产效率就要考虑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革命派又担心强调生产效率与劳动力成本会产生新的雇佣劳动关系，主张抛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焦点局限在对商品生产的“坏”方面进行限制和批判。然而，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利益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广大劳动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又以新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从纵向上看，任何一个级别的生产单位都按照管理权力、等级、工种、工资等方式划分人群，这些划分无论我们出于何种初衷，只要我们搞的是商品的生产，必定打上商品价值的烙印，按照这种标准划分出来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必然成为利益的矛盾，形成新的阶级之间或阶级内部的矛盾。从横向上看,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工人与农民的矛盾，正式工和临时工的矛盾，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矛盾，中央直属企业职工与地方企业职工之间矛盾。按照商品生产所形成的价值及利润规律，必然要形成以劳动力价格基础上的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在各种单位之间进行自由流动。但是，革命者担心商品的价值规律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只能依靠政治运动或行政命令限制劳动人口在各种类型单位流动。结果竟这样，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的差别，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之间的差别，中央直属企业职工与地方企业职工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融化了，而是固化了、加深了，形成了各行业、各地区、各工种、不同等级工资之间划分出的“条块分割”的格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宣传的 “劳动者的大联合”被这些纵横交错的“沟壑”阻隔着，“劳动者的大联合”就变成空洞的政治口号。更意想不到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行政命令对劳动者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或控制，无形中扩大官僚资产阶级的权利，加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需要一场新的革命来砸碎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越来越重的枷锁，文化大革命已具备了发生的内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带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进攻。这场大革命，无产阶级砸碎了建国17年以来党内资产阶级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推翻了党内走资派把持的政权。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派驻工宣队，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人民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行使社会主人的权利。从生产关系看，文化大革命打破建国17年来执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形成“条块分割”的藩篱，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劳动者的联合，实现了广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自由而充分的结合，建立了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各种形式的“三结合”就是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的表现，如在生产和科研实践中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结合；在各项工作中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革委会形成中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军人代表”的结合。普通劳动者可以参与管理，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管理、参与产品设计、参与科学实验。“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部门打破了前十七年由中央垄断资产阶级操控的国民经济领导权，“打倒了阎王，解放了小鬼”，加速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大办地方工业进入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农业大发展，杂交水稻育种成功、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截至文化大革命末，中国修建水库八万四千多座，粮食产量连续14年大丰收。1976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

然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挖掉产生资产阶级的根基，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在上层建筑领域完成一次规模较大的新陈代谢，在阶级关系上做了重大调整，在生产关系上做了重大改革，劳动人民的话语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到了提高，但是商品生产所形成的地区、行业、工种、工资等之间的利益的藩篱，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又重新生长起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日益显现出来，“三结合”搭建的新组成的政权班子,也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以及新的资本的占有关系，党内资产阶级又重新占据政权，文革后期，党内无产阶级革命派事实上成为了政权的少数派。1976年，毛主席一去世，党内资产阶级立刻发动政变，抓捕了占少数的革命派，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至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下面简要分析两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社会现象，通过对两个现象的分析，找到消灭商品生产的重大意义。

1、“走后门”现象
文革后期出现的“走后门”现象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具体体现，也是官僚资产阶级又重新霸占国家机器的标志。在当时，控制社会商品生产计划、分配和流通的权利集中于各级政府机构或单位领导，劳动者在各个单位、各种工种、各个岗位之间调动的权利也归于各级政府机构或单位领导。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必然形成价值和利润规律，也必然造成效益“好”的单位和效益不“好”单位，在同一单位必然存在“好”工种、“好”职业和“好”岗位以及“差”工种、“差”职业和“差”岗位。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也必然会加大工农、城乡和脑体之间的差别。商品生产必然要求商品形成的各种要素按照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它们之间的流动，当这种流动被我们当作商品生产“坏”的方面限制住后，它必然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走后门”就成为了劳动力市场流动的新载体。当时社会上有人在招生、招工、招干、招兵、工作调动、知青回城等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上，通过请客送礼或出卖色相等各种交换手段搞“走后门”，这些“走后门”的人在不觉地行使着劳动力交换的职能。发生这些现象，我们不能责怪参与“走后门”的普通劳动者，“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我们既然要搞商品的生产，就不能责怪社会上普通劳动者不自觉地拿商品与权利（权利也是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行交换。商品生产方式才是产生“走后门”的最终根源。从“走后门”现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走后门”发生的密度越大、范围越宽，表明了通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也越大。资产阶级的全面复辟不但成为了可能，而且成为了必然。

2、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返城
文革期间发生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打破社会现存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革命实践，那些愿意主动地投身于这场运动的知识青年，通过参与农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向广大农村社员学习，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了变革社会的生力军，他们中先进分子成为了社办农业、工业、科研、教育、医疗、文化领域里的骨干，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当时的社会依然存在商品生产，也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官僚资产阶级又重新形成，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行使着资本代言人的角色，他们重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进攻，文革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派又重新处于了劣势。同样地，也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以价值为标准衡量不同行业、工种、地域和职业之间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在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的城市以及劳动力价值较高的职位又成为了普通群众心目中的理想地区和职位，掌控社会生产力的官僚资产阶级把持的岗位和职业更成为了商品价值链条中的最高端。社会上不断地出现一些知青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请客送礼，甚至出卖身体的方式调离农村回到城市的现象，这种现象势必对那些自愿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青年心理造成很大冲击，很多依然扎根农村的知青开始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怀疑和动摇。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山下乡运动陷入了低潮。1976年10月，官僚资产阶级通过政变掌握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宣布知青全部回城，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部结束。当我们回顾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变化的全部过程，就会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通过政治革命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但是，当他们还没有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效途径时，新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从旧的生产方式中孕育出来。

通过回顾1949年至1976年的革命斗争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后，如果依然采用商品生产方式，无论无产阶级在生产计划、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和市场流通上做出何种平衡和调整，这种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商品生产必然产生出新生的资产阶级，阶级差异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品生产的规模越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越来越雄厚，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也越强大。整个社会最终必然会复辟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社会。

1974年，毛主席晚年看到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看到中国虽然经过规模宏大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依然没有触动党内资产阶级的基础，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向全国人民提出问题，引发思考。下面转载的这篇《红旗>杂志的文章，从经济上找到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线索---商品生产。也促使我们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今天，从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中，认识到商品生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

十分感谢高守研同志给与大家理论上帮助，他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大量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通过长期研究，高守研同志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反作用生产力。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根本因素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
（见:高守研著《乌云终将散去，真理终将水落石出》，
网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2828.html）


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红旗》杂志1975年第8期
作者：秦景池

今天的苏联，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的世界。只要一打开苏修的书报杂志，触目尽是讴歌商品、货币的论著。一九七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某博士写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一本。

这部《政治经济学》，鼓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出现商品生产者的剥削，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而言之，可以谓之曰商品生产上的“三不”主义。这个“三不”主义的核心，就是企图通过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私有经济的遗迹，否认商品制度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否认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点评：“三个否认”说得好！商品生产一定生产出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复辟了的苏联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贩卖的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其他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由于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着少量的个体所有制的残余，商品制度就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点评：无产阶级难道对此无能为力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目标不能放到尽可能在发达的地区消灭商品的生产吗？我们批判苏修鼓吹商品生产、扩大商品生产，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消灭商品的生产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支持阶级的温床。列宁在分析当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系商品生产的时候，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对于列宁这些科学论断视若无睹？为什么不敢于公开引用这些论断？既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苏修叛徒集团在这里又一次作了充分表演。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妄图证明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是“真的”，他们那里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虽然用心良苦，但稻草不仅没有捞着，反而徒然暴露了自己叛徒嘴脸！

二曰：商品的等价交换不体现资产阶级法权，而是体现着所谓“经济平等”。
苏修御用文人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是商品等价关系成为商品生产者同志式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等价交换达到经济平等”。商品等价交换中所体现的那种经济平等，难道不正是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吗？马克思不正是根据按劳分配中“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因而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吗？等价交换中的“价”，指的是商品的价值，它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商品生产者之间引起两级分化。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就是从这种分化中产生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收入的差别。如果不加限制而任其扩大，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点评：在商品生产问题上，我们陷入了普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思维陷阱，一方面我们找各种理由保留商品生产，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商品生产形成的阶级分化做限制和修补；一方面我们认为商品生产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限制商品生产“坏”的方面，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必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用“堵”的方式治理源源不绝资本主义的洪水，革命最终必然导致失败。]。苏修叛徒集团把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当作“同志式合作关系”的体现，这正证明了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从赫鲁晓夫到勃烈日涅夫，这一小撮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叛徒，疯狂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苏联从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今天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公开收入就比一般工人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至于他们不公开的非法收入更是难以计数。苏修政治局委员的别墅，“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配备的家具是从芬兰进口的，有游泳池、网球场、体育设备和带有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品的俱乐部”。而广大苏联人民则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据苏修广泛公布的材料，现在要领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补助金”的人有两千五百万，占全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残酷的剥削，悬殊的收入，早已引起苏联劳动人民的不满。所谓“经济平等”和“同志式合作关系”，无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苏修版，实质上不过是掩盖剥削关系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三曰：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已不能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经济学家既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只能乞灵于一本名叫《金色的牛犊》的苏联小说。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骗子手别恩杰尔在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忽然领悟到：“在苏联，决不能拿这些钱来作为资本。”苏修经济学家竟然把这位骗子手领悟的“道理”一本正经地写进了他们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之中，当作在苏联“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论据。对于这种胡说八道，人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实，这位别恩杰尔的百万家财是通过诈骗得来的，归根到底，也就是靠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得来的。象别恩杰尔这样的百万富翁，正是今天苏联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首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的逼真写照。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苏联《真理报》有一篇小品文，它透露出来的情况，就打了这本《政治经济学》一记耳光：土库曼有个总工程师苏尤诺夫，拥有自己的牧场，养了大量的骆驼和绵羊、奶牛，需要坐上包租的直升飞机巡视畜群，并且雇工替他放牧。苏修叛徒集团能够否认苏尤诺夫的万贯家财就是他的资本这个事实吗？这万贯家财难道不正是苏联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吗？百万富翁本身，实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苏修经济学家妄想用一个通过诈骗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的“领悟”来否定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真是天大的笑话。
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时候明明白白地指出“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以来，所有制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脱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庄里面实行着对广大工人、农民实际的雇佣劳动制度，这难道不正是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的铁证吗？

理论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苏修经济学家鼓吹“三不”主义，目的无非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掩饰博涅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但是，尽管勃烈日涅夫叛徒集团死死地抱住社会主义招牌不放，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早就蜕化变质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也早已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了。苏修经济学家声嘶力竭地叫嚷他们那里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只能暴露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辩护的嘴脸。事实毕竟是事实，黑地不能说成白的，越要粉饰就越显出其丑恶。

[此文总结：商品生产一定生产和再生产出资产阶级，一定生产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共产主义要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就需要产生和发展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基于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消灭商品生产变为产品生产，产品生产由劳动者自由联合起来有计划地进行。]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5-06-09 15: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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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7-01 19:38 |只看该用户

顶一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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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8-09 18:39 |只看该用户

对于苏联及中国学习苏联搞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马克思160多年前就下了判语：
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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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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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8-11 11:27 |只看该用户

对楼主提出的观点，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剖析：

无产阶级专政要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吗？
http://www.wecan.tk/showtopic-151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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