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无产阶级搞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必然存在价值规律。只有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价值规律”才不会发挥作用。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复辟靠的是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无产阶级的采用的“政治挂帅”的路线并没有击败官僚资产阶级代言人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第一”的猖狂进攻。
这里再次引述恩格斯讲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三句话中，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必备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1、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2、消灭商品生产。3、劳动者自觉地计划地组织生产活动。】


驳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
来源：《人民日报》1966-08-11

　　 最近，对经济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 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大胜利。
　　 孙冶方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多年以来，他打着“老经济学家”、“老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各种场合，放出了大量的毒箭。在他的文章、报告和讲演中，用语之毒，反动气焰之盛，同国内外最凶恶的阶级敌人毫无二致。
　　 他在恶毒地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一套修正主义“经济纲领”。他企图用利润挂帅、钞票挂帅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
　　 因此，我们同孙冶方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把“人与物的矛盾”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实质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孙冶方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恶毒地歪曲和攻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就是最全面、最深刻地阐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贯串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红线。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贯串这条红线。而孙冶方却力图抽去这条红线，换上他自己的所谓“红线 ”。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就是“人与物的矛盾”，即“劳动” 同“产品”的矛盾，“价值同使用价值的矛盾”。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少劳动消耗取得最大有用效果”为“红线”。在这里，阶级斗争被阉割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看不见了。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黑线。
　　 恩格斯早在一八五九年，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无疑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同样也是人同人之间、阶级同阶级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必须坚持不断革命。毛主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建国以后十六年来，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今后仍然要对城乡的生产关系不断地进行调整。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号称“老经济学家 ”的孙冶方，咒骂党“这几年空谈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变成玄虚的东西”，“空谈不断革命，不扎实”。这些话暴露了孙冶方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于我们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极端恐惧。他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反对研究生产关系中这些实际存在的矛盾，企图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毛主席又说：“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为了使上层建筑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且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坚持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切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都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十分重视人们的精神面貌，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不断的革命。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新阶段。通过这一系列的革命，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各条战线上出现了千千万万个象雷锋、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出现了国民经济的新高潮，我国城市和农村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实践证明，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进行得愈彻底，人民群众的思想就愈革命化，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就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孙冶方说我们“过去的普遍缺点是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恰恰相反，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正是我们最大的优点。由于我们充分重视了人的思想革命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头脑，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孙冶方把政治挂帅污蔑为“唯心论观点”，那是徒劳的。
　　 孙冶方说，“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破坏了生产力”。事实是，我们不断进行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不断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孙冶方等一小撮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分子如坐针毡，皇皇不可终日。
　　 孙冶方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强调“政治挂帅应该包括在经济效果的概念中”，说穿了，就是要包括在利润的概念中，谁取得利润最多，谁就最“先进”，最“政治挂帅”。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地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孙冶方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不是主要的” ，“共产主义觉悟不是主要的”，很明显，他要的共产主义，就是赫鲁晓夫牌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指导方向。孙冶方完全相反，他热中于把苏联修正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书，当作指导方向。他作为“红线”提出来的所谓“最少劳动消耗取得最大有用效果”，就是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抄来的。例如：
　　 美国垄断资本家御用学者亨德孙和邝德特写道：经济学要研究“用一定量的成本支出，力求获得尽可能最大的产量”，“获得最大的利润”。
　　 被称为欧洲大陆的马歇尔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写道：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用尽可能最少资财获得尽可能最大成果的活动”。
　　 大家看，孙冶方就是用这样一条资产阶级黑线来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面貌，难道还不是昭然若揭吗？
　　
   把价值规律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第一”论者。他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的、基本的经济规律。他说：“客观经济规律中，以价值规律为主，最重要”。“强调客观经济规律，首先要强调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基本的”，“许多其它法则是从此派生出来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因此，他主张“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在这里，孙冶方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完全等同起来。他把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一脚踢开，拜倒在价值规律的脚下。他这样作，是有意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孙冶方就是用价值规律调节国民经济的谬论，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仍然要起作用。但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自发地发生作用，而是由党和国家自觉地运用它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一切重要产品都由国家掌握，由国家有计划地供应，不存在市场自由竞争，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按照孙冶方的主张去办，就只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
　　 孙冶方十分赞扬资本家重视价值规律，恶毒地攻击我们“忽视价值规律”。他说：“ 资本家在实践中能很好地运用这规律”；“我们是信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但是想把这学说同自由市场一起从社会主义领域中除了籍。”在这里，他撕掉了一切遮羞布，赤裸裸地亮出了一副叛徒嘴脸。我们在编制计划和制订价格的时候，并没有忽视价值规律，而是充分地考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咬牙切齿咒骂我们，卑躬屈膝地讨好资本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没有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让价值规律成为自发的生产调节者。
　　 孙冶方在他的谬论受到批判以后，为了给自己作辩解，就编造了两个“价值规律”。他说什么一个是“价格和价值相符合的规律”，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一个是“价格和价值相背离的规律”，这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他说他鼓吹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大家看，这个号称“老经济学家”的孙冶方，对经济学的常识竟无知到这样的程度！谁都知道，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同价值从来就是又相符合、又相背离的；价格符合价值是暂时的、相对的，价格背离价值是经常的、绝对的。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格受价值规律支配，是盲目地自发地形成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价格是由国家根据价值，根据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自觉地有计划地制定的。
　　 商品、价值、价值规律虽然延续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但是它们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万古长青”的，到共产主义时期，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孙冶方胡说价值、价值规律这些东西，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仍然要存在，仍然要在生产领域中起支配作用。他断定“价值这个概念”，不论在任何时期，“也是少不了的”，少了它，就“不成其为经济”；“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这个规律（价值规律）将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他这样有意抹煞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资本主义“万世长存”的梦呓，又有什么不同呢？
　　 孙冶方还妄想用价值规律来篡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说什么“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提法”，“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创造最大的使用价值 ”。这又是胡说八道。大家知道，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比较迅速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怎么是“价值规律的另一提法”呢？孙冶方的“最少费用创造最大使用价值”，怎能同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相提并论呢？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论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他用价值规律篡改党的总路线，目的就是要使我国国民经济完全受价值规律所支配，让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主张利润挂帅、企业自治，就是取消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
　　  
　　 孙冶方在这几年大讲特讲价值规律，是为他的利润挂帅、企业自治等修正主义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
　　 孙冶方主张“把国民经济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实际上是不要计划，是要我们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完全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生产。说得更加明白一点，就是要我们象资本家那样，根据利润的大小，来决定生产的发展方向，决定建设的投资方向。
　　 他恨我们不接受他那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就污蔑我们害怕利润“象有些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叫嚷说：“不要再散布恐鬼的神经衰弱症”。他并且恶毒地说：“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我们为了划清同资本家的资本的界限……把投资效果也跟资本一道给否定了”。在孙冶方看来，似乎我们这些人由于害怕利润，根本不讲经济效果，简直象败家子那样把家产败光。这是诽谤！
　　 我们是坚决反对利润挂帅的，但是，我们十分强调增产节约，主张各经济部门、经济单位都要努力为国家提供积累，完成国家规定的利润上缴任务。事实上，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营企业所提供的积累（包括利润和税收）。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不为国家努力提供积累，那末我们年年增长的财政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年年扩大的基本建设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没有外债的国家。而且近年来也没有发行公债，以前发的公债，再过两年就可以全部还清。事实胜于雄辩，孙冶方想用造谣污蔑的办法来向我们脸上抹黑，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既然我们的国营企业为国家提供了这样多的积累，为什么孙冶方还要说我们象怕鬼那样害怕利润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反对利润挂帅，不赞成孙冶方所提倡的象资本家一样疯狂地追逐利润。我们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并不断批评了某些企业不突出政治，不首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这当然就不能不使孙冶方大发雷霆。
　　 孙冶方公然提出“要为利润恢复名誉”，提出以利润“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以平均资金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优劣”的唯一尺度，他主张哪一种产品的资金利润率高，就多生产哪一种产品。利润高的企业就发展，利润低的企业就淘汰。他还认为，在国家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也应当以利润为标准，哪一部门的资金利润率高，就向哪一部门投资。他经常用“牛鼻子”和“牛”的关系，来说明利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他讥笑我们规定这样多的计划指标，是“抬牛腿”的笨办法。总之，他主张只要一个利润指标就够了，牵住了利润这个“牛鼻子”，就可以“带动一切”。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不是为着利润，而是为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主席规定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无产阶级国家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国家为着保证各类产品生产和需要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要求对各类重要产品订出产量计划，品种和质量计划，新产品的试制计划；要求各部门、各企业要有产值计划；为着检查企业的经济效果，还要有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计划。利润只是若干种计划指标中的一种。孙冶方主张以利润作为唯一指标，作为“牛鼻子”，实际上他是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孙冶方既然鼓吹利润挂帅，就当然要推行企业自治，反对国家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因此，他恶毒地攻击我们的计划制度，说什么“用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领导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只对物量感兴趣而不关心劳动花费”，“无视价值规律”。在他看来，出路只有一条，实行企业自治，取消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他提出的所谓“大权”同“小权”的界限，就是为着实现这个目的的。他说：“我认为财经体制中的‘大权’和‘小权’，‘死’和‘活’的界线，就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界线。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乱；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他说的“大权”就是分配基本建设投资和收取利润这两件事，由国家管；至于企业的生产、物资调拨和设备更新等项活动，都是“小权”，都应当让企业自己去管，国家不能过问。他曾经洋洋得意地说：“我主张连产品产量指标都不要，比利别尔曼还彻底”。大家想想，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么样呢？结果必然是取消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让各个企业为追求利润而自由竞争，使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
　　 按照孙冶方提出的所谓“大权”同“小权”的界限，似乎他还赞成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其实，这也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孙冶方并不赞成我们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来分配投资，而主张按各行各业的资金利润率来分配投资，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我们这里也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不是国家统一分配投资，而是资本主义的资金盲目转移。照他这种主张去作，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什么区别？
　　 近十年来，孙冶方这个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党提倡什么他就反对什么，党反对什么他就拚命地提倡什么。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大做反面文章。他的文章、讲演和所谓“研究报告”，有时躲躲闪闪，阴阳怪气，晦涩难懂；有时明目张胆，赤膊上阵，十分露骨。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手法，都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反对人的思想革命化和企业革命化；鼓吹企业自治和经济自由化，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一句话，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
　　 孙冶方这样猖狂，决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反映。孙冶方大肆宣传修正主义思想，开始于一九五六年。这一年，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国际上树起了一面修正主义大黑旗。孙冶方在这一年访苏回来以后，就连续放出了几株大毒草。一九五九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他再次访苏回来，更是大反斯大林，大捧赫鲁晓夫。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经济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正在这个时候，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也就最嚣张。他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吹鼓手。
　　 彻底驳斥孙冶方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横扫经济学界和经济部门的一切牛鬼蛇神，把政治经济学这个重要的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经济学界和经济部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