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司东兵 [复制链接]

[转帖]张春桥在狱中序言：一个文革政治家的肖像和思考
写完我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长篇纪实文学后，我的重点转移到一些当年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等具体人物命运上来。我计划选择一些非常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用文学的笔触来剖析他们的归宿和灵魂，使我的这套纪实系列能更为完整地给那场被称为大革命的运动画上一个句号。因为人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没有真正的结束，起码还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最后的结论。尽管饱含伤痕的一些作家对那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革命”已经有了许多的批判和揭露，但是真正从根本上或者说从实质上进行了剖析的作品不多。党内元老式的党史专家胡乔木以极大的愤怒说：“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骂一骂或者写上几篇文章、作上某个决议就能解决问题的。没有科学的、实事求是揭露和再现当时的真实。后人是不会像今天的当事人那样对此采取同样的态度的。所以。就有了我的一系列的创作计划和具体的安排。
  张春桥．就是我这个写作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研究文革。离开了这个人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是一个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高潮以至几个回合的惊心动魄的较量，最后到结束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政治家，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领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经历，人们感兴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重点是他参与策划一系列机密的那几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继续体现作者一贯追求的风格，将在这里真实地剖析张春桥的真实灵魂和真实的思想以及他所参与策划的种种可以公开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那些点点滴滴。
  关于张春桥的书籍已有不少，公布的材料仅限于他得势时的讲话、活动和他垮台的揭发、批判，其实他的另外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本书将把视角剖析的重点放在了这里。对他的思想和灵魂。对他的背后的活动和机要问题的再现，对他的对手的真实情况的揭示，都是我们需要研究和了解的。没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就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也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和研究。
  张春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关心是从研究那段令人永远难忘的历史开始的。所以，我历来主张对这样的人物应该撇开一切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就从历史来研究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为了顾全他为之奋斗的那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无庸讳言，他是那个理想和目标的信奉者和牺牲品。作为政治家，他是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他赖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间的信仰支柱和动力。他和他的同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和先他死去的各类政治家外，只有两个政治家始终不渝地坚持信奉这场所谓革命和实践：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
不管人们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谴责，他始终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人，有时依仗了事件，会成全了自己。时间，往往随着一些人物的存在，变得珍贵起来。不管哪种原因，我的这部作品都会给历史留下点滴痕迹的。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无法叫历史遗忘的人物。
  所以，对张春桥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革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撇开了对这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探索和求真，就无法准确的总结那段历史，也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和有益的经验教训。
  我始终认为，现在做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时候了，但是我偏偏却选择了一条用文学再现这段历史和再现那些人物的道路。我认为，把那段难忘的历史风云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比用理性的语言更为准确，起码在现在是这样的。物竞天择，在文学上，各种风格的花朵都有开放的权利和义务。作家，面对历史、生活和现实，可以有用笔驰骋的自由，这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言行写历史一样，作家只是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前进。只有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后，各式各样的人物才能在作品里找到他们眼里的美和丑。
  如果说文学是人生的幽默，那我只能首推带有哲理的我的这些纪实作品。我自信这里会有政治家智慧那耀眼夺目的闪光和带有哲理的启迪。这里的哲理是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所追求的。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从中得到情、理、美的升华。我从来就不想丑化或美化什么人，因为这决不是属于作家范畴的任务。我也不想对历史作什么这样那样的评论，这也不是作家的职责。我认为，作家只有真实的再现历史和把真实告诉人们或读者。其余的让给专门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来做。
  这里只有真实的人生和斗争，而没有空洞的说教和灌输。这就是我的所有这类书的特点。当无数的骗子和伪君子们强奸历史、愚弃人们多少年后，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再现出来，究竟有什么不好和不利因素呢？聪明的读者和所有看了此书的人们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作家，永远面对着的是一个广阔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也永远面对着一个神秘的或深邃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冲撞，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会有这样的待遇。
  聪明的政治家从来不干预作家手中的笔，他们相信历史的公正和无私。无论对他们的贬和褒，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自己走过的路程的一部分。既没有必要删除也没有必要喝斥，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的影子。只有愚蠢的政治家才精心的编造他们的故事而指定作家必须这样写而不准那样写，结果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而被人评说。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会作出一切他们认为正确的说法的。
  作为政治家，张春桥已经走完了他的道路。这条道路属于历史了，也就是说，人们有权对他的道路加以各种评说了。这里既不存在侵权，也不存在诽谤，而只是给人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同样属于另外的人们，而绝对不会属于张春桥或类似他那样的人物。
  与史同存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耻辱。只有在这两者中不断地生活和选择，一个人的生命才会放出永恒的火花。
  不要回顾失去的机遇，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应该永远面对着未来，那里必定有属于你的一份。
  鲜血不一定珍贵，泪水也不一定可惜。有时废墟更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往往失败才是最为辉煌的记载。
  当我写着这本书的时候，总感到有许多的话永远也写不完。
  师东兵    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二日晚上七点半于书房
　
第一章　铁窗　对张春桥来说并不突然
　　对张春桥来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的那个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实际上是一个诱捕他的骗局。就在他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时候，等候他的是早已布置好的抓他的警卫，还有组织这次行动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还有那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却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真正信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就是这三个人，竟决定了中国自毛泽东逝世以后的整个命运。看起来并不出众的人物，一旦他们拥有了权力，果然能在政治的天平中产生重大的倾斜。这使张春桥相信了那句名言：强和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关键要看机遇之神是不是不对你青睐。当你失去了机遇之神的时候，惩罚就会紧跟而来。
　　在华国锋宣读那张对自己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时，张春桥就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他看得很仔细，那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手，在微微抖着，他的厚厚的嘴唇也在索索地哆嗦。话语也不流利，好几个字竟然发错了音。是的，他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过这个人，料定他将来肯定经不起大的风浪。可是，今天他却干出了这种事情！这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只有叶剑英的眼睛里，对他明显地闪出憎恨的火花。那种火光，他看见过几次。但是，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清楚，都感到触目惊心！他和他是老冤家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个人就开始较量上了。他认为，原来这个花花大帅是想依靠林彪来遏制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林彪不上他的当。林彪并没有把他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他宁肯组织黄永胜之类的将军，也不敢使用送上门来的元帅。这也好，使得这位开国的元帅另起炉灶，形成了一个被毛泽东一度称之为“老右集团”。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从平衡权力的需要出发，重新启用了这些“老右”们，没想到，他们并不对毛泽东的大度表示任何的感激，反而要不断地搞“右倾翻案”，终于触恼了奄奄一息的毛泽东，在撤销邓小平的同时，强令叶剑英“因病休息”，把军权交给了陈锡联。现在，他对自己的仇恨的起因，只有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
　　汪东兴没有坐在椅子里，但是一看他那副打手的脸谱，他就断定他在这个政变里起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他曾经秘密派人调查和监视着外面的军队进军的动向。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情报。从站在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干部来看，全部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这足以说明了此人所起的作用。是的，他曾经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陈伯达大骂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没有计较过他，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时，毛泽东一再保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好话，但是他还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后和他们终于勾结上了。
　　张春桥临出门的时候，再次和汪东兴打了一个照面。那是一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照面。张春桥的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的血丝，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自己认为多年的战友行列里的人会对他下了这样毒手。张春桥自己感觉到他的手在嗦嗦地抖动了两下。但是那显然不是怕。而是出自恨。
　　“华国锋同志宣布对你隔离审查的决定，你听清楚了吗？”汪东兴跟着他出来后，重重地问了他一句，张春桥扭过头来，哼了一声：“你们经过政治局讨论和研究了吗？你们这是非法的，是反革命政变！你汪东兴应该知道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
　　汪东兴反唇相讥道：“现在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你还是回去好好反省你自己的过错吧。”
　　张春桥对此已经意识到了，现在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对他们已经失去了说服的可能。他曾经设想到了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会发生的分歧至斗争，那将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而那一切都是通过中央委员们的表决来决定的。只有到了最后揭晓后。自己才会对有些人采取一定的措施。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看起来温顺、忠厚的华国锋和他一直认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会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张春桥曾经让萧木给上海传达他的指示，那个指示里概括了他的担心和思路：
　　“阶级斗争形势你们要经常地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人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开的，比起那时候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倍，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这个挂帅人物，我们要看准。邓小平不行了，不等于修正主义就没有势力了，他们还要和我们较量。究竟谁胜谁负，还有一个较量的时间。至于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方面不要着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的。”
　　还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就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的这天，毛泽东在听取完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正考虑这一重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打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周恩来、王洪文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汪东兴曾经对张春桥说：“主席认为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你在理论上可是要多帮助我呀。主席说的这个理论问题多么严重，你可以先讲讲。我的理解是在专政问题上含糊不得，你不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要对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就专了我们的政。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就更加厉害了。”
　　张春桥开玩笑地说：“你手里有枪杆子，中央的警卫大权在你手里。资产阶级要专我们的政时，你手里的枪杆子干什么？就要和他们干呀。汪主任啊，我说这话也可能不是多余的，说不定真要有这么一天。林彪当初就要这样搞，只不过没有搞成。他说搞成不等于别人就再也不想搞了。所以，你要有这个准备，就是不等敌人动手，我们就要动手。”
　　现在，这句话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是的，当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张春桥思考了好久。在他们俩整理的那个谈话记录上，他选了四段，画了好多的红道道，以便加深理解。这四段话是：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反覆讨论和理解毛泽东这些指示后，张春桥说：“主席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不同寻常呀。主席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大胆的。说明主席已经把问题研究透彻了。从林彪的政变纲领来看，他们的活动和对我们的攻击是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的。如果不从这个问题上研究和讨论．我们将无法认识许多的现象和问题，我们要分一下工，我写上层建筑，你就论述林彪的社会基础。”
　　他们经过几天的翻阅马列著作，选出了三十多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张春桥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条：
　　一条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毛泽东经常在他的讲话中加以引用，即：“在资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张春桥说：“这就很深刻地讲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性要性和它的历史任务。我们现在好多的同志并不一定了解这一点，把这个任务看得简单了。”姚文元说：“有些人根本就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上层领域里的专政。究竟该怎么专政法？如此对党内走资派怎么专政？抓起来？还是交给群众？好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
　　所以，张春桥就找出了马克思的第二条，是这位导师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产生关系相适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姚文元说：“这些话，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我们政治局里的绝大多数也未必能理解马克思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就像周总理和邓小平也未必同意这些观点。”
　　张春桥笑了：“你以为政治局里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错了，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是事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政治局里也是少数。所以，毛主席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第三段话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就是我们写文章的灵魂。毛主席给我们讲的也很清楚，和我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按劳分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必须对它们加以限制。现在有的大官们，出入有小轿车，配备有公务员，有特殊供应，这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比资本家要厉害得多！”
　　经过一番紧张的研究后，姚文元写出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经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张春桥的文章特意强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产生着。”他讲解了一番马克思、列宁的论述后，断言：“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站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一年半后，这种危险不是活生生地变成了现实了吗？张春桥这样咬牙切齿地认为。
　　汪东兴在逮捕张春桥后的一月后，奉命和张春桥进行了一次谈话。那时的张春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度和气派，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高度近视镜后的眼睛无精打采，眼睛里还是布满了血丝。足足有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但是，当他看到汪东兴进来后，马上强抖了精神。
　　“春桥，我是让你来写检查的。”汪东兴对他慢慢地说道，“事到如今，我想你应该清楚了，你的问题传达以后，受到了全党的批判，你只有赶快采取主动，才能争取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
　　“你是来劝降我的？是吗？”始终一言不发的张春桥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你们这是妄想！除非你们能认识到你们的错误和罪行，否则我和你们再没有什么话可讲，我和你们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八点钟起，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
　　汪东兴问道：“你难道真要抱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我告诉你。就连王洪文也写了检查，认了罪，你还有什么可硬顶的道理呢？”
　　张春桥哼了一声：“我再次告诉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者，在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的错误之前，我没有什么可向你们谈的。”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错误吗？”汪东兴大声问道，“你就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吗？你这个人是从来不知自我批评为何物的。这就是你垮台的教训，我作为你们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我有权力审讯你！”
　　“我也有权力拒绝你的任何问题。”张春桥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是胡闹！是对毛主席事业的背叛！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谈话！”
　　“我们代表党中央和人民，就是要批判你！就是要摸一摸你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把身子一转，果真给了他一个屁股。
　　汪东兴冷笑道：“我再次提醒你，你这样的态度对你的处理没有任何好处。”
　　张春桥双手一背，干脆在房子里散起步来，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汪东兴说什么。后来，就不管汪东兴再说什么，他也不开口了。
　　是的，对他将会遭受这种铁窗的生涯，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作过充分的准备。
　　他对他的老婆文静和孩子们经常讲：“我是随时准备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献身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但我，就是毛主席自己都多次讲，他要准备五个不怕：为不怕杀，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销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和我讲：‘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可就没有退路了。否定了这个机构，我们都去坐牢。到那个时候，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能保存一个就保存一个，我可以和主席离婚，保存我们主席。’话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你们别想好事，到了那一天，一个人也剩不下，你就是跪在人家面前，人家也是不会要的。投降也不要。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比战争年代还要残酷。’你们说，我没有这种准备行吗？”
　　这些，现在都灵验了。
　　第二章　全国奋起声讨时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张春桥盯着一张一张声讨和批判自己的报纸，异常冷静。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想要把这些倒回去是完全不可能了。劝阻华国锋和汪东兴回头是岸，也很不现实。自己已经落入罗网，完完全全是那么一种龙困沙滩、飞鸟囚笼的味道。
　　“张春桥，你别抱任何的幻想了。”专案组派来的人以华国锋的代表自居，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对你只有是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处理的选择，而没有其它任何可以复辟的可能了。就是你们统治了十几年的上海，现在也已经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你们的同伙全部落网，你们已经陷入了人民群众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如果你能揭发江青，和她划清界限，把你们的非法活动交待出来，华主席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张春桥坐在属于他的椅子里，纹丝儿不动。是的，他所期待着的上海肯定会有行动，从报纸上的动态来看，战友们的抗争肯定也失败了。但是他固执地认为，造反派们反复辟的斗争即使失败，也不过是斗争的延迟而已。他就不相信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这些革命派会容忍这种反革命的右派统治！
　　“胡闹，你们简直是胡闹！”张春桥连声说了几句，不再答理专案组的人们。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段时间没出现的华国锋亮相了。华国锋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脑袋由原来的小平头变成了毛泽东似的背头，看样子是故意蓄了一段时间头发。张春桥将刊登他照片的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骂了一句：“这个无耻的叛徒！”
　　华国锋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对多事的一九七六年作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概括：
　　“一九七六年即将过去，一九七七年就要到来了。全国的形势和任务，是同志们所关心的。我想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战斗历程，展望一下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战斗任务。”华国锋的眼睛长时间地扫视了一下会场上的人们的反应，继续说：“一九七六年，在我党的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大搏斗，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使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导的航向，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前进。一九七六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这场历史性大决战，是在毛主席逝世，我们党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刊登这个讲话的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是毛主席的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开始。他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不提了，我看用不了多久，他将要把邓小平扶正上台。这样就完成了他反革命右派复辟的最后目的。”
　　他还在华国锋的如下讲话上，画上了几条粗黑的杠杠。因为这里没有人给他纸巾和笔，他除了在报纸上作些特殊的记号以外，再没有其他表示自己意见的方式：
　　“这一年，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党我军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逝世。这样短的时间里，有这样多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确实给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华国锋这样讲道：“这一年，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国家里，每年总有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但是今年不仅一批地区旱、涝、低温、早霜等灾害相当严重，而且龙陵、唐山、松潘地区发生六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特别是唐山地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党中央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震救灾的英勇斗争……”
　　张春桥看到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那时的严重局面。他已经预料到那样复杂局势下，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不同的政治家们将要有一场不同的考虑和不同的表演。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华国锋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那样的手段！但是，华国锋却使用了一副颠倒黑白的语言来形容那时的情形：
　　“就在这时刻，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企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经济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举行了空前猖狂的进攻，妄图一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如果他们竟然一时得逞，那就会造成党和国家的大倒退、大分裂、大内战，他们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依靠侵略者的刺刀维持儿皇帝的宝座。这样就会内乱外患一起来。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十分现实的危险。中国的天空一时乌云乱滚。这样的严重局面，建国以来所未有，建党以来所罕见……”
　　张春桥激动地在巴掌大的天地里走来走去，思考着华国锋这些他认为是屁话的内容将在全国全世界引起的反应。是的，他佩服这篇讲话的起草者耍弄文学的技巧，再通过这位欺世盗名的他自称为温顺、敦厚的高级政治骗子之口讲出来，就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了。
　　他特别注意到了华国锋讲话里所说的“批邓另搞一套”的提法．他立刻料定了华国锋一定要为邓小平翻案或者是他在别人的压力下要为他翻案。实际上，在毛泽东生前所搞的重要文章和文件。都向党中央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批准和支持，“另搞一套”从何谈起？华国锋这样说，就是要先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斗争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人正是华国锋自己。他对当时的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却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完全嫁祸于我们这些人，这是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张春桥这样想道。他知道，邓小平之类的人早已就把整倒自己，作为了他们最终实现所谓整顿的目标。现在，这个目的通过华国锋之手实现了。
　　张春桥很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便将来正本求源。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做到这点呢？他又开始犯愁了。
　　毛泽东在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经当着华国锋和张春桥等人的面说过：“我又批江青，是因为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但是我同邓小平之间的现在的斗争，是原则问题。江青和你们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慢慢解决，提高水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是批邓，则必须要抓紧。这是国内最主要的任务。关系到将来。”
　　是的，就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开始批判他。这就使相当多数的人们惶惶然地注视着政局的变化与发展，关心起邓小平的政治命运来……
　　其实，事情的发端正是开始于华国锋。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华国锋两次约张春桥和江青谈话，告密说：“邓小平几次在一些场合散步毛主席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医生说他患的是运动精神元病，预计只有一年半的弥留，希望政治局做好应变准备。”他特别强调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极其不满，对刘少奇在几个场合下表现出同情，中央应该对这个现象引起注意。”
　　张春桥建议华国锋，把这些情况通过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正式汇个报。于是，华国锋分三次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为了准确地表达华国锋等人的意见，毛远新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和华国锋、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作了商量和研究。这个提纲的内容是：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要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华国锋当时对毛远新说：“这三点抓得准，击中了当前一些人的要害。小平同志的要害就在这里。”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里还写道：“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这些都必须弄清楚。主席已经对许多的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和指示，但是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人似乎都想否定。从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反极左就有这种矛头，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中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华国锋当时也说：“这样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这样提出问题，非常明了。”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尖锐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那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根据这些情况，我担心中央会出问题，怕要出现反复。”
　　华国锋当着好多人的面赞叹她说：“远新同志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很有份量。我们为了在全局上坚持毛主席的既定路线，防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及时地向毛主席汇报这些问题，供他老人家及早决策。我早已看了出来，毛主席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让他更好地发扬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恢复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发经济搞上去。毛主席的希望和小平同志的整顿思想，可是格格不入的，这就要出问题呀。”
　　江青听到华国锋的这个态度后，很高兴地对张春桥说：“国锋同志看问题还是很尖锐的，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是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我听主席讲过，这个人办事情，会靠得住的。你看，邓小平就是听到主席得了那么一个怪病，就想另想炉灶，要和主席唱对台戏了。他的暴露是必然的。我从邓小平这里又联想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举义’那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现在，邓小平这个宋大哥，也是迫不及待地要为刘少奇那个王朝的人招魂呢。结果在梁山伯山寨激起了一片的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的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华国锋肉麻地说：“江青同志一下子就把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讲透了，到现在为止，我才真正理解了主席评论《水浒》的目的。好，今后在文化上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的了。跟着你们绝对不会错。”
　　华国锋等人支持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看法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看来他是想翻案呢。他要把他的许诺和保证收回去了呢。”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在十月三日召集这些人开会，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特意强调：“主席要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起草一个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也作个批判。这是当前的一项任务。”
　　邓小平则断定这是毛泽东的身体危机的信号，就顶道：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嘛。你说回潮，我认为值得研究。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的工作方针怎么样，主席还说是对的嘛。怎么又有这样的情况呢？”
　　毛远新当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的指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你突然问主席一句，主席怎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呢？再说，你给主席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和小谢的材料，主席当时并没有看。主席看了以后很生气，再次说：‘小平为什么对那些人的告状感兴趣？再不改正，就要出修正主义。’”说完，就从文件包里取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信的批示。邓小平沉默了。张春桥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心里感到非常的舒心解气。是的，自己是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总理，清华大学的几个小将一直是自己支持的造反派。邓小平就是想通过整倒迟群和谢静宜来达到最终整垮自己的目的。这个企图，从一开始他就预料到了。现在，毛泽东的几句话点破了主题：“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批示，展开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华国锋在讲话时说得非常清楚：“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你邓小平为什么现在一反常态，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个问题你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主席提出由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邓小平为什么要拒绝？你说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说得倒好听，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你和刘少奇开始的，怎么能说是不清楚呢。能说你主持制定这样的文件不合适呢？你应该清楚-一点，你站出来的时候，是由于你承认了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而决不是中国离不了你。这个问题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至于张春桥在发言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比起华国锋来说，调子要轻得多：
　　“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击了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为什么毛主席要批示这封信？因为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均、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先后通过小平给主席转来两封信，污蔑迟群和小谢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着什么严重问题。说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甚至诬陷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甚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这都是编造的。用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是打着我的旗号来打击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样。’这封相同的信他们还给吴德和李纳同志也写了，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这些人胃口大得很！这样就挑起了这场斗争。”
　　华国锋马上接着说：“我们党从来就有个规矩，这就是决不允许诬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强调了这一点。迟群和小谢是好同志，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张春桥又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均万同志给毛主席也写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战线上赶走。同时肯定了迟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主席对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经过调查，断定了刘冰的告状是诬告，这才作了批示。这里我要问邓小平同志，你是怎么做的呢？说穿了，刘冰和周荣鑫的观点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你才是教育战线上创造各种奇谈怪论的总根源。”
　　政治局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传出来后，清华大学从十一月三日起，展开了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不点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实际上也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于是，清华大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批判右倾翻案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指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单位派代表参观。到了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据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写道：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被停止职务后，华国锋主持了全国的全面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对党政军干部的打招呼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都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现在，这个篡夺了中共中央大权的所谓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们身上，说我们另搞一套。那么后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另搞一套呢？这个天大的冤案难道不需要翻吗？张春桥愤然地自语着。
　　可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里，却是如此渲染他的胜利：
　　“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亲自掌舵，千难万险，我们不怕，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能不能顶得住王张江姚这一帮的猖狂进攻呢？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呢？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呢？这种种忧虑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经过一九七六年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决定性战斗，我们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自以为统治很稳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四人帮’的压迫和欺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埋藏在心头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张春桥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脚：“这个华国锋真是脸皮厚，竟敢公开引用毛主席给江青信里的话！明明这些话都是当年毛主席针对着今天他们这样的事情而讲的话，现在他竟然套到我们头上了，类似这种真假猴王的丑剧到底要演到何时为止。”
　　当他看到华国锋得意的夸口：“中国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了！”
　　张春桥从心里暗暗地骂道：“小子，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演的这套把戏，对邓小平来说，则是理所当然，对你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第三章　“写检查？笑话！你们还配让我写检查？”
　　人生的乐趣，不仅是在欢笑里陶醉，也是在痛苦中苦熬。没有形形色色的生活冲撞，就不可能纯洁你的灵魂，也不会燃烧你的热情。张春桥早在十几年前和江青一块搞样板戏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话：“作为英雄，如果没有眼泪和生死考验，就会淡如清水。”
　　今天，轮到他来品尝一下这个滋味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篡权阴谋的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也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时，张春桥就对看守他的战士说：“你们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其实都是背后有人操纵，人民并不了解多少情况，一旦人民知道了真实的情况，成为阶下囚的就不是我张春桥了，而是华国锋这个窃国大盗。”
　　“你别放毒！”战士指着他吼叫。张春桥望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人民解放军呀，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指挥，可是……”他没有再往下说。
　　十月十四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以及在京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华国锋身穿军装，如同当年毛接见红卫兵那样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一脸春风得意的笑容，那掩饰不住的神情活活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无知。张春桥本来不愿意看电视。但是他被警卫强拉硬拽地到了电视机旁边，目睹了这场他称之为“小人得志就猖狂”的盛大场面。
　　张春桥看到了年已八十五岁的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张报纸放在手里掂了掂，像要秤秤他的份量似的。随后，他把报纸扔到地上，但是他却记住了那首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实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狗屁不通！”张春桥骂了一声，走到了窗前。但是，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他想起了一九七三年秋的一天，他和江青前去看望郭沫若时的情形：
　　“我要检查，我要彻底地同过去的尊孔反法的观念决裂。”郭沫若一见张春桥，摇晃着他的手连声说，“主席给我写的几首诗全看到了。我都会背了。”说完，还当真背了两首：“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张春桥看到他比较紧张，就说：“郭老，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要批判你过去的错误思想，但是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保你。批和保，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不是为了把你老人家打倒。这点，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好好，毛主席英明伟大呀，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宣布过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都应该统统烧掉。我这个观点没有收回。”郭沫若说：“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从来是坚决执行和深刻领会的。作为一个文人，我没有多从政治需要来作学问，这是一个缺点。要不是老了，我会和你们一道来搞这场斗争的。”
　　江青说：“主席让我们来看看你，一是告诉你一下，中央要批林批孔，这是彻底清除修正主义垃圾的一个重大措施。二是希望你也行动起来，写一点文章，争取尽早和那个反动的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呀。主席希望你能继续革命。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重新做人的开始。你的意见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郭沫若满脸不悦，但是没有发作，只是说：“我倒是想写点东西，但是力不从心，年纪大了，抓不起笔来了……”
　　张春桥对郭沫若从来是看不起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要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域。但是他崇尚鲁迅而厌恶郭沫若。在他的眼里，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人低潮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纪只有十七岁的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藏克家》，其中几句话，就扫了郭沫若一下子：
　　“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期这样作的。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人人那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对他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张春桥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对郭老的许多观点不赞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们的文章压住了。你看可以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批判他的时候，他在学术上错误，政治上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不想在政治上过多的使用他。他长期以来信奉的是孔夫子那一套。将来也是站不住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研究革命大批判的会议上，在讲到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的文章时说：“孔夫子肯定是要批的，而且要彻底地批，不能只是开一两枪就算完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一种代表，我们同他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书迟早是要批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毛主席已经讲过，对他要讲究方法，他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乱批。范文澜老先生的《中国通史》也是尊孔的。你们可以按顺序写下去，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要回避，实事求是给他们一定的评价就行了。”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张春桥思考了很久，对毛泽东说：“现在，通过林彪的暴露，特别是他那个‘五七一’政变纲领的传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人一定会和林彪们产生共鸣。以我看，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若干政治集团斗争的焦点。据说，郭老认为林彪集团的灭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的许多理论和方针宣告了破产。他的说法和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我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是尊孔的。”
　　毛泽东说：“郭老的观点好多是错误的，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但是，他的观点可以被一些大人物所利用。就像孔夫子被人利用一样。我们可以再从理论的深度查一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时，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实际上成了张春桥后来许多讲话和理论的根据。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析，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秦始皇在历史上有功劳，要作全面的分析。现在不读历史了，造反派没有历史的经验怎么能革命？”毛泽东在作了许多历史的解释后，话锋转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来了。“你们注意我们的对外宣传吗？现在好多的提法变了。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看是有什么人认为自己可以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想走走别人走过的路了。”
　　这句话，引得王洪文瞪大了眼睛，但是张春桥却非常沉着，显得十分老练。
　　毛泽东继续说：“我经常吹什么国际形势是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说明了世界革命的可能和必然。但是现在有人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是否要和我唱对台戏？我看多少有那么一点。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他们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从国内开始，从上层开始，从我们执政党内开始。这是我的话，后来被林彪引用，大家以为是他的话，其实发明权在我这里。现在危险的苗头归纳起来，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下，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张春桥马上接着说：“主席，我已经清楚了。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上海在人民的手里，修正主义就别想得逞。”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们说这些话。”毛泽东说：“从来，我就说我对上海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为什么让你和文元一直在上海任职务，就是不愿把上海轻易地让出去。打起仗来，上海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
　　当时。张春桥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现在，郭沫若写诗词来表达他对自己的仇恨，完全说明了他对当时的形势是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的。张春桥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到了这种时候，谁是什么人，谁是什么脸谱，统统都显露出来了。
　　就在这时．中央专案组的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提审张春桥，张春桥一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措施。不管提审的人说什么，张春桥除瞪他们一眼外，根本拒绝回答。
　　这天，张春桥又被带到了离他关押地很近的一间小房间里。
　　他一抬头，楞了一下，原来对面站着一个人，是纪登奎。他对纪登奎过去并没有什么恶感，纪登奎从来都是积极地支持他的。但是，张春桥没有想到他会来提审自己。
　　张春桥不能不说话了：“你也参与了他们的行动？”
　　“把你抓起来以后，我才知道的。”纪登奎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得服从党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春桥，我希望你现实一点。”
　　“你是劝降？还是审？”张春桥的眼睛里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
　　“我先不说什么，你先看看这个，你总要对事实说点话呀。”纪登奎把一份材料递给了张春桥，接着说：“这东西，你最有发言权，你可以说明一下嘛。”
　　张春桥接过来，看得仔细：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混入党内……”
　　张春桥看完材料，慢慢地扔到地上，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问纪登奎：“林彪整理我的那些材料你都看过吗？和这些差不了多少。起初，他们说我是叛徒，我从来就没有被捕过，叛徒从何谈起？把我抓起来以后，找一些有问题的人写一些颠倒是非、造谣污蔑的东西，毫不奇怪，也费不了多少的力气。这些东西，还需要我解释吗？不，我根本没有必要解释。你纪登奎应该是什么情况都明白。”
　　“我这次来，华主席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肯合作，向党中央开始写检查，其余的问题一切都好说。我们党的政策从来都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这个你应该懂得的。”
　　“检查？华国锋还配我给他们写检查？简直是笑话！”张春桥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面刊登有两报一刊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说：“你看看你们说的是什么，‘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宣传，究竟把毛主席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置于何种地位？这样的语言完全是邓小平的语言！反革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配我写检查？简直是妄想！本来我是不想和你们再说什么的。但是，是你纪登奎来了，我免不了要和你说几句。你别再受他的欺骗了。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
　　“但是你还应该相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主席这面旗帜，不管是谁掌了权，也是要高举的。”纪登奎说：“你看。华主席在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的讲话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些话，我承认都是空的，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一点做点检查，好让华主席对你们作出宽大的表示呢？这样大家都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我想你还是好好地考虑一下，从当前的大局和现实出发来考虑。”
　　“不！大大的不一定！”张春桥说：“像华国锋这样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除了造谣和胡说八道，他还能把历史的真像说清楚吗？他敢吗？所以，到了最后，他非把毛主席的这面旗帜丢了不可。我真是没有想到，毛主席这面伟大的红旗就要毁在这个王八旦手里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张春桥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让他们看着办吧。我早就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说话的权力和自由。你们也不敢给我另外说话和写东西的自由。”
　　“这么说，你是连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吗？”
　　“无错可检查，应该检查的是他华国锋，违背组织原则，违背党的纪律，采取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名曰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什么好学生，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抓了主席的夫人、侄儿、女儿，几乎把主席的所有亲属统统一网打尽，他还有什么高举和继承，无耻至极！”说到这里，张春桥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墙角。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纪登奎早已离开了。
　　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文件，还是那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名曰学大寨，其实文不对题，讲的全是所谓四人帮的罪状，张春桥称是“东拉西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杰作。
　　一阵风吹了进来，那篇文章掉到了地上……
　　第四章　张春桥的历史是这样吗？  
　　审理张春桥的历史时，华国锋就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张春桥的历史从头到尾审查清楚，他的问题一个都不能放过，他的丑行一定要充分地揭露。要细，要快，要把所有与他有关的叛徒和特务都利用起来。我就不信他没有重大的问题。他说他是清白的，鲜红的，我们一定要给他还其墨黑和发臭的本色。”
　　汪东兴也说：“我们的专案要是搞得不过硬，就会给他们的党羽留下了复辟和翻案的机会，一定要把他们砸死。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给刘少奇定案一样，‘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给刘少奇一戴，他就永世别想翻身。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也是一样，首先是按他们的叛徒，定不成叛徒挖特务问题，最次他们也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定要抓准的。”
　　因为“四人帮”专案组的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汪东兴这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就担当着具体工作的重任。
　　从张春桥的历次填写的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张春桥廿二岁的时候，在《人员登记表》里填写的家庭情况是：“父：小职员，母：无业。”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在亲笔写的例行《反省自传》里，提到他的父亲时写道：“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五二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里，他又写道：“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册上，张春桥在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便写成了“自由职业者”，本人的成分也写成“自由职业者”。
　　在他历次所填写的表格里，都写道：“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体。”在一九五零年的《简历表》中，他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华国锋把他的历史看得很详细，他看到这些时问汪东兴：“从这个表里，好像张春桥在十九岁时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重新入党呢？他是否脱过党？或者叛过党？”
　　张春桥的这段入党的历史，林彪早就派人秘密调查过。上海红革会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把他的有关情况弄得满城风雨，老幼尽知。汪东兴早就从他们的材料中熟悉了张春桥的历史，他对华国锋说：“他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的那个党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和批准。这个所谓的‘预备党员委员会’是叛徒宋振鼎组织的，其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和脱党分子。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为了掩盖他的历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以后，仍把参加这个组织作为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
　　纪登奎在旁边插话说：“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曾经对周恩来说过：‘春桥的历史是鲜红的，无可指责。林彪抓住他老婆的变节行为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整垮春桥。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春桥的老婆左右不了大局，我们还要给出路嘛。就是对所有的叛徒、被俘人员，除了不准他们重新入党外，都还要给出路的。’根据这个情况，张春桥这样填写表格，没有多大的错误。”
　　华国锋还是认真地看了专案组搜集回来的几张证词：
　　一个是宋振鼎，也就是当年化名吴志成的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写的证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当年和宋振鼎谈话的吴仲超，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也写了一个证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陈锡联看过材料后对纪登奎说：“这说明不了张春桥的任何问题，只能从旁边说明，张春桥是老实的，把当时的情况都写明了。此外，还说明什么呢？”
　　纪登奎把张春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问所谓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材料递给陈锡联，他特意提醒道：“这是一个罪犯写的揭发材料，说张春桥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命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领导人，我对此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现在这场揭批清查运动比任何一次斗争都可怕，搞些伪证可是随时可能的。”
　　陈锡联不动神色地审查了那篇唯一的交待和揭发：
　　“我叫徐伯璞。又名称徐宝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岁。山东省肥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驻绥远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委员，中训团区党部委员，教育厅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济南正谊中学校长，伪教育部科长等反动职务。追随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干了近二十年。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侮辱师长’为藉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叹，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时。做过部分交待。”
　　徐伯璞的这个亲笔揭发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负责审查这个专案的人员还找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市军管会对徐伯璞的判决决定书，判决书所列的几条罪行里，确有所说的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当局开除、逮捕济南正谊中学领导抗日的学生负责人的这条罪状。但是，纪登奎等人认为，只凭徐伯璞一个人的证词，很难说明这几个抗日爱国学生就是张春桥告密的。他问汪东兴等人：“还有张春桥参加特务的证明吗？还有他告密的其他文字或人证吗？”
　　没有任何人敢于回答纪登奎的问话。
　　汪东兴过了几天，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发下一套称为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各种材料和证明。这些文件证明：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确实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创办了《华蒂》月刊。
　　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证据，是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纪登奎从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送上来的材料里，看过一九三三年济南出版的刊载有张春桥文章《银铃》、《秋》的《华蒂》月刊。对这个存在很短时间的组织有所了解。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张春桥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怎么能参加什么法西斯组织呢？这个组织除了写作办刊物，并没有任何活动，怎么叫法西斯呢？
　　偏偏有两个罪犯的证明材料：一个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写的，另一个是反革命特务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纪登奎看得相当认真，并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李树慈写道：“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陈锡联指着这篇东西问道：“你看这个材料可信吗？”
　　纪登奎摇摇头：“很难完全相信。里面的很多语言都是现在流行的，当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张春桥当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不会和他们搞到一起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他们建立投稿的关系是可能的。这怎么能叫参加法西斯组织呢？罪犯肯定是受了威胁、恐吓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写的。这个我有一种预感。不过，现在讲这些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对马吉峰的这个材料可是有点迷惑，他一九七零年已经病死。可材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这说明是有人让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人让他写的呢？”陈锡联把一份材料摆到纪登奎面前，充满疑虑地问道。
　　纪登奎又仔细地把署名“马吉峰”的节录材料阅读起来：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纪登奎向汪东兴询问有关情况时，汪东兴作了解释：“这个笔供里的人员是这样的，马吉峰，又名马峰，是个反革命特务分子。早在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劳改，一九七零年病死了。这个笔供是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档中查出的。孙耀南，现在山东省。金灿然，已死。黄华棠，已经逃到了台湾。这个材料不会有假的。”
　　纪登奎说：“如果仅凭这些东西要定张春桥是个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很难。因为他写的作品人们都看过，将来我们的后人也是要研究的，张春桥的作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材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另外，马吉峰的材料其实说明了‘华蒂’的来源，是英文what的谐音，是中文‘为什么’的意思。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我好像在一次批林整风的会议中听到过张春桥的讲述。”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弄清这些罗嗦事也是以后的问题。”汪东兴满脸不悦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把他搞臭，不给他们的余孽以半点喘息之机。”
　　纪登奎马上想起了华国锋对一九七七年发出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搞臭，摧垮。华国锋说明很明确：“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两个月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普遍展开，形成高潮。明年应当搞得更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但是，只有纪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难。专案组除了找一些已经定案的罪犯作一些证明外，其余的第一手原始证据基本上是空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想说明张春桥是什么特务，除非赤裸裸地制造假证据。而这些又是很困难的。像那些没有说服力的东西，搞得越多越不能令人相信。谁都知道，现在找几个犯人或有问题的人，在刑讯逼供或威胁利诱之下，让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说什么的。
　　纪登奎认为最可笑的，应该引为历史上奇文的，是原军统特务陈蓝荪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三日写的一个证明，完全是文不对题的东西，却让汪东兴当成了宝贝。这篇东西想证明张春桥是特务，于是这样说道：
　　“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后，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他的那篇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现在将我知道的崔万秋揭发如下：
　　‘崔万秋，现年七十多岁，人称‘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军统特务机构和反动青年党，为军统头子戴笠收买成为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充当文艺界的密控，以极左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利用其职业掩护，收集左联和地下党的情报，分裂、破坏进步文艺阵营，并发展运用人员，建立军统情报‘内线’，是反对左联和迫害鲁迅先生的主要幕后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军统头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汉，后到重庆，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继续进行特别活动。戴因崔万秋在上海、重庆文艺界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有功，派他为军统局‘国际情报专家’、伪国际宣传处长，外事局长董显光充当副手，上海临解放前，董匪显光逃往台湾任匪外交部长，崔万秋随其逃到台湾。”这个证明能说明什么呢？既然崔万秋是以中左派的面目出现的，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张春桥作为一个左派青年，给这样的刊物投稿并发表作品，又能算什么呢？陈蓝荪作为一个七五年被宽大释放的原军统特务的这篇证词，应该是可信的。他没有说明张春桥就是军统特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而决不胡说。纪登奎这样想道。
　　相比之下，当年曾经在上海呆过的现任河南省文化局长的于黑丁的揭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纪登奎这样想着，把于黑丁的那篇揭发连看了三遍：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样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张春桥一到上海就认识了崔万秋，并且积极为《大晚报》效劳，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东西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他还说，崔万秋也不同意鲁迅的做法。吹嘘‘崔万秋为人是不错的’张春桥这些反动活动是得到崔万秋的支持的。”
　　这些东西，纪登奎也持怀疑态度，他试探地问汪东兴：“这个于黑丁当年是什么人”和张春桥又是什么关系？张为什么会和他说这些话？我们都需要认真地落实和调查。对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任何材料，都必须严肃、认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呀。”
　　汪东兴这会可是对他不客气了：“纪登奎同志，我看你在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可是思想右倾的厉害，你是不是担心‘四人帮’会翻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绝对不会的。他们天怒人怨，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你想想，人民会让他们翻案吗？这一点，华主席也考虑好了，宁可把政权交到邓小平手里，也是绝对不能让‘四人帮’再上台的。你只要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该怎样办了。”
　　纪登奎不再吱声了。他在默默地阅读着另一篇揭发，是一个叫徐锡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这个人，解放后曾经被判刑，现已刑满就业。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写道：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扣它做什么！”纪登奎看了以后，对陈锡联、吴德说：“我看这样的方针办”的指示，说：“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手迹，可以作为最后的绝笔来对待。”
　　张春桥说：“这是主席最后的手迹，但不是绝笔。绝笔是主席对最后一次文件的签字。再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主席针对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具体内容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他说，国内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主席针对着他所说的这几个不大好的省市情况写了两句话：‘慢慢来，不要焦(着)急’；‘照过去方针办’。这就说明了让他解决这几个省市的问题时。还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方针行事。这不能说明了全部的问题。再说。如果把详细经过讲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呀。这和主席的逝世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呢。”
　　这样一说，江青也认为张春桥讲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说：“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并且还说：‘按既定的方针办’。主席讲的时候，国锋和你们都在场。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时，华国锋亲自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作了传达，我看就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作为他的临终嘱咐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要我们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这样，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张春桥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里，就这样指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项政策办，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这样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怎么能说我们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呢？张春桥想起来，依然愤愤然地走来走去，真想和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来个大辩论。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得任凭这些人造谣撞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看来平常、实际上充满杀机的场面，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啊！可惜自己提醒过江青，江青却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掉以轻心，最后来了个陷身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怎么办呢？
　　张春桥记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
　　“他能让你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吗？”
　　“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政治局常委会上应该二比一。别忘了叶剑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毛主席早就让他请了病假了，也就是说无论中央和军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来参与，应该让陈锡联同志取代他的职务嘛。这可是主席决定的。”
　　“可事实上他已经公开活动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许多会议的。”
　　“我已经让华国锋阻止他的活动。今后的中央会议可以不通知他参加。否则就是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我倒要看一看他华国锋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现在她可是真正看到了。华国锋这个本来并没有多大能量的人物，就是因为一朝有了权力。所以就在一个夜晚变得强大起来。他把毛泽东的整个部署和力量翻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一切居然还是在毛泽东的旗号下进行的。可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们却看不到一点动静，这确实是令张春桥所奇怪的。原来估计得好好的事情．几乎连半点实现的可能都没有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一九六二年，张春桥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同时还兼任着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为柯庆施从事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服务，充当参谋。他从柯庆施的言行和来往的信件中竭力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的意图。这时江青不断地来往于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问，来往都是柯庆施亲自派人接送，处处显示着神秘色彩。其实，张春桥完全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许多情况，但是并不了解她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次他和柯庆施闲谈时，提到了江青，脱口而出：“江青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演技是非常成功的。”
　　“你认识她吗？”柯庆施说道，“她现在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专门给主席负责调查、了解基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上的动态，在主席那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主席开玩笑地对我说：‘江青是我的顾问，我对文艺领域的情况都是她在给我出谋划策。她可是一个文艺通，当年在你现在的这个管辖地搞地下工作，是支持鲁迅的，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全都吃透了。你这里可是要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这里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大染缸，没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是建立不起我们的文化队伍来的，’你可不能小看她的作用。”
　　张春桥记下了柯庆施的这番忠告。从此，对她的到来就更加留意了。
　　一次，江青在和柯庆施谈话时，张春桥在场，江青随口问道：“你对最近文艺领域里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很不满意。”张春桥似乎是在随便发表意见，“就说六二年文艺界的活动吧，没有几个真正能贯彻主席的方针和政策的，他们的土规定和土框框太多了，动不动就是文艺界特殊，实际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三月三日至廿六日，周扬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的座谈会，陶铸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可见规格是不低的。有人在会上说什么反右倾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心情不舒畅”，‘强笑为欢”，要求给作家‘创作自由’。田汉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出气’‘要好好地倒倒苦水’。你想想，这样下去，我们的文艺战线能出好作品吗？”
　　江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问道：“你看过周扬他们搞的那些书吗？什么《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不等张春桥答话，她就接着说，“今年五月廿三日周扬这些人打着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年的旗号，发表什么《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提出了‘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口号，连主席经常讲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都不要了，还叫什么纪念主席的《讲话》呢？现在呀，怪东西可多呢。都是生着法儿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刘少奇有个估计你知道吗？他说今年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开始好转，在五月十一日的指示里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张春桥说：“文艺这块阵地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要去占领。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将会是很尖锐的斗争。”
　　“讲得好，”江青拍着手说，“你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毛主席是一样的。他呀……”
　　江青激动了，临告别的时候，第一次主动伸过手去，和他摇晃了几下。
　　张春桥在这个难忘的一九六二年里，注意到了国内发生的这些情况：
　　五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自传达邓小平关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指示，并说：“县以下基本上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把几个标兵一树，错的风一吹，基本上都错了，留个尾巴干什么？”同时，中宣部搞了一个《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提出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本身就是对编写工作乱贴标签，是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表现。”
　　张春桥把这两个材料用弯笔勾划后批给柯庆施阅读，说：“可否针锋相对？”
　　六月廿四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就准备要反攻大陆，已经派出了好几股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一切来犯敌人……”张春桥在这个消息，附了一段话转给柯庆施，这段话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材料，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一定会和蒋匪帮里应外合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江青来沪时的提醒，要强调一下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了，防止敌人的变天和复辟，不然就会犯错误。”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现在有些地方集体经济已经解散了，已经包产到户了。这还是一部分，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解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虽然还没有散。但也准备散。这就是说集体经济有危机，有散的危机、瓦解的危机。”张春桥在这个报告上批道：“这不是要变天吗？如果不顶住，怎么得了！”
　　于此同时，习仲勋等人主持写出了一本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上开始连载。中宣部认为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开辟了写革命传统的先河。”周扬还指示夏衍设法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公开放映。康生到了上海后，给张春桥透露：“《刘志丹》有问题，是为高岗翻案的。习仲勋这个人你们可得注意，他原本就是高岗的党羽。”
　　到了八月六日至八月下旬，江青给张春桥透露的情况终于实现了。这个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和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这位气魄宏大的政治家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里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对自己不利的局势，使它扭向了另一个课题，他劈头就问：“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人讲没有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可是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在人们的思想急转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同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承认国内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人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
　　接着。毛泽东狠狠地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当时，为了充分地展开讨论，会议分了六个大组和若干个小组，并成立了中心小组，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地区第一书记和中央各口负责人组成。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再次讲话，说了几个关键的问题，他说道：“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你们搞单干，单干就要造成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了。建议中心组那五个人来，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邓子恢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就没法子唱了。所以，我主张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来，不讲光明了，于是一片黑暗，好像不单干就不能增产粮食，这个任务提的很明确，于是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都出现了。一边富裕，另一边如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的这些人就敢事实上解散人民公社。我可以大胆地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这个讲话，为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基调。随着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一场大规模的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张春桥对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作了很多的研究的，他认为：“毛主席的这个理论和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能不能避免苏联出现的教训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真的要出现把国民党请回来，把蒋介石请回来的问题。”
　　柯庆施果断地说：“好，今后上海的意识形态由你把关，不管别人怎样，我们这里是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荣辱成败都和毛主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年秋天，江青以到上海看病为名，再次和柯庆施、张春桥、魏文伯等上海的领导人广泛举行了座谈，她故意地问：“你们现在看了京剧有什么感想呀？”
　　柯庆施回答：“我现在已经不看京剧了，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了，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就连年轻人也不看京剧了。我看这个剧种已经快死了。但是我原来可是喜爱看京剧的呀，问题是让他们给毁了。”
　　“不能让它死掉呀，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剧种，但是现在让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那些老爷们给弄坏了。”江青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比划着说，“现在我们该救救京剧了。怎么救？就是要演现代戏，革命的现代戏。我很赞成你们这里的宣传部长的一句话：就是要占领阵地。你们看现在到处都是要和我们较量的人，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反动派，都是要反攻反共，我们不和他们斗一斗行吗？你们别以为共产党内就没有这些要复辟的人，照样有！人家搞什么《谢瑶环》、《李慧娘》这样的鬼戏、坏戏，还有《海瑞罢官》也出来了。他们要于什么？还是要和我们争夺阵地嘛。医生让我锻炼一下听觉，看看戏，可是我在剧院里看到这些心里就难过。我们没有自己的剧目，没有自己的观众就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考虑吧！”
　　这下，张春桥也坐不住了，他看准了，也下了决心：跟着江青干，首先从文艺领域里打开缺口，进行一场反击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战斗。
　　那天，他没有等柯庆施招呼，就抢先表了态，果断地说：“江青同志，我早就觉得，你和鲁迅一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战线上是一面旗帜。我敢说，我们党内还没有像你这样既熟悉文艺战线上的情况，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理论干部。今后，柯老和我都决心在你的领导下，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你可要及时地给我们指示和毛主席的新的精神呀。”
　　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督促下，文化部党组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草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三月廿九日，批转了他们的报告，强调：“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江青不失时机地在柯庆施的具体安排下，和张春桥组织余铭璜用“梁璧辉”的名义写了《‘有鬼无害’论》，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公开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剧本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从而打开了戏曲走向政治的序幕。
　　紧接着，张春桥开始和江青正式联合，以抓革命现代戏为名，进行起一场来势凶猛的所谓大革命的准备来……
　　就在张春桥坐在牢房里，静静地回忆过去的往事时，江青和张春桥最早的一个对头彭真，悄悄地来到北京，和邓小平密商起如何对付已在监狱中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和实际上是他们同伙和另外一些人的具体策略来。
　　彭真深有感触地说：“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性最大的一个集团。他们和林彪一样，都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利用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的秩序与正确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他们结成了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错误，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毛泽东那套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我们和他们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党内斗争的手段同步进行。这伙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的路线，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残酷地镇压群众，在党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的程序审判他们，许多是非还是难以澄清的。”
　　邓小平听了彭真的慷慨陈词，不住地点头：“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四人帮已经成了纸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还在，那套左的东西还在。这些东西不彻底消除，就还会再出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一步一步地来，最后要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在张春桥回忆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在总结着经验和教训，这场斗争并没因为他们的入狱而结束……
第五章　沉默是无奈　也是最好的武器
　　“张春桥，你是不是叛徒？我们暂且不提。但是，你总不能否定你的老婆文静是叛徒吧？你和文静的关系，总该向党中央交待吧？现在中央审查你的这些问题，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专案组的人员讲述清楚。”
　　张春桥听完了汪东兴的这句话后。已经清楚了他们的全部用意。不错，文静是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在上海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些情况。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也主动介绍过自己妻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和江青汇报过文静的问题。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泽东到了上海，问起张春桥老婆的现状时，张春桥说：“文静同志实际上比我大一岁。她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她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
　　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对于文静的问题，我已经多次向组织作过说明，我几次想和她离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迟迟没有行动……”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离她也好，一个家庭里也要有个包罗万象嘛。当然，文静也是要革命的嘛，她后来的表现就不错。我们对她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实事求是地看他们的表现。只要不是死硬地反对革命，我们都要团结，都要给出路，当然有变节行为的同志不能和一直坚定革命的人一样。”
　　“你看我是否和文静分居好呢？”张春桥像小学生似的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哈哈大笑：“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分居有多大的意思？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又摆到桌面上来了。不过，张春桥清楚，这回可不是因为文静连累了她，而是由于自己又牵扯上了文静。革命了几十年，最终还是受了她那个历史问题的害。不过，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就是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的了。
　　汪东兴得意地对张春桥说：“你表面上说，你与文静已经划清了界限，实际上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派她担任了重要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工作和清查敌伪档案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她表面上不担任什么职务了，但仍参与上海市的领导。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春桥的眼睛一直盯着汪东兴，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毕竟是一个壕里呆过的，汪东兴受不了那双眼睛的刺激，也觉得尴尬了，就把一份材料扔到张春桥面前，说：“你可以一个字不写，但是你的老婆可是要写的。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揭发材料和交待，也许对你是个启发。”
　　本来，张春桥是什么话也不计划和他们讲，什么材料也不看他们的。但是听说是文静写的东西，他还是拿来看了，而且看得很详细：
　　“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在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一九六七年张曾经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篷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现在看来，‘四人帮’都参与了这个问题。张、姚二人的直系亲属中有叛徒问题，这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讨对策。”
　　张春桥看完后，特意注意到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汪东兴问道：“这个问题总不是我们造谣吧？这是铁的事实。”
　　张春桥把文静亲笔写的影印件扔给汪东兴，微微笑了笑，还是没有说什么。
　　“你还想看看你的同志的交待和揭发吗？”汪东兴带有嘲弄的口气问道。不待张春桥答话，他就把另一份揭发材料叫旁边的人递到了张春桥手里。
　　张春桥毫不客气地看了起来：
　　“在反党分子张春桥的蓄意包庇下，张的老婆、叛徒特务文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等项工作。为此，我曾收到机关革命同志的来信，说文静历史上叛变过，不应担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给张春桥看，张看后即把信交还给我，根本不置理。后来，从河北省来了外调人员，要调查抗战时期和文静一起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并要了解她们为宪兵队工作的情形，也为张春桥所拒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组织有两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静的档案，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历史的话。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等商量，由徐景贤等到组织组取走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档案室，并由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革了组织组，对两名革命同志进行残酷的打击，整了他们八年之久。此后，张春桥表面上授意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但她实际上仍过问联络组的工作，并经常把当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等找到家里出谋划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间，王还常到文静家里去，以看望为名，商量工作……”
　　看到这里，张春桥强咽下一口粗气。正想发作，猛抬头看见汪东兴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眼神是那样的幸灾乐祸。他按捺住了自己的激动．继续往下看：
　　“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回沪时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探。王洪文谈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闻题，并说张要和文静离婚，征求马、徐、王的意见。但王洪文回京后，文静仍通过子女继续和张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七五年六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来上海时，还专门设宴单独宴请了文静。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了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在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之后，继续让文静到市委保密室看绝密文件，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并让她听取市委召开的党员会议的重要传达等。对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办公室还一直给文静发文件。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张春桥一看最后的签名，原来是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徐景贤写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他不禁感叹地咳了一声。
　　“你没有想到吧？张春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你们这一伙人都已经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真正要跟着你殉葬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汪东兴大声说，“就连你一手扶植起来的王洪文。也已经向党中央彻底地交代问题了。你还要死硬什么？”
　　突然，张春桥放声哈哈地大笑起来。但是汪东兴清楚地感觉到他的笑声里带着痛苦的颤音。他猛地觉得张春桥的表情有些不大正常了。当他终于冷静下来了以后，他还是那副阴森森的沉下来的面孔。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着了后，很有滋味地品尝了一口。看得出来，他在囚室里是很少抽烟了。
　　汪东兴决定再给他致命的一击，他要使他的精神防线彻底摧毁：“你还想看王洪文秘书萧木的揭发吗？你可以好好地看看，对你也许会有所启发。”
　　那是萧木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六日写的揭发，其中讲到了文静在张春桥等人被捕后的表现，材料写道：“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上，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召开所谓‘兜情况会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上提出要出动民兵，在报纸、电台发表反革命的所谓‘告人民书’等。最后，四个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再定。十三日中午，反党分子张春桥老婆文静要她女儿打电话叫我和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去她家里谈一下。我们去后，文静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朱说：‘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文静竭力煽动说：‘他们不搞你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联、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朱和我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回来再说。。
　　这时。张春桥才深深地感到权力的重要和可怕。政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他简直不可思议，原来在各种会议上说得天花乱坠的漂亮口号和慷慨激昂的人们，到了真正需要他们出来的时候，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场教训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他的脑海围绕着这个问题翻起了波澜……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汪东兴再说什么或者给他再看什么，张春桥就是什么话也不说。沉默，成了他无奈也是他最好的武器。他知道，不管他说什么，除了连累一些和自己在一起的无辜以外，再没有任何的作用。政治斗争到了你的对手已经把你打倒之后，他们的下一步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手再来一次打倒，或者自己宣布自己是坏蛋，是应该打倒的对象。张春早已经熟悉了这套把戏，他暗暗地对自己说：”让那些王八蛋见鬼去吧，我是绝对不会躺在地下，让他们任意宰割的。我的无言沉默，实际上是此地无声胜有声，意味着对你们的抗议和蔑视！。
　　他认为，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要在文静和自己的历史上大作文章，无非是要证明他们荒谬地提出的那一些扣在任何造反派头上都可以成立问题。
　　还在两个月前，专案组的一个身穿军装、披着军大衣的中年男子就大大咧咧地到了张春桥跟前，给他宣布了一大堆纪律，并要他思考和回答华国锋提出的所谓十二个问题。张春桥把他留下来的那几张纸撕了个粉碎，扔到了地上：“回去覆命吧，这就是我的回答！”
　　现在他又感到了那十二个问题的可笑和无耻，又找出刊登有华国锋讲话的报纸，认真地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
　　华国锋是这样说的：“‘四人帮’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竭力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一贯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人们这几年部是在想：(1)为什么他们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肆无忌惮地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封锁和歪曲毛主席指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呢？(2)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欲打倒，置之死地而后快呢？(3)为什么他亿对几十年来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敌视，千方百计地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呢？（4）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这些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忠心耿耿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政领导骨干，那样恨之入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5)为什么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6)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7)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面内战，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呢？(8)为什么他们总是依靠像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10)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11)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12)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张春桥自言自语地说：“这十二个问题，都是毫无根据地在那里信口胡编，有的语言都是抄袭和引用了我们的词语和当年批判林彪和陈伯达的东西，来给我们栽赃和陷害。他如果稍微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毛主席指示和号召我们干的。他们污蔑的，恰恰是毛主席路线最基本的东西。”
　　张春桥在囚笼时不停地散着步，思考着外面可能要发生的事件。他真不可想象，发生了这样的右派政变，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的各级政权，难道就真的能容忍这样的政权存在吗？他就这样地作着一种奇特复辟美梦……
　　当然，他不知道就在他仍然陷于一种空想或自我安慰、自我等待的迷幻中时，中央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案卷中查出了一份名叫赵福成的人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写的亲笔供词，这份供词里讲诉了当年他掩护张春桥和送他去延安时的一些情形。其中说道：“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目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很明显，这个复兴社分子写这样的内容是为了证明他曾经营救过左翼作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以此来减轻他的罪责的。鉴于他的特务活动，他对张春桥的情况了解和掌握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张春桥并不了解他。也就是说，对他的复兴社身份是毫无所知的。
　　汪东兴得知这个情况后，几次指示专案人员：“一定要从这个叫赵福成的嘴里掏出张春桥的特务身份来。要采取一切措施。”
　　于是，七十一岁的赵福成在专案组的审讯下，写出了一个揭发，使张春桥变成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潜入延安的特务了。而那个秦启荣则早在一九四三年被击毙，死无对证。只有赵福成的揭发为凭来置张春桥于死地。用江东兴的话来说：“这就叫好汉死在众人口。”
　　我们且看赵福成是怎样揭发张春桥的吧：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群弼，今年七十一岁，出东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都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丘县人，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调查统计主任王泰兴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我参加复兴社后，因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经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成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联络人员去取情报；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秘。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的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的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耳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这样，就把他一九五零年写的“我曾送其大衣”变成了张春桥要的；把他当年所说“张春桥是左翼青年作家”变成了和他一样的复兴社特务。
　　为了解释一九五零年写的那句“我知张，张不知我”这七个字，赵福成特意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写了一个说明，内称：
　　“关于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解放后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九三七年九月，复兴社黄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后，张春桥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这年十二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纪登奎看了这些所谓的证据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这些东西都是诡辩的，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和推敲。对张春桥的问题必须深揭，但是这类虚假的东西还是尽量少搞吧！”  
　　第六章　张春桥独特的性格和脾气
　　凡是和张春桥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他不爱多讲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种独特的性格使他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并不显眼，也不引人注目。这恰恰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一个政治家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一个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的起码条件。毛泽东在评价张春桥的时候，就这样说：“根据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真正有希望的人是善于思考和埋头苦干而并不愿意出风头的人，那种大轰大鸣、自吹自擂的人只会变成历史上昙花一现的角色。张春桥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我看他是有希望的一个理论家。”
　　林彪对张春桥也有自己的评价，他对陈伯达说：“我一见四眼就觉得不顺眼，和他在一起感到阴沉沉的，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在苏州头一次和他打交道，就预料到他会爬上来，没想到果然成了一个人物。你们要注意他，越是在人前不多讲话的人，你们越是要有所警惕。张春桥的城府很深哪。”
　　不管怎么说，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确有他自己的一套应变策略和措施的。首先，他很谨慎，他从不轻易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除非是在他确认有了把握后才出其不意地亮出自己的底牌。为此，他身边的人都是一些他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角色。这就决定了他信任的圈子实际是很窄小的。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在他没有充分掌握大权的时候，是个优点，但是到了他拥有很大的权力，成为了不起的一方诸侯的时候，就要成为致命的弱点。这一点，到了他进入监狱的时候，他有所领悟。但是，已经晚了。
　　毛泽东曾经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和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搞好关系。要让人们都知道你张春桥是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斗争的，不要搞那个小圈子。多向总理学习，学习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学习他善于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有了权力以后最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权力。这里有艺术和讲究的。”这点，恰恰是这个理论家所忽视的。
　　其次，张春桥善于通过别人的嘴和别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本是一个道行颇深的政治家走向成功的基本要诀，但是张春桥玩弄这一套确是老道精熟了。在政治的角逐中，他充分地发挥了姚文元这些人的作用，而他则在背后摇羽毛扇子并收到了极大的效益。他注意实际的收获而不是像某些轻浮的三流政治家那样在名利上斤斤计较。这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的忠心和理论修养深信不疑。
　　“春桥同志，你今后要在驾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和他谈话的时候，语重深长地说，“我说的这个全局，就是驾驭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现在是要学会经济管理。为什么我要让你们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再干他几年呢？一是这个地方重要，学会了管理上海，就能够管理全国。我把上海作为你们的试验地，就是让你们将来能够管理整个国家。”
　　这话，张春桥始终没有往下传达，只给少数的几个人讲了讲。后来，还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主席就是要让春桥同志多在经济工作上下点功夫，是把上海作为主席的试验田的。有人一定要在上海的问题上作文章，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第三，张春桥在政治上有一种执着的追求，认定了一个方向或路子后紧迫不舍。就是到碰得头破血流时，他也有一种杀身成仁的勇气和胆略。这在他进入囚牢后表现得更加突出了。刚刚被捕时，他还不失那种领袖的气质，希望借助外面的力量来使自己重获当年的威风。但是随着政局的发展，特别是当邓小平宣布复出的时候，他的脸完全变了，像白纸一张。他每天都把衣服整理一个来回，摆出一副随时要就义的架子来应付日益频繁的审讯。
　　“你知道吗？小平同志站出来了。而且，站出来就恢复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看管他的警卫干部检查他房间时对他说。“你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铁青着脸回答：“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不但邓小平要站出来，而且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的一切反动派都要站出来。这是必然的，肯定的。华国锋不这样做，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纲领就没法往下贯彻，这是两条水火不同的路线必然要产生的结果。”末了，他还特意加了这么几句：“这样做，对邓小平来说怎样都不算过分。但是对华国锋来说，他每往下走一步都是自打嘴巴，都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
　　那个警卫干部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他几下，出去了。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他们只负责监管这些人而不能和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和谈话。
　　是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一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一致通过了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根据这些决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一切，虽然是在张春桥的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认为他们干得太快了，太露骨了，全然不怕他们的这些措施激起民变。
　　这就是毛泽东常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叫我说十年也不成”的原因。
　　张春桥虽说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后直上青云，成为地地道道的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但是他毕竟是秀才出身，从来没有脱离过笔杆子，他和饱经风霜、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毕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九三七年底。二十岁的张春桥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许多多在上海只是听闻而如今活生生地感受到的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后来大多都成为新中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张春桥的笔杆子和他在上海写的文章，成为他早就是革命者的有力证明。后来康生在和一些反对张春桥的人谈起他时曾说：“张春桥在上海和来到延安写的文章我都看到了，都是贯彻着批判和战斗的这根主线的。他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你们看过他的文章吗？没有看过就不好发表议论。上海有一批极端派策划炮打春桥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好，可以证明敌人的狡猾，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康生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张春桥的情景，那是在延安的一次会议后，当时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他在中央党校和好几个单位给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一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给他当面交了一封信，称他“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生同志，不管现在苏联回来的要员们承认不承认，都得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和指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我们只有在这面旗帜下才可以赢得抗战的胜利。我希望你能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充分发挥你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而作出贡献……”康生坐在椅子里，问了他许多关于上海的情况，他对答如流，完全符合康生的心意。于是，康生记住了张春桥。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康生最重视入党时间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张春桥回答：“我在上海曾经入过党，但是那个组织被取消了，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组织的。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打着共产党旗号在活动的，一些热血青年往往搞不清楚。所以，我最近在延安重新加入了党组织。”
　　“我在上海工作了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很了解。你说的这些情况大体符合实际。好好干吧，你是有前途的，你的观点我完全赞成。你还是发挥你的笔杆子的作用，为伟大的抗战服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服务。”
　　这样，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联系。
　　几次的接触。张春桥的文章和他所写的消息引起了康生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注意，把他推荐到毛泽东那里。但是，毛泽东没有像康生那样和张春桥彻夜长谈，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还没有精力顾暇这位未来理论家的存在。尽管如此，张春桥还是崭露头角了。两年后，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起初对这个精干的秀才很重视，愿意看他写上来的报告。有几篇报告是他让张春亲手动笔来写，但后来发现是张春桥指示别人写的，彭真很有意见了，批评他：“有些涉及保密的文件和报告还是应该由你来写，不要轻易地交给别人动笔，否则出了问题你可是负不起责任的。”
　　张春桥点点头，表示承认错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决不轻易地写检查。有人对他说：“像彭真同志批评的事情一般人都是要写检查的，你不写检查将来怎么说服别人？”张春桥回答道：“屁大的小事何必要大张旗鼓！他彭真的话又不是圣旨、皇帝，难道他说什么我们都要当作令箭吗？我可以告诉你，除了毛主席的话可以于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外，对任何奇特的人都可以打问号。经过一整风，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分析和思考。”那个人见他态度严厉，便不再说什么了。
　　在报社时，他和担任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绝对不向任何人流露出来，表面上他和邓拓的关系还处理得不错。直到彭真亲自过问一些事情时，他才狠狠地把邓拓告了一状。
　　一九四三年初，张春桥通过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刘少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赴延安途中在北方局党校所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认为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格格不入。刘少奇在报告里声称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抗日建国的领导者”，“国民党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帜”，“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党有它这样大的权力，它掌握有广大的政权，拥有几百万武装，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通俗的、合法的组织形式，最好的现成的形式。”张春桥认为，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最容易在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中造成这个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我党的主动性。他引用了刘少奇在报告中的几段原话：“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奇特的旗帜顺利得多”，“如果说是实行三民主义，人家都不怕，说是实现中共的最低纲领，人家都要有些害怕。其实这两者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现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在我们队伍里，也有少数同志有了几个枪杆子．就以为不得了了，可以取得天下了，张牙舞爪地把国民党都不放在眼里，这迟早要出事的。”张春桥一一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这些观点，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说法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在华北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有着从根本上纠正的必要，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上来。”
　　抗战胜利后，张春桥随同《晋察冀日报》来到张家口，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审稿、写社论。虽然后来战争的炮火越打越烈，但是张春桥毕竟没有到前线去，没有指挥过一次大的战争。根据需要，这位年轻的笔秆子从这里来到石家庄，担任了《石门日报》的社长。这里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时刻，他到了中共最老资格的革命家柯庆施的手下。
　　张春桥早就听说过柯庆施的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柯庆施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到苏联学习，亲眼见到了列宁，并且和列宁谈了话。所以，他对这位刚刚上任的石家庄市市长的老布尔什维克充满了神情和尊重。
　　《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后，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通过几次长谈，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特别是他们对中共最高层看法的一致，使连接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更紧了。
　　“毛泽东将是建国后的最高统帅，在全党没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论都将是空前绝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柯庆施认真地听着张春桥的分析，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
　　张春桥继续说：“建国以后中国何去何从，我认为毛主席就是认定了一条，走苏联的道路，而决不会是走英美的方向。刘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起码是右的。他以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说什么‘为了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贫农，使大家同归于尽，毫无好处。’这些观点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不一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还是多请示毛主席为好。因为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说得很有道理。”柯庆施说，“其实我对刘少奇最了解不过了，他在抗战前就是一个老右倾，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就是会遇到危险时往后退。他在组织路线上也有问题，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这些人。他们在抗战前都有一定的问题，起码是写了自首书出狱的。在所有的字眼里，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组织路线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人不谋而合了。就在不久，张春桥成了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那时，整个形势发展得相当快，没有几个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过多年的张春桥重新杀回故地，担任了华东地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成了独守神州东南方向的一个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来到上海，立刻会见了张春桥。这下，故友重逢，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他们商定就以上海为基地，真正大张旗鼓地要干一番事业了……
　　还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时，张春桥就发现了一个文笔犀利、思维敏捷的小笔杆，经常给报社投稿。他约见了他，这才知道他就是曾经于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上海，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和张春桥接触上以后，他的文章经常见报，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评论家。
　　尽管张春桥和姚文元地位悬殊，但是以文会友，他们还是建立了友情，经常为写作的事情而彻夜长谈。
　　一九五五年，张春桥从内部得到了消息，要开始批判胡风的观点，来头很大。他立即就想到了姚文元。他说：“现在是你向权威宣战的时候，通过对胡风的批判，你要杀出一个新的名声来！”他亲自给姚文元出题目，拉提纲，使姚文元一口气连写了四篇文章，全部都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下子使他果然成为批判胡风的英雄而名声大震。
　　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指点下，政治敏感性大大提高，一篇批判《文汇报》的小稿子《录以备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篇文章以《文汇报》在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以最小的篇幅和不起眼的位置的处理和《人民日报》作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并配发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有了用武之地，几十篇文章，篇篇都是杀气腾腾的批判和痛驳。所不同的是：姚文元署名是真名实姓，而张春桥则是笔名或化名。
　　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样的左派，在我们党内是太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柯庆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张春桥则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和毛泽东联系的开始。和平年代，文人和秀才们容易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国那个非常特殊的岁月里，既重文又重武的毛泽东需要像张春桥这样的笔杆子。所以，他便准备脱颖而出了。
第七章 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作用
　　政治上，完全地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聪明的政治家善于化险为夷，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留下了一手或者是“狡兔三窟”。单纯的孤注一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肯定是要导致失败的。这是张春桥在狱中反省时得出的结论。不过，他并不对过去的选择而懊悔。他只是说：“如果一定要我说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再嘛。就是……”
　　张春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他觉得现在还远远地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邓小平站出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江青这些人的问题一定会有重大转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逐渐的，缓慢的，但是一定是明显的。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种分析也灵验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批判自己的时候，那句所谓的伪造的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不多讨论了。看来华国锋等人也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玩弄的骗局太露骨了，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本来“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的方针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行事，其含义和用心都是一样的。但是，华国锋为了把自己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统统打下去，故意玩弄了一个政治游戏，在某些枝节问题上作起文章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九月十二日左右，许多省市和大军区的领导人纷纷打电话给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等人。询问毛泽东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指示或嘱咐。如果要按实际情况说，显然还不到时候。张春桥对江青建议：“我们还是选择一句或几句能够关联全局的话，作为毛主席的政治遗嘱或临终嘱咐，也作为鼓舞和指示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动力。”
　　江青抽出了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句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张春桥摇摇头，说：“这句话不能作为主席的遗嘱来对待。因为主席讲的这句话在主席生前已经发表，而且家喻户晓了。我们应该选一句或几句距离主席逝世很近，而且是主席没有公开过的指示来作为嘱咐。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江青曾经提出了华国锋所讲的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给他所写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的指示，说：“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手迹，可以作为最后的绝笔来对待。”
　　张春桥说：“这是主席最后的手迹，但不是绝笔。绝笔是主席对最后一次文件的签字。再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主席针对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具体内容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他说，国内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主席针对着他所说的这几个不大好的省市情况写了两句话：‘慢慢来，不要焦(着)急’；‘照过去方针办’。这就说明了让他解决这几个省市的问题时。还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方针行事。这不能说明了全部的问题。再说。如果把详细经过讲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呀。这和主席的逝世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呢。”
　　这样一说，江青也认为张春桥讲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说：“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并且还说：‘按既定的方针办’。主席讲的时候，国锋和你们都在场。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时，华国锋亲自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作了传达，我看就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作为他的临终嘱咐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要我们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这样，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张春桥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里，就这样指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项政策办，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这样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怎么能说我们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呢？张春桥想起来，依然愤愤然地走来走去，真想和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来个大辩论。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得任凭这些人造谣撞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看来平常、实际上充满杀机的场面，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啊！可惜自己提醒过江青，江青却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掉以轻心，最后来了个陷身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怎么办呢？
　　张春桥记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
　　“他能让你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吗？”
　　“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政治局常委会上应该二比一。别忘了叶剑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毛主席早就让他请了病假了，也就是说无论中央和军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来参与，应该让陈锡联同志取代他的职务嘛。这可是主席决定的。”
　　“可事实上他已经公开活动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许多会议的。”
　　“我已经让华国锋阻止他的活动。今后的中央会议可以不通知他参加。否则就是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我倒要看一看他华国锋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现在她可是真正看到了。华国锋这个本来并没有多大能量的人物，就是因为一朝有了权力。所以就在一个夜晚变得强大起来。他把毛泽东的整个部署和力量翻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一切居然还是在毛泽东的旗号下进行的。可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们却看不到一点动静，这确实是令张春桥所奇怪的。原来估计得好好的事情．几乎连半点实现的可能都没有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一九六二年，张春桥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同时还兼任着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为柯庆施从事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服务，充当参谋。他从柯庆施的言行和来往的信件中竭力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的意图。这时江青不断地来往于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问，来往都是柯庆施亲自派人接送，处处显示着神秘色彩。其实，张春桥完全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许多情况，但是并不了解她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次他和柯庆施闲谈时，提到了江青，脱口而出：“江青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演技是非常成功的。”
　　“你认识她吗？”柯庆施说道，“她现在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专门给主席负责调查、了解基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上的动态，在主席那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主席开玩笑地对我说：‘江青是我的顾问，我对文艺领域的情况都是她在给我出谋划策。她可是一个文艺通，当年在你现在的这个管辖地搞地下工作，是支持鲁迅的，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全都吃透了。你这里可是要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这里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大染缸，没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是建立不起我们的文化队伍来的，’你可不能小看她的作用。”
　　张春桥记下了柯庆施的这番忠告。从此，对她的到来就更加留意了。
　　一次，江青在和柯庆施谈话时，张春桥在场，江青随口问道：“你对最近文艺领域里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很不满意。”张春桥似乎是在随便发表意见，“就说六二年文艺界的活动吧，没有几个真正能贯彻主席的方针和政策的，他们的土规定和土框框太多了，动不动就是文艺界特殊，实际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三月三日至廿六日，周扬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的座谈会，陶铸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可见规格是不低的。有人在会上说什么反右倾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心情不舒畅”，‘强笑为欢”，要求给作家‘创作自由’。田汉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出气’‘要好好地倒倒苦水’。你想想，这样下去，我们的文艺战线能出好作品吗？”
　　江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问道：“你看过周扬他们搞的那些书吗？什么《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不等张春桥答话，她就接着说，“今年五月廿三日周扬这些人打着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年的旗号，发表什么《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提出了‘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口号，连主席经常讲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都不要了，还叫什么纪念主席的《讲话》呢？现在呀，怪东西可多呢。都是生着法儿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刘少奇有个估计你知道吗？他说今年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开始好转，在五月十一日的指示里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张春桥说：“文艺这块阵地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要去占领。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将会是很尖竦亩氛?！?
　　“讲得好，”江青拍着手说，“你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毛主席是一样的。他呀……”
　　江青激动了，临告别的时候，第一次主动伸过手去，和他摇晃了几下。
　　张春桥在这个难忘的一九六二年里，注意到了国内发生的这些情况：
　　五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自传达邓小平关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指示，并说：“县以下基本上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把几个标兵一树，错的风一吹，基本上都错了，留个尾巴干什么？”同时，中宣部搞了一个《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提出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本身就是对编写工作乱贴标签，是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表现。”
　　张春桥把这两个材料用弯笔勾划后批给柯庆施阅读，说：“可否针锋相对？”
　　六月廿四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就准备要反攻大陆，已经派出了好几股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一切来犯敌人……”张春桥在这个消息，附了一段话转给柯庆施，这段话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材料，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一定会和蒋匪帮里应外合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江青来沪时的提醒，要强调一下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了，防止敌人的变天和复辟，不然就会犯错误。”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现在有些地方集体经济已经解散了，已经包产到户了。这还是一部分，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解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虽然还没有散。但也准备散。这就是说集体经济有危机，有散的危机、瓦解的危机。”张春桥在这个报告上批道：“这不是要变天吗？如果不顶住，怎么得了！”
　　于此同时，习仲勋等人主持写出了一本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上开始连载。中宣部认为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开辟了写革命传统的先河。”周扬还指示夏衍设法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公开放映。康生到了上海后，给张春桥透露：“《刘志丹》有问题，是为高岗翻案的。习仲勋这个人你们可得注意，他原本就是高岗的党羽。”
　　到了八月六日至八月下旬，江青给张春桥透露的情况终于实现了。这个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和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这位气魄宏大的政治家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里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对自己不利的局势，使它扭向了另一个课题，他劈头就问：“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人讲没有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可是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在人们的思想急转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同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承认国内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人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
　　接着。毛泽东狠狠地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当时，为了充分地展开讨论，会议分了六个大组和若干个小组，并成立了中心小组，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地区第一书记和中央各口负责人组成。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再次讲话，说了几个关键的问题，他说道：“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你们搞单干，单干就要造成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了。建议中心组那五个人来，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邓子恢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就没法子唱了。所以，我主张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来，不讲光明了，于是一片黑暗，好像不单干就不能增产粮食，这个任务提的很明确，于是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都出现了。一边富裕，另一边如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的这些人就敢事实上解散人民公社。我可以大胆地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这个讲话，为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基调。随着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一场大规模的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张春桥对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作了很多的研究的，他认为：“毛主席的这个理论和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能不能避免苏联出现的教训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真的要出现把国民党请回来，把蒋介石请回来的问题。”
　　柯庆施果断地说：“好，今后上海的意识形态由你把关，不管别人怎样，我们这里是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荣辱成败都和毛主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年秋天，江青以到上海看病为名，再次和柯庆施、张春桥、魏文伯等上海的领导人广泛举行了座谈，她故意地问：“你们现在看了京剧有什么感想呀？”
　　柯庆施回答：“我现在已经不看京剧了，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了，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就连年轻人也不看京剧了。我看这个剧种已经快死了。但是我原来可是喜爱看京剧的呀，问题是让他们给毁了。”
　　“不能让它死掉呀，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剧种，但是现在让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那些老爷们给弄坏了。”江青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比划着说，“现在我们该救救京剧了。怎么救？就是要演现代戏，革命的现代戏。我很赞成你们这里的宣传部长的一句话：就是要占领阵地。你们看现在到处都是要和我们较量的人，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反动派，都是要反攻反共，我们不和他们斗一斗行吗？你们别以为共产党内就没有这些要复辟的人，照样有！人家搞什么《谢瑶环》、《李慧娘》这样的鬼戏、坏戏，还有《海瑞罢官》也出来了。他们要于什么？还是要和我们争夺阵地嘛。医生让我锻炼一下听觉，看看戏，可是我在剧院里看到这些心里就难过。我们没有自己的剧目，没有自己的观众就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考虑吧！”
　　这下，张春桥也坐不住了，他看准了，也下了决心：跟着江青干，首先从文艺领域里打开缺口，进行一场反击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战斗。
　　那天，他没有等柯庆施招呼，就抢先表了态，果断地说：“江青同志，我早就觉得，你和鲁迅一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战线上是一面旗帜。我敢说，我们党内还没有像你这样既熟悉文艺战线上的情况，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理论干部。今后，柯老和我都决心在你的领导下，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你可要及时地给我们指示和毛主席的新的精神呀。”
　　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督促下，文化部党组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草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三月廿九日，批转了他们的报告，强调：“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江青不失时机地在柯庆施的具体安排下，和张春桥组织余铭璜用“梁璧辉”的名义写了《‘有鬼无害’论》，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公开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剧本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从而打开了戏曲走向政治的序幕。
　　紧接着，张春桥开始和江青正式联合，以抓革命现代戏为名，进行起一场来势凶猛的所谓大革命的准备来……
　　就在张春桥坐在牢房里，静静地回忆过去的往事时，江青和张春桥最早的一个对头彭真，悄悄地来到北京，和邓小平密商起如何对付已在监狱中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和实际上是他们同伙和另外一些人的具体策略来。
　　彭真深有感触地说：“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性最大的一个集团。他们和林彪一样，都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利用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的秩序与正确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他们结成了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错误，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毛泽东那套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我们和他们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党内斗争的手段同步进行。这伙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的路线，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残酷地镇压群众，在党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的程序审判他们，许多是非还是难以澄清的。”
　　邓小平听了彭真的慷慨陈词，不住地点头：“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四人帮已经成了纸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还在，那套左的东西还在。这些东西不彻底消除，就还会再出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一步一步地来，最后要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在张春桥回忆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在总结着经验和教训，这场斗争并没因为他们的入狱而结束……
张春桥想到这里，又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抬头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阅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气的话，不禁给他念出了声：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传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荣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个江青集团的新的罪行行迹在这年的国庆讲话里出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传出了叶剑英的声音：“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张春桥从当晚的电视里看到了叶剑英讲话的神态和面孔，他对着电视里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其实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当初不正是你叶剑英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军内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吗？当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积极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脸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嫁祸于我们，天理难容呀！”
彭真深有感触地说：“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性最大的一个集团。他们和林彪一样，都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利用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八五八书房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的秩序与正确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他们结成了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错误，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毛泽东那套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我们和他们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党内斗争的手段同步进行。这伙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的路线，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残酷地镇压群众，在党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的程序审判他们，许多是非还是难以澄清的。”
邓小平听了彭真的慷慨陈词，不住地点头：“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四人帮已经成了纸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还在，那套左的东西还在。这些东西不彻底消除，就还会再出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一步一步地来，最后要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在张春桥回忆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在总结着经验和教训，这场斗争并没因为他们的入狱而结束……
第八章　张春桥在仰望长天
　　饭送来了，张春桥站在那里纹丝未动，甚至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看一看。连续两天。他几乎都没有动筷子，只是少量地喝了点水。他站在窗口仰望长天，静静地沉思，不时地叹气、摇头。从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以后，他就预料到还会有新的升级。已经快一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查、大搜捕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知有多少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群众在遭受迫害、被整被斗，这可真是要人头落地呀！张春桥煞有介事地连声感叹，在没有人的时候，警卫人员从窥望镜里清楚地看到他在抹眼泪。
　　“张春桥，你得吃饭呀，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该吃饭的时候也得吃饭嘛。”监管他的警卫干部劝导道，“党的十一大已经开过了，他们一宣布开除了党籍，我看问题也该解决了。老这么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你呀，有什么错给中央写个检查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死犟着呢。”
　　张春桥喘了口粗气说：“你不懂！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可现在党中央并没有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轻人，你别看他们的表面，他们从心里恨不得让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饭，万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吗？”
　　“好，有你的这句话，我还真要好好地吃饭呢。我不会死的，起码我不会自杀，我宁可让他们把我枪毙，死在他们的枪口下，也不会自己倒下，更不会向他们投降。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党员。现在的党已经变质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后，他反复阅读华国锋的那篇政治报告，琢磨里面的词句和内容。三万来字的报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数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状。其余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肃清自己的什么流毒和影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华国锋大言不惭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斗争，说成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释是谁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吧！因为在这个报告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根本不提了。反而发动这场伟大的斗争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呸！你华国锋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我张春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协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春桥从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场斗争，每一个交锋，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一九六三年起，经过两年多和张春桥的共同抓现代戏的斗争和实践，江青对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我们的现代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江青对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场政治戏。标志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别是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后，江青就把对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了。她握着张春桥的手说：“记住，我们还有大战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革命，只是我们开了个头儿，还要有更大的进攻呢。柯老离开了我们，我就全靠你了。”
　　张春桥说：“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辜负你和主席对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对得住主席和您对我的相信。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尽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脑袋，我也要坚决地完成。”
　　“弄不好，还是真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江青说，“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连搞这现代戏，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坟似的，何况是朝他们开几炮呢？”
　　朝他们开几炮，指的是组织批判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此，江青几次来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组织姚文元和张春桥写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为了隐蔽她的真实行动，她特地让张春桥为她召开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谈会。她发表了一篇颇为内行的讲话：
　　“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从小演员就学习那些东西，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我心里有本帐，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是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自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是坚决地支持我们革命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戏老实说写得并不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也站了起来，这就说明了群众是欢迎现代戏的……”
　　张春桥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讲话，感觉到她对柯庆施真是从心里尊敬和感激。他断定她是一个重感情、重革命事业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弯路。《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下面的人物反而没有。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听到这里，张春桥吓了一跳：这个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对艺术精湛得如同炉火纯青，在这个问题上她可是不讲情，自己费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几句话就给轻轻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江青说：“我搞戏剧艺术不行，搞政治还可以。”
　　江青睁大了眼睛：“我们搞现代戏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样板，能把他们都赶下去吗”他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继续在讲，“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为自己的语汇。语汇就是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所谓蒙太奇，即结构。这些，我们都好好地研究，在现代戏中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后，说杨子荣的形象不记得了，只记得座山雕。我听了很难过，对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两厢，请三爷开山，点将，坐帐，这么长时间，有几分钟呀，要砍掉！”
　　张春桥有点后悔不迭，不该说这些非常外行的话。不过，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备学习，补上了这一课。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里的若干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称赞。他的脑子很好使，经过几天的思考，就根据江青排戏、抓戏的特点总结出了她创作现代戏的三条经验：在所有的剧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经验。你看吴晗的《海瑞罢官》主题多明确，就是要突出海瑞这个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给人家垫底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了。我们的《红灯记》到深圳去演出，是让香港人看看我们是把京剧救活了呢还是毁了。国民党是把京剧毁了，他们毁了多少人哪！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红灯记》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为内容，而是被观众对革命现代戏欢迎的热情感动得哭了……”她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座谈会一结束，江青就和张春桥、姚文元赶回锦江饭店研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连张春桥都没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说：“为了保密嘛，就是不让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动向，防止他们来扼杀这篇文章。那些家伙，可鬼着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在北京，连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都敢对主席搞窃听，在主席的驻地办公室里安放录音设备，你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张春桥这时隐隐感受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内容。特别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传部，不要让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含义。这时的张春桥，没有任何的畏惧的胆怯，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他刘姚文元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一生能有几次搏？只要有意义，就要慷慨激昂，在历史上能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这一生，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能够和江青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种带有酒醉的话，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难堪，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批判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风险可谈！当江青再三地对他和张春桥说：“我们的对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讲话了，主席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没有某些阎王爷的点头，也是很难的。不是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个会议根本开不下去。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主席不断然采取措施，我们这个国家可是有变质的危险。”
　　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的话。政治家总是要从最坏的方面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的。
　　对姚文元来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会增加极大的知名度，对一个文艺评论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党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战斗，他还有什么可畏惧或者选择的呢？
　　在起草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后一部分加上了这样几句话：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江青说：“好，我就要用这样的‘炸弹’来炸开独立王国的盖子，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来对抗我们的行动。他不是不让批判吴晗吗？我偏偏要批，而且要挖到他们的要害处批，看看究竟是谁厉害！”
　　这话鼓舞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心花怒放，简直是坐立不安了。
　　这篇文章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连续看了三、四遍，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篇文章只要发出来，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真正解决战斗的东西还在后头呢。我还有九篇文章准备发表。现在有人来说好话，不希望我的九篇文章发表。我已经让了步，答应这九篇文章在我死后再发表。看来人一输了理就怕人揭。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真正有力量的是最后这两段，写得好！我们现在是老太太纺线，慢慢地上劲嘛。”
　　张春桥问毛泽东：“那九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批判胡服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毛泽东随口答道。
　　“胡服是谁？”张春桥问道。但毛泽东却把话开了说：“你可以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三天把上海的文化界的头面人士请来，让他们看看这篇文章，征求一下意见，也算是摸摸底，听听他们的反映，检验一下队伍嘛。”
　　“引蛇出洞，掀起讨论。”江青补充了一句。
　　张春桥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完全照计划行事。正像他们估计到的那样，当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多人看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都对文章的后一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谷城是姚文元的老对手，他曾经就“什么是时代精神”问题和姚文元展开过论战，一看文章就气呼呼地说：“又是从政治上谈论问题！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他姚文元论战？《海瑞罢官》是一出戏，我们就应该就戏本身展开讨论，指出得失，怎么拉扯到什么‘退田’、‘自由地’和‘平冤狱’的头上来上。这叫置人于死地嘛，哪里还叫什么争鸣！”
　　“这出戏可以争论，但是不能像姚文元这样地提出问题，而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这里的口气充满了学阀味道，不好！”
　　“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争鸣和讨论，如果是这样我们谁也不敢讲话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不要理睬他们，文章发表出来再说，估计要有一场恶性战，我们要准备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注意搜集材料，搞好动态，关于吴晗和海瑞的材料也要准备充分些。谁露头，我们就记下来，慢慢地解决问题。”
　　张春还没有想到，这次露头的人很多，而真正站出来的是彭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震动了整个学术界，震动了整个上层领域，震动了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几乎所有的知情人在问：“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面对杂乱和纷纷然的局面，张春桥在江青的支持下，面见毛泽东的时候，提出了几条：“据不精确的统计，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反应十分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给文汇报的来信来稿多达一万多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现在最奇怪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北京日报》社的社长范谨和沙英，几次给《文汇报》打电话，询问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问有没有什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第二，北京各报刊都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第三，主席指示出了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十二月廿四日印出来后，我们派人再三征求北京新华书店要定多少数，他们拒不回答。根据这三条，可以看出：北京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件事情，他们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抵制我们的行动。这只黑手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黑手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你说得很好！”看得出来，毛泽东胸中是有数的。但是他并不明说，他像教师默默地暗考小学生那样地考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领导人，在张春桥面前，他说了几句心里话：“我早就说过北京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里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如果连小小的彭真都对付不了，那么更大的角色怎么办？你害怕吗？”
　　张春桥大声回答：“跟着毛主席还有什么害怕的？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一块疤，我本来就没有想到革命会有什么安全。就是敌人暗杀了我，我也没有可遗憾的，只要是为毛主席而献身的，我就有无限的勇气！”
　　毛泽东说：“好啊，有这种勇气就可以过得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准备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过不了这一关，就会变成蜕化变节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刘少奇曾经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去，我说还要准备武力解决问题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就可能要复辟。像北京这样的情况，还不等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现在我们的文化战线还不是修正主义在掌权吗？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可以和平共处的问题，而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话北京并不听，我的许多指示在北京执行不下去。江青为了我是受了不少气的，我对她说：‘生什么气，和他们斗嘛，无非不过到了选举的时候，人家不投你的票，或者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下台就下台，重新上井冈山搞革命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干斗争的。我这个人，一天不和资产阶级斗争就觉得很空虚，就觉得不过瘾。你张春桥有这样的感觉吗？”
　　张春桥果断地说：“反正我这一辈子跟定主席了。生是主席的兵，死是主席的鬼。文化上江青是我们的旗手，我们跟着她冲锋陷阵，一定要和修正主义斗到底！，
　　“好，为你的勇气，干一杯！”毛泽东叫江青找来茅台活，果真和张春桥碰了三杯。
　　江青说：“主席这几年很少喝酒了，像这样和你在一起碰杯，罕见呀！”
　　张春桥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就要来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很简单：“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张春桥看到这个文件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文件即将会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爆发点，他依然一字一句地琢磨了这个文件的提法：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关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看到这时，张春桥有一种上级似乎在束缚手脚或控制局面的味道，从这空空洞洞的泛科学泛议论里，感受到要收的意思。他想了想，继续往下看：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批评者作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选场斗争坚持下去……”
　　“你看了这个文件，有什么感想？”张春桥问姚文元。
　　“混战一场，没有主题和主攻方向，完全是乱七八糟。”
　　“英雄所见略同。”张春桥哈哈地笑道，“这和主席讲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你再看看这份文件里方针这一节，完全是话中有话。另有所指。”
　　姚文元给他念了起来：
　　“(二)方针：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弄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出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这里有钉子。”张春桥大声地说，“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地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完全是针对着我们的。好像我们是在借毛主席的‘势’来对他们。我敢肯定，起草这个文件的人是要在我们这里作文章的。”
　　姚文元说：“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文件刚刚传达下去，就有人攻击我们的文章是‘学阀’了。这对刚刚转向正道的斗争是泼了冷水的。”
　　张春桥果断地说：“我看要报告江青同志，看看江青同志和毛主席对这个文件的态度如何。反正我们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的。”
　　江青听了张春桥的报告，微微一笑，拉长音调说：“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根本没有同意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的基本调子是要保护吴晗。你听听这段话：‘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对于像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都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这些话都是狗屁！我们这次同吴晗的斗争不是一般的争论，而是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我想你们是可以看到的。”
　　张春桥说：“你看，今后批判一些人物，要经过他们的批准了。《汇报提纲》说得清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的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单明了。’搞了这么多的框框，实际上是限制我们的批判和斗争。”
　　“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即队伍问题，是一个要害，也就是他们要抓我们的队伍了。”江青冷冷地，“提纲说得很清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这是在有意地提高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江青几乎是念一句批一句，把整个汇报提纲批了个一塌糊涂。最后，江青亮出了底牌，说：“春桥同志，你可以针对这个提纲写个意见或看法，我去报告主席，对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放过的。我问主席怎么办？主席说，让它嚣张一个月，看看各地的动态再说。你在帮我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机要的同时，把这个工作抓一抓。”
　　张春桥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工作，都是毛泽东授意江青来亲自抓带有全局性指导的文件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张春桥到杭州见到毛泽东后，就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毛泽东当时就说：“什么彭真的五人小组，统统解散！我现在就是依靠地方诸侯打北京。汇报提纲要成立五人小组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决不允许他们胡搞。我要通知陈伯达等人过来，你们负责起草文件，撤销这个提纲的文件。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你要参加，今后中央在文化上的重大活动你都要参加。你是听我的人，是我这个中央的人，不是他们的人。就凭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感动得哭了……
　　张春桥想到这里，又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抬头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阅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气的话，不禁给他念出了声：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传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荣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张春桥骂道。
　　第九章　你们丢掉旗帜时　正好说明我对了
　　熟悉张春桥的人早就说过：“那个家伙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通过从报纸的动态上嗅出中央最高层的思想情况。”这话在他入监以后，多次得到了证实。当邓小平刚刚站出来后，他就断定中国的政局一定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暗暗地对看守他的战士和监管干部说：“邓小平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怎么能接受得了华国锋的管辖？这两个人如果不发生冲突，挖我的双眼以祭毛主席的英灵！”
　　有个小战士是山东来的兵，对张春桥曾经崇拜得很，把他视为自己家乡的骄傲。有时乘执勤的时候，悄悄地和他说几句话。
　　“首长”小战士悄悄地说，“我现在还得这样称呼你，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该怎么样称呼，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张春桥这时像个大病初愈的老头儿，满脸胡须，衣冠不整。耷拉着眼皮，双手插到袖筒里，猛一看去，很难把当年那个精炼、潇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他联系在一起。他初听见有人呼唤他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准备答理，直到第二次叫他首长时，他才睁开了眼睛，瞅了那个满脸稚气，长得很清秀的战士一眼，还是没有答话。但是那只警惕的眼神显然柔和了许多。
　　“你好，”那个战士四处张望了一下，悄声地问道：“你需要什么吗？”
　　张春桥摇摇头，他对这个战士已经消除了戒心。凭他的眼光。他断定这个战士是出于对自己同情和怜悯而和他讲话的，不会有任何的恶意。
　　“你说你还有出去的可能吗？”连小战士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懂得怎样回答这种陌生人的问话，笑道：“你希望我出去吗”你说我是获得自由好还是关在这里好？”
　　“我当然是希望您能够重获自由，可是俺当不了家。俺是个兵。”小战士偶尔流露出了家乡的口音。“俺总觉得你不会关在这里，总还是要站出来重新工作的。”
　　“为什么？”张春桥明明知道这是虚无飘渺的前景，但是还是希望能得到一点安慰。
　　“政治问题嘛，变化性很大。你看人家邓小平，打倒了好几次，人家不还是站起来，又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了吗？说不定你哪一天也会站出来重新担任中央领导的。”
　　幼稚！幼稚！太幼稚了！张春桥不禁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了。
　　“你今年多大了？”张春桥问。小战士答道：“十九岁。”张春桥又问：“当过红小兵吗？”小战士摇摇头：“没有，因为我爱打架，学校老师不让我参加。”
　　张春桥脱口而出：“敢打架的学生才是好学生，那种唯唯诺诺的学生长大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什么人掌了权他们也是会跟上走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你们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呢？”小战士显得很天真。
　　张春桥这时感到话头很重，一时难以开口，但是他闭上眼睛想了想，还是回答道：“我不想自吹自擂，我只想请你想一想，如果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能把我提拔起来吗？能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吗？”
　　“那个可不一定，现在的领导人哪个不是毛主席提拔的呢？华主席不也是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吗？毛主席不是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手令吗？”小战士似乎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显得很激动起来，“我们班里的战士在批判你们的时候，有的战士就提出：毛主席的老婆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而毛主席生前竟然没有任何表示，这可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光是江青有问题倒也罢了，连毛主席的侄儿和他所有的亲属都有了问题，战士们都有点接受不了。他们说：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也的确够窝囊了，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呢？”
　　这话问得确实叫人难以回答了，深深地刺激了张春桥。他摆摆手：“你们呀，还年轻，还不了解党中央的许多事情。将来是否能完全正确的了解，也很难说呀。”
　　正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华国锋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就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统一口径。叶剑英悄悄地对他说：“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得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话和批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面的道理多着呢。”
　　所以，华国锋利用一切可以宣传的讲台，向全党统一了这样的口径：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自成系统，搞党中之党，一切为了他们那个‘帮’，一切为了篡党，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下独立王国。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剥开他们的伪装，弄清他们的来历，他们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的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张春桥愤怒地说：“其实，毛主席对我老婆文静的情况和姚文元同志父亲的情况完全了解。主席从来没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他说：‘文静和姚篷子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你和姚文元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从来没有掩盖和欺骗党组织。和薄一波、彭真的问题不同，他们长期隐瞒了他们的行为，并且窃取了党和国家重要的权力。历史上的问题如果没有现行活动，是要给出路的，表现好的还要给于一定的使用。我们对待国民党战犯尚且没有一棍子打死，对历史上犯了变节错误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能不给出路呢？你和文元都不要背这个包袱。’长期以来，毛主席从实践中多次把林彪、陈伯达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吹毛求疵顶了回去，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向我和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现在是谣言满天飞，有一种说法，说江青是叛徒，是这样那个，都是别有用心。你们可以查一查，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是从阴沟里出来的。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要说，无非是我老了，快死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历史上往往有这个教训，即权力的交替时候斗争很复杂和尖锐。我给王洪文开了个书单子，不知他看了没有，都是让他怎样对付阴谋诡计的。他行不行呢？我是看不到了。’这话过去我们都没有传达，本来是要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传达的，结果被人家提前下手了。”
　　“你说你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到底该怎样证明呢？”
　　“现在只有让历史和事实来证明了。现在已经说明了许多的问题了。比如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让华国锋给翻过来了吗？这竟是他拥护毛主席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证明？让历史来回答吧！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事实来证明的。”
　　在后来的和小战士及其他监管人员的接触中，张春桥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指着张春桥对刘少奇说：“彭真反对我和我的部署，造就了张春桥这个对立面。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同志组织写的。这次起草撤销彭真那个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也是他们和陈伯达等好几个同志起草的，我看要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文件的这些同志们都算一个。还有一个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大名，他也要算一个，他的父亲姚篷子，原来是我党的成员，后来叛变了，这样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刘少奇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这个功劳很大嘛。”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做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其意义要超过反右和社教。”周恩来也说。“中共中央的通知要起到宣言的作用，可以和《共产党宣言》相比。”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廿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说：“会议我不参加，给你们把门。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康生同志负责和我联系、汇报。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刘志坚这些同志都扩大。把彭真的盖子彻底揭开。我看先由春桥、康生、陈伯达三人介绍情况，和大家座谈一下，把我这几个月来的意思和精神给大家兜一兜，省得叫彭真这些人造谣。”
　　于是，会议在这个严格的安排下进行起来。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从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的讲话起，重点强调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现在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批判，说：“彭真对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文章的攻击、封锁和后来的假批判，都是反党的。主席今年三月连续三次谈话，把斗争的目标讲得更明确了。我认为，主席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批评彭真、中宣部犯了包庇右派，压制左派，压制革命和不准革命的错误；第二条就是部署任务，建立新的文化革命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两点是紧密相连的。主席的精神贯穿起来，也就是如何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和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问张春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张春桥回答：‘出了修正主义就上下结合，把他们打倒。’现在已经出了，彭真就是一个，罗瑞卿也是，杨献珍、杨尚昆、田家英、邓拓、廖沫沙都是，如果我们不和他们斗，就是人家和我们斗的问题。”
　　康生的这番传达和讲话，一下子把与会的八十多人的激情都发动起来了。
　　康生在会上讲到即将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过程时讲道：“张春桥同志在把最后的修改稿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同志最后又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可是意义深长呀。林彪同志看了这段话后，说：‘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段。’同志们，中央的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的问题。这个文件的通过，决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除毛泽东而外的所有中央政治人局领导人的讲话，而且是面对着彭真、陆定一等人公开对他们进行批判，心里的确有些紧张。但是当他看到江青投来的目光时，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
　　“我今天可以当着各位领导同志的面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看了以后才发表的。当时我们还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没有打中《海瑞罢官》的要害，只是击中了一九六零年以来出现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的东西，彭真这些人就受不了了，就不干了，就公开地抵制这篇文章，进行了反对毛主席的活动。”张春桥的眼睛几次和彭真的目光相遇，他看到了那双仇视和威胁的眼睛，但是他故意挺起了胸膛，理直气壮地说：“我和姚文元同志面对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挑战和压力，更加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和艰巨。我们商定，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只要有毛主席的支持，我们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别说你彭真，就是比你彭真再大的官儿，我们也要和你顶到底……”
　　这几句话，马上在会议上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彭真那个二月提纲出来以后，我曾经给他打电话，问问他所说的‘武断和以势压人’是不是有所指？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在指我们，但是不是要问他，可是他却不敢公开他的观点，而是说‘谁头上有疤就是指谁’，同志们，在我们毛主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后，他还要这样做，究竟是要干什么？在文件里。毛主席亲笔加了一段话，驳斥他道：‘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霸道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彭真同志，你不是一直要让我给你回答吗？现在我在这里就算正式给你回答了！”
　　五月七日上午，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揭露了所谓彭真在历史上种种罪行，从而把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弄得十分紧张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全体与会者举手表决，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所谓“五.一六通知”。张春桥对那位听得入迷了的小战士说：“当时表决的时候，我们几位列席会议的没有举手，刘少奇动员我们说：‘你们列席会议的也表示一下态度，同意的就举手。’一下子都举手了，就连彭真也举了手。这说明当时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文件真正起了作用的是我。就在这个通知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小战士请求给他把保存的刊登《通知》的报纸上，凡是毛泽东写的话都标了出来，他说："这样，我好掌握这个文件的精神，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底讲了多少话。”
　　张春桥想了想，就在那张报纸上把凡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内容都给他标了出来了：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展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张春桥在给小战士标出这段话后，特意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一连讲了这么多的概念和定义，就是说明了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表明了他决心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我当时理解毛主席的话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才真正明白了主席的意图。现在从人家对我们的态度里也可以看出了这一点。”
　　小战士没有说话，但是他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种奇特的光彩。
　　张春桥继续把毛泽东在那个文件里的话给他划了出来：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要不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这时，张春桥就又给他讲解了彭真那个“二月汇报提纲”的基本观点，然后把他认为是战斗任务的话给他圈出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张春桥给他圈完以后，很感兴趣地问道：“你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吗？”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那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这样说。
　　后来，这个小战士就失踪了。张春桥再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哪里去了。他当然不知道，就是这个看上去十分天真、可爱的小战士，竟然能在一个晚上连续书写了十多份攻击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传单，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监狱，落了个和张春桥同样的下场……
　　就在审讯那个战士时，他竟然学着张春桥的语调回答：“当你们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时，就更加证明我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毫无惧色地走进了监狱。
　　但是，他和张春桥的这种短暂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
　　第十章　有人说他痴呆了……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张春桥越来越消沉寡言了。刚开始时，他对报纸很关心，偶然报纸来得晚了，他就朝着监管人员晃晃手中的报纸，表示该换报纸了。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几乎什么也不感兴趣，连警卫和监管人员叫他，他都不大答理了。
　　本来，对一个酷爱读书和写作的政治家来说，书本和报纸、纸张、笔墨，都是须臾离不了的东西，可现在张春桥恰恰缺少的就是这些了。他每天闭着眼睛，昏昏欲睡，仿佛把自己陷身于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里了。
　　早就送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决定，放在桌子上许久了，他连看都没看。奉命和他谈话的监管人员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他坐在那里默不开言。他不像有些失去自由的政治家那样大喊大叫，好像离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群众就没法活似的。自从他进了这里，就没有想把获得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他的表情是一派看破红尘的样子。
　　“张春桥，你最近有什么想法吗？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来看你来了，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和他们讲一讲。”
　　不管监管人员怎样对他说，张春桥就是不理睬他们。那些人也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他讲上几句当前的形势，就扭头离去。末了，甩下一句话：“你有什么要讲的，可以写报告！”
　　张春桥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春桥已经痴呆了，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对他的刺激很大。他两天没有吃饭，恐怕是这个原因，使他已经成为废人了。”有人向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反映。“张春桥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绝望的表现。”
　　但是，汪东兴不这样看。他比较了解张春桥，特别是对他的那双骨碌碌的眼睛，他更有着最深切的感受。那天，他专门到监押地看了看张春桥，从无意的一刹那间里，他看到了张春桥的眼睛。啊，还是那样乌黑透亮，还是那般闪闪发光，还是那种滴溜溜的神采。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从张春桥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的深埋在心里的仇恨，和火烧般卷土重来的渴望。是的，只有对现实不共戴天般怒愤的人，才有那样的眼神。
　　汪东兴想起了将他押走的那一刻时张春桥的眼睛，足以能使他感到脊背上冒冷气。
　　张春桥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就是阴谋和鬼计的化身。他那冷峻的面孔和咬牙切齿的批判，往往使相当一批人想起来就感到发颤。甚至人人认为，江青的一些坏事的来源，都是出自张春桥的点子。这个摇羽毛扇的军师，眼睛似乎一转，就有一个什么主意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
　　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时就说：“张春桥在江青反革命罪案中，是一个最坏、最毒辣的角色。他善于出奇不意地抓别人的小辫子。现在看清楚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就是类似张春桥这样的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那回事。但是，毛泽东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捏造，使毛泽东对中央和北京的现状作出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于是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既然对我们失去了信任，那当然就得重用江青、张春桥、林彪、康生这些人。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对于张春桥这样的人，如果不给予法律的制裁，就杜绝不了这样的人物的土壤。我主张在适当的时候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们。现在我们还顾不上处理他们，得集中力量解决‘两个凡是’的错误，即先把华国锋他们的问题处理好了，对再处理张春桥这些人较为有利。”
　　张春桥这时当然不会想到上层的这些动向，他只能凭着过去的经验和实践来对中央的上层进行种种猜测。就是这些猜测，也和接踵而来的实践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张春桥看上去明显地衰老了。额头的额纹和眼角的鱼纹已经像刀刻般地出现在脑门两测，紧抿的嘴唇如同凝固似的总是一声不响。从早晨起，他就好似一尊石雕般坐在床上或者站在十几米的院子里动也不动，他几乎是靠回忆和思索来打发难熬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犹如石破天惊，同样震动了张春桥。
　　已经很少看报纸的他，把署名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连续看了好几遍，他很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央最高层的动态。盘旋在头脑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耳旁回响起当年大批判文章里的一句话：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土农乐业’，实啄七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欣赏，原因在于此。”
　　当年讨论《水浒》的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他们这些中央领导人们都预料到今后中央和地方上都会出现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可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会议上都纷纷地批判宋江，发誓赌咒地表白自己绝不当投降派。特别是华国锋，他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摇晃着他的右手说：“在战争年代，任何的动摇和投降到了战场上都是要杀头的，现在在和平的年代，谁要是向修正主义路线投降，充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宋江，我们就要像打倒刘少奇、林彪那样地来打倒他们。我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深深感觉到这个指示的重要意义。”
　　现在他已经充当了一次典型的投降，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不再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反而把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英雄们打了下去。这同宋江的“及时雨”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一篇文章说的分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成为检验是非的标准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践。从表面上，文章引用的都是毛泽东的话，就连这个命题也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改一篇文章时亲笔加的话，论述的似乎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但是，从他们的政治需要来讲，他们是为推翻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而造舆论的，这就是一种全面复辟的阴谋了。
　　这天．监管员一早就听见监房里响起一阵低沉、嘶哑的唱样板戏的声音：
　　“……休看我戴铁铐、裹铁镣，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监管员觉得很新鲜。已经好久了，张春桥这里死气沉沉，有时连喘息的声音都没有，今天怎么他想起唱歌来了？他走过来，问道：“你又有什么好事了，怎么一大早就唱样板戏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地位吗？”
　　这回，张春桥可是开了口了：“我怎么不知道？如不知道我为什么唱这出《红灯记》呢？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感觉到浑身轻松，如释重负。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你的身体好好的，怎么能说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呢？”监管员疑惑地说，“专案组问你什么，你都拒绝回答。现在好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人问你什么了，你倒觉得空虚了，是不是？”
　　张春桥看了这个监管员一眼，哼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呀，你们过去都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你们可否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快被人彻底否定掉了？到了现在还是蒙在鼓里，而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忠心耿耿的人眼看就要掉脑袋了。当然，掉脑袋并不可怕，现在我这颗脑袋和掉了没有多大的区别。这只是苦了中国的老百姓了，苦了文化大革命艰苦战斗的造反派喽！”
　　“你总是说现在的政局不好，请问你们过去的政局究竟有什么好？你们到底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所谓正确的呢？你说现在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到底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要干什么？”
　　这样一问，倒使张春桥打了个怔。这些年来，全国的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但是中国究竟是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究竟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看来就是连政治局里的这些人心里也没有个具体而明确的蓝图，这就无怪乎普通老百姓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警惕了。他仔细地思考着毛泽东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的一系列文章和指示，觉得最能说明中国前景的理论文章，就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那封信了。
　　在这封意义颇深的信里，毛泽东给全国各行各业的单位和人们构划出一副远景图：
　　“只要在世界没有发生世界犬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值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农、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在张春桥看来，毛泽东的这个构想，是建立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包围的敌情下，随时处在临战状态下的一种长远战备建设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和部署，可以把全国人民很好地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全民皆兵，各自为阵，也可以逐步地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七亿中国人民形成一个能文能武的整体。于是，“全国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就成了流行的口号。这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环境中，毛泽东这样设计中国的前途无可非议。事实上，那时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任何人能提出相反的意见和不同意的理由。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伙赶下台后．苏共领导人曾经多次通过各种方式暗示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效仿他们也把毛泽东搞掉，以实现中苏友好。在这种形势下，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要派代表出席苏共的第二十三大，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和痛斥。再加上文化战线上一系列引起毛泽东严重不安的反党现象，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旨在清除隐患的大革命。
　　张春桥认为在敌我战线不明，中央高层人物面目不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心中的战略考虑，只能通过在给自己的妻子江青写信的情况下表达，这才有了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致江青的信。
　　在那封信中，毛泽东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张春桥当然清楚，所谓“我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中央催着要发”就是刘少奇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根据群众绝大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要把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全党，希望主席很快批转下去。”毛泽东对他说：“不发行不行？”刘少奇说：“不发不好，因为林彪同志讲话是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不发就等于违背了这些同志，我们不好向革命小将们做工作呀！”
　　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两个重要信件是统一着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具体部署。毛泽东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既然是演习，那就必然还要有真的。什么时候来真的呢？那必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开始作秘密报告，丢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造舆论了，这一天快要到来了。那么，中国的二次革命就不是演习，而是真的了。张春桥想到这里，开始兴奋起来了。
　　是的，张春桥的这种兴奋是有根据的。还在一九六七年的七月问，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江青和他谈起了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江青说：“武斗当然不好，我们必须反对。但是也要看到这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经过一场武斗后，双方的群众都受到了锻炼，将来资本主义复辟了，群众就用这个来对付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斗也是一场演习。未来反复辟的战争的演习。”说完哈哈大笑。
　　张春桥直到今天还记得江青当时大笑的面容和神色。
　　不久。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也知道了许多省市的武斗动用了机枪和大炮。周恩来说：“广西一些群众组织把我们援越的物资都抢去用来搞武斗了。现在的武斗状况是越来越升级，到处是混战一场的局面……”
　　“怕什么，打就打上一场嘛。”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从来不是那么严重，他开玩笑地说，“谁说中国爱和平，我就说是爱好战争。我们多年没有打仗了，现在倒打得热火朝天，我看这就是最好的锻炼。如果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肯定能出不少的战斗英雄。对这些乱子，我们第一反对，第二引导，要做具体的分析。对真正的左派，我看是要武装起来的。不这样，造反派的成果和安全怎么来保证呢？”
　　张春桥想到这里，对未来再次充满信心。他断定，中国将来肯定是要有一仗要打的，所谓反复辟的人民战争是一定会到来的。
　　他，做梦都不会忘记了将来的算账！
　　第十一章　你们没资格审讯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已经向一个新的时期的转变。这个转变来得很快，快到了几乎叫某些人应暇不及的地步。相当一批人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次全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难以接受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张春桥也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一连几天，他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长时间地沉思和叹气。
　　监管员在他看的刊登全会的那张《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他划过的记号：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张春桥用水笔批道：“华国锋不再谈鄙人是‘在批邓上另搞一套’了，而是彻底不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要跟着大搞翻案了。那么他哪个‘高举’跳到哪里去了？”
　　他在另一段下划了大大的问号，这段话是：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张春桥批示：“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胡话，损着毛泽东的眉眼，又挖鼻子挖眼，还说这是给毛泽东梳妆打扮，亏得这些人真能说得出口！如果说这是政治骗子的话，华国锋可称得上是最大的政治骗子了！如果彭德怀平了反，那么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强调和所抓的阶级斗争，也就全部要否定了。连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都丢得干干净净，还要空谈什么高举，这不是骗子又是什么？”
　　张春桥很清楚这次全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所谓准备，无非就是掉脑袋而已。他暗暗地说：“这样也好，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再不会给历史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我张春桥终于可以实践了‘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这句誓言了。”想到这里，他故意露出了坦然的神色。
　　这天吃饭的时候，他吃得很香。哨兵说：“今天你怎么了？看上去倒是很高兴的？”
　　张春桥说：“一个正直的人活在世上，我看有三怕。一怕不明不白地死，二怕背上了不白之冤，三怕遭到了人民的误解。而我这三条恐怕都不存在了。通过邓小平站了出来，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了解释。我张春桥死而无憾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我今后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了，我要吃得饱饱的，准备去见毛主席和马克思。我过去就没有什么野心，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求生的追求。”
　　哨兵看到他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就没有再多和他说什么话。
　　张春桥盯着刊登公报的报纸。出神地回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曾经问他：“你们批判过彭德怀吗？”他说：“上海还没有好好准备过这样的会，可以召开几次。”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张春桥说：“我有个建议，把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发表，并配上有关的文章，使我们党内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党的那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便提高识别那类人物的免疫力。”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北京的秀才们来操办吧。”毛泽东说，“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还有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全会当时就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几次和陈伯达取得了联系，要他也组织几篇有份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彭德怀和陶铸等人。
　　陈伯达给张春桥来电话说：“当前应该把批判刘、邓放在首位。彭德怀是死老虎了，已经臭了，没有什么批头了。再批只能是联系刘邓来批。现在谁还敢替彭德怀翻案呢？没有人了。但是给刘邓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张春桥说：“批彭德怀是主席的意见。主席认为并不是彭德怀已经是死老虎了，不但没有死掉，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替他们翻案的。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条路线是紧密相连的。不把前面的批好，就不能准确地认识后头修正主义路线的源头和根子。”
　　“既然是主席定的，那我们就按主席的办吧。”陈伯达懒洋洋地说。
　　那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读上海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判文章，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你再亲自动手写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这个人，江青可是把他恨透了，主席说：‘让文元写文章把他好好解剖解剖，这个两面派是有代表性的。凡是要夺权和翻案的野心家，在今天他不搞两面派就混不下去。这个人物解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你写好以后，送主席审阅后再发。”
　　一九六七年夏天，姚文元写好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亲自修改，批示：“写得好极了！”这篇文章对陶铸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据监守陶铸的报告：“陶铸看了这篇文章后，仰天大哭：‘姚文元害死我了！姚文元害死我了！’”可见这篇文章的战斗作用是多么的大！
　　张春桥至今还记得亲自在那篇文章里加着的段落：
　　“历史的前进，总是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添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翻过来了。真正垮台的，是我们自己。而那些被毛泽东亲自从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个仿佛死而还阳，就要重新站起来了！这不能不使张春桥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凉……
　　“张春桥，你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专案组的人员把他在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上写的那些话摔在他脸旁，怒斥道：“直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就是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也得接受人民的审判和党纪国法的处分制裁，你在这里要装什么洋蒜？”
　　紧抿着嘴巴的张春桥突然开口了：“你们这些毛主席的无耻背叛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审讯我！我从来就不承认你们的审讯，我到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和你们讲的，你们从我的身上别想捞到任何的稻草。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革命者，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你们回去告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想杀我就早点杀，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天起，就没有准备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失败，我们准备了好多次了。到现在我失败了，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干好。我和你们的华国锋已经早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早点把我打发了吧，我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究会有胜利的那一天的，不管我能否看到，我都坚信这一点。”
　　专案人员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在说此话的时候，右手在打哆嗦，牙帮子也发出了咯咯的切齿声。这完全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政治家的绝望叫喊……
　　张春桥现在的仇恨是集中在对华国锋身上了，对邓小平则是恐惧和悲哀多于愤怒。还在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刚刚去世时，张春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邓小平时说：“我看你邓小平是不会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的，你现在迫不及待地要翻案是小翻案，如果我们再给你更大的条件你则要进行大翻案，直到给刘少奇翻案。毛主席早就对你有所担心，估计到你就会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大清算。果然你在一九七五年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就急切地跳了出来了。你以为毛主席重病在身，已经控制不了整个形势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大搞你那一套修正主义了，其实你已经中了毛主席的计，毛主席就是以身体不宜为现象，就是要看看你，当然不光是你，有你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势力，究竟会干些什么。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然看到你的脸谱了。你的表演，也使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嘴脸和他们的真正用心。”
　　当时，华国锋在会上口口声声地说：“刚才，张春桥的话很重要，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春桥同志讲的，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理会春桥同志刚才所讲的那几句话，非常深刻，把毛主席的部署理论化了。”
　　后来，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华国锋拉住张春桥的手说：“现在实践证明你对邓小平的批判和斗争是多么的正确，要是不把这个祸害除掉，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真要被这个家伙给丧送掉了。你看爆发的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多么恶劣，他们的气焰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都如此嚣张，如果一旦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那后果简直不可收拾了，你的确有先见之明，今后你可要给我当好掌舵的人呀！”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骂道：“如果说华国锋不是标准的两面派，那么党的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两面派可言了！过去说陶铸是典型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他比陶铸要坏得多。”
　　想到陶铸，当年的一段故事又浮现到张春桥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是被毛泽东誉为“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陶铸指使熊复等人打算召开一个一百多人的纪念鲁迅的座谈会。张春桥立刻对江青说：“陶铸是湖涂了还是故意这样做，今年是在文化在革命的高潮中纪念鲁迅的，本应该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纪念鲁迅，为什么只搞这样一个小小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贬低鲁迅吗？”
　　江青马上大发其火：“陶铸这个人就是在故意捣鬼！鲁迅在三十年代是和周扬四条汉子做斗争的，主席对鲁迅作了具体的高度评分，这是我在里面所起的作用。陶铸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要包庇某些人，就要在这个时刻搞点小把戏，戳穿他！制止他！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重新搞一个纪念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面，组织了上万人的纪念大会，由姚文元作中心讲话，具体地概括和总结了纪念鲁迅的意义。那篇讲话，同样是张春桥帮助修改，画龙点睛地点破了主题的：“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文化，彻底揭露了胡适、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者……等等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和张春桥逐字逐句地推敲和写了下面的这段话：
　　“我们纪念鲁迅，特别要纪念在他的晚年，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等人所执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谓革命作家’的招牌，‘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喊喊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恶劣方向’，揭露了他们借‘联合战线’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任，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尊敬……”
　　这就划清了他们和陶铸等人纪念鲁迅的根本区别。他们就是要借鲁迅来打击一些人，以抬高他们自己。就在这个会上，陈伯达也发表了一篇精心制作的讲话：
　　“鲁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了一篇著名的遗嘱，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话，到现在还值得大家深思。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勿和他接近。’他还说：‘……还记得在发热时(指鲁迅肺病发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
　　说完这些，陈伯达接着说：“时隔三十年，在现在，鲁迅的话，还完全保存着他的先知的光芒。让那些恬不知耻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听一听鲁迅的这些话吧！难道鲁迅当时揭露投降主义、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话，不就是对他们而说的吗？”
　　这个会的召开，达到了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预期目的。就在这天的晚上，张春桥收到了陶铸打来的电话：“请你来我这里一趟，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张春桥赶到陶铸的办公室后，陶铸亲自把门关住，显得很有点神秘。等张春桥坐下来以后，陶铸问了一些有关纪念鲁迅的话题，然后突然地问道：“你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用过‘狄克’这个笔名吗？”
　　张春桥一怔，冷冷地反问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陶铸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个人深沉和老练，马上放缓了语气，说：“没有什么意思，有群众组织给我来信，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回答的那个‘狄克’就是你！”
　　张春桥站了起来，在陶铸的办公室里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再次反问：“是我又怎么样？不是我又怎么样？文学和鲁迅发生分歧进行争论是正常的，无可指责。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他晚年的杂文很少有片面性，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片面性。对鲁迅个别观点的不同意或者争论，并不能等同于反对鲁迅。更重要的还要看鲁迅的不同意见是什么。这个道理我想你不会不懂吧？”
　　陶铸没有想到今天的张春桥在自己面前竟然是如此的傲慢，不由得也沉下脸来说：“听你的口气，你是承认你就是当年的那个狄克了？”
　　要是没有揭发张春桥的信，陶铸也许真的没有时间看鲁迅的这两篇文章，正因为有了这封信，陶铸特地看了鲁迅的文章。鲁迅当年为田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是斥责国民党政府的。透过那一行文字，人们仿佛看到了那位老人的冷峻和辛辣：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去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承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作小民的本分。”鲁迅在抒发了自己心中沉闷的愤慨后，话锋一转，写道：“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烟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就是鲁迅序言的精华所在。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狄克”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里面有这么一段评论的话：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鲁迅在一个月后．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对这句话和狄克的文章给予了答覆：“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谁有空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陶铸认为，最让狄克感到难堪的话是鲁迅紧接着的讽刺：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的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同时。还有鲁迅对他的题目的刺激：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的笔锋犀利而更甚于挖苦，“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责，是可以令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陶铸问张春桥：“你对鲁迅《三月的租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毫不考虑地说：“那是正常的文艺评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类似这样的评论在鲁迅的文章里多不可数，丝毫不奇怪。就是狄克的文章里也只是对田军的小说提了些意见，没有对鲁迅有半个字的指责和损害。一小撮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陶铸把那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信件和看了鲁迅的全文，很不耐烦地对陶铸说：“小题大作！狄克的信件和文章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热血青年的文章，就算有点问题算什么？鲁迅要是活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后生也会高兴的。别再大惊小怪了，我们要抓的是真正的类似周扬四条汉子那样的坏人？”一张春桥联想到现在的报刊上重新把狄克和自己挂起钩来大批特批，心里不禁暗暗好笑：“毛主席难道没有你们这些人聪明，毛主席定了的案现在统统都要推翻，包括是打倒或树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我进行审讯呢？”
　　所以，从这时起，他对所有的来审问自己的人，都采取了嗤之以鼻的态度。
　　第十二章　他折断了手中的自来水笔……
　　胡耀邦为了对付张春桥，特意从上海选了一个最为熟悉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和张春桥共过事的杨西光。
　　杨西光也是一个笔杆子。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他是候补书记，主管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对理论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直线上升。杨西光却被打人了十八层地狱，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六年张春桥被捕后，杨西光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被调到北京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历史往往有时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神神秘秘，但是一出来震动了整个神州，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暴；一九七八年，任职不久的杨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来的一篇文章，专讲标准的唯一真理是实践这个命题的。杨西光把文章推荐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后征得邓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由来。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发表过程中，同样进行了种种保密。
　　邓小平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个书记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来上海的一个书记，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历史往往在讽刺着现实。”
　　“你认识杨西光这个人吗？”有人问张春桥。
　　张春桥脸都不转过去，只是冷冷地丢出一句话：“一个小丑。只知道抓住只言片语作文章，根本不会从实践出发找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担任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是他首先发现和推荐给胡耀邦、邓小平，在全国展开讨论的。”
　　“毫不奇怪，”张春桥站起来，走到窗口，又丢出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张春桥的记忆力特别好。监管人员很快地发现他对过去的事情不仅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日期和具体的数字都没有错误。表面上，他在监狱里什么话都不想说了，看见了专案人员换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面的政治形势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剧地变化着。所以，他对前来问话的人更是连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计算着他入狱的时间、审讯的次数和他每次对付他们的策略。一次，监管人员在询问他的生活时，告诉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现在中央要准备对你们进行审判了。也就是说，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了。”
　　张春桥的脸色微微变白，但是眼睛依旧不睁一下，撇了撇嘴唇，没有吭声。看得出来，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但他知道这里的人都是经过筛选又筛选的可靠的人，和他们谈论什么问题，无疑等于向当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闭口不言，把自己脑海里的十二级风浪都紧紧地关锁在自己的心窝里。只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才发泄一点自己的真情实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酝酿了好久的设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过去的党纪传统，选举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重点是林彪和江青这两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对新成立的“两办”人员开会说：“你们从现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专案组的所有工作，从党纪国法上考虑怎样处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小平同志在和我谈话时候，特别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他们都是死不认罪的人，对党的危害极大。特别是张春桥这个人，他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论的人，毛主席过去是依靠他来征服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的，是整个反革命集团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处理了，就难以建立我们现在的理论基础。怎么处理？我看没有法律依据不行。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
　　胡乔木也说：“针对着张春桥鼓吹的那个理论，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具体地估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他认为，大家对毛主席的功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分析：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该给予全面的肯定；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为止，这里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基本肯定；第三个阶段是从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一九六五年为止，毛主席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是毛主席当政的那一段，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毛主席要负主要的责任。他的所有的活动要全部否定。张春桥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而滋生出来的一个阴毒的反革命份子。对他来说，则是必须要依法严惩的。”
　　对张春桥来说，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来的自称两案办公室的三个专案人员当着他的面对毛泽东的评价。那天，他刚刚吃了饭，警卫战士就把他提出去，说是要对他审讯。他们连问了几个问题，遭到张春桥的沉默抵制后，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就开始批判上了：“你张春桥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是有办法对付你的！你在监狱里自以为你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毛主席培养的理论家，就可以无视中央的存在和对你的处理，可以告诉你，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张春桥转过来，给了他个侧面。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错，我可以毫不讳言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这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并加以颂扬。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制的登峰造极。他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他的矛头是对准了中央集体的。在准备发动文革的阶段里，毛泽东支持江青和你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虽是诬陷吴晗的，其实也是借题发挥，你们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实际上也是谴责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对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你伙同江青搞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整个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丝毫不能说明你们的正确，而同样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是错误，对你来说是罪恶！”
　　张春桥咳嗽一声，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
　　“我们审查了有关你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张春桥一开始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位老革命家，其实不仅仅是对准这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你们的活动，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的特点。要不然，江青为什么胆敢组织你和姚文元撰写把矛头指向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动为什么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批准这篇文章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有关部门？江青既未受中央委托，又未受中央军委委托，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你张春桥要老实交代，为什么这个座谈会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一个人主讲？所议的问题为什么远不止部队文艺工作，而是全国文艺工作？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张春桥能够老老实实地给以交代和说明。”说到这里，那人给张春桥递过一支钢笔，张春桥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你为数不多的机会了。你可要珍惜给你的这个机会呀！”
　　“你们放肆！”张春桥大喝一声，猛地把那支钢笔往地上一戳，钢笔被他折断成两截。“你们如此攻击毛主席，本身就是反党、反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你们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变！我不和你们说什么，送我回监狱！”
　　又是一个已在预料中的不欢而散！
　　邓小平对他作了评价：“你们不要对张春桥再报什么希望了。依靠他是不会讲出任何事情的内幕和过程的。他也不会向我们、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审理他们的问题还是要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是这些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造谣诡辩，不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对他们真正罪行的审理和刚刚粉碎他们时给他们定的那些罪名区分出来。华国锋他们搞的那些东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脚，有些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事实证明，越搞两个凡是，就越说明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陈云说：“这也难怪，他是最早接触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中央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打算怎么办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到了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说：‘你们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当时形势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泽东同志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就发出了‘向中央进攻’的号召。这就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中央了。这可不是我的编造，谈话要点五月间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这样的字眼。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两案办公室的人谈话的时候，再次要求：“你们在审理两案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历史的责任究竟应该怎样划才比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影响了张春桥这些人，还是他们这些人影响了毛主席？这是一个非要让我们回答的问题！”
　　这时，两案办公室的一个人员说：“既然毛主席是以个人来反对中央集体，就必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不能端到桌面上来，就一定要致使我们党内出现许多反常的事件，这就不那么奇怪了。有一个人这样说：‘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探测器。她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问题，都是她先出面，她说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么聪明，所以大家谁也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然后她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他们不听你的！’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但是，就算没有江青这个人，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了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种性格和脾气，就是没有江青，那革命也会换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非出现不可！”
　　胡耀邦通过亲自审阅有关的材料和案件，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中和以后的一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认为，那时的张春桥就像一只缩头缩脑的老虎，一直在窥测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计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着。这时，引发了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开了。”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给康生和陈伯达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动作来得特别猛烈，就连张春桥也感到意外。他赶到江青住地后，见她正和关锋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时要配发的评论。张春桥立即参与修改，建议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说：“我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不这样坚持这个原则，文化革命就有失败的可能。”
　　江青说：“你讲得很正确，这是保证我们的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大字报和评论的同时，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那些天，张春桥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姚文元说：“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公开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时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职务，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用李雪峰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演一出《八大锤》的戏。这出戏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尖锐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篇是《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于公开批判了彭真的那个黑二月提纲。六月五日，又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对北大的问题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聂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关于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的决定，任命了一批新的报社领导人。”姚文元激动地说，“看这个样子，可真是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了。”
　　张春桥马上说：“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改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王朝，换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意图。如果不达到这一点。哪里还有革命的意义呢？”
　　通过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学报等一系列的行动，张春桥感觉到了最高领袖的此刻的脉搏就是要冲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了。在这个阶段，谁要是抵制群众起来革命，无疑是内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向街头，走向社会，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八月廿三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阴谋诡计，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行动。这就把当时的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潮。
　　就连陶铸在这个时候，也沉不住气了。他在接见北京医大红卫兵的时候，公开这样说：“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怀疑。”
　　八月下旬，当一些地方开展了大串联后，陶铸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针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情况，再次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一日发出明码电报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张春桥特意强调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的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实际上，也是把打击群众、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头上，从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当时，张春桥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样，认为彻底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学生和教师们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张春桥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应宣布一律无效，立即平反，应该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要充分信任群众，敢字当头干革命。这个精神，中共中央认为不仅适合军队院校，对全国县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适用。
　　四天后，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张春桥在接见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时，讲了这么一条他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同志们为了革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这说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在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所以，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派，左派当然人数少，现在少，将来也少，别想将来大家都成为左派。马克思、恩格斯共两个人，谁给他们印刷机、宣传车、录音机呢？当时苦得很！毛主席也是这样。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比毛选四卷还要多。毛主席过去被开除党籍好几次，被撤职，军权被剥夺，但最后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这边。北航的学生要和工作组赵如璋对话，在国防科委门口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不见。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他见学生。他还不见。后来陈伯达让他住到学校去谈话，说如果学生打死你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了军令状，他还是不敢去。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了赵如璋，和他辩论。我火了，对他说：‘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争你！’同志们，从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斗争是曲折的，艰巨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有反复的，只有这样毛主席的路线才能胜利！这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坚信！”
　　还是本着这条毛泽东制定的原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当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认、不支持、不表态的所谓压制后，他们北上，拦截火车，要求中央支持他们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赶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了一个完全接受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讲话。
　　他的讲话，连陈伯达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的电报精神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的陈伯达，在电报里还这样讲：“十日夜，我们听到你们有几千人要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里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可张春桥在讲话里，基本上是逐条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条件，他一出来就这样讲：“同志们，大家在这里久等了，刚才在这里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他拿出已经签了字的条子念道，“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在这里声明，市委昨天已经发了通知，你们回去以后不应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我们但是不能保证你们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张春桥讲到这里时，王洪文特意强调：“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开向群众检查，没有这一条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我同意。”张春桥很爽快地说，“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曹荻秋当然不能例外。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你们。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可以来第二次。第二条，你们要求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过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动不动就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等等。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走到全国的前面。”
　　这就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动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本来是讨论经济话题，但是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问题。胡耀邦在很小的范围内和一些人交换了意见，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天下大乱为方针，以所谓革命左派即造反派头头为依靠力量，以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革命对像，以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目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辩论的方法，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全国夺权．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一切统统都是错误的。这样就必然会被类似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论和左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泛滥，给党和民族、国家造成了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和动乱。这个教训一定要通过清算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罪行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这些，是囚笼里的张春桥所想象不到的。
　　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张春桥
　　邓小平听了办公室的汇报后，生气地说：“张春桥眼里没有我们，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逻辑的。大概他到目前还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政权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个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对他没有别的可讲，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
　　是的，对这个凭着笔杆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云直上的文革新贵，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已经几次交锋了，每次交锋，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在他的眼里，张春桥这个人仿佛像个冷血动物，对他们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几乎没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扑克，不贪财物，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节，喜欢跳舞玩桥牌，收受别人的礼品的人统统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都给那些人以下不了台。这样的人，实在是难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邓小平听到张春桥来到了北京，特意把张春桥叫到自己办公室里，听取他汇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张春桥在汇报时，却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搞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后，当晚刘仁召开高等会议，布置由张文松、范谨、李珙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关锋、戚本禹和我们的材料，并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在他们召开的黑会上，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彭真等市委领导的材料，都不登简报只覆写两份材料送市委书记处传阅……”
　　邓小平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现在就能说北京市委是在开黑会呢？这个结论你下得太早了，。结论应该内中央下，而不是你们下。”
　　到了这年的十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在休息室碰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冷冷地问他：“你说，今年四月彭真死党们的会议是黑会还是红会？这下你可以下结论了吧？”邓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谈话的情形。于是只好点点头：“看来你是有先见之明的。目前来看那个会是个黑会。”
　　张春桥得意地说：“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还是我们下的呢？小平同志，你不要动不动就以中央的名义在讲话。现在你应该真正认识到，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够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邓小平不愿和他纠缠，只好说：“过去不清楚，现在清楚了。”
　　这以后不久，邓小平看到一份传单，上面是张春桥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时的讲话，他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在强大的攻势下，相继在会议上作了极不像样的检查，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辩，企图蒙哄过关，伺机反扑。我们必须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纵容和姑息任何敌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红旗》杂志上，我们发表了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这样的号召：‘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论什么人，如果再坚持错误路线，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样的话，对邓小平这样的人，同样适用。我们现在将看他怎样走路。”
　　邓小平现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张春桥好好地看一看我邓小平是怎样地来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放了炮后，本来不计划再讲话了。可是华国锋在讲到对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遗留问题时，提出“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时，陈云对邓小平说：“老华在搞和稀泥。他实际上还是在搞‘两个凡是’的路线。”于是，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重型导弹”的陈云再次发言，提醒中央对那些遗留的问题，包括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一连点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的叛徒案，陶铸、王鹤寿案件，彭德怀案件，天安门广场案件等重大事件，认为必须马上平反，并说：“我认为康生是鬼不是人，对康生这样的阴谋家和整人狂，如果我们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张春桥就是活着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样类型的人。”
　　这个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内容。
　　全会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一九七九年的国庆，是建国三十周年的重大节日。我们应该给叶剑英同志准备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正式回答举世提出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问题，和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个江青集团的新的罪行行迹在这年的国庆讲话里出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传出了叶剑英的声音：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张春桥从当晚的电视里看到了叶剑英讲话的神态和面孔，他对着电视里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其实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当初不正是你叶剑英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军内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吗？当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积极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脸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嫁祸于我们，天理难容呀！”
　　张春桥不是傻瓜。他从今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不是由华国锋来作而是叶剑英出面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谓罪状，就可以预料到中央最高层发生的微妙变化。加上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给自己所加的罪状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这次，叶剑英所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就意味着要用法律来给他们壮威了。这从另一面证实了有人给自己的提醒。
　　表面上，张春桥坐在那里泰然处之，其实他在关注着叶剑英讲话的每一个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
　　张春桥紧咬牙关，强听着他认为是颠倒黑白的这篇讲话。在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这位口口声声是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闭口不谈毛泽东领导的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而是笼统地讲“中国共产党”，俨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的化身，这实际上是在变着法术控诉毛泽东。张春桥听完这篇讲话后，第二天又仔细地研读了报纸上刊登着的他的讲话。把他给自己所定的罪状一一地罗列出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
　　张春桥最恨的，就是他所称的当局把他们和林彪集团搅混在一起。明明我张春桥是和林彪斗争的，林彪想尽一切办法杀的是我们，恰恰是你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献媚讨好，企图借林彪之手来对付我们，现在却把我们和林彪打在一起。你们却恬不知耻地装扮成了和林彪斗争的英雄。这不是伪造历史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张春桥骂道：“这是在变着法儿攻击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结论，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叶剑英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换概念，把走资派和党、政府、军队的广大干部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挑拨和歪曲。‘砸烂旧的公检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这一切说成是我们的创造。一是当局的卑鄙，二是我们的光荣，让历史来给我们作证吧！”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张春桥认为，把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歪曲成连低能儿都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是叶剑英这篇控诉的特色。他在报纸上批道：“可敬的先生们，你能举出我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人谈话或讲话中有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举出一个，我张春桥自认为该杀，如果举不出来，不正说明了你们是诡辩和捏造吗？”
　　叶剑英的讲话继续说：“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上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张春桥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下，划了一杠，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批道：“这话是谁说的？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说这种只有低能儿才说出的言论。”他把所有对他们的批判都列为“歪曲、诬陷、污蔑”。喃喃不休地说：“根本不值一驳！不值一驳！”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党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叶剑英在讲完这些后，抬起头来，拉长音调，大声强调：“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叶剑英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华国锋站了起来，大声地插话：“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
　　张春桥当时在电视机旁，看到这些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连说三遍：“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
　　就连监管人员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仇恨是远远地大于和超过了对邓小平和叶剑英的仇恨。他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怎样处罚和对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斗争。但是对华国锋来说，则是标准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行径！他说：“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有亏待过他，他如此对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兽不如的做法。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阶级的道德、任何集团和派别，都是要杀头和声讨的对象！”
　　看到叶剑英这篇他认为是杀气腾腾的讲话，张春桥跟前总是浮现着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时的毛泽东，大气磅礴，指挥若定，很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
　　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写《反共启示》的事情向中央写检查，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后，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公开为刘少奇鸣冤，公开反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潮流。原来的红卫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开地站在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列。这时，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他对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说：“这些小家伙后面有大鬼。这是一个信号，刘少奇们要急着复辟！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你们要警惕这一点。”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举行了一系列的誓师大会，要把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党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江青发表了一篇讲话：“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作了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你们有权力批评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很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份。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得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江青指着的就是这些事情。
　　毛泽东这些天，连着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等人谈话，他说：“刘少奇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我对刘、邓已经绝望了。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接着，毛泽东端出了他认为是同刘少奇等斗争的实质，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刘少奇等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很注意他的谈话，就更加来了兴致，把手一挥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整个阶级斗争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现在，我们必须当成阶级斗争的大事业来做。一九六七年，我们要把它作为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还在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他解决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时，毛泽东就当面称赞他说：“你做得是对的，所有责难你的话都不正确。在群众斗争的经验上，你比我们某些共产党的大官们还要好。以我看，上海沟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群众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议你要把工总司这支力量抓住。从工人中注意发现和培养好的人材。”
　　毛泽东还建议挑文远通过解剖一个两面派人物来警告所有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说：“你要亲自动手写文章，把你的笔杆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养你这个红秀才。文化革命嘛，没有好文章怎么行呢？”
　　于是，姚文元几易其稿，于一九六六年底写出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连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说出来了我要讲的话，这就是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我们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
　　毛泽东还亲自在这篇文章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张春桥就认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博得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召集江青、他和周恩来、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看一九六七年要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用常规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通过开会，改组党委或中央领导班子，撤销一些人的职务等等，都不是好办法。得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办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夺权或接管的办法解决当前各地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问题。这场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总得有个革命的样子。”
　　张春桥面对现实，深深地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料定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不会向党内那股保守势力屈服的，他不会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那条组织原则来解决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选择一条群众斗争的方式，大规模革命的方式，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向走资派夺权。这既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须要抓出一个样板来。
　　这次召见之后，江青给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口信：“主席希望你亲自抓上海的斗争，搞出经验来，学会抓生产和经济工作。”
　　这时，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这些老帅们也在日夜研究毛泽东的思路。他们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曾经秘密地和他们这样说：“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数，但是主席并没有和我们讲过。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样个革法？大多数同志并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势利导。主席谈话时把一九六七的任务归纳为：一是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路线的大批判。把这四条结合起来看，全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乱。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就在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准备回到上海，开始发动向上海市委的夺权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赤卫队”为了抗议张春桥支持的王洪文这一派，组织北上告状，遭到了工总司的追击，造成了沪宁铁路中断，生产停顿。王洪文向张春桥汇报了此事，说：“上海的走资派企图用破坏生产来逼迫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低头。”
　　张春桥回答说：“痴心妄想！他们不干，我们干！”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凌晨一点，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让他出面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解决上海的交通中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不出面或无力解决，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组织了，”然后，他又分别打电话给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现在敌人企图用破坏交通和生产的方式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毛主席施加压力，我已经通知了陈丕显，让他抓生产。估计他不会真干，所以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我也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再算！”
　　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回上海之前，即于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谈话，说“陈丕显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资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动他。我们商量过，还是要把他拉出来，他不出来就强迫他出来，让他站到前台来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拥护毛主席，早就出来抓生产了！他拖着不干，你们就干！那就要夺他的权了！”
　　一月四日，就在张春桥回到上海之时，上海文汇报社夺权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告记者书》中宣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也夺了权。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批判了陈丕显等人支持的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号召全市工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向所谓的走资派宣战。就在这天，张春桥来到“工总司”，向王洪文等领导人发表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方使我们不得不夺市委的权。否则，整个经济就要崩溃。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发布了夺权的三个通令。然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继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联络站”等机构，全面地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
　　对张春桥等人组织的这些行动，毛泽东欢欣鼓舞。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你看，转机来了，只要造反派夺权，什么办法都来了。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他们，用这个办法解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泽东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时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他们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的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我从来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没有的事。”他还对周恩来说：“这个张春桥呀，是个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个人，让他到第一线去锻炼，逼着他抓生产，管理国民经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毛泽东的审定发表出去。立刻成为全国大夺权的进军令……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夺权斗争。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里再次指出：“从一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一月廿日，《人民日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和批准，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时隔十多年，张春桥在狱中回忆到这些的时候，心里还按捺不住一阵阵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完全是百分之百地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照着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办事的。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批判，是复辟狂的叫喊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到，当初他们起来造反，是一种所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运动。如今。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清算，是一跨法律的制裁。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反动呢？恐怕他是连想都不愿意想一想了。
　　第十四章　紧锣密鼓的前奏曲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至廿八日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平反不久的彭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负起审理两案的领导工作。
　　邓小平开玩笑地对他说：“张春桥和江青是你最老的对手，你可要好好地再和他们打点交道了。审判他们可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认罪，胡搅蛮缠起来也够你受的哟。特别是张春桥，非常熟悉我们党内的重大机密，和他打交道不容易呢。”
　　彭真说：“能不能在江青和张春桥两人之间再分化出来一个呢？如果江青能和他狗咬狗就好了。”
　　“天方夜谭！这两个人是最成熟的罪犯。”邓小平说，“一个不但不认罪，而且认为他们干的都是大大的功劳。另一个是给你不开口，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怎么能分化得了。关键是对他们的起诉书要能够站得住脚。”
　　到了开会的时候，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这次审判开不开杀戒的问题。彭真在向胡耀邦、邓小平等人汇报的时候，说：
　　“最近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对我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是审干时期讲的，林彪、‘四人帮’是阴谋集团，不杀行吗？我说，杀不杀，审查清楚再说。不过，究竟怎样判？我主张一定要依照法律程序来走，要重证据。”
　　胡耀邦点头说：“我同意彭真同志说的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时间不要限制太死了。同意王鹤寿同志说的这个案子要多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判谁不判谁，书记处定不了，报政治局才能定。彭真同志挂帅，搞传帮带，我每次会议都参加。”
　　彭真根据几次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这样的原则：“起诉书应以证据作为后盾，以预审作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还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的问题中，有不少是路线问题。但是，我们的审判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这个要和大家讲清楚。到时候，也不准过问党的路线问题。所以，不论取证、预审，要一条罪一条罪地查问，‘四人帮’好比是一条狼，狼是铜头铁背麻杆腿。不过，张春桥和江青是中间，两头软。中间硬是他们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哪两头软呢？一是毛主席没有批示以前你们搞了什么阴谋？比如刘少奇同志的案子，开始向毛主席汇报，要立案审查，赶出中南海，毛主席批示不同意，以后他们背着毛主席审查。第二是查清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另外干的事情。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说：“审判两案，重点是江青和张春桥。要发动林彪集团的人起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是有斗争的，是狗咬狗的斗争。即使这样，让他们互相咬，对我们也有好处。”
　　“小平说得很正确。”彭真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同王明路线斗争时，王明很顽固，可是博古、洛甫都站出来了，很有力。王明的错误造成我党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敌占区损失百分之百。毛主席说，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时，如果博古和洛甫不站起来说话，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一九四五年‘七大’时。我就不想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李立三那时在莫斯科。毛主席动员我们选，讲了分化瓦解的道理。最后我们才选了王明。正因为李立三路线有代表性，我们才选他。结果取得了团结一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做好分化瓦解的工作。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分化出来也好。”
　　邓小平哈哈地笑着说：“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在监狱里揭发了张春桥不少的问题。让他出来作证。那最能说明问题。蒯大富也是一个怕死鬼。要抓住他想立功的心理来让他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还有那五个大学生领袖。都让他们站出来作证。这个最能打垮江青、张春桥的心理防线。”
　　彭真说：“为了把这次审判搞得具有威慑力，两案的所有被告人统统都关在秦城监狱去，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这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问题的纪要》。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审判的时间：四、五两个月准备，六月初开始，七月底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结束。
　　彭真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了，所以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清楚。但是为了审好这两个案件，他必得熟悉大量的材料。有人给他说：“你知道二月逆流吧？那可是张春桥挑起来的，因为他的原因，打倒了一大批老同志，把叶剑英同志都给牵扯进去了。如果不把这条列入张春桥的罪状里，那可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彭真对张春桥的这个情况很有兴趣。又是一个二月，他自然要把他那个二月提纲联系起来了。他调来张春桥的案卷，注意研究他的这条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他到北京时，毛泽东曾经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使他的身份倍增。特别是那年一月廿八日，上海的红革会的红卫兵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镇压。就连毛泽东也说：“如果他们再开那样的会议，就一定要抓人。群众批评你们的手段不错，前面抓后面放，这个不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批评红革会的电报我看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气魄。炮打就是错误的。这点要和广大群众讲清楚。”
　　张春桥支持王洪文等人搞了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后，经毛泽东批准，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是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所以，张春桥说：“那么我们上海的夺权斗争后的新生权力机构也可以叫做上海市人民公社。”
　　十天后，张春桥来北京汇报工作，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个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谭震林进来了，碰到了张春桥，就问道：“为什么陈丕显没有来？他有什么问题？”张春桥明知他是保陈丕显的，就故意说：“群众不答应啊！”“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生气地说。
　　张春桥这时可是神气十足，和过去的他大不一样了，他说：“现在的党组织已经不管用了。在上海，旧市委的干部大多都靠边站了。我们经过做工作，群众还是不答应，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放一放吧。”
　　于是，引发了一场大的斗争，就是后来称之为的“二月逆流。”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一个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后来，公开的这个材料经过了许多删改，把谭震林等人当时激愤时说得很尖锐的话统统删去了。彭真看到的，当然是当时全貌：
　　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整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就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从来的党内斗争都没有像这一次残酷。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周恩来拍了桌子，让他回来。陈毅说：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对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彭真看到这些，特别是看到关于陈毅评论自己的那些话，就感到了问题的复杂了。
　　彭真想，如果把这一条作为张春桥整理谭震林等人的黑材料的罪状，就会把更多的人卷进去。他还看到材料里有叶剑英批评张春桥的话：“你为什么不经政治局会议同意，私自把上海市委改名为上海市人民公社？你张春桥还有组织纪律没有？”后来毛泽东也对张春桥说：“新政权叫人民社不妥。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是否也改叫中华人民公社？我就成了社长了。那样，谁承认你呢？苏联就不会承认。美国倒可能承认。所以，我看还是改叫革命委员会。”
　　这些根本不能作为起诉书里的罪状，只能划在党内路线之争里。在书记处会上，他把自己的这个意见讲出来，会议采纳了。
　　经过彭真和其他领导人的反覆研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定了不拟诉讼的十三件大事：对刘少奇同志的定案问题；文艺黑线专政问题；上海一月夺权的问题；二月逆流的问题；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的武汉事件问题；“文攻武卫”的问题；“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的问题；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问题；污蔑周恩来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代表”的问题；一九七六年诬陷迫害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向维持克泄密的问题。
　　彭真说：“起诉书不写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对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定罪和判罪。把这些列进去，反而会搞乱一些问题，使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容易抵赖和推卸责任。因这些问题都多少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甚至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容易把问题搞复杂了。这十三件事情，很大的程度上都有周总理的责任。”
　　邓小平说：“周总理做了违心的事情，也讲了违心的话。当时他不这样做和不这样说是不行的。那样就连他也保存不下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更多的干部。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他。”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我们都可以理解，这是公道话呀。”
　　“审这个案子，叫做‘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是不审，有人会说他们不够定罪，再不说我们内部不一致。”邓小平说，“这件事情就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后指挥，把这场硬仗打好。外国已经叫我们这是最精彩的政治京戏了。”
　　等大多数的成员都发言后，华国锋作了总结：“我觉得，一九八零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九日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乎反的决议，已经为审判林彪、江青两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关于对十名被告的起诉书也已经作了反覆的研究和推敲。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我看那就这样决定吧。”
　　这个华国锋，看到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在公众面前还是一派道貌岸然的英明领袖的姿态。他预料到通过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审判，一定会把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拉扯出来。但是，现在中央最高层的格局，已经是众怒难犯了。现在的华国锋可不是三年多前的那个地位了。他得小心翼翼地看邓小平等人的颜色行事。为了保住他那个空有其名的中共中央主席的头衔，他是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开始登场了。
　　一九八零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听取黄火青检察长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九月廿七日，黄火青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人们内心怎样地动荡，但是表情上都是板着一副严峻的面孔，认真地听着这位新复职的检察官的说明。
　　“一、中共中央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处理是严肃慎重的。一再指出要实事求是，证据确凿，以被告犯罪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黄火青讲到这里时，抬起头来扫视了一遍会场，观察着人们对此的表情。
　　其实，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讲这些话纯属多余，已经没有了多大的意义。被告死的死，抓的抓，有的已经在监狱里关了四、五年甚至十年之久，报刊上对他们的批判已经使他们的状况家喻户晓。什么证据确凿，什么要实事求是，不过是一种口头上或纸面上的宣传而已。
　　“根据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审查结果证明，林彪、江青一伙触犯了刑律，应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于今年四月下旬对林彪、江青一伙在押犯，开始进行侦察预审过程。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了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加监督侦察预审过程。现在公安部对全案已经侦察终结，并将《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了材料，证据确凿，准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参加例会的人大常委们，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有着一本斑斑血泪史。虽然有人认为这次审判不过如同演戏，但是他们还是感到了兴奋。毕竟有了一个出气或表示自己清白的机会。即使对对手们的惩罚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正义的伸张呀。所以气氛是空前的。
　　黄火青报告的第二点，是就江青和林彪两案的并列审判作了说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互相勾结，相互利用的，他们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共同的反革命活动，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反革命活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犯罪的活动是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例如迫害少奇同志，首先策划制造诬陷少奇同志材料的是林彪和叶群，后来江青直接控制专案组，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诬陷迫害少奇同志。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国外逃摔死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搜罗林彪的余党，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因此，这次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为一案起诉……”
　　与会常委对此没有再提疑义。曾经有人提出过江青和林彪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怎么能并列到一起去呢？但是讲到了他们过去的一致性的活动。这些人谁也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只说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的东西，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在劫难逃的。拉住任何一个在中央的人，都可以给他定上类似的罪名进行处理。
　　“三、在侦察预审和检查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诉罪，我们依据的是经过检验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物证如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从大量罪证材料看，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累累，罪责难逃。”
　　“四、准备提起公诉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触犯刑律的反革命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犯的罪行，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现在我们只准备起诉他们直接的、主要的犯罪行为，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五、鉴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犯罪，案情特别重大，建议人大常委会组成特别法院，特别检查厅审理这一案件。请予审议。”
　　仅仅两天，即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九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作出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监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这个决定特别有一条：“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前不久。华国锋在会见外国记者的时候，曾经就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发表谈话时说：“对所有的主犯，都不会判处死刑。”
　　但是，后来的宣传舆论似乎是在否定了他的这种说法。围绕着紧锣密鼓的宣传攻势，彭真特意安排了一个技巧，请全国著名法学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友渔就“特别审判有何法律依据”为名，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一日来了个答新华社记者问。
　　张友渔说：“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九条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按照这一条的规定……”
　　他的解释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但是国外许多的法律界人士却认为恰恰是根据这条规定，不应当再追究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法律责任。因为那时的法律和政策不仅不认为是犯罪，而恰恰认为那是革命。”
　　对此特别法庭当然是不屑一顾的。
　　新华社记者问：“国外大多认为审理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是事先确定他们有罪，法院只是决定量刑轻重，因而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请问对此有何见解？”
　　张友渔回答说：“这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曲解。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的审判程序是保证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法院在审理终结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无罪。而是在审判中根据事实来决定。根据这一原则，特别法庭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中，将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讯程序，对被告有罪或无罪的判定，如果判定有罪，然后才能决定量刑轻重。”
　　当然，对这样的解释和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予以相信。他们都说：“结论早已定了，只不过是一出精彩的闹剧罢了。”
　　虽然如此，国内外的相当多数的人们，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审判……
　　第十五章　什么起诉书　纯粹是胡闹
　　张春桥终于冷静下来了。现在不是说华国锋、邓小平实质上已经从口头上都要彻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连刘少奇的案都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结局，从现在起，已经彻底地丧失得干干净净了！回想四年前华国锋刚刚上台，他高叫的那些“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呀，“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呀，“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呀，不都像涂在他脸上的令人发笑的油彩吗？
　　时间才是最无情的法官。刚刚四年，究竟谁是真正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人，谁是要修正毛泽东的路线的人，已经一清二楚了！
　　还在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官审讯他的时候，有个检察官就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给他宣读了一遍。
　　尽管张春桥一言不发，但是他对决议的每一字都听得特别清楚：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和进行了同样的迫害……”
　　“根据以上复查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听到这里，张春桥忍不住冷笑起来。
　　“你笑什么？”检察官的眼睛是严厉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就在这一刹那，张春桥恢复了原来的神态。仿佛压根儿就没听到什么话。
　　“张春桥，我们奉命对你的问题进行检察，我们也给你念了党中央的有关决议。你听了以后，可以针对你的活动，把你认为有罪或者无罪的根据，给我们一一地讲清楚。这既是对你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你听明白了吗？”
　　张春桥就像一尊大理石精工塑造的石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是严格依照事实办事的，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决不给你强加。是你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你不要推卸。”检察官还是耐心地给他讲述着那一套早以背会的道理，既没有加，也没有减。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脚本在进行着。这一套，哪里能瞒得过张春桥的眼睛？他很清楚，即使自己在这里把理由说得雄辩无隙，当局照样定自己的罪。与其浪费口舌，不如坐在这里听其自然……
　　是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江青、康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彪早就对刘少奇有看法，所以必然对毛泽东的意图要采取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陈伯达是在看准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后，迅速采取了迎合和投机的措施而已。
　　其实，在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杨成武等人同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春桥虽然那时没有在这个重大关键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他对当时的许多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后，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开始日益表面化。但是，毛泽东从策略和斗争的艺术出发，还一直在讲：“刘少奇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肯改，还是可以变过来的。这个就需要大家帮啊，其实需要他自己改，不要搞两面派。”
　　到了这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作了检查。在小型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军队上的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大多对他的历史不清楚，开会时也只是老在后面坐着，根本轮不到他们讲话。这时的批判会，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向毛泽东汇报也是他和叶剑英、徐向前等人进行，其他的人根本插不上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指示批判会停止再开，说：“再开下去，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成了反革命了！”
　　那时，江青一开始的态度是：“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要上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安排。不过，刘少奇的检讨确实不像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的一个报告，长达七个多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是假的。她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那年她陪刘少奇访问印尼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王光美来请示我，问：‘这次去能否戴项链？’我说：‘不必要戴了，你是一个大国主席的夫人，又是共产党员，不必要戴。’她后来又请示了几次，我都没有同意。她自己也答应不戴了，后来到了印尼，她还是戴了起来。现在刘少奇的问题还是限定在党内，造反派揪不到。清华大学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让陈伯达去制止。我们应该听主席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刘少奇完全拒绝了毛泽东要求进一步对历史上的问题和指示薄一波等人人在一九三六年写《反共启事》等问题进行检查，明确的指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制定出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的同志们也说不清楚。我是稀里糊涂地被你们把我的权力剥夺了。我现在已经靠边站了，可是全国的武斗、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下不了台。扣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要求中央召开全会，让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嘛，提这样的要求总不过分吧？”
　　毛泽东听了这些，气愤地说：“刘少奇要反扑呀。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如果你们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就会让这个落水狗上岸。那时，人家就要剥夺你们自由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看一个也剩不下！你陈伯达投降，人家也不要！”
　　这时，许多的情报反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刘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里，给好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电话，密谋研究对付中央文革小组的办法和策略，他的指示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空有其名。将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办法是对的，毛主席将来也得用那个办法。他用全会的办法改组了政治局常委，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改组政治局嘛。我的意见是再拖一段时间，等到他们的办法混不下去时再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刘少奇对他的女儿刘涛说：“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不许对外讲，否则你就别跑中南海。你们对强加给你们的错误不要轻易地检查。真正认识到错了再检查。认识不到就别检查。一切等待历史和实践来检验。”
　　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打招呼说：“现在的红卫兵自己开始认识到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误的了。有些学生总是没完没了地揪斗我们的一些干部，动不动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有那么多的反动路线！确实是有一小撮坏人要乘这个运动整我们的干部，可以在学生中展开大辩论嘛。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让我们的干部子女们也站出来讲话。”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等人说：“最近学生中出了个什么‘联动’，打人、抄家、替刘少奇鸣冤叫屈，张贴反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我看有后台。最近一个时期，刘少奇活动很频繁。你们在睡大觉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睡觉，而是在活动。现在是需要你们开始反击了。过去那些保他的话该作废的作废，该收回的收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少数派代表时，提到不宜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时，当场就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现在形势变了。不过，你们要背对背地揭发和批判，不要死揪。除了这条，其他怎么做都可以。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呀。许多的同志为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提起许多问题时痛哭流涕，确实是担心呀。可是还有的同志在麻痹不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还在数天之前，周恩来建议中央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负责审查他的问题。毛泽东摇摇头：“现在还不到时候，可以先审查王光美。这个人的来历是很复杂的。许多问题可以从她身上得到解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江青说：“这个人可是有特务嫌疑。早在建国初期有人就向主席建议要审查这个人，主席说：‘少奇自己考虑吧。’这些年来，刘少奇将王光美放在了很不适当的地位。竟然让她直接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的问题。这是要干什么？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审查弄清楚这些问题，找出合理的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红旗》杂志第一斯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里，有这么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鼓吹《清官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官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这是公开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的第一个信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又这样点道：“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里。再一次地把刘少奇等于公开点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廿五日，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会议。四月间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两个会议实际上就是全国全军公开动员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誓师会。三月九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问同谢胡的谈话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强调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暗指了党内走资派就是刘少奇。谈话明白无误地说明：毛泽东整刘少奇，早已准备很久了。所考虑的就是，采取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突破口或在什么时机动手的问题。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整个进展，既有毛泽东的事先安排，又有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和随机应变的调整策略和斗争艺术的技巧。
　　二月九日和十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讲话，公开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历史上的各种错误，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指示。三月十日，康生在大会上再次批判刘少奇的一系列所谓的罪行。在他们的讲话里，都明确地给刘少奇所定的罪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没有再称刘少奇和邓小平为同志。
　　这就是一个信号，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的标志。
　　在那次会议上讲话的还有杨成武、萧华、叶剑英等军队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同样都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所谓罪行。
　　三月廿二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地提出了任务：“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在军队系统里首先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是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正常进行的关键。通过这几个月来的运动看，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就是说，通过军队支左，暴露了军队的许多的问题，反映了军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的。刘邓路线在军队里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肃清，就会出大问题。”
　　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下午有个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其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所删去的，正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些话。
　　当时，张春桥对毛泽东的思想看得很准。他对江青、姚文元说：“主席已经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目前这个时候公开批判刘少奇可以挽救我们党的大多数的干部，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干部上当受害。时机可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呀！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我们通过批判刘少奇来促进全党全军全国的团结。”
　　三月廿八日，王力和关锋给毛泽东送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个材料里公开点出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插手清华大学时的问题，把所有的问题或错误都归结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三月廿九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两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紧接着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刘少奇等人想把打击一大片的问题扣在我们头上，说运动打击面太大了。其实真正要把人民群众和大批干部打倒的正是他自己。对刘少奇的问题可以全面看一看，不要只是限定在这次运动中，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七年的问题，甚至更长。”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还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并帮助修改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同时提出了八个问题，实际上等于公开了刘少奇的主要的所谓罪状：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暴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在要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保一少”的修正主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破坏社会主义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或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张春桥不只一次地和自己身边的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林彪或者是江青，还是任何人，在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或者经过他批准、同意，而要另搞一套，毛泽东同志是不会放过你的。林彪的下场，包括关锋、王力、戚本禹的下场，统统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考验，不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因为我们的每一步都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我们能够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和考验。除此而外，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
　　张春桥想到这里，似乎坦然得多了。他下定决心，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准备要扬起头来，不理睬来自任何方面的惊涛骇浪！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接近那个历史的庄严时刻。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根据彭真的指示，完成了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表反革命集团案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证据和讯问被告记录，认为此案十名主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决定提起公诉，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书。
　　十一月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将起诉书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起公诉，并将十名主犯及其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特别庭依法处理。
　　第二天，特别法庭召开第一次全体审判员会议，讨论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移送的起诉书，并通过了特别法庭规则。又过两天，特别法庭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决定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这一切，很像早已编排好的演戏，一幕幕地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早晨，特别法庭指派的由各被告书记分乘十辆崭新的小轿车，风驰电掣地直奔秦城监狱。
　　举世关注的北京大审判正式拉开序幕了。
　　这天，张春桥似乎已经有了预感。起了床后就站在窗口望天空。活动了活动全身，吐出几口胸中的闷气，咬了咬牙关，好像什么事情正在下着决心。吃了饭后，他把碗筷自己洗干净了。揪了揪那件黑色的中山装棉袄，仿佛要等待着什么。
　　当监管员和全副武装的两名警卫战士出现在张春桥面前，把他往外边解押的时候，他二话不说，摆了一下手作了个带路的手势，大摇大摆地走出监房的大门。
　　进了审讯室，张春桥扫了一遍身穿法警制服的法官们，耀眼的灯光对准了他，那是给他录像的摄影机对着他拍摄电影和电视。他听到了书记员的声音：
　　“我们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人员，奉命给你送达起诉书副本。根据……”
　　话没说完，张春桥把身子一转，嘴里咕囔着说：“胡闹！纯粹是胡闹！我不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你可以委托律师给你辩护，你自己也可以辩护……”
　　张春桥瞪了对面的书记同一眼，还是那句话：“我不接受，我根本拒绝你们的起诉书，要什么律师？你们完全是胡闹！”
　　书记员把起诉书和钢笔递到他面前，让他在送单上签字，他断然拒绝：“不签！我不接受，我不要你们的起诉书！”说完，张春桥就站在那里，再也不搭理任何人了。
　　张春桥被押回监房后。那份起诉书由监管员给他带回来了。监管员说：“你可以到法庭上对起诉书进行驳斥，怎么能不要呢？你有辩护的自由嘛，不接受是错误的。”
　　“我不要这些东西！”张春桥还是那个样子。他背转身，不再理睬监管员。
　　但是，监管员走后，张春桥见监房里没有人了。便从桌子上拿起了起诉书，坐在床上认真地阅读起来……
　　这些，都被窥望镜里的监视人员看得一清二楚。
　　第十六章　他如同聆听当年的辉煌战绩……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一早，张春桥就起了床，开始在临时的囚房里散步。准确地说。昨天一晚上，他几乎就没有睡觉。他的大脑一直在思考着问题。他已经知道了，这天将是一个令全国人民，当然尤其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今天他和江青等人就要接受所谓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场他称为是反革命的闹剧的审判究竟要怎样开场呢？他在盘算着今天的开庭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他很希望在这天会出现他所希望的一种局面，但是，很难呀！
　　表面上，他很镇静，如同原来一样。其实心里就像沸腾的开水，不停地上下翻着。他在想，今天的开庭，会不会见到江青？如果见到江青怎么办？需要不需要说几句什么话？考虑来考虑去，他决定还是什么话都不说，任凭当局随意处理吧。到了法庭上，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最好的武器就是压根儿不理睬法庭的任何动作。这就意味着自己目无他们这伙乌合之众，或者说自己就根本不承认他们有权可以审判自己！吃了午饭，自己刚小睡了片刻，就被提押到轿车里，朝特别法庭的方向驰去。
　　下午三点的钟声刚刚敲过，设立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正式开始。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民也希望这是最后的一次。这样的日子多了，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
　　这时，早就坐在旁听席上的近千人，纷杂的议论声逐渐地安静下来，当江华宣布法庭的组成人员时，大厅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想象着当年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政治巨头们今天的风貌。这种即将揭晓的时候，就像一种特强的磁力，吸引着在场的所有的人。就连参加审判的人员，也多少显得有些忐忑不安了。在场的有一些人早已听说了张春桥在监狱里以沉默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传说，他们今天倒想一领这位理论家的丰采。
　　三点零三分，江华庭长宣布：“传被告王洪文到庭！”
　　随着令下。王洪文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从候审室走了进来。这位被张春桥发现和一手提拔、推荐的所谓希望之星，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色，他的头被推成立平头，耷拉着脑袋，满脸霉气，精神不振地出现在久违了四年时间的人们面前。随后是张春桥的老搭档姚文元。可以看出，他是强打着精神尽力挺着出庭的。他的眼光不敢在众人中扫视，迈着惊恐的步子出现在人们面前。在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依次站进了各自的被告席后，张春桥出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对准了他。
　　他，扬起蔑视一切的黄腊腊的面孔，身穿一件中式黑棉袄，敞着领口胡子拉杂，微眯着眼鲭，似乎是满不在乎地走进了审判大厅。从他的表情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不平和嘲弄。这时，人们轰动了：“张春桥没有变，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你看他。根本不服气，完全是在傲视法庭！”
　　最后进来的是江青。她和张春桥有所区别，也和所有的被告不同。她俨然一副挑战者或得胜者的姿态来到法庭。看她那副表情，她不像到法庭来接受审判，而是像当年那样来接见看望她的各界人士来了。用她的话来讲：“我要吃得饱饱的，把身体锻炼好，绝不在他们面前倒下去！”十七年前，她和张春桥决定要给她所说的修正主义一个摧毁性的打击时，说过一句话：“也许我们要受伤，甚至被他们押上法庭。那对我要昂首挺胸，以最后胜利者的姿态来接受历史的鉴证。”不料到现在，她的预言实现了。
　　江青和张春桥，在这天的法庭里，成了两个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张春桥看到江青时，仿佛电传了一下，嘴角微微蠕动着，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了出来。但是，眼神的意思是充分表达了。他朝她点点头，她也向他示了示意，算作互相鼓励吧。江青从他嘴角流露的微笑里，看出了他的所谓勇敢和坚强。他在暗暗地赞赏：“春桥，好样的，像个马列主义者的样子。哪怕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和理想。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下午三点十八分，江华宣布宣读起诉书。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今天的开庭，大概就是这样一项内容。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地来公布一下所谓我们的罪状罢了。不过，在他看来。这次罗列的条款，基本上接近了事实了。不过，所谓的罪状，应该是自己的功劳。他对自己所干的一切，并不后悔。
　　这时，特别检察庭庭长黄火青开始宣读：
　　张春桥微闭眼睛，认真地听着这份断定要载人史册的奇文。他统计过，《起诉书》共分四个小标题，即：“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四个标题里，除了第三个标题里没有自己的所谓罪状外，其他三项都有自己的内容。哼，同修正主义斗争，“迫害”从何谈起？我们从来是反对镇压群众的，我们镇压的是一小撮反革命！把林彪的罪状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他脸上显露出捉摸不定的冷笑，静听着法庭上那个声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一)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二日，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四月，张春桥在上海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在上海和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夺权，提出‘改朝换代’，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张春桥狠狠地瞪了审判台上的那些人一眼，脸上露出阴森森的冷笑。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硬把我们和我们为之斗争了好久的林彪集团位在了一起。熟不知，你们所罗列的，正是林彪还没有沦为罪犯时的功绩。林彪真正的罪行是反对毛泽东和我张某人。当时这些在台上的人，还几乎毫无例外地跟在林彪后面大喊他永远健康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北东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在张春桥的支持下，蒯大富于十二月廿五日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张春桥坐在那时，干脆闭上了眼睛。不错，这是鄙人的杰作。但是，这不是罪恶，而是辉煌的战绩。
　　黄火青还在振振有词地宣读：“(九)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一九六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张春桥、吴法宪和邱会作等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一九七六年二月到五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进一步诬陷邓小平。二月三日，张春桥针对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并引用古诗：‘爆竹声中旧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再次暴露张春桥妄图‘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四月五日，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
　　张春桥仿佛陷入到当年的回忆里，他想道，今天有此大难，完全是当时一个接着一个的失策。这个失策，其中就包括了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和华国锋这些人的轻信和重用。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讲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现在，无情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当年自己对一些人的提醒是多么的正确！
　　就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下旬，讨论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时候，张春桥就对江青说：“再不能无休止地提拔这个人了，再这样提拔他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一个否定。毛主席决定了对他使用时，我就联想到了今后对历史的解释。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轻易地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还是留有余地吧。”
　　到邓小平搞右倾翻案，被毛泽东停止工作，决定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时，张春桥再次对江青说：“主席的心肠太软了，完全是慈善的老人心肠。可是我们是在搞政治斗争，不是显示公平合理。再这样下去，不利于我们这些人发挥作用呀。”
　　很难想象江青是怎样考虑的，她完全相信毛泽东对政局的决策。她说：“主席是决不会走花了眼的。他有他的长远大计，我们就是再受委屈，也应该坚决维护主席的决策。你放心，不管是邓小平还是华国锋，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统统都得完蛋。这已被历史所证实了的。”
　　那时，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已经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别人。但是，他实在不想打击她的好强和自信。他知道，人在已经被一种无形的怪物所迷惑住的时候，任何真切的语言都将失去效应。现在他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有冒着最大的风险来做避谣的努力……
　　张春桥坐在那里，一边想着心思，一边断断续续地听着起诉书里有关自己的那些段落：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借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之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的‘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材料共七十六份，一一六三页。”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姚文元、张春桥还审定马天水、徐景贤的讲话稿。这些文章和讲话稿，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张春桥真想站起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东西，只能欺骗一些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或对文章一无所知的人。真正参加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所参与或讲诉的那些话，没有一条是自己的创造，而都是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亿万人们的共同呼声。现在，这些家伙们只字不提毛泽东，而把一切罪名都加在自己头上，这哪里还有半点的公平或真实！
　　他突然想起一九七五年八月他和上海的一些干部谈话时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那天，几个年轻人激动地对他说：“请春桥同志转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在任何大风大浪中都不会动摇。我们跟定你了。”
　　张春桥指着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的画像说：“你们想过吗？跟着这个人可不能只是太平无事。你们要准备吃苦甚至倒霉。你们别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会一帆风顺，不是那么回事。我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斯大林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越是接近胜利，斗争越是残酷和激烈。毛主席把邓小平等人重新扶上来，原来就是为我们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有他在，我们不会睡大觉。他现在搞的这一套，有多少人赞成他？你可以搞一个调查研究。我看不会有多少人的。这场斗争必然要有一个反覆，不经过这样的一个反覆，人们不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正确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跟着毛主席不仅仅是胜利，还会失败和倒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断定，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现在，不是充分证明了自己这句话的正确性了吗？
　　“被告人张春桥，男，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押……”
　　他弄不清楚，为什么起诉书里要把被告人的名字放在了最后？这样究竟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当他听到自己最后的这一连串的职务时，再次感到了某种满足和自豪。说老实话，在自己刚刚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行列的时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这么多的重要职务，那个令许多人眼红不已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已经使他诚惶诚恐了。但是当这些职务到手后，他又产生了一种非我莫属的渴望。与其中央的那些最高职务让华国锋之类占据，不如由我来担任更好。但是，自己毕竟不好毛遂自荐了。在一定的程度上，过分的退缩也是一种失败的开始。现在的结局不是证明了许多的问题吗？当初要是及早采取措施，也许历史会改变一种写法。
　　当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的废话时，他把耳机摘下来仍到桌案上，闭上眼睛，假装打起瞌睡来……
　　张春桥认为他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和所谓的特别法庭较量着，较量着……
　　第十七章　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神情和过去产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监管员猛然觉得，张春桥似乎变得轻松了。是的，当他出席了第一次开庭后，他强烈地感觉到法庭的气氛并不是像报纸上所说的那么可怕。旁听的人们对他来说，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当医生出现在他面前，要给他量血压和检查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时候，他顺从地听从了医生的要求。他轻轻地说：“你们辛苦了。虽然是例行公事，但你们做得不错。”
　　“你的血压正常，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医生对他说。
　　张春桥笑了笑：“我并没有什么压力，’怎么会不正常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是做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我做的事情，又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我心安理得，身体一切都很正常。今天听了法庭的起诉书，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是在审判我吗？”
　　监管人员给他送来了他需要的基本马列著作，对他说：“你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还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呢，时间还长的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张春桥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反覆地看了几遍，嘴里喃喃道：“简直是胡闹！搞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窍不通的他搞的。鸡零狗碎，杂乱无章，相互混淆，没有逻辑。怎么能把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说成是什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呢？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等于说毛主席在领导人民篡夺领导权，完全是在胡闹！”
　　是的，整整四年来，张春桥一直以沉默和置之不理来对付每次来审讯和与他谈话的人，偶尔说上几句，也是怒骂而已。这些，只有在政治局的成员们打交道时才会出现。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对话的身份和等级，从未肯向地位比他低的人就范。用他的话来说：“虎死威风在，人倒品格高。作为一个毛泽东培养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决不能在这些乌合之众面前丢失了我的身份。”
　　“张春桥，你到了这个地步，对你的过去感到悔恨吗？”监管他的哨兵和干部这样问他，“你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难道不对过去的事情而惭愧吗？”
　　张春桥摇摇头：“不，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要说是我们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倒是可以写很多的文章。其中一个那就是我们对修正主义分子太宽大、太没有原则了。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不是当局指我们的那些。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和我的总结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不错，张春桥是这样来对付这次法律的审判的。从一九八零年九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公安机关的侦察预审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和他逐条核对时，他就大声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拒绝回答你们所提的一切问题。”
　　讯问结束，书记员让他看记录时，他把脸一扭，说：“不看！”
　　“那我们要给你念一念审你的记录。”张春桥摇头：“不听！”
　　“那请你能在记录上签字。”张春桥把递过来的本子推开道：“不签！”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多，张春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生活着，除了散步就是坐在床上思考问题。偶尔的时候，他也和人们说上几句，但绝大多数是谈生活上的事情比较多些。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原来那些政治舞台的活跃分子，包括王洪文、迟群、于会泳在内的许多的人，此刻都向当局屈服了，低头了，认罪了。真正能够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践自己当初誓言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一个道理：革命，革命到底难。越是到了这种情况下，自己坚持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就越发带有重要性。让毛泽东有灵，也为有自己这样坚贞的革命家而感到欣慰。
　　这种信念，一直使他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难熬日子。是的，这，他天天是在批判的声浪中度过的。翻开报纸，他认为没有一天不在骂他，丑化他，侮辱他。而这种批判，还在天天继续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他还很难准确地回答。在这样的气氛中而不低头地生活下来，没有一种坚强的勇气和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是绝对办不到的。想到这里，他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些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荣耀。他甚至认为，他自己在将来一定会成为后人景仰和崇拜的一个楷模。所以，他不得不对自己严格要求了，处处在精心塑造着自己的另一种英雄形象。
　　这就是在特定环境中的张春桥的心理支柱。
　　张春桥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曾经挑寻地对他说：“你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这些人对这些都不懂，很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们也见识见识。”
　　张春桥认为，在邓小平的眼里，自己是会捧着书本照抄照录的笔杆子，理论修养很难估量。他索性给他来了个长篇大论，邓不平坐在那里不得不听了好半天：
　　“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得到反映。列宁说得好：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会保留着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我们现在就是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跟旧社会差不多。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资产阶级法权也是这样。我们要合乎规律地去认识和对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因势利导地加以限制、缩小，并创造条件去逐步消灭它。而那种要求把资产阶级法权凝固下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要限制，不要缩小。我们讲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承认的前提下去消灭它。保障不是目的，消灭才是目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国家的消亡，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缩小和逐步消灭的过程……”
　　邓小平摆摆手说：“你讲了这么多，我总算是听清楚了。看来，你是现在就想实现共产主义呢，是不是？你讲了这么多道理，究竟有多少符合中国的实际呢？以我看，是不是中国的实际的。你现在就想搞共产主义，脱离了中国的条件和实际，还是一种左倾的幼稚病。要不得！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你怎么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呢？”
　　毛泽东听到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和他的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后，对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和毛远新等人说：“邓小平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很反感，也不奇怪。我和他斗争过多少次了，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合作化的时候，他就反对。革命他靠的是物质刺激，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这个人，改也难呢。”
　　毛远新说：“主席曾经说过，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过是党的同路人。我看，邓小平也是这样。我们反对林彪的时候，他很支持，似乎和我们的观点和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不干了。给了他一定的权力的时候，他就仍然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人正如鲁迅指出的，他参加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张春桥讥讽地说，“邓小平就是这种已经夺上了旧椅子的人，他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上层建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上的继续革命实际上都是要反对的。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表态支持和维护的原因。”
　　毛泽东对邓小平警惕了。这促使他最后带病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那么，张春桥冷静下来思考，这个批邓究竟错了没有？邓小平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翻案活动呢？冤枉他了没有呢？这些，已经人民面前作了最好的回答。他现在所干的，正是毛泽东当年所要防止的和反对的。那么，邓小平已经用现在的事实给了全党一个活生生的回答。既然如此，还怎么要把我们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说成是什么诬陷呢？究竟是谁诬陷了谁？这已经不是口头上的争论，而是已经用大量的事实给予证明了。
　　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想起昨天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时那些人的脸谱，又觉得有点可笑。他忍不住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边，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再次阅读：
　　“(八)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七四年十月，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口工作搞串联’，‘总理是后台’。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那样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四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和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等利用舆论工具，编写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等文章，影射周恩来……”
　　张春桥又回想起了那段往事。他想，如果当时在四届人大前夕能够阻挡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后来的中央副主席，也许历史将不是这样来写。中国这个长期有着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最讲究名正言顺的。只要你没有到那个位置上，你从事超出你位置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你要是到了那个位置上，你干的就是有点出格，也会被视为是正常的工作范围而不被追究。不管是你有没有先见之明，你都得照既定的条件和位置来办事。这一点，恰恰就是限制了他和那几个同伙。
　　现在无须讳言了。周恩来就是要推荐邓小平来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对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目前还没有比小平同志更合适的人选了。让小平同志再带一带年轻人，对党的工作极为有利。小平同志有能力、有资格也有丰富的经验。其他人主持国务院或中央的工作条件都不成熟。”正在重病里的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
　　当时，邓小平得意了。他认为毛泽东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再主政的能力，一切将听凭于他们的指挥和安排。而张春桥就认为，毛泽东一定有当时他的难言之隐。他坚信毛泽东会明察秋毫的。当时毛泽东不让步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要有风险。
　　已经接近双目失明的毛泽东如果不考虑到一定的时候，有人会铤而走险，他会作出更加大胆的选择。但是那样对历史的交代和后人议论会有难以解释的作用。政治家的冒险选择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只要还有一份奈何他们都不会拿上全局的性利益而做赌注。
　　老道精熟的毛泽东心明眼亮就是不说出来。他具有统帅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而且还能把它再装进去。他打出去又收回的本事使相当一批政治家为此叹服。可是，智者千虑忘记了他的一失。他没有想到他身后的继承人的水平。如果说是教训的话。这便是其中一条最为沉痛的教训。
　　几个政治局委员，难道不能在一起商量问题，中央主席作若干看法的反映吗？如果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但是现在，这一条成为他们几个人的一条大罪！《起诉书》里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政策和法律里，哪一条能够称得上犯罪？可是，他们偏偏胆敢这样干！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吗？
　　当时，张春桥就对江青说：“主席能不能听我们的，可是关系到下一步的命运和前途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等待了。”
　　应该说，江青是听取了他的建议的。她也同样看到了当时许多问题的严重性。她当天就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嘱咐她们报告毛泽东：在十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
　　当晚，他们再次把这两位毛泽东身边的女将叫了过去，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和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差不了多少。我们向主席讲一讲，目的在于使主席了解情况，不一定要干扰主席的思路。”
　　十月十九日，这两位女将到医院把江青、张春桥和他们谈话的情况给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开会的事情。经过我的了解，江青同志和张春桥的指责水分太大。事情并不是江青说得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前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而邓小平容忍了很久了。”
　　这些，本来也不过是党内生活的正常规律，有什么可说三道四呢？
　　张春桥反对邓小平再次出任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职务，是基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积极地支持和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条出发的。虽然他一再表示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表示对运动中对他的批判真诚接受，永不翻案。但是站出来工作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行动，反而和过去一些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老干部联系在一起，经常围绕在周恩来身边，有些令人非常可疑的动作和言论。他和江青等人不断地收到有关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材料，但总是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甚至怀疑这是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拨。所以，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积极地支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他和江青等人都有点慌了手脚，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研究阻拦。但是，他不知毛泽东已经有了他的主意。
　　他认为，毛泽东的好心并没有得到邓小平这些人的好报。在邓小平这些人清楚地得到毛泽东患了已经不久于世的不治之症——一运动精神原病后，他和叶剑英等人迫不及待地以整顿为名，大搞右倾翻案，而且公然拒绝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制定一个正确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愤怒和反感。这才导致了他为政不到一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张春桥依然认为，周恩来的逝世和邓小平两、三年来参与中央工作所造成的影响及一些政治谣言的作用，触发了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爆发。毛泽东虽然对中央的最高领导层采取了断然措施，但是还是不彻底。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上讲，毛泽东的留有余地实际上是种下了隐患。老人家的防范措施没有及时地跟上去，特别是对华国锋的警惕几乎没有制定任何的限制手段，终于造成了这样的一场悲剧。
　　张春桥反覆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论述。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很想总结几条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可惜这个任务是轮不上他来完成了。他的思维至今还停留在那个独特的时代里钻不出来，所以他的有些行为常常使监管人员和警卫哨兵感到发笑。
　　“张春桥，马上就要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了，你可要做充分准备呀。你到时候不说话可是对你大大不利呀。”不管监管人怀着是什么样的目的，他还是这样地劝告张春桥，语气并没有斥责和教训的意思。
　　张春桥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这和从不正视审讯人员的目光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起诉书你已经看了几遍了，你感觉到里面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吗？到时候你可以进行辩护呀。”监管人继续在开导他。
　　张春桥嘴巴张了几下，没有说出话来。其实，对这些道理他何曾不知道呢？但是，他不能在这里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对法庭采取的是不承认这个当局革命的政府的态度，而且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甚至认为当局是在进行反革命的犯罪，他也就谈不到什么辩论或讲话的问题了。在充其量是任凭当局对自己采取措施了。
　　“张春桥，这是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开庭进行法庭调查的传票。”监管人和法庭的书记员依然来到监狱，行使自己的职责。
　　张春桥看也不看，拧着脖子不吭声。等监管员和法庭的书记员离开后，他把那张传票拿在手里，像欣赏什么物品似的看了又看，然后使劲地丢在桌子上。
　　尽管他在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和烦躁，愤怒和恐惧，但是越压抑他就越是难以安静下来。他想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头脑里乱哄哄的，真有些坐卧不宁的味道。在法庭上，他产生了一种被人强迫地一件一件地脱下了他的衣裤，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全身的那样的感觉。甚至比那种感觉还要令他难堪。有些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说清楚的，需要用事实和历史来证明的东西。但是，在这次法庭上，他面对着的除了是代表当局的法官外，他还要面对着自己原来同一个营垒的人的出卖或变节、投降。他们为了自己的解脱，会夸大事态，捏造令人恐怖的罪状，甚至把一切脏水都往自己身上泼。这才是令他最为痛心和难过的。现在看来，自己所代表的这股政治势力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但是自己还能看上那一天吗？
　　想到这里，连他自己也觉得太天真了，不由得摇了摇头。但是，他没有后悔的意思。除了遗憾外，他再没有什么别的祈求。
　　明天就是十一月廿七日了。张春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尽管他也知道，开庭审判和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哪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批斗大会不同，没有那些行凶动武的表示。但是，政治的压力和沉闷的社会空气还是使他感到了某种说不出来的紧张。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入梦乡。他的思维一直就在这昏昏沉沉的现实里转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开过以后，邓小平对他说：“春桥同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和你好好地谈一谈，交换一下我们之间的看法。我希望团结起来。”
　　张春桥侧过身子，斜视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现在和我谈话，难道不觉得已经晚了吗”我们现在能谈什么问题呢？检查吗？你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清华大学去见见群众嘛。辩解吗？我对你的解释毫无兴趣。而且我也回答不了你那些不知道从哪个防空洞里钻出来的奇谈怪论。所以，我没有功夫和你谈那些没用的东西。”
　　“谈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总可以吗？”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想把溃败的结局缩小在最上的范围之内。“主席不是建议我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吗？我找你，这可是你不愿意和我谈呀。春桥同志，就是为了我们党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再交换一下看法吧？”
　　张春桥这时才转过身来：“小平同志，现在还要称你为同志，至于以后叫不叫你为同志，可就不一定了。这个称呼的主动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你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要告诉你，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是绝对不会倒退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所掌握，所运用，你的那一套东西，早已经是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垃圾了！可是，你自己还要当成宝贝，当成了不起的创造，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邓小平这时也沉下了脸：“春桥同志，我和你谈话，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你不愿意谈可以不谈。不过，你讲这样的话，未免太狂妄了吗。历史前进的车轮不由我为转移，但是也不会以你为转移的。你就那么自信？你以为人民群众就真的是站在你那一边吗？我看未必！”
　　也许三个月后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证实了这点。但是，张春桥还是不相信！如果他要是真相信这一点的话，也许会作出另外的一些措施来。人呀人，不到历史的大幕拉开的时候，谁也看不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色。一但看清楚了后，又感到无可奈何了……
　　第十八章　法官问张春桥时，他……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张春桥作为第一审判庭第四个被告，接受法庭对他的首次调查。
　　张春桥被押上法庭后，四周的人们连看都不看，一副傲然的神气。他坐下来以后，也根本没有往审判台上瞅，而是把脑袋歪到了一边，好像是满不在乎的神色和表情。这时，旁听席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审判员王战平注视他片刻，开始了正常的法庭调查。
　　“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你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中，你讲了些什么话？”
　　张春桥晃了一下身子，把他的脑袋扭到了一边。连问了三遍，张春桥就像没有听见似的，连吭都不吭一声。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浑身的血液在冲腾着，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在蠕蠕动弹。
　　这是审判员事先已经预想到的，他翻了翻桌面上的材料，说：“张春桥，我问了你三遍，你不回答。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无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法庭的审判。因为本法庭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诉，没有其他证据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反过来，没有被告人的供诉，证据确凿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这一条法律对你同样适用。听懂了没有？”
　　张春桥挑衅般地抬了一下脑袋，把眼睛转向了另一边，依然不置一词。
　　审判庭里出现了僵持的气氛，旁听席上出现了人们的窃窃私语。
　　审判员接着说：“你不讲话，法庭就用证据来讲话。”
　　于是，法庭就有关张春桥参与指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活动的事情，宣读了王洪文的证词。王洪文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廿七日的证词供认：“张春桥和我说过：‘邓小平所以跳出来，也可能是与讨论四届人大时对总参谋长等提名有不同意见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觉得最近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嘛。’”
　　张春桥闭着眼睛，脸上微微露出了点笑容。他认为这从另一个侧面印正了他当初判断的准确和预见的英明。
　　王战平这时又问：“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你们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次去长沙告状，你对唐、王讲了些什么话？”
　　张春桥还是一言不发。
　　当宣读毛泽东原来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唐闻生的证词时，他睁开了眼睛瞅了一下旁边，似乎是有点得意。接着，播放了王海容证言的录音。他注意地听了听，没有回答什么。但是，人们注意到他的脸色明显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是的，在这种历史性的场合下，他没有想到，就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不住考验。暴露了本应该是最为机密的事情。这不能不认为是反常的。
　　公诉人王芳开始发表意见：“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是这个‘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从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上看，张春桥在这个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证据是确凿的，事实是清楚的。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目的，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已经是很充分的了。这就是阻挠邓小平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对张春桥所犯下的罪行，张春桥在法庭上默不吭声，表现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他为什么拒不回答法庭提出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早已经做好了杀头准备。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词。”
　　这时，审判员指示书记员宣读了马天水和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证词。
　　证词中说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里，张春桥就多次与马天水等人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早已就准备杀头啦！’其实他还有话：‘毛主席要求一个革命左派必须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我是完全体会到这场大革命的尖锐和复杂了。修正主义上台，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落地，我是逃不脱的。你马天水有这个准备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如果怕死就当逍遥派。那是最保险的。’张维维为自己的婚事征求张春桥的意见时，张春桥说：‘要告诉你的对象，同我张家结亲是有风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杀头的。讲这个话也可以看出他对你的态度，究竟是真心还是假心。’一九七六年九月，张春桥接见徐景贤的时候，对他说：‘现在中央的斗争十分激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杀头了，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总会连累你们的。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有备无患嘛。’”
　　公诉人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说他要准备杀头，这正好说明了他从事的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冒险活动，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他很清楚，他既然干的是反革命勾当，所以他早就横下了一条心，要与我们斗争到底！”
　　张春桥用蔑视的眼光扫了一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然后转换了一下坐着的姿态，闭上眼睛好象已经睡着了。
　　审判员继续问他：“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你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的时候，和他说了些什么？北京大规模的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是不是你策划的？”
　　张春桥的嘴角露出一点笑意，根本不理睬王战平的问话。
　　随着一声传令，蒯大富作为证人出场了。他的气势并没有因为多年的风风雨雨而退缩半点，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我接到张春桥的电话后，就坐着吉普车来到中南海的四门。和警卫哨兵联系后，我到了西门的接待室。这时，张春桥出来了，就是现在坐在那里的这个张春桥。他对我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彻底革命，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用单独接见的方式，给我下达了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搞臭的这样一条明白无误的指示，表示了对我特殊信任。于是，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组织了五百多人上街游行，撒传单，贴标语，用高音喇叭宣传坚决打倒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过程，扮演着一个幕后策划者的角色……”
　　当他说到这里时，张春桥扭过头去，看了一下正滔滔不绝讲话的当年的红卫兵领袖一眼，心里泛起了一种难以铭状的感觉。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呀，当初他造反时，张春桥支持了他。轮到自己失败时，他反过来揭发自己。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是不是一种卑鄙的叛变呢？他不愿意往下想了……
　　说实话，他昨天晚上只睡了不足一个小时的觉，现在已经感到一种头晕目眩。但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哧，果然是那个费孝通！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当初会主动找自己要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著名学者，今天倒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他感到可笑，但是没有笑出声来。
　　“张春桥，现在我问你，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先后污蔑朱德委员长是‘军阀’、‘老机会主义者’，有没有这个事实？请回答。”
　　张春桥哼了一声，依然不做声。
　　再次宣读证词，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像朱德他有很厚的两本书《朱德传》，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过程里翻了翻。因为我和朱德在一个小组里开会。我说朱德同志这个传记我看了一下，别的东西都是吹牛的，但有一条我比较感兴趣啦！就是你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到上海找代陈独秀。陈独秀已经是个机会主义者了，按陈独秀的水平就觉得朱德是个大军阀了嘛。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我希望大家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
　　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教育卫生组负责人陈琳瑚一九八零年九月十八日的证词：
　　“一九六七年四月，张春桥对我和另外两个教育组的负责人说：‘不把老的打下去，新的怎么能起来呢？’我问道：‘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张春桥回答：‘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看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他们哪个能留下来？一个也不能留！’”
　　公诉人征得法庭的同意后，发言：“通过法庭上出示、宣读的大量的证据，证明张春桥除了对朱德委员长外，还对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诬告陷害活动。他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匈亚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煽动批所谓的‘邓纳吉’活动。他指使人编造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他还指使人搜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聂荣臻、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张春桥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极端仇视。他千方百计地要打倒这些领导人，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夺权！就是为了变天，恢复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天下！”
　　随后，王战平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多次鼓吹“改朝换代”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他问道：“张春桥，你是不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九六八年三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的思维已经到了一九六六年初他和姚文元合谋策划批判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时候，他对姚文元等人说的话：“现在我们批判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呢，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这些牛鬼蛇神翻起身来就会和我们清算。那时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活动都会变成了罪行。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法律是没有的。”
　　姚文元说：“那好吧，到了人家批判你的时候，我给你辩护去。”
　　“恐怕到了那个时候，就连你也牵连进去了。我们是一个笼子里头的鸟，谁也跑不了啦。”张春桥说，“修正主义上了台，可是要用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来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的。这点，毛主席也在对我说话时说到了。”
　　王战平见他还是不说话，就让人公开宣读有关的证词：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一日的证词说，一九六七年九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宣扬“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他说：“今天除了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
　　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席马天水一九七八年一月廿六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
　　同时，法庭还传出了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约见我的时候，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在我的记忆里，改朝换代就是张春桥一贯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证。”
　　张春桥再次抬头时，正好又和费孝通打了一个照面。他和这个学者并不面生，甚至说已经打了多少次的交道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多次找张春桥谈话，表示他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费孝通说得很诚恳：“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是一场生死考验，对于我来说则更是一个挽救。没有这场运动，我可能就会滑入到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了。像我这样的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劳动人民坚决地站在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
　　当时，他对这个民主人士曾产生了好感。他对毛泽东说：“这场运动确实对各界的教育很大，连费孝通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得到了改造。他们的内心里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运动的最大的收获。”
　　毛泽东笑了笑说：“有些人接受了教育是真心的，有些人恐怕不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么容易，那么共产主义上就实现了。当然，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那么苛求。就当允许他们有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恐怕是活到老，改造到老了。”
　　现在，就连费孝通这样的人也竟然跳了出来，成为什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这岂不是证明了这些人的改造统统都是假话吗？资产阶级刚刚上台，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这就说明了这些人的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坚定性。这也是
他们的通病。”
　　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张春桥所讲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我怎会随便对一些中央领导人表态呢？还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给他和姚文元等人交了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内的历次错误路线的总清算。”毛泽东一口气点了许多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德、陈毅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闹过别扭的人。如果这次革命能对他们的错误有所涉及，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许多话，我不好再讲了，但是你们讲可以。你们的大多数人没有经过同他们展开的路线斗争，就可以请他们来给你们当教员。但是你们一定要先批他们。否则他们还会在你们面前摆摆老资格。好像中国的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其实轮到他们自己的功劳，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具体地分析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要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出来批判被他称作“老右”的人们。
　　张春桥在正规的审判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着许多的问题。表面上看，他对法庭上调查的问题似乎漠不关心，连想都不想。其实，他对那些事情始终在认真地听着，脑海里在盘旋着所有的过程。他突然觉得，法庭上所纠缠的那些，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和后来赤卫队、红革会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几次斗争中，早已经提出来过。毛泽东看了他们所总结的材料，说“屁话，一文不值！他们所搜集的那些材料不仅打不倒你张春桥，反而恰恰证明了你是正确的，是好同志。”
　　现在他们表面上是在审判我张某，实际上特别法庭的矛头处处是在针对毛泽东的。就是连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也看出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说的具体些，我张春桥就没有那个本事把这些出生人死的老将帅们整得死去活来，也不可能给他们定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一句话，我没有那个权力！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至七日凌晨，也就是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前夕，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政协礼堂三层休息室里接见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王洪文等人。他们一个绝妙的谈话。王洪文对他俩说：“赤卫队和国绵十七厂的一些人要造张春桥同志的反，说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是叫我负责。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是胡闹，不要理他们。”
　　王洪文说：“他们已经来到了北京，要找周总理告你。”
　　张春桥哈哈笑道：“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来告我们，我们也不怕！”王洪文说：“当前运动可能有反覆。我们也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依然笑道：“你们不要把他们估计过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说：“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在任何时候，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嘛。尽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他们占了多数。但是，他们是因为群众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一旦了解了情况，就会迅速反戈一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中央是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这一点，我们的毛主席决心已经定了。不管到了任何时候，这种斗争也是非要进行到底不可。我想我们的同志们已经也应该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王洪文说：“这个我们早就感觉到了。”
　　张春桥这时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有大的出息，但是他看到了，他是绝对不会寂寞的。他的脱颖而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那时的不怕，是因为他们有毛泽东的强而有力的支持。现在这个巨人已经永久地倒下去了，所以中国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教训还轮得上我们这一代人吸取吗？张春桥在问自己，也似乎在问所有的人。
　　这就是张春桥的心思。
　　第十九章　他总是在散步　没完没了地走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在床上刚刚休息，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打开量血压的机器，就要给他往胳膊上戴，那个医生想要说什么，被张春桥粗暴地打断了：“请你不要和我说话，我已经很累了，现在什么样的医疗都是多余的。我最需要的是休息。”
　　医生们并没有使他为难，见他拒绝进一步的检查身体，就草草地结束了他们的例行公事，退出了监房。他们对监管人员说：“张春桥的情绪很特别，需要你们的高度注意。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人有自杀的可能。”
　　但是，这一回证明医生们错了。他们错误地认识了这样一个对象。
　　此刻的张春桥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恰恰是想如何活下去？活着如何能看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局面。这次法庭调查，对他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特别是所谓红卫兵代表的蒯大富的作证，使他对当年的一系指示更有了深刻的认识。
　　“你别看现在的五大学生领袖口号叫得比谁都厉害，他们将来是分化的。肯定会有人经不住考验堕落下去。”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说，“现在他们已经头脑发势，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如果连我的话都不听，那么你们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吧？什么人的话会对他们有效，那就是坏人的话他们听起来顺耳。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很大的功劳，学生运动必须要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历史的证明。、如果仅仅是在学生的圈子里钻着，肯定要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还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我们。这一点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现在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这个蒯大富，他曾经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没想到他会在法庭上用那一种敌视的语气和嘲弄的语言来说话。这太使他感到意外了。
　　他曾经研究过这个学生领袖的全部情况：蒯大富生于一九四五年，他的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九六三年九月，这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成为一个大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并发表后，蒯大富也积极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以叶林和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不久，蒯大富认为这个工作组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再次奋起，提出了要让工作组滚蛋的口号。薄一波在六月十九日指示说：“蒯大富要赶工作组，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样的牛鬼蛇神跳了出来。我们正好反击。”于是到了六月廿一日，蒯大富在张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王光美听了汇报，马上指示：“蒯大富要夺权，夺谁的权？夺共产党的权！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反革命吗？如果我们不和他展开斗争，那我们的工作组还呆在清华干什么呢？”
　　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工作组组长叶林，布置反击的具体办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四日，叶林在清华大学学生集会上发表讲话说：“目前有一股风，是阴沟里冒出来的风，那就是敌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工作组，反对工作组。我在这里再一次宣布：工作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坚决同蒯大富划清界限，坚决同他展开斗争。”这下会场大乱。
　　刘少奇听取了汇报后，马上指示王光美等人：“清华的反蒯是正确的，不把这样的人打下去，我们的运动就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对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你们就是要紧紧抓住不放，让他交出后台来嘛。”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蒯斗争就在清华开展起来了，蒯大富在多次被揪出斗争以后，要求到中南海喊冤被拒绝后，宣布绝食，以死抗争。
　　张春桥从一个简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对江青说：“薄一波等人的这些做法太过分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怎么能成了反革命？再说，毛主席并没有什么工作组，他们这样干，不是明明白白地压制学生运动吗？我看蒯大富起码不是反革命。”
　　江青说：“清华大学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抓的点。中央有个规定，刘少奇的点，中央文革小组不能随便去清华领导运动。但是那里的情况可以随时向主席报告。”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后，康生和张春桥等人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清华大学的情况，其中蒯大富问题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毛泽东气愤地说：“蒯大富要是成了反革命的话，那么整个北京的革命派都应该杀头了。什么工作组，我看就是为了控制整个运动的，是保黑帮的。这次运动就是不能用派工作组的办法。你们仔细再做一些调查。看看派工作组究竟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指示工作组统统撤出去的决定通过后，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要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康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说：“可以找人把清华大学的蒯接来参加大会。”刘少奇坚决反对，说：“蒯大富怎么能成了积极分子呢？他不能参加会议。”康生说：“他最先起来造旧党委的反，为什么不是积极分子？我看他最有资格参加会议。”刘少奇说：“你对清华大学没有做过细致的调查，你是没有发言权的。”康生拍着桌子说：“工作组把人家的团籍开除，在大会上进行围攻，这叫什么辩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和宪法的。这样的人就是积极分子，我坚决主张把他接来参加会议。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支持。”
　　于是，康生派王力和关锋亲自去把蒯大富接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张春桥看望这个学生时，特地说：“你是毛主席把你解放出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政策，也就不会有你的今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是要置你于死地的。”
　　当时，蒯大富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蒯大富解放后，组织了新的红卫兵，名称叫井冈山兵团，后来组织成“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为全国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和刘少奇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后，毛泽东下了整垮刘少奇的决心。这时，张春桥想到了那个蒯大富。他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对江青等人说：“我们就是要用蒯大富这样的小鬼打倒刘少奇这样的大鬼。该给蒯大富等小将们放放手了。”
　　陈伯达马上就说：“派工作组的怀仁堂会议主要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他们想搞一个样板，把全国搞成了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完全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去谈问题，还有两个人押着去谈，可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春桥同志的建议很对，完全符合主席的思想。”
　　所以才有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约见蒯大富那一次谈话。
　　张春桥反覆回想，记起了那天的情形。但不是张春桥主动地约见他，而是蒯大富几次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张春桥请示了江青和康生以后，才和蒯大富定了时间。那天下午，蒯大富一见到张春桥，马上送了一大包材料说：“现在清华的形势很好，包括刘少奇的女儿刘涛都揭发出了刘少奇的大批问题“，我们怀疑这个家伙还要继续进行反扑，和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清华的一些人在继续整理中央文革的黑材料，目的就是要继续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给我们下达战斗任务。请春桥同志转告江青同志和毛主席，我们三司誓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你给我们下达战斗任务吧。”这时，张春桥才说：“你们既要做好胜利的准备，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特别是刘邓那些人上台的准备。这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阻力。这次的阻力是很可能要在一定的时候和情况下得势的。”
　　蒯大富拍着胸膛说：“请中央首长放心，我们不怕！”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在用各种花招向中央文革和毛主席进攻。你们能眼看着他们的破坏活动而熟视无睹吗？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把他们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问题和罪行统统都揭发出来，调查清楚。不要使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
　　蒯大富当场保证：“请春桥同志放心，我们一定要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不让这场革命在我们手里而失败。”
　　现在，当年的这个小将已经不记得他的话了，而把一切都推到了自己身上。好像打倒刘少奇的起源和原因，就在于自己和蒯大富的这次谈话。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张春桥一边在监房里散步，一边出神地思考着当年的往事。他想起了蒯大富那批学生领袖们到了后来，发展到自行其是的地步，任意把中央的一些机密活动公开，甚至把打倒的对象随意升级。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张春桥在接见三司的代表时，就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蒯大富同志，你们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这些文章。只有把你们的队伍好好地整顿成为一支有纪律、有觉悟的革命中坚，你们才有可能在新的斗争中经受得住考验。否则你们一定要成为自己的反面的。”
　　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大不一样。这样，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张春桥对蒯大富等人说：“你们要成为落实毛主席指示的模范。革命左派如果不进行学习，不讲究斗争策略，就会变成极左派了。”
　　这些话，蒯大富是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他只会到了生死考验的关头把所谓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认为可以推给的人，以解脱他们自己。张春桥愤愤地想道。
　　张春桥不停地在监房里散着步，走过来再走过去，思维一直在毛泽东讲过的话语里转悠。他在暗地问道：“毛主席亲自领导均文化大革命难道果真就这样失败了吗？中国难道真要走一段苏联走过的道路吗？”
　　他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一次谈话：
　　“苏联大反斯大林，吹起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好像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了。这就变成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一九一七年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设了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但是苏联的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他们经受了十四个资产阶级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的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之前，苏联曾经独立经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侵略。所以，苏联提供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我们必须牢牢地吸取的。”
　　什么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呢？
　　张春桥从他的历次谈话和所发表的文章里认为主要是五条：
　　(一)无产阶级必须要有依靠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党。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成为真正的先进分子的领导核心。
　　(二)无产阶级在这个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
　　(三)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必须实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苏联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发展。可是，现在这个革命如同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和苏联近四十年来的经历一样，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张春桥在十几平方米的监房里走呀走，走呀走，永远走不出去，永远没有最后的目标和最后的结尾。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一种历史的规律，他在反覆地思考和问自己。最后他还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做了总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他也知道，他所讲的这个胜利实际上是遥遥无期的。
　　“张春桥，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武斗，搅得全国不得安宁，这样下去怎么能不出问题呢？你好好想一想，你们之所以到了这个局面，除了华国锋是出自于自己的利益和私有目的外，其余的人都是出自对你们的痛恨。这个教训难道不应该仔细的反思吗？”监管人员看到张春桥只是自己在监房里散步，忍不住对他说。
　　这倒勾思起了张春桥过去的往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张春桥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和江青等人参加“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时候，江青在讲话中宣布解散“西城区纠察队”等镇压革命的非法组织的时候说：“这一小撮坏人大搞武斗，打人、抄家，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对于社会上的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就是要坚决地施行专政和镇压。”
　　张春桥也说：“凡是搞武斗的人，都是要隐瞒他们的反革命目的的人。真正光明正大的人是不会搞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事的。”
　　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张春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为夺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时，江青再次说：“敌人是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一些反革命的幕后人物，我们必须要高度注意。他们煽动武斗来要挟我们，用武斗这种形势来镇压造反派，这是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走资派玩弄的花招。我们必须揭露。”
　　张春桥在会上也说：“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武斗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下场。其实，这也只能是他们的垂死挣扎而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阶级的分析。绝对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
　　正是他们为了粉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研究，他们制定了一九六六年的《六•六通令》。张春桥记得。他当时在上海宣读那个通令的时候，特意讲道：“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发了‘六•六通令’，要求对抢夺、窃取、破坏国家设备；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肆意挑起武斗，到处打砸抢抄抓的肇事者和背后的挑动者进行处理。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积极地响应中央的号召，掀起一个贯彻‘六•六通令’的高潮，坚决地对一小撮挑动武斗的坏人实行镇压，保护人民群众的大民主，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现在，他们掌了权，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推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只能说明了他们的无耻和卑鄙，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张春桥这样从心里暗暗地骂道。但是，他没有从正面来回答监管人员的问话。
　　他依然是在没完没了地走着，走着，不停地走下去。实在太累了的时候，他才坐在床上，静静地想着另外的话题……
　　第二十章　他拿起了笔　要写什么呢？
　　张春桥发现连续几天，怎么一下子看不见报纸了。他向监管员问道：“为什么没有报纸送来？”监管员说：“现在对你们两案的审判期间，为了防止你们串供，根据上面的指示，暂停你们的报纸供应。”
　　张春桥冷冷地说：“简直是煞有介事，好像谁把他们还当一回事！”
　　经过医生的检查，张春桥在这几天里血压正常，没有什么不良的反映。“我心里很坦然，并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我的血压当然正常。”张春桥这样解释。
　　这时，从外面的广播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起诉书指控被告张春桥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在十年的内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夺权的肇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张春桥认为这是监狱故意对他实行的心理战，目的是摧垮他的精神防线，使他在法庭上低头认罪，或者挫伤他自傲自尊的威风。
　　他记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不管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曾经写过检查和交代，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而现在，只有自己能够在强大的压力下，坚持着当初的路线和原则。这种气节是任何政治家们都将为之叹服的。自己给所有的革命者都应该树立一个榜样！他这样想到。
　　他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在亿万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声讨中，在中共中央的严词责令下，刘少奇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交出了他的《认罪书》。当时，张春桥就对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说：“刘少奇认罪，一方面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刘少奇不甘心失败的表示。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的检查一出笼，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批判。希望我们的上海拿出真正过硬的东西来。”
　　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对方让你写检查，从来都是要把你置于死地的一种策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向自己的对手写了检查，就等于给了人家自己的把柄。将来就是再翻案，也不是那么光彩的。比如邓小平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能否认了他曾经向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过检查的真实性，翻自己的案。除了证明自己在当年就不老实，就在耍两面派以外，再不能证明别的任何问题。他抱着这样的观点，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低头或认错，所以就更别提什么认罪了……
　　“张春桥，你在法庭上不讲话，是不是有点失算呢？”监管员突然进来问他。
　　张春桥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他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人从来不交心。一直处于一种冠冕堂皇的应付之中。他具有一种草原上的豺狼般的天性，做事往往有点神秘而又单独行动的特色，并且他所干的事情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很少留下什么证据。这就给他的性格更加涂上了一层令人琢磨不透的感觉。自从他被捕以后，专案组的人或者两案办公室的审案员，以及后来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想撬开张春桥的嘴，想从他的嘴里挖出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然而，他们全部失败了。
　　张春桥对自己的过去和对于他所干过的事情，此刻统统守口如瓶。他的沉默和对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态度，使多少人伤透了心。这天，张春桥突然提出要些纸和一支笔，使监管员立刻作为一件大事报了上去。
　　“张春桥要笔和纸了，他要在最后的审判时给我们一个袭击，发表辩护词了。”审判委员会的法官们迅速作出了判断。别看他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希望他开口，但是一旦他真正要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一个个都绷紧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此人是极其不好对付的一个顽凶。当人们的目光对准了费孝通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学者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动开了脑筋。
　　是的，张春桥认为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时间较长的伙伴，也是她最为亲信的军师。他们四个人的倒台，张春桥是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教训的。这四年来，他一定考虑了许多的问题。从他的缄口不言来看，他是最为掌握核心机密的人，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费孝通这样认为，张春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经是中央最高领导成员的政治家，他采取了沉默的选择，肯定是经过了痛苦也是他以为最好的决策的。首先他要顾全面子，其次他知道一旦开口，就必然要把许多的内幕揭开，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他宁肯把一个又一个的阵迹留给历史学家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不愿意把答案公布在他被捕后的法庭上。所以，从预审开始．他就拒不回答问题。送达起诉书他不接受，律师也不要。有人说：“长时间的沉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闭口几年之后，就会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从这一点看，也能知道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毅力和他对他的信仰的坚定。”
　　作为法官，费孝通研究了张春桥的十六条属于他的罪状，认定了他触犯的刑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伙同江青等人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量活动。对此，有人曾经提出了疑问：’既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为什么在他公开讲话里，包括他在文革中接见群众组织或各种大会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流露呢？为什么连群众组织印制的材料里也不见这四个字的片言片语呢？”费孝通是这样解释的：“他也知道这句话提得过分，所以他只是对他的同伙或者亲信讲这类的话，真正在大庭广众下，他对这几个字是封锁得很严的。”
　　这种不管科学与否，在法庭是作了认可的。至于张春桥的其他罪行，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了九十一人。费孝通记得，当年这笔帐是记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曹荻秋头上的。现在，物归原主，还到张春桥的身上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了三百八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首先在全国刮起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狂风。
　　在张春桥的指使和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市十二名领导人分别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等罪名，遭到批斗。曹荻秋、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在全国制造动乱。同年三月，张春桥伙同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站出来的干部是“从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他们所谓革命的对象。
　　张春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费孝通在审判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对张春桥的这些犯罪事实，我作了仔细的推敲，认为条条都够格，件件都是证据确凿，能够经得起任何历史时期的鉴证，保证不会冤枉了这个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所以。对他的判罪，要从重从严。”
　　“现在，张春桥要纸和笔，你能估计到他会从哪些方面进行辩护吗？”有人问。
　　费孝通说：“张春桥辩护，无非是那些老话，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主席的身上，说他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等等。除了这样，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从一些证据来看不排除他在许多的场合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坏事的。这同毛主席没有任何的责任。我非常同意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审判这些人要和毛主席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让他们把他们的罪行推到毛主席的身上……”
　　消息传到了审判委员会领导小组会上，彭真马上作出了指示：
　　“我就预料到张春桥会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他的神情很严肃，“对张春桥的活动，一定要来回控制。他几年不讲话，既然开口，就会讲出他的水平来的。我估计他要大肆宣传他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因为林彪的暗杀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林彪集团对他有着刻骨的仇恨。这并不奇怪。他就是同林彪有着势不两立的斗争，也不能否认了他们同林彪在整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上的一致。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里所罗列的大量材料，我们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两审，是完全合理的。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头子就是林彪和江青，军师就是康生和张春桥。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张春桥发表他辩护意见时，不失时机地给予坚决的驳斥。”
　　于是，当第二次庭审调查时，审判员们高度紧张起来了。
　　其实，对张春桥的这种戒备完全是多余的。张春桥向监管人要的纸张，全部被他扔进了厕所。他要的笔，只是向监所领导开了个需要的马列书籍的清单。只是他写好了以后，迟迟地没有交给监管人，而是压在了他的床单下。直到整个审判结束以后，他才把他的书单交出来。他和监所以及持别法庭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整整一个星期，张春桥关注着特别法庭对他们的审讯，对广播里的声音特别留意，对监管人员们的谈话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他很想看看报纸，但是号里全是一些过期的旧报刊，他不时地把给了他的那张起诉书看了又看，嘴里咕囔着骂上几句：“胡说八道，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张春桥在监狱里始终靠着回忆过去来打发那难熬的日子。但是他感到颇为得意的，就是毛泽东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我们的理论家”。有一次他当着林彪的面说：“你看我们的红秀才中谁最有希望呀？是陈伯达吗？不对，他已经老化了，他写的文章罗里罗嗦，不耐看。我看最有希望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张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理论色彩，逻辑力很强，有深度。姚文元的文章，火药味浓，具有原子弹的威力。其余的那些秀才们，都还没有火候呢。”这话引起了林彪和陈伯达的高度警惕和嫉妒。他们开始暗中搞他和姚文元的鬼了。
　　林彪对陈伯达说：“张春桥是有野心的，他想取代你。这个人仗着‘三滴水’(批江青)给他撑腰，你也不放在眼里了。中央起草重要的文件，都是他和江青他们说了算。最后才来报告我的。这个人如果不警惕，我都可能要受他害。”
　　陈伯达说：“张春桥其实在上海并没有多么高的威信，很多人在反对他。红卫兵和工人组织几次炮打他，要不是主席和江青保他，他早就垮了。”
　　“等主席百年之后，我看他就再也跳不起来了。”林彪恶狠狠地说。
　　后来，陈伯达几次告诫林彪：“看来张春桥在党内的地位还要升。我听总理讲过，在必要的时候，党中央要增加两至三个副主席，张春桥是其中之一。”
　　林彪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这话从何谈起？我怎么没有听主席讲过。”
　　陈伯达说：“这是很可能的。毛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在他自己成熟了才拿到会议上的。据总理讲，主席曾经和他议论起你的身体状况时，对你总是不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而不那么满意。主席和总理商量，在适当的时候，要选几个更为年轻的接班人作为你的递增干部，看样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毛主席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的。想当初为了限制刘少奇的权力，主席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增加了好几个党的副主席。”
　　林彪对陈伯达的提醒很是感激，他说：“在我的工作中，多亏了老夫子你的支持，我不承认什么理论权威，除了你这个笔杆子外，我不会承认其他的人为权威。张春桥算老几？他在党内的资历是永远排在最后的。党的九大上他捞了一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那是从全局出发的。现在他如果敢轻举妄动，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以后，陈伯达和林彪的那几员大将就在各种场合下流露出了对张春桥的蔑视和打击。甚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黄永胜、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对张春桥都表现出爱理不理的姿态，张春桥几次主动和他们说话，都被他们拒之门外。
　　这些，都被江青看在眼里了。她对毛泽东说：“政治局的某些人对张春桥的态度表现得很不友好，春桥同志感到很委屈，他并没有得罪他们，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待春桥同志呢？我看他们是在嫉妒他，特别是那个老夫子，在各种场合冷言冷语，没有起多少好的作用。他们是要搞不团结呀。”
　　“我知道，你告诉春桥同志，不要理睬他们。”毛泽东说：“他们的一些做法，是对着我来的。你们要能够沉得住气。”
　　终于，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矛盾在一些问题上爆发了。当林彪和陈伯达下决心要整倒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依然站了出来，整垮了陈伯达和林彪。
　　张春桥当着毛泽东的面，在政治局会议上痛哭流涕地说：“我今生今世报不尽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培养和支持，我要永远地紧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地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同志……”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春桥同志，我们还是要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
　　说到这里时，毛泽东自己也流下了眼泪。这个动作，使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哭了。
　　张春桥几次提起笔来，想把这件事情如实地记载下来，但是几次动笔他都没有写完。他认为，这段历史将来会有人写的，如果自己来写，又会引起一场风波。他的忠诚，他的清白，他的历史，都不需要他自己来说什么，后人会给他一定的评论的。他自己只要用自己的言行写下自己应该做就行了，而不需要他自己评价自己了……
　　这，也就是这个笔杆子拿起笔来又放下的原因。
　　张春桥感到自己在一九七六年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自己的水平来衡量政治局的成员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水平。他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的威望已经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谁要敢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决定，一定会引起全国革命派的造反和声讨。他万万没有想到，人们对毛泽东的理解，远远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也没有统一到他们所苦心经营的那个地步。
　　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就决定要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件公布出来，让广大的群众和党有所熟悉、了解这场大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布《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就说：“这场大革命的肯定与否，将会有很大的争论。也可以要争论一百年到几百年。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谁也避免不了。”
　　五月廿三日，全国各报刊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张春桥为报纸增添了这样的一段话：“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的思想大论战、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和发展。”
　　他建议江青重新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他认为，这可以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至于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做过充分的准备的。江青完全同意了他的意见。并经毛泽东批准，同时发表了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一系列文件，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突破口和整个过程完全公开化了……
　　“这下，谁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那么容易了！”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我们把战斗的武器直接地交给了人民群众和造反派，他们有了讨伐修正主义的东西，谁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就让他们尝尝厉害吧！”
　　现在，他也清楚了。过高地估计任何政治势力都是错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优势和劣势都是可以转化的。人民群众离开了路线的指引，同样会走向歧路。
　　张春桥这时，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二十一章　是默认　还是傲视？
　　设立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特别法庭附近，出现了七、八个身穿黑衣服的普通工人模样的男男女女，他们向四周的人们询问和打听审讯张春桥的时间和地点，引起了警察们的注意。待他们上去查问时，才知道他们是所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武斗事件的受害人，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张春桥讨还血债的。
　　看来这些人的消息十分灵通。一九八0年十二月四日上午，已经休息了一个多星期的张春桥，再次被押到这里接受特别法庭的调查。
　　张春桥还是那副老样子，只不过看上去精神更加憔悴，显得非常疲惫。但是，透过他的金丝眼镜片，他的那只黑溜溜的眼珠子在向四周滚动着，观察着人们对他的态度。在他走向被告席的时候，旁听席上的许多人们在争先恐后地朝他观望，就像见了电影明星一样。这倒使他感到挺神气的。
　　“张春桥，本庭现在对起诉书指控你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五月份别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挑动武斗事件，镇压群众，使大批群众伤残的事实进行调查，请你如实地回答本庭的提问。”审判员一开始就把法庭调查的内容讲了出来。
　　张春桥翻了翻眼珠子，故意把头仰得很高，不回答法庭的任何提问。
　　“张春桥，你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有没有从北京打电话给你的老婆李文静，让她给徐景贤传话，传了什么话你知道吗？”
　　张春桥当然对那段历史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六六年中旬，继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后，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受张春桥指使，带领一批人也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指责市委“蓄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号召群众和干部起来夺权。这时，陈丕显支持一批保卫市委的工人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而与“工总司”和“机联站”对着干了起来。
　　“赤卫队”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中，支持市委，声称“工总司”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组织”，公开说曹荻秋和陈丕是好干部。十二月十日，曹荻秋签字承认的《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支持了“工总司”。第二天，王洪文为“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曹荻秋在和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于是，这年的十二月廿三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又在大会上签字承认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两天后，“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王洪文等人的严词批判下。曹荻秋签字撤销了对“赤卫队”的支持。
　　这下，愤怒的“赤卫队”于十二月廿八日组织近万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强烈要求上海市委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占据了市委的办公大楼，在那里安营扎寨，宣布已经夺权。
　　这时，马天水向正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报告：“‘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你的家，他们还要制造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停交通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应该对此事进行紧急干预。”
　　十二月廿八日深夜。张春桥给王洪文等人打电话，了解了情况后，说：“陈丕显在这个事件中是后台，你们必须高度警惕。对‘赤卫队’冲击市委机关，抄柯老家等反革命行为，你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让在北京的同志迅速赶回上海，进行斗争。这场事件是走资派陈丕显这些人一手策划的，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于是，王洪文马上出动宣传车，十一月廿九日，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和‘赤卫队’进行谈判的时候，王调来十几万造反派队员。把康平路主要街道团团包围起来。同时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张春桥又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李文静，说：“胜利的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走，要告诉造反派，对‘赤卫队’破坏生产的活动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没有办法通知造反派？要告诉他们，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对‘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要瓦解他们。’李文静把张春桥的电话精神通知了徐景贤后，‘指挥部’开会决定，要在十二日三十日凌晨二时向‘赤卫队’正式冲击。”
　　法庭出示了王洪文等人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里的记载：“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同时，法庭公布证词，“‘赤卫队’中有九十一人受伤，许多的人被打得鲜血淋淋。‘工总司’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各造反派队员，把赤卫队的头头统统抓起来。于是，由陈丕显和曹荻秋公开或暗中支持的‘赤卫队’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张春桥，你承认不承认康平路的武斗事件是你一手策划和支持的？你可以看看你当时的讲话记录和大事记中的记载！”
　　张春桥对法警送过来的证据，看都不看，把头扭到了一边。
　　这时，法庭传徐景贤出庭作证。当这个曾经是上海市委书记的造反骨干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张春桥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他一眼，看见他满脸愁容，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只得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徐景贤结结巴巴地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从她的家里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张春桥通了电话，把康平路大院的情况对张春桥讲了。张春桥听了以后，在电话里指示说：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注意，不要‘赤卫队’把胜利的果实夺走了。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王承龙、朱永嘉等‘机关联络站’的成员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由他们分别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作了传达。就在这之后，‘总工司’当晚调来了大批造反派队员到了康平路，对‘赤卫队’大打出手。据事后王承龙告诉我，光是伤残的人就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干的，我当时没有参加。”
　　法庭上宣读了李文静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的证词，同时宣读了张春桥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对山西太原在京的代表讲话时的节录，当时他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可担心了。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后来造反派就冲了。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这才保证了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前进。”
　　审判员问道：“张春桥，你听见了没有？刚才宣读的，是不是你的讲话？”
　　张春桥哼了一声，把身子稍微扭一扭，不答理他的提问。
　　审判员说：“被告拒不回答。请记录在案。”
　　紧接着，法庭起诉书指控张春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镇压群众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对所有的证词证据，张春桥一概采取了不看不理不回答的策略。他的态度不时使旁听席上发出笑声。
　　“现在本庭对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指挥上海代号为‘二四四’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进行了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审判员王志道宣布完主题后，问道：“张春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是不是由你指挥的？你指使他们干了些什么事情？”
　　尽管审判员连续讯问，张春桥就是死不开口。他歪斜着脑袋，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默不作声。
　　王志道说：“本法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的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庭审调查，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事实，如果你认为是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述，如果你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来。我们是依法办事的。”
　　张春桥的嘴角再次露出了讥讽的嘲笑，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他在批判邓小平的那副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时的表情。这时，他又显露出来了。
　　公诉人王芳讲话了：“起诉书指控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特务活动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我请法庭出示有关的证据。”
　　法庭上宣读并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有张春桥亲笔批示、由“二四四”小组头目游雪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这些材料里有这样的话：“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问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王芳在发言中说：“这里的特殊战线和隐蔽斗争，就是特务活动。这一点，张春桥自己比别人更清楚。法庭上出示的游雪涛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笔记本上记录的张春桥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笔记的原文说：‘春桥同志指示：你们要小心，谨慎，人不要太多，但是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一点你们要格外地清楚。’这就给张春桥作了死证。”
　　张春桥再次挑衅性地扫了审判台上的法官和公诉人一眼，嘴角撇了撇，既是不服气，是也蔑视这些他认为一窍不通的法官们的无知。在他看来，政治斗争从来就是这样的。
　　这时，法庭传来了参加过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昆剧团演员庄瑞云，让他对游雪涛特务小组的内幕进行揭露，他的证词说：“张春桥感到自己从事政治夺权斗争，需要一支如同蒋介石门下的戴笠那样的特务人马，便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其用合法化的身份来掩护其非法的秘密活动。这个小组进行活动的手段十分卑鄙，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等等手段搞情报。”
　　人们很奇怪，这个游雪涛怎么能叫“二四四”的代号呢？其实，这只不过是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在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办公的一幢独立的小楼。
　　公诉人王芳发言道：“游雪涛的原名是‘扫雷纵队’，一九六七年初因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了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这个组织合法化，用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组织设有活动的据点，有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备着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等特务活动器材和工具。游雪涛严格地挑选人马，共有三十五个人员，其职业五花八门，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根据公诉人的要求，法庭出示、宣读了证据，主要有：
　　侦察所渭江苏“老人串联会”，诬陷华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搞“反革命地下武装”，诬称后台“可能来自陈丕显，并且有迹象表明，总根子一直通到陶铸、谭震林身上”等等；诬陷江华、魏文伯、陈丕显等“合谋对伟大专政手段”以及“江华密谋兵变”；诬陷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九十七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
　　证词表明，张春桥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共制造了廿六起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五人致死。
　　法庭出示的证据里，有张春桥当年的秘何秀文的证词，他说：“游雪涛为张春桥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情报，他和游雪涛的谈话，经常背着我，一九七○年十月，张春桥做贼心虚，让我亲自烧掉了游雪涛的那些材料，说是过时了，没用了……”
　　张春桥坐在被告席里，眼睛虽然闭着，脑子却在活动着，他想起了游雪涛这个人……
　　游雪涛，生于一九三五年江苏无锡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上海《青年报》的记者，担任了文艺组的副组长。他造反后不久，给张春桥提供了不少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的材料和消息。开始，张春桥对这个年轻人表示了重视，提议他当了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后来发现他提供的材料里水分越来越多，甚至搜集起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材料，连姚文元的材料也开始搜集了。于是，他在一九七○年初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作出批示：
　　“游雪涛这个人到处搜集材料，究竟是要干什么？如果只是在运动初期，给我们提供一些走资派的材料是可以的，但是他后来的活动显然离开了应该规定的范围，使我越看越像搞什么情报工作了。这就离谱了。你们对他的活动应该警告，让他下厂去锻炼锻炼。”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代表张春桥约见了游雪涛：“经市革委研究决定，从明天起，你下厂劳动去！”但是，游雪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接连给张春桥写信，大骂王洪文、徐景贤等那些文革新贵，终于激怒了张春桥等人，于是他被王洪文亲自派的人秘密逮捕了……
　　游雪涛的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中后来的两年里，他给张春桥提供的材料，绝大多数是反对王洪文、王秀珍等市委领导人的……
　　春桥在抓起游雪涛的时候，在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游雪涛最后发展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宣战的地步，很令人们深思。他的头脑里是怀疑一切的，目无政府主义的毒太深了，谁也不相信，谁也敢反对，甚至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统统不满，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呢？所以他的教训应该值得所有的革命造反派们吸取……”
　　后来，也在对游雪涛的材料上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地和他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我们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通过对他的教育，事情一切就都清楚了。”
　　现在，把他的问题统统栽赃到我的头上，岂不是有点颠倒是非吗？张春桥这样想道。有几次他真的想开口说几句话，用来驳斥他们对自己的污蔑，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强咽回去了。他清楚地知道，不管给自己找什么样的罪名，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彻底，打倒而搞臭，即使没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那样的问题，欲加之罪，是总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的……
　　张春桥听到法庭调查所谓游雪涛搞特务活动的调查结束以后，审判员曹理又开始审理所谓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犯罪事实。
　　法庭出示了一件件证据证实，张春桥伙同姚文元，在各种会议和讲话里，称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黑班子”，说陈丕显是“反革命两面派”，“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定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张春桥的指示和同意下，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有十七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对这样的指控，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嘲弄态度。他在法庭上对所出示的证据，连看都不看，一概斥之为：“你们胡闹！”
　　一直到休庭后，张春桥出了法庭的大门，他才对押送他的战士说：“搞这些反革命的丑剧，只能说明了我的光荣和正确。我在法庭上不置一词，就是对他们的蔑视！”
　　张春桥，终于在这时才说了句心里话。
　　这，才是真实的张春桥！  
　　第二十二章　我不认为这是结束……
　　在几名被告的法庭调查中，只有张春桥的时间是最短的。张春桥的闭口不言，使得对他的调查只是公布若干的证据，于是大大地缩短了那些本来是很有意思的过程。这，使得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千里万里赶到北京，就是为了听听或看看张春桥的表演，他坐在那里连个屁都不放，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看吴法宪哭鼻子有趣呢！”
　　监管员奉命几次给他做工作，劝他在法庭上行使他自己的权利，进行公开的辩护和陈述自己的理由。他说：“不管你的辩护起不起作用，这都是你留给历史的痕迹，后人研究你的历史时总会有个比较。你应该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会有辨别能力的。”
　　“你还是以为今天的法庭是代表人民的吗？”张春桥突然对他开了口，“你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哪一个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本身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又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所以，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我们的头上，在这种显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我怎么能在我的对立面前寻找公正的答案呢？我在他们的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用不予回答和理睬来和他们进行斗争！”
　　监管员根本说服不了张春桥，更无法完成改造他的任务。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罪犯面前，他的能力显得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经过了几次开庭，张春桥已经熟悉了特别法庭的程序。他认为，这样的法庭其实完全是个假样子，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们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本子来进行表演的，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些人处理的决定权。真正的导演是幕后的那个决策人，为首的就是自己的老对手邓小平。
　　他很清楚，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围绕在周恩来的病床上，一直请求周恩来带病去见毛泽东，要求让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要求在总理百年之后接替那个位置。王洪文亲赴长沙和周恩来分别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王洪文有句话：“你们不要多说什么，中国的大局我很清楚。有人想试一试，就让他试一试嘛，我又马上死不了，你们着什么急！”
　　王洪文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中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一系列内容后，张春桥发现邓小平等人只是关心着对他有利的那些东西来传达。他对张春桥说：“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张春桥负责，我们这些人只抓具体的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可是全党的大事呀。”张春桥说，“我建议你在讲话里强调一下，以示党中央的声音是一致的。现在外面已经有了种种谣言，我们要用实际行动避谣呀。”
　　“谣言算什么？”邓小平漫不经心地说，“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谣言就更多了。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是要看我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只要我们干的是人民群众欢迎的事情，我们就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否则，就是再讲什么理论也是不行的。春桥同志，你明白这点吗？”
　　张春桥已经听出了他的话意，就说：“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继续沿着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的方向，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岂不就是半途而废了吗？”
　　邓小平摇摇头：“这个我管不着。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
　　张春桥感到了这场斗争的复杂和尖锐。那时，他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研究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像邓小平这样地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不住，而且一定要走回头路。华国锋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一个邓小平，一个叶剑英，他们都是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人，现在他们俩几乎把总理包围住了，天天往总理那里去，干扰得总理不能好好地休息。他们要干什么？是要权呀！”
　　江青当时还表扬华国锋：“国锋同志的讲话讲到了点子上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围绕着权力问题展开的。不过我们应该相信主席，他是会明察秋毫的。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提出问题，最后的决定听主席的。”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让王洪文等人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他们的意见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他们的意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上去了。毛泽东在各种场合，都给了他们明确的答覆。其中布置一系列重大任务，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来说并不利。
　　张春桥想到，邓小平终于达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毛泽东把党政军的大权交给了他，他一上台就对江青、张春桥大打出手，几次开政治局会议对他们进行围攻。一九七五年的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把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司马昭之心暴露得淋漓尽致。于是，毛泽东忍无可忍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从稳定形势的大局出发，选择了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这个文件里，还有一句话：“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一惯的斗争艺术和技巧。他的决定里充满着深远的意义、复杂的内涵。他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极大地缓解着党内相当大的多数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和气愤。他用这种手段在平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也是给江青、张春桥扩大着他们的队伍和力量。这片苦心，直到张春桥进了监狱之后他才悟了出来。但是。一切已经晚了。
　　历史老人对匆匆来去的政治家们非常苛刻，他给人们的机遇从来是一带而去的。当你不善于及时地捕捉住它时，它对你的嘲弄和惩罚往往是最为残酷的。本来，毛泽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也是很好的武器，但是他们的敏感和政治家的手段并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习惯了毛泽东在世时的那一套对各种政治势力所熟悉的斗争策略。那套东西，就连毛泽东的对手们也已经了如指掌了，遗憾的是江青还在那里当作新鲜武器来玩弄。这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成功，利用了他们耍弄阴谋的秘密活动，也利用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这两者的结合，迷惑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也迷惑了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些人面前，张春桥自己感到自己的确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说老实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张春桥写上那篇已经被揭露出来的日记，即《三月二日有感》，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发泄。他还有更为重要的日记，可惜当局不敢给他公开出来。他倒是希望他们能够全部公开，那样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显示他的远见和才干。在他三月二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在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其实，他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是在过高地估计着自己的力量。他是既不善于依靠自己的，也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他昏头昏脑地想凭着过去那点微不足道的资本来在中央的全会上获得胜利，正好中了华国锋的缓兵之计。
　　“张春桥，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完蛋了。我看你还是面对现实吧。”监管人员大概是在例行公事，总是在张春桥思考问题的时候来打扰他一下。“如果你现在能采取一些主动措施，对你的最后处理是会有帮助的。你的问题中央很关心，邓小平同志也对你的处理很关心。上头一再给我们说，只要你有丝毫的悔改之意，法庭在处理时都会体现出来的。”
　　张春桥铁青着脸，好大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做梦！”
　　其实，他自己就常常在梦中来打发日子的。尽管他清醒后觉得很荒诞。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刘少奇重新修改、增删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了。毛泽东批判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说来也是叫人莫名其妙。这本书出来时，全党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批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识别出它的问题。到一九六五年，仅在北京，书就印了廿二次之多，并译成五种文字大字大量发行。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林彪的天才论也是这样。如果他不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鼓吹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的死党们不在会议上跳出来反对我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林彪事件，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现在这样的局面，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坐在桌子旁边，费尽心机地思考起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来了……
　　他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往往会有反覆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就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如果不警惕，迟早要吃大亏。现在有人要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些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我们中央的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从不作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这样下去，还不出修正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断定：今后的斗争会有反覆的！
　　当然，这只是张春桥自己的一厢情愿。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给他们定了性，都觉得他们要想翻案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给他们判刑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同江青集团的斗争究竟结束了没有？许多的人似乎还有问号。林彪集团，翻案不翻案，似乎没有什么风波，大家对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对江青集团，有人总是心有余悸。因为这个集团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生前很信任的几个人。似乎只要是毛泽东定下来的事情，总会有反覆。这个问题，我和陈云等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认为，不在于是谁定下的事情，关键在于正确不正确。江青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了。为什么还要对他们有幻想呢？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他这么一讲，许多政治局委员就上来了。陈云说：“我记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在张春桥那个小组里参加讨论。张春桥和我谈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这些老同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是该让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这些新生力量提当大任的时候了。你应该支持他们出来工作，不要给他们拖后退。新生力量总是要战胜腐朽的、落后的力量的，这是一个谁也扭转不了的历史规律。请陈云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然还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句话，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如果是，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失败？如果不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历史再倒退呢？为什么现在一些人提起江青和张春桥总还有这样的那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还有市场。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替他们翻案？我看很难说。但是我们应该有一条信心，那就是我们的判刑要扎扎实实，合情合理，经得起历史和我们的后代的鉴证。”
　　到了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各种各样的议论就更多了。
　　“必须依法办事，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江华这样说，“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条原则，就不要担心以后什么江青和张春桥翻案的问题。我们这次判决，给江青、张春桥挑起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是不是我们党和他们的斗争结束了呢？还要看我们这次的审判是否成功。这一条是肯定的。”
　　于是，这个委员会里，围绕着量刑和适用法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一时很难最后下结论的讨论……
　　张春桥可以看报纸了。他的第六感觉使他意识到在对他们的判刑上，必然会出现争论。别看法庭上那些法官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他们难道不清楚，起诉书里对他们的指控其实不都是针对着毛主席吗？放在毛泽东生前，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难道还不是很清楚的吗？在中国法律的天秤总是随着权力而倾斜的。这样的局面本来是不言而喻的。群体意识，使相当的多数都是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真理的标准往往就是以权力来作为衡量是非的尺码的。这一点，不是用理论，而是看事实就清楚了。要是邓小平不上台，不使华国锋失去了权力的重心，他能这样地发号施令吗？
　　于是，他这样设想：权力是否永远姓邓？换句话说，邓小平及他所代表的这个集团是否能永远地掌握中国的权柄？这就是这次斗争会不会有反覆的根子。他不相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就永久地落到了他们这些人手里。他相信。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重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于是，他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手里。哪怕是等上十年、几十年，他也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最后的。
　　说老实话，能够使张春桥建立起信心的，还是毛泽东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多次引用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讲的话：“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既然苏联是如此，那么中国也一定会是这样的。张春桥这样地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一九七一年八月到九月初，毛泽东多次这样讲：“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深深印在张春桥的脑海里，斧头也砍不掉了。他就是凭着这些东西作为支柱，拼命的挣扎着，挣扎着…
　　第二十三章　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审理进入了法庭辩论的阶段。由于张春桥拒绝对任何事情进行回答，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辩解。所以，使得这次法庭辩论完全成了公诉人在唱独角戏。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未能看到张春桥的精彩的表演而感到遗憾。
　　张春桥来到法庭的时候，嘴噘得高高的，竭力要显示出自己的凛然正气。但是他的模样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仿佛像一尊石雕，蜡黄的脸上毫无血色，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僵尸。
　　这时的审判长曾汉周，已经坐到了主审官的席位上，他宣布了辩论的开始。
　　公诉人马纯一是在没有对手情况下发表他的辩论词的。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导到中央，党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污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他们正是在这个纲领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地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一提到夺权，张春桥马上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毛泽东把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对他讲的话：“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真正革命，比新民主义革命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可是要好好地作文章哪。现在最大的关键，是要把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海要做这个工作的带头人。对于你们的夺权，我们的敌人肯定是要攻击和造谣的。我看，让他们骂上一个世纪他们就不骂了。那时我们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就会得到举世的公认。”
　　对上海的夺权斗争，毛泽东亲自指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进行了祝贺。张春桥至今记得里面的内容：“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那时的张春桥，面对全国各界的欢呼和学习，是何等的风光呀！
　　公诉人讲到这里时，特意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像是睡着了，身子稍微有点摇晃。其实，他是为他陷于回忆中的精彩而得意忘形呢。
　　马纯一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多次诬陷人大常委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污蔑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一九七四年十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定了调子……”
　　张春桥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黄喇喇的明亮。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使人们很难猜测他的内心究竟是在想什么。他的两条腿在不停地交换姿势，支撑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他的耳旁，响起了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的称赞：“江青、张春桥他们在反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作了决定性的贡献的。他们在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好的，有功劳。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骄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骄傲的问题。这不好，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他们所干的，离毛泽东的要求，相去何其远也！
　　“被告人张春桥出于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野心。对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划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纵和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多起冤案，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伤残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与姚文元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省革委大院的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时地睁开注意观察着周围的反应。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可以觉察到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随时窥测着方向，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会像猛虎一样地向着他的对象扑过来的。
　　张春桥当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这篇经过了毛泽东审读的社论，表达了毛泽东对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了阶级敌人的包围和反对的时候，我张春桥给予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听毛泽东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结果。他从心里这样想着，狠狠地骂了几句。只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而已。
　　公诉人的声音继续在法庭里回荡着：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装所谓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的口号，妄图利用这支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他给徐景贤等人出谋划策，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样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难道不是你张春桥经过多年经营的结果吗？”
　　张春桥的嘴角咧了一下，随即鼻子哼了一声。
　　马纯一继续说：“上述的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被告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一条、一○二条、一三八条，犯有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讯过程中，张春桥态度顽抗，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终于讲完了没有人和他辩论的辩论词，嘈杂的旁听席上逐渐地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张春桥。他们希望能听到这位被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声音，那怕是几句怒骂也可以呀。只见张春桥充满血丝的眼睛睁开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又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曾汉周拖着长腔道：“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一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力，你有什么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反应。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刚才公诉人发言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曾汉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对张春桥说：“现在我们再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脸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动着，法庭里几乎可以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往下滚动，但是他连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继续坚持他那对抗者的姿态。
　　两分钟的时问，对张春桥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但是，对审判长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刹。曾汉周终于拍板了：“被告人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终结。”紧接着，他又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春桥，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听见了没有？”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瞪了审判台一眼，对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张春桥不作最后陈述，记录在案。”曾汉周已经完成了他今天的开庭审讯。于是宣布：“现在闭庭，被告人张春桥等候对你的宣判。”
　　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

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几个为什么。陶铸、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方针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众。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造反派连几万人都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稳妥，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保市委的‘赤卫队’的头头呼喊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呀，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四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只，拥挤到一百二十几只。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企业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重新调到要害部门去，像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火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造反派的队伍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的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局长找不见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点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风暴’的说法才出来……”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不少。一月中旬，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突然发出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指名攻击我是陶铸和王任重似的人物，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去吧，不要管他。闹了几天，越来越不像话。我和姚文元是参加他们的会的，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顾全大局。他们不听，要开‘打倒张春桥大会’。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覆考虑了两天，到底发不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工人和学生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了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有抓。‘红革全’的战士们造了头头们的反，要开万人的批判大会，我们明确地表示不要开。就是对‘赤卫队’这样的组织，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宣布它非法，也没有把它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它打垮的。革委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
　　“你们提到了陈丕显，对他的争取实在是难呀。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会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辟谣的时候，陈伯达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很大的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我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同志主持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那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铙漱石。我一月份到上海，和他谈话，而且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你经受得住考验。’但是不行。这个人，过去我们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也发出来了，但是他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到十六日还给‘红革会’签发了一万元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不多吧？陈丕显却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等，转移到毛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给他打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但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每个人的花样也不能相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家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过去总觉得他是红小鬼出身，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但是毫无结果……”
　　“我和上海警备区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的意见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以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我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传单不敢看，这是上级规定。红卫兵给我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现在转变了，因为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支持了造反派，那我们也要支持，感情就变了。’同志们，只要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就觉得他们可爱了……”
　　邓小平仔细地看了这个讲话，对张春桥这个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危险分子。如果把他放出来，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工人和其他群众煽动起来。他自称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造反派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人。对这样的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他永远地镇压在雷锋塔下，一旦他们再出世，那可真要造成天下大乱了。
　　邓小平的思路通过这次审判，竟想到这里来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张春桥也想到他的这个讲话。他想点点这个讲话，提醒当局注意一下基本事实，但是他忍住了。他相信他的这个讲话迟早会被历史家们所公开的。就在这时，他打开了《毛泽东选集》，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这一篇上，认真地研究起毛泽东关于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基本观点起来了……
　　他认为，今天当局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广大造反派头头的镇压，决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反动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从运动一开始，刘邓就把成千上万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现在，他们在“揭批清查”的旗号下，以清理三种人为名，实际上继续迫害和打击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以及广大群众。如果那时人们还不理解什么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话，那么通过这次反覆，应该是看得更清楚了。
　　张春桥始终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他多么希望在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神州大地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呀！
　　看到这里，浮想联翩，张春桥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估计着马上到来的宣判的结局……
　　第二十五章　张春桥被判死刑时……
　　张春桥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判决结果。他对监管员说：“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无非是判我死缓，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死去的。邓小平不会那么简单地处理我。他们的这套把戏不过如此而已。人，最大的解脱不过一死罢了。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既然死都不怕，奈何以死惧之吗？”
　　话是这么说的，真正到了开庭之前，张春桥的情绪还是显得紧张了。那几天的报纸显然透露出了对他十分不利的预兆，已经暗示出他的罪行是属于“情节特别恶劣，性质特别”的范畴，这就是要判死刑的信号。虽然华国锋在接见外国人的时候，说过对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人不会判处死刑的承诺，但是根据报纸上的宣传动向来看，华国锋显然已经失势，他的话已经被后来的许多行动打得粉碎，连他自己也在不断地否定着他自己的说法，就像天天在自抽自己的耳光一样。
　　也许，就义时刻到了。他暗暗地准备好了上刑场时的那一刻的最后表演。他决定到临终前的枪响之前，他要高呼两句口号，一句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句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他悄悄地把这两句口号演习一遍，以防在那紧张的最后一刻而忘记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掉泪了，当然是背过身子，面朝墙壁而流泪的。他实在不愿意使自己是这样的下场，但是历史偏偏要给自己选择这样的下场。
　　他只有用毛泽东的话来安慰自己了，那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份和他、江青、华国锋谈话时讲的话：“人的一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有的平平庸庸，有的慷慨激烈；有的悲壮，有的宏伟；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去了，你们也总有这样一天的。死，有什么可怕呢？人总是要死的。只是死得应该有意义罢了。我们这些人，死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人民。”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自己作为一个毛泽东的忠实信徒，死得这样悲泣。没有花圈，没有悼词，没有任何的赞扬更不会有什么溢美之说。有的只是叫骂，唾弃，批判和攻击……
　　张春桥想到这里时，连自己都感到了脸上流下来热辣辣的液体。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的深夜，监房外面的哨兵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监管员也不停地在那个小窗口上往里窥望。与其说是担心自己自杀，不如说是观察自己在临终前的动态。哼，想让我自杀门也没有！我张春桥堂堂的血肉之躯，浑身上下都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细胞，我只能倒在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枪口之下，就是死也知道是你们把我害死的。我不能白白地自己死掉，落一个死了都无人替我报仇的结局。张春桥想到这里时，再也睡不着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上午，张春桥刚刚放下饭碗，三、四名法警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突然袭击，所以并不着慌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整了整自己那并不清洁的衣服。说老实话，离开了公务员和警卫员，他自己对生活的调理极差，甚至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所以，他被捕之后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对生活的适应。好在善于运用精神安慰法，不知道自己默背了多少回他曾经不遗余力地批判过的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才咬着牙齿挺遨过来。好在他对生活的好坏并不太讲究，所以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和生活。
　　走出监狱的大门时，张春桥才感觉到，这天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北京的气温为零下十五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零点的新闻里已经播送出今天开庭的消息。所以，他临上汽车时，还是反抬起头来，观察了一遍天空。他在企盼什么呢？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的附近，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人群，连上下班的工人和干部也都停留下来，想目睹一下这个历史性的场面。法警和武装哨兵封锁了特别法庭的四周，筑成了一道森严的人墙。张春桥从汽车的窗口看到这些时，竟然想象出这是人民群众在为他和江青送行……
　　九时整，特别法庭的警铃第三次响起。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的声音响彻大厅：“现在开庭！”于是，一个又一个的被告人被押了上来。
　　张春桥到了法庭上，他和江青等人齐刷刷地排成一行。如果从右数起的话，他是第一名，以次是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他看到江青依然满不在乎，左顾右盼地用眼睛看什么人，他知道是在寻找他。因为他已经得知，在这场决定生死命运的考验中，真正经得起风浪的，只有她江青和自己了。昔日那个口号喊得漫天价响的王洪文已经在法庭上吓得面色如土，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了。他认的是什么罪呢？难道毛泽东多年来的一直称赞你的功勋统统都是罪吗？这个没有头脑的东西！至于姚文元，虽然认错不认罪，但也表示要和自己，还有江青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在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要各自为战，来个笨鸟先飞了……
　　法庭的气氛紧张得叫张春桥透不过气来。室内的温度，就象盛夏似的，使他的额头不住地冒汗，他擦了一遍又一遍，别人以为他是在恐惧。其实，他才不害怕呢！
　　张春桥注意到审判台上，三十五名法官和二十四名检察官分坐两边，使他大开眼界。他甚至在幻想：有朝一日轮到我们审判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比今天有更大的场面！
　　江华开始宣读那份修改了不下四十多遍的特法字第一号判决书了。
　　张春桥关注着有关他的部分：
　　“被告人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押……”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张春桥审批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里，就提出所谓‘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多次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上海的民兵是我和春桥同志搞起来的’；‘你们可给我抓好’；‘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要准备打游击’；要他们加紧发展‘民兵武装’。江青反革命集团计划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己有的这支武装力量，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暗暗感到好笑。这和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你们发动了反革命右派政变，难道不许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你们进行斗争吗？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岂有此理到了极点！到现在，把自己关在囚笼里的事实，也扣到自己头上了，难道不是可笑的吗？
　　这时，判决书还在念道：“一九七六年八月，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林彪余党、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最不放心’‘这个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由他们所控制的武器弹药仓库中发给民兵枪支七四二○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廿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徐景贤汇报丁盛谈话和发给民兵的枪支情况后，对徐景贤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九月廿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所组织的武装叛乱班子进入了指挥点，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络。他们还调集和部署了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十月九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携带各种枪支二万七千余件。十月十二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钟定栋制定了取名为‘捍一’、‘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等人开会，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
　　张春桥听到这里，心里连连呼喊：“遗憾！遗憾！太遗憾了！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这样来写了。上海的革命，必定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即使坚持几个月，也是对他们的迎头痛击呀！”想到这里，他感到这次失败实在太窝囊了……
　　“本庭经过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张春桥看到这里，江华把他手中的判决书递给了伍修权，让他来接着念。
　　伍修权开始宣布江青的具体罪行。轮到自己了，张春桥反而有点听不清楚了。但是，他隐约地听出那些东西，都是两次审讯中讲过的老生滥调。他所关心的绝对不是这些。
　　张春桥感到他的身后出现了两名法警，那是随时准备采取动作的预兆。他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他看到江青拢了拢她自己的头发，也像临别这个世界似的在作准备。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
　　不知是什么原因，张春桥觉得有某种惯力牵引似的，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他实在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好像已经由不得他了，所以，他竟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
　　“判处被告江青死刑……”
　　江青立刻高呼和喊口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反革命右派政变集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人民万岁……”
　　不等他醒悟过来，江青已经被戴上了手铐……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这回听清楚了。既然不是就义，所以他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口号咽到肚子里去了。只觉得自己的胳膊被人扭住了，他也被法警强行戴上了手铐。他亲眼看到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拖了出去。那个令他一生最敬佩的女人一直在喊口号。完全是一副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张春桥这样念叨着。他认为他选择了一条符合他自己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张春桥早已预料到了这些。他始终站稳了身子，直到法警押他下去交付执行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身后响起了早有准备的掌声……
　　他认为，在人生的考试面前，他是合格的。
　　第二十六章　彭真连问他三次　他还是……
　　张春桥被带进了他所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后，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中央的那个人，在审判过程中始终没有露面的那个人。啊，彭真！他没有过分的吃惊。当把他往这个方向带的时候，他就知道有那么几个人要见他了，他们是以得胜者的姿态来为见他的。不，与其说是见他，不如说是最后地在戏弄戏弄他更准确一点。
　　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讲了。这个特别法庭对谋杀毛泽东的林彪集团的主犯们，判得那么轻，而对真正同林彪集团进行了生死斗争的我们，却恨得咬牙切齿，判得如此严重，已经表明他们从政治上是和林彪集团完全相一致的。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所讲的话，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们怜悯林彪一伙是毫不奇怪的。
　　十多年不见，彭真显得苍老多了。他还是原来的那副神态，只不过比以前更加沉稳、老练。他和这位文革新秀本来就认识，这回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四只眼睛足足地看了有好几分钟。最后还是彭真打断了张春桥的冷对。
　　“张春桥，今天的这种局面你过去没有想到过吧？”彭真低沉地说，“我们党的规矩你也是了解的。你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你的机会，终于把你自己推到了这样的地步。尽管你对我们这些人依然是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我们还是要按照法律来办事，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和看法，在这里可以坦开地来讲一讲。”
　　张春桥打量了彭真几眼。突然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的通知里的话在他的耳旁响起：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习讨论的汇报提纲》。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张春桥记得很清楚：当初通过这个通知的时候，包括彭真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举手赞成的。可是事后他们又都要变卦。这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需要整别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赞成，甚至还要站出来痛骂别人一通。但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这些人就又都不愿意了。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翻案。不惜推翻他们当年所举手赞成的东西。这样的所谓老革命，究竟怎样能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真正的威信呢？这还不是令人十分可笑的事情吗？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张春桥能说什么呢？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很清楚，究竟哪些是毛泽东讲的话，哪些是中共中央过去所通过的东西，他一概心中有数。现在他们把一切罪名都扣到了自己身上，完全是明知不是而故意为之。
　　张春桥冷笑道：“我要说什么，其实你完全清楚。还需要我再开口吗？我看还是省下时间吧！我可不是某些政客，会在群众面前演戏。提起当年的事情，我看最不光彩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
　　彭真说：“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从这次审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人民群众对你们倒行逆施已经是恨之入骨了。这次审判就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坏事，我们的政府始终体现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你能够改恶从善，回到人民的道路上来。张春桥，你可要三思呀！”
　　张春桥站在那里，思绪在急剧地转化着。他本想狠狠地把他们骂上一顿，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何况彭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后来他和这个人几乎再没有见面。想到这里，他把自己的心里话暂时压了下来。
　　这时，彭真再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张春桥的眼睛盯着他，毫无惧色地摇摇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是的，他知道，尽管这个人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理，使他必然地要和一切自己的对立面们站到了一起，而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派别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提出任何的条件，都只能是与虎谋皮，而不会有任何的满意的答覆。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解决彭真等人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曾经用很严厉的语言批判过彭真，他说：“彭真这个人是最不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九六五年初中央制定了社教的《二十三条》，他就到处做关于四清的报告，借贯彻《二十三条》之名，大搞翻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保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那年的一月底，在彭真的指挥下，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依靠北大陆平和彭佩云，对北大的社教进行污蔑，为有问题的人翻案。这两人的发言传到北大后，左派纷纷起来批判，彭真于当年的二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北大社教工作队五人小组‘立即停止辩论’，‘消两肚子气’，‘要求工作队和党委都坐下来，各自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就混淆了是非。这个问题对彭真同志来说，完全是对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人自以为聪明，多年来一直是在反对我的。同志们在批判他的时候，也要联系实际，对他的这些问题和罪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事实上，那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都是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等人并没有多大的权力。
　　而现在，他们都不讲详细的过程和问题的来龙去脉了，对他们的历史问题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对我们这些人则是把一切罪名都统统扣在身上。这能说成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怎会有公正的结论呢？
　　彭真当然不知道此刻张春桥的内心活动，第三次问他道：“张春桥，你现在虽然成为罪犯，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你实行教育改造的方针。你也知道，我们党在建国后，把末代皇帝都教育过来了，对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希望你放弃你过去的立场，对政府采取配合的方针。”
　　张春桥感到彭真这个人太婆婆妈妈了。明明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他还要继续做无谓的努力，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时，张春桥倒想起几起类似的一些事情来：
　　一九七六年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对中央机关和部队五七干校的高级干部们作过一个也是劝降的报告。当时，他记得要求中央办公厅，特意把他的报告给彭真发去一份，再次对他提出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
　　当时，他说：“我们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存在着一个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过关的故事，什么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过昭关，战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明末农民起义军闯过居庸关，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同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许多同志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又要过一关了。究竟怎么过？会不会像邓小平那样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就要看每个人的表现了。”
　　这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从个人迷信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已经发展到并不盲从的地步，于是，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时，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究竟要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有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不愧为战场上英雄的人为什么也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那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找出路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民主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革命与他们的瓜葛不多，他们举双手赞成，并且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同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对于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公开提出：“这种说法太左、太左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没有在充分的经济条件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四化！没有这些，什么都是空的！”
　　彭真也公开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搞了多年的革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倒陌生起来了。孙悟空有真假之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真假之别。到底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这个人确实糊涂了。”
　　其他的许多老革命家，也都陆续地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针对着这些认识，张春桥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理论，邓小平和彭真这些人一开始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后来随着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他们的见解就更加成熟了。彭真对邓小平和陈云等人说：“什么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是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从解放十七年来的事实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本来就是巩固的，能够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组织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我国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加强。我国各族人民是平等的，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怎么能动不动就提到什么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呢？怎么能动不动就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说成是什么走资派呢？这个走资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看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没有说清楚。张春桥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没有任何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只会给一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提供理论根据，给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从现在必须要给予驳斥和反对。”
　　这种看法自然和邓小平是不谋而合的。邓小平马上说：“现在我国的大量矛盾不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也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中的某些犯法乱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等问题，党和人民应用批评教育和党纪国法来解决。可见，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发动群众搞什么继续革命的必要，也不存在进行夺权、推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的政治基础。那种文化大革命煞有介事地说我党有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者我们这些人是走资派，都是毫无根据的臆造，必须统统推倒。”
　　这样，张春桥苦心研究和帮助毛泽东总结的那套理论，就被邓小平事实上主持工作以来的实践所彻底推翻了。
　　现在，站在彭真面前，张春桥感到了格外的尴尬。他很想挺一挺胸脯，表现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是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气氛，还是没有再作什么表演。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注重的是实际，而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的东西。他知道，面对像他这样的人物，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政权，始终会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在短时间内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轻易地放出来的。所以，再和他们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王洪文的上当，就在于他还是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力量，没有看到自己毕竟是毛泽东亲手培养起来的这个事实的威力，所以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所以，当他的目光再次和彭真相遇的时候，真正感了这些老政治家的可怕和力量的所在。他们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长期斗争的准备，所以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选择一条最为对自己有利的策略。现在他们的时机成熟了，所以，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彭真坐在那里，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你看他是多么的得意呀！张春桥觉得自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在这种强权面前，他不能自己低头，不，绝对不能！到了这个时候，他只能以视死如归的勇气来完成他的最后亮相了！
　　彭真连问三次，都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正面答覆。于是，彭真笑了笑，说：“张春桥呀张春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认为你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呢？作为政治家来说，你首先应该看看世界的大势究竟是什么？人民的要求现在究竟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在监狱里重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真正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
　　这，显然是带有很大的嘲弄的。在张春桥听来，比狠狠扇他两个耳光还要感到难堪。在场的人都不会知道彭真的这话，是对当年张春桥挑衅的一种反击。但是，张春桥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场合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彭真被迫在会议上作检查。他的检讨总共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就被几个人打断了几次。他说：“我承认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表示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说我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康生立即站起来批判：“你这个话就是反对中央刚刚通过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了，有的还没有，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这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是主要的内容。林总的讲话已经发挥了主席的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会后，张春桥奉命和彭真谈话，要求他按照会议的精神写出一份像样的检查来。当时他就说：“彭真同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到现在犯起糊涂来了呢？一个领导人应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首先看看世界的大势，中国的大势，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继续顽固地坚持你那一套了。我希望你能在你家里好好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不要搞那些空空洞洞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现在，彭真把他当年讲的话，稍加修改，用到他的身上来了。这岂不是一种很绝妙的讽刺和回报吗？张春桥想到这里，把身子一转，给了彭真一个屁股，大声说：“现在我的归宿是监狱。请你们送我回监狱去……”彭真对此，一脸木然……’
　　第二十七章　他望着毛泽东的画像　仿佛在说什么？
　　死刑对张春桥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特殊的意义。对他的监视已经久了，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发生。他的生活平淡而单调，起了床后，稍加活动就吃早饭，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郜是他自己来干，然后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报纸和他所需要的书籍。到了中午就是午饭。然后休息到下午三点左右。起来还是看书和读报纸。一直到晚饭后，出来放风。除了固定的时间，没有人来拜访，更没有电话的干扰。偶尔和监管员谈话，都是一些社会上的小道新闻。而且他的口封得严密，对过去的往事几乎都缄口不言。
　　“你说，政府会对你减刑吗？”监管员故意这样问他。
　　张春桥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说上简单的几句话。不高兴的时候就闭目不理。除了给他拿来了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若干刚刚出版的著作后，他高兴地表示几句感谢的话外，一般的时候他都是用某种警惕的眼睛观望着人们，和谁也交不了心。
　　他对看电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偶尔看一看，也是图个新鲜。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政局始终是关心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后，他把那天的电视看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的报纸刚到，他就仔细地阅读起来，而且轻轻地读出了声音，调子是那样的特别：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春桥念完这段报纸，站起来，又开始在囚房里走来走去了。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从心里高兴的。他认为，这样就更加证实了他们对自己的审判，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全面的反对和倒退。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那张毛泽东的照片，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桌子上，凝望着毛泽东的面容，好一阵地沉思和遐想……
　　监管员从小孔里往里窥望，隐隐约约地听见张春桥在说什么：“毛主席呀毛主席，经过了这场斗争，你看到了谁是真正高举您的旗帜的人，谁是人面兽心的反革命两面派了吗？你这时才看清楚所有人的真面目了吗？在你生前，多少人口口声声地高叫着忠于您，紧跟您，多少人在您面前甜言蜜语，竭尽了奴颜奉迎之能事，例如华国锋。但是，你的遗骨未寒，他们就原形毕露。到了今天，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
　　张春桥的声音虽然小得像蚊子一样，但是监管员还听清楚了。张春桥的声音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凄惨，这样的悲哀，这样的低沉。只有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孤狐野狼般的政治家才露出了他的本相……
　　大概是张春桥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马上恢复了那副板着面孔、紧绷脸的伪装。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无索求，其实他的心里仍然暗藏着很深很深的机密主意。尽管这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计划……
　　一个哨兵见张春桥没完没了地反覆看刊登全会公报的报纸，就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对华国锋辞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听出他是山东口音，对他自然产生了某种亲切感。这个人从来在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面前是没有多少警惕的，于是他就信口开河地说：“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允许邓小平站出来以后，我就断定他要有这样的下场。从邓小平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在这点上，我同意邓小平的态度，他搞资本主义是公开的。华国锋口头上也说他要搞什么‘两个凡是’，其实他一个凡是也不是真搞，而是为了盗名欺世。华国锋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
　　“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说毛主席在晚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张春桥想了想，说：“说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的人本身实际上是在犯错误。当然，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不可避免地要在认识上和判断上，会有错误。但是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错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能够经得起任何历史的考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论的伟大意义将会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你认为你就没有错误吗？”这战士的脸上露出了某种红晕。张春桥凭着他对人们的观察，认为这个战士绝对不是怀有某种目的而接受任务来对他试探的，于是就打开了他的心扉，坦白地说：“我非圣贤，怎么会没有错误呢？如果让我来总结自己的错误的话，我能够总结一篇大的文章，很长很长的文章。但是我对我的错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我的错误属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暂时的错误；而不是他们给我强加的这些东西。我可以无愧地说，现在报纸上批判我的那些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或没有错误的，有的则是地地道的诬蔑和迫害。”
　　说到这里时，张春桥的眼圈竟然发红了，他说：“我看了报纸上对江青同志的批判，他们把毛主席的夫人说成了那个样子，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东西。江青固然有她的弱点，但是她基本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不收受别人的礼品，就连我们有时给送点东西，她也要拒绝，并劝我们不要沾染资产阶级那一套歪门邪道的东西。她对同志，批评起来很严格，但是处理起来并不心狠。她是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的。就拿对邓小平、谭震林等人来说吧，只要他们肯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总是给他们出路，江青同志从来没有阻拦过。老实说，江青同志要是真正地反对他们，他们谁也别想活着出来。但是，江青同志从来没有那样去做。刘少奇的死和江青没有任何的关系。真正要整刘少奇的人并不是江青，而是别人……”
　　那个战士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大吃一惊。按照他的这番话和中央的结论截然相反的解释，整个现状就该彻底翻个底朝天了！对此，谁敢公开地讲这些话呢？只有这个不怕死的张春桥！
　　其实，现在的张春桥已经是豁出去了。到了这个份上，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张春桥用了好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嚣张。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还不敢一下子公开，还要偷偷摸摸地进行。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然在毛泽东逝世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勋，远远地超过了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
　　张春桥一字一句地推敲了这个文件。文件否定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临终之际，对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说过：“我一生作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一座孤岛上去了。第二件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否定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说长道短的人有不少。我希望你们要正确对待那场大革命。它的历史意义越到后来越能看得出来。”
　　现在，他们把毛泽东已经否定了一半。这还不是彻头彻尾的搞反革命翻案吗？这难道不充分证明了当年批邓、反击或倾翻案风是完全正确的吗？这些难道不是充分证明我们给华国锋、邓小平定的罪名都是准确无误的吗？这些不是充分证明华国锋等人说我们在批邓上另搞一套是无耻的捏造和陷害吗？如果现在翻开当初我们的报纸和讲话，处处都证明了我们的先见之明，处处都证明了我们是高举和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时间越长，越能够证明我们的正确！
　　张春桥归纳了一下《决议》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四条依据：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切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遭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张春桥研究完这个他认为是来晚了的反面教材后，连声说道：“太明确了，太具体了，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从打倒对象到批判内容，统统否定，彻底打倒，而且全部推到了江青和我张某人头上，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张春桥在一张报纸上批道：“究竟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搞？是不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周恩来同志有几个讲话。看看他的讲话也许就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是一个两种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物。”
　　张春桥所讲的周恩来的讲话材料，是他在九大前后的会议上的发言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那些讲话里，周恩来这样说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着中国要向何处去？毛主席和刘少奇等走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主席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但是，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梦想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四月，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对资本主义无限向往的讲话；解放以后，他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要‘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联合资产阶级’，‘实现四大自由’，‘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等等资本主义的纲领。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判……”
　　周恩来强调：“在我国完成土地改革和恢复经济后。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及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少奇则提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过渡时期有积极的作用’，并强调‘先有工业化，才能农业合作化’，他伙同邓子恢，一下子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证明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批判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为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志们，没有毛主席的坚持斗争，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呀！”
　　周恩来从历史时期系统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他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进人一个新阶段。以刘邓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他们支持了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他们支持彭德怀大刮右倾机会主义歪风，疯狂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领导，妄图在苏联的支持下篡党篡国，他们利用我们国家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大刮单干风、翻案风，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妄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他们在军队里也积极地搞什么大比武一类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目的也是为了夺权。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更清楚了，他们压制不同意见，镇压革命左派，制造白色恐怖。这些赤裸裸的东西，不是充分证明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吗？”
　　张春桥认为，周恩来的这段话，基本上击中了刘邓路线的要害，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这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当局能否定的了这些铁的事实吗？张春桥凝视着毛泽东的画像，一边走着小步，一边在暗暗地骂着中央的现行领导人……
　　张春桥思维非常发达，他能在瞬间里想到了许多的事情。就在他散步的空儿里，他回忆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底，毛泽东研究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后，把他和江青、周恩来、纪登奎等人叫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谈话的情景和内容。
　　看得出来，毛泽东对林彪计划给所谓“一切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击的人以政治上的平反”而十分的震怒。他说：“我早就估计到，将来肯定有人会给我们打倒的一切反动势力平反或叫翻案的。现在好了，林彪和他的死党们已经公开讲话了。他们就是要那样干。我看不仅仅是他们，将来刘少奇的势力，或者要从我们手里夺权的政治势力也会那样干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周恩来马上接着说：“谁将那么干，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那也不一定。”毛泽东说，“他们可能会得势于一时，因为他们提出那样的口号，容易得到许多反动力量的支持。就像蒋介石那样，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他们一反共，全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势力都拥护他们。赫鲁晓夫一反斯大林，就得到了过去受过斯大林批判的那些人的拥护。林彪是没有得势，如果他没有死，他胜利了，他要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翻案，照样全国有人跟着他们跑。因为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他们不是个人或几人的问题，他们代表一个阶级，代表着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所以，他们翻案的基础是存在的。他们也是可以招兵买马的。总有人会跟着他们跑的。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搞好大批判的目的。”
　　“这场批林整风一定要搞好，搞彻底。”江青说，“要联系孔夫子的思想一块儿批。这是斗争的深入。总之，我要抓几个搞右倾翻案的典型，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点点头：“右倾翻案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只能因势利导，把那些企图复辟的翻案的人批倒批臭，使人民看到他们的嘴脸。人民是不赞成翻案的。他们在工人、农民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所以，他们终究是要失败的。”
　　现在这个《决议》，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上大翻案风的纲领。要是张春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话，他是一定要写出所谓很有力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这个《决议》的。
　　现在的张春桥，该把“企图翻案”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了。这个历史的遭遇，难道不是同样有趣的吗？
　　第二十八章　好多问题　并不是那样……
　　审判完毕后，张春桥才开始系统地看这一段来的报纸。通过报纸上的介绍，他了解了整个审判过程的种种情况。他感到自己没有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也许是个遗憾。他料定江青的发言和她的那份辩护词，是将来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而自己的无言抗议，也将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典型。
　　他已经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最有性格的人物塑造，完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命运的急剧变化，往往把人们的性格搞得不伦不类，难以捉摸，但是张春桥的思想是统一的，完整的。他不是那种两重性格的人，左来左得可笑，右来右得出奇。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信仰，从而把别人的许多成果也掠美了。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谁也难以知道他此刻究竟在想什么？他把自己心灵的窗户封得死死的，没有任何人现在能和他交流什么思想。原先和他谈过话的监管员，现在即使和他坐下来，也只是看着他坐在那里读报。他讨厌任何人！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说起来，你简直想象不到，他在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批判他，其实并没有把他真正看透。后来和他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把他的全部掌握。即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阵子，他以为已经了解了邓小平这个人了，事实证明，不但是他，就是所有的政治局的成员也没有真正认识了他。他们都轻视了他！现在，如果再不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来研究，那就要继续犯历史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时候，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批判：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林总组织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是形式主义’、‘适用主义’、‘庸俗化’。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
　　“他主管中共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在许多部门，安置了许多坏人。旧中央组织部都是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的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一直是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呀，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议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议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小平的老婆跑到罗瑞卿的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组成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杨成武几个人叫作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以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挂钩，去部署什么。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不过硬的，一件一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和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污蔑和造谣，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人的关系不正常，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毛主席的具体实例，不准写罗瑞卿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三鞠躬了。”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的那些人，都是邓小平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要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有点阶级立场吗？”
　　“邓小平在历史上也不是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机的关头，身为政委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搞百团大战，邓小平是支持彭德怀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邓小平很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的战功最大，可是他的态度最谦虚。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方针到每一个具体部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本不是什么国际上的反修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的重大方针、政策以至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的头上……”
　　张春桥看了那个发言稿后，觉得把邓小平说得有点过火，问道：“萧华同志，这样写邓小平是否有点过火？”
　　萧华说：“只有不足，没有过火。邓小平这个人就是有点小聪明，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别把他看得怎么样？”
　　现在看来，这个总政主任的结论完全错了！
　　一九七四年底，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
　　那时，他经常翻阅过去的材料，对邓小平的东西非常注意。但是，他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力量。现在，他才算是真正地对这个人有所认识了。但是，已经晚了。
　　历史是不会给任何一个政治家第二次重大的选择的。许多从材料和文件上看到的，其实事实并不是那样。现在轮到了自己时，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张春桥，一直在思考着邓小平这个人……
　　第二十九章　历史　将会替我辩护
　　两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对张春桥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两年啊。他和江青的死缓，会不会改判？那得取决于整个形势和政治斗争的较量结果。如果形势对中央当局不利，他们是会把自己和江青摔出来，作为杀一儆百的对象的。张春桥有时这样想，而且也是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死虽然不可怕，但是任何革命者也不能去作无谓的死。张春桥这样认为。所以，只要有一分生的希望，就要追求。但是绝对不能以牺牲革命的原则和利益为代价和条件。他对监管员说：“杀我容易，但是要我自己去想着活可难了。我知道，我生存的权力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这些呢？我也不想在公众面前为我作什么辩护，这同样不是我的权力了，我为什么还要在那里争取呢？我相信，历史将会替我辩护的。”
　　“你难道不想回到人民和政府的立场上来吗？”监管人问他。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人民，所以谈不上回来的问题。”这回，他回答得很干脆。
　　监管员再次问道：“你对你的后半生考虑过吗？就打算在监狱里渡过吗？”
　　“我再次说一遍，这不属于我自己所能决定的问题，我回答完全多余。”
　　“党和国家都让我转告你，政府对你任何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都是会欢迎的。我们希望你能为人民再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你能配合政府。”
　　“我已经把我应该回答的问题讲过几次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很累了。”
　　监管员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张春桥，实在感到无能为力了。他认为。这个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注意自己的名节和面子，他极强的自尊心会使自己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去屈服和作他认为是投降变节的行为。哪怕是在整个信仰崩溃的时候，他也不为之所动。他曾经带有蔑视的口气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为了达到自己重新工作的目的，争先恐后地写检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玩弄虚假的骗局，说什么‘永不翻案’，可是站出来以后，又背叛自己的诺言，这样的人是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我实在难以苟同。至于在革命中充当叛徒，写《反共启事》的人，我更不敢认为他们就是什么共产党人的榜样和化身。”
　　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是服从纪律的表现。”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
　　现在，这些人居然一个个都平了反，重新担任了中央的高级领导职务。张春桥几次哼道：“这样的中央还能拥护吗？这样的中央还能服从吗？现在是叛徒的天下，修正主义的天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天下，而不是人民的天下！我是宁死也不屈服的！”
　　随着两年时问的临近，张春桥再次做好了就义的准备。因为他知道，规定的改判条件，是死刑犯在服刑期间有悔改或立功的表现。而他，既没有悔改，也没有立功，连一点他们所需要的认识都没有，岂不是必死无疑了吗？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五日，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到了张春桥面前：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江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缓刑执行期，到一九八三年一月甘五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进行了审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和172之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张春桥，我们履行给你送达裁定书的义务，你应该在回执上签字。”法警和书记员把回执存单递到他面前。
　　张春桥铁青着脸，依然是那副面孔：“不签！”
　　“这只是一个手续，我们好回去交差。你应该签字！”
　　“我已经说过了，不签！这是我考虑好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张春桥的态度依然是那么固执和顽强。
　　法警和书记员只好注明：“罪犯拒绝签字，交给监管员代签字”。
　　他们走后，监管员对他说：“张春桥，你这样做不好，这是给你的改判裁定书，应该由你来接受嘛。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接受了这种处理，这是一种法律的手续。”
　　张春桥把脑袋一扭，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这套什么法律手续，对他们的胡闹，我就是不接受！”
　　“现在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的一切都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嘛。”监管员对他说，“你不要再这样硬顶下去了。江青虽然和你一样，也对政府和中央领导人抗拒，但是她对法律的各项规定还是要执行的。她是利用法律的条文来和政府斗争。这还是聪明的做法嘛。你不该采取这样的形式。”
　　“我是我，我不是江青。”张春桥生硬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况，我就是要这样！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有我自己的做法。我只会选择我自己的斗争方式！”
　　话是这么说，从这时起，张春桥的心明显地比以前轻松得多了。他在放风的时候，用一根树枝默写着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他的字流畅、刚劲，充满生气。监管员没有见过他的书’法，但是他相信，如果给他笔墨，让他在监房里练字，他的书法一定是名列前茅的。监管员看出了他写的内容：
　　“某启：昨日蒙教，藕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呀见恕也……”
　　他佩服张春桥的记性，竟能把北宋著名法学家王安石答司马光的那封历史上有名的信几乎是一字不错地默写出来：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微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为天下理财，不为微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血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止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响往之至。”
　　“张春桥，你以王安石自比吗？”
　　“只是心有相同之处也。并不是简单地比照古人。”
　　“你以为司马光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微利、拒谏四条问题，和你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是不是你和当年的王安石有同样的处境呢？”
　　张春桥笑了笑说：“北宋著名法学家王安石，为了增强冒力，改变国贫兵弱的状况，抑制大地主势力，抗击辽和西夏的侵略，在宋神宗年间，以‘三不足’的精神实行变法。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司马光，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他建议宋神宗取消新法，恢复旧制；又给王安石写信，对他进行攻击和威胁，王安石于是写下了这封著名的信，对司马光给他强加的罪状一一驳斥，表示了他变法的决心。主席和我谈话的时候，多次引用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把信的内容背了下来。我也是受了主席的启发，才认真地研读了这封信。现在，我对法家有了新的理解了。”
　　“可以讲讲吗？”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张春桥说，“我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休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后，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现在也许是个机会了。”
　　张春桥谈到历史时，拒绝和现在的事情联系起来，当然是有他的用意的。现在，他也只好如此了……
　　第三十章　他是否会走向新起点？  
　　改判以后的张春桥，并没有显得有什么变化。当改判的判决书下发给他的时候，他连看都没有看，只是嘴里咕囔着说了句谁也没有听清楚的话，脸上露出了冷漠的笑容。
　　“张春桥，你现在没有死亡的后顾之忧了。可以安心地改造了。无期徒刑对你来说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只要你能对过去的错误和罪行有所觉悟，党和政府会给你一定的机会的。这个主动权可是随时地掌握在你的手里呀。”监管员突然地对他说道。
　　张春桥的眼睛盯住了他，好一阵地凝视。看得出来，他对任何对他的劝降，都有一种深仇大恨般的敌意，他在自己判了死缓之后，曾经高昂起脑袋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终于干完了一件伟大的义务。我感到兴奋，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我自己的使命的。同这样一个伟人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今天，我作为一个已经在肉体上死亡了的人，看到了我的身后的这些，我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
　　他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看过的《毛泽东选集》上，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每当监管员和他谈话，要他对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形势进行表态的时候，他都摇摇头说：“审判我时，我还没有向当局低过头，现在倒想让我低头，简直是异想天开！能否让我对你们说几句话，那得看看你们是否作了什么好事。这也是用事实来证明的问题，而不是要我或什么人给你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回过头来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总有一天，社会和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场革命的。随着刘少奇的平反和宣传他的事迹的文章不断出现，他又回想起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那天……
　　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的报告，他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到了那里还是受到了他们的赶出和打击。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地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个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向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是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张春桥是在录音里听到这个报告的。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刘少完全摆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架子，几次在报告里贬低毛泽东。他见到江青的时候，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你看到了吗？他说话可是太随便了。”
　　江青注意了他一眼，似乎是在随口而言：“我才不管他呢。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我看看他能有多长时间的得意忘形。”
　　这年的九月一日，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的报告。在中央的批语里，刘少奇写道：“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它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江青在和张春桥谈话时说：“那是什么报告，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吹牛而已，没有任何的积极之处。你可以看看这个东西，从里面会发现许多的问题的。”
　　又是十天后，即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刘少奇搞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出笼，江青在上海时连看都不看，随手一丢说：“是要和毛主席比比高低嘛。可以比呀，他自以为羽毛丰满，可以有把握了。”
　　张春桥感受到了江青的不满情绪，但是没有想到这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联系。两年后，一切都清楚了。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人谈话时，提起了当年的那些事情，说：“从刘少奇的报告到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及和他们炮制的那个后十条，都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路线，都是为了把毛主席赶下台而大造舆论的。那时，刘少奇也是要把他的老婆抬出来造舆论。不过她没有什么水平，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黑货。这时，毛主席才对我说：‘江青哪，你该出山了。你在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就从文化上打开缺口，给资产阶级一个措手不及！’有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才敢组织春桥和文元同志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我是做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的。”
　　那天，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谈话一直谈到天亮。他有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了：“江青同志实际上处处都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紧跟江青同志就是紧跟毛主席。”
　　江青口头上虽然说：“不能这么说，传出去

好像我江某人要怎样怎样了。还是应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讲话。”但是，张春桥看得出来，她对这句话实际上是很高兴的。只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确实不能那样讲而已。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是想利用王光美作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块风向舵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完全把江青作为自己推行政治路线的先锋了。他多次在张春桥等人面前说：“江青要比王光美在政治上成熟得多，她根本不能和江青相提并论。江青在政治上的敏感比我有时还要看得准。革命，是要有风险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革命。究竟叫什么，让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来作评论吧。”
　　现在他们当时所说的话，竟然千真万确地变成了现实。他和江青的这两颗脑袋，虽然没有掉下来，但是已经判了死刑。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动作而已。他甚至在出奇地想到，假如毛泽东看到这样的局面，会发出什么样的评论？
　　到了这个时候，张春桥仿佛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人了，丝毫没有半点负罪感和内疚感的表情。人呀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表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太少了！
　　监管员对他说：“你快把你的改判判决保存起来吗，这是你一生最有意义的纪念呀！”
　　张春桥说：“这不是我保存的东西，是历史需要保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选择历史所需要选择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给历史留下一个共产党人的清白和立场。”
　　“你难道就不会有一个崭新的自我了吗？”监管员继续和他盘旋。
　　张春桥说：“历史上只会有一个张春桥，而不会有第二个。我就是要保存着完整的我的形象，不需要搞那么多虚假和伪造。我丝毫不隐瞒我的观点。我过去是怎样的人，现在也就是怎样的人，今后的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倒是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一番曲折后，会更加感受到昨天究竟是意味着什么的。”
　　张春桥的这种信念一直在伴随着他，走过了中国改革的一场场艰难历程。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张春桥从报纸上看到了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报道。他多年来第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好好，这才是真正的事实胜于雄辩呢。如果邓小平不当总书记，我看还有第三次这样的事件。如果说华国锋还斗不过邓小平，那么胡耀邦这些人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我看除了毛主席能把他彻底制服住，其他的人都很难了。这个人将是中国最后的一个……”
　　他知道他说出这些话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没有把他的下半截话说完。
　　是的，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到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了中央一级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突发性的批评和指责。胡耀邦在会上作了检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所以，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的请求，一致推举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并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议；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张春桥对看管他的人发表了评论：“现在的事实继续往下发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的防范完全英明，我们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是诬告他，也不是陷害他，他完完全全是在走着一条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格格不入的道路。而且这个人很霸道，很不民主，总是要在中央搞他个人的权威和地盘。他对华国锋和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就是他和刘少奇曾经想对毛泽东所采取的办法。只不过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一眼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而已。他对我们的指责，越来越证明是为了和毛泽东同志清算的。他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所以迁怒于我们。另一方面来说，只有我们才是真正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将来会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的。”
　　张春桥想起了他和邓小平交锋时的一段往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作了批示后，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事实证明你又错了吧？你这个人总也吸取不了教训。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你张春桥的水平高，你给咱们总结总结吧。”
　　张春桥说：“你这个人老大思想特别严重。你是不会甘心屈服于人的。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你时刻都想复辟过去的天堂。你看到了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心生歹意了。我的这话说的不错吧？你除了毛主席外，其他的任何人都是不放在眼里的。我看你这个样子，你还想在主席百年之后，充当新的领袖。我看你有这个欲望。”
　　他看到邓小平的眼睛里闪出了一丝光亮。随之即逝。他笑了笑说：“小平同志，我看你这个野心是不会得逞的。因为你那一套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前经受过检验，人民不赞成你们那一套。”
　　“我不想和你争论什么。”邓小平说，“政治上的许多事情不是能够通过争论来说明的。而是要实践和时间。这个道理我想你能够接受得了的。中苏大论战了好多年，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列宁主义，还没有最后能说得清楚。你我在这里说得再多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只希望你能在主席面前多说我的一些公道话就行了。”
　　现在究竟是证明了些什么呢？张春桥想，起码说明了他过去说的那些民主和自由是骗人的，他自己从来就不想真正实行。他所追求的是他自己的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恰恰相反，他的自由和民主是建立在镇压别人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的。这就说明了自己对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能瞒得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瞒不了我张春桥！
　　中国改革前进的步伐迈得越大，所遇到的困难和遭受的风险也就必然要大。到一九八九年初春，张春桥通过报纸，饶有兴趣地看到了如下消息：
　　二月十三日以来，西藏的一些人制造了四次游行，有关当局一直采取了克制，进行劝阻和教育。三月五日，他们再次制造了骚乱。他们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号进行游行，并对一些商店、单位和饭店进行砸抢活动，并向武警和公安人员开枪。在骚乱中，一名武警死亡。四十多名公安干警受伤。在混乱中，六十多人的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受伤，十人死亡。为此，国务院总理李鹏于三月七日宣布：自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戒严……
　　张春桥感到中国不平静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和态度注意着局势的发展。
　　就在这年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还没等张春桥从这一事件中醒悟过什么来的时候，便从十八日至二十日爆发了要为所谓胡耀邦平反和悼念胡耀邦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
　　张春桥特别注意研究了四月廿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
　　张春桥对监管人员说：“看到了吧，这也可能就是邓小平自己导致的后果。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从此就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呢？说什么也晚了。”
　　从这年的五月十三日开始，首都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从而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
　　张春桥这时反而出奇地沉默了。不知道他对当前的形势是感到难以预料还是另有什么企图，他不再发表什么看法了。哪怕是对着来看望他的亲人们，他也不再发表什么意见。
　　但是，当他在这个时候听到江青自杀身亡的消息时，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面对着中南海的方向，默默地低头为江青致哀：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六位亲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毛主席再次献出了自己的妻子、侄儿和女儿等亲人。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代伟人。我还是那句话：我张春桥这一生能和你联系在一起，虽死犹生。”
　　这是张春桥说的话。
　　究竟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呢？只有将来问历史和时间吧！
　　张春桥每天还是像刚进来时那样散步，散步。只是他的步伐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吃力。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躺倒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什么也不会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