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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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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7 16:11
|只看楼主
【编者按：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两者是共存亡的。一个社会，有了雇佣劳动，必然存在与其对立的资本，有了资本就存在资本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如果这样的社会，有了雇佣劳动，而没有资本及资本的代言人--资产阶级，那是荒谬的。在文化革命时期，中央里就存在这种人，代表人物周恩来，他们极力保留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制度等雇佣劳动制度，他利用专政手段打倒力图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造反派组织--全红总，并给这个组织扣上了“经济主义”的帽子。周恩来等人到底是维护资本的利益，还是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他属于什么阶级？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棍子扯文革（十二）经济战线的斗争（二）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9ed6bac0102w4rq.html前面说过，六六年底，工人进入早饭舞台。之前说的工人早饭派多为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合同工、临时工。俺们觉得，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允许合同工和临时工制度的存在，这是对专政的莫大侮辱！合同工、临时工们也觉得叔不能忍，于是纷纷起来早饭，成立全红总，直抵总工会，把个没有卵用的全国总工会闹了个天翻地覆。文革派迅速站队，果断对全红总表达了全力的支持。仲尼为首的走资集团自然不会坐等他们壮大，威胁到丫们的走资事业。于是资无双方就操蛋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搏杀。结果是在全红总激烈斗争下，总工会陷入瘫痪；而由于走资集团的奋力抵抗，合同工和临时工也没有获得单独组建造反组织的资格。无先锋没有抓住机会，及时推进合同工、临时工等与正式工里的早饭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这本是无迅速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力量的一次良机，而且，此时的走资集团还未实现整合，正是迷糊之时，因此，无先锋应该坚持把合同工、临时工制度问题上升到全局性政治问题的高度，整合工人组织，给走资集团以致命一击。此后，也一直没能实现工人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而多半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走资派则在六七年七二〇之后迅速开始整合，无的力量越发处于下风。林妹妹挂逼后，各路走资纷纷浮出，走资集团开始着手整顿，其中一个大动作是重建工（会）青（团）妇（联）；奇葩的是，老毛不仅没有反对，而且也跟着当推手，搞神马大团结、大联合。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工人、青年、妇女，早就分裂成对立的派别了；所谓工青妇，就是块掩盖阶级矛盾的裹脚布。工人分裂为早饭派和保守派，青年、妇女，也都分裂为对立的两个阶级。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斗争，就是通过斗争，一派战胜另一派。搞工青妇，就是恢复走资派的机构，因此，实际上就压制了早饭派的斗争。如此一来，全红总的战斗成果几乎被损失殆尽，阶级力量的天平也明显地偏向了走资派。“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1966年11月8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河蟹党屎》）（1966年11月底－12月初，“全红总”近400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合同工，临时工，在文革初期头一次以组织形式发声。本来就是要大联合，搞专政嘛，不搞成全国性的组织，难道还要零敲碎打、各自为战么？可惜这个规模没保住，被资集团搅了屎，否则无疑会成为最具战斗力的工人组织。）江青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河蟹党屎》）（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文革小组站队支持“全红总”。哈哈，仲尼们对待知识分子、走资干部就是和风细雨，工资待遇一律照旧，顺带动一动去掉三高。对待工人，那就是：砍砍砍，踢踢踢，打打打。合同工，随时解雇；临时工，不听滚蛋。这尼玛竟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无产阶级被专政么？）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河蟹党屎》）（文革派直至问题核心：这不是神马方法问题，这完全是路线问题，这是搞资本主义！把你个劳动部长下放，去当当合同工，体验体验生活。河蟹现在不是有神马郭明义这样的工人代表么？丫一个不代表工人利益的代表，要他干嘛！）“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河蟹党屎》）（办公地点……所属单位……全国各地分团……劳动调配部门……最后是总工会。这一系列动作能完成，不正说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吗？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所在的城市发生混乱，你知道要联系哪拨人，占领什么地方，专政什么人吗？全红总，战斗值爆表！）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河蟹党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老板，所在的市县领导人，也享受一下这种待遇？如此岂不是甚好？文革派号召：1.大家都来早饭，要大联欢。2.饭饭照吃，革命照干。）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河蟹党屎》）（“‘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这就是力量。合法吗？无所谓，不愿意签，不签就走人，换个能签字的。社会主义就得铁饭碗。不搞铁饭碗，随时被人捏着蛋蛋，那还算是国家的主人么？）“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河蟹党屎》）（“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 60年到63年的工人数量，60年5044万峰值，降到了63年3293万最低。工业基建规模有那么大，不可能一天之内砍下去，也就是说将有大里的工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存在。“大跃进”表明周仲尼的庸俗经济学路线已经不可能胜任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任，并走向反动。周仲尼变本加厉，索性借机打压无产阶级。尼玛对照苏联30年代的数据，周仲尼的经济管理水平真是低下啊！仲尼最为鲜活地给我们展示了，神马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仲尼搅屎录（九）》已经论述过仲尼在这个问题上的搅屎以及无先锋应对上的失误。“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我们就是要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以前吞了我的，现在都得吐回来！）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1月20日，周仲尼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仲尼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1月以及1968年的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河蟹党屎》）（周仲尼出来表态：“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英特那啥熊要到社会主义后期，条件成熟了再实现。我们看到，“国务院”自始至终是彻头彻尾的走资大本营。）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河蟹党屎》）（“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按照原来办法执行”。走资们眼里，工人嘛，干活可以，千万不能组织起来。苏拉密眼里，这样雇佣农民工，又遣返农民工，就成了城市工人喝农民血的罪证！同时我们也看到，所谓“毛时代”之类的历史概念是多么不适合拿来当一句话的主语。毛时代，那也是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从来没有神马“毛时代”如何如何。而只有“毛时代”走资们如何如何，走社们如何如何，早饭派如何如何，保守派如何如何。左逼右逼们都是半吊子，说话从来没有主语，只有个大箩筐一样的“XX时代”。 这次斗争，毛泽东及江青等无产阶级的领袖，未能敏锐意识到周仲尼之流的搅屎，未能牢牢的坚持把阶级斗争中“临时工合同工”问题提高到全局政治的高度，导致无产阶级基础在周仲尼的反扑下遭到打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全面夺权，彻底歼灭周仲尼之流的大好战机，却被以毛泽东江青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们白白错过了。此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工人阶级专政，竟然连跨省的工人组织都没有，真是奇也怪哉。这么说也不对，后来仲尼们搞整顿，就重建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扒过，介个组织，俺们前面已经说了，丫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环节，而是专政工人阶级的一个环节。此消彼长，一进一出，无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在这之后，无方真正的机会就只剩下了一次，那就是风庆轮事件。很可惜，这一把，又被玩砸了。从此，无彻底丧失机会。横亘在走资集团面前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清除，剩下的，只有华不老实这样的修正势力，已然不足道哉。关于风庆轮事件，博友们可参看本博所贴心左同志的《风庆轮事件》一文。这个事件，可视为资无双方在经济战线的最后一次全面交锋。）我们说，阶级斗争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归根到底”很重要，不然就会把阶级力量对比的讨论庸俗化，抽象化。而且，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是处于变动中的。我们扯一千道一万，都得落实到力量增长上，但是得具体落实，否则就没啥意义。斗争，永远是具体的斗争。力量弱，就要想方设法去加强；而不是借口力量弱，就坐以待毙。任何时候，都要斗争。我们分析主客观情况，正确认识形势，是为了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寻找相应的斗争手段。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斗争形式。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只有正确认识了世界，我们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但认识始终服务于改造。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总结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打击对手的力量。这就是用对历史的认识来服务于现实的改造和斗争。如果结论只是：无的力量比资的力量弱，所以无失败了。这个结论就没有神马意义。失败必然是因为力量弱，但运动是绝对的；力量会随着具体的斗争而发生变化；错误的认识、行动，就会削弱力量，错误越大削弱越严重，反之，就会增长力量。文革开始的时候，资也犯错误，搞内斗，这个时候力量就削弱；在斗争中丫们逐渐清醒，抱团作战，力量增长。我们指出前辈们斗争的失误，绝不是为了神马指责，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历史功绩摆在那里，谁也动不了；我们是为了吸取教训，在现实的斗争中少犯同样的错误，否则，我们的事业就要遭受不必要的挫折，甚至失败，我们说，这才是对革命前辈们最大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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