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简单重复的劳动，没日没夜的工作，绝望而无力的颓废，160多年过去了，现代产业工人依然在黑夜里。）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
(“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准备的“鱼钩”！无产者不上钩他们就会饿死。)
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经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9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经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经卖掉，至少已经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35英镑17先令10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5英镑（34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13-17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工厂里为无产者准备好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