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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社會主義與個人崇拜 [复制链接]

庞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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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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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3-05 22:44 |只看楼主
　　社會主義國家「搞」個人崇拜向來是熱門的反共題材，對於這個話題，本人首先想在定義上面敲打一下──何謂「個人崇拜」呢？我認為嚴格意義上，假如崇拜者對崇拜對象一知半解，盲目推崇，就像基督教所要求的「只要信，不要怕」，以至強迫他人採取同樣的態度，那就算得上典型的個人崇拜；至於崇拜者能夠理解崇拜對象的思想，肯定他，自覺地追隨他並推舉為自己的領袖，那麼似乎只能叫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式各樣的黨派不就是這樣形成的嗎？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另一邊廂，資本主義社會怎麼又對人們迷信宗教，崇拜演藝和體育明星的現象放任自流呢？說到底，那種關於「個人崇拜」的說法無非想污衊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實施封建時代的愚民政策，醜化共產黨人除了個別野心家就是一大埋傻瓜，掃清鼓吹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低俗文化的障礙，總之不要過問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就通通管他叫「自由意志」好了。

　　再者，為國家元首建立塑像，懸掛他們的肖像等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現象，例如英女皇的肖像就常見得很。況且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見得不需要「精神領袖」，一般群眾面對特殊的困難往往會感到不安，唯有相信領袖統籌兼顧帶領着全體一同努力勇往直前，如果不是對社會主義抱有偏見的話就不會以那種方式提出問題了。一句話，如果個人崇拜是那麼容易就「搞」得起來的話，本人強烈建議有那種想法的人不妨親身試試。

　　說句老實話，過往社會主義國家裡頭，群眾對領袖既有盲目的崇拜也有自覺的追隨，多數人的狀態則處於兩個極端之間。馬克思主義主張人民史觀而不是英雄史觀，個人崇拜故然是歷史進步的否定因素，但同時必需承認要徹底克服亦非一朝一夕。關於制止個人崇拜的問題，列寧曾明確表達過自己的態度，毛澤東則在非常矛盾的條件下既利用群眾對他的崇拜發動「文化大革命」，又試圖通過這場運動克服群眾對他多少帶有盲目性的崇拜，以下嘗試就這方面的問題談談個人見解。

個人崇拜的歷史淵源與列寧的科學態度
　　個人崇拜其實與宗教信仰存在一定關係，關於產生宗教信仰的問題馬列作過深入的論述，大致上就是原始社會的時候人們對自然力不理解而作出的自我安慰，而各部落也有自己的圖騰，流傳着祖先開創事業的神話。發展到奴隸社會以後又形式了另一項因素，由於奴隸不能系統地解釋階級壓迫的根源，只知道要以某形式團結起來進行反抗，又或者有意識地掩人耳目，於是往往利用宗教外衣進行組織活動。基督教就是這樣產生的，不過後來被羅馬帝國利用，虛構出一個安慰奴隸們的「彼岸世界」，成功將其改造為傳播「君權神授」觀念的統治工具。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可想而知，對統治者的崇拜現象可謂源遠流長，沒有經過長期的教育根本就不可能改變社會根深蒂固的觀念。

　　蘇聯誕生的時候，歐洲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已發展了好幾百年，對統治者的「崇拜」問題也較早地得到清理；至於俄國則是19世紀末歐洲最落後，封建殘餘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國家，兩者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語。與此同時，列寧十分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所謂「民主」當然不是「普選」這種形式民主，也不是說有了例如「蘇維埃」這樣的人民民主制度就萬事大吉，更重要的是群眾自覺地向壓迫作鬥爭的民主意識。

　　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列寧就特別關注宗教問題，因為復活宗教的活動日益猖獗，反動派指望利用宗教宣傳誘使人民群眾脫離革命鬥爭，而黨內則萌生了「尋神說」、「造神說」、「創造一種勞動宗教」等向宗教神學倒退的動搖思想。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成為反對一切中世紀制度的鬥爭的思想領袖，不僅反對陳腐的、官方的宗教，還反對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種方式建立宗教的嘗試，並為反對各種試圖以信仰代替知識的「信仰主義」以及「實用主義」而寫了一部份量有如字典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就算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以後列寧同樣沒有鬆懈，1920年4月，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為慶祝列寧五十壽辰舉行了晚會，列寧在會上講了話，教導與會者要除舊佈新，不要熱衷於祝壽之類的活動，因為採取不合事宜的方式會成為絕妙的諷刺對象，而且無時無刻都要警惕黨落到驕傲自大的地步。

　　列寧對政敵的評價亦不失公允，他充分肯定普列漢諾夫墮落為孟什維克以前與民粹派作理論鬥爭的貢獻，也沒有辱罵轉到社會帝國主義立場的考茨基一開始就是「混進德國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而後來的一些官樣文章就常常採用那種口吻抨擊叛徒，借以襯托領導人「明察秋毫」，其實立心不良者如果沒有任何傑出才幹和建樹卻能攀上高位能說明的反而是黨的胡塗。

　　斯大林顯然沒有繼承列寧的教導及優良作風，他並未拒絕別人的頌揚和吹捧，也沒有在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機會主義」和「反革命」之間作出必要而謹慎的區分，以致某的異見者在肅反期間橫遭錯殺。這些情況在他死後隨即被吹捧者赫魯曉夫利用並攀上權力頂峰，為西方反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只不過對他的個人崇拜卻沒有能建立起來，第一把交椅沒坐多久就得讓出來了。

中國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
　　中國自古亦有天子「受命於天」之說，由於中國較早過渡到封建社會，官方意識形態沒有停留於「神權政治」的狀態，隨着文化進步而相應發展出一套精緻的儒家思想，通過人倫道德的說教傳播不要「犯上作亂」的觀念，同時教導被壓迫者欺壓地位比自己更卑微的人。因此魯迅在《狂人日記》裡面藉一個瘋子之口深刻地指出儒家典籍上滿本都寫着兩個字──「吃人」，1919年「五四運動」當中，進步青年亦初步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有西方記者在紀實文學當中記述了內戰期間甚至有農民向毛澤東進行跪拜，這就是舊時農民感激解放他們的封建帝王而表現的自發行為。見微知著，這種情況能幫助我們想像中共建國的時候封建意識殘餘會有多嚴重。再加上那時候唯有以蘇聯為榜樣，有的不合理的事情亦照搬過來了，兩者均左右着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

　　最近出版的《戚本禹回憶錄》也提供了能夠反映當年群眾思想水平的一些情況，例如「大躍進」期間農村幹部為了自己官運着想，不惜要求農民勒緊褲頭上交公糧、虛報產量。雖然每天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深知搞高產田、「放衛星」根本是造假，可就是沒有人像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工人一樣上訪告發，要等毛澤東派出工作隊走訪，搞「試驗田」才弄清了形勢，糾正了偏向。這是農民畏於封建「官本位」文化，害怕遭受權勢者打擊報復的表現。

　　另一個例子是「文革」初期群眾為了「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鬧得不可開交，要毛本人出面說自己今天的認識就跟昨天的不一樣了，他的思想怎麼不能「一分為二」，才為「二分論」者解了圍，這裡反映的是多數「毛派」群眾為了維護心目中毛澤東無懈可擊的形象，竟至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作出「修正」，在那種環境底下甚至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也有機會被定性為反毛的「右派」份子。可想而知，群眾的落後性將很容易被官僚集團利用。

　　持客觀主義的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其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中恰當地指出，「文革」前國內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而官僚集團則試圖把毛澤東置於沒有實權的精神領袖地位。這就是說，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各種各樣的形式主義根本不是毛本人搞起來的，那種認為「文革」是毛為保權位而利用無知的紅衛兵整劉少奇的說法也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毛是個戀棧權位或者沽名釣譽的野心家，那麼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任由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傾向放任自流，間中拿幾個小貪官「祭旗」，滿足農民那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落後傾向就可以名利雙收。
  
複雜的社會背境
　　實際上國內形勢是相當複雜的，官僚集團雖則山頭林立，但都一致地將右派當作階級敵人來對付，意識形態「打左燈」掩飾經濟政策「向右轉」；右派知識份子則在反官僚主義的名義下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要與這兩股勢力周旋，所以政治上層大致是種三角關係。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都是首先反對官僚主義，然後才打擊民間的資本主義傾向的。

　　毛澤東未發動「文革」以前亦嘗試過以別的方式與官僚主義作鬥爭，不過收效甚微，因為右派知識份子靠不住，要取代共產黨執政並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實行「民主化」；官僚集團又把中國兩千年官場文化玩得出神入化，57年「反右」擴大化更突顯黨內官僚主義傾向對社會主義教育產生的阻力非常大。三年困難時期過後，毛澤東轉為通過黨領導的「四清」運動發動群眾，可是官僚集團仍然借故整人，遂嘗試直接面向群眾，發動群眾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露社會流弊的「文化大革命」。

　　為避免發生整人的事情，毛澤東早就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也不打算讓軍隊介入鬥爭，以避免演成全面內戰的危險。至於個人崇拜的問題，毛澤東顯然設想過加以利用，「文革」期間他曾回應斯諾說沒有個人崇拜不行，也在別的場合談到過列寧去世得太早，見過他的蘇聯青年不多，所以才大批大批的接見紅衛兵，希望年青人因此能作好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只不過這種意圖亦為另一名官僚主義者林彪所洞悉，於是來個順水推舟，明裡暗裡對群眾的個人崇拜傾向推波助瀾，圖謀以「極左」姿態混到毛去世後才實行政變，但最要害的問題是年青人始終缺乏社會經驗。
  
年青人的狂熱與「文革」初期的混亂
　　最先響應「文革」的是青年學生們，莫里斯•邁斯納指出當時家庭背境不好的青年承受着政策歧視，「文革」給予他們表現「改過自新」的機會，構成了「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基礎；具有革命背境而享受政策優惠的青年則構成了「保皇派」的基礎。官僚集團也意識到運動是衝着自己而來的，於是試圖重演一次「反右」，引導鬥爭矛頭指向當時「八級工資制」底下收入比一般工人群眾高的知識份子。

　　各種因素導致「保皇派」紅衛兵炮製出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血統論」，向他們認為屬走資派的人物進行「批鬥」，亦發生了諸如「忠字舞」、在米飯裡摻沙子「吃革命飯」、砸文物等徒具形式甚至惹人討厭的破壞活動。然而部份「造反派」本身亦存在「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使「保皇派」的立場好像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形勢錯綜複雜，加上兩派當中都有破壞份子煽動人身迫害以及發放武器，使運動逐漸走向失控，很多人在真誠地擁護毛澤東的動機下捲入了越演越烈的武鬥，造成了最嚴重的人命傷亡。

　　本來毛澤東寄望群眾能夠自行糾正偏向的，嘗試以「文攻武衛」的指示力挽狂瀾。不過總的來說，「長在紅旗下」的年青人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認知尚未到位，山頭林立，敢作敢為，再加上官僚集團有意識地煽風點火，形勢一發不可收拾，最終還是要出動軍隊「支左」平息局面，敦促兩派聯合，並間接導致後來林彪事敗出逃。

「文革」的尾聲
　　美國左派學者韓丁建國前曾就解放區某農村的實地考察寫成了《翻身》，1970年代他又再來到同一個地方進行調研，寫成了另一部著作《深翻》，裡頭記述了當地群眾所提供關於「文革」的情況。作者寫道派到當地的工作隊領導是個「紅二代」，她的思維也存在形式主義的框框，愛唱高調，使工作死氣沉沉，反而一個曾經吸過大煙，沉溺過嫖娼的老工人，後來覺悟前非而成為八路軍戰士的成員卻能按照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工作隊的弊病。只是到林彪倒台後全國的氣氛才活潑起來，也改變了該工作隊的面貌，這反映出林彪事件是「文革」的一個轉捩點。

　　毛澤東很可能認識到，憑他的個人威信要搗毀一個官僚集團易如反掌，但是要根本剷除滋生資本主義傾向的土壤就相當困難，而且黨內出現走資派亦非偶然，只要群眾嚮往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仍然存在，那自然會在黨內尋找他們的政治代表。於是意識形態鬥爭轉入了「批林批孔」和「批儒評法」的軌道，一方面為了清理中國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以群眾感興趣的歷史故事和文藝批判講講階級鬥爭的道理，藉此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不要對黨中央或者領導人的指示不求甚解，盲目服從。

　　讀過「批儒評法」的舊書當中不乏出色的論點，不過亦有為數不少的文章內容予人大同小異的印象，好像以他人的文章為藍本作點改動趕潮流或者虛應故事似的，更有某些觀點陷入了形而上學，例如說董仲舒是儒家漢武帝是法家；又例如法家是愛國的、主張統一的，儒家就主張反動和分裂的。如果要舉出更具體例子的話，曾經見過73年的文章判斷曹操「割髮代首」為「地主階級搞欺騙」，也見過74還是75年解放軍某部學習組的文章提出「因為儒家說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所以曹操是堅決反儒的法家」的論點，這可謂發生了認識上的反動；另外，秦國的覆亡也被指為奴隸制的代表趙高搞復辟所引致，好像嚴刑峻法就不會造成壓迫而引起人民群眾反抗似的，而奴隸制代表居然能夠混跡於法家政權內並輕而易舉地推翻受人民群眾歡迎的政策豈不怪哉？

　　雖然當時文章的結論部份都會提一句地主階級始終是剝削階級，所以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儒家，但文章的演繹方式總是很容易令人覺得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一部政權當中「好人、能人」與「壞人、庸人」之間的鬥爭史。有關情況按道理可作兩種合理解釋，一是官僚份子或右派改頭換面混淆視聽，二是群眾並不覺得「批儒評法」的道理是講給他們聽的，或者沒有足夠的判辨能力，機械地執行「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支持」的策略，以致那些形而上學的論調大行其道，將法家的歷史作用抬到了不恰當的高度。

　　個人認為後一種情況是比較合邏輯或者起碼是佔主導的，因為前一種可能很容易被毛澤東洞察而作針鋒相對的反擊部署，而事實上並沒有類似的運動，毛只着人們多讀馬列原著，《紅旗》雜誌75年亦相應提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課題，似乎毛對下面嚴重的唯意志傾向是心知肚明的，但又不好打擊群眾熱情，唯有婉轉地進行批評糾正。  

撥亂反正還是歷史的反動？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短短一個月後「四人幫」就被逮捕。華國峰主政期間意識形態上仍然擁護「文革」否定劉鄧，不過對別的老幹部卻一概採取「保」的態度，同時在哲學上清理了「批儒評法」期間發生的形而上學。其實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發展(農藝知識和農具應用)導致奴隸已有可能獨力經營一片土地，於是在春秋時代末期頻繁地發生奴隸暴動和逃亡，導致一部份貴族有可能收容逃亡奴隸開拓「私田」而演變成地主與佃農的生產關係，這種論點60年代已見諸史學讀物，並在華國峰那兩三年間得到再版的機會。

　　列寧也說過，剝削階級既需要「劊子手」的職能，也需要「牧師」的職能。實際上，到漢代地主階級坐穩江山以後就開始吸收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儒法兩家的界限也就不那麼嚴格了；再者，中央集權或地方割據並不影響經濟基礎的性質，封建制度本身也會導致政治危機，使中央集權難以長期維持，秦漢以後的諸侯割據已純粹是地主階級的內部鬥爭，所謂法家也不過是試圖「補封建社會之天」的「改良主義者」。況且戰國時代的法家人物就常常在「祖國」不受重用而跑到另一國游說，而秦始皇實施的政策客觀上雖然有助於鞏固封建集權鎮壓奴隸主的復辟活動以及抵禦外族入侵，但主觀上他只不過奢望自己打下的江山萬世千秋，扯到愛國與否的問題上確實是牽強的。

　　諸如此類走火入魔的論點統統都受到了批判，只不過全都算到了「四人幫」頭上，把他們塑造成鼓吹「上層建築決定論」的「修正主義者」，並被誣陷借「批周公」含沙射影，要奪總理周恩來的權，把他們當作「地主資產階級」來批判，江青更被指以呂后、武則天自居。到鄧小平上台就露骨地祭起了「唯生產力論」，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往後的審判當中，「四人幫」被當權派連繫到林彪集團那裡去，把他們定性為潛伏在毛身邊妖言惑眾，伺機篡黨奪權的一類陰謀家，同時間接暗示毛是易受擺佈之人，所以林彪時至今日仍是翻不得的「鐵案」。

毛澤東反對個人崇拜並非沒有重要理論意思的「謙虛」
　　有的左派將資本主義復辟的責任完全歸咎於走資派搞陰謀，採取反革命暴力上面去，其實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何以未經大規模反抗就嘎然而止，再者，試問走資派不搞陰謀詭計還搞什麼呢？個人認為最致命的是當時包括「四人幫」在內的「毛派」鬥爭水平並不足以支撐大局。

　　上層方面，毛曾經批評過江青有野心，批評「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規勸過他們不要搞成小宗派，這反映「四人幫」的作為很有可能將部份「毛派」推向了對立面，戚本禹被江青懷疑搞她黑材料而陷獄就是一例，只是戚始終忠於毛才沒有在審判當中為求自己開脫而對江青落井下石；「四人幫」也被「生產力是否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這個次要的問題吸引過去，以致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未達到要害之處。

　　其實列寧並沒有將資產階級的事物簡單地予以一概否定，他強調左派要善於吸收資產階級的成果並貫徹自己的路線，而「新經濟政策」之所以必要，乃由於當年蘇聯經過國內戰爭的破壞，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甚至工人群眾亦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滿而觸發零星的暴動，於是才對資本主義作不得已而有限的讓步，可是中國根本不存在那種形勢。

　　至於下層，毛早就指出過「國內有90%、80%、70%馬克思主義者，亦有10%、20%、30%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更深入的說，中國社會主義高潮期間群眾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認知似乎不幸陷入了俄國革命低潮期間一度滋長的「信仰主義」，誤以為毛的認識已達致絕對真理的程度，於是認為辛勤勞動加上信仰毛澤東就等於「社會主義」，把他反對個人崇拜的指示視為沒有重要理論意思的「謙虛」，這就產生了一個弔詭的悖理──既然毛澤東反對個人崇拜，那麼群眾不顧他的指示偏要去崇拜他是否屬於某種意義上的「反毛」表現呢？

「毛派」只是個籠統的「範疇」
　　某些「文革」過來人的表現能夠加強這樣的印象，首先就是戚本禹竟落入了「國家主義」的陷阱，認為中國應該通過「一帶一路」與美國對抗，而他的回憶錄也充斥着唯心的觀點。曾經擠身中央，至死仍然擁護「文革」的人物認識水平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下面的情況肯定更為不妙。其次就是目前某些仍然活躍於民間的「造反派」，他們對馬列原著所知甚少，抱有一種「擁毛的就要團結起來」的願望，熱衷談論黨內哪個人物具有回歸「文革路線」的傾向，面對當前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一籌莫展，以至沒有實權卻比當權派更起勁地「喊打喊殺」，表現出一副「不准阿Q革命」的官僚相。

　　他們有時也確實會感覺到口頭上肯定毛澤東的群體當中存在着嚴重分歧，可就是沒有能力進行階級分析，以為只是某派「旗手」的個人素質問題，想出風頭，對毛不夠忠誠，信仰不夠堅定，為了維持表面上的團結只好迴避分歧，縱使毛早就總結了「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的經驗，而且好些舊書裡頭都會把馬克思的一句至理明言當作毛的原話來引用：「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情況反映這樣的「毛派」當年之所以成為「造反派」純屬歷史的偶然，而不是真的具備判辨政策階級意義的能力，毛澤東絕對有權像馬克思那樣說一句「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其實「毛派」只不過是個籠統的範疇，彼此之間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可以很不一致。如是者，我們不難想像毛在生時下面的積極份子故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可是毛不在以後也就難免失去方向不成氣候了。個人估計當年「四人幫」代表的是一群具唯意志傾向的「毛派」，而華國峰則代表了一群不滿「四人幫」的知識份子，這一批半馬克思主義者急於聯同走資派扳倒前者。

　　由於「四人幫」並不具毛的崇高威信，當「擁毛」的華國峰整「擁毛」的「四人幫」之時，多數群眾就搞不清是什麼回事，於是一下子就變天了。只知道「兩個凡是」的華國峰把「四人幫」定的案件一概推翻，這就大大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上各色壞份子藉着「揭批查」肆意反攻倒算，走資派得以從上到下全面奪權而迅速坐大，最後連「英明領袖華主席」也被踢出了權力核心。

結論
　　資本主義的復辟對我們無產階級是個慘痛的教訓，但決不是把所有責任推到走資派身上，就能夠令痛恨這個假共產黨的群眾重新擁護社會主義的。再者，假如左派自身無法對「文革」的經驗進出合乎唯物史觀的科學分析的話，那就怪不得右派替我們在群眾的疑問之處上面說三道四。以上是本人最近幾年的讀書心得，希望能對「文革」研究引起拋磚引玉的效果。無論如何，既然「四人幫」鬥不過人家，我們首先還得總結教訓，把階級鬥爭的規律弄個一清二楚。

　　其實當年走資派是軟硬兼施的，上層方面，「清理三種人」與「不換思想就換人」就構成對「毛派」打擊與招降的對立統一；下層方面則利用了群眾的落後性有計劃地分化瓦解逐個擊破。他們首先恢復高考利用知識份子做輿論，然後穩住工人對農民下手。「三來一補」吸引外資設廠確實擴大了生產規模，還不能說公有制就此瓦解了，只是經濟特區已對農民產生了吸引力，農民不再願意留在農村艱苦的環境，解散人民公社就不會遇到什麼阻力。小農經濟和僱傭勞動恢復了，工人階級喪失了組織能力也丟了同盟軍，那自然無法抵禦反動派90年代的全面進攻。

　　其次就是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某的左派仍然熱衷於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忌日的活動，紀念當然是可以的，尤其是內地那種專制的環境下更需要以這類活動作掩飾。不過這樣總讓人感覺在搞形式主義，「黔驢技窮」，可憐可笑地呼喚「救世主」重臨人間；或者試圖以舊時農民革命的方式，單憑擁毛的信念進行宣傳鼓動和組織建設。另一方面，有的左派雖然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世界觀卻未完全擺脫「經驗主義」的影響，一廂情願地指望重演中國過往「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經驗，並未考慮到客觀形勢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決不能對當前的工作產生指導作用。

　　第一，如果農民工並沒有在經濟鬥爭當中得到鍛鍊並以工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卻各自返回農村謀生，那只說明他們的覺悟水平甚低，我們既處於「手工業」狀態而他們又分散各地的話，那麼工作只會倍添困難。第二，「農村包圍城市」也不是中國革命的起點，當年中共成立的時候中國已經歷了十多年的國民革命，而且共產國際通過國民黨間接在物質上為中共提供了莫大的援助，這些條件都是當前不具備的。第三，當今通訊和交通非常發達，如果貿然發動零星的武裝起義無異於自取滅亡，請來反動派撲滅革命火頭。因此，我們根本不得不退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起步點上伺機而動。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毛澤東時代之所以「主席一揮手，群眾跟着走」，很大程度與毛在解放戰爭當中建立的個人威望和群眾的崇拜有關，「文革」的失敗也由於當時多數進步群眾未能克服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缺陷，弄不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以至毛逝世後便無力與走資派爭一日之長短。總而言之，設想以毛澤東作為精神領袖就能夠推動群眾積極投入鬥爭並將名哲保身的「國家主義」者「收編」過來的「實用主義」態度殊不可取，我們必需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建設現代化的無產階級政黨，努力不懈地教育群眾，並通過經濟鬥爭把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
最后编辑庞某人 最后编辑于 2017-03-05 22: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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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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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3-06 09:52 |只看该用户

（1）封建残余。
（2）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建立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个现象是当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7-03-06 1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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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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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3-13 00:54 |只看该用户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合理性，要讲现实，但不能把特殊当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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