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某网友提出的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致说法。我提出如下看法。
孟子生活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也就是生活在地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尤为彻底、尤为成功。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以法律的形式废除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度，开垦荒地，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
商鞅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打破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地主的政治势力。
商鞅变法，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什伍连坐”，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为地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打下基础。
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为发展经济，壮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一下子从六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强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为何强大？其原因在于秦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同时也代表着奴隶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说“民”在秦国已经消失。（“人”和“民”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两个不同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民是奴隶。）。
在这个大革命的时代，孟子步孔子后尘，周游列国，给各国君王布道，宣传其主张，和他老师孔子一样，四处碰壁,后来自己跑到了书斋里著书立说了。
在大革命时代，孟子的主张为何当时受到冷遇呢？主要是孟子宣传的“仁政”和“德政”用处不大。其学说反而成为反动奴隶主阶级保护旧制度的思想武器。在秦国变法中，遭到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世袭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们理论基础就是祖宗之法不能变，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关系不能动摇。为了与商鞅抗衡，甘龙、杜挚提出秦国的施政方针就应该是“仁政”和“德政”。也就是说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关系不能改变，能够改变的是可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调和。如同今天无产阶级要革命，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异的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一方面面对不断地扩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而做一些修修补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官员们向社会宣传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一样的荒谬。
在当时，孟子对梁惠王和齐宣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时候，在西边的秦国已经实现了奴隶的解放，“民”们已经不是奴隶主的工具，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成为了有土地耕种的自由民。此时，抛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调和论，不是与秦国的反动派甘龙、杜挚提出 “仁政”和“德政”一个路线吗？
在奴隶制社会土崩瓦解的战国，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存在，为了阻止奴隶阶级（“民”们）的彻底解放，孟子抛出“民贵君轻”论，无疑是反动的。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孟子学说（或其他学说）有着多么大差别：
马克主义学说基本要点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观察社会和历史基本点。在阶级斗争历史中，新阶级替代旧的阶级是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新的生产方式，代表新生产方式阶级逐步代替旧生产方式的阶级的历史过程。
阶级斗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无产者联合起来，实行民主，对反无产阶级革命者实行专政也是冲着这个目标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