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复制链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开篇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年毛泽东写篇文章，就是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为中国革命寻找革命力量。也就向革命者说明中国革命依靠谁、打击谁、团结谁，哪个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比较积极、革命性比较彻底坚决，哪些是反动腐朽的没落阶级，是革命消灭的对象。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当时的革命者开展革命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现在，有很多人也在写现代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中不仅存在概念、判断和结论不准确的问题，而且对目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尤其对工人阶级的分析也非常简单，至于反动阶级的腐朽性与反动性，革命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与彻底性，革命力量具体在哪部分工人中，都没有明确地指出来。只是简单机械地得出产业工人比过去壮大了的结论，笼统地指出中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应当依靠这个阶级。这样的分析不仅对革命工作的具体实践没有科学的指导性，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甚至还会因为找不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被反动派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而迷失方向。

例如，有文章曾经这样说：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队伍(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从2003年的3亿300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5亿700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从2003年的44%增加到2015年的74%。中国社会正在愈加明显地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潜在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是领导阶级，在未来的阶级大搏斗中它仍然会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展示出自己无穷的力量。

目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至2015年已经达到57000万人。这个判断实际上就是向人笼统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仅壮大了，而且每个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工人都具有革命的潜力，未来的中国革命就靠这57000万人来推动了。事实是这样吗？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革命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总人口为136782万人。其中，1－14岁以下22538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65%；15－64岁之间10046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3.4%；65岁以上1375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15%；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还指出，2014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79690万人，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其中第一产业22790万人，第二产业23099万人，第三产业31364万人。

《统计年鉴》在“主要统计指标解释”中如是说，所谓“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具体指年满16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1小时（含1小时）以上的劳动或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的人口。”由此可见，在77253万的“就业人员”中，显然包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的官僚政客、各级公务职员（约4000万人①）、军警特务、协警与保安（约800万人②）、工商业资本家及中高级管理、营销、攻关人员（约22444.3万人甚至更多③）、金融保险、证券、期货和投资公司（约762.7万人④、教师教授（约1550.9万人⑤）、科研院所（约2898.17）、医疗卫生和防疫（约1023.4万人）、文化娱乐及制造（约519.72万人）等等，共33999.19万人，占上述“就业人员”总数的44.01%，占人口总数的24.86%。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带圈数字序号注明的数据是根据当局公布的另外一些资料推算出来的。例如①注明的公务员4000万人：2010年0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该书在谈到少数民族事务时如是说，“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根据这一数据，那么全国各级干部总人数＝290万÷7.4%＝3918万人。干部的范围比较广泛，但不包括编制内的工人、打字员和司机等等；公务员的范围虽然比较狭窄，但是只要在编制内，即使工人、司机或打字员都属于公务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看作两个大致重合的集合。根据目前情况，2014年公务员至少在4000万人以上。没有注明的数字是根据《统计年鉴》中其他数据推算出来的。其他不再一一注明。

上述数据中还不涵盖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统计数据的全国各地的城管、邮电通讯、体育竞技、软件编写以及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临时工等等。如果加上这些没有确切统计数字的人，那么中国目前的产业工人最多占到当局统计年鉴所谓77253万的“就业人员”的不到一半，就按一半来说，也不过38626.5万人。

目前中国的产业工人基本上分布在三个产业部门中。假如按照当局统计年鉴统计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全部当成真正的工人阶级——也就是把第三产业的剥削者也算在工人阶级之内，那么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人就只剩下（38626.5万人－31364万人＝）7262.5万人。这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

第一第、二产业中的工人，大部分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因此只能站在生产线上，或者生活在工矿井下，或者生活在资本家的农场里从事非人的劳动，而且这些产业工人又非常集中，便于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同时，因为他们被整个社会压在最底层，不仅受着资本家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也遭受各个阶级的歧视。这些人最渴望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不仅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也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他们一旦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斗争，就能够形成震撼统治阶级统治基础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大家试着想想就可以知道，一但他们停止粮食、油料、衣物、水电和煤碳等生活必须品的生产，那么整个国家将会进入怎样的局面？

第三产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服务业”。除第一第二产业和少数因体力、智力、技术或肢体残缺等原因可能失业外，统计年鉴所说的就业人员中，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技术从事建筑安装、维修、快递、导游、广告、环卫和园艺等工作。这些人的生产劳动虽然没有使社会财富增长，但是受分工的限制，他们一方面通过为不同阶级的人提供服务谋取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很大一部分剩余劳动又被这些行业中的大小资本家和业主无偿占有，受着资本家或小业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此，就其阶级属性来说服务业的工人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服务业的工人虽然是第一第二产业工人的4倍还多，虽然他们跟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人一样深受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但是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与彻底比第一，尤其是与第二产业的工人相比就差得远了。因为在服务业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大都掌握一定的技术，都能够独立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生存，在剥削阶级的精神奴役下很多工人都还在做着个人奋斗的春秋大梦。不仅如此，这些工人分散于各个行业，与资本家的斗争也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式的，既不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不利于组织起来与敌对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且很容易遭到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的破坏和瓦解。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服务业工人曾经开展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斗争。这些工人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只能等到革命高潮到来时才能加入革命的洪流。当然，这不是说服务业中的个别工人不能率先觉悟起来并成为革命战士。

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消除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他们的威胁，使他们的阶级统治万古长青，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企图扩大就业面积消除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资本家开办桑那浴池、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宾馆、疗养院、赛马场、音乐会、贵族学校和航空公司包括高速铁路等，把一部分失业人员吸入“非物质”生产部门，创办职业技术学样使相当一部分拥有专业技术或其他特长的人进入高档服饰、名烟名酒、名车名表及高级化装和保健品之类的“奢侈品”生产部门；支持一些具有可视化艺术特长的人专门从事金银、珠宝、钻石、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等“物化债券”的生产；而具有现代电子技术特长的人则可以进入枪炮、弹药、装甲车以及对人和物进行监控的器材和可以用于战争的航空航天、导弹巡航、卫星定位等“暴力工具”及其附属品的生产部门。

这部分人虽然受着资本家和业主对他们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但是他们跟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侍从以及他们豢养的家丁、卫士和打手一样，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专业技术任劳任怨，甚至服服帖帖地为官僚政府和资本家生产“奢侈品”、“物化债劵”和“暴力工具”，以此谋取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心甘情愿地帮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宣传个人奋斗、勤劳致富等剥削阶级思想文化，欺骗、愚弄其他劳动者。就其阶级属性来说，他们跟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工人一样，依然是资本和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是现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其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来说，尽管他们的工资收入比从事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业”生产的工人更丰厚，生活状况也比他们更优越，但是他们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的程度则比普通工人沉重得多。

不难理解，在工作日限定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保持自己的利润不变或更快增长，就不得不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既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比如在8小时工作制下，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各为4小时，那么剩余价值率，既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就是100％。如果工作日仍为8小时，采用先进技术必然会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由4小时缩短为2小时，而剩余劳动时间也相应地由4小时延长为6小，剩余价值率就由原来的100％提高到300％。因此显而易见，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支付给某个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越高，从该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沉重。

按道理说，从事“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生产的工人革命积极性应该比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人更高，革命意志也应该比他们更坚决，更彻底。然而事实上，这部分人总是以自己的劳动力卖得比经常站在生产线上熬夜的工人高几个百分点而自豪，总是以为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鸿沟彻底抹平了，可以爬进上流社会跟资本家平起平坐了。因为无论他们的生产活动还是日常社会生活，始终被资产阶级所包围，因此他们不仅羡慕而且还模仿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心甘情愿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奴役，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逆来顺受，甚至赞美自己的奴隶地位。

因此，这部分工人的革命意志不仅非常薄弱，革命性既不彻底又容易动摇。在一定情况下，一旦他们安逸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受到革命的威胁，爬进上流社会的美梦被残酷的阶级斗争所粉碎，他们中的某些人便会立即跟资本家结盟，与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工人阶级对抗，成为反对革命的工贼。

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时就批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革命。

从革命的对象上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像以往的革命那样保留着剥削阶级，而是完全彻底地消灭剥削阶级以及剥削阶级生存和再生的物质条件，包括一切寄生在剥削阶级肌体上的各种腐朽没落阶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与文痞。从革命的内容上看，无产阶级革命不像以往的革命那样，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例如封建地主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而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私有观念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彻底砸碎维护私有制、维护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这些区别很多人都是清楚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也是毫无疑问的。至于采取什么方法、手段或策略，依据什么力量夺取政权就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了。因此，我们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应当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来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一切形式的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依靠或借重于其他阶级和旧的国家机器，而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自己阶级的力量。例如地主阶级革命主要是依靠了解放出来的农民和大批奴隶战胜了奴隶主阶级，而这个革命阶级中相当数量的人除了出身士阶层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出身于日益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就是奴隶制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手中都有兵权，有的还有私人卫队。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依靠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然后把旧有的警察、军队和法庭等国家机器继承下来并在社会上招募被社会各个阶级淘汰出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补充进军队用以保卫胜利果实。例如，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上世纪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按其革命的性质来说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的具体任务，在依靠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首先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并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借重于旧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完成阶级斗争的任务，这些都是受当时历史的客观条件局限的。尤其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到1949年还不到500万人，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在政治思想和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中国革命就不得不与农民建立联盟并在旧的国家机器中寻找革命力量。南昌起义、百色起义等等都是最突出的例证。俄国十月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虽然相对于中国来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在进攻资产阶级的堡垒冬宫时，依然借助了沙皇武装部队的力量。

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大部分领导干部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们必然会把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同时，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队伍，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参加革命的目的和革命后实现的愿景也就不会全然相同。这些情况势必会扭曲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一方面导致阶级阵线更加复杂，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短时间内很难看清每个人的真面目；另一方面，由于革命队伍中阶级利益之间的差异，真正的革命者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必然要从革命大局出发，誊出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时间来处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这势必会分散革命的力量，进而阻碍革命进程向前发展。

在阶级战争中，面对困难和艰苦的条件，尤其是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由于暂时的共同利益大于各自的阶级利益，这就决定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级利益的人有可能把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暂时执行彻底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政策，例如苏联国内战争中执政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国革命过程实行的供给制等等。一旦革命胜利之后，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彻底解除之后，革命队伍中不同阶级的人要求分配革命红利的愿望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表现出来来，例如特权思想、等级制度（军衔制、工资制）和官僚作风等等都是这种思想具体的表现形式。当革命群众要求他们继续革命，砸碎特权和等级制度，革除官僚主义思想时，那些躺在功劳薄上的所谓老革命、老干部们就不干了，就反对革命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这些经验和教训，更主要的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从方法、手段和策略上考虑，就不能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解决。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来。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艰苦卓绝的工作把工人阶级组织和发动起来，使之组织成统治的无产阶级，并在工人运动发展到一程度的基础建立工人自己的革命武装。毛主席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目的就是防止敌人在危急关头或者困难时期卡我们的脖子，按照老百姓的话就是以免敌人揩我们的油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国革命胜利后取消了“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和“军衔制”，都是对革命队伍中不同阶级的“革命者”要求分享革命红利这一利益诉求的暂时妥协。不然的话，革命工作就无法向前推进。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排除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方法。只是希望人们更加明白，指望其他阶级的帮助，或者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淘汰出来的官僚们，都是急功近利或者不切实际的空想，更不能指望统治阶级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或者依靠资产阶级军队的兵变建立所谓革命的常备军。学运、兵运和农运等工作，必须建立在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既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具体尝试，也是工人阶级实现阶级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否则，我们依然摆脱不了以往那种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形式的历史局限。东欧、苏联和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1883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再也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革命，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从每一件具体的小事开始，积极发展和培育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并在改革生产关系、改变生产方式、消灭商品生产的革命斗争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每座城镇、每个工厂、村庄和学校，直到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有能力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也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同其他民族的工人阶级一道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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