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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货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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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弄懂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红字部分为学习心得


关于“劳动货币”


马克思在1867年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有这样一段话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意这段话的注释:
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就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各页[54])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关于“劳动货币”,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中国学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既保留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又空想着消灭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格雷、普鲁东提出“劳动货币”的构想无疑成了苏联的修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中国照搬了苏联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分为两类,在城市工业企业,
工人领取的是工资。在农村合作社,农村社员领取的是工分。工人领取的工资就是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对立的是国家资本,但苏联"社会主义"者中仍然把工人的工资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农村社员领取的工分,就是马克思批判的“劳动货币”。工分具备了马克思批判的“劳动货币”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农业合作社生产出的粮食及农副产品是商品,商品必然存在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第二,合作社员领取的工分是按照“劳动时间”进行计算的,这两个要素决定了社员领取的工分就是格雷、普鲁东提出的“劳动货币”的实践。
在这段注释中,马克思把欧文搞的劳动券与格雷、普鲁东提出的"劳动货币"做了比较,点明了欧文的劳动券不是“货币”,这是由于欧文的劳动券以非商品生产为前提,这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消灭商品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一致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中国则是萧规曹随)搞的在商品生产方式下的所谓“按劳分配”,完全坠入“劳动货币”的陷阱中。)

 
在注释中马克思又提醒我们关注1859年版《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关“劳动货币”的内容。再摘抄相关论述:
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由约翰·格雷第一次加以系统地发挥。他主张国家中央银行通过支行来确定生产各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以自己的商品换回一张正式的价值凭证, 即换回一张表明他的商品包含多少劳动时间的收据;而这种代表1个工作周、1个工作日或1个工作小时等等的银行券,同时又是领取存放在银行仓库中的其他一切商品中的一个等价物的证据。这就是他的基本原则,他把这个原则的细节研究得非常周到,并且使这个原则处处适合英国各种现行机构。在这种制度下,格雷说: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生产将同需求相等而成为需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贵金属将失去它们对其他商品的“特权”,
将在市场上与黄油、鸡蛋、棉布、花布并列,取得它们应有的地位,它们的价值不会比金刚石的价值更使我们关心”。
我们应该保持我们想像出来的价值尺度——金,从而束缚一国的生产力呢,还是应该改用自然的价值尺度—— 劳动,从而解放一国的生产力

我们看到格雷强调中央银行确定每个商品的劳动时间,从而规定每个商品的价格。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同样如此,商品的价格由国家机关制定,定价的依据基本按照格雷的“劳动货币”的构想,又人为地掺入“计划“经济的因素,即加入了提高某种商品“价格”、压低某种商品“价格”以及“价格”补贴来调节商品生产。为维持工农业商品的”价格“体系运行,官僚者阶级搞出了四个职能部门进行控制: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物价委员会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商业部门,这无疑加强了官僚者阶级对广大劳动者阶级的统治和压迫。


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内在尺度,为什么除了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另一种外在尺度呢?为什么交换价值发展成为价格呢?为什么一切商品都用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估计自己的价值,因而使这一商品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变成货币呢?这是格雷应该解决的问题。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去空想商品能够直接当作社会劳动产品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它们是什么,就只能当作什么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直接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私人交换过程中通过转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或者说,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个人劳动的全面转移才成为社会劳动。但是,既然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直接当作社会劳动时间,那他就是把这种劳动时间当作共同的劳动时间,或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银,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使用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也就会消灭。然而,这决不是格雷的本意。在格雷看来,产品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格雷指靠国家银行(中国则依靠计委、经委、物价委和商业局)来实现这个虔诚的愿望。一方面,社会通过银行使个人不依赖私人交换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又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继续生产。因此,这里的内在逻辑迫使格雷一个又一个地废弃资产阶级生产的条件,虽然他只是想把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改良”一下。这样他就把资本变成国家资本,把地产变成国家财产如果仔细地看一下他所说的银行,就会发现它不仅一手收进商品和另一手发出对提供的劳动的凭证,而且还调节着生产本身。格雷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中小心翼翼地想表明他的劳动货币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在这里他陷入了更加尖锐的矛盾中。
(马克思对格雷的批判,何尝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格雷的设想变成了苏联的现实---国家资本主义。一旦生产出的产品是商品,必然存在价值和价格的对立运动,即通过市场价格竞争摆动以实现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格必然以货币形式来表达。企图保留商品生产和交换,又企图对“货币”改良一下,空想地搞出一个“劳动货币”,并通过国家资本、国家财产方式控制和调节商品生产本身,必然陷入更加尖锐的矛盾中。)

每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这是格雷从他的不充分的、因而是错误的商品分析中得出的理论。“劳动货币”、“国家银行”和“商品堆栈”的“有机”结构不过是一种幻影,使人误认为这种教条是支配世界的规律(计委、经委、物价局和商业局这些国家机构,同样不过是幻影,苏联的“社会主义”者误以为这种教条是支配世界的规律,“幻影”最终被商品生产及交换的规律所碾压。)。关于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这种教条,当然不会因为有一个银行相信它并按照它经营就会变成现实。相反,在这种情形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格雷的著作中所隐藏的、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就是劳动货币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空话,它用来表示下面这种虔诚的愿望: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被英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有些在格雷前,有些在格雷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了。但是,把贬低货币和颂扬商品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来认真宣传,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货币的必然联系,这要等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学派来完成了。

(欧文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诚心诚意地希望实现这个“虔诚的愿望----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格雷和普鲁东则退了一步,在不了解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基础上,把“贬低货币和颂扬商品”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来认真宣传,并企图通过”劳动货币“来”消除“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而苏联“社会主义”者们则退了更大一步,把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当成“社会主义”必备要素,用国家资本控制来调节商品生产,然后官僚者阶级以国家资本代言人角色对全社会商品价格做阎罗判官,人为定价、人为价格补贴,这样必然陷入更加尖锐的矛盾中。到了改革开放前,官僚者阶级对控制各类商品价格倍感吃力、捉襟见肘了,官僚者们不得不说:“1957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价格管理体制也越来越集中,排斥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偏低,内部比价不合理;工业产品价格高低悬殊,企业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起跑线;有些商品价格购销倒挂严重,如改革之前实行价格补贴的粮食、絮棉、食用植物油、边销茶、农用柴油、农业用电等近10个品种,补贴金额1978年达93.86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总支出的8.4%;各种差价管理偏紧,有些商品取消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实行全国一个价,品种差价也难以体现;部分服务行业的收费标准偏低,致使服务行业发展缓慢;等等。各种价格及服务收费标准严重扭曲,致使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难以反映供求关系,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系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关系难以理顺,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新中国经济60年》刘仲藜主编)。为维持商品生产继续进行,为了维持官僚者阶级的统治,官僚者阶级进行了赤裸裸的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脱掉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遮羞布),把他们拥有的国家资本的政治权利转变为财产的直接占有,工人阶级则默认接受了这个转变,并成为“改革开放”的炮灰。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消灭商品生产,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道路,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在苏联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被迫成为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奴隶。)

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中对洛贝尔图宣扬的“劳动货币”进行了无情地批判,我引述如下:

马克思不论在反对蒲鲁东还是在反对格雷的时候,都极其透彻地批判了这种空想,因此,我在这里只就洛贝尔图斯所特有的对这种空想的论证和描绘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洛贝尔图斯把经济学概念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授给他的样子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到要加以研究。他认为,价值是

  一物同另一物相比在数量上的值,而这个值被理解为尺度

  这个说得轻一点也是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致像个什么样子,却决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可是,洛贝尔图斯关于价值能向我们说的全在这里了,可见,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瓦格纳先生称赞不已的抽象思维能力,以三十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的代价“是劳动”,而且仅仅是劳动,以及为什么是劳动,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劳动也是按照经济学家们那里的样子被盲目地接受下来的。不仅如此,洛贝尔图斯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是劳动还是非常笼统地当做“成为代价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一天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了十天,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耗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量上,还是耗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但却在数量上是多于需要还是少于需要,——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斯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了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苏联“社会主义"者们何尝不是才社会瞭望台俯瞰各生产单位生产者的关系!),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一针见血!”劳动货币“是乌托邦。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大大地发展了!)而对劳动的创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抽象思维能力只是通过最具体的思想空虚才揭示出来的。
  过渡到乌托邦的事,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规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途径,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经济问题。洛贝尔图斯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鲁士人,求助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苏联“社会主义”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践更接近洛贝尔图,格雷和普鲁东是设法通过人们自发的市场行为来实现“劳动货币”的构想。苏联“社会主义”者和洛贝尔图则通过国家机关的“规定商品”价格+国家机关制定生产计划+强制性的征购商品或调拨来完成其空想的“社会主义”。)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规定”了,但是,这绝对没有规定出洛贝尔图斯痴心妄想的对这规定的首创权。相反,格雷和布雷以及其他许多人早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们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只按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规定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贝尔图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纸币,预支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再用他们得到的劳动纸币购买产品,于是劳动纸币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得多么奇妙,我们应该听听洛贝尔图斯本人说的话: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末,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货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货物所耗费的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无论谁交出一件耗费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这表明或者证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同他实际交出的一样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票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像得多么广阔,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页
(很完美的空想的建立在”劳动货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和分配!但要落实洛贝图斯的空想的“劳动货币”的社会主义,就得通过国家强力机器规定每个商品的价格(即洛贝图斯空想的“劳动货币”的价格)。而按照商品生产和交换规律,商品的价格是不断变动的,价格要与商品的价值达成一致,需要市场充分地竞争才能实现。如果要进行市场竞争,那么国家强力机器规定每个商品的价格则是多余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了使国家规定每个商品的价格能真正有效,只有限制市场竞争行为,而如果限制市场竞争,商品生产计划者就变成聋子和瞎子,他们不知道人们群众到底需要什么功能、款式和质地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某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官僚者阶级只有按照官僚者阶级的意愿一刀切地去组织生产商品和规定价格了。但是,人们依然会自发地寻求商品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黑市”和“走后门”现象就雨后春笋地冒出来了。)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末,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幼稚天真、透彻明净、可以说道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说出关于劳动货币乌托邦的痴话。既然对于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没有一个价值对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计算下来连一丝一毫余额也没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连资格再老的国库出纳处的会计也不能找出丝毫计算上的差错。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引述,作为批判“苏联社会主义者”用“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修正主义空想代替科学共产主义的论据)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来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恩格斯这段清晰说明,只要你是生产出的是商品,就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才能发现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社会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得到满足,商品生产的分工与协作也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得到调节。而既保留商品生产,又要限制市场竞争,必然阻断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必然扭曲商品的价值,最终,市场经济规律必然冲破这种限制。)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恩格斯说:“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却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道路,并且标榜这种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并且理论化,这种大胆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法,其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
  第二、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斯等人代表着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者。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末,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X,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苏联和中国的官僚者阶级也会得意洋洋对大家说,我们官僚者阶级日理万机做的商品生产计划完全能够满足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但老百姓体会的是物质短缺,或消费品品种样式单一,满大街上人们的着装只有一个颜色---蓝色。)
  现在,我们再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表现——用他的空想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注: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还是这样。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贸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现,则经常的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波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起落把世界市场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之生产的市场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甚至艾曾巴尔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贝尔图斯呢。(只要存在商品生产方式,必然存在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调节商品生产的杠杆,苏联和中国在商品生产前加上“计划”也同样如此,中国60-62年困难时期就是一场大的经济危机,77-78年中国有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商品生产盲目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趋于同步。)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贝尔图斯径直用“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顶多只提到了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和怎样创造、从而决定价值并成为价值的尺度,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的需求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会使他遇到一个问题: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是怎样适应社会的总的需求的;而同时他的整个乌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他的确是宁可“抽象”,亦即把问题的实质“抽象”掉。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洛贝尔图斯真的向我们显示了一些新鲜东西,一些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货币的交换经济论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实行这种交换制度,目的是要废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他的产品的十足劳动价值(拉萨尔把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提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格雷到蒲鲁东,都是一致的。洛贝尔图斯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雇佣劳动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要保留下来。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以供消费;总存在许多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它们的费用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而有关人员的生活费用也要从中开支。——这一点,只有在现在这种分工还起作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普遍有义务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设想的”啊——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但是,社会储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将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全部产品,但每一个单个的人也还不会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劳动收入”。对于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这一点,其他的劳动货币空想家也没有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为这个目的通过一般的民主途径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斯则相反,他的1842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都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而安排的,把事情全部交给官僚去决定,由他们从上面规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得多少并且把这一部分恩赐给工人。


  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也从事了一定的,即使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对社会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活动,因此,他们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显然,这就是在1842年也根本不算什么新论点。实在说,凭他们做的那一点事情,并且做得够坏的,他们现在所得到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斯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五百年内还是必要的(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为代表的官僚者阶级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了表达确切,我用了这个说法——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现在的剩余价值率,洛贝尔图斯假设为200%,即工人在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后得到的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小时的票券,其余八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因此,洛贝尔图斯的劳动券简直是个骗局。只有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领主才能设想,工人阶级会同意为了四小时的票券而工作十二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戏法翻译成这样坦白的话,它就成了赤裸裸的抢劫,那末,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一张票券就会变成直接教唆叛乱的东西,并且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110条。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亚骑士领地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人,——在那些领地上,棍子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归入领主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我们的保守派倒真是我们的最大的革命家。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非常温顺地让人愚弄,以为辛苦劳动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实际上只劳动了四个小时,那末他们在工资上就会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来的音乐,根本不值一谈。因此,如果说洛贝尔图斯在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方面有了什么新贡献,那末,这个新贡献就是幼稚,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苏联和中国的官僚者阶级按照洛贝尔图斯提出构想来实践的,他们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行洛贝尔图斯主义之实,他们俨然是上帝。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试图打破这种格局,这是中国与苏联的最大不同之处。)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8-01-30 14: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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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货币”,《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77页):(红字为批注)

[(α)“劳动货币”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相容]

可见,可兑现性——法定的或不是法定的——始终是对一切这样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货币的名称使它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也就是说,使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等同已经包含了对立面——可能的不等同;可兑现性包含了它的对立面——不可兑现性;升值包含了贬值,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潜在地包含了。(辩证法大师!)

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若干等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名称一样,——而且它还例如叫作“x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一盎司金的上述等分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x小时劳动时间。但是,金是过去的劳动时间,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x小时劳动时间”使一定量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可以兑换x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够随时购买这些时间:一旦它能够购买的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消失了。(很不幸,用“X小时劳动”的金银币兑换其他商品,存在着升值或贬值;由于人类生产率率的提高,不断贬值是必然,这样“X小时劳动”的金银币兑现性就消失了。)

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20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假定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生产一磅金只需要10小时。一磅金的名称表明它原来=20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10小时劳动时间,因为20小时劳动时间=2磅金。10小时劳动实际上交换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交换20劳动小时。(用刻舟求剑形容“劳动货币”发明者很贴切!)

具有“x劳动小时”这个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将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要防止这种弊病,人们也许会说,不应该由金来获得劳动小时的名称,正如魏特林——在他之前有英国人在他以后有法国人,其中包括蒲鲁东之流——所主张的那样,应该由纸币,单纯的价值符号来获得这个名称。在这里,体现在纸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纸的价值一样,是微不足道的。纸券将纯粹是劳动小时的代表,正如银行券纯粹是金或银的代表一样。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5镑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x劳动小时”的纸劳动券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改一下货币名称而已,不能改变货币本身具有属性。)

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社会主义者会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象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造成自身的贬值。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问:
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么我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在同一程度上加重
(正是毛泽东时代发生过的商品生产方式下,干多干少一个样,非劳动者得好处,磨洋工者(少劳动者)得好处,马克思很早推导出的这个结论!)
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要用一定量金来偿付的债务没有持续到金价值发生变动的时刻,那么,金价值或银价值的降低或提高就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在这里,小时券和小时生产率的情况也是这样。这里应该研究的是小时券的兑现问题。我们通过迂回的道路,也会达到同一目的。虽然为时过早,但还是可以谈一谈作为小时券依据的那些幻想,这些幻想使我们能够看到把蒲鲁东的流通理论和他的一般理论——他的价值决定理论——联系起来的最深奥的秘密。例如在布雷和格雷那里,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联系。其中是否有正确的东西作为根据,我们后面再去研究(先可以顺便指出:如果银行券单纯被看作金的支取凭证,那么,它要不贬值,它的发行量就不能超过它所要代替的金币量。如果我凭同一15镑的金,向三个不同的债权人开出三张15镑的支取凭证,那么,事实上每一张只是15/3镑即5镑的支取凭证。因此,每一张银行券从一开始就贬值到33.33%)。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8-01-30 14: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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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15页对“劳动货币”的批判(红字为笔者批注):

      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相兑换的那种特殊产品上;——这种劳动时间不是包含在一种商品中,而是同时包含在一切商品中,因而包含在代表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中(毛泽东时代农村“工分”---这种所谓的“劳动货币”就证明了这一点:每一个生产商品的单位(即合作社)按照劳动时间度量的“工分”,只能表现在该合作社生产的特殊产品上。而包含在一切商品中,因而代表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只能由人民币来充当,因而每个生产单位的“工分”是无法在社会中流通起来的。只有人民币,才能充当货币职能。人民币与外部资本主义社会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币(如美元)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所以,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外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根本的差别,都是商品的生产和价值的增殖(被我们称为积累)。)

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换句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应当直接成为它自己的货币),正是因为劳动时间(作为对象)实际上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它恰好又存在于成为货币的那种特殊商品中。劳动时间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相隔绝)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正是劳动(从而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物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使商品具有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商品生产要求必须有一个独立于该商品之外的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货币主体与商品的价值对立,并统一于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这个规律决定了用具体的特殊的商品生产的劳动来代替的一般的社会劳动的破产,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应当直接成为它自己的货币”。这同时意味着,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商品生产方式下,每一个生产单位(工厂或合作社)生产的产品,是具体的、特殊劳动的产物,这些产品要获得一般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必须用与特殊产品对立的-----货币来交换。这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中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开始就是社会劳动存在根本的差别。进一步可以得出结论,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所谓的“按劳分配”,与外部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资没有任何差别。)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8-02-02 14: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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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中国前30年实践,在商品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和现在资本主义工资没有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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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和补充部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批了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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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按需分配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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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鸡翅说得好,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商品生产方式,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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