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地疴屎拉尿的西方文明 [复制链接]

2017年6月9日北京青年报登了一篇《边芹:“西方文明”,不像你想的那么“文明”》，是该报记者尚晓岚就边芹新作《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对其所作采访，“为重新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窗”的边芹有一段展现洞察智慧的灼见：

“十九世纪于我们是一个致命的世纪，是这个世纪开启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内在崩溃。千百年来不管多少武力强悍的异族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从未失去其文化自信，然而十九世纪同样是武力征服，且并没有被全面军事占领，却动摇了不可动摇的根基，令我们至今生活在那个断层上。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用文明的对比这一被引入的歧路归结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  、“‘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之间真正的决定因素，不是文明的差异，而是大资本与工业化。你只要深入十九世纪大工业热潮中的法国，这一真相扑面而来，是工业化改变了一切，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工业文明有别于人类任何一种古典文明，将工业化社会与农业社会对比，并由此总结文明的差异，进而引入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是一种蓄意误导，差不多就是让人沉疴不起而出具的假药方。”

把率先工业化的西方殖民侵略者加冠称“先进”文明，并把尚停留在农业社会迭遭列强蹂躏的中华文明贴标为“落后”，导致中国人萌生了自卑自贱的阴暗心理，文化买办胡适不就声言：“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 、“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吗？柏杨甚至一口咬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事实证据会说话，我们就来知己知彼，比较一下祖宗优劣，以知病毒与罪孽的真正归属。

首先，当炎黄子民远从3500年前的商朝就拿起筷子用餐时，号称文艺復兴时代的欧洲人包括薄伽丘（1313－1375）、达·芬奇（1452－1519）、莎士比亚（1564－1616）还像猴子一样用手抓食物往嘴里送，这就是为何法国哲人与散文家蒙田（1533－1592）对自己吃得太快有此反省：“有时候一忙起来，我会咬到自己的手指。”的原由。

我们从整个西洋绘画的图景中也可以清楚认识这一历史真相，就以《最后的晚餐》为例，无论是1311年杜乔·迪·博宁塞纳所画，或系1480年多梅尼克.吉兰达约所绘，还是1498年达·芬奇的杰作，或者1502年格林勒华特、1542年雅格布·巴萨诺、1594年丁多列托的作品，尽管餐桌上都摆了刀子，但你绝对看不到叉子的踪影，因为耶稣与门徒们跟现在的印度人吃相是一个样的。此外，像十四世纪乔凡尼·达·米兰所画《在法利赛人家中的晚餐》，其画中人很明确是以手取餐；十五世纪扎瓦塔利家族画坊绘于蒙察主教堂的壁画《泰奥多林达与阿吉路尔弗的婚礼盛宴》一样用手抓著吃，菲力颇·利比的《希利王的宴会》与林堡兄弟的《一月》也只现刀而不见叉；十六世纪卡拉契的《吃豆角》与老彼得·布鲁格尔的《农民的婚礼》同样有刀与匙但不见叉，后者更可见儿童以手指将食物放入口中的动作；十七世纪扬·史坦的《饭前的祈祷》餐桌上仍不见叉子，苏鲁巴兰的《卡尔特会修士餐厅的圣雨果》与哈尔斯的《圣乔治的军官宴会》也都只现餐刀，后者更见左手抓食物、右手用刀的情景。就因为1700年以前欧洲人的餐桌上还未出现叉子，所以中世纪和文艺復兴时代的礼仪书才会教导人们用餐时只能用右手的三根指头去抓取食物，当然有教养的人晓得吃饭时要注意手部卫生，“不要用手去掏耳朵，也不可以搔头发。”

再者，《红楼梦》（曹雪芹1715－1763）第41回写“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的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大观园内吃了二顿饭后，“觉得肚里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裙子。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去了。”另《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第29回写南京几位文人雅士酒足饭饱后至雨花台附近散步闲聊，他们在山顶草地上“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显见当时的中国人是讲究卫生的。屎尿既有充当肥料的价值，人们是不会随地大小便的，甚且连挑粪人都有一股文明的烟水气，可谁想得到同时期的法国竟然是满城便臭：

“在罗浮宫附近，在宫廷的里里外外，在走道四处和门廊后面，以及几乎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见数千堆‘粪便’，人们会嗅到臭不可闻的气味，这是那些生活在罗浮宫的人，以及每日上朝的人的自然需求有以致之……。”

1670年一位请求得到公厕特许权的人这么写道。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就藏有前揭法兰德斯风俗画家老彼得·布鲁格尔（1525-1569）的两件大作可以见证这般欧陆风情，一为《孩童的游戏》中一小女孩在墙角尿尿，二是《巴别之塔》里有个男人正在随地疴屎。对岸的英国也好不了那里去，看看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1876－1962）对十八世纪爱丁堡街头瀰漫特殊气味的细腻描写：

“在高高的头顶上，有一些窗户打开了，五层、六层或十层高，爱丁堡的厕桶就将过去二十四小时里积起来的粪便倾倒在街上。那些在泼洒之前叫喊‘小心有水’的人还算是有礼貌的。底下的行人回叫‘别忙别忙’，缩著肩膀就跑开，如果那宽大而昂贵的全底衬假发没有完全被屎尿的大瀑布泼到，那就是他的好运气。这样泼下来的屎尿就躺在大街马路上，或者流入路边深沟里，使夜晚的空气腥臭难闻，直到第二天早晨由市镇保安人员草草清除掉。只有在安息日的早晨，这些东西才不能动，就留在那里一整天，整个苏格兰的首都在一个虔诚的时间里充斥著不该有的气味。”

面对此情此景，擅于揭露英伦恶俗的“英国绘画之父”威廉·霍加斯（1697－1764）就留下一幅《一日四时之景》系列之《深夜》的讽刺见证，画的是一只尿壶从街道二楼窗口倒了下来，正好洒在理发匠－牙医的舖子前。这些脏臭恐怕是歌颂彼邦的徐志摩们所不愿也不想知道的。

足见西风东渐以来，咱们中国人受到多大的误导。那些喝了点洋墨水的媚外者所兜售的泰西药方有多少真实成分呢？柏杨口授的病毒是藏身注重卫生以筷用餐者，还是随地疴屎拉尿以手抓饭之徒身上，不是很清楚吗？从吾土吾民的六朝烟水气对照吃手抓饭者满街的臭气熏天，会让人深刻体认无知的西化派长年经营中国人卑贱感是何等丧心病狂！靠殖民掠夺暴发者真有资格称文明人吗？想想一再遭纵火洗劫的圆明园！诅咒祖宗戕害民族自信者知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