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3)
----《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282页--288页）蓝字部分为我的学习心得
（３）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的历史使命
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具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更高的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得到实现，但是，它同一切价格一样，这些价格在流通中得到实现，是由于它们在进入流通以前，已经在观念上先于流通而存在了，已经决定了，——按照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来说,表示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即劳动量（就静止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表现为空间的量，就运动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只能用时间来计量）大于资本原有各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劳动量。而这种情况只有当物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小于用这种物化劳动所购买的活劳动时间时才是可能的。我们已经知道，物化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总额：（ａ）物化在原料中的劳动时间；（ｂ）物化在工具中的劳动时间；（ｃ）物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ａ和ｂ这两个资本组成部分是始终不变的，虽然它们在过程中也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改变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但作为价值，它们是始终不变的。只有ｃ被资本用来同性质不同的东西相交换：一定量物化劳动同一定量活劳动相交换。如果活劳动时间只是再生产出物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交换也只是形式上的，而就价值来说，这只是跟作为同一价值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活劳动发生了交换，就象从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来说，只是它们的物质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样。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价格＝一个工作日，而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也只是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就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交换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他就没有起到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就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交换过程中，他实际上在报酬中得到了他的劳动的产品，只不过资本家帮了他的忙，在产品实现以前就把产品的价格预付给他了。资本家给了他信贷，而且是无息信贷，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为普鲁士国王干的”一语的原文是《ｐｏｕｒｌｅｒｏｉｄｅＰｒｕｓｓｅ》，转义是：白干的。——译者注）。如此而已。
(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如果没有国家和集体资本积累和增殖，那么也就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无法持续下去。如果有了国家和集体资本积累和增殖，那么必然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必然存在国家和集体资本对劳动者剥削。这种经济关系必然是妥妥的劳资关系，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当时称为官僚者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方面来看，交换必须只能是一种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就只是作为在不同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存在的相等的交换价值来互相交换。(在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下，国家财富和集体财富的积累的来源正是以货币形式积累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妄图抹杀国家积累的财富及集体积累的财富属于资本性质，显然是徒劳的。）
因此，经济学家们为要证实资本的合理，替资本辩护，就求助于这个简单的过程，恰好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过程来说明资本。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你［资本家］付给我［工人］劳动报酬，换进我的劳动以取得我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从我这里扣除你曾提供给我的原料和材料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是同伙，我们把不同的要素带进生产过程，并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于是，产品变成货币，货币被这样分配：你资本家得到你的原料和工具的价格，我工人得到劳动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价格。对你的好处是，你的原料和工具现在具有可以消费（能够流通）的形式，对我的好处是，我的劳动得到了实现。当然，你也许很快就会把你的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吃光，而我作为工人也许会占有两者［原料和劳动工具］。-----工人用来和资本交换的东西，是他的劳动本身（出现在交换中的，是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工人出让自己的劳动。工人作为价格得到的是这种出让的价值。工人用创造价值的活动交换一个预先决定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活动的结果如何。
（苏联修正主义者为国家资本辩护说国家资本不是资本，他们强调国家财富为整个社会成员所有，即全民持股，但他们又不按照股份制形式管理它：劳动者的股份没有明确，也没有按照股权进行分配。这样，行使国家资本意志的只有官僚者们，他们就成为了代表国家资本的资产阶级。劳动者的所谓的“按劳分配”的工资，在国家资本的主导的生产方式下，其性质必定是与现在工人一模一样的工资。）
｛巴师夏先生表现了非凡的智慧，他断言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重要的、纯粹外表的形式，是一种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本身同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关系无关。他说，如果工人很富裕，能维持到产品完成和出售的时候，那么，雇佣劳动制度就不会妨碍工人去同资本家订立那种象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订立的同样有利的合同。因此，坏处并不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形式，而在于不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转移的各种条件。巴师夏先生自然没有想到，这些条件本身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们实际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 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系。因此，对巴师夏先生来说，正如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一样，工资和利润本质上也是同一个东西。他把这称作经济关系的和谐：各经济关系只是表面上存在，而在本质上其实只有一种关系，即简单交换的关系。因此，在巴师夏先生看来，本质的形式本身是无内容的形式，即非现实的形式。｝（在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前，雇佣劳动制度所锻造无产阶级，成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体现在：（1）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与劳动者分离，加速社会化大生产形成。(2)催生出新的劳动对象，针对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只有在共产主义生产下才能彻底实现。（3）从客观效果看，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已经实现了社会化占有。（4）劳动者参与生产活动是劳动者自由的选择，这说明劳动者本身也社会化了。）
工人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包含在他的商品中的物化劳动决定的。这种商品存在于工人的生命力之中。工人要天天保持这种生命力（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作为整个阶级消耗补偿，应是资产阶级投资教育、医疗和公共福利等补偿。），因为在这里工人还是作为工人，从而作为事先存在的、多年生的主体而和资本相对立，还没有作为工人种属中易逝的个体），他就得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以补偿已消耗的血液等等。工人只得到等价物。也就是说，到了明天，交换完成以后，——工人在形式上结束交换以后，才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来完成这种交换，——工人的劳动能力存在于和交换以前一样的方式中：他得到了一个丝毫不差的等价物，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使他仍然具有他以前具有的同一交换价值。包含在他的生命力中的物化劳动的量已由资本付给他报酬。他消费了这个量，而因为它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人的能力而存在，所以工人由于他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生命过程的独特性质——能够重新进行交换。至于说除了物化在工人生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为了支付维持工人的生命力的必要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在工人的直接存在中还物化着更多的劳动，即工人为了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消费的价值（而这种能力或特殊技能的价值，表现为生产出同样一种劳动技能需要多少生产费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熟练劳动，而是劳动本身，简单劳动。
如果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也就不能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资本的自行保存就是它的自行增殖。如果资本也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那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也就只是名义上的了；如果说它们在经济上属于资本家，那它们同样恰恰也属于工人，因为它们只有在资本家本身是工人的时候才为他创造价值。因此，他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资本，而是象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判断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资本”是不是资本的标志是：“国家资本”是否增殖？）
相反，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例如半个工作日，那么，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资本家在［劳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而在产品中得到的却是整个物化的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也没有支付。使他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只能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半个工作日没有花费资本分文；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一个价值。因此，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来说，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当劳动人民不能理解物对人的统治的生产的本质时，物对人的统治生产依然以它蛮力为自己开辟道路。）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象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劳动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充分发展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有了雏形，但要完成这种形态的转变，还需要共产主义革命。）。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在１８５７年１１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一位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发出了十分可爱的叫嚣。这位辩护士象发表主张恢复黑人奴隶制的辩护词那样满腔激愤地诉说，这些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人）只满足于生产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了这种“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的奢侈品；他们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满不在乎，却幸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把他们学到的基督教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
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但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对他们来说，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存在，因为独立的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因而在直接的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的也只是这种统治关系，对这种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我们以后还要谈奴隶制和雇佣劳动的这种关系。）
（中国现代的资产阶级，已成为“自为”的资产阶级，他们“懂得财富本身的意义”，他们善于把资本迅速创造出普遍的产业。这个功劳在于毛泽东时代国家工业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疯狂地壮大并成熟起来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展开，包括资本狂野生长下的非洲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