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问、无产阶级政权还是国家吗？这种政权应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国家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也将随着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后而消亡。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权建设上，必然抛弃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服务的“国家”这种特有的政权形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绝对不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断重复的早已不新鲜的轮流坐庄的老生常谈，是在揭示一定要发生的完全有别于已往政治生态的一种人与人关系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的细节怎样，不是任何人可以赐令颁布的，它是由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已经取得了政治压到优势的无产阶级自为开展的阶级斗争成效去塑造的。如果还能给这个专政做些许粗略的展望，马克思细心研究过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我们今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参考。
巴黎公社政权有哪些革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呢？
（1）“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目的”。在阶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国家机器，必然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并用于镇压劳动者阶级的反抗，这就产生了官吏、警察、监狱、法官以及常备军等组成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充当着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劳动者阶级的工具。今天我们看到，随着工人阶级的自发反抗，促使资产阶级统治当局加大了警察、监狱等方面的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越来越邪恶。我们还看到，国家机器，无论是官吏、法官和警察，还是军队，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等级制恰恰是阶级社会中少数统治阶级统治广大劳动者阶级的最有效的手段。劳动者阶级起来造反，其组织结构和政权形式如按照等级制去建设，多数情况下必然失败，少数情况下，造反掌握了政权，必然再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必然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那些起来造反的贫苦的劳动者，无疑成为了阶级社会中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搞共产主义，必然要对阶级社会特有的用等级制构成的“国家”持否定态度。
（2）“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搞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要消灭阶级，必须要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中人们自觉地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任何形式的等级，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生产活动。 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无产阶级政权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服务的。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等级制的政权，人与人之间必然是高与低、贵与贱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主人和侍从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怎么搞共产主义生产呢？怎么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呢？怎么消灭阶级及阶级差异呢？即便是那些掌握政权的官僚们整天高喊“共产主义”，在等级制下搞出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或“共产主义生产”，这些只会让普通劳动者变成等级制下新的统治者的驯服工具，这些统治者必然成为新的剥削阶级。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是明证。
（3）“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这一点与毛主席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一致的。今天反动的资产阶级当局十分害怕人民拥有武器，一旦人民有了武器，腰杆子就硬了，就会加快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而无产阶级政权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用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代替常备军，用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来夺资产阶级政权，用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用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搞共产主义生产。在新政权下，社会中的普通生产者，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武装起来的战士。
（4）“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项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马克思总结的这条经验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中关键的一环。新政权消灭了旧的国家机器必备的官吏、警察、法官等角色，代之以各个社区选民普选产生出来的委员组成的公社。公社委员对各区的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可随时撤换公社委员。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由于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政权并不是巴黎公社那样由普选产生，而是由严格的等级制下官僚者们来任命，这样的政权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僚者阶级统治下的宫廷政治。文化大革命试图打碎官僚者阶级统治下的宫廷政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然而没有成功。毛主席亲自参与制定文革纲领第九条就明确地指出：“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夺取地方政权后，把新的政权机构命名为“上海公社”，由上海32个造反派夺权后组建的“上海公社”，其宣言明确地写道：“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然而，此时的北京及其他地区发生着空前剧烈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官僚者阶级的总代表周恩来抢先在“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掺沙子，把几个原宫廷成员掺入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刚刚夺权的黑龙江造反派对周恩来的掺沙子行为言听计从。顷刻间，让黑龙江红色造反派发布的一号公告，即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完全变为了废纸。另一方面，反动的手握军权的老军头大闹中南海怀仁堂，凶猛地刮起了“二月逆流”的黑旋风，最终，“上海公社”的宣言也变为了一张废纸，文化大革命与建立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擦肩而过。历史教训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权如果不按照巴黎公社的普选制产生，其政权必然会变质，政权必然成为统治和镇压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工具。
（5）“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巴黎公社这一条规定杜绝了投机分子和冒险家们利用公社为自己谋利的后路。公社委员只领取与工人相同的工资，没有油水可捞，还要操很多心，投机分子和冒险家们决不会作这种亏本的买卖。这样，工人们选出的委员必然是那些有责任心的身负工人重托的工人代表。将来我们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对这一条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公社委员除了行驶委员职责外，还必须与普通生产者一样，需要参加义务劳动。由于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生产，公社委员领取的不是薪金，而是领取与普通生产者相同标准的消费品。
（6）“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有了巴黎公社第四条经验和第五条经验作基础，就能顺利地实现第六条的目标。生产者们一定会选出有责任心的为广大生产者服务的勤务员。
（7）“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白纸黑字！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说得多清楚：无产阶级政权决不能搞等级制，但是，今天一些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依然为等级制百般辩解，他们在口头上叫嚷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一切权利归人民群众”。在行动上却把人民群众当做羔羊，他们则是牧羊人。
（8）“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可以理解成，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村落里爆发，无产阶级也可以在村落里搞起一个公社。另一层意思是，公社这种民主自治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也必须在最小村落里落实。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形式应以巴黎公社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