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事实上，由于我们实行了与民主集中制相背离的官主集中制，在这套体制下，是不可能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也不可能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也就是说，这套体制是有利于毛泽东深恶痛绝的与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是有利于走资派的。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改变这套官主集中制的体制，就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自然，在这套体制下，党和国家发生后来的质变甚至于垮塌，乃是历史的必然。
正是由于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看到了国内主仆颠倒了的党群、干群关系，看到了与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严重存在，更看到了前苏联变修变质的客观事实，为了不让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为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想了很多办法，实践证明都不行。不得已，发动文革。结果，由于历史局限性，由于毛泽东没能认识到病因，因而没有去触动官主集中制这个总病根，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还是变成了不断地“割韭菜”，临了，留下最后一首诗《诉衷情》，毛泽东带着无限遗憾撒手而去。
毛泽东尸骨未寒，其继任者华国锋便背叛革命，背叛毛泽东，抓捕包括毛泽东夫人在内的四英杰，放出中国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总头子邓小平，并对追随毛泽东的文革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再后来，邓小平巧使手段，踢开华国锋，轻易掌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然后，打左灯向右拐，并充分利用毛泽东构建的官主集中制带来的便利，挟持中国共产党，一意孤行地走上了修正主义黑道――毛泽东当初的预言全部言中。在邓小平的特色理论指导下，这条修正主义黑路线一走就是三十年。那是真正把人民、党和国家害惨了。
事情危险到什么程度了呢？
在与邓小平特色理论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和颇具讽刺意味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且不说无产阶级专政早已变成了无产阶级被专政，且不说官场严重腐败，且不说私有化改革带来的两极分化，且不说大气污染、江河污染，更别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只说到十八大新老班子交接时，对外，祖国周边危机四伏；对内，党的总书记居然被“敌人”层层包围了！
好在，危难时刻，不忘初心、立场坚定、大智若愚、深藏不露的习近平上来了。他临危不乱，英勇突围。正如王岐山所言：“习近平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