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今天的共产主义革命有什么意义？
我们知道，五十多年前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今天的各类资产阶级极力污蔑，反动统治集团把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个人崇拜”成为了官方宣传的常用词。其他各类资产阶级对文革惯常使用“红色恐怖”、“红色暴力”、“红色法西斯”、“邪恶独裁者发动的人类浩劫”、“疯狂”、“愚昧”、“残暴”等词句。直到今天，官僚资产阶级、国际资产阶级、民营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都对文革怀有深深的恐惧。官僚资产阶级恐惧文革，是因为文革期间，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造反派把台上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打倒了，全面夺取了各级政权，官员们在文革中尝尽了各种苦头。国际资产阶级恐惧文革，是因为文化革命向全世界扩散，四处掀起了冲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例如法国的五月风暴，日本的赤军等，国际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资本主义大厦摇摇欲坠。小资产阶级恐惧文革，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官僚者阶级为了自保而组织反击，对一些“死老虎”（指已被打倒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主和资本家）及一批小资产阶级进行批斗，以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小资产阶级在文革中成为了官僚者阶级自保的牺牲品。
凡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无产阶级就要拥护。今天各类资产阶级都反对文革，无产阶级就要拥护文革。那么，文革对今天无产阶级搞共产主义革命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政权后要摒弃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本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让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就是让无产阶级通过双手创造出新生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所形成的官僚者阶级。有了统治着人们的官僚者阶级，无产阶级才不得不继续革命，即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并消灭官僚者阶级，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致使文化大革命失败。怎样才能打倒并消灭当时统治着人们的官僚者阶级呢？这就要从政治经济上摒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搞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由于是商品生产，必然产生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力之间的对立，并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进行，必然加速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力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劳动的客观条件形成了国家资本以及国家资本的代言人---官僚者阶级，而劳动力成为了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让劳动者生产出了国家资本，生产出了自己的敌人--官僚者阶级。经过建国至文革前17年的生产积累，即国家资本经过17年的积累，无产阶级生产出了自己的敌人---官僚者阶级，并日益强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消灭它。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虽然对官僚者阶级鼓吹的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进行了批判，并试图用“政治挂帅”的办法摆脱价值规律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但这种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消灭官僚者阶级，就要确立消灭商品生产，推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路线。文革造反派即便打倒了一批官僚者阶级，但是由于商品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官员等级制没有改变，“三结合”（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成的三结合，老、中、青组成的三结合）组成的领导班子又会形成新的官僚者阶级。今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搞共产主义生产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及阶级对立，才能消灭私有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只会让我们再造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让我们在阶级社会中反复轮回。
第二点，文化大革命为无产阶级如何建立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文化革命全面夺权开始后，最初成立的两个无产阶级政权，即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和上海公社，在其成立宣言中都明确提出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政权。上海公社成立宣言这样说：“它（“它”指“上海公社”）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然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官僚者阶级的疯狂反扑，加之无产阶级造反派斗争经验不足，致使造反派组成的临时机构未能落实宣言中采用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产生领导成员的承诺，最终，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和上海公社，都与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失之交臂。之后各地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做了重组，吸收一批造反派成员，但这种政权依然保留了旧的国家机器。旧的国家机器是维持阶级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革命委员会也不例外，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历史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权如果不按照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产生，其政权必然成为统治和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
第三点，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革命行动让我们正确认识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每个无产者都是社会的主人并拥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共产党只能起到辅助、参谋和护航的作用，每个共产党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与一个普通的无产者没有丝毫差别。《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这句话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而共产党人所作的一切只能是服务并服从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如果“共产党人”越厨代庖，代替无产者并去充当无产者的“救世主”，无形中把普通无产者当做仆人，自己则变成了主子，这样他们就会搞出特殊的原则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无产阶级就被动地成为这些“共产党人”的驯服工具，即便共产党宣传口号是要建立无产者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然而具体操作中却剥夺了每个无产者当家作主的权利。苏共和文革前的中共变成修正主义党，恰恰把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主从关系搞颠倒了，把共产党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并使广大的无产者成为了他们的驯服工具。如果有普通群众行使自己的权利向“共产党人”（特别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提点意见时，就被扣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帽子，利用自己“主人”的权力，把提意见的群众打入“另册”，并加以迫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些打入“另册”的群众，成为了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主力。今天，我们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让每一个无产者都能行使自己主人的权利，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具体细节见问答第31问）以及文革中实行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就是每个无产者行使自己主人权利的制度保障。
第四点，今天我们广大的无产者拥护文化大革命，就是向“挂羊头卖狗肉”的资产阶级当局宣告，无产者自觉地联合起来造反有理，搞共产主义革命无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真面目；照出共产党反动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无产者们了解文化大革命，就会让每个无产者看清今天反动的资产阶级当局纸老虎的本质，树立起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搞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胜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