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的这个定调是正确的。值得称赞。多年来，我反复强调两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权的行使权（或者说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到底归谁（党、人大还是政府）？用于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安系统到底该归谁（党、人大还是政府）？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事关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绕不过去，必须搞清楚。
有网友问：“我想请教一下，政府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吗，人大决策，政府执行感觉也没什么毛病啊。”
我回复他：主权第一。主权归政，政府是主，官僚主义盛行，党的领导被削弱、侵袭，甚至指挥失灵，人大决策更是变得徒有虚名。此时，已不只是政府执行，更是仆占主位，人民早已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人变成了政府专政的对象，主仆关系严重颠倒了。如此设计，不是没毛病，而是毛病太大了。这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根源。
拨乱反正的非常时期，尤其是至此全球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时期，我主张这两项权力必须归党，由党全权接管。根据就是：列宁“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份，就是先锋队， 就是我们。”（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27页）。一旦革命胜利了，清理了队伍，整顿了人大，稳定了政权，党就必须将国家主权和国家机器还给人民，切实落实一切权力归人大，落实一切权力归人民，重建民主集中制，重建人民民主专政，彻底根治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周新城提出：“深化改革必须拔掉私有化、市场化这两根毒刺”。这是正确的。问题是谁来拔？怎么拔？倘若不首先打掉官僚主义，行么？需知，一切乱象在于主仆关系颠倒。所以，由党全权接管本来不该归政府的两项根本权力（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权和用以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比如公安），首当其冲，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