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琅：九问左转派
一、左转取决于上层的良心，还是社会和政党性质？
判断中国还能不能回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意愿，而是看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谁是统治阶层，谁是被统治阶层。
因此，对社会和政党性质的判断，就成了一条分水岭。
如果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分化出工农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二者之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那么无疑社会性质是不可能通过上层的良心发现来改变的。这已经为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基本历史事实所证明。基于执政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对资产阶级的政党只能是促分化而不是促左转。
如果认为，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复辟，还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执政党还没有完全变质，还可以“惩腐毙修，治病救党”。左转论者就是这么看的。
二、谁是统治阶层，谁是被统治阶层？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就是官僚资产阶级、跨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而广大的工人、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则是整个社会的被统治阶级。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只提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的工厂、公司和经济实体，是工人在占有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厂长经理和私人老板在占有？相信除了瞎子、小孩和骗子以外，都不会说是前者的。
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国家决定基本生产关系并且是生产关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如此，那么当“工人国家”成为政治幻想，当工人阶级被排除出政权之外，就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同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失去了对重大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影响，就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同时也意味着，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
官僚集团具有特殊利益，追逐特殊目标，并且具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思想，而这是特权地位的结果。所有这一切表明，官僚是统治阶级，是真正的主人翁。
三、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执政党要受到它的经济基础的制约，说白了，就是上层想左转，但他所依靠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会制约着他不可能超越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底线。
有人说，6600万党员里大多数还是好人。这我同意，但是，国民党里何尝没有有好人？美国的民主党里大多数也都是下层的人民，英国的工党中的大多数都是工人。决定一个政党的是它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一旦某一个思想和政治路线完结了，那么这个政党尽管在表面和旗号上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但在实质上这个政党实际上已经变质了。
四、遵义模式和延安模式是否可行？
认识了这一点我们还能对上层抱有幻想吗？就算是上层是“良君”，他能改变他所赖以存在的整个统治集团吗？整个统治集团能容忍一两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彻底颠覆吗？
有人至今仍在幻想“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只有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内并且是在不占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能行得通，而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执政党以后，并且这个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又受到它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的情况下，再采用遵义和延安的模式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谈，就是刻舟求剑，就等于幻想通过路线斗争从而把美国的民主党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六、叶剑英模式是否可行？
对上层抱有幻想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认为今天的整个国家还可以通过上层的自我变化和军事独裁来解决主要的问题。其方式可以是通过对台战争或者对日、对美的军事对立来进行社会资源的整合和社会结构的重建，消除社会矛盾。
这种论点最基本的困难在于，基础是什么？纳粹党和共产党之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接管国家政权，在于拥有一个党和领袖和指挥得动的高效廉洁并有信仰的干部队伍，并通过这个队伍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但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军队经商，中国军队目前的信仰早已被摧毁，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并且成为中国严重腐败的最主要阵地。这样一个队伍，如何接管国家？对于这支队伍来说，有的只是利益和军队内和平时期养成的服从习惯，在关键时刻，在可能出生入死的时刻，这支队伍用的上吗？
再退两步说，即便中央上层通过了军管和军事独裁的决议，各个层次的地方官僚会心甘情愿的对军人让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吗？如果大家还对文革有记忆的话，那么各地官僚拼死组织各种力量，甚至进行挑拨离间以保卫自己的权力的局面，我们难道不应该深思吗？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可能还不用底层老百姓自己出头，官僚已经会利用这种机会和老百姓制造事端。那样，中国面临的，还将是动荡的局面。
退三步说，即便军队强行接管个整个政权和社会，难道中国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如此复杂、尖锐的矛盾，包括深入骨髓的腐败、失业、贫富两极分化、中外矛盾，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资源严重不足对经济的双重限制，靠目前这些几乎没有打过仗的腐败军队，就能解决这些矛盾吗？
六、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吗？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
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后毛泽东时代，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
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这就是所谓的“扛着红旗反红旗”。从根本上说，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级。领袖只要是失去了官僚集团的欢心，则必败无疑，即使是伟大如毛泽东也不例外。
其实当年毛泽东就说过，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事实也是如此，任何阴谋诡计都是见不得阳光的。“扛着红旗反红旗”，虽然捣鬼有术，却也有限。
然而，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把左派扶上马呢？不在于官僚集团的小动作，也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软，错信了“永不翻案”。我想毛泽东知道，只要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源的。为了实现工业化，需要官僚政治这一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官僚政治不仅是作为强制力量，而且是作为现代管理方式取得历史的委任状的。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组织愈来愈庞大，行政事务趋向复杂化，需要设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组织，需要特殊的官僚阶层担当此任。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个结局，他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历史会倒退，右派会上台，会把他打得粉碎。后来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为什么要再来几次？无非是经济程度未足，民众积习太重，因而缺乏大民主的前提，只能够把政权交给官僚集团。
“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还有另一层意思，即通过不断的冲击和积累，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众的意志。到了那时候，就可以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民众和知识分子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泽东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右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认为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甚至觉得毛主席老糊涂了！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铁一般的现实！现在我们终于理解了主席！
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他预言右派在台上不会太久：“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时，韩爱晶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回答说：“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当年苏联工人农民眼看着苏联红旗落地，没有谁说一句话。但是我们都已经受到教训了，我们明白了：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统治集团倒行逆施造成民众左转时，我们马上就想起了毛泽东的预言。
历史将把某些人永远地钉上耻辱柱！而毛泽东和他发动、亿万人民参与的文革将永远成为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丰碑！
七、革命还是改良？
我支持改良派，假如他们能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求得数十年的安定，我自然拍手称快。因为革命只是手段，其目的也不过是追求国强民富而已。
可惜，中国这辆列车已经被引入资本主义的坌道，已不是任何个人力量所能阻挡的。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发生，就连统治阶级一时为了缓和紧张的阶级矛盾的改良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把个人的占有转向社会的占有了。
改良派因其局限性，不可能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又怎能赤手空拳阻挡历史的火车头呢？在历史上，在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改良派总是要出来表演和折腾一番的，不让他们表演和折腾是不可能的。所以，苏联的“8.19”和清朝的“百日维新”肯定会在中国重新出现的。但那只不过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插曲而已，并不会闹出什么结果来。
事实上，江李也曾左转，但九二年的春风一吹，只好见风转舵了。HW也不会例外。能不能向左转，不是取决于他们个人，而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这一两年中国大地上演的一幕幕丑剧--特别是山西黑窑事件，都让我们对新领导人失去了耐心，还有信心。天天跑到老百姓那里去哭，哭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一转头，国企照卖，房价肉价照涨，人民币美国说升值就升值。
我看，改良派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怕与他们的初衷相反。他们的改良将为左派提供更大的空间，使阶级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民众的方向转变。他们还将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裂痕，最终激化矛盾。他们往火山泼水，却不知火山不但不会熄灭，还将会喷发。在历史上，革命往往是在统治集团实行改良的时候发生的。
作为70年代人，革命对我们没有天然的吸引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改良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现实提醒我，不是我们想不要革命就能避免的。关键在于，两极社会结构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在专制框架内无法解决的程度，而资本主义必然的经济周期必然使这些矛盾在经济低潮中无法解决。这就必然发生混乱或者革命。如果左派不能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个革命，那么在专制废墟之下，必然是长期的混乱。与其长期混乱，民族毁灭，人民长期水深火热，何如革命，在短期内重建秩序？
我再说一遍：我实际上并不是不想走那和平的、不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和较小代价的阳关道，事实上谁都不想走那个非和平的独木桥。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是你主观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客观社会的存在决定的问题。在几千年的私有制、私有观念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社会势能的重压下，在公有思想的社会势能没有超过私有思想的社会势能的时候，个人的占有向社会的占有之间的转换是用和平的手段所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你要剥夺有钱的人，说：你们现在都把你们的生产资料和金钱统统的交出来，革命有这样容易和轻松的事吗？如果革命真的这样的容易，那么建立新中国用得着死几千万人吗？
八、中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下去吗？
左转论的根源，在于现在是革命的低潮期。中国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对形势发生误判，夸大了政权的稳定性，丧失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他们认为革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际上是认为在几十年内，中国经济都将保持高速的增长局面，并且中国经济增长将把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严重的阶级矛盾掩盖下来，维持适度的就业和增长，从而中国也将迈入世界强国之林，甚至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这实际上是被一时的经济增长掩住了基本的分析能力。实际上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性动力已经消失，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右翼分化，以及高速发展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就标志着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冲突和走向混乱的时代的开始，而2002-200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后的回光返照--银行产品创新和住房改革结合形成的最后晚餐--房地产热潮及其派生产业效应。这之后，中国经济原有的动力--消费不能恢复，各级政府卖光了国企和土地，失去了资源整合和调配平衡能力，世界市场的“入世效应”将日益耗尽，外资高速进入的“入世效应”也将告尽（2005年以来外资进入的低速增长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没有其他大的危机，单是金融危机就足以陷中国经济于万劫不复之地。去年到今年，股市已经从1000涨到5000。估计股市可以上一万，房价会翻番，汇率人民币会升值到5元兑一美元，然后到09年暴跌崩溃。
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的阶级分化已经是如此的鲜明，斗争如此激烈，如果继续坚持左转论，将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第一，部分持左转论观点的人，在政治上处在幼稚得可怕的状态，他们竟然试图以完全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甚至公开组织自己的队伍。在这些做法遭到明显的镇压之后，竟然还不觉悟，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和方法策略。
第二，在左派内部，却因为迷信上层，不联系群众，因而陷入了严重内讧。在纷纭无比的从理论到操作方式的争论之中，各主要左派人士出现了明显的派性倾向，动不动就给与自己相异观点的同志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动不动就自封中心和正统，排斥其他观点和力量，从而使得左派根本无法实现整合和团结，使得人数极为有限的左派群体目前还分散在网上“自相残杀”，在现实中无所作为，根本无视社会的变化和老百姓现实，也不去争取壮大和组织自己的力量。
在左派和右翼力量的关系上，我的看法是“超越左右之争”。对于左派来说，跟右派中的民间力量斗争过程中，必须跟他们争夺群众，尤其是话语权。因此双方的纷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群众。服务于这个目的，对于右翼的其他活动和促使中国各种力量进一步分化组合的行为，大可不必当回事--因为双方的基本依靠力量并不重合，可以各自发展平行不悖。右翼力量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冲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只要是有利于局势变化的力量，左派应该都欢迎！令人痛惜的是，在上一轮政治较量中，左派采取了极为幼稚的政治策略--帮助当局打击右翼从而稳定高层统治！这简直是对全世界人民犯罪！
第三，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最近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明确提出，要警惕“经济学家搞垮中国”。其实，大家都知道，主流派经济学家能有多大能量？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只是狗而已。谁是主流派经济学家的主人？谁是搞垮中国的背后黑手？是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左派将火力集中对付主流派经济学家，而对其后台只字不提，我相信不是左派不解内情，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斗争是要讲究策略，但是这一策略实行的结果，却未必尽如左派之意。首先，只打狗不打主人，就不够理直气壮。目前中国已经是分化出阵容分明的两边，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民众怨愤的焦点。左派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能麻痹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反而麻痹了左派阵营和民众。如果左派不能使人民明白真正的敌人是谁，如果左派不能使人民抛弃最后的幻想，那么左派就会失去力量，沦为了书斋左派。这种做法也不利于团结和分化一部分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甚至怀疑，部分左派与官僚资产阶级本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如今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直闭眼不看中国现实，不发动群众，不揭露真正的黑暗。
最重要的是，左转论必将使左派脱离群众。现在左派人士与工农的直接联系是基本疏离的，以至于众多民间维权活动的背后支持主要为右翼所占据。这才是致命的。脱离了群众，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论。左派被人称为书斋里的革命派，甚至说成老人俱乐部，这样下去才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看来，左派应以建立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致力于整合左派力量，团结工农、民族资产者和党内改良派，分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中力量反对最腐朽无能、最反动的官僚买办集团和知识分子右翼，从而有效打击官僚买办集团和右派，造成有利于左派的力量对比，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
在这种局面下，左翼必须让无法集结起来的散兵游勇们在网上与右翼论战以争取舆论，从民族主义左翼，主要是中式民族主义那里汲取现实力量，并整合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在实现队伍壮大和部分集结的基础上，现在是左翼必须分散尝试到底层去的时候、尤其是深入城市底层和农民底层群体中的时候了！如果在两三年内左翼尚迈不开步，或者没有明显的进展，左翼基本将永远的失去创造历史的机会，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也可能将因此而前途黯淡。
我们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广大的普通党员。
如果左派不能尽可能团结朋友，反对真正的敌人，就会孤军奋战，最后被敌人各个击破。
如果我们不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不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那么我们民族的前途确实是令人悲观的。（风之谷）
200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