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巴黎公社的深远意义与永恒意义
今年，是巴黎公社武装起义140周年。伟大的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永恒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恩格斯所写的导言，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纲要，是巴黎公社的一部简史。同时，还对《法兰西内战》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对此，列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导言“对公社的教训作了一个极其鲜明的总结。这个总结，由于根据了公社以后二十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注1）。
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我在这里只能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所说的“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导言的中心思想，即：公社的精神是永存的，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导言总结了法国自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武装，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对于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残酷的镇压。恩格斯揭露了梯也尔匪帮屠杀公社战士和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梯也尔匪帮占领巴黎以后，便开始了反革命大逮捕、大屠杀。正如恩格斯所说：“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巴黎公社失败后，被屠杀的工人和革命群众达三万之多，鲜血染红了塞纳河。许多公社战士在临刑时，纷纷高呼“公社万岁”而英勇就义。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种血腥屠杀充分表明，资产阶级为了不让无产阶级掌权，会不惜采取最残暴的手段。
巴黎公社血的事实说明，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为可以通过“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创办单个的法伦斯太尔”和“创立小伊加利亚”的方式（注2），继而达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散布这样的言论，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是“堕落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注3）。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惧怕革命风暴的来临，将无产阶级的解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改良，调和阶级对立，削弱阶级斗争，麻痹人民群众，则是在帮资产阶级的大忙。导言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要取得统治权，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指出：“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取得自己的统治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了巩固自己取得的政权就必须铲除旧的官僚机构，并采取选举的办法来防止国家政权机关的蜕化变质。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政权机关真正成为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以所谓“国家利益”取代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新老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国，都是剥削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所以，恩格斯认为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社会的公仆，同样会变成社会的主人。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到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理，这纯属一个纯粹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性革命实践。
导言论述了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主要经验。恩格斯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人员蜕化变质，“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也可以认为是两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选举。国家机关的一切职务都由普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明确地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当选人员。第二条是薪金。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上述这两条规定可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然而，我国建国初期，由于照搬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经验，对资产阶级法权并未加以必要的限制，导致形成了事实上的等级制，直至后来出现了大官和大官利益。对此，主席曾表示过强烈反感，认为共产党人当了“大官”了，有车子有房子有秘书了，高高在上了，跟资产阶级的老爷“差不多”。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建国后我们没有认真吸取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主要经验，而是照搬了斯大林那套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做法，把共产党人置于了人民之上的特权地位。种种事实说明，世界上的无产阶级政权，只有巴黎公社的政权性质，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它虽然失败了，却开了一个好头儿。而后的共产党夺取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权，不管是苏联、东欧、古巴、越南、朝鲜、乃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某种特权，已经默默无闻的凌驾于人民之上，这就为共产党干部演变为新贵族阶层，演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老爷，形成一个官僚阶级，奠定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巴黎公社原则的。所以我以为，曾经有过的共产党革命，虽然夺取了政权，却并没有建立起纯粹的无产阶级政权，还缺乏人民大众政权的实质乃至制度保证，因此，迄今为止的所有共产党革命，完成的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都还不算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曰都还没有成长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特权，都没有从根儿上就开始限制，名曰公仆而实际均有老爷性质，这就注定，随着时间推移，摇身一变，即可变质为压在人民之上的统治阶级。主席比任何共产党领袖都看得更为深远，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老人家忽略了一条，打一开始他吸收了斯大林制而忘却了巴黎公社制，党领导一切凌驾一切承包一切，已经无以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人民也不再敢监督，因为反党就是反革命，这就为中共创造了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为中共实行和平政变奠定了政治基础。有主席在不敢政变，主席不在，立马政变，而且要以人民的名义。因此，我不能不说，主席在政权建构上有疏忽之处，而这种纰漏，又为邓氏乃至江湖所充分利用。尽管主席已经彻悟，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横扫这一切，并试图通过直接取用工人代表吴桂贤、农民代表陈永贵进中央，乃至通过各地方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重塑巴黎公社政权性质，但为时已晚，因为从地方到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由革命干部构造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虽也有焦裕禄式的模范代表，但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由自主的凌驾于人民之上，而中共至高无上尤其是高于人民的特权意识也已经奠定，主席要打倒干部阶层另起炉灶，或者推倒中共再建新党，显然已不可能，因此，这个不够纯粹的政治基础，就沉淀了下来，一旦遇到适当温度，就很容易顺势演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阶层，形成一个与人民对立的官僚阶级。
果然，主席刚刚离去，修正主义即刻登台，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与实践。如今，甚至不承认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并将这一名词从字典中删除。
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要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则必须要用革命的暴力。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主席总结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注4）。导言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恩格斯在导言中具体分析了巴黎公社的领导成份――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在组织上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领导。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注5）。主席也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注6）。当然，革命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注7）。
如今，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遇到挫折和失败，无产阶级需要重新革命，夺回属于自己的政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当是必修课。
（注1）：列宁：《国家与革命》。
（注2）、（注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注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
（注5）：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注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注7）：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月中旬至9月20日），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