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改良主义的路走不通——读毛主席《评水浒》有感 [复制链接]

刘日新：改良主义的路走不通——读毛主席《评水浒》有感
发布: 2011-3-24 09:17 | 作者: 刘日新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280 | 回复: 4

改良主义的路走不通

——读毛主席《评水浒》有感


刘日新 来源：东方红网


        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外，就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西厢记》，这四本小说被称为“四才子书”。旧社会由于受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对青年人要求：男莫看《水浒》，女莫看《西厢》。为什么要求男莫看《水浒》？旧社会封建的卫道士认为，看了《水浒》，学梁山的英雄好汉，就会去当强盗。其实，梁山的英雄好汉被地主阶级称为强盗，并非是学来的，而是“官逼民反”，他们被逼得无路可走，才被“逼上梁山”的。

      在梁山的前期，晁盖被尊为山寨之主，英雄好汉聚集在“聚义厅”，认为当今的天子不行了，另行挂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晁盖要“各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哪怕是皇亲国戚的生辰纲，也敢劫取。

      可是梁山到了晁盖以后的时期，宋江当了山寨之主，虽然仍旧挂着“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但含义却大不一样了。宋江身在梁山，心却在朝廷。他对众人说，我原是个“鄙猥小吏”（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官吏），上梁山后，赖众兄弟英雄扶持，立我为头。现在“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又睹咒发誓警告：“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水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人鉴察，报应昭彰。”（引自《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宋江这番表白，充分暴露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门心思要“尽忠报国”，为皇上效力，最后当了投降派。而且，自己不革命了，还反对别人革命；如果继续革命，就会“天地行诛，神人共戳”，永世不得翻身。在梁山的英雄好汉中，也有不愿投降的。如李逵，就说过：如今的皇帝没用了，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哥哥便做皇帝，我们都做大官，岂不比在这里强？（见《水浒传》第六十七回）但李逵在梁山由于不掌握领导权，说了也不起作用，还受到训斥。

      李逵这种农民革命思想的局限性，打倒别人当皇帝，自己起来再当皇帝，历来如此。例如，秦末陈胜、吴广看到秦始皇出巡，跟随的队伍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于是感叹道：“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元末朱元璋这个叫化子和尚，领导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后，自己登上了皇位，革命也就大功告成。《水浒传》七十一回本，讲农民革命，只讲到宋江要投降为止。

      毛主席1975年“关于《水浒》的评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57页）

      学了毛主席和鲁迅评《评水浒》，联系当前形势，简单分析一下社会上的各路“英雄好汉”，是很有意思的。有人在呼吁：“左派要团结”。那么，首先要研究的是什么是左派？左派，在当前是指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但具体情况又有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受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影响，认为前半生的毛泽东是好的，晚年的毛泽东是错误的。另一些人则与此相反，认为不但前半生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晚年的毛泽东，他的光辉思想进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对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对外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等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因此，可以说，当前有各式各样的左派，左派的思想理论水平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是自封的左派，“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瞧不起别人。有的是别人给加的左派桂冠，或者互相加封的。有的在分析这个问题上是左派，分析另一个问题就站到右边去了。有的上阵报名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是老左派；有的通报自己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左派。有的左派一支手向上，暗示与上面有联系；一支手向外，或明或暗地表示有外国的支持。有的是血统论的左派，“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算个啥！”

      其次，左派斗争的对象是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的左派认为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因此提出“反帝锄奸，救党保国”的口号。有的认为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继续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团结奋斗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认为，现行的领导集团大多数是“社改派”，左派可以通过现行领导的支持，上下合作，现行领导一调整路线，以壮士断腕的气概除掉个别的“资改派”，就回归社会主义了。有的则认为，对于已经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集团、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派作斗争，不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进行革命是不行的。于是有的左派就此攻击那些左派是教条主义，迷信“暴力革命”理论，硬说他们现在马上要搞革命。其实，这是歪曲别人的观点。“暴力革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修正主义主张“和平过渡”，是反对“暴力革命”的。现在还没有听到哪个真正的左派说过，马上就进行“暴力革命”。许多人认为，现在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主要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水平，提高革命觉悟。

      下面重点来分析一下一位自视甚高、高喊左派团结，却把坚持反对修正主义的人视为“形左实右的反革命派”、到处摇旗呐喊的人士的观点。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认为，当前这个极其活跃的左派，不会作阶级分析，分辨不清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也就分不清敌友。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朋友，把朋友当敌人。他们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对象，不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把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作我们的敌人。他们对走资派搞的改革开放，不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说什么有好的改革开放，有坏的改革开放。据此他们把统治集团分为“社改派”（他们有名有姓的点出上层的大多数，说是真共产党），和“资改派”（他们称之为“西化派”，只少数人或个别人，说是假共产党）。他们希望通过共产党“内部革新”，“以王佐断臂的决心”，把祸国殃民的假共产党员清除出去，恢复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路线，夺回人民失去的一切，避免党和国家分裂，维护民族统一，国家安全。他们不讲阶级斗争，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们相信历史唯心主义，说什么“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他们公开说希望自己的革命行动“得到党内高层支持。”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帝除奸，救党保国。”这样，他们的路线，不是很类似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惟愿朝庭早降恩光”的路线吗？他们的口号不是很类似宋江“尽忠报国”、“保境安民”的口号吗？

       他们自封为真正的革命“左派”，被他们蒙蔽的一些人吹捧他们是“当代中国左派的一面旗帜”，是“当代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要求大家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完成大业。如前所说，这个“左派”分不清敌友，不认为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却又把别的左派当成敌人，公然破口大骂：“那些高喊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抽象口号，其实是一些形左实右的反革命派”。从这句杀气腾腾的话里，请看这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当代宋江，在梁山扯起的是一面什么旗帜？还没有完成招安受封，就要打杀与自己不一样“替天行道”的“方腊”了，是不是过早暴露自己而原形毕露了呢？我们那些喊出“左派要团结”善良口号的同志，以及误认为招摇过市的“左派”是“当代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的同志，当你们听到这样杀气腾腾的话，你们会作何感想？

      我们再回到现实来吧。三十多年来，实际上，走资派搞所谓的“改革开放”，已经把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得面目全非。共产党已经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资产阶级也可加入的全民党；官方明确宣布，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执政党。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被公然抛弃，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即资本主义路线。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构成的公有制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被摧毁，现在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样严峻的局面面前，妄想通过上层领导集团的“内部革新”，通过撤换个别头面人物，达到回归社会主义目的，这是散布幻想，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们幼稚的想法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能相信这样错误的观点吗？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选择“重庆模式”作为突破口，广泛宣传。下面且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突破口，看看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能不能突破出一个社会主义来。这些措施主要有：

      唱红。在群众中开展唱红色歌曲，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这是好事。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热”，一盒《东方红》磁带行销一时，全国销售多达200万盒。于是修正主义的高层领导出面干涉，说不能再热了，制止录制销售。显然，这是因为不符合他们“非毛化”的要求，《东方红》磁带掀起的“毛泽东热”也就嘎然而止了。

      前两年官方发动群众推荐“红色歌曲”，出乎他们的意料，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东方红》，得票最多，共计19045票。许多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实际上，这是一次无形的民意调查，反映了民众的意愿,但这与官方“非毛化”的意向是相违背的。因之不久官方又发动群众另搞了一次推荐“爱国歌曲”活动，实际上这是要把“红色歌曲”的气势压下去，《东方红》的票数当然下来了，《春天的故事》上来了。在北京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和全国许多地方,群众歌声嘹亮，激情满怀。但他们爱唱哪首歌，不爱唱哪首歌，那是谁也干涉不了的。你如有空去听听，就可了解民心所向。

      但应当指出，把唱红色歌曲同自己主张的“内部革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愿望拚接起来，则似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年龄大一点的人都记得，解放前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风起云涌，进步的学生们都爱唱红色歌曲，还学着扭陕北的秧歌。当时的红歌如《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山那边哟好地方》，《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这是骂国民党的），等等。这些革命歌曲唱得国民党的官僚坐立不安，对提高学生的觉悟，增强斗争的信心，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这些红歌并没有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唱倒，还是靠解放军的大扫把一到，才把反动政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打黑。刚解放，全国各地的黑社会、青帮红帮等帮会组织、什么南霸天、北霸天到处都有。记得北京的“一贯道”，曾经是一股很大的帮会势力。由于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正确，只抓了几个头头，一般上当受骗的群众不追究，全部解放。这样一举全歼了“一贯道”，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对比前些年处理“法轮功”，那就大为逊色了。当时每晚的电视新闻联播，都把那些已经交待清楚了的几个“法轮功”小头目和受蒙蔽的老太太，穿着犯人穿的黄马褂出来示众，以显示对处理“法轮功”的成绩。而对“法轮功”的头子李洪志，却让他跑到国外去了，在香港和几个国家都登记为合法组织。在国内虽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而对气功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却带来了副作用。此后有一年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一个“法轮功”分子公然从欢迎队伍里跑出来，侮辱我国领导人，此事闹得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不是打黑的政策出了问题吗？

      刚解放还有一个大政策，即取消妓院，把妓女改造成为新人，由北京而全国，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仅仅几年，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这些打黑除恶运动，就大见成效，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当时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宾，都称赞中国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社会秩序最良好的国家。

      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思想路线错误，走资派带头贪赃枉法，提倡一切向钱看，旧社会的沉渣又泛起，贪污腐败到处泛滥。清末孙中山的《兴中会》宣言呼喊：“呜呼！中国危矣，贪污遍地，贿赂公行”，号召起来革命，打倒满清政府，振兴中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的贪污腐败恐怕比那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重庆模式》提出打黑除恶，反对贪腐，是得人心的。

      但是，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这样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回到毛泽东时代，那就错了。反对贪污腐败，哪个朝代都曾有过的。如包公（包拯）是历史上反贪腐的清官，被称为“包青天”，他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但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与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沾边。全国解放前夕，蒋经国在上海不拍苍蝇，专打大老虎，声势很大。后来因触及到“四大家族”，就打不下去了。但能说蒋经国不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吗？

      还应当看到，现在重庆的打黑除恶运动有一定的局限性。重庆只是一个直辖市，你能在全国范围内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打黑运动，做到除恶务尽吗？恐怕很难，且举一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一位大领导，以清正廉明自居，新官上任三把火，撤了几个人的职，得罪了一些官僚。有的官僚说，你断了我们的财路，我们要断你的生路，想谋害这位领导。由于中央的保卫工作很严密，难得下手。于是他们没动刀枪，不声不响的把他的亲家母掐死了。这个亲家母本来是可以住进中南海的，她说我们是劳动人民，不想到那里去，住在市区里顶好。没想到飞来横祸，竟一命呜呼。于是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调查进展甚快，当把结果向领导汇报，涉及到上层。大领导立即下令解散专案组，宣布调查到此结束。此案应验了古话，官场黑暗，警匪一家。那些左派想通过“内部革新”，清除个别坏领导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这种可能性吗？

      民生。关心民生，为人民做点好事，减轻一点群众身上的“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新的三座大山的压力，这是受欢迎的好事。但关心民生，并不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是专门有一章民生主义吗，但这并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北欧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利主义，很关注民生，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相当高，但不能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有同志指出，现在揭示出来的“重庆模式”的内容，主要是调整“二次分配”（即财政分配），而现在的“初次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如果“初次分配”真的合理解决了，就可以对“重庆模式”下结论了。但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初次分配”是在基层企业中进行的，而且在分配中所占比重最大，一般占百分之八十。现在通过改制，私有制经济已占绝大比重。私营企业的“初次分配”，名为“按要素分配”，实际上是按资分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要求资本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挖出相当一大块给工人，这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国有制企业为主，政府下道命令，企业就照办。现在所有制变了，企业已姓“私”，不姓“公”，共产党的官，包括市长、书记、部长，乃至更大的官的话，资本家都可以不听，这是改制规定的结果。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理。

      区别一个社会的性质，最根本的是要看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重庆模式”的座谈会上，有同志提出重庆在所有制关系上，为什么没有作出较大的调整？有的甚至明确提出，重庆为什么不反对私有制？这是一个尖锐的重大原则问题。根据官方的资料，现在中国的经济私有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一些改革“精英”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任务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庆能除外吗？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重庆模式”不反对私有制。试问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吗？尽管某些左派在其他的方方面面把“重庆模式”吹得天花乱坠，试问在私有制原封不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能突破出一个社会主义来吗？

      总之，把鼓吹“重庆模式”提高到理论上来，称之为改良主义，是恰如其分的。当代的宋江贩卖改良主义，吹嘘官方采取的种种改良措施，麻痹人民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其实，改良主义的这一切是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某些修修补补，以巩固修正主义的统治。因此，列宁说：“社会主义者应当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同改良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的地位，因为改良主义经常用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工人革命运动，…改良主义者把问题说成这样，好象我们只是鼓吹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忽略了’实际的东西，‘失去了’改良的机会。”（《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6页）实际上，马列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反对改良。凡是各种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的改良事项，我们都是支持的，并力促其兑现，但不能以此来干扰斗争的大方向，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

      恩格斯把鼓吹改良主义的人分成两类：“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以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就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页)笔者个人认为，当代宋江这样的鼓吹改良主义，可能是“需要多多学习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但愿他们经过学习，抛弃改良主义，收起在梁山扯起的这面改良主义，实际是投降主义的旗帜，同我们一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转自“东方红社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