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邓小平匪帮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
◆邓匪对七十年代中期钢铁工业拉不上来的说法◆
◆第二次大跃进中冶金部对我国钢铁工业的贡献◆
◆钢铁工业的成就正源于邓匪深恶的大批判开路◆
◆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必要性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发展地方中小钢铁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伟大前途◆
◆七十年代中期钢铁上不去的人祸正是邓匪破坏◆
◆王君绍是谁的宠儿？邓小平匪帮的棍子◆
◆邓匪复辟后的钢铁工业，劳民伤财的宝钢◆
◆宝钢的预演，从武钢的一米七看红色买办◆
◆宝钢：“红色买办”给外国垄断资本的见面礼◆
◆总工程师周传典的批判◆
◆倒打一耙，尽量夸大，所谓损失2800万吨钢◆
◆第二次大跃进中攀枝花钢铁厂的成功和经验◆
◆首钢的曲折和第二次大跃进中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大跃进中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大发展◆
◆邓匪复辟后，地方中小钢铁厂遭受的摧残◆
◆重搞无米之炊，对矿山建设的再次摧残◆
◆对于1975年钢铁座谈会的不同说法◆
◆比较，以及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钢铁大省，河北◆
◆江苏和山东在曲折中前进◆
◆全国各地方钢铁工业的规模◆
◆中国钢铁工业的巨大潜力◆
◆为什么毛主席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打倒刘邓◆
◆反对中小工业的真正目的是复辟和奴役地方◆
◆我国现有钢铁工业的殖民地性和危机性◆
◆展望◆
◆邓匪对七十年代中期钢铁工业拉不上来的说法◆
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字，1975年和1976年我国的钢产量都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拉不上来，这可以相信是事实。然而是谁的责任呢？邓小平匪帮历来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罪责推给别人。尽管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三个多月的国务院工作，却把早在1974年八月就拉上来的经济归功于自己。甚至他自己在江西劳动时，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大发展，也设想出种种“理由”毫不知耻地归功于自己，倒打一钉耙，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说成是破坏生产、破坏经济，把科技大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说成受到了严重破坏。
七十年代中期钢铁工业拉不上来自然也是这样。他们的说法是：问题出在“四人帮”。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一种不光明的说法。后来他们觉得时机成熟，果然提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把罪责直接算到了文化大革命头上。不过经过十月阴谋，打倒了“四人帮”，我国的钢铁生产还是没有拉上来，尽管我国钢早已达到了3000多万吨的生产能力，1977年仍然只生产了2374万吨，低于1973年的历史最高产量2522万吨。
邓小平匪帮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按他们说法“四人帮”是如何破坏的呢？邓匪当时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外因论”。
据他们篡夺把持的红旗杂志1978年第六期特约评论员文章，《大破外因论，坚持高速度》说：
“四人帮”一伙搞外因论，首先是个政治阴谋。他们在冶金工业部的那个亲信，伙同冶金系统的反党帮派，把钢铁工业搞得一塌糊涂，造成了新的徘徊，却倒打一钉耙，嫁祸于人，胡说什么：钢铁上不去，主要是综合平衡没有搞好，煤、电、运供不上。猖狂叫嚣：“生产完不成计划，讲原因，首先要找国务院、计委”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他们破坏冶金工业的毒计，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手段。
这儿没有点名，我们并不明确“‘四人帮’在冶金工业部的那个亲信”究竟指谁，和“四人帮”是不是真的有关。反正有一点大家都知道，只要谁反对邓匪小平，反对他的党羽，毫无例外都要扣上一顶“四人帮”的帽子。按理来说，“四人帮”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有多大的错误或罪行，反正只有四个人，而且历来以不能团结大多数为人们所共知。毛主席批评江青时也说，为什么不能团结大多数中央委员呢。可是到了邓小平匪帮那儿，“四人帮”成了万金油，到处都可以擦一下，只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就是“四人帮”，以至于抓“四人帮”时，就不是抓四个人，辽宁省委的毛远新也被抓了。后来又揪“小四人帮”，打击排挤了吴桂贤等人，再后来抓“帮四人”，打击了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甚至连亲自去逮捕“四人帮”的汪东兴也毫不例外。陈永贵也被扣上了“反对中央领导同志”、“极左”的罪名。其实所谓的“中央领导同志”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胡乱邦”。胡乱邦算什么“中央领导同志”呢？陈永贵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呢！而胡乱邦从来就没有当过政治局委员，不过是一个紧紧追随邓匪集团的小走卒，被撤掉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反对陈永贵才是“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呢！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冶金工业部部长是陈绍昆，这位陈绍昆，1921出生，江苏省宿县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历史上他有没有军功就不说了，不像邓小平匪帮和一切走资派，动不动就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国民党的代理人。1970年 6月，陈绍昆调任冶金工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就是被认作为“四人帮”在冶金部的党羽并在后来撤职的。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四人帮”，但显然那篇评论员文章说的就是他了。但我们知道，十月阴谋时他没有被捕，继续当他的冶金工业部部长。从姚文元的日记看，对他也并不信任。他在批邓时揭露出了邓小平集团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邓小平匪帮也讳莫如深，从来没有透露出来。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和冶金工业上不去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说邓小平集团在煤、电、运输上卡了冶金部。因此，说他反对邓小平集团是事实，要说他是“四人帮”，至少华国锋等人当初还不这样认为。反对邓小平的人多了，包括华国锋都是“四人帮”？！邓匪出来不久，对于十月阴谋还不满足，就开始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到1977年6月他就被罢官了，由唐克接任冶金部长，可是1977年全年的钢铁生产没拉上来，邓匪还是要他负责。除此以外他还受了留党察看处分，从此以后被看作“四人帮”的亲信，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工作。
◆第二次大跃进中冶金部对我国钢铁工业的贡献◆
先不说1974年以后作为冶金部长的陈绍昆，对于钢铁工业上不去有没有罪责？什么样的罪责？多大责任？首先应该肯定，冶金部在文化革命胜利结束以后的四年里，第二次大跃进的1970到1973年，对于我国的钢铁工业立有很大的功勋。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字，那一段时间里我国钢铁生产直线上升。在短短四年间，生铁产量由1969年1280万吨猛增到2490万吨，几乎翻了一番，平均年递增18.1％；钢产量由1333万吨猛增到2522万吨，猛增了89.2％，平均年递增17.3％；钢材产量由926万吨猛增到1684万吨，猛增了81.8％，平均年递增16.1％。不能说没有组织、没有直接领导者的功绩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如此大成绩的取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下获得的，没有斗批改一切无从谈起。就是这个原因，使得邓小平匪帮永远不能放过冶金部，要不惜一切手段予以打击。这段时间里，冶金部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大批判文章。冶金部一直在批判“抓中间，带两头”大打矿山之仗，正是这，才促使我国钢铁工业迅猛发展。除此以外冶金部还批判了条条专政，拥护党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积极地支持地方发展自己的中小钢铁厂，1976年1月24日甚至还专门决定在计划司、钢铁司、矿山司和基建局内设立地方中小企业处（组）。没有这一些，我国就没有1970年到1973年那四年的钢铁工业迅猛增长。另外那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建设也非常迅速，首钢和攀钢就是典范。
七十年代中期鞍钢的生产一直拉不上来，但鞍钢决不是从来就如此，也不是始终如此，下面会说到1976年批邓时，鞍钢的生产虽然仍没有完成计划，但上半年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唐山大地震后九月份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同一个陈绍昆当冶金部长，1973年鞍钢生产的钢材、钢、生铁、铁矿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了37％到百分之90％，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长了56倍到123倍。几年来，鞍钢还为国家增加了成百个钢种和上千种新钢材，填补了我国冶金工业的空白。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再建设一个鞍钢。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不是产量，而是生产能力，那时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比钢铁产量增长还要快得多。那下面就会说。
即使七十年代中期，冶金部也不是没有功绩，尤其要指出的是他们对“大打矿山之仗”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的方针。他们指出我国石油工业能够高速发展，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枷锁，驳斥了“陆相沉积无油论”而赢来的丰硕成果，同样我国幅员那么辽阔，难道就找不出富矿来？世界上于六十年代新发现火山岩型的富铁矿，就突破了“火山岩无富矿论”的老框框。我国含铁石英岩分布范围很广，虽然已知含铁层较薄，但形成富铁矿的地质条件还是具备的。勘探也已经证明我国存在着富铁矿，必须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成矿规律，探索出找富矿的方向。为此还得改进富铁矿的勘探技术。我国历来以简易的磁力探矿为主，发现的大多是贫铁的黑矿，必须尽量采用先进探矿技术，把地质勘探和物理化学探测结合起来，采用重力法寻找大而富的红矿。另外要搞好粉碎、选矿、烧结，抓好精料，提高效益，降低消耗。——这一方针是对头的。这是我国工业“以钢为纲”的第三阶段。说了就做，1975年1月15日冶金部发出《进一步加强北方富铁矿找矿和研究工作的通知》。9月25日冶金部提出《关于加强富铁矿地质工作的初步设想》。10月23日冶金工业部召开红矿选矿技术攻关会议，确定进行磁—重，磁—重—浮，弱磁—强磁—重力联合选矿流程的工业试验。对于主张依赖进口矿石的刘邓集团来说，这些自然就算不了成绩了，或许还是罪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冶金部的成就正源于邓匪深恶的大批判开路◆
以上这一些，正是邓小平匪帮恨之入骨的。甚至发表这些观点的自然科学杂志也被打成了“四人帮”、“极左”予以取缔，已发表的统统秘密销毁。因为反对建设矿山，提出什么“抓中间，带两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鼓吹“先建厂，后找矿”，“建高炉，逼矿山”，“主动创造不平衡，促进生产力发展”，美其名曰：“抓中间，带两头”，搞“无米之炊”。他们还提出什么“开矿不如买矿”等等。结果恰恰是“砍两头，卡中间”，严重破坏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下面将有一系列例子，如首钢等来证明文革前他们这一方针对我国钢铁工业的破坏。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冶金部批判了这些谬论，指出：从生产的客观要求来看，发展钢铁工业，要从原材料搞起。钢铁工业的原料，就是铁矿和其他辅助原料矿。有矿才能炼铁、炼钢，有钢而后才可以轧材。矿山发展了，才能供应数量足、质量高的矿石，使高炉吃饱吃好，生产更多更好的钢铁。因此，矿山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直接决定着钢铁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矿山是钢铁工业的基础。不搞矿山，只建高炉，就是搞“无米之炊”。如此高炉再多，钢铁工业还是不能迅速发展。在六十年代初的下马风里刘、邓、陈就是首先大砍矿山，造成许多钢铁厂吃不饱，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使得钢铁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了十年徘徊，连带着以钢铁为原料的工业也产量下降，铁路建设等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我国的钢产量，经过三年大跃进，从1957年的535万吨，猛增到1960年的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6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1962年大部分铁路建设和其他最最低限度需要的建设都停顿了下来。经过十年徘徊，到1970年第二次大跃进中才恢复到1800万吨。钢材也是一样，由大跃进的1960年的1111万吨猛降到455万吨，1970年才结束十年徘徊。依靠矿石的生铁更是如此，由1960年的2716万吨猛降到1961年的1281万吨、1962年的805万吨。1963年全国各项工作大多数好转，但生铁产量继续下降只有741万吨，几乎下降到了四分之一。一直到1970年才恢复到1706万吨。以后由于大打矿山之仗加上办小钢铁等，生铁产量增长得比钢快，1972年达到2355万吨，超过了钢产量。陈绍昆就是在1970年当上冶金部革委会主任（冶金部长）的。
发展钢铁工业，必须注意钢铁工业内部的综合平衡。避免主要生产环节相互脱节，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平衡历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历来主张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但要达到积极平衡，就必须狠抓薄弱环节，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抓主要矛盾。在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轧钢这几个主要环节中，一般来说建高炉较易、较快，建矿山较难、较慢，矿山常常是薄弱环节。建矿山，先要从地质勘探搞起，探明一个矿的情况，需要一定的时间。矿石的采掘量和运输量很大，炼一吨钢要挖、运十几吨石头。铁矿石采出以后，大部分还要经过多次破碎、选矿、烧结，变成精料才能入炉。而且矿山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要修筑公路、铁路，电站，需要的投资比较多，建设周期也比较长。建设一座现代化高炉只要几个月，而把相应的矿山搞上去，比建高炉的时间却要长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狠抓矿山建设这个薄弱环节，把客观上较难、较慢的矿石生产搞上去，才能实现主要生产环节的综合平衡，使冶炼和轧钢等设备充分发挥作用，达到增产的目的。
可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大跃进的时候，歪曲积极平衡，人为地制造不平衡（公平地说：当时有一些不平衡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不能全怪刘邓），后来又倒打一钉耙，把自己一手制造的不平衡归罪于大跃进，归罪于“积极平衡”，在文化大革命受了批判后又怀恨在心，一直妄图反攻倒算。我们不管陈绍昆有没有错误，也不问如果有的话是什么错误，多大错误，但是应该肯定，冶金部在文化革命以来的斗批改中，批判“抓中间，带两头”，“大打矿山之仗”没有错，而是重大的功绩。方向是对头的。后来提出“找富矿，抓精料”更是创造。
刘邓路线在矿山工作中还片面地搞大矿，轻视中小矿，认为“小矿星星点点，不解决问题”。这是他们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决定，决定了他们历来搞“高度垄断”、“条条专政”，反对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反对两条腿走路，反对社队企业和农村工业化。这一罪行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肃批判。大批判认为：根据地质资源和其他方面的条件，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山，是保证大型钢铁企业的生产所必需的。同时必须大中小相结合，多搞中小。只有这样才能使矿山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小矿不解决问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大和小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小可以变大，积小可以成大。有些大型矿山，也是从小规模逐步发展起来的，或者是许多中小型矿山组成的。全国各地办起一大批中小型矿山，就可以起到好多个大矿山的作用。中小矿山设备简易，投资不多，便于土洋结合，大家动手，建设周期短。省、地、县、社都能办。大中小结合，多搞中小，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办矿的积极性。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赢得矿山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在这方面河北省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了全国的典型。下面就要讲，现在河北成了钢铁大省，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大跃进开始并在文化大革命确立的这一方针。
如当时河北武安县根据本县的资源条件，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办起了五十多个小矿点。1970年第二次大跃进开展不久，就生产了近百万吨的富铁矿。邯郸冶金矿山公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中小矿同时并举，土法、洋法一齐采用，七十年代初就建成大中小铁矿十多个，中小型选矿厂三个，铁矿年产量1970年比1965年增长三倍，成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矿山的一个榜样。正由于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才有了河北省的钢铁工业大发展。其他大中小矿山一起上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安徽繁昌县，自力更生办起了二十二个小矿山，不但满足了本县钢铁厂的生产需要，还支援了一些大钢铁厂。事实证明，多搞中小矿，不是“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大问题。1970年我国铁矿石产量比1969年猛增了48％，选矿，烧结和矿山运输能力也相应提高。全国先进单位还有黑龙江省，山东烟台地区，江苏镇江地区，江西丰城县，广西陆川县，广东杨春县，山西晋城县，河南济源县等等。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这儿举个例子。197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冶金部写作小组的大批判文章《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批判刘少奇破坏“以钢为纲”的罪行》，文章说：
1961年到1962年刘少奇和薄一波等再一次跳了出来，攻击“以钢为纲”“挤掉了其他”，叫嚣“钢铁生产必须下马”，公然利用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对钢铁工业特别是大跃进时发展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大砍大杀。
刘少奇一伙一贯仇视“小土群”大砍中小钢铁企业，有的人也看不起小企业，一眛追求“大洋全”。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小可以变成大，土可以变成洋，我国许多大型钢铁企业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即使新建大型企业，也是分期建成的。许多中小企业，经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产品质量和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大型企业的水平。有些土法上马的小厂子，也搞出了“高精尖”的产品。贯彻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必须大破“条条专政”。过去刘少奇一伙在钢铁战线上推行“条条专政”、“一家独办”疯狂地叫嚣“我要管起来”、“不准地方管”，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大办“工业托拉斯”，他们把许多地方办起来的中小钢铁企业强行垄断起来，一切统得死死的，上不谋中央，下不谋地方，妄图破坏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变成部门所有制，严重地压制了地方办钢铁的积极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了条条专政，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的老的钢铁基地青春焕发，成百上千的中小钢铁星罗棋布。
这些话写得多么地好啊！全都是事实！正是在大批判开路下，我国的冶金工业才有了新的第二次大跃进。文章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众所周知，邓小平一样有罪责，只是毛主席宽容，还给他改正错误出来工作的机会罢了。
发展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还必须反对洋奴哲学，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路。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五一八队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批判刘、邓的洋奴哲学，创造出了巨大的成绩。1957年五一八队为了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开进了邯邢地区，大打矿山之仗。当时，翻开这里的地质历史资料，全是外国“专家”、“权威”对这个地区所作出的“无矿”、“矿小而分散，无工业价值”等等结论。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不迷信洋人信实践，用毛主席的“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来指导勘探工作，冲破了“高值异常才有矿，低缓异常没有矿”、“火成岩底下没有矿”、“煤系地层下部没有铁”等洋理论和旧观念的束缚，大胆实践，19年里先后在邯邢地区的9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了普查找矿工作，共钻探543000千米，找到大小矿点一百多处，在许多原来认为无矿的地方找到了矿，在许多原来认为只是小矿的地方找出了大矿。到1976年这个队已经探明的铁矿储量，比洋“专家”曾经作过的结论多170倍。邯邢地区百里矿山的开发，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下面我们会说到邢台和邯郸都已经成了巨大的钢铁基地，而且准备合并成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没有大跃进以来，尤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路，从而找出了大量铁矿，就没有现在河北省钢铁工业的大发展。如果按照邓小平鼓吹的洋奴买办思想去干，把外国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明，不敢动一根毫毛，那么，邯邢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至今仍然会沉睡在地下，也就不会有今天蓬勃发展的百里矿山。
除此以外冶金部还有了新的发明创造。“找富矿，抓精料”是我国工业以钢为纲的第三个阶段。
我国在1958年第一次大跃进运动已提出“以钢为纲”，这是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强调大打矿山之仗是第二阶段。大打矿山之仗实际也是从1958年第一次大跃进就开始的。大跃进中我国的工业发展那么快，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迅速建成，正与大打矿山之仗分不开的。由于发动广大群众找矿，仅仅1958年就发现了大小矿点16万处，其中许多经检查证实是大型矿床。这一成就使我国受用无穷，后来许多地质上的发现是1958年群众找矿的延续。许多矿山正是从那时群众发现的矿点发展起来的。到了第一次大跃进的后期，就明确地提出了“大打矿山之仗”，甚至还提出过找富矿和抓精料的问题，但很快就被刘邓路线扼杀了。不过当时我国工业能力还很薄弱，大搞精料存在着客观困难，许多情况下高炉只能吃“粗粮”。（公正评介，不一切归罪于政治对手。）
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这次毛主席的“开发矿业”、“大打矿山之仗”正式作为促进工业，尤其钢铁工业大发展的国策。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找矿活动。有了第一次大跃进的经验，这一次组织工作比第一次大跃进做得好得多。广大的地质工作者深入农村社队，开调查会，摆矿石摊（展览），普及地质知识，举办训练班，培养了不脱产的地质员，群众找矿报矿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许多大队、公社、县，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报矿组织，组成了群众报矿网。有的县还成立了地质队。没有多久不少地方就找出了铁矿和煤矿，为各地建立矿山和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提供了条件。也有不少矿山为大型钢铁厂提供铁矿。这在1970年毛主席和斯诺谈话时就说过，得到了斯诺和国际上的公认。在大打矿山之仗中，我国广大矿山的工人不断革新采矿方法，提高掘进速度，增加矿石产量，适应我国的矿石资源，发展选矿技术，研究矿石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得我国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许多新式的大型矿山机械、矿山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冶炼工业提供了原料，各地方在发展地方性的中小工业中，也学会了设计制造适合自己需要的中小矿山设备。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批判刘邓路线，就没有这一切。因此这一切都是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0年全国矿石产量比1969年猛增了48％。1971年头五个月又猛增了35％，该年前11个月铁矿石产量比70年同期增长四倍多。小钢铁生产水平大幅度上升，铁矿石、生铁、钢产量增长40％以上。1971年全国铁矿山采剥总量比1970年增长26％，重点矿山突破十年前大跃进创下的最高年产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后期，就明确地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这一以钢为纲的第三阶段。可惜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篡权复辟走了更大的弯路，邓匪一复辟就被抛弃了，至今还没有能够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不过后面将要说，河北等钢铁工业搞得好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按这条方针办事，而且并非完全无意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历史功绩是无法磨灭的。
在第二次大跃进中，通过大打矿山之仗和发挥两个积极性，大中小并举，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成了三千多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包括一大批中小钢铁企业，为我国钢铁增长提供了条件。各地方也学会了建设工业，培养了技术和干部队伍，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等文章里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大办中小工业和地方工业的最最重要的成就，人是生产力中第一位的因素，相比之下建起工厂、获得产品还是第二位的。这一切为今后进一步地、大规模地发展工业铺平了道路。没有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培育的大量人才，就没有现在地方工业的庞大，以至于把邓小平匪帮情有独钟的中央大工业都淹没了。
◆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必要性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小矿山和中小钢铁厂的建设正是独立战争，即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切开始于1958年的第一次大跃进。那时，我国就举行了伟大的大炼钢铁运动。遵照毛主席在大跃进前，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实现我国工业化的道路，开始了建设地方中小钢铁厂的热潮。1958年到1960年我国的钢产量能够由1957年的 535万吨猛增到1960年的1866万吨。小高炉起了巨大的作用，1960年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个专区和市，六百多个县分别建起了1300多个中小钢铁厂，这些中小企业生产的钢、生铁和铁矿石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30％、50％和47％。不但赢得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也大大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布局。在大跃进中，我国的大型高炉操作技术主要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地方上的中小高炉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甚至某些技术指标，如利用系数还赶上了大型高炉。
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是从1958年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开始的。刚开始也尝试了低温炼钢等很小很土的方法，一直到现在还成为资产阶级老爷们攻击大跃进的话题。不管什么样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们一律不看，只要一提起大跃进时的钢铁生产大增长，他们就说——这是没有用的土钢，即使跟他们说清楚已经扣除了土钢的数字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以及破坏我国工业化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汉奸本质，决定他们必然要不顾事实地攻击使我国得以建立起自己工业体系的大跃进运动。尽管1958年低温炼的土钢确实没有多少用处，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在历史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尝试。爱迪生发明电灯试用了1000多种材料，如果谁要抓住他使用过并被淘汰的材料说：“你看，爱迪生就是这样地胡闹，纯是劳民伤财。”我们将怎样看待这种人呢？只能说他居心不良要扼杀发明创造。何况爱迪生最后用的以竹子做的碳丝灯泡也只能点几十个小时，很快就淘汰了，为钨丝所取代，这更可以为居心不良的攻击者作为话柄了。有人问爱迪生，前面一千多次试验有什么作用？爱迪生回答说：“我发现了有一千多种材料不适宜于作电灯泡。”同样，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中，以两条腿走路、大中小结合作为指导方针，还是没有先例的第一次，究竟土到什么样子最合适，没经过试验谁能够下结论。在这一问题上任何专家都不能充内行，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我国的国情，做个这样的试验。土钢也并不是天然地质量不好没有用。从春秋末期世界上出现干将莫邪剑，一直到1856年一个大炮工程师贝色麦发明现代炼钢以来，全世界炼的都是土钢。英国的瓦特制造蒸汽机就是用的土钢。洋钢刚传入中国时，质量还不如中国的土钢。所以能够得到推销不在于质量而在于价格低廉。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在探索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时，就不能试一下炼土钢呢？如果说当时炼的土钢质量不好，那不是土钢的本性所然，而是炼土钢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大多数人没有经验。就是那个贝色麦提出转炉炼钢时，一样经过曲折，还被人们骂为骗子。如果说不过几个月，炼土钢就被淘汰了，那也是经过试验有了更好的办法，不然还得进行下去。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炼铁炼钢的试验，就好像培育杂交稻使用了各种品种，最后却选准了野败那样，谁也不能拿着淘汰的品种否定杂交水稻。小高炉后来越造越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青岛用小转炉炼出了合金钢，也有地方用小转炉炼出了矽钢，并且轧制了矽钢片，制造出了电机。炼土钢的群众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筛选出了更好的小高炉技术，以及培育了技术力量。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培育了大量干部和技术人才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继续。经过一段时间，群众性的炼钢逐渐成熟。质量越来越好。到1960年，煤炭、矿山、钢铁等中小企业已经得到了技术改造。许多小炼铁厂增加了鼓风设备和热风设备，厂内厂外的运输已经由汽车、小铁路或其他各种轨道运输、索道运输所承担。这些企业和1958年草创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如果能够真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使为了当时的农业不能不大大减少人员，不能不下马一批，也未必不可以保住一批，并且继续大大地提高中小钢铁厂的水平，使得钢铁产量不致大幅度下降。
可是在1961年和1962年，刘邓路线却以调整为名把我国的地方工业几乎完全打下去了，地方的中小铁矿几乎全部摧毁了，中小煤矿也大批摧毁了。他们叫唤：“要挖地三尺，地平线上不留痕迹。”造成了我国在1961年和1962年工业的大幅度下降和钢铁工业的十年徘徊。他们攻击的矛头首先就是对着铁矿山和煤矿的，矿山一垮，没有了煤、没有了矿，生铁产量就不能不大幅度下降，这就给他们摧毁大跃进的一切中小工业和地方工业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根据”，客观上也确实搞不下去了，于是整个地方中小工业就成了多米诺骨牌成片地倒了下来。就是中央的大工业也受了严重影响。比如武钢是苏联帮忙在五十年代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当地群众只用了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便建成投产了灵乡铁矿使得武钢的高炉提前得到铁矿石得以开炉生产。可是在1961年的下马风中，刘邓强制推行“抓中间，带两头”，反对矿山建设，又大肆反对中小企业的建设，强令“中小矿山要下马”，灵乡铁矿所属的九个采矿场，一下子就被砍掉了六个，产量急剧下降，而武钢的高炉也因原料不足产量急剧下降，甚至不能不处于“保温”状态，一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开始大打矿山之仗，武钢才真正建成投产。下面还要谈到首钢等例子。
但尽管如此，大跃进中我国的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还是没有白搞，还是为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成就就是在1963年建成了我国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为我国今后的工业和科技等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第三世界是第一个。像印度等国家原来的工业底子比我国好得多，却在十几年以后，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走了第二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后，才初步实现，而且还借了大量的外债长期不能偿还，而我国不但没有借外债，反而还清了抗美援朝的债务，成了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国家。没有这个工业体系，我国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工业。
对于建立这个工业体系，地方中小工业贡献了五亿多吨煤炭、二千多万吨生铁（不包括土铁），一千万多吨钢（不包括土钢）至少等于1957年四年、四年和两年的全国总产量，还有约为半数的铁矿。以山东为例。在全省，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生铁是十三立方米以下小高炉生产的；一吨以下的小转炉几乎生产着全部转炉钢；90％左右铁矿石是小矿山生产的；三分之一煤炭由小煤窑生产的；水泥也有一半的产量出自小水泥厂。同时，这些“小土群”和“小洋群”经过技术改造之后，不仅高产，而且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建设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钢铁等材料，周总理在1959年4月18日的二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说：“我国钢产量不足，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如此！要知道1949年我国总共只有15.8万吨钢产量，也正因此必须有个大炼钢铁运动。这个大炼钢铁运动至少为我国建设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提供了钢铁条件。在1953年到1957年，我国建成投产的钢铁生产能力分别是：炼铁339万吨，炼钢282万吨，速度不可谓不快，成绩不可谓不大，使得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加了好几倍，但按照这个速度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建设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钢铁吗？只怕再过两、三个五年也生产不出来。就是能够生产出来，下面说的固定消耗只怕也水涨船高了，能够用于工业体系建设的又不足了。
注意：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工业体系，不是零星的产品。一个具有一定完整性的有机体。就好像一个农民必须通过突击筹集资金来买牛作为耕畜，而不是每隔一定时间买几斤牛肉。既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体系，那么作为这个体系的各个企业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一个企业建成投产后必须另有企业为它提供各种原材料、燃料、动力，还要有运输系统相配合，以及其他配套工作如提供配套零部件，产品也得有出路，后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就是市场。最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作为工业体系的各个工厂在同一个时间内同时建成，这就是突击。这就决定了建设一个工业体系必须通过突击才能成功。在短时间内，通过大突击大幅度地提高钢铁产量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个工业体系根本就不能建设成功。
1957年生产了535万吨钢，轧制成品钢材415万吨，这些钢材，军队需要一部分、轻工业需要一部分、建筑业需要一部分、直接用于人民生活的需要一部分、农业也需要一点，钢铁本来就是容易锈蚀的，已有设备的修理维护和更新等又需要不少——这一些且称之为固定消耗，扣去固定消耗，真正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余额”就不多了。如果按照常规速度仅仅用这有限的“余额”来建设，不但需要极长的时间，企业还只能在长时间里逐个竣工，竣工了又得长期等待其他企业提供配套不能正常开工生产，以致长期闲置。当后一批企业投产后，只怕第一批企业早已腐蚀朽烂了。——这就是极大的浪费。反过来第一批企业锈蚀后，新建起来的配套企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又陷入了闲置状态，又要锈蚀。所以如果按照“常规”速度用钢铁的余额来建设，不但时间长，实际上还根本不能成功，国民经济将长期处于开工不足状况，新企业不能不长期等待，这不但是极大的浪费，而且在最后将以建设起来的企业全部锈蚀为结束，以至一事无成。
这些道理，1957年的有些右派是懂得的（这些右派的水平还算高，许多右派可没有他们这种水平）。他们正是以此为理由来论证我国根本就不能建设自己的大工业。结论就是只能去投靠帝国主义。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批判了右派的这些论调，办法就是大突击，就是大跃进。没有伟大的反右运动我国也不能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来。
正是这个原因，在我国要建立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就必然要求大炼钢铁，通过突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提高钢产量，使得扣除固定消耗后，“余额”有大幅度的提高。也要通过大突击把这些钢铁变成各种机器，建成一大批互相配套的工厂。如能这样做，情况就不一样了。大跃进三年，我国大中小企业生产的钢4053万吨（不包括土钢，其实就是土钢也在许多地方用来打制农具或生活用具，顶替了洋钢，减少了洋钢的消耗量），是1957年的7.58倍，扣除固定消耗后，就有数量上比按“常规方法”发展生产多好几倍的“余额”，能够用于基本建设，并在机械等工业上也通过大突击，依靠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大大地发挥爱国的拥护大跃进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这些钢铁变成各种设备，尤其是制造成功我国以前根本不能制造的设备，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整套工业建成各个企业互相配套而投产。所以大跃进、大突击、大炼钢铁是我国能够建成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唯一方法。当然这样一来用于固定消耗的钢铁在钢铁生产的总量里所占的比例必然大幅度地下降了。——让陈云去攻击我们轻视和损害轻工业吧！说得客气点，纯是书呆子见识。实际上大跃进中凡是使用重工业原料的轻工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钟等，增长速度还是和钢铁、机械等重工业等一样迅猛的。在大跃进中我们还第一次开始生产手表、照相机、电视机等。因此实际上“固定消耗”也并不固定，只是增长量并没有用于基本建设的那么快罢了，用于设备维护修理和补充钢铁锈蚀的就不会变。
现在且抛开这一点不说，为了定性说明问题，我们在量上且做些假设（由于缺乏用于基本建设的钢铁数量资料，不能不用假设来定性说明），如果轻工业等固定消耗真的固定，也就是说如果大跃进三年中我国比1957年增产的钢铁全部用于建设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那么这将为我国的基本建设增加多少钢铁呢？ 1958、1959、1960三年，我国生产的生铁分别为1369、2191、2716万吨，合计6276万吨，比1957年的594万吨的三倍1782万吨多出4494万吨，光这个数字就是1782万吨的2.522倍，假设1957年生产的生铁有一半用于基本建设，即297万吨，那么这个数字就是15.1倍，再加上三年，就是1957年的18.1倍。也就是说在三年大跃进中，由于大炼钢铁给基本建设提供的生铁相当于1957年的18倍，如果没有大跃进，按1957年速度计算，需要18年才能提供建设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所需的生铁。依同样方法计算这三年的钢产量分别是800、1387、1866万吨钢（不包括土钢），合计比1957年535万吨的三倍1605万吨多2448万吨，如果1957年生产的钢一半用于基本建设，需要12.2年。考虑到土钢顶替了一部分洋钢用于农具和生活用品，实际需时还要多。钢材产量分别是591、897、1111万吨，合计2599万吨，1957年是415万吨，按同口径计算需要9.52年。经过这三年大跃进，我国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大部分的工程已经完成了。后来几年则是将它建成并完善化。由于大跃进三年钢铁和钢材的产量迅猛增长，所以尽管1961年刘邓大刮下马风，我国的钢铁产量和1957年比还要高得多，所以用于续建这一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钢材数量还不少，比如沈鸿同志的九大设备就是在那个时候制造的，这些建设使得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得以配套成龙，在1963年终于基本建成，1964年和1965年完善化并大规模地发挥了作用，从而在那几年里我国的工业大幅度地上升。——这本来正是大跃进的伟大胜利，然而刘邓和陈云之流居然毫不知耻地把这几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大好记在他们下马风的“功劳簿”上了。不过当时刘邓一伙还是回过头来表示拥护三面红旗的，也乘机对反对他们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好人进行反攻倒算。到了1979年，邓小平匪帮才彻底地、无耻地完全叛卖。
仅仅从钢铁积累来看，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就完全必要、功不可没。钢铁还是极易腐蚀的产品，据世界上的统计，一般来说每年腐蚀的钢铁占既有钢铁总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且假设为四分之一，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在短短的三年里生产出那么多钢铁的话，而是按照常规走路比如用16年的时间来积累，那么16年以后每年腐蚀的钢铁制品即制造出来的机器设备，将占已经积累起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四年的产量，以后每年都腐蚀四分之一，这样还有完没完？也就是说，正是大跃进，使得我们不仅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大致建起这个工业体系，而且避免了花上十几年才能建设其所需的企业，以至于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里新建的工厂总是开工不足，到最后一批企业建成时第一批已经腐蚀。总之，没有大跃进这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是根本建设不起来的。
——经济建设必须有突击，一个家庭买个大件尚需要突击呢！何况一个国家。与家庭比国家更需要突击。家庭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把钱存入银行。而国家存的是物资，就以钢铁来说，存起来就难免锈蚀。保管也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仓库等。凡是大跃进的反对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肆反对在经济建设上搞突击。我们要问他们，你们家中搞不搞突击？没有一个家庭可以不搞突击，无论平常百姓还是富裕之家，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到七十年代后期的黑白电视机、八十年代的彩色电视、冰箱，到现在富豪的大豪宅和汽车，哪一样不通过突击就能置办。穷人穷项目要突击，富豪搞富项目也要突击。大跃进的反对派们会说，经济建设和家庭不同。我们要问：“你们的根据何在？为什么总是不要根据信口开河？”真的不同吗？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任何人都没有经验，他们有什么资格说相同或不同？农民买牛就要突击。资本家办厂，哪一个不通过突击？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资本家办厂由各个资本家自己规划突击，而社会主义国家把这总结为理论，上升为国策。斯大林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突击，毛主席更是总结为大跃进。这都是经济理论上的创造性发展。苏联和中国的工业都是这样建成的，使得斯大林和毛主席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个经济学家，他们的实践告诉人们，按资本主义方法两个被认为最最不可能建设起独立强大工业的国家，建起了相当强大的工业。当然他们的创造还不仅仅这些。苏联后来还是让反对突击占了上风。突击是经济建设的正常之路。反对突击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所以大跃进中大突击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符合客观经济建设规律的，也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没有短时间里的大突击，就不可能建设起我国自己的工业体系。
附表一：大跃进和前后年份钢铁产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及其指数（以1957年为100）
年份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两者合计 生铁产量 钢产量 钢材产量
亿元 亿元 亿元 指数 万吨 指数 万吨 指数 万吨 指数
1957 143.32 7.91 151.23 100 594 100 535 100 415 100
1958 269.00 10.06 279.06 184 1369 230 800 149 591 142
1959 349.72 18.3 368.02 243 2191 368 1387 259 897 216
1960 388.69 27.89 416.58 275 2716 457 1866 348 1111 267
1961 127.42 28.64 156.06 103 1281 215 870 162 613 147
1962 71.26 16.02 87.28 57 805 135 667 124 455 109
1963 98.16 18.5 116.66 77 741 124 762 142 533 128
1964 144.12 21.77 165.89 109 902 151 964 180 688 165
1965 179.61 37.29 216.9 143 1077 181 1223 228 881 212
资料来源：邓小平匪帮提供。
可以看到大跃进三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957年的七倍多，大炼钢铁在三年大跃进中为我国的大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钢铁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没有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建设，就不会有钢铁工业短时间内的大幅度增产，也就不会有这个工业体系的建成。——陈云大喊大叫基本建设规模太大了，刘邓先是盲目地扩大建设项目，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但是如果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大跃进的建设规模并不大，只有一个项目，一个工业体系，还是“初具规模”的。对这个工业体系的建成，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至少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尽管这个脚手架被刘邓和陈云等人摧毁了，尽管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原本不应该仅仅起个脚手架的作用。地方性的小钢铁厂虽然被大量摧毁了，但这是暂时的，对于我国工业化的伟大功绩则是永恒的。在后来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的建设又一次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开始了。而目前我国的第三次大炼钢铁，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还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地方积极性、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毛主席的创造，违背了难免受惩罚。
刘邓一伙在摧毁了地方性的中小工业后，由于煤、铁、钢等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工业大幅度下降，连中央的大中型企业也受到了牵累，到1962年他们终于沉不住气变得惊慌失措了。刘邓一伙原本一贯只看重中央大企业，并自封为大工业和先进工业的代表，此时也稳不住了，竟然连正在建设并快要完工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也要砍掉，说要做“伤筋动骨”的“调整”，完全向陈云路线和一切反对我国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国内外反动派投降了。就像华国锋在十月阴谋后那样地无耻。——这就是1962年的右倾。如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毛主席、柯老、周总理等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我国在大跃进中建设的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差点被摧毁。国内外反动派大肆攻击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正是刘、邓、陈等人，使得炼土钢长期延续下去。由于大砍大杀，我国许多省、许多地区又回到了“手无寸铁”的地步，炼土钢就不能不继续进行——许多地方的农具和家庭用的菜刀等，一直在用土钢打制。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带来了第二次大跃进运动，各地改变了“手无寸铁”的局面，土钢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把工业都下马了就否定了大跃进，坚决把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建设下去并且取得了成功。到那时刘邓一伙就又回来要攫取大跃进的成果了。忽然他们又成了大工业的代表者，而且比谁都重视大工业，反对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还是如故。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国大跃进中搞的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如小水泥厂、小氮肥厂、小水电、地方农机工业等纷纷翻案。毛主席在1965年又明确指出：“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打起仗来要靠它。”当然搞小钢铁厂也不仅仅为了打仗，各地如果没有自己的钢铁厂（即使规模还不大），搞自己的工业就无从谈起，就是能够搞一些，也不过是中央大工业甚至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经过独立战争，即伟大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批判了刘邓路线，地方获得了发展自己工业的独立性，地方工业包括中小钢铁厂就又如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了。
◆发展地方中小钢铁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伟大前途◆
在办好大型钢铁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地方中小钢铁企业，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地方矿产资源，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大搞群众运动，是多快好省地发展钢铁工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发展地方工业、中小工业和土洋结合的道路，可以动员各地的人力物力，设备比较容易制造、技术比较容易掌握，地方上办得起，便于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土洋结合、由土到洋，由大跃进时的游击战到第二次大跃进的运动战，在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时有的已经开始了阵地战，如果不是他们破坏，决不至于要近三十年，全国大多数地方就都可以走向大规模的现代化阵地战了。——这在陈绍昆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大批判文章中已经作了预言，并且指出前途了。
大、中、小本来就是相对的，我国的八大钢铁公司中，鞍钢、上钢、首钢、本钢就是由小到大发展过来的。只有武钢、包钢、攀钢才一开始建设就是大钢铁厂。鞍山算是最大的了吧！但解放前的产量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百万吨，那时我国冒烟的高炉仅七座，最大的高炉不过596立米，平炉在50吨以下，电炉、转炉不到 3吨。本溪在解放初期年产几千吨钢、几万吨铁，完全是个小钢铁。按照邓小平匪帮的标准这些厂就必须统统摧毁，“彻底否定”。他们也是这么做的。1975年他们仅仅篡得了部分权力对鞍钢就准备推倒重来——这在下面就要讲。地方性中小钢铁能够利用各地的资源，可以就近支援农业，也就是从农村得到市场，除了为农业机械化服务以外，进一步还可以为农村工业化提供设备和培育技术力量，可以促进地方相对独立的各有特色的工业体系的建立。自然，打起仗来还可以和各地的工业结合，建立起打不烂摧不垮的战略后方。
如南京钢铁厂就是省委主要领导挂帅动员全省七个市、五个地区、一共二百多个企业进行设备大会战。自力更生制造了80％以上的设备建设起来的。江苏省委在1969年做出大规模扩建决定，4月上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建成一项投产一项，生产能力逐渐扩大。不过四年到1972年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型钢联，钢产量年递增70％以上。1973年产钢32万吨，又增长了14％。山东烟台动员了160多个单位经过几年革新改造，建成了从采矿、选矿、烧结、炼铁到炼钢、轧材的地方性小钢联。
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能够扭转调入粮食，成为粮食输出省就和发展地方小钢铁支援了农业有关。这三省的中小钢铁都搞得比较好。河北每年拿出几十万吨生铁和十几万吨钢制造农业机械，战胜了连年干旱。山东烟台由于建立了小型钢铁工业，1970年全地区生产的农用动力机械比1966年增长了约1.7倍。并用自产钢铁制造设备武装县社工业。使得1970年县以上五小工业比1966年增加了近一倍。河南1965年只有一座中型钢铁厂，第二次大跃进一开始就新建20个小钢铁厂，在1970年初已有十个建成投产，使全省生铁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钢增加50％。新建和扩建45对小矿井有15对已投产。到1972年已有50多个小钢铁厂，生铁产量增长10多倍，钢1.7倍，地方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地方工业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已能制造不少成套设备了。新乡地区建立了小铁厂，一半用于农业，还换回了六套小化肥设备和大批的拖拉机、汽车。邓匪复辟时已经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机耕面积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灌溉面积达到四分之三，粮食亩产由文化大革命以前的240斤增加到600多斤。山东烟台的小钢联自从1969年投产以后，带动了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包括有色冶炼、石油化工、化肥、机械、造纸、纺织、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无线电、仪表等几十个工厂，1976年工业总产值是1965年的4.3倍，1949年的103.5倍，初步形成轻重并举，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到1976年底全专区农用动力达到176万马力，拖拉机1.6万台，基本上实现了脱粒、磨面、粉碎、运输、农副产品加工，渔业捕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粮食亩产量在1971年上《纲要》，1975年过长江超过千斤，社员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如果说现在全国的农村中，河北、山东、河南比较好的话，那完全离不开小钢铁，离不开当地地方工业的发展，离不开邓匪复辟时已经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河南省和山东省还是受到刘邓路线严重破坏的穷省。
如果说经过二十多年，在邓匪复辟前夕，本钢能够由解放初的小钢铁发展成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能够从严重破坏的中钢铁发展成年产600多万吨的大钢铁的话，那么再过二十几年，七十年代的地方中小钢铁厂中，为什么就不能涌现出一大批本钢、鞍钢来呢？它们不少规模比解放前的本钢和鞍钢还大得多。就以南京钢铁厂来说，尽管邓匪复辟一再地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没能取得应该有的成就，但到1996年，铁、钢年产量还是双破100万吨。现在己经发展成集矿石采选、钢铁冶炼、钢材轧制於一体，运输、动力，机修等辅助配套齐全的钢铁联合企业，具有年产300万吨的综合能力。然而这还是小小的例子之一。“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小钢铁厂只要幸存下来，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为钢铁骨干企业，如邯郸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都是年产钢几百万吨的大型钢厂了。邯钢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钢铁，发展成为总资产和销售收入均超过300亿元，年产钢800万吨的现代化钢铁企业。邓匪小平的心肝宝贝宝山钢铁不过600万吨。从这儿也可以看到邓匪的宝钢之劳民伤财。宝钢用了至少300亿元，那时的钱值钱得多，而邯钢是现在的300亿元。宝钢是个无底洞，即使把固定资产折旧算上也要17年才能收回投资，还不包括借的外国高利贷的利息。而邯钢一年的销售收入就相当于总资产。还有更大的下面来说。
1957年我国有十一个省不能炼钢，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手无寸铁。1976年除了西藏，各省、市、自治区都能够炼钢炼铁了，并建立了中小型骨干钢铁厂。全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年产五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达到五十多个。分布在二十三个省、自治区。建成小钢铁厂五百多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县、市。全国五分之一的县、市都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此外还建立了数以百计的独立的中小矿山、辅助原料矿山、铁合金厂、小焦化厂，集体所有制的群众性的采矿点更是分布在全国各地。1976年我国中小钢铁厂的钢、铁和铁矿石的产量，分别比1965年增加五到六倍。中小钢铁在全国钢铁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冶金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广东、辽宁、安徽等十几个省、自治区，中小钢铁厂的钢产量都比解放前全国的钢产量还多，设备和技术力量都超过解放前的全国。从1949年到1978年不过29年，即使不计解放前三年的恢复时期，从1952年算起是26年，如果再过26年或者再多一些时间，平均每个省、区发展到1978年我国全国那样的规模的话，那么就是1978年三千万吨生产能力的二十多倍，那就是七亿多吨，可见这是多么庞大的生产力啊！这在下面将专门讲。
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地方性中小钢铁的布局已经展开，队伍已经形成。不是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有的地方钢铁企业生产环节还不配套，不少小型企业技术上还需改造，最突出的还是矿山。可以这样说，任何人只要不是有意地抹杀历史、涂改历史，而是真心诚意地写一部我国的经济发展史、工业发展史乃至科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他就不能不写一部地方工业的发展史。今天我们不管到那个地方，只要写那个地方的工业发展史就不能不写五小工业包括小钢铁的发展史。不能不写独立战争即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不写发展地方工业的第一次尝试和取得经验，即不能不写到大跃进。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里已经专门论证了。这儿就不多说了。
◆七十年代中期钢铁上不去的人祸正是邓匪破坏◆
在以上这些事情上，冶金部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确实，一直到1977年冶金部还在批判刘邓路线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反对大打矿山之仗、大搞条条专政、反对地方建设自己的中小钢铁厂以及贪大求洋、崇洋媚外等等罪行。怪不得邓小平匪帮要恨之入骨。
邓小平匪帮没说陈绍昆等人攻击的“中央领导同志”具体究竟是谁？毫无疑问，就是他们自己。历来，即使同样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朕即国家”，反我即反党，这种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的老调看惯了。何况邓匪本身早已经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过是一个不肯改悔的留党察看分子。1978年《大破外因论，坚持高速度》发表时，他留党察看已经为时两年，按照党内历来的规矩，他早就不该是党员了，更谈不上什么“中央领导同志”。
但是通过上述那段文字我们终于明白当时钢铁工业上不去的原因——原来存在着两股势力的斗争，发生了扯皮。一股以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同志为代表，掌握着冶金工业大权，按邓匪说是“四人帮”，并且必须对于冶金工业负责。另一伙人在国务院和计委里，掌握着煤、电、运输的供应大权，自称“中央领导同志”，也就是邓小平匪帮，不但包括邓小平，也包括他的支持者。按理在其位、谋其政、应当对煤、电、运输负责。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不必负责。
钢铁工业上不去，前者说是因为你们的煤、电、运输供不上。而后者却说你们这是“外因论”，我可以不给你煤、电、运输，可以对此不负责任。但你如不靠“内因”把钢铁搞上去，那就是你的破坏，就是你把钢铁工业搞得一塌糊涂，就是你造成了钢铁工业新的徘徊。如果你要抱怨煤、电、运输供应不上吗？那你就是“外因论”，就是“倒打一钉耙，嫁祸于人”，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就是“破坏冶金工业的毒计”，就“首先是个政治阴谋”，“篡党夺权的阴谋手段”。
把“外因论”作为政治阴谋也不是在1978年。1976年没听他们说过，但到1977年打击陈绍昆以后，尤其在剥夺了发言权以后，邓小平匪帮就肆无忌惮地这样说了。可是却从反面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2日就出了篇文章《鼓吹“外因论”是个政治阴谋》（简称《阴谋》）。文章一开始就打着主席的旗号说：“1975年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对钢铁工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文件一开头就尖锐地批判了把钢铁工业上不去的原因归之于煤、电、运输等外部条件的‘外因论’。文件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邓小平匪帮企图使我们相信批所谓的“外因论”是毛主席的意思， 1977年他们打倒人还要借毛主席的名义。但就根据引用的那半句话，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煤、电、运输就是钢铁工业上不去的“一个方面”。显而易见是对负责提供煤、电、运的人的批评。至于“其他方面”是什么问题，也决不能根据邓小平匪帮所说来下结论。他们并没有拿出原件来，也并没有引用原文，就只有这么半句话。甚至我们无法确信毛主席批发的这一文件有没有“外因论”三个字。如果有，邓小平匪帮为什么反而不引用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想起了“571工程纪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
至于陈绍昆本身有没有责任，毛主席有没有批评他，在看到毛主席批发的文件前我们无法下结论。邓小平匪帮不公布就是阴谋。不过《阴谋》里是这么说的：“凡是生产上不去的冶金企业，都要认真检查一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不是落实到基层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来陈绍昆的罪行是反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知道陈绍昆是不是真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谁都清楚，最最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和一切文革反对派。
这个邓小平匪帮说的“重要文件”是指197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1975〕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据说批评冶金部搞“外因论”的文件，恰恰不是别人，正是源于冶金部。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冶金部上报《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得到了中央的批示同意。现在该文件已经被邓小平匪帮封杀。希望有这个文件的同志能够拿出来让大家鉴别一下，看看文件中所说的“另一方面”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邓小平匪帮说的“外因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冶金系统确实很积极，出了不少文章——大概正是这个原因，陈绍昆会被说成“四人帮”在冶金部的代理人。他们是不是否定钢铁生产中存在“另一方面”的原因呢？这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批邓文章。他们明确地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工业生产”、“坚持《鞍钢宪法》，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人民日报》1976年3月24日《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在斗争中坚持鞍钢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钢铁生产存在着问题，或者说“另一方面的原因”，但不是“外因论”，正是邓小平之流反对《鞍钢宪法》，重新搬出《马钢宪法》。比如第一炼钢厂1975年生产一度比较被动，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狠，厂党委到工人中去调查认识并扭转了这个问题后，从1975年十月以来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1975年第一初轧厂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厂党委接受了工人的批评，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使这座老厂出现了一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冶金部是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少口头上是吧，对于1975年钢铁生产回升也有和邓小平匪帮无耻地归功于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且恰恰符合中央〔1975〕13号文件。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倾翻案，促工业生产》则说：要牢牢抓好阶级斗争这个钢，抓革命、促生产“特别要搞好钢铁、煤炭、电力的生产，搞好支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生产，搞好铁路运输。……（其他措施略），防止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 ——这儿明确地把钢铁和煤、电、运输联系了起来。这些文章是否正确这儿不做结论，反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为另一方面的观点，必须兼听。这些文章并没说除了煤、电、运输以外，钢铁生产拉不上去不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这样他们上报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就应该是另一种意思，邓小平匪帮不能不把它封杀。可是在整冶金部和陈绍昆时，他们居然还断章取义地借用这篇文章。只是弄巧成拙，唯一引用的半句话，除了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外，反而使有所见识的人们看到了邓匪破坏的一些真实情况。
1977年2月12日报上首先提出“‘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的黑干将”，显然已经把矛头指向陈绍昆了，但是还没有出现什么“外因论”。197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大治冶金企业》第一次出现所谓的“外因论”，但还没有给大家说什么是“外因论”。在197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关于一次冶金会议的报道文章《抓纲治钢，尽快让钢铁元帅升帐》，说要把“‘外因论’，批得臭不可闻。决不能手软，手软等于犯罪，手软就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只是在最最末尾才提到的仅有一次，同样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外因论”，同时还提出“其他战线也要保证冶金企业生产所必需的煤、油、电、运等外部条件。”而在这以前，在1975年，从来就没人提出过什么“外因论”，邓小平匪帮说：“早在1975年，中央就尖锐地指出：‘前一段时期有些人总是说钢铁上不去，是由于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跟不上。’‘他们对于钢铁工业内部的问题，则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而这恰恰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已经知道，这儿所谓的“中央”不过是他们窃取党的名义，这些话他们说过没说过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拿出文件来。看来决不是1975年13号文件说的。在1977年才出现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
至于《阴谋》在下面所说的话更是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使我们知道当时钢铁生产上不去的人为原因是什么。邓小平匪帮在文章中说：
“四人帮”这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在1976年象疯狗一样反扑过来，变本加厉地破坏冶金工业，同时，更加明目张胆地散布“外因论”。他们狂叫乱喊：钢铁上不去，原因在煤、油、电和运输跟不上；钢铁生产完不成计划，找原因，主要在国务院、计委。在“外因论”烟幕弹的掩护下，“四人帮”一伙向党中央、国务院的猖狂进攻达到了顶点。在冶金系统，一时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祸首成了原告，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被诬蔑为罪人。
“四人帮”鼓吹“外因论”一曰：“上面不支持，困难大。”“没有哪个副总理管我们”“使我们工作困难很大，许多问题向国务院汇报没人处理。”
二曰：“计划不落实，缺口大。”钢铁生产上不去的关键在那里？冶金部的亲信攻击说：“首先是煤，煤中有运。”，“电的矛盾也很突出”，“由于上边的官僚主义”，造成原材料“也有很大缺口”。
三曰：“冶金部抓企业无能为力。”
如果陈绍昆的抱怨是错误的，确是政治阴谋，那我们就要问，究竟哪个副总理管了的？是不是下面说的谷牧？可谷牧只是要推倒鞍钢的大高炉搞大引进。他们向国务院汇报过哪些问题，处理了没有？怎样处理？他们说“计划不落实，缺口大。”计划是多少？实际给了多少？为什么邓小平匪帮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却要我们相信他们的批“外因论”？！如果确实没有按照计划给煤、给电、给运输，那冶金部自然无能为力了。如果陈绍昆说：“这就好像周瑜为了杀诸葛亮，要诸葛亮造十万支箭，却在原材料上卡他。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打击我们，就不惜破坏我国的钢铁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邓小平匪帮将如何回答呢？我们总不能要求陈绍昆也来个草船借箭吧！草船借箭也需要鲁肃提供二十条草船。没有鲁肃帮忙也借不成。冶金部抓企业为什么无能为力下面还会说。
我们实在不知道陈绍昆等人对于钢铁工业上不去究竟有没有责任，有哪些责任，但还是知道，不会因为邓匪怎么说就怎么相信。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煤、电、油、运输反正不是什么“外因”，而是生产必要的燃料、动力等要素。不给人家煤、不给人家电、叫人家怎么生产，不给运输，矿石总不能自己长脚走到高炉中去。无论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总不可能无中生有，这根本不能算什么“外因论”。现在邓小平匪帮对于1958年大炼钢铁似乎是最最痛恨的了。罪名之一就是“破坏综合平衡”。当时有没有人破坏综合平衡？有！不是别人也正是刘邓一伙。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专门讲到这个：“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可见大跃进时，炼铁炼钢也存在着煤、运输等问题，也存在综合平衡问题，也是出在国务院和计委。现在还是这些人，还是综合平衡，还是煤和运输还加一个电、一个油，却被认为是“外因”，不要煤、不要电、不要油、不要运输就要求把钢铁搞上去。那时毛主席没有把他们作为政治阴谋，而这一次却是道道地地的政治阴谋。既然现在邓小平匪帮最最坚决地攻击大跃进“破坏综合平衡”，可见他们对于煤和运输等的重要性原本是知道的。
不给煤、不给电、不给油、不给运输，冶金部当然要“狂叫乱喊”，当然要当原告，邓小平匪帮说什么“祸首成了原告”可是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们不能不怀疑会不会是罪人贼喊捉贼，把原告当成了祸首。他们说陈绍昆“向党中央、国务院的猖狂进攻达到了顶点。在冶金系统，一时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祸首成了原告，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被诬蔑为罪人。”他们说的党中央、国务院究竟指谁？是不是又是“朕即国家”？而且这个“朕”还是冒称的。难道他们倒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
邓小平匪帮说：“外因论也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一个突出表现，其流毒很深，影响很大，不可低估。有些同志至今还在受它的影响，还没有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照这样说，到1978年这篇文章发表时，相当多的人还是站在邓匪的对立面，认为正是他们无理并站在陈绍昆一边。按这样说“四人帮”并不孤立，在钢铁系统倒是人多势众的。或者说冶金部始终“人妖颠倒”大多数人不认为陈绍昆是妖，邓匪自己才是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不得人心，还被冶金部的不少人认作妖。邓小平匪帮历来就是乱扣帽子的，谁反对他们、谁拥护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四人帮”。看了邓小平匪帮的文章，我们至多只能说陈绍昆是文革派，并且积极参加了批邓。邓匪在《阴谋》里说：张春桥曾经说过陈绍昆“也是受压的，要同情他，支持他”。这大概就是最最重要的“证据”，但是除了说明他受压以外还证明了什么呢？充其量说明张春桥同情他，也想拉拢他，并不等于他就是“四人帮”了。只要他受压是事实，张春桥同情他也是无可非议的，决不是什么罪行。邓小平匪帮又说陈绍昆：“赶忙就冶金工业发展问题编造了一个诬蔑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张春桥。”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四人帮”，批邓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只能说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从邓小平匪帮所说中，我们看到陈绍昆认为正是他们破坏了我国的冶金工业，我们决不能因为邓小平匪帮说他是“黑材料”就认为是黑材料，如果他说得无理的话，为什么不拿出来让大家来鉴别？邓小平匪帮又指责他说他们“口喊加强、支持，实则打击、拆台”，他们对他是不是打击不是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吗？如果以前没有打击过他，为什么不把他说的打击的理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有理没理呢？按照党章，处分党员，党员有申诉的权利，他邓小平当初受批判，还让他申诉了呢！可是除了对自己当逃兵作了辩护以外，他只是保证“永不翻案”。
文章的下面就是光扣帽子了。如：“看不到内部潜力，看不到群众积极性，看不到有利条件，看不到光明远大的前途，光埋怨左邻右舍，不找自己差距，一味地等靠要，一讲引进技术，又忽视自力更生，不发动群众挖革改，社会主义工业必然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云云。——其他没有什么内容。
真是好玩！别的不说，“忽视”自力更生，只讲引进技术的不就是邓小平匪帮吗？原来文革派、“四人帮”不是闭关锁国，不是不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倒是反对自力更生，只讲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还有，原来现在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的黑猫、白猫才能够抓住老鼠了，倒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必然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所以不要煤、不要电、不要油、不要运输，就应该把钢铁生产拉上去。
邓小平匪帮又说：
外因论的第一个特点是：把外因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外因论的第二个特点，是见物不见人，他颠倒了人和物的主次关系，把物质条件看成是发展工业的第一位的因素，否定人在实现高速度、大跃进中的决定性作用。……外因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害怕困难，贪图安逸，缺乏干劲，怨天尤人，这是懦夫懒汉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邓小平匪帮居然又成了大跃进的化身，1958年他和刘少奇想当大跃进的化身，并倒打一钉耙想把毛主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忽然据说大跃进不灵了，劳民伤财，造成了大批人饿死，于是又急急忙忙把“责任”推给毛主席，现在他们又成了“大跃进的化身”了。文革派、“四人帮”倒是反对大跃进的。他们历来反对人的因素，现在又成了最最强调人的因素了。我们也不知道陈绍昆等人是否真是懦夫懒汉，至少这够不上什么“四人帮”亲信的罪名，除非出于需要有什么样的罪名，就给对立面加什么样的罪名。——这是历来如此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红卫兵、造反派被加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1976年有些反对邓小平的人还被加上了反对批邓，参加四·五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许多毛主席的坚决拥护者有三反分子的罪名。
邓匪的意思很明白，不要任何物质条件，光靠人的因素就应该把生产搞上去。众所周知，生产力包括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大要素，从事生产活动还需要劳动的对象，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以外还需要厂房、场地等等。运输本身就属于生产活动，从来就没有光靠人的因素就能进行生产的。人的因素第一，不等于人的因素唯一，光有人是实现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的。这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邓小平匪帮历来诬蔑毛主席路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什么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可究竟谁才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下面就是邓小平匪帮给冶金部罗列的一大批罪状，最最主要的当然是“‘四人帮’在鞍山、鞍钢的党羽，负隅顽抗，疯狂地捂盖子，压群众，用破坏生产的卑劣手法来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另外则是冶金部出现了“四多一少”——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少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庆精神。结果就造成了“六大惊人”：消耗高、亏损大得惊人，设备损坏得惊人，质量低得惊人，投资效果小得惊人，“胡子”工程长得惊人，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
其实早在1976年11月17日冶金部就在北京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且不论“四人帮”该如何评价，至少冶金部和“四人帮”并无什么关系。所谓“负隅顽抗，疯狂地捂盖子”就是说他们要杀谁的头，谁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把脖子伸上去。我们不知道冶金部是不是真的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但是至少那边在埋怨煤少、电少、油少、运输少，如果有此四少中的一少，钱再多、设备再多，材料再多，人再多，都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我们也不知道“六大惊人”究竟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等人有没有责任？如有，要负多大的责任？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生产需要连续性，煤、电、油、运输供应不上，开开停停，消耗必然要大。邓小平匪帮说：“冶金工业部前几年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下，生产几起几落，停滞不前。”——这几起几落不正是生产开开停停的活写真吗？这怎么不会造成消耗高、亏损大等“六大惊人”呢？还有说冶金部在“四人帮”破坏下“投资效果小得惊人，‘胡子’工程长得惊人”，邓小平篡权上台是不是改变了呢？举个例子，1981年1月8日《工人日报》文章《资金使用浪费严重》说：首钢有不少设备未能使用，高达1300万元。如中心轧机厂一些设备已经闲置八年之久。八年前正是1973年，那么在打倒“四人帮”已经五年后为什么还闲置呢？炼铁厂新二炉投资1.2亿元，投产一年使用效果不如投资仅三分之一的四炉，吨铁成本平均143.7元，而四炉仅119.64元，高出24.08元。使总成本共计升高1526万元，1980年前九个月的利润只有1979年的一半。这个新二炉是邓匪篡权上台后，“彻底否定”原来的二号炉建的，总不能再怪“四人帮”和冶金部的“党羽”了吧！
冶金部是不是真的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多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的冶金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产能力早就已经超过了三千多万吨。在《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中我们已经说过，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报刊提供的数据，1966年到197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确地说，正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钢铁工业在这段时间里，矿石生产能力猛增了8888万吨，超过1953到1965年新增能力的1.1倍，平均每年在800万吨以上。就算全是贫铁矿吧！按照四吨矿才能炼出一吨铁的比例，也可以炼出2222万吨生铁。实际当然不止，那时候，尤其1975年以后我国努力寻找富铁矿，而富铁矿最多两吨就可以炼一吨生铁。何况老矿还可以挖潜。在这十年中，钢的生产能力新增加了1423万吨，占建国四十年期间的38.5％。而1966年我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1532万吨，生铁1334万吨，钢材1051万吨。即使不考虑挖潜，不考虑小钢铁具有几乎无穷的潜力，我国钢的生产能力也已经达到了2955万吨，实际肯定大大超过3000万吨。而这还是在“投资效果小得惊人，‘胡子’工程长得惊人”下达到的成就。相比之下，复辟以后在1979到1986年间，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数字。钢的新增生产能力也仅仅 696万吨，不到骂得狗血淋头十年的一半，仅占四十年期间的18.8％，生铁生产能力仅仅 554万吨，仅占建国四十年4267万吨的13.0％，至于铁矿，邓小平匪帮历来只强调买矿，不赞成开矿，所以也没有拿出数字来，根据他们的国民经济公报，1979年是 462万吨、1981年 475万吨、1982年只有 310万吨、1980年只有 274万吨，越来越少，而且可以肯定都是第二次大跃进、大建设的延续，即建到一半的工程投产并且被他们拖延了时间。按照以前的年平均水平这四年里总投产能力只相当于以前的一年多。而1983、1984、1985、1986四年数字太低，拿不出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把铁矿石开采放在心里。
《工人日报》1980年5月12日《冶金矿山问题应挂急症号解决》透露：“冶金矿山是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矿山一直是个薄弱环节，目前冶金矿山（尤其是黑色冶金）问题很多，维持简单再生产已经发生困难，老矿山能力不断消失。又没有多少在建的后续能力，如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对钢铁生产将会产生严重后果。钢铁生产可能掉下来。”果然1981年钢铁生产掉了下来。这离打倒“四人帮”才几年？离批判所谓“外因论”，打击陈绍昆才几年？我国的钢铁工业就被弄成了这个样子！！！而且这次怎么不再依靠“内因”、依靠人的因素来增产钢铁了？矿石作为原料不也是“外因”吗？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才是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发展时期。1973年是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历史最高年份，那年邓小平刚刚从江西回来，他的走卒们也才“解放”或安排工作不很久。到那以后才出现了两种力量的扯皮，我国的钢铁工业也就上不去了，实际产量好几年低于1973年的2522万吨以下。
但是如果按照邓小平匪帮的另一种说法，冶金部就不但不能算“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简直就是过了时的土八路。不说别的，据他们说，1975年邓小平执掌国务院的那个时期里，他和谷牧，还有李先念，到冶金系统召开“如何加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这次会议反革命阴谋家叶剑英也是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谷牧等人对冶金部的设备大加指责了一通，说那是不讲现代化，接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把鞍山钢铁厂的两座我国最大的高炉推倒，然后从日本引进一套大型的先进的高炉来。——这能说是“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吗？至少当时他们不是这样认为的。
不仅如此，他们根本反对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和方向，崇洋媚外，盲目照搬外国，提出完全采用日本办法，沿海建大厂。设备全部国外引进，矿石进口。当时就遭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理由是：我国自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设备制造能力，为什么还要全买外国的设备？我们不同于日本，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为什么要依赖进口，何况我国外汇有限，买得起吗？怎么能够另起炉灶，推倒正在好好地使用的鞍钢大高炉，另外再搞一套引进。会上有同志明确地提出建新厂还应该沿着文化大革命以来建攀钢的路子走下去。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什么斗争，首先就是这个问题。攀钢是我国打破苏联框框，自己设计、制造、修建的第一个大钢联。下面将专门讲。
尽管这一方案受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激烈反对，有人指出即使西方国家也不全都是最最先进的设备，而是最先进的、比较先进的、老的、陈旧的设备一起用，我国鞍钢的那两个大高炉虽然不是很先进，也不算差了。有人还算了经济账，指出推倒那两个大高炉得不偿失，就是引进也决不能把现有的设备随便推倒。但是邓小平、谷牧等人却刚愎自用，全然听不进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悍然定下推倒大高炉、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的方案。——这自然要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激烈反对。不久就开始了可恶的批邓，邓小平匪帮破坏我国钢铁工业的方案没有能够得逞，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并且作为邓小平集团的罪行。
——这就是他们后来所说的“四人帮”的破坏，还有什么“排外”。中央否定这样的方案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197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四三”方案，即我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26个大项目正建设到一半，已经引进了大量外国先进的设备——这难道能说是排外吗？这些项目还正在迅速地建设中，正急需外汇，有限的外汇必须用到刀口上，决不允许在大规模的建设中不顾国力，出于纯粹的政治需要另外又搞大规模的引进。也就是说，不但不存在什么“排外”，而且正是为了保护已在建设中的大引进。
现在谁都知道，1975年邓小平以及谷牧的主张不是别的，正是他们在1978年出于政治需要搞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在这个问题上李先念完全是他们的同伙，1975年他也是参加那个钢铁问题座谈会。1977年他还专门到日本向新日铁乞求“合作”。冬天，日本的稻山嘉宽又到中国来，李先念再一次乞求帮建一座钢联。1978年李先念参于了那个大规划，后来一直为其诡辩。宝山钢铁厂上了又下，下了又上，耗资多少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还有一些引进设备1978年借高利贷买来，在长江摊上一搁就是六年，转运到上海又搁置了三年，一直拖到九十年代初，在大规模勒索地方和挤占了其他建设项目的大量物资和资金下才投产。毛主席的“四三”被拖延，耗资增加。许多地方经济在1989年大屠杀前后几乎窒息。整个1978年大规划从根本上是失败的，这才是胡子工程长得惊人。——而1977年12月27日2580立米，年产150万吨的中国最大高炉在鞍山大修改建工程竣工投产，仅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从时间来看开始建设正是陈绍昆还在当冶金部长的时候，这个高炉的改建正是在1975年和邓小平、谷牧针锋相对提出的，仅从这个项目来看，建设速度不能不承认很快。
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钢铁厂远不止此。1960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基本上没有建设什么新的钢铁厂，甚至连五十年代建设的武钢、包钢也长期不能完全投产。攀枝花钢铁厂由于毛主席和刘邓路线的坚决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开始建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二次大跃进，我们的钢铁厂建设才真正重新开始。
且不算中小钢铁厂，新建的大型钢铁企业随便抓一些例举如下：1967年7月攀钢1号高炉开工建设并于1970年7月1日投产，容积1000立米，1971年5月21日攀钢某铁矿万吨级大爆破成功，共用炸药10162.20吨，爆破岩石1140万立米，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最大的露天爆破。整个攀钢在1974年建成。1969年1月23日大型轧钢厂——包头钢铁公司轨梁厂只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就安装好各种设备一万多吨，创造了设备安装的高速优质新纪录，提前一年投产。1969年九大召开期间，我国又一座现代化大高炉在武钢建成，从该年1月全面动工算起只经过三个多月。这座三号高炉从1960年就动工，但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在下半年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撕毁供应设备的协议。接着刘邓路线扼杀了该高炉的建设。1969年11月武钢程潮铁矿投产。该矿于大跃进的1958年开始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设， 1962年刘邓一伙提出“封炉子，停矿山”，直到1965年才恢复建设于此时建成。1973年10月武钢第一炼钢厂8号平炉投产。该厂8座平炉全部建成。——至此包钢和武钢才正式建成。1969年4月24日党的九大批准9424工程动工建设，9424的本意就是九大和4月24日。1970年8月8日9424工程1号高炉投产，容积1033立米；1971年5月，2号高炉出铁，容积也是1033立米；该年底其他生产配套项目基本完成，仅仅两年时间，建设速度不能谓不快。但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直到1982年9424才正式投产。邓匪痛恨这个带有文化革命标记的名字，9424被改称为梅山基地。1969年10月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产，首钢的805初轧厂建成试轧成功。1970年9月30日酒泉钢铁公司容积1513立米的1号高炉投产。1971年10月1日鞍山钢铁公司新建11号高炉投产，容积2025立米，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炉，我国的高炉越造越大了，这就是邓小平、谷牧之流在1975年要推到的高炉之一，建成还不到四年。1973年3月28日鞍钢9号高炉进行富氧鼓风试验。1970年11月1日舞阳国产第一套特厚钢板工程会战开始，于1980年3月6日投产。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河南舞阳钢铁公司一度下马，到1981年12月18日才同意恢复建设（这大概也是胡子工程长得惊人的一例）。1972年11月冶金部开始和一机部联合研究连续铸钢。1973年10月16日冶金部在渡口召开会议提出五种钢铁冶炼新流程，它们是“回转窑还原—电炉冶炼—氧气转炉炼钢”、“钠化球团竖炉还原—铁钛钒分离—电炉炼钢”、“钠化球团回转窑还原—铁钛钒分离—电炉炼钢”、“流态化焙烧还原—铁钛钒分离—电炉冶炼”、“球团矿带式烧结机预还原—电炉炼铁—氧气转炉炼钢”。1974年11月23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本溪一米七轧机工程动工兴建，1980年3月26日试车。它是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大型轧机，尽管遇到了邓小平匪帮的复辟，还是比引进的武钢一米七快。1972年8月2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从西德、日本引进一米七连续轧机，建在武钢，尽管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和卖国，成为“四三”方案中最最有问题的项目（这将在下面专门讲），但建设是快的，1974年9月7日破土动工，1978年12月可以算是竣工，只是由于邓匪的破坏，到1981年12月12日才正式交付生产，并且问题多多。
仅从以上来看，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建设成绩是相当大的，至少1973年以前也是相当迅速的。到邓匪复辟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新的生产力快要建成竣工投产，这白白地便宜了邓小平匪帮，可他们居然还要攻击。从这些事例还可以看到如果冶金工业确实存在“胡子工程长得惊人”，那邓小平匪帮至少得负相当大的责任。刘少奇也有罪孽。前面列举的许多项目是在大跃进起家的，正是他们的下马风和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才搁置了下来，是文化大革命把它们建设起来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反而有罪。邓匪上台后也大大破坏和拖延了在建钢铁厂的建设。原因有两个，一是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只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匪帮搞1978年大规划，在钢铁工业方面则是建宝钢挤了正在进行的建设。这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毛主席的“四三方案”凡是在邓匪复辟前夕投产或即将投产的都是投资少、建设快的，凡是在邓匪复辟时尚未建成的，那怕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也是投资加大一拖就是好多年的。这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和《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中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在那些“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的眼里还是不算数。可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邓匪复辟就拿不出那么多的成绩，相当长时间里除了劳民伤财的宝钢以外，即使建成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续建工程，还往往被拖了时间。
——也是那个时候，除了宝钢以外，他们仍然坚持要把鞍山的两座大高炉推倒。1976年十月阴谋虽然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冶金部的大权还没有落到邓小平匪帮的手里，于是他们怀恨在心，尤其对1975年在冶金部门指手画脚被否定而怀恨在心，继续在煤、电、油、运输上卡冶金部。使得1977年钢铁产量还是未能拉上来。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陈绍昆就被认作“四人帮”在冶金部的党羽并且被撤职处分，并终于夺得了冶金部的大权。陈绍昆一撤职，被剥夺了为自己辩解的权力，他们就大批“外因论”，把一切罪责归罪于对立面。
最最令人吃惊的是邓小平匪帮给他列的罪状里居然还有：“干扰破坏鞍钢文化大革命”、“妄图从根本上歪曲文化大革命”、“破坏冶金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罪魁”。据说打击了他“不仅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恰恰是真正保卫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祥见《人民日报》1978年9月7日著名李文的文章《冶金部第三战役打得好》——注意：这是1978年9月，邓匪将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已是路人皆知了。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在七十年代中期，煤、电、运输等确实紧张，不能完全归罪于人为因素（公正评介），不能像邓小平匪帮那样一切推给政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生产关系上的因素、上层建筑上的因素、人的思想意识上的因素，总之人为的因素，往往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生产力发展中必然要遇到的一些矛盾的放大。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改革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我国进入了一场大建设，经过一段时间，大批工厂企业投产或者扩大了生产能力，煤、电、运输也就必然紧张起来。七十年代中期正是这样的时期，每年数以万计的企业成批、成批地竣工投产，还一直延续到邓小平匪帮复辟初期几年里，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大砍大杀，企图置于死地，也没能达到目的。一般来说，加工工业比较容易建成，建设周期比较短，而原材料包括钢铁，还有燃料、动力、运输等就成了短线。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建设工期长的短线企业投产，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陈绍昆抱怨的“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既不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也不完全是邓小平匪帮等作怪的结果——这儿必须为他们说公道话。1976年唐山大地震也是一个严重的破坏因素，煤炭部长肖寒就说：“当时国家急需煤炭，受开滦地震影响，造成了很大的煤炭缺口……煤炭紧缺！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用煤和出口任务的完成”。不过邓匪小平及其追随者利用把持着的煤、电、油、运输的供应大权，以及这样的局势，制造人为破坏，为自己的反动政治服务那就罪大恶极了。反正到处都在叫唤煤、电、运输，谁政治上不追随自己，或者和自己唱对台戏，就在煤、电、油、运输上卡谁。这种政治上的破坏，本身也决定于客观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并且加剧了生产力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矛盾。
除了扯皮以外，七十年代中期钢铁生产上不去的另一个原因是邓小平集团再次反对大打矿山之仗，重搞“无米之炊”和重搞条条专政。
辽宁本溪的历史就很说明问题。1958年到1965年本钢曾经三次开发歪头山铁矿，就是因为条条专政，使得地方积极性不能发挥，人力、设备、材料等问题解决不了。三上三下，白白浪费了2600万元资金，未拿出一吨矿石。刘邓一伙反而说：“老厂已经定型，没有发展前途了”使得本钢长期徘徊不前。1970年中央下放权力，本钢被下放到地方管理，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地方党委统一指挥，成立了建矿指挥部，每天都有上万人奋战歪头山。仅用一年时间，就高速度地建成了这座大型的现代化综合矿山。1970年本溪市委又组成扩建改造会战指挥部，辽宁省委还组织全省沈阳、抚顺等十三个市和地区，十多个行业，三百多家工厂，各行各业大协作，大会战，为本钢改造工程提供设备，以及组织施工力量前来支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顺利完成新建矿山、焦炉、高炉、烧结机等五大工程和相应附属工程。到1973年，本钢的矿山生产能力和炼铁生产能力比改造前的1969年增长50％。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大跃进时虽然有刘邓路线的破坏，本溪的成绩仍然是突出的。总的来说大规模的矿山开发还是使得高炉吃饱吃好，高炉的利用系数达到二左右。生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59年矿石产量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但是1962年刘邓路线和他们在冶金部的代理人提出“开矿不如买矿”，对矿山大砍大杀，迫使新矿下马，对老矿也停止建设，不搞剥离和掘进，造成采剥失调，压缩产量，三座矿山几乎有两座陷于停顿状态，使得矿石产量大幅度下降，高炉吃不饱，甚至被迫吃硫酸渣等“代食品”，高炉的利用系数下降到1.1，几乎低了一半。生铁产量也比1959年下降一半以上。文化大革命革委会成立后大抓矿山，提出“以矿促产，矿石自给”，1969年矿石产量比1966年提高1.4倍，生铁产量随之创造历史最高纪录。1970年矿石产量比1969年又提高了84％，生铁产量随之增长了88％。1970年矿石自给，几年里年年高产稳产，全面完成国家计划，高炉利用系数、焦比、产品合格率等一直保持全国先进水平。
可是邓小平出来后反攻倒算，重搞条条专政，改造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建设计划、工程项目安排、设计审查、材料设备调拨、施工力量使用等统统上收，重大问题不和地方商量，削弱了工程会战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使工期一拖再拖，已建成的主体工程也长期不能配套，无法投产。敷设两条地下输水管线为例。一条施工前期搞的28公里长的歪头山铁矿地下输水管线，由于大搞群众运动，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另一条施工后期搞的只有5.5公里长的地下输水管线，由于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没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施工中遇到种种障碍，五个多月还没有完成。可是邓小平匪帮居然把“胡子工程长得惊人”全都推到别人身上。批判了邓小平的条条专政，本钢的铁矿石产量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长一倍，生铁产量增长70％。如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发挥地方积极性，就没有这样的巨大成就。当时冶金部的广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是坚持大打矿山之仗的。而且正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的正确方针，在1975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找富矿工作。可惜不久就被邓小平匪帮的篡权复辟打断了。邓匪强行把我国的钢铁工业重新拉回到“采矿不如买矿”的老路上去。
为了打压冶金部，“证明”没有煤、电、运输等照样可以把钢铁工业搞上去，邓小平匪帮说：“当年王铁人不是以四十年代的钻机打出了六十年代的先进水平吗？而今矿山铁人王君绍不是以五十年代的装备打出了七十年代的水平吗？”
这就是说没有煤、没有电、没有运输，钢铁生产还可以拉上去。——邓小平匪帮在偷换概念。王铁人是用落后的设备打出了先进的水平，如果地下根本就没有石油，王铁人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如果打出了石油不给运输，运不出来，那么光有铁人精神，大庆油田也是达不到“先进水平”的。冶金部并不是抱怨设备落后了，相反认为自己的设备已经不算落后了。倒是邓小平要立即从日本引进新高炉，受到了冶金部门绝大多数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用邓匪的话说，这就是“其流毒很深，影响很大，不可低估。有些同志至今还在受它的影响，还没有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已经快三十年了，尽管陈绍昆同志是“问题将军”，冶金系统对其在国家冶金部的工作还“一直有争论”，不少人对他还是很尊敬。他写了回忆录，避开了冶金部的工作。可惜的是，在邓小平匪帮的宝钢投产十周年时，他居然去填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只要他能说出历史真相，对于三十年中的失节可以谅解。
必须声明，七十年代中期在邓小平集团的破坏下，我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固然减产，问题很大，地方钢铁工业由于不在邓小平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控制中，生产和发展仍然很好。如河北省1974年地方工业中，生铁产量达到七十多万吨，原煤七百多万吨，水泥一百多万吨，到了1975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
◆王君绍是谁的宠儿？邓小平匪帮的棍子◆
至于那个大名鼎鼎的王君绍就是邓小平匪帮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就从这个被他们篡夺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树立王君绍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打击冶金部。
打击冶金部也仅仅是手段不是根本目的，邓小平出来后，开始还比较收敛，但随着权力逐渐到手，也就越来越露出他翻案复辟的凶残面目，出于政治需要他在全国很树立了一些“先进典型”作为打手，王君绍是最最出名的一个。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个人，邓小平宣称要为他当入党介绍人。
邓小平树立这样一些典型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工人阶级的，因为1973年工人阶级觉得受了新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有了反抗情绪，这种反抗情绪的一个表现就是有一段时间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对工人有过任何指责，因为他知道这是工人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斗争的低级形式，在那时他甚至坚持在宪法上写明工人有罢工的权利。自然这种情况也不应该长久维持下去，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由低级形式逐步地转入高级形式。1974年毛主席号召干部到工人中去参加劳动，工人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上来了，生产也一下子上去了。可是新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以前打倒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残余，出于共同的剥削阶级的本性，都把责任推到工人头上，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工人镇压。邓小平把王君绍这样的人树为典型，正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那是说：工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奴隶，不能对奴隶主有任何反抗情绪。他这一做法正代表了所有新老剥削阶级的意愿。
1977年邓匪在华国锋的叛卖下，才出来不久，王君绍就立即又捧了上来。《人民日报》5月9日有这样一篇文章，《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王君绍发言》，从中可以看到王君绍不但是邓匪捧出来的，而且在鞍山名声很臭，受到广大工人和干部们的反对。在“发言”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怕“四人帮”打棍子、扣帽子，坚持大干社会主义不动摇。
我们小分队在学大庆的道路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组织就给了我们很高的政治荣誉。1974年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小分队的代表。1976年冶金部表彰小分队为全国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激励着我们在学大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插一下，“四人帮”究竟有没有“打击”过王君绍，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邓小平匪帮的报刊书籍上，凡是指责“四人帮”的都应该读为文革派、读作广大工人群众。当时冶金工业部部长还是陈绍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打击”还是真的表彰过王君绍，如果表彰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但是从王君绍的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最主要的祸首确实是邓小平匪帮等“中央领导同志”。而且就在王君绍大红大紫前不久的3月下旬，《人民日报》已经在批判“外因论”了，前面已经说过。又不过一个月，陈绍昆就被撤职。而王君绍于7月起任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8月这个在1973年9月才混入党内的骗子，又被邓小平匪帮捧为伪十一大的“中央委员”，接着于10月送入中央党校“学习”涂金。到1978年6月又篡夺了鞍山钢铁公司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而1978年正是报上大肆批判陈绍昆的“外因论”的时候。此落彼起可以一见。
——冶金部里也确实有人表彰过王君绍，那就是副部长唐克，后来就是他取代陈绍昆当了冶金部长。但直接地最先捧起王君绍的是沈越。这个沈越，文革中被批判后于1972年出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一出来就树立了这么一个“先进典型”。也是这个沈越，一贯地和陈绍昆作对，1977年首先起来攻击陈绍昆的就是他。他忠实执行邓小平匪帮复辟资本主义和破坏经济的路线，邓匪搞宝钢，他去日本“考察”。他也很快受到邓匪小平的重用，1979年升为辽宁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国务院东北能源交通规划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省顾委副主任。死于1992年。邓小平匪帮把鞍钢的生产搞不上去归罪于陈绍昆，且不论陈绍昆有没有责任，作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邓匪的忠实追随者沈越，难道可以不负责任？难道就可以把一切过错归罪于上级？下级有邓小平这样硬的后台撑腰，并与冶金部长作对，作为部长的陈绍昆，抓这样的企业当然“无能为力”了。而且按照沈越的说法，冶金部长陈绍昆到鞍山，就是什么“曾经多次窜到鞍山地区，把黑手伸进了鞍钢，大搞阴谋活动。”（见人民日报1977年3月23日《抓纲治钢大治大上——五个重点冶金企业的负责人发表谈话》）
——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对上封锁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上级到了下级部门就是“窜”、就是“伸进黑手”，这叫上级部门怎么干工作？1973年担任首钢党委书记的周冠五、武钢的党委第一书记李振江、上海市冶金局革委会主任陈大同也发表过类似的“批判讲话”。七十年代中期我国钢铁工业生产的徘徊本来就是鞍钢、武钢、上钢、马钢、本钢等主要钢铁基地的产量下降所造成的，首钢也没有了前几年的突飞猛进了。周冠五在复辟后名声大振，成了全国“国企改革”的首中之首，和步鑫生齐名的“企业家”，后来因儿子当了特大型的贪污犯而“退休”。李振江写出了“拨乱反正”的第一篇文章。钢铁企业控制在这些邓小平匪帮的爪牙手里，他们有邓小平、李先念、谷牧这样很硬的后台撑腰，叫冶金部长怎么工作？这些企业减产他们就没有责任？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人就没有责任？倒要一个根本不能到下级企业去，去了就是“窜”、就是“伸进黑手”的冶金部长负责。
荒唐的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唐克还在鞍山召开过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沈越作了题为《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报告，王君绍也作为先进典型当了代表。还发言要“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沿着‘鞍钢宪法’指引的道路阔步前进，把鞍钢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后来邓匪小平可以把王君绍这盆烂屎扣到文化大革命身上。真正的批邓被排斥打击，让一贯反对批邓、反对文革的人来慷慨激昂地批邓，这在1976年并不鲜见。许多单位出现这种情况，从1971年批“极左”、批林批孔、贯彻“三项指示为纲”、批邓、批“四人帮”直到“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出风头的都是同一批人。
接下去：
“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时搞“三箭齐发”另搞一套……在他们煽动下，我们矿业有那么几个人，一不批林、二不批孔，专门批“一条龙”小分队，说什么“树立一条龙小分队的方向不对头”，“小分队的经验是假的”等等。妄图搞垮我们小分队。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矿党委会办公楼。……
——原来王君绍小分队在矿上名声很臭，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受到了广大工人和干部的“专门批判”，被认为“方向不对头”是假典型。“妄图搞垮”他这个假典型。——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他的决不会王君绍自己说的仅仅“几个人”。谁都明白，仅仅靠“几个人”是不可能把大字报贴满矿党委会办公楼的。至于什么“一不批林、二不批孔”现在只能使人感到可笑了，难道他还是批林批孔的典范？批林批孔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他这种“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典型！王君绍这种倒打一耙也是不鲜见的老手法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谁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实际，照例都会得到一个“一不批林、二不批孔，专门批×”的罪名。下面他又说：
1976年6月，应湖南湘潭钢铁厂邀请，领导同意我们去湘钢汇报学大庆的体会，讲了以后湖南省委又在长沙召开万人大会，让我去汇报。我刚讲了十分钟，“四人帮”在湖南的黑爪牙就冲进了会场，抢了话筒，污蔑我们的汇报是“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是宣传“唯生产力论”，非法扣留了主持会议的省、市委负责同志三天三夜，还要和我们辩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篇报道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闻稿，送给他审阅。他恶狠狠地说：“这是唯生产力论”接着在我们鞍山也刮起了一股妖风，诬蔑……是“走资派的一张王牌”。
这儿“送给他审阅”是指毛远新。原来王君绍确实受到了文革派毛远新的反对。至于唯生产力论当然应该批判。因为其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只能生产上当奴隶，不能在政治上当主人。工人阶级哪么能够接受？毛远新反对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
原来在鞍山反对他的声势还不小，不然怎么称为“刮起了一股妖风”呢？他说许多群众反对他这个“走资派的一张王牌”未免太抬高了自己吧！他充其量不过是邓小平匪帮手中的一个工具。
邓匪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如获至宝，除了大篇幅地刊登王君绍讲话，还加了个编者按。说：
王君绍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读了很令人鼓舞。这个小分队不愧为全国冶金战线上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在他们看来，“山高大有爬头，困难大有斗头，任务重有干头。”他们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有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而迅速地把钢铁搞上去的革命责任感。所以敢把千种困难踩在脚底下，把千斤重担挑在肩上。他们敢于斗争、敢于创新、敢于跃进。他们不是以干一阵为满足，而是成年连续大干，一年干了两年的活。他们顶得住“四人帮”的打击、非难，就因为对大干社会主义有理看得准。……我们遵循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学大庆，大干快上，就要学习和发扬“一条龙”小分队这种革命精神。
王君绍是邓小平匪帮的宠儿，是他们培育出来的假典型昭然如揭了。
不管陈绍昆有没有表彰过王君绍，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态表彰过王君绍，可以肯定的是：王君绍确实是邓小平匪帮打击陈绍昆篡夺冶金部大权的一个工具。更正确地说，是打击工人阶级篡夺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的工具。如果说1977年召开伪十一大篡党夺权的前夕，他们让王君绍走上了讲台，并撤职处分了陈绍昆的话，那么就在1978年邓匪召开伪五届人大不久，王君绍又一次上了报。4月21日人民日报出了一篇文章《冶金系统开展赶超王君绍活动——全国黑色冶金矿山涌现出75个王君绍式的小分队》宣称“王君绍小分队提出的‘创奇迹，攀高峰、争当全国排头兵’的口号响遍各地。”还发了个短评《让一百个“王君绍”成长起来》扬言：
拿冶金战线来说，只有一个王君绍小分队不行，十个王君绍不够，二十个王君绍很好，最好能有100个王君绍小分队，把红旗招展的革命竞赛热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如果全国各行各业能有成千个“王君绍”，上万个“王君绍”，那该多好啊！
——真是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抓就灵啊！以前王君绍受到了文革派和广大工人的反对，不能推广，复辟了就推广起来了。确实，那时全国到处都掀起了“学习王君绍”的运动群众。广大工人明白，自己重新当了奴隶。到了7月份，人民日报1978年7月20日又总结出《冶金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经验》，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领导要善于树红旗抓典型》作出一付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冶金工业徘徊的姿态来，把矛头指向一切不赞成他们的领导。文章说：
“四人帮”对王君绍小分队的社会主义实干精神恨之入骨，污蔑他们是“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我们必须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培养扎扎实实大干的王君绍小分队式典型。
“四人帮”恶意攻击过王君绍小分队。在暴风骤雨中，王君绍小分队坚决斗争，不仅没有垮台，反而更加根深蒂固，更加郁郁葱葱了。
今年以来，冶金战线已经有了100多个王君绍式小分队。……王君绍式小分队也越战越勇，又攀上了新高峰。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王君绍小分队这面鲜艳夺目的红旗，牢固地矗立在鞍钢，不是偶然的，是鞍钢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的必然成果。其实王君绍小分队式的典型绝不只鞍钢有，在许多地方都能找得着。但是，你那里为什么就抓不出这样的典型，甚至涌现出来也树不起来，或推广不了呢？要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到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去找原因。你那里揭批“四人帮”斗争到底怎么样？捂着不行，拖着不行，敷衍了事也不行，必须深揭狠批。只有大破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反动思想体系，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才有可能下大力量狠抓典型。
这就是说，哪个领导不树立王君绍那样的假典型，就不由分说扣上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反动思想体系”的帽子。陈绍昆撤职已经有一年多了，在邓匪的操纵下，冶金战线就出现了100多个王君绍式小分队。确实不是偶然的，是“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打击文革派，打击广大工人阶级的必然“成果”。岂止冶金部，各地领导凡是异己都要排斥。
到1978年底为了配合“三中全会”，《人民日报》12月12日又刊登消息《王君绍小分队又攀上新高峰》。1979年这个典型也还红极一时，《经济管理》1979年第二期介绍了《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管理经验》，文章说：
华国锋同志号召我们广泛开展学习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的活动。冶金工业部也曾先后多次作出学习这个小分队的决定，现在王君绍经验在冶金系统也遍地开花，……
可是工具终究是工具，只用于一时，尽管王君绍名噪一时，为自己谋得了很大的利益和名声，但假的终究是假的。邓小平匪帮用他作为打击工人阶级、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篡党夺权的工具，目的达到了，工具也可以丢掉了。王君绍小分队这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并没有牢固地矗立在鞍钢。不久以后，也记不得是那一天了，突然发表了一个消息，原来王君绍小分队就是假典型，所有的“成绩”都确实是弄虚作假，原来这个人的品行非常坏，原来他是个剽窃贼，“一条龙”小分队是其他人创造的，也确曾作出过成绩，但到了1973年因为他能说会道，被鞍钢领导看中就让他出名，原来他被安排作的报告夸大其词谎言说尽，后来工作中又不听别人劝告弄虚作假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来他骗取了大量的名誉和地位，原来这个“劳动模范”的一切行为就是为了摆脱当工人。再不久邓小平匪帮树立的其他典型也都无声无息了。看来不像是“根深蒂固”“郁郁葱葱”。王君绍也确实攀上了新高峰，并且从高峰上栽了下来。爬得越高，栽得越重！！！
那么当初捧王君绍的报刊杂志乃至广播等等是不是要公开出来做一个检讨？在鞍山反对王君绍的广大群众和“恶狠狠地”否定王君绍的毛远新要不要平反呢？还有其他对王君绍小分队“恨之入骨”，“恶意攻击”的文革派要不要平反呢？当然不会！工人阶级已经成了奴隶，就必须永久地限于奴隶地位而且越陷越深，毛远新被判了刑。邓小平匪帮自认为已经稳固地坐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也“不是偶然的”，是反对攻击文化大革命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后的“必然成果”。只是有一点说颠倒了，不是什么“只有大破了帮派体系和反动思想体系，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才有可能下大力量狠抓典型。”，而是只有通过大树特树王君绍这类假典型，才能够给文化大革命、给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横加罪名，打下去，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王君绍自吹为“走资派的一张王牌”，弄到后来不过是走资派豢养的一条打断了脊梁的癞皮狗。
有人会认为在报纸上不是总是提华国锋而不提邓小平吗？或许王君绍不是邓小平提上来的。——怎么不是？报纸刊物早就是邓匪手里的工具了。华国锋也早已彻底地向邓匪投降了，投降得非常可耻。如果说邓匪自己不出面，而把他推在前面，那也只能说是他自作自受，邓匪正在一边暗笑呢！尤其可恶的是，众所周知，1979年华国锋的地位已经很不稳了，除了白痴以外，他将被邓匪小平赶下台谁都清楚了，可是《经济管理》在介绍“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管理经验”时仍然把华国锋推在前头。
王君绍垮台后，突然再也不是“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了。忽然，据说王君绍正是“四人帮”树起的典型，正是“文化大革命假大空的典型”，正说明文化大革命搞浮夸。在邓小平匪帮统治时期这类事情经常发生。1978年的大规划就是如此，还没搞已经是邓匪小平的成就了，破产了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罪过，是什么极左、洋跃进。
如：《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3日《王君绍的荣誉和地位是骗来的》（简称《骗来的》）说：由于“在‘四人帮’横行时，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此，剽窃别人荣誉的王君绍，便以‘一条龙’小分队的倡建者而闻名全国。”居然还“查出”王君绍曾积极追随“四人帮”以及“恶狠狠地”否定他的毛远新，“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人民日报》1980年8月22日《王君绍弄虚作假被免职》）其实谁都知道，王君绍特别大红大紫正是邓小平匪帮复辟时期。且不说批林批孔和批邓时群众揭露王君绍的大字报贴满了天，这些文章就透露1977年3月，正在邓匪加紧打击冶金部长陈绍昆，搞什么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时，就有人向当时的中央、被改组后的辽宁省委以及沈越控制下的鞍钢党委，写信揭露王君绍的真实面目。结果是以“望风捕影、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捏造”、“攻击、诬告、陷害”、“掐尖子、砍红旗”、“欺骗党中央、欺骗省委的黑材料”等罪名受到了迫害和处分。王君绍就是那以后才特别大红大紫起来。《骗来的》说：“王君绍为什么能欺骗人长达6年之久？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还被捧得越来越高，原因在哪里？弓长岭铁矿党委认为，这个教训很值得认真总结。”——是得好好地总结一下，为什么在邓小平匪帮加紧篡党夺权时，王君绍被捧得越来越高？可是这个教训一直没有得到总结。
——认真来说，邓小平匪帮也没有亏待王君绍，因为毕竟是邓匪树立起来的典型。按照规矩，既然王君绍的典型是假的，就应该彻底清算，彻底剥夺他骗取的一切利益、名誉和权力，并且对他的欺骗罪行给于应得的惩罚，该追究法律责任的就得追究法律责任，不是说法治社会吗？可是邓小平匪帮并没有这样做，不然，别人一追究岂不露馅了？按照邓匪的“历史宜粗不宜细”，这件事就被“粗”了。没有多久，王君绍这个“四人帮”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假大空的典型”还是福星高照。1982年9月起任太原钢铁公司峨口铁矿副矿长。此时华国锋已经被邓匪小平彻底地踢开了，而对王君绍还旧情犹在，这下总不能推给华国锋了吧。1984年9月王君绍又入本溪冶金专科学校学习。1987年5月再次起任鞍山钢铁公司桦子峪矿副矿长。1990年10月起又任辽镁公司安全环保处副处长。只是没有那么红得发紫了。而“一条龙”小分队的真正创始人都兴发并没有那么走运，至今默默无闻。在伪十一大上，像王君绍那样昙花一现的候补中央委员有好几个。
◆邓匪复辟后的钢铁工业，劳民伤财的宝钢◆
那么我国的钢铁工业究竟如何呢？——在1978年确实一下子拉上来了。据邓小平匪帮公布的材料该年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比1977年猛增了804万吨，增长率33.9 ％，确实惊人，相信不是假的。但不知道是不是仅仅依靠“人在实现高速度、大跃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要煤、不要电、不要油、不要运输就上来了？大概不是吧！可以肯定，陈绍昆已经作为“四人帮”打下去了，冶金部的大权到了邓小平匪帮手里，不再扯皮了，所以陈绍昆埋怨的“综合平衡没有搞好”也不存在了。由于该年钢产量上去了，邓小平匪帮就大吹特吹起来，他终于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好像确实只有他才能把经济搞上去。
可惜好景不长，这不过是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早就超过3000万吨的实现。完全是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设起来的，邓小平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上台就建设起来。以前没能达到，客观原因是有的，但如不是邓小平匪帮的人祸和唐山大地震，也不会等到1978年才实现。
也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匪帮为了表明自己确实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为了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毛主席、给文革派加上一个“闭关锁国”、“排外”的罪名，不顾毛主席的“四三”方案还没有完全完工，就搞了一个“大规划”、“大引进”。现在冶金系统再也不是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少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庆精神了。而是设备落后不像个现代化的样子，谁主张自力更生为主，谁就是排外。1975年他们在冶金部门提出的那个方案又一次提出，并且开始执行。首先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管许多人反对，就匆匆忙忙地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出卖中国利益劳民伤财的协议，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宝钢。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还在往这个无底洞里填入中国人民的血汗。毛主席的“四三”方案被拖延了好几年。即使这个无底洞已经填满，也正是用毛主席的“四三”投产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的财富填的。中国的外债越背越重，不过是以新的名义借新债，还旧债而已。
按照预算，宝钢建设投资是150万美元。预定的生产能力是600万吨。可是我们看一下我国其他钢铁厂如何？北京的首钢和四川的攀钢都是年产150万吨，投资12亿人民币，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需要200多亿元的投资。何况第一期工程生产的大部分还是半成品钢坯，只有20％（50万吨）是成品无缝钢管。到第二期工程还有20％的半成品钢坯，80％钢板和钢管。首钢和攀钢都是自己开采矿山，而宝钢必须全部进口，光为了进口矿石建的宁波北仑港的投资就是天文数字。1979年初开始建设，1982年竣工，建成好久还门可罗雀——由于宝钢建设缺乏资金不能不停顿，长期没能使用，矿石在那儿还得转运也代价高昂。该港的年吞吐能力为2250万吨，可是宝钢草率上阵迟迟不能开工，只好封存港口，每年的养护费就需要700万元。即使宝钢一期工程建成，也仅能利用230万吨左右的吞吐能力，还有2000万吨以上的空额。——这可以见《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元月31日，据该报估计，按这个趋势到二十世纪末北仑港的投资也收不回来。
再看国外，他们不是从日本引进的吗？可是日本从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之中，对钢铁工业的投资不过270亿美元，增加的产钢能力却高达12400万吨，其中新建厂增加9800万吨。宝钢的资金是它的一半以上，生产能力却只有二十分之一。欧共体投资也是270亿美元，增加的生产能力为9700万吨，其中新建厂为3200万吨。美国用同样的钱增加3600万吨的生产能力。惟有宝钢不及他们零头。这中间当然还有不可比的因素，比如美元贬值，购买力的下降（公正而论），但是无论如何宝山钢铁厂之严重劳民伤财是不容置疑的。又如就在邓匪引进宝钢时，巴西正在建设他们自己的钢铁工业。1971年他们提出了一个1980年达到2000万吨钢的规划。此时已经开始一项投资100亿美元的方案，仅仅北部的伊塔基钢铁厂，计划于1980年第一期工程投产，年产400万吨，1983年达到800万吨。巴西并不是什么先进典型。无论和那一国比，宝山钢铁厂都是劳民伤财，花了大量的冤枉钱。
实际花了多少钱还是一个谜。据《经济日报》1984年元月9日文章《加强物资管理，保证重点建设》说：“上海宝钢一期工程需要三材等各种材料2330余万吨，平均一年进入现场达300万吨，总值40亿元。有资料表明宝钢花了300多亿元，这还是账面上的数字。真实情况是不能问津的。
一般来说可以判定建设一个宝钢等于扔了24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
新日铁建设自己的君津钢铁厂准备时间是六年，编制初步计划用了15个月，建设大风钢铁厂准备时间为四年，编制初步计划用了12个月，但对宝钢，新日铁编制初步计划只用了两个月，准备时间仅一年。原因首先是邓小平匪帮为了表明自己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一上台就“大见成效”，急于在1981年投产，就不顾人们反对一意孤行同时也作为给日本垄断资本新日铁的一份见面礼。
即使在邓小平匪帮的法西斯专政下，对于宝钢的反对之声也是一直很烈的。尤其在1980年实在搞不下去了以后。1985年上海还发生了爱国学生运动。
有人指出：“重复引进严重，都是国内有生产能力的，却还要从国外引进，造成国内机械行业闲着无活干。”“基建规模这么大，虽然从1976年到1979年新增了固定资产1000多亿元，但生产增长的速度反而逐年下降。”“许多项目上了也无原料，但还要上，继续干下去，抢着签合同，致使经济结构畸形，造成整个工业生产速度日益下降。财政连年赤字。”“现在崇洋思想抬头，在有的人看来，似乎外国的一切都好，……弄不好要搞成新洋务派。不少人借机出国，游山玩水，挥霍外汇，许多不该出去的人出去了。”又有人指出“有人出国以后，接受外国人的礼物什么都要，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宝钢不知花了多少外汇，结果建在沙滩上，既无铁矿，又无煤矿，连长江下游的水都不能用。”“不少专家在建厂前就提过不同意见，但上面就是不采纳。”
他们所说的从1976年到1979年新增了固定资产1000多亿元，都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的续建工程，不少已经快完工了。上海金山在1976年就已经完成投资95％，但正式投产在1978年被邓匪算在复辟的功劳薄上。可是尽管邓小平匪帮揩了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十年如此之多的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却越来越下降，以至于在经过一次大建设后不但没能进入休养生息阶段，没能像1963年到1965年那样增长，八十年代初竟至于要保四争五了。
《人民日报》1980年9月7日，有人提出：
宝钢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工程，原料立足于国外，如有关国家不供应或价格很高怎么办？矿石运输量很大，十万吨以上船进不了港，还要倒运一次。怎么办？为什么非建在上海？货款利钱很大，到现在究竟花了多少钱？总投资多少？经济合理性如何？宝钢用煤炭灰分要15％，国内供应不了怎么解决？改造现有钢铁企业比新建快，即使新建是否要最现代化？我们劳力多、工资低，怎样做才合理？很值得研究。担心考虑不周，成了无底洞。
另有人指出：“日本经济学界和工业界议论，中国对日本太宽厚，没要战争赔款，而日本用宝钢坑中国很不合适。”并提问：
宝钢借款究竟是多少？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连本带息要偿还多少钱？借款到什么时候还完？用什么东西偿还？如用产品偿还，我们自己能够拿到多少钢材？产品成本比鞍钢是高还是低？据说高炉是日本人设计的，按他们的配料，主要用澳大利亚矿石，还要用五个国家配料，是否事实？用外国矿石是否签订了长期的供应合同？如果他们要涨价或停止供应，我们有什么对策？不能把我们的大企业的命运交给外国人控制。为什么一定要建在上海？5000立米的大高炉建在沙滩上，打下40万根钢管桩，地下已经移位，将来怎样？污染如何解决？搞防护林带要挤占高产良田，会影响上海的蔬菜供应。
钱伟长也算了一笔帐：
唐克部长说宝钢投资可以在13年内全部收回。宝钢总投资214亿元，如每年能上缴16.3亿元，13年可以还本。但他没有讲利息问题。如按年利8％计算，每年要付息17.1亿元。连还利息都有困难，怎么能够还清全部贷款。
后来有人指出宝钢投资不是214亿元，而是300多亿元，究竟多少邓小平匪帮从来没有给人民派出一本明细帐来。还有人指出“唐克回答含糊大家不放心，原来预计投资多少？实际要花多少？浪费多少？都应该有数字说明。”——可是邓小平匪帮对于这些问题一概不予回答，或者含混其词。
1979年7月2日邓小平匪帮让唐克出面对宝钢进行狡辩，企图糊弄人心，排斥异议。文章刊登在《冶金工业通讯》第18期上，标题《谈谈宝钢问题》。尽管不能对宝钢光说“优点”了，但是人们指出，文章并没有说出宝钢的真情。唐克说宝钢建设成功后，每年可以提供 420多万吨急需的高质量钢板和钢管。可是宝钢选择的2050热轧和2030冷轧机，对我们来说还谈不上急迫需要。如真需要也应该发挥毛主席引进的武钢一米七的作用。不能总让建成的闲着，又化更多的钱另建更大的设备。有人建议就是要建厂也得选在镇海，至少不会把大量的钱埋在地底下。转运矿石加大了运费、装卸费，还得经常挖长江的泥沙。这么大厂竟连选厂报告都没有。唐克说13年还请债务，那是要用税收、利润，甚至还包括基本折旧费去还的。也就是说，这个厂建设后经过十三年，不但没有为我国提供一分钱的贡献，连老本都给了外国资本家了。其中偿还设备贷款143.4亿元，设备贷款利息198.2亿元，另外还得偿还国内无息的投资63.6亿元。就是说连本带利 405.2亿元投资要15年。如果只用税收和利润偿还需要21年，实际上每年的贷款利息总和已经超过了税收和利润的总和。所以是个无底洞
就是《经济科学》1982年第二期《有关如何利用银行信贷和外资的一些不同看法》也指出，那个时候借的外国高利贷，利息率比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还高。利用这种外资是危险的。——这当然，就是说企业建成后，所有的利润都得去支付高利贷的利息还不够，还得把本带上去。“借的外资越多，赔钱越多。时间一长就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一些部门不考虑外汇平衡，不选择支付方式，不计算偿还能力，轻率地大量引进成套设备。最后变成了高利贷。到1981年底还欠6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79亿元。上百万吨设备还压在仓库里，每年要花利息和保管费一、二十亿美元。”文章又指出：“引进设备数量的大小取决于国内配套投资有多少，如果国内没有相应的资金配套，外资也用不出去。”“我国的机械工业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一般设备我国自己能够制造。……机械开工不足，本来就吃不饱，因此进口较多的机械设备，要影响国内工业的发展。”应该指出最后那段话说倒了，我国的机械工业开工不足正是邓小平匪帮的1978年大规划一切依靠外国，以及破坏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等等造成的。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和《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中，我们已经知道，1972年毛主席的“四三”方案中，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一律自己生产，只引进国外确实比我们先进的，凡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就一律自己做。除此以外，对外国的设备不迷信，“一使用、二批判、三改造、四创新”，像引进的特大型合成氨设备，连说明书都还没有来，我们就开始准备自己设计制造了。1975年正式破土动工，于1979年正式投产。甚至比部分引进厂还先投产。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的机械工业一般来说任务饱满，只恨你不快点生产出来，而机械工业只恨煤、钢铁、电、运输、其他原材料等不能更多一点。事实证明这是最有效的引进方针。邓小平匪帮所以一切都要从外国那儿买，那是因为我国的机械工业生产能力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大大提高的。他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怎么肯承认我国建立了相当高水平的机械工业呢？他要当“红色买办”又怎么能够同意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设备不问外国购买呢？
连日本的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太郎先生也说：在一片水田里修现代化钢厂，困难重重，第一要改造1000万平方米的土地以便修厂房，第二要修建大型港口以供停泊装运外国的煤和铁矿砂的货轮，第三要修建一座70万千瓦的火电站，第四要对长江泥水净化。像这样的工程日本自建尚需八年，中国却急于求成。为缩短工期只好砍掉设计这一关键环节，不顾中国国情，全部套用新日铁所属的两个钢厂设计图纸。日本是使用进口优质铁矿砂和煤炭为前提设计的。煤产量居世界第三位，铁砂居世界第五位的中国为此不得不在今后依靠进口。大型货轮不能在宝钢附近港口靠岸，要先在日本卸下再用小货轮倒运到中国宝钢。一切设备、从设计、制造、安装到运转全部委托日本人搞。这都是缺乏统一经济计划的表现。新日铁就高炉、转炉等19项主要设备组成了19个谈判班子，中国却只派出一个谈判班子。成员仅60多人，几乎不懂最新技术，仅谈判就得花两个月时间，如逐项进行势必拖到1981年，可中国坚持1981年就要投产。于是只能受人摆布，新日铁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使自己蒙受损失。如新日铁原来对19项主要设备要价4000亿日元，可合同上却成了新日铁自制的10项4000亿日元，另外九项由别的公司制造1300亿日元，合计就是5300亿日元，要价贵了30％。这个合同还是只有总金额没有明细书的，全世界没有一个顾客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按惯例不管任何国家，成套设备合同必须写明每台机器、设备的规格、单价。还要祥列材料费、加工费和管理费等具体金额。才便于监督检查，不使买主吃亏。而宝钢却只写“现代化钢铁厂一座”其结果只能是送钱上门，让敲竹杠。（摘译自《中国“现代化”的幻想》）以上都是很中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日本先生也已经明白，邓小平匪帮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只能是幻想。——实际上是阴谋！是卖国！！！真正破坏四个现代化的正是他们！
原本是邓匪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哗众取宠搞的，可是邓小平匪帮却倒打一钉耙，居然把自己犯下的罪恶硬和大跃进捆绑在一起，称之为什么“洋跃进”，明明搞宝钢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把自己打扮成“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却说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左的流毒没有肃清”。甚至还归罪于“四人帮”。众所周知，这不过是归罪于文革的代名词，还不仅仅是“流毒没有肃清”了。这时他们已经不再说1975年文革派和广大钢铁系统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反对他们另搞一套是什么“排外”了，倒要文革派对他们出于政治需要搞的劳民伤财的大规划负责了。这才真正是“向党中央、国务院的猖狂进攻达到了顶点。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祸首成了原告，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被诬蔑为罪人。”
对邓匪来说幸运的是：尽管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被他拖了好几年，许多项目投资大大加大，许多新生产力尤其地方性中小工业还被“彻底否定”，但在他上台时大多数已经投产，就是“四三”方案也有一半以上投产，并且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大量物资和资金来，其余的到了1982年居然还是大致建成了，最晚的拖到1983年。虽然效果远没有早投产的好，毕竟建设时期已经过去，于是搞起了“重点建设”，劳民伤财的1978年大规划又开始了，毛主席的大建设结下的丰硕成果竟然被用来填这个无底洞。
◆回顾我国钢铁工业的起家史◆
我国以前钢铁工业是怎么建设起来的呢？解放以前我国的钢铁工业一片破败，即使最大的鞍山钢铁公司，原本规模就小又被苏联拆卸了近七万吨设备，国民党占领22个月又先后经过七次洗劫，盗卖了大批器材和生产物资。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预言“这片土地只能种高粱，要重新建设起来至少需要20年。”如果按照邓小平匪帮的逻辑，鞍钢早就该“彻底否定”砸掉了。可是鞍钢解放不过几个月，就开始出钢。到1952年，经过短短四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鞍钢从一片废墟上恢复起来。这段时期国家投资不过2.3亿元，而给国家提供的利税却达4.22亿元。可以说，连鞍钢也是从五小工业起家的。“一五”时期从苏联引进设备开始大规模的总体改造。相继建成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等一批当时先进的工厂和设备，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无缝钢管和大型钢材的历史。到1957年五年中不过投资14.45亿元，共新增生产能力为：铁矿石670万吨，烧结矿387.7万吨，生铁188.2万吨，钢172万吨，钢材141万吨。计划中的37项重点工程，均按期或提前竣工投产。与1952年比，生铁产量增长三倍，钢2.69倍，钢材3.09倍，五年上缴税利25.55亿元，为同期国家投资17.6亿元的1.45倍。技术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有的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伟大的大跃进运动中，鞍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8年先后有一座大型高炉、五座大型平炉，一座焦炉，两个轧钢厂相继建成投产。其中平炉原计划十个月建成，实际只花了五个月就投产，建设工期短是大跃进的普遍现象，如武钢的日产2000吨高炉，按原计划两年建成，实际14个月即投产。很多钢联建设投资都比过去节约，以前大高炉每立米投资25000元，1958年只要14000到18000元。邓小平匪帮说大跃进时建设浪费极大，建设工期长，完全是胡说八道。1958年5月5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做的工作报告里还说“工程基建造价将大大降低，在许多情况下，过去建设一个厂的资金，现在可以建设两个厂，如年产100万吨的钢厂，过去需要10亿元资金，现在只需4亿多元。……基建工期大大缩短。”但是有一些工程后来由于刘邓路线的破坏不该下马而下马了，或者由于在他们破坏下造成工业大幅度下降，以致原材料、燃料、资金等的缺乏，不得不下马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邓路线重新上马终于建成。——这就是邓小平匪帮上台时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企业建设工期长达十几年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许多第二次大跃进上马的企业，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本该七十年代后期投产，却被拖到了八十年代。“四三”方案中尚且有好多个是如此，这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和《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里我们已经以雄辩的事实说过了。
鞍钢就是这样。1959年鞍钢提前三年实现了“二五”计划规定的目标。1960年钢产量达到561.26万吨，生铁516万吨，钢材385万吨，产值达到26.77亿元。三年大跃进共计上缴利税33.32亿元，比53年到57年五年总和的25.55亿元还多了30.4％，平均每年11.1亿元，年平均利税翻了一番。
1961年刘邓对我国的工业大砍大杀，连鞍钢这样的大型企业也不能幸免。鞍山附近有的是铁矿，可是刘邓一伙却大肆鼓吹“抓中间，带两头”搞“无米之炊”，不惜耗费国家大量资财千里迢迢地从遥远的地方如海南岛运矿石到鞍山，几年里为鞍山运送矿石的费用就足以建设好几座大型露天矿山。已有的矿山也只要矿石不搞剥离和掘进，造成采剥失调。生产也急剧下降，一年之内产量减少了一半，以后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
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在1963年开始恢复，但1965年各项产品的产量、产值和利税还没有达到大跃进的1960年水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1966年生产了460.54万吨生铁、505.9万吨钢、267万吨钢材，产值25.41亿元，与1965年比均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尚未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60年。然而原料、能源的消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上缴利税超过了1960年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3.07亿元。由于批判了刘邓推行的《马钢宪法》以及“一长制”、“专家治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大力推行《鞍钢宪法》，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建设各级领导班子，使得鞍钢革命生产大变样。1969年由于大打矿山建设的“人民战争”，自制了大量矿山设备和备品备件，钢、铁、钢材、铁矿石、冶金焦炭等都超额完成计划，铁矿石产量比1968年猛增65％。1970年他们提出了改造鞍钢，实现钢铁跃进。1971年鞍钢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60年，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在兄弟单位支援下，广大工人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互相协作，一处有困难，处处来支援，突破了生产中的一个个薄弱环节，在很短时间内建成了大型铁矿山，大型高炉，大型转炉和万立米制氧机，完成了许多重点工程，很多老企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原设计水平。如矿山、轧钢、机修、修建等许多厂矿工人改变过去互不往来的局面，主动走出厂门，采用“滚雪球”的方法，组成了1000多人的三结合会战队伍只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年建成的大型耐火砖车间。又如1960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在冷轧薄板厂兴建过程中，扔下了一个残缺不齐的烂摊子。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批判洋奴哲学，扔掉洋拐棍，在洋设备上开刀，实现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530多项，采用了电子计算机，可控硅和射流等先进技术，使得薄板生产比原设计增长了四倍。几年来鞍钢工人实现科研和技术革新两万多项，包括大型倾动式平炉上采用纯氧顶吹等2460多个较大项目，还在全国全省支援下，高速度建成大型矿山、高炉、转炉和机修等许多重点工程。由于大打矿山之仗矿石产量翻了一番，钢铁生产大幅度上升。1973年鞍钢的钢产量比1965年增加160多万吨，生铁增加170多万吨，钢材增加120多万吨，铁矿石更是增加了980多万吨，相当于新建了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到1980年鞍钢已经成为年产生铁和钢各700万吨，轧材、开坯和成材能力分别达到了650万吨和400万吨以上的大型综合生产能力的钢铁联合企业，超过了宝山钢铁厂，而国家投资总额不过52.5亿元。到邓小平匪帮上宝钢的时候，鞍钢已经给国家上缴税利259亿元。该年产量为生铁670.2万吨，钢696.76万吨，钢材421.12万吨，但是到了1981年产量又一次下降，生铁只有610.26万吨，减产8.94％，钢只有671.87万吨，减产2.47％。从鞍钢的历史也可以看到说建设一个宝钢等于扔了24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匪帮把鞍钢说得一塌糊涂——在七十年代中期鞍钢生产确实下降，但他们必须首先说清楚，鞍钢需要多少煤、电、运输，而实际给了多少。还有鞍钢的党委书记邓匪小平的死党沈越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上海的钢铁企业也从1949年年产钢0.5万吨，达到了500多万吨。在第二次大跃进中，由于上海不是国家的建设重点，未建一个新钢厂，未添一座炼钢车间，全靠挖潜、革新和改造，钢产量还是连年高速增长。已经能够生产1300多个钢种，4000多品种，20000多个规格的钢材，不少品种填补了空白。
从全国解放到1979年，国家对钢铁工业总共不过投资557亿元，却达到了近4000万吨的生产能力，不但包括了全国各地的生产企业，还包括基建单位、科研院所、冶金院校等等。而宝钢仅仅是企业，其600万吨的生产能力，骗人的压低的预算竟然高达214亿元。我国的冶金技术虽然不算最先进，但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采矿方面已经有了大型牙轮钻、电铲和电动轮汽车，炼铁方面已经有了2580立米的大高炉，首钢自己修建了具有无料钟炉顶，顶燃式热风炉等新技术的二号高炉，氧气顶吹转炉达到了150公称吨，电炉达到50公称吨，并拥有每小时3.5万立米的制氧机，另外武钢还引进了一米七轧机，本钢安装了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一米七轧机。
◆宝钢的预演，从武钢的一米七看红色买办◆
武钢的一米七是毛主席引进的“四三”方案之一，预算投资38.9亿元，热轧钢板300万吨、冷轧钢板100万吨，硅钢片7万吨，设备从日本引进。毛主席于1972年3月批准引进，那时邓小平还在江西。1974年开始建设，1978年12月建成，实际完成投资27.68亿元，但是建成后长期不能生产，尤其是不能轧制我国自己的钢坯，只能轧制日本的钢坯。也就是说必须长期地依赖日本进口才能开动。花几十亿元引进的项目差一点成了废铁。在后来又不能不花大量的资金改造，由于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才予以改造成功，而且得益于第二次大跃进中在本溪已经自行设计制造成功了一个一米七工程。
事情的根源在于我国和日本、西德谈判时，参加谈判的同志正辛苦地为国家的利益力争，可是就有那么一些卖国贼里通外国，出卖了我国的经济情报，致使我国受到了日本的捉弄，吃了亏。这个卖国贼，只要邓小平匪帮还在掌权，就决不可能揪出来。这是“四三”方案中我国唯一严重吃亏的项目。和宝钢是同一伙卖国贼同一样的手法。
参加武钢一米七工程的同志呼吁：“不要忘记外国资本家是要赚钱的。讲友谊当然需要，但不能用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去换取。”他们的文章刊登在《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0年第十一期上。正是宝钢破产四面楚歌的时期。文章说：1973年6月，正式开始谈判引进一米七。当时我们倾向于从西德或日本进口，把西德定为主攻方向。谈判中利用外商竞争使得价格逐步下降。到9月份为止，形势一直对我们有利。但是9月9日突然有关领导决定从日本进口。原因是外贸部负责人访日，与日本人订了“君子协定”要照顾同日本的关系。另有文章告诉我们有个卖国贼就把这个经济情报告诉了日本。日本通知西德，西德认为我们在耍弄他们，和我们停止了谈判。日本没了竞争对手就把价格一下子提了上去。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本来当年可以成交的，只要花4.2到4.5亿元。后来却拖到了第二年，花了5.8亿元。日本吹嘘他们技术最先进，价格最便宜。从报价看确实比西德便宜。但十分笼统，不给详细说明，合同也有很多含糊其辞的地方。这样的合同签字后，履约时就出了许多问题。有的以次充好，有的需要重新购置附属设备。造成在施工中日本人前后提出九次大的设备变更。跟我们谈判，最后这种谈判又总是以他们达到目的我们吃亏为结束。最后这套设备所花的钱比西德反而贵了30％。负责同我们谈判的日方副代表木村，由于为新日铁立了功，资本家奖给他一座花园小洋房。后来就当了宝钢谈判总代表。文章说：“谈判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具体谈判的同志同外商正在据理力争，而领导却松口让步了，弄得下面也没有了力争的积极性。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日本人对我采取走上层路线的策略，请客送礼讲友谊，我们的领导同志也热衷于此。结果是用国家的利益去换取友谊。”
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外贸部负责人”究竟是谁？“我们的领导同志”又是谁？“请客送礼讲友谊”，他们究竟收了多少回扣？想必是不难查清的。
◆宝钢：“红色买办”给外国垄断资本的见面礼◆
为建宝山钢铁厂，还向日本借贷达200余亿元。为了搞邓小平匪帮的1978年“大规划”总共借了60亿美元的高利贷，年利率高达15％，第二年开始还本付息，三年还清。1983年 3月18日《人民日报》炫耀说：《我国引进22套设备所负外债全部还清》——没有毛泽东时代，没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建设逐步成功，包括毛主席“四三”规划逐步投产，从而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利润，他们拿什么去还清？本利都付出去了，而“大规划”大多还尚未开工建设呢！就是已经开工的宝钢也不能不下马了，买来的设备长期闲置。由于和外商已经签订了合同，停止建设又要花大量的钱赔人家，仅1981年8月，就支付了相当于合同总金额11％左右的补偿费，国家又一次地要承担大量的经济损失。外商急急忙忙地把大量设备运来，这些设备运来后又不能安装，不得不花大量的保养费甚至建设仓库，这又是一大笔钱。
——人们不能不问，既然如此，当初何必急急忙忙大引进？就是要大引进，等到“四三”和第二次大跃进完成投产，大量的物资和利润生产出来后也来得及。这样既不使得引进的设备闲置腐蚀，又不必借外债付出高额的利息，还可以在八十年代引进八十年代水平的设备。——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中早就说过，无论在1975年还是1978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搞新的大引进、大建设都是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邓匪篡权上台时，在他们的批判“四人帮”文章中这样说：“张春桥恶狠狠地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你们不检讨，不能令人信服。’外贸部把我们‘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权也让给人家’”——他们就是以此作为文化大革命“反对引进”、“排外”的“根据”。其实张春桥也没有说不准引进，他本身就参加了“四三”方案的建设。张春桥只是说不能太多，不能挤在一起。不论张春桥有几千条错误、还是几万条错误，他这儿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对邓小平匪帮的这一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唯一惋惜的是：1976年对邓小平匪帮破坏经济的批判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被打断了，以至于张春桥的这些话，在当时的批邓文章中看不到。倒是在批“四人帮”的文章中才能看到，从而给历史留下了铁的证据。
1978年“大规划”中，除了原本就要建设的上海金山二期工程和为辽阳配套的平顶山帘子布厂等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在当时是根本不应该建设的，而且在物资和资金上都没有保证，邓匪的意图就是借债度日。大多数项目又是严重的耗能大户，在石油等能源上也都没有保证，就好像宝钢在铁矿石上没有保证那样。由于一切依赖进口，我国已经相当强大的设备制造能力也大批地闲置下来。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对我国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拆穿了讲，纯粹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以及作为“红色买办”给外国垄断资本的见面礼。
早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而邓小平匪帮正好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竭力撒布幻想，似乎日本的资本家会真心诚意地帮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由于这些卖国贼把持了一切，使得我国吃了大亏。签订合同时由于不写明细则，只写“现代化钢铁厂一座”使得合同可以由着日方解释。他们拿一些旧的设备来说这就现代化钢铁厂，后来许多本应该由日方提供的辅助配套设备，日方说合同里没有规定，中国又得支付第二笔钱。按理厂址的选择必须搞多个方案。可是他们随便点了宝山，日方说这儿很好，土质虽不好可以打桩处理。而宝山的土石方工作也交给日本来干，同时我国的攀枝花工程队完成了攀钢的建设正闲着。结果打桩深达60米还有平面移动，不但花了极大的代价，而且即使三到四级的地震百米高炉的摆动也很大，日方乘机赚了大钱。日方所定的宝钢设计建设又要分十一个阶段，原因不是别的，阶段分得越多，中国付费的次数也越多。由于邓小平匪帮搞无米之炊，依赖进口矿石，按日方的设计，我们必须从五个国家12个矿山买铁矿配起来用，有的矿山距上海二万多公里。——原来这些矿山都是日方投资的，这使得我们不能不长期地靠在日本资本家身上，我们的矿石来源操纵在他们手中，可以由着他们抬价赚钱。他们卖给我们的设备不但不是最最先进的，价格也比其他国家同期建设的贵得多。宝山钢铁厂是邓小平匪帮又一严重的卖国罪行。
由于热衷于依赖引进设备，造成我国生产能力闲置的决不仅仅一个攀枝花工程队。就在邓小平匪帮推行1978年大规划时我国的大批生产能力闲置下来了。到处都在搞“文明生产”。1980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文章《关键是调整基本建设规模和结构》尽管完全是按照邓匪和陈云的口径解释的。也不能不承认造成了我国冶金、铁道施工、施工设备以及机械制造厂闲着。不能不承认基本建设挤了设备更新等，也挤了煤、电、油、运输和轻工等，使得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出来。——当然文章决不会说我国现有生产能力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起来的。正是邓小平大规划的破坏，使得这一生产力没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邓匪小平为了上宝钢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大肆宣扬所谓的日本和中国的友谊，在人民面前制造谎言，宣称日本资本家会出于友谊诚心地帮助我们。可是日本资本家口中说的友谊，实际上只是要中国以友谊作为生意来做。要中国对他们的“友谊”支付高额的汇报。他们自己从来不准备为友谊而对中国少一点剥削。合同签字后，参加谈判的日方人员回到宾馆，高兴得翻筋斗、竖蜻蜓。更荒唐的是，明明是外国资本家遇到信贷危机，高利贷借不出去，邓小平匪帮居然到处宣扬“现在外国的钱多得用不了，要中国帮他们来用。”用这一套绝对荒谬的论调来欺骗中国人民，而自称天下最最有知识的先生们推波助澜，到处以夸张的语调来宣传这套卖国“理论”。
◆总工程师周传典的批判◆
除了宝钢，推倒鞍钢的两座大高炉也在计划之中，不过由于邓小平匪帮大规划的破产，国家财政上严重的连年大赤字，使得邓小平匪帮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作这个孽了，加上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激烈反对，也不能这样做了。在这儿，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立了功的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冶金部的总工程师周传典。周传典说他解放前就在鞍钢工作。现在有的人口气很大，看不起我们自己的家底。实际上我国的家底已经相当雄厚了，技术力量也相当强了，全国三十几个中型钢铁厂他都去过，无论设备还是技术力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鞍钢，包括他自己。他去国外考察，发现国外也不是盲目追求“先进”，他看到美国和西德的冶金工厂各个年代都有。七十年代的是少数，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的，三、四十年代的还占相当比重。从五十年代以前建设的工厂看，主体设备和我们大致相当。和我们的差别在于他们在老设备上安装了新的计量和监测仪表以及控制设施，能够精确地测定各种工艺参数。有了这种手段，使他们的操作跨过了单凭工人经验操作的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由于对老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装上新仪表和新控制系统，并采用一些新设备、新技术，就使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有的设备比我们还差，甚至我们已经淘汰，但是他们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在用，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1980年由于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可耻失败，一时之间陈云对邓小平进行攻击，报上得以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周传典的文章《挖潜是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向》也得以见报。文章说：
我国现有的钢铁工业有基础，潜力大，大型企业布局比较合理。东北有鞍山，本溪，华北有京津唐、太原、包头，华东有上海、马鞍山，中南有武汉，西南有攀枝花，都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钢铁基地，是我们今后前进的基础和依托。同时中小钢铁已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形成了年产1100万吨铁、600万吨钢、800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我们特殊钢的生产也有了一定规模。……所有这些企业，过去潜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有的有钢无铁，有的有铁无钢，有的配套能力差，有的工艺装备落后等等。这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潜力。……1975年时我们估计钢铁工业综合生产能力可达3400万吨，不少同志说是冒了，现在3700万吨也可以达到了。潜力还是有的，主要是有些企业经过配套可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有的企业经过革、改逐步采用国内外成熟的新技术，可以提高设备效能，仅靠这两项，钢铁工业的质量、品种、成材率和产量就可以有一个较大的提高。消耗，特别是能耗也可以有一个较大的下降。据初步测算，现在我国3700万吨钢的生产水平，通过挖、革、改地方中小企业可以挖出300万吨的生产能力，重点企业也可以增加1000到1200万吨。加上宝钢600万吨，我国的钢铁工业达5500万吨到5800万吨生产能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加强矿山建设，目前铁矿山在建能力只比消失能力多1000多万，发展钢铁工业不能依靠进口矿石，加快矿山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标题，如果改为《挖潜是我国当前钢铁工业的发展方向》可能更好。当时我国发展钢铁生产应该以挖、革、改为主，以后适当时候还是应该建设新的钢铁厂。
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总工程师的主张是完全符合1975年周总理四届人大报告上宣布的毛主席建设路线的。这个报告就是说十年内不搞大规模的新建设。这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是针对着邓小平匪帮劳民伤财的1978年大规划的。文章完全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而不是邓小平匪帮那样从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不过邓小平匪帮已经在上马宝钢了，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周总工程师在计算钢产量时不考虑到宝钢。周总工程师实际是反对宝钢的，文章说：“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办法花钱太多，我们搞不起。”就表达了这一看法。在另外的文章中他还明确说：“外国人给我们提出许多建议，要价都太高。要建设全部引进设备的新厂，象宝钢那样花钱太多，这样的现代化我们搞不起。”——外国资本家给我们提建议完全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当然不能惟命是从。周总工程师还说：“重点企业每挖一吨钢铁生产潜力需要800到1000元。”依此算，增加宝钢那样650万吨的生产能力只需60亿元。毫无疑问如果不上宝钢，把上宝钢的钱用在其他方面，自己设计生产设备建造钢铁厂，能够得到的生产能力肯定要高得多。而且自己制造设备，意味着被邓匪弄得天天搞文明生产的工厂充分开工，而这同时就是大量的资金生产出来。因此可以用于建设的资金将大大增长。周总工程师也是肯定我国中小钢铁厂的。1980年我国的小钢铁工业已经被邓小平匪帮摧毁了不少，还有一批正待继续摧毁。就是中型钢铁厂也受到极大的非难。
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如果不是邓匪复辟，如果按照周总工程师的方法，挖潜、革新、改造，不搞宝钢，新建企业也按照他主张的攀钢方式，那么在1985年就一定能够超过5500万吨到5800万吨生产能力，我国的钢铁产量达到6000万吨是有很大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但由于邓匪的破坏，加上宝钢建不下去了，下了又上，以至到1986年才达到5000万吨。
◆倒打一耙，尽量夸大，所谓损失2800万吨钢◆
众多周知，邓小平匪帮大肆宣扬1974年到1976年我国损失了2800万吨钢产量，罪魁据说就是“四人帮”和批邓。——原本正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在煤、电、油、运上卡冶金部，给我国钢铁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是他们不但倒打一耙，嫁祸于人，最后还尽量夸大损失。谁不赞同，谁就是掩盖损失、“报喜不报忧”，就是罪魁祸首。
但从周总工程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是多么地夸大其词。手段又是多么地卑劣！！！
周总工程师说，我国的钢铁工业在1974年到1976年曾经三打2600，三次都没过关。就是说，连续三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三年都没有完成。
后来邓小平匪帮就说，这三年我国损失了2800多万吨钢产量。那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吧！看看他们究竟要求我国在这三年里钢产量达到多少？根据他们的数字，这三年分别是2112、2390和2046万吨，平均2183万吨。如果共计损失2800万吨，那么平均每年至少损失933万吨，也就说他们要求那三年钢年产量平均超过2183＋933＝3116万吨。
令人吃惊的是，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谷牧等人在这三年里根本就不相信我国钢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不相信按照周总工程师的计算已经达到了3400万吨。
周总工程师说：由于三打2600万吨，三次没有达到，“有人”泄气了，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就是这么大的能力，没有潜力可挖了。1975年冶金部“许多同志”认为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据他计算已经达到了3400万吨，还大有潜力可挖。可是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不少同志”却说是“冒了”。——遗憾的是周总工程师没有对“有人”点名，也没有说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人是什么态度？国家计委是什么态度？
——但不点名就是点名，“不少同志”这一称呼就表明周总工程师对他们还很客气，如果是“四人帮”“泄气”，周总工程师就不会不点名了。这说明不相信我国有3400万吨钢铁生产能力的只能是他们。从邓小平匪帮的一贯表现来看就是这样。他们竭力攻击诬蔑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贬低九大以后的国民经济大飞跃，他们一贯反对挖潜、革新、改造，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他们提出推倒鞍钢的大高炉要搞宝钢那样的新建——这些都表明，他们绝对不会承认我国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有一个第二次大跃进，绝对不会承认文化大革命带来了钢铁工业的大建设，从而绝对不会承认我国钢铁工业具有了极大的生产能力和潜力。
因此“泄气”的“有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认为3400万吨生产能力“冒了”的肯定又是他们，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就是这么大的能耐，没有潜力可挖了的“不少同志”还是他们。他们历来一听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成就立即跳起三丈高，一听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就发火，尽量抹杀，硬要诬蔑为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据说还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他们竭力否定我国钢铁工业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否定生产能力增长更是迅速。正是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他们对经济形势作出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闭眼不看事实，甚至仇恨事实。又从这种对经济形势完全不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出发，制定出了完全错误的建设方案。所以他们就要在钢铁系统大搞新建生产能力，就要提出推倒既有高炉另起炉灶的方案来。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可恶的批邓否定了，他们就大骂批邓破坏生产，1978年他们篡权复辟就搞起了宝钢。
这一判断完全是事实。据程中原《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1976：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供认，唐山大地震前的7月6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国家计委报请中央政治局，提出1978年计划的调整方案。他们把钢产量由原计划2600万吨调减到2400万吨。这个方案未能执行，据说就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或者叫做江青的破坏。注意：这恰恰发生在唐山大地震前夕。——如果地震后调减，还可另作解释。——可见一直到此时，对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泄气”，认为3400万吨“冒了”的“不少同志”，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国务院和计委的某些人，正是邓小平等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他们对于我国钢铁生产能力的估计要比实际水平低1000万吨。而且在他们看来，这还不仅仅一个计划问题，而是“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谁不赞成调减，谁认为我国到1978年钢产量可以大大超出2400万吨，谁就是“四人帮”的干扰，江青的破坏。
这就证明周总工程师说的“不少同志”确实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李先念、谷牧、“还有×××同志”——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此人此时也是邓小平的追随者。出于他以前建设大庆油田上有过贡献，我们一直避开不点名。但现在调减计划就是计委搞的，再也不能回避了。
支持邓匪搞宝钢的也“还有×××同志”，1977年6月陈绍昆被撤职并受到严厉处分，唐克当了冶金部长，11月22日国家计委、冶金部和外贸部就在上海策划兴建宝钢。12月12日，冶金部呈报《关于上海新建炼铁厂增加炼钢、初轧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和他一起批示“完全同意”。甚至他死后的“生平介绍”里也说他“积极组织引进宝山钢铁厂全套设备”。
——有人可能会说1976年7月邓小平已经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减计划与他无关。但李先念、谷牧、“还有×××同志”都还在，都和他一鼻孔出气，都是他的干将。调减计划不是国家计委主任搞的谁搞的？谷牧是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难道和他也无关？李先念又是他们的后台，难道也不该负责？既然称之为受到江青的破坏或者“四人帮”的干扰，那么总不是陈绍昆吧！倒是被骂做“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革派，认为我国钢铁工业远远不止2400万吨，“干扰”和“破坏”了这个调减计划，并且相信我国钢铁工业远不止2400万吨。邓小平、李先念、谷牧、“还有×××同志”才根本不相信。
既然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够要求在这三年里钢产量平均超出3116万吨呢？不能超出就是对立面的破坏和罪行。周总工程师说，这些“有人”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能力到顶、潜力挖尽，说生产能力3400万吨“冒”了，以致“泄气”了，那么以此推理，这三年我国的钢铁生产应该没有受到任何人为破坏和损失。“到顶了”，“我国的钢铁生产就只有这点能耐”——这就是邓小平、李先念、谷牧、“还有×××同志”在1975年和1976年对钢铁上不去的解释。——我国钢铁的实际生产能力当然要大得多。可正是这些连2600万吨都不相信的人篡了权，剥夺了对立面的发言权后，却居然要求那三年平均达到3116万吨，并编出对立面造成2800万吨损失的神话来，也不允许对立面申辩，他们历来就是在剥夺了对立面的申辩权后才“有理”。目的当然是加罪于文化大革命。手法之卑劣，使得人们不能不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搞好经济建设，篡权复辟卖国才是最最主要的动机。为此他们可以出尔反尔随便捏造，有什么罪名就给对手加什么罪名！！！两套标准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一直到1977年4月22日他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斩断黑手肃清流毒钢铁必能大上》，还是这样描写1976年7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
去年七月，当“四人帮”利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大搞反革命突然袭击的时候，这个黑干将（指冶金部长陈绍昆）充当了这次反党活动的急先锋。会前，他按照“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部署，跑到鞍钢去搜集黑材料。会上，他首先发难，配合上海的余党和辽宁的黑干将，恶毒攻击一九七五年国务院召开的一些会是“贩卖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重搞条条专政”，胡说什么“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政治上搞复辟，在经济上总要搞条条专政”。
这就是说此时他们还是宣称谁如果不同意他们调减钢铁生产计划，谁认为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不止2400万吨，谁认为1978年我国钢产量可以大大超出2400万吨，比如超过3000万吨，谁就是“四人帮”，就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反革命突然袭击。可是就是这么一些自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人，不过几个月，在打击了陈绍昆，篡夺了钢铁工业大权后，才突然发现我国的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确实有3400万吨，于是设定1974年到1976年我国的钢铁生产平均应该超过3116万吨，如果按算术级数增长，1976年便应该超过3400万吨，并且由此“算出”1974年到1976年我国损失了2800万吨钢，并且毫无根据地加到政敌身上。政敌的名字一律称之为“四人帮”，实际上把所有的文革派、批邓派都包括在里面。
——这简直使人吃惊！“竭力破坏，嫁祸于人，倒打一耙，尽量夸大”就是他们的伎俩！！！
——我们不知道当时反对调减计划的是不是确有江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不赞成邓小平一伙的人很多。反正邓小平匪帮历来如此，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四人帮”，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无疑，如果江青确实在场并且反对了这一计划，那么她确实是有功的。
可是后来，邓小平匪帮竟然又把1975年钢铁座谈会，决定“1975年钢铁计划坚持2600万吨不动摇”说成自己的功劳，据说还是“和四人帮作了激烈的斗争”才定下来的？！可见多么地无耻！多么地歪曲捏造事实！1976年他们对于1978年生产2600万吨钢尚且“动摇”，那么1975年坚持不动摇的还能是他们吗？只能是他们说的“四人帮”的干扰和“江青的破坏”，以及会上反对他们方案的绝大多数人——坚信我国有3000万吨以上钢铁生产能力的冶金部广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
由于当时我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3400万吨已为历史所证实。所以后来他们忽然指责七十年代中期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并归罪于原来就坚持又如此之多的生产力的对立面，捏造出对手破坏损失2800万吨钢的谎言来。实际有权利指责有人破坏我国钢铁生产的当然不该是他们，正应该是1976年坚决反对调减钢铁产量的文革派，和1975年座谈会上反对邓小平和谷牧引进方案，坚信钢铁生产能力超过3000万吨的冶金部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文革派也确实提出了指责。陈绍昆不是“胡说”：“钢铁上不去，主要是综合平衡没有搞好，煤、电、运供不上。”还“猖狂叫嚣”：“生产完不成计划，讲原因，首先要找国务院、计委。”
且不说计委的调减方案有理没理。如果我国到1978年钢产量还只能达到2400万吨，那么就是一点不增产，1974年到1976年的钢产量充其量也只能要求2400万吨，以此计算，这三年钢产量损失充其量也只有2400×3－（2112＋2390＋2046）＝625万吨，决不至于2800多万吨。如果说钢铁产量应该逐年上升，1978年只能生产2400万吨的话，那么1976年钢产量2046万吨实在不能算少了，那年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7年2374万吨也不该受指责了。——这是根据邓小平匪帮的依据来推理，实际当然不应如此。人为损失是有的，不是别人，正是“有人”在煤、电、油、运输上卡了冶金部，才使得钢铁生产连续三年未能完成2600万吨的计划，这是1975年中央13号文件的结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公正而论，我们也不能要求1975年具有了3400万吨的生产能力，就达到3400万吨的产量，客观上煤、电、运输确实紧张，何况我国钢铁生产能力能够达到3400万吨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成就。
那么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我国七十年代中期实际钢产量的人为损失该是多少呢？如果这三年的计划2600万吨切合实际的话，那么可以算得应该是2600×3－（2112＋2390＋2046）＝1225万吨，不过1976年还得算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所以实际要小一些。唐山大地震的损失可以估计为300到400万吨。那么邓小平集团的“人祸”损失应该是800到900万吨。这一计算是以2600万吨切合实际为前提的，不切实际就另当别论了。不过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里人为的损失总是要发生的，这也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制定计划时就应该考虑到“人祸 ”的因素，或者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不适应生产力的因素，就不该2600万吨。历史无假设，实际达到的产量就是能够达到的产量，包括客观原因也包括人祸。但如要从纯生产力的因素总结人祸的实际影响，1973年以后不管煤、电、运输如何紧张，钢产量就应该一年比一年高。1973年已经达到了2522万吨，后来三年2600万吨的计划实在不算高，邓小平匪帮的人祸损失也决不仅仅800到900万吨。
可以这样计算，我们在1973年和1978年之间采用几何级数插值，由此算得1974年到1977年钢产量就应该平均年递增4.734％——这个要求并不高，在1971年到1973年，年递增是12％。产量也应该依次为2641、2766、2897、3034万吨，其中1974、1975、1976三年的损失应该为1753万吨，扣去唐山大地震的损失大约为1400万吨。邓小平匪帮不但嫁祸于人，还把损失夸大了一倍。另外1977年损失为660万吨，部分是唐山大地震造成的。（不但唐钢到九月才完全恢复生产，而且如不是地震灾害，不能仅仅达到地震前的水平，按理应该增产的。）如果也算成300多万吨的话，那么邓小平集团的人祸，在四年里造成的钢铁损失大约是1700多万吨——这一计算当然不很正确，把1978年的产量作为标准、以及以几何级数插值都不一定确切。但比邓小平匪帮的“信口开河、尽量夸大”要严肃科学得多。
这儿我们例举的数字还全是邓小平匪帮提供的，实际情况还是另一回事，中外任何严谨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邓匪1976年的数字都保持谨慎的态度。
我们不知道邓小平的同伙李先念、谷牧等人在上半年对冶金部究竟做了多大破坏，产生了多大的后果。但可以肯定，由于批邓的约束他们的破坏要小得多。也正如此，第一季度我国工业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包括钢铁在内的大多数工业品产量都比1975年同期提高12％以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生产，除了赵紫阳统治的四川以外，有28个比1975年同期增长，有些省、市、自治区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华国锋给毛主席的报告标题就是“全国大多数省形势很好，有个别省不好”。即使邓小平匪帮既大肆破坏又作为口实大加攻击的鞍钢，也是从连绵的矿山到冶炼的厂区生产纪录不断刷新。不知道由于鞍钢的党委书记是邓小平的死党沈越，还是批邓时陈绍昆“窜”到鞍钢“伸进黑手”，一季度全公司九项主要产品，有六项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四月份以后，随着邓小平匪帮的反革命暴乱被平定，生产进一步持续上升，铁矿石、生铁、钢等九项主要产品平均日产量，都比第一季度又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到六月，铁矿石、生铁、钢、铁精矿、采剥总量等都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国家计划，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也就是说超过了1973年。唐山大地震后七月、八月的情况不明，但是九月份就拉上来了，全公司采剥总量、铁矿石、铁精矿、焦炭、钢、钢坯和钢材等主要产品产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鞍钢第二炼钢厂钢产量在提前完成上半年计划的基础上，超额2100多吨完成了七月份国家计划，尽管发生了唐山大地震，8月、9月仍然连续超计划。武钢情况大致相同。所以1976年的钢产量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至少上半年鞍钢形势就很好，没有亏产。
我们知道1976年和1975年钢产量计划完全相同，比1973年历史最高水平高。即使按照邓匪的说法，1976年1到5月钢欠产123万吨，而1975年1到4月欠产195万吨，可以算得，1976年前五个月的钢铁产量还是大大超出1975年同期。因为1976年月平欠产24.6万吨，只是1975年月平欠产48.75万吨的一半。所以1976年前五个月与1975年同期比，多生产了120万吨钢。这和比1975年同期增长12％以上是一致的。
照这形势发展——如果没有唐山大地震也没有邓小平同伙的加大破坏（不要求没有破坏），那么1976年超过1975年还是现实的，甚至不是没有可能完成计划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73年。如果全年钢产量都能超过1975年的12％，那么1976年就应该能够超额完成计划，达到2390×112％＝2677万吨。这还是冶金部在煤、电、油、运上继续受卡下，取得的成绩。
另外还有个算法，1976年前五个月比1975年同期钢产量增长120多万吨，平均每个月24万多吨，那么在以后七个月里最多只要比1975年同期多生产90万吨钢，就可以达到2600万吨的计划了，也就是只要每个月比1975年同期多生产13万吨就可以超出2600万吨的计划了。既然前五个月比1975年同期月增产24万吨，那么如果后七个月也月增产24万吨，1976年钢产量就是2678万吨。与上面的计算结果几乎完全一样。就是说，如果不是唐山大地震，也没有邓小平同伙的加大破坏，1976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完全可以超额3％完成。
7月邓小平同伙调减1978年钢产量的方案被否定后，虽然紧接着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使得我国钢铁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冶金部和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声中，很快就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九月份形势就大变样，钢铁工业很快拉了上去，日产量天天超计划，创历史最高水平。北京全市钢平均日产量比计划超过百分之十四点四。我国自行设计的1000立米制氧机，于9月12日提前安装调试成功出氧，产量超出1100立米。在钢铁元帅推动下，北京九月份工业总产值比八月份提高了25.9％，创造了历史最高的月产水平。唐山钢铁厂的生产建设也日渐恢复，练出了一炉炉抗震钢。如果没有地震，1976年9月份的大好形势也能够继续下去的话，那么1977年我国的钢铁生产就一定可以大大超出2600万吨。但是十月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说，1976年工业生产有很大的成绩。按照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字，尽管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还不是减产而是有微小的增长——这就是奇迹。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份，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份。
以上事实也证明，冶金部对钢铁生产能力的估计是完全合乎事实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了3400万吨，并有巨大的潜力。也正如此，才有1978年的3178万吨，1979年的3448万吨和1980年的3712万吨。决不可能相信邓小平匪帮一复辟，就给我国带来了1000多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
“竭力破坏，嫁祸于人，倒打一耙，尽量夸大”，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老手法了。所谓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是同样的货色。对大跃进也是同样的手法。正是他们先搞浮夸风和共产风，接着又搞三自一包，竭力破坏集体生产和兴修的水利等，并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民弃农经商，荒芜农田去倒卖。搞出人祸后，又是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于大跃进，并在后来竭力夸大篡改人口数字，捏造出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来。明明是他们的破坏，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尽量夸大损失呢？——第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他们对破坏和损失深恶而痛疾之，从而表明破坏原不是他们干的。如果谁纯粹出于尊重事实，说损失远不是那么大，“掩盖损失、制造破坏”的罪名就扣在谁的头上了。第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切反动派的赏识，并从他们那儿得到助力。一切反动派对我国的成就从来就不满，所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不管如何地夸大其词，也不管谣言造得如何离奇，越是离奇越会得到一切反动派的支持。他们需要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需要的是中国当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越是事实越是仇恨。
既然他们根本不相信冶金部已经达到3400万吨的钢生产能力，甚至连2600万吨都说“冒了”，所以1978年我国钢产量终于达到3178万吨，并在1980年达到3712万吨，绝对没有他们的丝毫功劳。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是大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生产力日益协调后带来的成果。邓小平匪帮充其量只是在篡夺到冶金部大权后不在煤、电、油、运输上卡钢铁工业了。而建设上的大破坏正在开始——这就是1978年的大规划，首先是宝钢。
邓小平匪帮历来吹嘘说，1975年是他们把经济抓上来的，铁路和钢铁都是他抓上来的，据说还是和“四人帮”作了什么斗争后抓上来的。会议据说就是他们为了和文化大革命作斗争才召开的。但是1975年3月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之前，中央领导接见会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王洪文主持会议，王还请邓小平先讲话。按照袁宝华的说法：“与会代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包括上海的那些造反派都表示接受。”——照这样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分歧。可袁居然还坚持要说：“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与‘四人帮’进行了直接面对面的尖锐斗争。”（见贺耀敏《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整顿和改革》）——这次会议当然不会没有斗争，但没人说不要把经济搞上去。据邓小平匪帮指责，批邓时指控邓小平在这次会上重搞条条专政——这是事实，也不仅仅“四人帮”，毛主席、周总理当然都反对条条专政，早在1953年周总理就注意到地方应该给他们一些自主权了，正因为如此，周总理怎么会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呢？凡是文革派都反对条条专政，许多地方领导不是文革派也反对条条专政。可见对条条专政的态度，才是这次会议的真正分歧。至于钢铁座谈会，袁宝华也说：“这个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冶金部配合的（得）较好。”照此也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我们已经知道，双方斗争十分激烈，焦点不在于该不该把钢铁搞上去，而在于“有人”——即邓小平、谷牧等人认为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到顶，要推到鞍山的两座大高炉重砌炉灶。不是邓小平等人和文革派斗争坚持了把钢铁工业搞上去，而是文革派以及绝大多数干部和技术人员和邓小平等人作斗争，坚持认为我国具有3000多万吨的生产能力，从而确定1975年钢铁计划坚持2600万吨不动摇，坚决反对重砌炉灶，反对推倒鞍钢的大高炉。最后正是由冶金部出文件《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什么分歧、有什么没有通过，那就是邓小平、谷牧等人的这些主张一条都没有通过——这些真正的分歧现在他们再也不提了。钢铁座谈会原本也是中央要求召开的，不是邓小平、谷牧等人要开就开的。参加者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十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
国家计委的报告还提出原定调整工资计划推迟实行。可是不久发生十月阴谋，他们就指责“四人帮”反对加工资，不关心群众生活，并提前于1977年给部分职工加工资，以示惟有自己才体恤人民。
197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斩断黑手肃清流毒钢铁必能大上》还说：
冶金部的黑干将迅速发动进攻。在三月到五月召开的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和扩大会上，他伙同他那几个左右手，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反党大合唱，把矛头公开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狠狠地攻击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一九七五年关于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文件（指中央1975年13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指邓小平和他的同伙）的许多重要指示，使他“几乎无法工作下去”，是“翻冶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批林批孔的案”，“为冶金部牛鬼蛇神翻案”，“是全面整顿、全面翻案、全面复辟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是杀气腾腾，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他这样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他还使用各种卑鄙手段，千方百计搜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个洋洋万余言的黑报告。这个黑报告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竭尽造谣诬蔑、颠倒黑白之能事，编造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所谓“十大罪状”。他把黑报告写好后，送给“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指毛远新），并根据他的黑旨意精心修改，前后不下二十余稿，历时十个月之久。他原来打算送给张春桥，作为迎接“四人帮”登基的一份厚礼，可是，这个利令智昏的家伙还没来得及把黑报告送出去，“四人帮”就被揪出来了。如今，这份反党万言书成了他参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铁证，成了一篇极好的反面教材。
既然是反面教材就应该拿出来好好地教育人们，可是一直到现在他们对陈绍昆的“反面教材”还是封锁着，根本就不拿出来。中央1975年13号文件既然是陈绍昆等人“恶狠狠地攻击”的，那么现在打倒了陈绍昆，就应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了，为什么也还是封锁着？
◆第二次大跃进中攀枝花钢铁厂的成功和经验◆
对于冶炼设备，周总工程师主张：“新建企业的设备要立足于国内，要总结和学习攀钢建设的经验，并加以提高。要自己设计和消化研制并重，再加上部分引进国外装备，使之成龙配套，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新一代钢铁联合企业。必须尽可能减少引进设备，以节约建设投资，并不断增强自己的制造能力。”（祥见《人民日报》1979年3月21日《对冶金现代化的一点认识和建议》）这时邓小平匪帮正在大力吹嘘他的宝钢，好像四个现代化经过这么一搅就在眼前了。周总工程师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主张不是别的正是被邓小平匪帮诬蔑为“排外、闭关锁国”的毛主席方法，文化大革命提倡的方法。攀钢正是这样搞出来的。1964年我国在不到100天的时间内攻破外国100多年未解决的难题，用含钛高的磁铁矿炼出了铁，技术上就是周传典等108将的贡献。1972年他又参加了40多位专家的攻关组，他看到攀钢固然有进口设备，但是更多的是我国自己独创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认为攀钢为我国钢铁工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鲜的经验。1978年他又一次参加了对邓小平匪帮企图摧毁鞍钢两座大高炉的抵制。这两座大高炉得以保住有他的一份功劳。
另外制造万吨水压机的总工程师沈鸿也说，我国的机械工业已经相当强大，完全有能力为自己的四个现代化提供设备。三十年来制造了许多重点项目的成套设备。比如攀钢等就是例子。舞阳钢厂的4.2米宽的厚钢板轧机、本钢的一米七轧机也是自己制造的，和国外的产品比毫不逊色。我国的化肥工业是引进外国数量最多的，可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国合成氨产量1480万吨，仍有约70％设备自造。其他如煤炭、石油、建材、化工建设用设备，国产都占相当大的比重。沈鸿同志还说：“当年我们在延安的山沟里，还能制造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现在有了那么多人，这样好的工厂和设备，反而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了。就连被有些人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型热轧机，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国产的一米七不是在本溪试轧了吗？这些都靠党的正确的政策，各单位的大协作，自力更生，首先要提高信心，长自己的志气。”
攀钢始建于1965年，1967年7月开工建设第一座高炉，1970年7月1日出铁，1971年10月1日转炉出钢，1974年一期工程竣工，于8月轧出了型钢，该企业具备年产1350万吨矿石（原矿）、170万吨生铁，150万吨钢，110万吨钢材的能力，花费资金仅12亿人民币（一说11.2亿元）。邓匪复辟时正好是它建设成熟达到设计能力的时期，到八十年代初，钢铁产品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年年超过设计水平，表明了它具有很大的潜力。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第一个大型钢铁厂。
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发现攀枝花的铁矿了，但这种钒钛磁铁矿曾经被外国判断为渣铁不能分开，不能冶炼的呆矿。
1958年大跃进时，曾经运了一车皮矿石到苏联去试炼，没有成功，我国就自己研究，后来刘邓路线下马。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重提上马攀钢，说：“我们的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并说就是骑着小毛驴去也要搞好攀钢。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当时正值设计革命，广大职工和革命的科技人员艰苦努力，经过1200多炉，到1965年初终于自己试验冶炼成功。该年三月，毛主席批示提前建设攀枝花工业区，决定用7到8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在内的工业基地。这就是中央对开发建设攀枝花的第二次决策。
为了对付新沙皇卡我们的脖子，我国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大型冶炼设备——除此以外也别无他法。为了给攀钢提供第一流的设备，国家组织了大批的设计制造人员，对国内的各大钢铁厂进行全面的考察，广泛地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并且进行独创。如沈鸿同志组织了30多家机械厂大协作。当时国内最大的转炉仅仅30吨，烧结机仅仅75立米，他们大胆尝试制造出了120吨的转炉，130立米的烧结机。工厂建成了，我国大型钢铁工业的建设能力也锻炼出来了。
刚开始建设时条件十分困难，成昆铁路也没通。来自全国几十个省市数十万建设者，在荒芜酷热，没有城市依托，没有铁路的艰苦条件下，发扬大庆艰苦创业精神，住“席棚子”、“干打垒”，吃干咸菜，喝江河水，也要拿下大钢厂。发扬大庆绳拉肩扛精神，全部建设材料、机械设备、生产生活用品，都是靠汽车运来的。为使交通通畅，在天堑金沙江进行煤矿、铁矿、电厂、水泥厂等基础项目建设。由于地形不利，架起了七座大桥。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的建设前期准备，实现了通路、通水、通电，解决了临时住房。然而该厂不能不建设在山上，忙碌的施工队伍，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开挖了4200多万立方的土石，终于在山上建起了被誉为“象牙微雕”的攀钢。和大庆油田一样，整个攀钢的建设就是一部英雄的史诗。继1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后乘胜前进，于1971年10月出了钢，1972年12月轧出钢坯，1974年8月出了钢材，到此攀钢一期工程基本建成。1977年还建成我国最大的提钒车间。偌大规模的系统工程，从建筑到安装，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大部分系统投产后，流程通畅，5年即达到和超过设计能力。建设速度是快的。说明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自己安装的工程质量是可靠的。
一般来说世界上大钢厂每吨钢的生产能力占地3平方米，而攀钢仅仅1.1平方米。创造了世界钢铁工业史上的奇迹。攀钢所以能够很快建成投产从破土动工到出铁仅仅五年，投资仅仅12亿元，其中设备仅仅8亿元，没有用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发生备品备件不足而影响生产，主要的原因就是采用了国产设备。后来引进少量技术，但是引进是为了借鉴，国产设备仍然占全部设备的95％。由于矿山先行，出铁以来从来就是矿石自给有余，从来没有发生过缺乏矿石而开工不足事件。若大的钢铁基地不是建筑在“无米之炊”之上的。
攀枝花建设成功的经验还在于实行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为此建立了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从建设一开始就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统一指挥，团结协作，组织大会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面规划，综合平衡。以基地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建设攀枝花的战略决策。
由于攀钢建设取得成功，早在1971年渡口市（攀枝花市）革委会就向四川省革会和冶金部上报了攀钢二期工程建设。1976年2月批邓时，冶金部不规划宝钢而正式规划攀钢二期，设计规模为生铁280—300万吨、钢200万吨、钢材150万吨，1977年国家下达二期工程建设的任务书。可是不久邓小平匪帮复辟，提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要把我国的工业全部摧毁，他们把大量的资金技术用于1978“大规划”，热衷于劳民伤财的宝钢，挤了在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企业的续建工作。1979年终于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中，攀钢第二期工程下马。不仅如此，邓小平匪帮还大肆攻击攀钢建设，硬说攀钢建设是“失败的”，尤其利用刚开始投产时对于钒钛磁铁矿的炼铁规律还没有完全把握，生产不很正常，经济上亏本大做文章，居然以此作为否定攀钢、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原来钒钛磁铁矿的冶炼是在小高炉上作的实验，用到大高炉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其实经过攀钢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不断组织攻关，正是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掌握了冶炼这种铁矿的特殊规律，邓匪复辟时就已经收到这一大跃进大建设的红利了。到1985年为止，攀枝花已为国家累计生产铁1950万吨，钢1501万吨，钢材807万吨，钒渣45万吨，原煤5186万吨，水泥519万吨，木材409万立方米，发电量185亿千瓦时。并且以自己的产品支援全国各地，共调出生铁300多万吨，钢材800万吨，焦炭100万吨，钒渣40万吨，铁精矿近300万吨，水泥200多万吨。有些产品如低合金钢、钒、重轨、炭黑等远销海外，为填平邓匪大规划的无底洞换回了大量外汇。随着生产发展，效益提高，成了四川省财政上缴重要地区之一。1990年产生铁229万吨，钢191万吨。到现在为止攀钢的巨大成功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谁也不能再说失败了——如果攀钢二期不被邓匪破坏那又有多好！——这也大大改善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布局，1985年我国西部的钢产量在全国的比重上升到12.5％，初步改变了钢铁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和东北的布局，倒是现在，西部经济严重破坏，这一比重大幅度下降。
直到1985年宝钢第一期投产后，邓小平匪帮才允许攀钢第二期工程重新上马。预算投资30亿元，原设计生产能力为生铁280万吨、钢250万吨、钢材216万吨（这是当时公布的资料）。1986年动工，拖拖拉拉一直到1998年才投产，实际总投资100亿元（一说95.4亿元），还利用了外资。从1977年算起经过了22年，即使从1986年算起，也经过了13年。真正地成了胡子工程长得惊人，从1976年算起23年，还没有达到1985年原设计要求。和已经超过设计能力的第一期工程合计，整个攀枝花钢年产能力也才350万吨，实际新增生铁、钢、钢坯、钢材能力都不过100万吨，只有原设计水平的40％左右，而所费资金三倍多。和当初不到12亿元就从一片荒芜的山中建起1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比真是天壤之别。按理火车已通，许多设施已经具备，第二期工程理应比第一期投资低、速度快。即使按第一期工程算，1985年的预算30亿元也可以建成375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当然我们还得替邓小平匪帮说句公道话，复辟以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无论30万还是100万元实际购买力必须大大地打个折扣。因此尽管时间拖得那么长，效益还没有低到票面上显示的程度。由于没有达到原来设计能力，原定的设计要求也被邓小平匪帮偷偷地改为1985年2月完成设计各100万吨，但是另有资料则承认1985年第二次设计生产规模为生铁291万吨、钢250万吨、钢材208.7万吨，和1985年公布的大致相同。（分别见《攀枝花市志——1984年（大事记）》和《攀枝花市门户网站-- 第四篇冶金工业之第三章规划设计》）
http://panzhihua.gov.cn/pzhs/zjpzh/pzhsz/17086.shtml http://panzhihua.gov.cn/pzhs/zjpzh/pzhsz/18424.shtml 以上事实都证明攀钢自力更生建设钢铁工业是成功的，邓小平匪帮才是破坏者。我国已经具有强大的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设自己钢铁厂的能力。不是说不能引进，外国的技术确实先进的能够拿来的就拿来为我所用，但是决不能单纯地依赖外国。尤其不能对外国资本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们的破坏下，目前攀钢在全国的地位每况愈下。许多地方中小钢铁厂突破了邓小平匪帮的束缚跑到前面去了，把攀钢远远地抛在后面。
◆首钢的曲折和第二次大跃进中的飞速发展◆
北京的首都钢铁厂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的又一成就。
首钢原本是北洋军阀的龙烟铁矿公司，后来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叫做“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再后来改名为石景山钢铁厂，解放前三十年折腾总共炼出28万吨生铁。按照刘邓贪大求洋的路线，这样的“小生产方式”早就该砸掉了。
解放后经过广大职工艰苦努力，1952年生铁产量达到34万吨，按邓匪的说法还是“小生产方式”。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里，首钢自然也突飞猛进，工人们只经过二个星期的奋战，就建成第一座转炉开始出钢，后来建成了拥有七个转炉的炼钢车间。在一年多时间里，结束了无矿、无钢、无材的历史，形成了从采矿、冶炼到轧制的比较完整的冶金工业体系，中小企业起了极大的作用。比如迁安矿区就是从小矿山发展起来的，到1959年只用一年时间就建立并出矿。1960年迁安矿区建成了年产100万吨的大石河铁矿，大跃进还发动群众建设了一大批中小矿山提供了矿石。建华铸钢厂就是以五十元钱起家，土法上马建立起来的。北京钢丝厂是由十六家草棕作坊改建的，大跃进中北京各地建设的小高炉达120多座，有色金属也达到18个厂矿。
可是刘邓路线刮起了下马风大砍大杀，矿山包括迁安在内大批摧毁，正在兴建的将要投产的密云沙场矿山强令下马，营门等四十多座小矿山被关闭。小高炉全部砍掉，20多座转炉只剩下两座，正在建设的我国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和850初轧工程全部停工。由于这一破坏，钢产量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八分之一，铁矿石要从十三个省市二十多个地方运来，仅海南岛矿石的运费就高达8000多万元，几乎等于建设一座大型矿山的投资。1958年开始兴建初轧厂，可是也被刘、邓、彭真一刀砍掉，他们还强迫工人填上已经开挖的基坑，使得首钢长期只能炼铁炼钢不能压轧钢坯，生产出的钢锭要到八个省区开坯，然后从千里之外运回来轧材。按刘邓的说法，迁安矿区是“小生产方式”理应一脚踢，可现在迁安成了首钢和唐钢争夺的特大矿山。河北省抱怨这个矿在他们那儿应该属于他们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邓黑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首钢得以解放，重新进入飞跃。1967年我国首座年产60万吨的氧气转炉炼钢厂终于建成，1968、1969、1970、1971四年中北京市工业连年以30％以上的超高速度增长。1969年第二次大跃进开始，首钢钢产量首次超过大跃进，创历史最高水平，但离设计能力还有25％的差距。以后首钢连年超过设计水平，1970年超过24％，1971年超过50％，1972年超过70％。事实证明当地拥有丰富的资源，迁安矿区批判了刘邓的“抓中间，带两头”大打矿山之仗，大石河铁矿的选矿厂由三个系列扩建到七个系列，另外1969年还在矿区北部建设了水厂铁矿，包括两个采矿区和一个选矿厂。密云铁矿也恢复建设投产，仅仅二年半就完成了原计划五年半才能完成的大型矿山建设。1971年开发了大杨庄等一批中小矿点。1972年首钢实现了矿石自给，高炉利用系数达1.8以上。铁矿山的大上带动了冶炼的发展，首钢又建成了一座四号高炉，在三号高炉上成功地采用了大风厚料和综合喷吹等技术措施，提高了生铁产量，降低了燃料消耗，一些中小铁厂也迅速恢复发展。1970年以来三年，首钢铁矿石产量以年均22％的超高速度增长，钢13％，钢材8％，生铁也有11％的增长速度。开坯工作也重新上马，1969年仅仅九个月就建成了被刘邓、彭真砍掉的805初轧车间，改变了长期以来钢锭、钢坯往返运输的被动局面。
1976年尽管唐山大地震极大地影响了北京，但首钢的生铁产量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965年增长55％，钢产量增加了3.7倍，铁矿石5.6倍，钢材产量增长一倍多。和解放前比，生铁产量相当于解放前30年总和的六倍多，钢相当于1949年全国产量的十五倍多。产品的品种规格成倍增长，达到10000多种，特殊钢、合金钢比重显著增加。连航空和航天所需要的新型金属材料也制造出来了。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成了我国八大钢铁公司之一，有分厂26个，年产矿石能力1100万吨，炼铁能力300万吨，钢150多万吨，钢材50万吨。从1975年1月到1976年5月，仅仅十七个月，钢产量就等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总和。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1975年比1965年增长了两倍半以上，一个北京等于文革以前的三个半北京，绝大多数生产能力都是文革以来建设起来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前又继续增长。截至1975年，十年中北京上交的利润比文革前十七年的总和还高出2.4倍。到1978年钢产量已达179万吨，占当年全国钢产量的5.6％，成为从采矿到轧延的一贯作业钢铁企业。
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首钢又一次遭劫，别的不说，他们历来是反对大打矿山之仗的，所以一上台就大规模地破坏矿山。迁安矿区遭受严重破坏，铁路器材被哄抢，机械设备被大批拆毁。刘邓一伙一贯竭力否定首钢附近有铁矿，然而现在迁安已经成了公认的我国铁矿主要分布地之一。三十年过去了，尤其近十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钢铁厂冲破邓小平匪帮的束缚，有了很大发展，而首钢产量增长很少，当初的八大钢铁公司之一远远地落在一些省的小钢铁的后面。2005年北京全市的钢材产量仅仅966.2万吨，降到全国各省市第十三位，仅占该年全国钢产量的2.4％。工业更由全国各省市第五位下降到第二十位。2005年在国际大钢铁公司中，首钢排到23位，2006年退到第27位，该年全国钢产量猛增了19.7％，而首钢仅仅增长1％。
◆第二次大跃进中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大发展◆
无疑，如果连大型钢铁厂也受到攻击和摧残，那么中型钢铁厂和五小工业更是邓小平匪帮大肆攻击的对象了。众所周知，我国在经过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战争后，各地方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独立性，地方工业如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窑、小机械、小水电雨后春笋般地爆发出来了，在全国各地繁花似锦，如满天星斗。这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和《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里已经说过，小钢铁也是一样，作为元帅还起了龙头作用。许多地方就是从抓小钢铁入手，改变了“手无寸铁”的局面，并进而推动了各种工业的全面发展。中型钢铁厂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对我国工业的严重破坏中，重新振作或新建设起来的。许多是地方性厂矿。
广西就是很好的典型。解放前广西几乎没有工业，柳州市只有12家小工厂和手工作坊。设备简陋粗糙。生产一些香烟、锄头和其他农具。广西在大跃进时和其他地方一样，搞了钢铁工业的建设，最最重要的是柳钢，不久就被刘邓摧毁，生铁产量最高年不过一万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邓路线重新起家，成为“手无寸铁”起家的先进省区。在第二次大跃进的1969到1974年，自治区拿出地方财力的44％搞重工，先后组织两次会战，解决钢铁、煤、电、小化肥设备配套和拖拉机专用设备问题，支农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其中，1970年柳钢土法上马大会战，第一炼钢车间三号转炉仅仅28天就建成了，一号电炉仅13天，新建焦炉仅四个月的突击就竣工投产了。新建热处理、铸钢、锻造和无缝钢管四大厂房共15000平方仅用了70天。不过两年功夫，昔日狐兔出没的荒郊野岭厂房鳞次栉比，高炉吐着火舌，使柳钢成为自采矿、冶炼直到轧制多种钢材的综合性钢铁联合企业，1971年产量比1970年增长1.5倍，1972年继续以超大幅度增长。广西省其他工业也因此得到了大发展。除此以外广西还办了14个小钢铁，桂林可以生产普通钢、锰钢、电焊钢和轧制一些普通的钢材。从1969年到1977年统计，广西在第二次大跃进中，年均递增工业15.7％，其中轻工业14.7％，重工业17.3％。农业4.2％，据省委书记乔晓光在邓匪复辟初说是5.3％。粮食产量年递增8亿多斤，人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中小拖拉机生产量增加11.3倍，机耕面积由5％提高到31％。小氮肥投产了73套，还有7套在建，三分之二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地县自筹，氮肥产量增加了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加1.44倍，排灌用电增加1.39倍，使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1.9倍。尽管邓匪复辟后，我国的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广西落在许多省区的后面发展不快，2006年钢产量“只有”623.48万吨，“只比”1957年全国产量略高，但当初的地方中小工业柳钢，2004年钢产量已经达到了400万吨。2006年又发展到铁565万吨、钢600万吨、钢材585万吨了，超过了1957年全国水平。
这儿再以福建省的三明钢铁厂为例。三明钢铁厂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三明原本是红军老革命根据地，地处穷山区，解放后由三元县和明溪县（即毛主席诗词中说到的归化县）合并为一个县，才叫三明。解放前工业一无所有，几家豆腐店就是全部的“工业”。
1958年在伟大的大跃进运动中，三明于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开始起家。来自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建设大军开进三明，从破土动工到安装设备只用了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建起了一批厂房，1959年十年大庆，练出了第一炉铁水，浇铸了第一炉钢锭。三明也于1959年 3月份成为福建的省辖市，经过大跃进，终于建成了福建省第一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在三明同时建起了化工厂、化工机械厂和重型机械厂等骨干企业。可由于刘邓“下马风”的疯狂破坏，困难时期被强迫下马停办。1963年 7月三明也降为地辖市。1964年后在广大工人干部的坚决斗争下，炼钢、轧钢和机修陆续恢复了部分生产。直到1968年12月厂革委会成立前，这个厂仍然两座炼铁高炉长期停产，部分设备被拆掉搬走。三座炼钢转炉扔在荒草堆里，焦化厂被彻底破坏，十个烟囱被炸掉九个。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三明钢铁厂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福建省革委会成立后，决定在发展本省的钢铁工业中重点抓原料基地潘洛铁矿和三明钢铁厂。三明钢铁厂革委会成立后，在遭受摧残的高炉旁以及被摧毁的焦炉烟囱废墟上，开了革命大批判现场会，愤怒控诉刘邓反动路线严重破坏钢铁工业的罪行。仅仅一年多努力，高炉转炉相继修复，自力更生制造了600多吨的冶金机械和163台生产设备，使全厂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沉睡了七年之久的高炉重新出铁，扔在荒草堆里的三座转炉又开始出钢。而且自力更生建成了炼铁系统的烧结机、铸铁机、原料场、水渣池、炼钢系统的纯氧顶吹转炉和轧钢系统的一组行星轧机。使得这里钢花怒放，铁水奔流，一片朝气蓬勃景象。钢铁产量稳步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发展。钢铁工业的带头作用推动了福建的整个工业的迅速发展，1970年农业大丰收，超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比1969年猛增25％。小煤矿也得到了大发展，煤炭比文革前增长近一倍，至于小水电那是世界上都出了名的。
到邓匪复辟上台时，三明钢铁厂已经建成由炼铁、炼钢、轧钢、炼焦、综合加工、和机械维修制造等分厂及37个车间组成的完整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的钢材品种有中型钢材、线材、钢管、薄板等近百种品种。1977年国庆前又建成了650轧机并投产，使得钢铁厂的炼铁、炼钢、轧钢配套成龙。解决了长期靠外省供应的无缝钢管和薄板板坯的问题。这使得整个三明市乃至福建省的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飞跃。除了钢铁，全市又有了机械、化工、纺织、建材、电子、轻工、农药等一百多个工厂，成为福建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第三位。甚至机械工业还有一些产品出口。
下面看一下江苏和山东。
1958年江苏省大办钢铁，到1960年全省逐步形成了一批中小矿山和钢铁企业，钢铁和铁矿石产量有较大增长，轧钢有了一点基础。1962年也遭到了刘邓路线的疯狂破坏。
南京钢铁厂最初也是于大跃进起家的。江苏历来没有大型钢铁厂。1958年几千名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到了扬子江边的荒山中，经过一年多努力，削平了48米高的霸王山，开挖了120多万土方。当年7月就出铁，第二年1959年2月和5月先后生产出钢与钢材。到1960年已经建成了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后来刘邓路线宣称“东有上钢，西有马钢，何必中间有南钢”，于是焦炉全被拆毁，仅有的两座中型高炉也被封闭，所有的转炉全停产，工人被大批调走，南钢被砍杀。
到了九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后，凡有条件的地、市、县都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小钢铁，使得全省钢铁工业出现新的面貌。新建和扩建的钢铁企业有南京、苏州的钢铁厂，凤凰山、叶山的铁矿等。短短四年全省钢铁企业由20多个发展到60多个。并逐步地做到采、选、炼、轧配套成龙。凤凰山是露天开采的中型煤矿，1970年以后转为井下开采。叶山从1969年开始扩建，1971年生产数十万吨铁矿石。南京钢铁厂从1969年起，经过大规模扩建，到1973年产钢32万吨。
除此以外无锡建成了优质钢厂，常州市重点发展了轧钢生产，镇江、苏州、淮阴、南通等地区也因地制宜地办起了不同特色的钢铁工业。镇江矿山多重点放在开矿炼铁上，办了几十个小矿山、几个小铁厂。苏州资源少但工业基础好、废钢多，发展了电炉炼钢和轧钢生产。下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从这些小钢铁起家，江苏已经成了全国第二钢铁大省。
在第二次大跃进中江苏钢铁产量每年递增20％以上，1976年同1965年比：钢增长了五倍，生铁增长了7.5倍，全省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地方冶金工业体系，自产钢材占全省供应量的三分之一，铸造生铁占三分之二。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1976年同1965年比，全省机电排灌动力增加了四倍，大中拖拉机增加五倍，手扶拖拉机27倍，机耕面积增加了3倍，全省粮食产量1966年到1970年递增10亿斤，71年到75年16亿斤。社队工业也得到了全国瞩目的大发展。目前江苏成了全国最富庶的省。
解放以前山东的钢铁工业几乎空白。在青岛象征性地有所谓的钢铁工业。不是军阀买办企业，就是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经过28年磨难，先后建过2吨转炉和5吨电弧炉生产普碳钢。1948年全部停产并于国民党军南逃前破坏。
青岛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2月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钢铁工业的建设。在残留的铸铁厂厂房建立了炼钢工场，安装1座1吨电弧炉，1949年全省共计生产电炉钢231吨。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炼钢生产得到较快恢复。但是直到1957年省内仍未建立一座炼钢厂，只是在机械厂内附设炼钢炉，生产铸钢件。1957年全省产钢21309吨，其中电炉钢19992吨，转炉钢1317吨。
在伟大的大跃进运动中，和其他地方一样“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山东各地从土法炼钢起家。相继在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济宁等地市兴建了一批小型空气侧吹转炉和电炉。1958年9月底，初步统计就有空气侧吹转炉43座投产。同时筹建济钢和济南生建钢铁厂。该年全省产钢53342吨，其中电炉钢28873吨，转炉钢24496吨。山东铝厂、金岭铁矿等冶金系统非钢铁企业生产4598吨，占8.62％；系统外机械企业生产48744吨，占91.38％。1959年继续进入炼钢新高潮，生产电炉钢5.11万吨，转炉钢16.91万吨。当年省内形成炼钢生产体系，济钢和青钢各有2座6吨空气侧吹转炉投产，产钢1.58万吨。此时低温炼钢已经被淘汰。1960年全省炼钢生产发展迅猛，钢产量增加到35.81万吨。青钢的转炉还生产出合金钢。烟台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出铁矿，轧出钢材。
但由于刘邓“抓中间带两头”路线的干扰，原材料供应不足。接下去刘邓一伙又大刮下马风，对地方工业大砍大杀，下马先下矿山，造成了整个钢铁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除青钢4座6吨空气侧吹转炉和系统外少数企业的转炉、电炉外，其他企业全部停产关闭，已经试生产的济钢也被下马。全省钢产量下降到15.11万吨。1962年又下降到5.92万吨，1963年继续下降到5.21万吨，只有1960年的七分之一。
1964年随着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三面红旗重新得到肯定和地方工业纷纷翻案，对一些骨干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扩建，全省钢产量回升到9.33万吨，其中青钢等企业生产的钢占总产量的78.08％。1965年济南生建钢铁厂的6吨空气侧吹转炉改为3吨空气侧吹转炉后投产，烟台钢厂1.2吨空气侧吹转炉和山东铝厂等单位的电炉也相继投产，全年钢产量达到13.05万吨。仍然远低于大跃进的1960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倒了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地方得到了迅速发展自己工业的独立性。钢铁工业又一次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济钢、潍坊钢厂、张钢、烟台钢厂的电炉相继建成投产或恢复生产，莱钢第一钢厂新建的5吨电炉建成投产。老厂青钢也得到了扩建改造，原6吨转炉的厂房已不适应，投资124万元，于1967年8月建成高架式厂房，将转炉由地坑改为高架式，同时调整了生产场地和工艺流程。以后为解决铁水供需矛盾又将化铁炉改为热风化铁，由20吨扩为25吨。1976年安装龙门吊实现装铁、装焦机械化。
烟台也是一样，在刘邓路线破坏下被一刀砍。文革粉碎了刘邓路线，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大发展，提出了发展钢铁工业的迫切要求，1967年2月，革委会成立，批了刘邓路线，做出了重建“小钢联”的决定，同年五月，炼铁厂建起了第一座小高炉，第二年建成炼钢厂，1969年先后建成了矿山，选矿厂，轧钢厂。开始用铜矿副产品炼铁，后来自办了矿山自力更生制出制氧机，搞氧气转炉。在两年多时间里建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具有采矿、选矿、球团、烧结、炼铁、轧钢的地方小钢联。1969年10月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国中小钢铁经验交流会”。
1969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山东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运动，空气侧吹转炉因工艺落后、消耗高、污染大，逐步被氧气顶吹转炉取代。济南生建钢铁厂首先将2座3吨空气侧吹转炉改建成2座6吨氧气顶吹转炉，于该年7月11日竣工投产，提高了生产能力。此后，济钢和烟台钢厂的转炉也相继改成氧气顶吹转炉。
1970年初，烟台钢厂着手将原1.2吨空气侧吹转炉改造成氧气顶吹转炉，炉体未动，只增加了一套氧枪装置，安装了地区会战制造的一台每小时150立方米制氧机，8月1日转炉正式投产。1974年底，在原厂房东端转炉易地改造，转炉扩大到1.5吨，原3吨化铁炉改为5吨，并增加了热风窑和除尘设备。1.5吨转炉于1975年4月投产，同时易地重建了制氧车间，增加了1台每小时150立方米制氧机。
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大搞技术革新，坚持从土到洋，是使“小钢联”不断巩固，不断发展的法宝。制氧机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地区革委会在1969年实现连续铸锭新工艺后，1970年决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攻克制氧机，实现氧气顶吹炼钢。广大工人以土攻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同下，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制氧机终于试制成功了！出氧量和纯度都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几年来，他们就是依靠不断革命的精神，实现了技术革新四十多项。整个“小钢联”的二百四十台主要设备，自己制造和修配了一百九十九台。炼铁厂的三个热风炉，是用一千多块钢板的边角料精心焊接而成，被大家戏称为“百家衣”，见到的人都无不为之感动。为了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增加产品，他们还开展了综合利用，如用炉渣生产水泥等。
1970年全省共有电炉37座、99.3公称吨，转炉16座、95.6公称吨，全年产钢29.65万吨，其中电炉钢5.9万吨，转炉钢23.75万吨。1972年全省产钢46.93万吨，年递增25.8％，其中电炉钢9万吨，空气侧吹转炉钢18.39万吨，氧气顶吹转炉钢19.54万吨，超过了空气转炉的产量。济钢兴建的2台板坯连铸机，也先后于1972年5月1日和1973年6月20日竣工投产。1973年全省钢产量提高到49.81万吨。1975年济南第二钢铁厂进行氧气底吹喷粉新工艺工业性试验，烟台钢厂1.2吨氧气顶吹转炉扩容为1.5吨。1976年肥城阀门厂的2座5吨电炉建成投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全省钢产量达到56.30万吨，是1965年的4.3倍，十一年间平均年递增14.5％。新建的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以后转炉改造成氧气顶吹继续在邓小平匪帮“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中曲折地前进。这将在下面讲。
现在河北、山东和江苏已经成了我国地方钢铁工业最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大跃进起家，并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起来的。河北作为第一钢铁大省将在下面专讲。
在全国来说，自从文化大革命在九大胜利结束进入第二次大跃进以来，冲垮了“条条专政”激发了兴办地方中小工业的积极性。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水电、小化工厂等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在1969和1970两年里，全国已有300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地方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之快，产品增加之多，是从来没有的。1970年地方小钢铁厂炼铁能力比1969年猛增了一倍半，生铁产量增长1.8倍。到1976年我国的地方中小钢铁厂和铁矿石产量已经比1965年增长了5到6倍，除西藏，各省市自治区都建了中小钢铁厂。全国500个县办起了小钢铁厂和小矿山。中小钢铁厂已经成为冶金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邓匪复辟后，地方中小钢铁厂遭受的摧残◆
到邓匪复辟时，我国的小钢铁厂，小轧钢厂有500多座。据邓小平匪帮自己供认，1981年有276个小铁厂被“彻底否定”，346座小高炉被摧毁，还有一些高炉停产。而且这些厂被邓匪摧毁时，完全是一场大劫难，犹如遇到了毁灭性的地震。
举例来说，衡水地区铁厂经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辛辛苦苦地建设，终于成了一座1300多职工的工厂，厂房林立，两座高炉和焦炉年产铁10000多吨，焦炭18000多吨。可是邓匪篡权复辟后，无端地就要“彻底否定”。1979年10月正式宣布下马，一瞬间，设备被作为废铁变卖，厂房摧毁，物资被哄抢。这一份社会主义家当，几乎荡然无存了，全部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稍有正义感的人们无不为之痛心。连邓匪控制下的《人民日报》也不得不出来说话。1981年 3月 3日发表文章《下马项目要做好善后工作》说：“一大批建设项目要下马，……据了解，最近在安徽，河北等省，个别下马厂矿发生了严重损坏国家财产事件，如不提高警惕，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类似事件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其实岂止安徽、河北的“个别”厂矿，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现象。安徽、河北不过作为重灾区邓匪不能不承认，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罢了。刚复辟时，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狂涛里，邓匪要摧毁的决不是“个别”厂矿，而是他们自己供认的“一大批”，就是设备保存下来的企业，随着时间的迁移，也逐渐地锈蚀了。基本上下马一个工厂就彻底毁掉一批家当。衡水地区铁厂仅仅是一个当即毁掉的例子。河北省下面还要说。
中型厂也难逃一劫。邓小平匪帮不但没为自己在六十年代初的大破坏而感到内疚，更不为文化大革命通过批判他们的罪行，取得了成就而庆幸，反而恼羞成怒，认为地方工业的发展和这些企业的存在，对自己篡得的权力就是很大的威胁，恨不得把这些中型钢铁厂也全部摧毁。我国艰苦奋斗28年留下的家底他全都看不顺眼，一概贬斥为“落后”。不过“彻底否定”中型钢铁厂没有摧毁小钢铁厂那么容易。所以尽管受到磨难，一般来说摧毁成功的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新疆的和静钢厂，是第二次大跃进修建的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倒很快，几乎当年建设当年就开始生产。但走了刘邓的老路，搞无米之炊，不大打矿山之仗，造成工厂连年亏损，生产建设处于严重困境。邓匪复辟不是努力抓好矿山建设，而是借此把该厂“彻底否定”了。3000多职工不到一年就调走几百人，技术人员大量外流。一个好好的社会主义工厂被弄得满目凄凉，发“厂难财”的赶着毛驴前来拆卸设备。又如贵州水城，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给攀枝花钢铁厂提供煤炭。考虑到避免煤炭满车去空车回，修建攀钢时决定水城修建一座钢铁厂，让运煤车到攀枝花后，运矿石回来在水城冶炼。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一座中型高炉和与之配套的设施很快建了起来。为了把炼钢厂、轧钢厂建起来。1977年周传典曾两次前去帮助规划，又增建了一座高炉，炼钢厂也开了工。但是不久遇到邓小平匪帮大规划的挤压，又干脆下马了，一直拖到1984年炼钢、轧材才投产。
◆重搞无米之炊，对矿山建设的再次摧残◆
邓小平匪帮，把“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矿山，以至于不少地方和下层的领导抱怨：“上马先上冶炼，下马先下矿山。”就是邓小平匪帮的报刊杂志上也有文章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经济管理》1979年第十一期《调整中要注意“长线”中的“短线”》就说：
钢铁工业中黑色冶金矿山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全国45个重点矿山，目前生产水平只达到建成规模的85％以下。
如果不做具体分析，把冶炼和矿山通通当作“长线”一刀切，不仅不能改变矿石与冶炼比例严重失调现状，反而会使矿山更薄弱。长期下去造成钢铁工业“无米之炊”。
实践证明薄弱环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级领导对这种比例失调的问题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管，或管而不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喊一喊，实际工作布置还是老一套，“要上先上高炉，要砍先砍矿山。”
近几年由于从国外进口了部分矿石，弥补了矿石不足的缺口，所以还没有出现“等米下锅”或“高炉挨饿”的情况，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更不能成为不把矿石摆到应有位置的理由。
从今年投资看，这个问题继续引起重视。今年矿山建设投资在整个钢铁工业中的比重比过去还低，特别中小矿山的改造资金被全部取消了，辅助原料矿山的小型基本建设投资也比过去小了一半，许多矿山建设项目只好半途停工，下马。再加上矿山大部分属于钢铁联合企业，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往往用于抓冶炼、轧制，对矿山顾不上，矿山建设所需人力、物力、财力在联合企业内部往往挂不上号，排不上队。……
这些观点基本正确，符合当时情况。可见复辟以后在冶金行业还有一些人有着比较清醒的头脑，问题正出在“领导同志”，即邓小平匪帮的指导思想上。“目前生产水平只达到建成规模的85％以下。”既是问题又表明了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矿山建设不但成绩很大、潜力还很大。文章也透露了五十年代矿山建设较快，使得钢铁生产迅速增长。到了“三年调整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夕刘邓路线严重破坏的几年，矿山与钢铁比例失调，出现铁矿石供应紧张。“三五”时期矿山生产发展较快，平均年增500万吨。1977年以来三年矿石产量年递增1000万吨以上。但仍不能满足钢铁工业发展需要。一般来说这篇文章要求加强矿山建设是对的。可见不是别人，正是篡权的邓小平匪帮要对着干，把我国的钢铁工业所需矿石的立足点放在进口上。另有文章说，进口一吨精矿粉加上运费需要65元左右，但是我国的重点矿山成本仅30元。这可见《经济管理》1979年第七期《不要“以矿定产”，要从矿山实际出发》。注意：这篇文章不是主张加强矿山，而是站在邓匪立场上，攻击矿山自给是什么“长官意识”，并倒打一耙把采掘失调归罪于此。
又：《工人日报》1980年5月12日《冶金矿山问题应挂急症号解决》透露：“冶金矿山是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矿山一直是个薄弱环节，目前冶金矿山（尤其是黑色冶金）问题很多，维持简单再生产已经发生困难，老矿山能力不断消失。又没有多少在建的后续能力，如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对钢铁生产将会产生严重后果。钢铁生产可能掉下来。”第二年钢铁生产果然掉下来了。
到了1990年邓匪控制下的《经济信息报》也不得不惊呼：“加强矿山建设迫在眉睫”。文章供认：“从1976年到1988年，钢产量增加了1.9倍，而矿石只增长0.87倍。矿石生产落后于钢生产，已经成为冶金生产的第一制约因素。”——你看“第一制约因素”，说得多么坦率！“‘五五’以前国家对矿山投资占整个行业的投资比重20％左右，‘四五’曾达到30％，而到了‘六五’就下降到了6％，‘七五’仅剩下约3.5％。矿石生产基本上在吃老本。”——“十年浩劫”是高峰，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由于‘七五’新开矿山寥寥无几，‘八五’竣工很少。”邓小平匪帮为自己造下的孽所困，情不自禁地把事情真相和盘托出了。原来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十年浩劫”大打矿山之仗，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无疑“五五”，即他们复辟初期，铁矿山建设不过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续建工程，过了这个店，就没有那个村了。直至1990年还在吃“十年浩劫”的“老本”。眼见火烧眉毛才临渴掘井，不得不呼吁加快矿山建设。即使如此，按他们的计划，九十年代前五年的建设规模也仅仅1990万吨。我们已经知道在第二次大跃进直接建成的铁矿山就有8888万吨。按理家底厚了应该建得更多才是，可是年平均建设不到十五年前的一半。何况1976年还给以后留下了大量建了一半的项目。另外邓小平匪帮为了救急，还提出“抓好老矿挖潜”，使重点矿山在1995年能担负10000万吨。——这倒不是他们忽然重视挖潜了，而是要搞“有水快流”式的掠夺性开采。
以上这些就是八十年代我国钢铁工业增长速度大为下降甚至负增长的原因。
◆邓匪对于1975年钢铁座谈会的不同说法◆
在1978年大规划可耻破产，宝钢建不下去后，失败了责任自然不属于一贯正确的邓匪小平。于是报上对1975年的那次座谈会，一方面只说是谷牧召开的，另一方面也为谷牧掩饰，只说“有人提出”，没说“有人”是谁。但岁月流逝，说法又不一样了。
在劳民伤财的宝钢据说建成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邓小平匪帮认为人们对宝钢造成的破坏和伤痛已经淡忘，自认为还可以作为政绩来吹嘘，就直接地出来供认（同时剽窃）1975年那次会议是他们召开的，方案也是他们提的。1978年的大规划也不再是什么“洋跃进”，“极左流毒没有肃清”了。可笑的是他们吹牛简直不着边际，为了“证明”搞宝钢的合理性，就不惜大肆吹嘘其先进性。如《人民日报》1990年3月18日《一次历史性的重大突破》里说：“宝钢使我国的钢铁工业水平由60年代跃进到了80年代。可以同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谁都知道宝钢是1978年引进的，七十年代居然可以引进八十年代的先进水平？邓小平匪帮真是走到了时间的前列。更何况宝钢还有不少日本换下来的旧设备呢！经过12年，花费了无数的资金，1989年钢产量也不过370万吨。不及“十年浩劫”只花24亿元的首钢加攀钢。
邓匪的女儿邓榕在《邓小平文革岁月》里就说，这次会议的召开者是邓小平，是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并且作为一个功绩来吹。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人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也于29日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把这次会议的成就归功于邓匪小平自然是瞎吹，邓小平也不是每天到会。但这告诉我们，会议上提出推倒鞍钢两座大高炉，全面引进的首先正是邓匪小平。对于这个会上的争论焦点，邓榕自然也不会老实说。
袁宝华在吹捧邓匪小平的文章《千秋功业永世流芳》里这样说：“小平同志着手整顿钢铁工业。1975年 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并说邓匪在会上发言并操纵了会议，也把会议归“功”于邓匪，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提到要完全采用日本办法，推倒鞍山的两个大高炉，另起炉灶沿海建大厂，没提设备全部引进，矿石进口等问题。但他透露了会议以后，邓小平炮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二十条”），明确提出，要不顾毛主席的“四三”正在建设，继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等“基本原则”。并且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国务院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谷牧同志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既然他们是高居于冶金部之上的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那么钢铁生产上不去，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责任？他们背后的邓小平为什么就没有责任？这儿他还隐瞒了陈绍昆也是副组长。有了问题一切要他承担，作为自己成绩来吹时，又把他排除在外。自然作为组长的谷牧及其背后的邓匪小平必须也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更无耻的是，袁宝华在《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整顿和改革》里，不但同样没有提到邓匪要推到鞍钢两座大高炉，重起炉灶，居然还把冶金部“大打矿山之仗，组织富矿会战”归功于邓匪小平，无意之中也透露了1975年冶金部门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抵制了邓小平的矿石全部依靠进口后，经过大打矿山之仗，找富矿，抓精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他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探寻富铁矿为重点的富矿地质会战。会战四年，成绩颇好，最主要的成果是建立并扩充了一支铁矿地质勘探队伍。截至1979年底，参加会战的野外地质队伍，高峰时达到十万多人，开动钻机一千二百多台，有几十个地质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共两三千科技人员投入铁矿科研工作，会战区由原来的两片发展到24片。这样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富矿会战是以前所没有过的。铁矿探明储量大幅度增长，四年新增储量85亿吨，普查评价了一批有远景的铁矿，勘探或补充了三百二十多个储量在亿吨以上、可供建设利用的铁矿，为矿山建设准备了后备资源。”无疑，这一工作正是受他们打击的冶金部陈绍昆等同志开创的，而且这些探明储量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成为现实的生产对象。
组织起草这个“二十条”的谷牧，在回忆中也是这样说的：“8月18日，小平同志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中就有：要扩大进出口，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强调说这是一项大政策。这一重要意见，在今天看来当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是难以提出的。”——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邓小平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别的不说，1972年我国就开始了“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技术。邓小平还在江西与他无关。什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完全是作秀，是妄加吹捧、故弄玄虚。1975年“四三”正建设到一半，如果就大引进发生争论，只能是：一方主张不盲目扩大战线，保护“四三”方案顺利建设，另一方主张盲目扩大战线另砌炉灶另搞一套“大规划”来挤正在进行的大建设的斗争。邓小平不怀好意地突然提出这一问题并当作新发明，正是出于政治需要，要另砌炉灶，破坏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建设。
谷牧又说：“按照他的这一指示，我们对文稿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和补充，由14条改为20条（因而简称‘工业二十条’），准备提交当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下达执行。我还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和冶金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设想在沿海某个港口城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建设一个主要‘吃’进口矿石的大钢铁厂。后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兴建，即由此肇始。”——这就供认了1975年钢铁座谈会上要推倒鞍钢的大高炉，全面引进、完全依靠进口矿石的正是邓小平集团，谷牧是急先锋。他说“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当是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陈绍昆作为冶金部长倒成了“无关同志”。至于“冶金专家”算了吧！首先得问他包不包括总工程师周传典同志，连他都不包括，还谈什么“冶金专家”？我们已经知道，周总工程师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大引进。但从谷牧这些话中也可看出，后来的宝山钢铁厂当然也是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上的，我们至多只能谴责华国锋投降到了极不象话的地步，不但背叛了文化大革命，甚至连个土皇帝也不愿意当，而要彻底投到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怀抱，参加并宣布他们的“大规划”。谷牧还认为修改后的“工业二十条”把所谓的“增加出口、引进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放到重要的位置。还说：“文件虽然没有用对外开放这个词语，但从对引进和出口两方面的要求和措施来看，要加快我国工业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指导思想已经十分明确，步子也已经迈得相当大了。”
——什么“对外开放政策”？众所周知，历来只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禁运，从来就没有什么闭关锁国。究竟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还是我们自己闭关锁国，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弄清真相，决不允许违背事实。究竟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尊重事实，谴责帝国主义封锁，还是站在汉奸卖国立场上颠倒事实，为帝国主义辩护，并把罪责倒扣到我国自己头上，这是重大原则问题，必须辩论清楚。在《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和《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里我们也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即斗争最激烈的1967、1968年和文革胜利结束的1969年，我国进出口一直在增加，从来就没有缩减过，国外引进的项目也正在建设。——自古以来在革命时期能够做到这样的肯定不会多，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尤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后，由于经济大发展加上越南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我国国际威望大幅度提高，大批国家和我建交、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尼克松、田中来访，帝国主义的封锁被打破。加上九大前后进入第二次大跃进，国家财政和外汇收入大幅度增长，于是1972年开始了“四三”大引进、大建设。他们闭口不谈这些，不谈毛主席的“四三”，不顾正在进行的大建设，也不谈文化大革命斗争最最激烈时期外贸仍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忽然把“出口”和“引进”作为什么“大发明”，这是一个阴谋，是道道地地的汉奸卖国论调，是替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开脱，没有比这更卖国的了。这是把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倒打一耙归罪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为了给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汉奸卖国路线的批判，倒扣上“闭关锁国”的罪名，指责为“反对外贸、反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对批判他们的卖国罪行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出于这个政治需要，他们才在一次大引进建到一半时，就要再搞一次大引进。结果就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极长，力量分散，劳民伤财，造成了大量特大型胡子工程。至今我国还没有摆脱这个“大规划”、大破坏的阴影。
邓小平匪帮自吹1975年钢铁座谈会是他们要召开，邓小平主持的，他们操纵了会议——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他们估计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经到顶，但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干部和技术人员坚持我国具有3000多万吨钢铁生产能力；他们不相信我国钢铁生产计划可以达到2600万吨也被否决了，坚持2600万吨不动摇；他们坚决要推倒鞍山的两个大高炉也被否决了，从来没有推倒过；他们认为提高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必须依赖新建，但大多数人坚持要挖潜、革新、改造，也坚持了挖、革、改，鞍钢的大高炉就由推倒改为改造；他们提出依赖引进在沿海建新厂，也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必须依赖进口矿石，冶金部坚持大打矿山之仗，年初就开始了大规模找富矿、抓精料，会后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们要重搞条条专政，但我国的地方中小钢铁厂在七十年代中期一直迅猛增长。——那么这次会议邓小平集团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得到。许多同志抱怨他们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坚决另起炉灶引进日本的高炉并且购买矿石——这大概可以算是他们操纵了会议了吧！但一意孤行何必开这个会呢？拿到会上被大家反对不是自讨没趣吗？总之他们并没有操纵会议，这个会也不是他们要开才开的，大多数时候邓小平不在场更谈不上他主持。——所有这些全是谎言，何况不久就开始了可恶的批邓，连违背会议大多数人意志，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引进日本高炉，也没有成功。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彻底失败了。邓小平匪帮所以硬要把彻底失败吹成“操纵了会议”，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我国钢铁工业的成就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自吹为力挽狂澜的英雄，好像离开了他们我国就不能生产和建设了。邓小平不知忘了还是装作不知道？从他去江西后，一直到1973年正是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发展时期，倒是他回来后钢铁工业陷入了下降和徘徊。
◆比较，以及在曲折中发展◆
解放以前我国的钢铁工业一败涂地。1949年钢产量不过可怜的15.8万吨。不过八年，1957年达到535万吨，超过了很多国家。到1965年又是八年，尽管中间受到刘邓的严重摧残，尤其是“下马风”的摧残，我国的钢产量还是翻了一番多，达到1223万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尽管走资派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挑动武斗，在1967和1968年付出了些微代价——和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比确实微不足道，但是1969年九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成就胜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钢产量又迅速地拉了上来。1970年达到1800多万吨，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邓匪缩小为1779万吨，没关系，反正最后算总账），比1969年增长四百多万吨（按邓匪数字算增长446万吨），结束了刘邓摧残造成的十年徘徊，大致恢复了大跃进的1960年的产量。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数字，1971年达到2132万吨，比1970年又猛增了19.8％，（当时公布数字增长18％。由于邓小平匪帮缩小了1970年钢产量，增长比邓匪公布的数字要小。1971年数字大致可以相信。倒过来可以算得1970年钢产量2132÷（1＋18％）＝1806.8万吨。）1972年2338万吨，比1971年增长9.66％（按当时公布数字为9.5％，差不多。）1973年2522万吨，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一九七三年的国家计划，又增长了7.87％。和1965年比，八年中增长106.2％，又翻了一番多。从1958年以来，16年里平均年递增超过10％。最最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产量，还在于生产能力达到了3400万吨。而且还有极大的潜力，尤其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潜力更是无穷。如果算总账，1980年我国钢产量3712万吨，从1973年以来的七年里尽管有邓小平一伙的捣乱和破坏，还是增长了47.2％，靠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创造的生产能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他们的捣乱，没有唐山大地震，我国完全可以提前达到这一目标。
但是在经过邓小平集团一手制造的扯皮后，虽然1978年终于实现了邓匪不可能预见到的生产能力，达到了3178万吨的产量，虽然1979年终于达到了周传典总工程师计算的3400多万吨的钢产量，虽然1980年按他的计算又有300万吨的潜力发挥了出来，虽然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给钢铁工业带来的极大潜力依然存在，矿山建设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不久速度却大大地慢下来了。1981年钢铁工业竟至于又一次减产！这次不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1986年钢产量只有5205万吨，在1978年以后的八年里未能翻番，只增加了63.8％，平均年递增仅6.4％，是解放以后增长率最低的八年。更不能达到1985年理应达到的6000万吨。这八年还大大地揩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油了呢！如果和1980年比只增长了40.2％，平均年递增只有5.8％。
——不过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来比，这个速度还算比较快的。自然完全不是邓小平匪帮的功劳，主要靠挖潜，全靠挖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潜力。除了劳民伤财的宝钢以外，这八年里我国没建什么钢铁厂，挖潜工作也没有充分做好。宝钢虽然于1985年投产提供了一些产量，却是以大批钢铁企业的建设受到排挤为代价的。至于对那些已被摧毁的小钢铁厂来说就只有破坏，更没有什么发展可讲了。中型厂，甚至大厂，生产也不能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鞍钢矿山采剥失调，大多数设备年久失修，显出一幅老态龙钟的模样，八十年代初，差点到了开不动的地步。可是邓匪却不顾鞍钢等大钢铁厂死活，坚持不给挖潜、革新、改造投资，却要新建宝钢。
赵匪紫阳说：“上了宝钢，原来说是压了一大片，现在看是激活了一大片。叫做‘穷则思变’，主要问题就在于没有投资了，无路可走，就逼出一条路来，就是挖潜、改造、上品种，上质量，降低消耗，这就说明了我们钢铁工业是有潜力的。”（见《经济日报》1984年8月25日）
——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原来他们的大破坏，挥霍浪费，把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作为给日本资本家的贡品还有功了？！他们使得我国的钢铁工业“无路可走”还是好事？？？！！！怪不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破坏？？？！！！我国的钢铁工业当然是有潜力的，很大的潜力，但不是别的，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当初是谁“泄气”，认为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就只有2400万吨，到顶了？反过来说，如不是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捣乱，如果不上宝钢，把这些投资用于挖潜、革新、改造、扩建和正常的新建，如攀钢或首钢那样，就是引进也应该像“四三”中的上海金山石化总厂那样，那么我国的钢铁产量不是可以在1985年达到甚至超过6000万吨的目标了吗？赵匪紫阳在下面还重弹，搞钢铁不必从矿石开始，可以依赖进口，应该搞“无米之炊”，甚至依赖进口钢锭等老调。
邓小平匪帮会说，这八年相对增长率不如以前是由于“基数”高了——这不能成为理由。
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自己不顾实际情况大批所谓“基数”，硬要1957年以后，我国的许多工业部门达到1950年到1957年那样的速度，并把那个时候捧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承认的“黄金时代”。他们是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尤其陈云，还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同步增长论。——这就是我国的“经济学家”？！笔者本来准备写《陈云经济学批判》谈这个问题的。可是时间精力有诸多困难。这儿就对他和邓小平玩弄的“基数”不“基数”说一点意见。
“基数论”是苏联提出的，用来为经济增长速度变慢辩护。有时工业发展了要求再以同样的增长率发展是苛求，不能说他们一定是诡辩，但也不是什么科学的方法和解释。这离不开对具体经济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最最关键的就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简单地提出“基数”还是否定“基数”都是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50年到1957年我国的工业确实增长特别快，但那有后来没有的优裕条件。首先，开始三年属恢复时期，也是个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发展时期能比的。另外，再举电为例子。长期以来我国电力供应非常紧张，成了工业发展的瓶颈。但1957年以前供电就要好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前我国的发电能力不能充分利用，1949年我国发电设备一年发电还不到2400小时（解放前最高年代是2900多小时）。可是1957年达到了4800小时。也就是说，即使不用增加设备，供电量就可以翻一番，新建发电厂也是以比解放前高一倍的效率使用。那么以后还能不能再翻一番？——这是在发疯！再翻一番就需要一年发电9600小时，即使闰年也只有8784小时，根本不可能再翻番，如设备需要维修等。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其优越性对发电设备的利用率远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资本主义国家一般3000多小时，而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在5000小时左右。大跃进的1958年我国发电设备年发电5500小时。许多人就大喊大叫超负荷运行了，后来主张超负荷运行的刘邓也参加了进去，并作为毛主席和大跃进的“罪行”。——可见1957年确实快到顶了。这样仅从电来看，解放初八年就有一个后来所没有也永远不会再有的优势。旧社会经济崩溃不能充分利用设备当然是旧社会的罪，解放后得到了充分利用当然是解放后的功绩，但以后不顾一切要求也像解放初八年那样地增长岂不是太荒谬了？铁路也是一样，旧社会的铁路非常破旧，解放后经过修理使用效率大大提高。甚至煤炭也是一样，不说旧的矿井利用效率在共产党手里是否提高，最起码以前工业不发达，人民生活用煤占的比例要大得多，这方面需求一般来说增长不多，所以随着煤炭产量增加，人民生活用煤所占比例大幅度减小，用于工业的就多了，再以后这方面的油水就不多了。另外刚解放，城市里有大量的失业工人，增加职工就不必从农村里调劳动力。到大跃进，城市失业消灭了，工业需要劳动力就得挤占农业了。还有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且不说其他，至少许多手工作坊式的小厂经过合并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原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需要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合并后大量进入了生产第一线，也大大地减少了推销、管理等人员，管理效率也大大提高。另外工人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原来的私有企业的生产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的，现在已经纳入了国家计划——这就是1956年我国工业猛增30％的主要原因。还有，我国原来工业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小一部分。工业发达了，所占的比例就大了，如从占30％增加到60％那就翻了一番。以后还可不可以再翻一番呢？——这不是和年发电9600小时同样地荒谬。不但要把农业完全挤掉，而且部分大于整体。
正是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只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不说比1949年增长30多倍。如果要求以后八年也增长30多倍，那是在发疯。
不要管什么“基数”不“基数”，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有时“基数”高了要求同样增长率就是苛求，有时却不应减小。如工业“基数”提高了，增加产量的能力也就加强了。简单地用“基数”高了、低了来说明以后能不能同样增长是荒谬的。另外在一次大规模的建设时期，各个年头工业增长率不会相同，大跃进三年工业增长极快，但社会也很疲惫，以后虽然不应把地方工业和社队工业一扫而光，要求继续和大跃进时期一样增长也是荒谬的，到1964年和1965年，由于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完成，大批工厂投产，生产增长速度也就应该加快，邓小平匪帮和陈云把那几年说成和大跃进对立的“黄金时代”又是颠倒黑白。又如九大以后我国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1969年到1971年工业三年翻一番，但是要七十年代中期也翻一番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个拉上坡的后期，是社会经过一场大建设非常疲惫的时期。1977年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成以后，随着大批的企业纷纷投产以及经济上的逐步协调，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要求工业和六十年代中期一样的速度迅猛增长。
工业增长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资源，“基数”高了要求同样的速度增加就得看资源答不答应。类似的因素多得很。
——从我国来看，无论七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资源远远没有达到尽头。“基数”是高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基本完成了毛主席在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案的第一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我们的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尤其地方上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工业体系，许多省区工业已经超过了全国解放前，也大大超过了19世纪的老牌英国。我国每一个省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完全可以继续独立地发展。省内的资源等与全国比是要少，但远远谈不上枯竭，一个省的人口只是全国的一小部分，但我国也已经面临着农业机械化，可以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一个省地方小，但也有有利之处如对交通的依赖也小。下面我们就要看到，尽管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钢铁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却大幅度超指数增长。这一事实就说明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条件远没有到尽头。——邓小平匪帮用“基数”高了来为八十年代钢铁和工业的低速度辩护，是完全说不通的。
1986年以后我国的钢铁生产增长速度越来越慢，1989年钢产量6124万吨，仅增长3.0％，又是最低点。在其他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该年实在是我国经济严重危机的年代。1978年以后长达11年没有加翻，仅增长92.7％，平均每年递增仅6.1％，这还是吃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老本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建国四十周年我国的生产力主要还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已经建成或快要建成的。九十年代他们对我国的工业也还是破坏，一直到现在仍一再地破坏，但是历史并不能随着他们摆布。大厂、中型厂的破坏受到抵制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说了。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虽然在他们刚上台时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成了极重灾区，在五小工业中也是极重灾区，但并不能永久地被摧毁。在广大群众和各地领导的努力下，不少地方企业又重新建设起来。九十年代初地方工业发展速度重新加快，加上发疯般的房地产热拉动了钢铁消费，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恢复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管邓小平匪帮如何拼命地反对、破坏和摧残，已经是他们所不能阻碍的了。以唐山为例，1994年底小钢铁企业达到783家。
在九十年代下半期他们的破坏一度还使得钢铁企业大批整垮，尤其1999年前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以及发疯般的房地产行业进入低迷，钢铁行业也一落千丈。许多钢铁公司相继倒闭。但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并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和重工业化发展阶段，钢铁又一次进入了热潮，各地纷纷加大了对钢铁生产的投入。2002年以后邓小平匪帮对地方工业的发展已经完全失控了。——这方面的情况还请详细阅读《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该文以小水泥厂为例，说明我国的地方工业怎样在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和重重阻力下，为什么并且是如何逐渐复苏，并且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还可以参阅《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以及《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等。
早在1989年六·三大屠杀和六·三起义以前，笔者就预言，我国的地方势力将突破邓小平匪帮的阻力并在经济上取得成绩。《军政府的末日》就写到这一观点，这一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而邓小平匪帮的末日也将来临了。不过话也说回来，那时地方经济几乎被邓小平匪帮剥削和摧残得窒息，笔者没有估计到地方上会先在经济上取得突破，然后再在政治上取得突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钢产量6604万吨，增长7.2％，速度开始加快。1991年7057万吨。1992年8000万吨，增长12.7％。与1980年3712 万吨比还是翻了一番，虽然花了十二年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1978年“大规划”可耻破产后，邓匪小平对高喊的“四个现代化”失去了信心，在八十年代初以“翻两番”取代“四个现代化”来遮丑，这时光明日报于1982年9月11日发表了《宏伟的科学的战略目标》配合吹嘘了这个翻两番。文章说：“到2000年时，能源总产量、钢、水泥、化肥、棉纱、纸等重要产品比80年增长一倍。这个要翻两番做不到。”——以此来说，到2000年钢还不能达到8000万吨。可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钢铁生产潜力完全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我国的工业从中央到地方，尤其地方工业已经具有了极大的潜力，实际能够做到的何止翻两番？
1996年突破一亿达到10110 万吨，与1991年比这五年增长了43.3％，年平均递增率7.5％，尽管不及毛泽东时代却超过了1978年到1989年的增长率。这段时间内发展也不均匀。其中，1993年增长9.6％，但是1994年邓小平匪帮的再一次大砍大杀，以及企业大批垮台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加上分税制的盘剥，钢铁生产量又降了下来，1994年只增长2.2％、1995年只增长1.5％。比1989年还低。但是1996年以后地方钢铁工业又有所加快，该年钢产量增长6.0％、1997年7.6％、1998年6.1％。1999年由于房地产由疯狂进入冰点，再一次地陷入低谷。但总的来说，地方在逐渐地增强着自己的实力。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历史终于证明邓小平匪帮对地方工业的破坏必然全面破产，地方工业已经壮大，逐渐失去控制了。地方具有实力也急于扩大实力，所以各地虽然有许多企业被邓小平匪帮整垮，却还有许多企业和其他建设事业在进行，到后来规模越来越大，规模越大邓小平匪帮就越不好控制。这一切又都急需钢铁，所以地方上也大力扩展了自己的钢铁厂，加上房地产业又疯长起来，进入二十世纪后地方经济突飞猛进，我国的钢产量得到了超指数的增长。这既出乎于邓小平匪帮的预料，也已经是他们不能压制的了。原来的中小钢铁厂的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庞大了。2001年我国钢产量达到15266 万吨，比2000年增长18.8％。虽然在2000年没能翻两番，由于该年迅猛增长却达到了。1992年以来九年，虽然递增率还是不如毛泽东时代，但比复辟以后任何时期都大大加快了。而2002年钢产量达到18155 万吨，增长19.7％。2003年 22233.60万吨，增长21.92％。2004年 27279.79万吨，增长22.7％，是日本、美国、俄罗斯三国钢产量的总和。2005年 35239万吨，一年就增长了近8000万吨。超过了不少经济大国的年产量。增长率为24.6％，只有四年就翻了一番多。2006年达到42266.0万吨，增长19.7％。这几年钢产量都是以两位数增长，而且2002到2006五年平均，年递增竟然达到22.75％。这个速度好像五十年代全国的钢铁工业从旧社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样。这时我国的地方工业也正是在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压迫下，自己解放了出来。现在有许多省的工业和钢产量已经达到甚至大大超过七十年代全国的产量了。邓小平匪帮对地方的压迫完全失败，局势完全失控了。
一般来说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但远远低于毛泽东时代，而且一忽而冷、一忽儿热，很不正常。1981年到2000年，二十年中年均仅递增6.4％，但这已经是大大超出邓小平匪帮提出翻两番时的期望值3.5％。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主要由于地方经济的大扩张，经济增长速度却是足以和毛泽东时代比的。当然也有危机，钢铁工业的危机下面就要说。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和地方的崛起，人民的革命和地方造反是两大潮流，这两大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不管邓小平匪帮如何挣扎，都注定要被这两大潮流所淹没。
◆第一钢铁大省，河北◆
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中说过，我国的水泥工业以山东省产量最高，已经超出了七十年代世界第一水泥大国前苏联，而以浙江省技术水平最高。而在钢铁方面最最引人瞩目的是河北省，2005年河北钢产量竟然达到了7386.4万吨，2006年竟然9096.3万吨。而2001年河北钢产量才1900万吨。五年时间里竟然达到了四倍多。目前发疯似的房地产热，不但得益于地方小水泥，也大大得益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提倡的小钢铁。我们说过，钢材、木材、水泥是三大建筑材料。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中，建筑材料重点说了小水泥，本文说的是钢材。
七十年代初，《参考消息》发表了一条新闻使人们震惊。笔者也感到震惊，也应该震惊。——那就是日本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8000万吨。各色洋奴更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好像自己捡了8000元钱。但现在有多少人注意到我国一年就可以增长近8000万吨的钢产量？更有多少人知道我国有一个省，钢产量达到甚至超过了8000万吨？其他如江苏省达到了4202.31万吨，山东省达到了3714.9万吨，都超过了七十年代的全国最高年产量。还有山西1949万吨，河南1740.8万吨，湖北1658.00万吨，安徽1293.8万吨。另外钢材产量，广东1786.60万吨，天津2117.51万吨，江西1235.8万吨，湖南1151.38万吨，这些省市均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965年全国总产量。
河北省1958年大办小钢铁、小化肥等地方工业。刘邓路线大肆破坏，叫喊什么钢铁、煤炭、氮肥、水泥等工业“只能搞洋法，不能搞土法”等等，强迫这些小型工业“下马”。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了保卫三面红旗，广大工人和干部经过坚决的斗争，到1965年开始，被砍掉的小钢铁厂、小氮肥厂、小水泥厂、小煤矿、小铁矿又陆续“上马”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邓路线，在积极发展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同时，地方小工业又一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69年进入第二次大跃进，几年里全省恢复和新建县以上小型工业企业400多个。邢台、唐山、邯郸、承德、石家庄、张家口等七个有矿产资源地区都建了小钢铁厂，小煤矿、小水泥厂、小化肥厂大批涌现，都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采取因陋就简，土洋结合的办法建设起来的。该年五小工业产量都以两位数甚至象小钢铁以成倍的速度增长，小钢铁厂的钢和生铁产量比文革前增长5倍。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处于前列。这和它的资源多也有关系。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猛增了一倍多，农业丰收粮食初步自给。基本完成海河水系中南系主要骨干河道的治理工程。1971年工业总产值比1970年又有较大幅度增长，创历史最高纪录。五十种主要产品产量比1970年有不同程度增长。原煤、洗精煤、钢铁、钢材、铁矿石、冶金矿山设备、水泥、纯碱、烧碱、柴油机、电动机、手扶拖拉机、农用水泵等，都分别比1970年增长一成到几倍。后来经济继续迅速增长，钢铁工业是其强项。1974年，河北省地方工业中，生铁产量达到七十多万吨，原煤七百多万吨，水泥一百多万吨。1975年河北冶金战线坚持工业支援农业的正确方向，大力增加支农钢材的品种。新增加的钢材规格品种相当于1974年新增加的十多倍，使支农钢材的自给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全省铁矿石、生铁、钢和钢材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与1974年比生铁产量增长22％，钢增长11.5％，钢材23.8％，铁矿石8.5％。小钢铁的发展极大地支援了农用工业，据河北省计算，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全省约需生铁113万吨，钢材94万吨，完全可以靠自力更生解决。
七十年代中期，在邓小平集团的破坏下，全国大型钢铁企业生产徘徊，而地方中小钢铁企业继续迅猛发展。
可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以后，河北的钢铁工业和其他地方一样成了重灾区。前面已经说过，连邓匪的报纸也不能不承认在新的下马风中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后来河北省在邓匪对地方工业的严重摧毁和压制下逐渐复苏最后重新起飞，终于到现在，达到了谁也压不住的地步。
截止2005年底，河北省钢铁企业达200多家，合计超过1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有23家。唐钢和邯钢超过了当年的宝钢成了特大型企业，其中唐钢超过1000万吨，邯钢超过700万吨级。另有国丰超过400万吨，宣钢和津西超过300万吨，承钢、邢钢、石钢、港陆超过200万吨级。实际生产能力还要大些发生资本主义独有的“过剩”，2004年河北钢铁产品有50.25％外销，是仅次于辽宁的钢材外销大省。
唐钢的历史要早一些，创立于1943年4月，1949年初解放。但解放前产量极低，日寇以月产500吨钢，即年产6000吨为目标，却始终未能实现，国民党接收后也从未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解放后该厂成为人民的财富，1949年4月份产量提高到342吨，为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的144％。即使如此唐钢也还是个眯钢铁厂，比邓匪小平摧毁的衡水钢铁厂要小得多，按照邓小平匪帮的逻辑，这种“小生产方式”早就该“彻底否定”了。以后唐钢虽然和其他企业一样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在钢铁企业中的地位也一直很低，属于中型钢铁厂。大概就是周传典同志观察过的三十几个中型钢铁厂之一。1976年大地震，唐钢被震垮，人员损失惨重。英勇的唐钢工人并没有被吓倒，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振作起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天灾作斗争，在解放军和全国各方的大力支援下，仅仅28天，于8月25日就部分恢复生产，当天中午12:20炼出了第一炉“抗震志气钢”。职工们回顾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充满了和天灾作斗争的胜利信心。在大跃进中唐钢也获得过大发展。但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刘少奇、邓小平大刮下马风，建起的许多生产单位被迫停产，钢铁产量急剧下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职工们清算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十年来，钢产量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长了2.3倍。他们又豪迈地提出“攀高峰，不停步，创造炉龄最高纪录”的奋斗目标。在原有设备上他们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革，努力提高各道工序的工艺质量，千方百计地解决钢水冲刷和侵蚀炉衬等技术关键，使炉龄稳步上升，于第二年5月创造了全氧侧吹转炉炉龄1402炉的全国最高纪录，每炉月产钢量超过了一万吨，合格率99.9％，消耗下降3％。唐钢第一炼钢厂尽管厂房倒塌，百分之八十的机器设备损坏，断水、断电、断风、断氧。但不过半年，到1977年1月份已经全面恢复生产，钢产量达到了震前水平，平均日产量比1976年同期提高17％，胜利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到1977年9月不过一年多一点的工夫，整个唐钢就全面地恢复了震前的生产水平。
文化大革命唐钢下放到地方。唐山不仅有电力、煤炭资源作支撑，而且铁矿储量丰富，现有探明铁矿保有量57．5亿吨，是全国三大铁矿之一，唐山本是发展钢铁工业的理想地区。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统治，这个中型钢铁厂在八十年代长期默默无闻。但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分灶吃饭，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些改造扩建，1986年10月15日工程开工。全部工程包括1265立方米高炉1座、年产68万吨的选矿厂1座、180平方米烧结机1台、年产35万吨的高速线材厂1座及连铸设备等。到九十年代唐钢重新得到了发展，装备水平显著提高。设备一半以上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主要高炉、转炉和轧机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大型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主要是2002年以来，在再一次的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唐钢的生产也又一次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2000年唐钢钢产量为319万吨。2005年突破一千万，为1007万吨。
2006年河北唐钢产量高达1906万吨，在世界上位居第九，在全国各钢铁企业中位居第三。仅次于鞍钢和邓小平的心肝宝贝宝钢。前者的产量2256万吨，后者2253万吨。如果考虑到鞍钢已经并吞了本钢，宝钢也并吞了上海的钢厂（包括上钢一厂、上钢三厂、上钢五厂）以及梅山即9424等钢铁企业，唐钢实际上就是当今我国最大的钢铁厂，原来中央有代表性的两个大型钢铁厂全落在他的后面。有人会说唐钢在2006年2月28日也并吞了宣钢、承钢，才达到现在的规模。诚如此，但唐钢毕竟完全是从地方性中小钢铁厂发展过来的，目前已经融合，既不像鞍钢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还没有真正结合。也不是邓小平匪帮出于抬高宝钢的需要强行并吞。一个地方要如何搞他们自己的工业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绝对不能合并。五十年代我国的大多数工业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由许多资本家的作坊式的小厂合并来的，这在大跃进前后特别突出。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合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我们反对的只是中央横加干涉地方应该有的独立发展自己工业的权利，强行平调即并吞地方花了很大力量辛辛苦苦地建设起来的工业，把地方自己的工业体系撕碎了。使得地方没法建立自己的工业。
不包括本溪，鞍钢在世界上居16位，低于唐钢。宝钢由于并吞生产能力增加了将近一倍。1998年并吞以前，各厂的产量，合计钢1400多万吨，宝钢只占769万吨，钢材l100万吨，宝钢只有500万吨。依此计算，不包括上钢和9424，宝钢的产量不会高于1200万吨。而不包括宣钢和承钢，2006年唐钢全年产生铁1111.99万吨，钢1200.48万吨，钢材1020.08万吨，因此唐钢实际超出了邓小平匪帮的心肝宝贝，花费巨资劳民伤财的宝钢，在国内位居第一。其主要产品为板材、线材、棒材、型钢、焊管等140多个品种400多种规格的钢材。包括宣钢和承钢，2005年生铁产量1466万吨，钢1608万吨，钢材1482万吨，分别占全国铁、钢、材生产总量的4.4％、4.6％和4％，钒产品接近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中钢产量已经位居中国第二，仅次于强行并吞了上钢和9424的宝钢。
宣钢在张家口，是我国的冶金老企业，创建于1919年3月规模也极小，解放后成了国家定点生铁供应基地。2004年 “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排序中名列143位，成为国家重点钢铁企业之一。承钢是1955年国家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于大跃进的1958年建成的热河钒钛矿，设计产量钛镁7000吨、钒铁1000吨。虽然是引进的企业，也是小钢铁厂。该厂一直致力于钒钛磁铁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相关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是中国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技术的发祥地和北方最大的含钒钢生产基地。
目前唐钢正在向年产3000万吨钢、华北地区最大的优质板材基地和优质结构钢生产基地努力，如能实现将完全超过宝钢。
邯郸钢铁厂建于大跃进的1958年，虽然是“一五”期规划建设的工厂之一，但建厂初期仅能生产铁单一种类，只有20万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成为一个既能生产铁，又能生产钢的地方钢铁厂。1977年生产生铁47.6万吨，钢18.1万吨。1990年钢产量110万吨， 1994年突破200万吨，1999年就达到了302万吨，目前成为年产钢达800万吨的现代化钢铁企业集团。主要生产薄板、中厚板、圆钢、螺纹钢、角钢、槽钢、线材等系列产品以及冶金焦碳、尿素、复合肥、煤化工等副产品。 兼并了原冶金部属特钢企业舞阳钢铁公司和省属企业衡水钢管厂。邢台钢铁厂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产物,目前钢产量超过了800万吨。相比之下当初邓小平匪帮的心肝宝贝按照原定的两期工程合计也不过600万吨。
河北省的钢铁产量能够达到如此庞大的水平，也和他们抓铁矿石生产有关。早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中，河北由于大打矿山之仗中，在搞好大中型矿山的同时，积极发展地方矿山。1974年地方企业开采的铁矿石约占全省铁矿石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使得河北省的钢铁工业在全国各省中位居第一。
复辟以来河北能够成为全国第一钢铁大省不是靠的进口矿石，而是继续开发矿业。2004年河北省铁矿石产量13696万吨，铁精粉产量4587万吨，均居全国第一位，是铁矿资源输出大省。2005年生铁增长24.6％，钢增长25.3％，成品钢材增长29.5％，而铁矿石原矿量却增长32.3％。比哪一个都快。也就是说，尽管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他们反对开发矿业，反对大打矿山之仗，提出“抓中间，带两头”大肆反攻倒算，并且以进口矿石作为发展钢铁工业的方针，但是我国现在钢铁工业的高速增长并不完全是靠买矿而来的，在这一方面邓匪的政策再一次地可耻失败。广大群众和地方干部正是和他们对着干才有了现在钢铁工业的飞速增长。据河北自己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是拉动全省利润增长的主要力量，对全省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56.5％。”快速增长的铁矿采选业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成为河北省的经济支柱产业，冶金行业对利税增长的贡献率居全省各行业之首。不过目前在全国，邓小平匪帮的依赖进口矿石的路线依然流毒不浅，下面就要说，这造成了我国钢铁工业的殖民地性，国外通过铁矿石和运费大幅度涨价把我国钢铁工业迅猛增长的好处大量地赚去了。
许多大钢铁厂、许多地方的钢铁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河北省受到的打击却要小得多。河北省铁矿资源丰富，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2位，冀东地区铁矿是我国三大铁矿产地之一。矿石品位较好，优质矿石在保有储量中占有较大比重。长期以来河北省的钢铁工业始终以自产为主。2006年，河北省内铁矿产品总需求为5936万吨，可供资源量5323万吨，缺口仅613万吨，虽然供需矛盾仍然很大。但和其他地方比、和某些大厂比，毕竟自给率在80％以上，2006年河北省铁矿石产量快速增长，生产24951.9万吨，比2005年增长61.3％，占全国总产量的42.4％。中小铁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河北省小型铁矿多达1700家。2006年河北省铁矿石进口增幅低于全国6.3个百分点，略高于在邓小平匪帮控制下依赖进口的辽宁和上海，而低于江苏和山东。而且铁矿的进口量所以增加是由于河北省的生铁、钢和钢材的产量增加更快，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大大低于其他省市而且呈下降趋势，不像上海的钢铁生产增长低迷，宝钢2006年减产。河北全省2005年进口铁矿石与自产铁矿石比例为1.9：10，而2006年下降为1.3：10，自给率提高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铁矿石价格稳定。
由于邓小平匪帮根本反对自己开矿，所以他们自己在铁矿生产中逐步退出，尤其1996年以后正式退出，铁矿生产以地方、集体、乡镇和私营为主，这在河北省的铁矿产品产量中占全部产量的80％。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资源破坏，市场混乱，生产缺乏管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在邓匪的追逐眼前利益和“有水快流”的掠夺性开采思想指导下，乱采滥挖，采富弃贫，缩短了矿山的开采寿命，破坏和浪费了矿产资源。矿山生产施工不规范，工人的人身安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威胁。中间商采取行贿、欺诈的不法手段，压价收购、使假销售，坑害供需双方获取暴利。其结果增加了需求方的采购成本，削弱了生产者的再生产能力，影响铁矿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可持续发展。恶性竞争，增加销售成本，压低了价格。虽然全国铁矿产品供不应求，但在河北省居然出现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现象。这和许多事业一样，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相吃亏，大量的利润落入了中间商的手里。
2006年在2005年国际铁矿石价格猛涨71.5％的基础上又猛涨了19％。尤其印度乘机大发中国的钢铁财。许多钢铁企业感到难以为继，但河北省的钢材利润尚能够消化原料涨价幅度，主要原因正是河北省铁矿石对外依存度相对较低，自给率不断提高，有助于钢铁原料市场的稳定。2006年河北省已经不用印度铁矿石了，而通过铁矿石大幅度增产更多地使用国产矿。
但是河北也不是不受“开矿不如买矿”的影响。邯钢铁矿石65％是从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进口的。2006年涨价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在2005年价格暴涨的情况下，每吨进口矿又涨价19％，折合人民币65元，仅采购进口矿石一项，2006年邯钢将比2005年增加成本3.5亿元人民币，全是白送了外国资本家。又如唐钢，年进口铁矿石1000万吨以上，占年需求量的85％。2006年涨价增加成本5亿元以上。为此唐钢专门开会研究对策，提出积极扩大采购矿源，把面向国外改为面向自己，加快自己的矿山建设，提高矿石自给能力，力争多吃国内地方矿。——这不是承认了唐钢要继续发展必须回到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上来，大打矿山之仗。然而作为我国第一铁矿大省的辽宁，尽管有着鞍山、本溪等最老最大的钢铁厂，原来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现在排名却屈居第四位。关键正在于中央工业多了，都掌握在邓小平匪帮手里，而邓小平匪帮作为被革命打倒过的反动腐朽阶级的残余注定是要破坏生产力的。四川是我国的第三铁矿大省，也没有成为钢铁大省。
河北省的经历证明，按照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是胜利，背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要受到损失和失败。尽管邓小平匪帮“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近三十年来，如果说仍然有什么成就的话，一切胜利归根结底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江苏和山东在曲折中前进◆
目前江苏和山东的钢产量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三位。
2003年10月份，江苏省钢铁行业共有51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2002年末391家净增123家。钢、钢材产量分居全国第四位、第二位。2003全年江苏全省钢、钢材产量分别为1722.0万吨、2876.8万吨，分别比2002年增长17.9％和27.0％，创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生产生铁1664万吨、钢2222.7万吨、钢材3749.9万吨，分别占全国6.60％、8.16％和12.61％。与2000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50.6％、37.8％和27.9％。2005年江苏全省有炼铁能力3000万吨，炼钢能力4300万吨，轧钢能力5600万吨，实际生产钢3284.86万吨、钢材4328.32万吨。2006年生产钢4202.31万吨、钢材5816.26万吨。钢和钢材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钢铁生产集中在17家大型骨干企业里，规模较小的钢铁企业也占了相当的份额。其中，沙钢、南钢、梅山钢铁、华西、兴澄特钢、永钢等6家企业，钢和钢材产量占全省钢铁工业的60％以上。
在江苏，大跃进起家的南京钢铁厂，这个当时被判处死刑的厂，自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站住了脚跟并获得大发展后，九十年代中期钢铁产量均超过100万吨。现在己发展成集矿石采选、钢铁冶炼、钢材轧制於一体，运输、动力，机修等辅助配套齐全，年产3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跻身全国特大钢铁联合企业行列。南京市打算到2010年钢铁产量要进入全国前5名，将建成南钢宽中厚板材生产基地和龙潭、溧水不锈钢生产基地。全市钢铁产业将实现钢产量2000万吨。
但是江苏发展得最为庞大的是沙洲钢铁厂，地处苏州张家港市。其前身是1950年建立的锦丰轧花厂，於第二次大跃进的1975年改行为轧钢，自筹资金45万元组建成地方小型钢铁企业。1986年1月江苏沙洲钢铁厂新建10吨电炉投产，年炼钢能力由原来4万多吨增加到10万吨。现在这个当时的丑小鸭已经成为全国第四大钢铁厂，在国际钢铁企业中居第17位。2002年10月12日和次年6月10日开工建设了3座2500立方米高炉，在2003年全部投产。稍后又新增650万吨热卷板生产能力。不久就拥有了国际先进水平的100吨、90吨、75吨超高功率电炉、连铸生产线、无扭控冷全连续高速线材生产线，全连续切分轧制先进工艺的带肋钢筋生产线等。2003年钢、钢材产量均超出紧随其后的企业产量100万吨以上，成为江苏省有史以来钢、钢材产量双双率先突破500万吨大关的首家钢铁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和优特钢材生产基地。2005年钢产量1202万吨，居世界第22位，2006年钢产量1463万吨，居世界第17位，钢材产量1271.65万吨，均超过以前的八大钢铁公司之一武钢。主导产品原来不过是大宗建材，现在能够生产高碳钢、优质线材、合金钢、不锈钢薄板、热镀锌板等10多个填补省内、国内缺口的新产品。在国际钢铁行业中开创了电炉炼钢热装铁水新工艺，并在全国冶金行业率先实现“电炉全热装铁水、全精炼、全连铸、全热送、全一火成材、全连轧”。目前正在和上海的复星联合，目标是联合后生产能力达到2500万吨，超过邓匪的心肝宝贝宝钢。
淮钢位于周总理的故乡江苏淮安市，前身为清江钢铁厂，始建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1970年，清江市政府投资100万元建设。经过艰苦创业，钢铁厂从土焦窑干起，先后竖起13立米高炉，安装了3吨炼钢电弧炉，架起了φ250mm轧钢机，新建了70型焦炉。可是邓匪复辟“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1981年清江钢铁厂也被列入“彻底否定”之列，面临着停产倒闭的危机。淮阴地区和清江市基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力争保留，企业领导也立下军令状，得到省政府的批准，清江钢铁厂方渡过生存危机。和其他地方一样，1982年以后由于分灶吃饭地方工业得到复苏，清江钢铁厂对现有设备进行配套改造并扩大生产能力。如将13立方高炉改造扩建为19立方，筹资自行安装了二台5吨电炉以及建设了150立米×2的制氧车间，轧钢车间改造扩建为300×5轧钢机组。1984年首次扭亏为盈。1985年又投资建设了72立米高炉。九十年代初又一次地得到了发展。经过近几年的扩建，现在淮钢已经是苏北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全国冶金企业中居第46位，年产优质特种钢和钢材的能力均超过了200万吨，跻身世界特种钢企业前十强。这个昔日“小生产方式”的产品不仅在国内供不应求，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这样的钢铁大国。这是邓小平匪帮准备“彻底否定”时想都想不到的。2005年淮钢实际生产生铁116万吨、钢156万吨、钢材150万吨。后两者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国家新建和扩建的攀钢和首钢。原计划在近几年发展成钢、钢材产量均为300万吨的企业。2006年为沙钢集团并吞，2006年沙钢的产量中就包括淮钢。原来沙钢的产品主要是板材与普通钢，没有特种钢。淮钢进入沙钢后，使得沙钢的品种结构多样化。不过如果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定要求企业面面俱到，成立专门的特种钢厂也是合适的。
在第二次大跃进的1970年，江阴要塞农机修造厂自制了一座1.5吨感应电炉，炼出了苏州地区第一炉钢，自此开始生産钢铁。1972年2月改名爲江阴钢厂，1986年2月兴建30吨电弧炉。1993年和港商合资成立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目前是全球第三大轴承钢生产企业，拥有200万吨优质特种钢的生产能力，也是一汽、二汽、大众等国内大型汽车制造厂汽车用钢的重要供应厂家之一。
华西是个农村工业，由于毛泽东时代江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社队企业比较发达，到邓匪复辟已经不可逆转。原来的华西大队在1986年地方和农村工业尚兴旺时期办起了钢铁厂生产钢管。目前拥有从炼钢，热轧，冷轧一条龙生产线,，年产能力为炼钢220万吨，热轧带钢100 万吨，冷轧带钢80万吨。
但是江苏的钢铁工业对进口矿石的依赖较大，2005年沙钢进口矿砂1200万吨，2006年计划1600万吨。全省铁矿石生产能力仅500多万吨。
江苏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天定下的9424工程，现在已经被邓匪的宝钢并吞。那也是好几百万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宝钢增长并不快，首先靠并吞上钢和9424，2006年在全国钢铁行业大增产的时候还减产，现在还想通过并吞马钢来增加产量。
1976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建立的一大批企业潜力日益发挥，以及革新、改造，山东炼钢生产继续增长。尤其第二次大跃进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和改造氧气转炉仍在继续。尽管在邓小平匪帮“批判小生产方式”的破坏下，山东长期没有新的钢铁厂建设起来，但由于各企业的钢产量提高，仍然在曲折中逐步前进。1980年全省钢产量达到90.05万吨，与1976年的56.3万吨比增长了59.9％，年平均递增12.4％，这个增长速度不算小，但与以前的14.5％比，显然小多了，如考虑到以前建立的生产能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就更表明了山东的钢铁工业受到了相当大的破坏。1986年全省钢产量达到163.17万吨，六年增长了81.2％，这个速度也不算小，但是年递增只有10.4％，又进一步地下降了。其中电炉钢18.51万吨，氧气顶吹转炉钢132.62万吨。可以说这一段时间里山东的钢铁生产基本上还是文化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留下的底子，不过在地方领导下，进行了一些挖潜、革新和改造而已。第二次大跃进兴起的改建氧气转炉的工作，经过十年时间终于完成，此时山东已经完全没有了空气侧吹转炉。在这十年里山东钢铁工业取得的成绩必须肯定，邓小平匪帮的破坏也不能低估。
如1970年9月临沂钢铁厂建设2座2.5吨转炉，同年12月投产。翌年产钢118吨。1974到1977年停产，归罪于批林批孔和批邓，1978年恢复生产作为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的伟大成绩，可由于邓小平匪帮的1978年大规划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不协调，邓小平匪帮又舍不得下他的大规划，专下地方工业，到1980年又作为小生产方式被“彻底否定”。
再如：莱钢第二钢厂3座25吨氧气顶吹转炉，年产钢50万吨。1970年12月开始平整场地，1972年10月动工建设，厂房主体结构基本建成。后因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缩短基建战线，于1976年10月停建。1978年10月经山东省计委批准恢复建设。1980年初在“批判小生产”和“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中该工程第二次停建。
1980年分灶吃饭后，地方经济逐渐复苏。到1982年2月省计委批准莱钢第二钢厂再次恢复建设。1983年11月每小时3200立方米的制气机投产。1984年1月2日第一座25吨氧气顶吹转炉试生产。第二座转炉于1985年11月终于投产，形成年产3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这样到1984年才算有新的生产能力建成投产，也不过是第二次大跃进的续建工程。至于第三座转炉已经被“彻底否定”了。
三又：大跃进时新建的电炉1959年产量达到5.22万吨。后来大部份被刘邓路线摧毁，1963年钢产量下降到1.67万吨。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新的电炉相继投产，1979年产量达到18.69万吨。1981年也是因“调整”限产下降到15.59万吨。1982年回升，1985年产量达到26.82万吨。1976年9月4号山东肥城阀门厂炼钢车间5吨电炉建成投产，并开始制造2座10吨电炉。翌年3月3号第二座5吨电炉建成投产，生产优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1978年2号10吨电炉机械和电气部分安装基本完成，10吨电炉中的一座部件加工也已完成，原定在短期内投产。但由于“批判小生产方式”和邓小平大规划的排挤，停止了安装。1981年3月5吨电炉又停产保点。由于邓小平匪帮1978年大规划争电源，许多电炉不能正常生产，如济宁钢铁厂1971年10月增建的1.5吨电炉1座，当年钢产量即达到313吨，1982年却被迫停产。烟台革委会于1969年5月1日组织会战建成投产的 3吨电炉，也于1982年被“彻底否定”。到了1983年10月肥城阀门厂炼钢车间恢复生产，另一座10吨电炉直至1987年才竣工投产，也因经常限电避峰，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后来该厂更名为山东冶炼加工厂。潍坊钢厂的5吨电炉也曾经下马，也是1983年才恢复生产。
1987年全省冶金系统共拥有电炉31座、109.5公称吨，氧气顶吹转炉12座、105.5公称吨，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老底子，和1970年比没有多少增加，技术水平有些微提高也不过是第二次大跃进的继续而已。
和河北省一样，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经过近三十年来的斗争，山东的钢铁工业也终于战胜了邓匪伪中央的打压和榨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如济南钢铁厂和莱钢，先成了百万吨以上的大钢铁厂，尤其到了2001年以后地方工业大发展的大潮中，更是发展成了千万吨级的超大型钢铁厂了。小钢铁不但进入了运动战、阵地战，而且可以打现代化战争了。据2004年统计，山东全省有钢铁企业31家，炼铁能力2300万吨，炼钢能力2400万吨，轧钢能力2500万吨。2005年山东省钢产量3183.8万吨，为全国第三大产钢省。2006年铁矿石、钢、钢材产量分别为1077.35万吨、3714.9万吨和4088.4万吨。仍然居第三位。可见生产能力在飞速增长。
大跃进兴建，刘邓严重破坏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再度辉煌的济钢，是全国冶金行业中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地方性中小企业之一，近几年钢产量每年跨上一级大台阶。2001年为300万吨、2002年393万吨、2003年突破500达到503万吨。钢材品种的增幅也很大，2003年，生产品种板材97.5万吨，比2002年提高52％，生产新产品47万吨，比2002年提高235.9％。2006年产钢1124万吨，在世界名列第24位，超过了原属八大钢铁公司的马钢、首钢在全国各钢铁企业中位居第六。目前主要工艺有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从大高炉、大转炉到中厚板的现代化生产线全线贯通，工艺装备进入大型化，自动化的新阶段。吨钢综合能耗只有757公斤标煤。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厚板生产企业。产品出口比例、中厚板的产量、成本、出口量等均居全国第一。
1970年1月，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创建的莱芜钢铁厂，2006年钢产量1079万吨，在世界名列第25位，超过了首钢国内位居第八，是全国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九家钢铁企业之一。现已成为一个拥有转炉钢和电炉钢两个生产系统,包括矿山采选、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连铸、轧材以及相应的动力、运输、机械等门类齐全、工艺装备先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国内第一家“质量、环境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三证齐全”的冶金企业。
济钢和莱钢二者产量的总和已经逼近邓小平匪帮的心肝宝贝，化巨额资金，劳民伤财，几起几落的胡子工程——位居第二的宝山钢铁厂。如不是并吞了上钢和9424，目前宝钢充其量和“小生产方式”济钢、莱钢差不多。最想入非非的是宝钢居然还企图“收购”济钢，可济钢属于山东省，岂甘轻易让人。目前济、莱这两个从地方性中小钢铁厂起家的企业，正准备联合成为年产3000万吨的超大型钢铁企业，争取超过邓匪的心肝宝贝跃居全国第一位。这两家企业一联合，宝钢就被两次大跃进建设的，刘邓要摧毁的地方小钢铁厂比下去了。从这些事实看真是小者居上，宝钢不如鞍钢，鞍钢不如原来的中型钢厂唐钢，而小钢铁厂济莱联盟又要超过唐钢。鞍钢、武钢、宝钢、攀钢等大型厂生产增长没有这些小厂快，主要就是他们是中央企业，控制在不会建设、只会破坏的邓小平匪帮手里，不然它们也远不止现实的规模。
山东省内第三大钢铁厂青岛钢铁没加入济莱联盟的主要原因，也由于青钢的产权在青岛市，不服山东管。1958年大炼钢铁中建厂的青钢，目前在青岛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于1997年年底至今，钢产量从70万吨发展到了350万吨。
地方性的企业在注意照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的前提下合并成大型企业、特大型企业大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不等于说邓小平匪帮的关停并转就是正确的。目前钢铁工业合并的特点是：原来的中央大工业合并很不顺利，合并后也问题成堆，甚至貌合神离。这些都是各方面利益没有照顾好造成的矛盾。而原来地方性的小钢铁厂合并却比较顺利，目的不同也。有人指出：“中国许多钢铁企业还在地方政府的掌控之中，它们趋向于保持对本地重要企业如钢铁公司的控制，以此使丰厚的地方税收来源免于遭受损失。”其实也不仅仅是税收和财源，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工业体系不致残破，所以一般来说隶属关系一致的才容易成功。刘邓路线早在1961年就企图通过关停并转消灭地方性的小钢铁厂，1963年中央大工业体系建成后，他们又企图通过“托拉斯”剥夺地方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工业，受到了地方上的严重抵制，也不成功，其破坏性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强行把每一支枪都并入正规军还要大，而且完全是为了保住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严重摧残了各地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中，他们搞的托拉斯受到了批判，各地工业得以迅速地发展，但并不是一概地否定专业化协作。在不破坏各地发展自己工业的前提下，如“四人帮控制的”上海，中型城市如常州，专业化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匪帮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恨得要命，一复辟立即反攻倒算，不但进行反扑，而且又一次盲目地提倡所谓的专业化合作，再一次举起了“关停并转”的斧头，企图一下子摧毁、吞掉地方性的中小工业。这是完全反动的，因此建立的各种公司、母司不是徒有其名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这次他尽管大权在手最后仍没有成功，不仅仅是受到了广大工人和各地方干部的反对，也是地方经济力量已经强大的结果。不过我们如果就此以为企业合并绝对错误那就失之偏颇了。毛主席在论《抗日游击队的战略问题》中说，游击战应该向运动战发展，在向运动战发展中，既要通过扩大游击队的办法，也要采用条件成熟时将多股游击队合并成正规军的办法。这种合并既要注意克服各地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反对主力部队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游击队可以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在不破坏建制不撤换干部的情况下合并，使得小集团融合于大集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抗日战争中数以千计的游击队到了解放战争中成了以四大野战军为骨干的几百万正规军。国家的工业建设也一样，甚至更要注意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能笼统地反对地方主义，因为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应该是长期的战略方针。不过尽管现在许多合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也是必要的，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合并不能不具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特点，合并中也发生了一些不该有的矛盾。以济莱合并来说，就存在争夺第一把交椅的矛盾，合后的裁员增效，也让各地方政府头疼。相比之下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许多资本家的小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统筹下很快就合并成较大的企业了，人才也得到比较快的安排，许多非生产人员纷纷下车间——还是社会主义好！！！
邓小平匪帮不顾我国客观现状，引进宝钢贻害无穷，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被他们看不起，一定要“彻底否定”的地方性中小钢铁厂中，会发展出那么多比他的心肝宝贝大得多的钢铁厂。自然我国的地方钢铁厂不仅仅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已经发展得很大的厂，数量众多的还不是很大的钢铁厂不可忽视，尤其河北更是如此。如果仅仅看到这些特大型的厂，那就是在重复当初刘邓集团的错误了。
◆全国各地方钢铁工业的规模◆
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原来的的八大钢铁公司没有一个在现在的钢铁大省河北、江苏和山东里面，邓小平匪帮也从来没有把那儿作为重要的钢铁基地来建设，三个钢铁大省全是从中小钢铁厂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匪帮历来借口亏本和质量不好来“彻底否定”和摧毁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但当初的地方中小钢铁厂，不但目前大多质量大大提高，有的成了优质产品，有的成了名牌产品，有的成了免检产品，也有的出口得到了国外的认证，而且也成了地方的盈利大户。现在如河北钢铁和矿山已经成了该省的主要财源。其实在邓匪复辟时，这些工厂的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说还有亏损，是国家所允许的政策性亏损，是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后的结果。没有这些厂，就没有钢铁，以钢铁为原料的企业就不能办。在这儿亏一点，给以补贴，其它以钢铁为原料的厂就可以盈更多的利，还给职工发了工资，算总账是很划算的。可见邓匪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八十年代在地方领导下小钢铁厂能够复苏也是地方领导综合考虑的结果，有的土皇帝都觉得办小钢铁虽然亏本，算总账还是大大划算的，所以土皇帝既搞利润挂帅，又反对利润挂帅。
除了三个钢铁大省外，其他地方虽然没有那么庞大，许多厂也已经从大跃进的游击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运动战发展到阵地战了。
山西省铁矿石储量相当丰富，2006年有钢铁企业340多家，生铁生产能力约6800万吨，钢生产能力约3700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约2400万吨。但是2005年实际生产铁矿石2103.75 万吨，生铁2447万吨，钢1654万吨，钢材1341万吨。可见实际生产能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生铁的生产量只有生产能力的36％，钢只有44.7％，都不到一半。钢材也只有不到56％。2006年实际生产钢也只有1949万吨。占生产能力的52.7％。
河南省共有钢铁企业167家，炼铁能力约1000万吨，炼钢能力约1500万吨。2006年生产钢1740.8万吨，钢材1773万吨。河南的铁矿石产量很少。不知是根本缺乏铁矿，还是至今没有找出来。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时，以河南缺乏铁矿为由对河南发展钢铁工业大加指责，然后大砍大杀。但是现在河南的铁矿石产量尽管在全国位次很低，以含铁量计算也有281.32万吨了，即使根本缺乏铁矿，在邓匪刚复辟时，那一产量用来供应当时河南的钢铁生产还是足足有余的。所以至少在当时，以缺乏矿石来非难河南的钢铁工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就是现在，这点矿石确实大大地不够，但是邓小平匪帮历来反对探矿和开采矿石，我们还不能说河南真的就缺铁。不认真找怎么能够下结论。现在河南的钢铁工业主要靠从国外或其他省，主要是河北购买。
其他如广西的钢铁工业目前排位较低，2006年钢产量“仅”623.48万吨，“只”比1957年的全国产量稍高一些。但大跃进起家，经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成功的广西柳州钢铁厂1971年比1970年增长1.5倍，72年上半年又比71年同期增长68.5％。目前是广西惟一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06年生产生铁565万吨、钢600万吨、钢材585万吨。不但1957年，就是1977年我国也还没有这么大的钢铁厂，快赶上邓匪1978年筹划的宝钢了。可见广西的钢铁企业比较集中。可惜在矿石上也相当大地依靠进口，占60％。
福建省的钢铁工业也很小，2006年钢产量仅465.48万吨，低于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但钢材产量842.55万吨，比那时多得多了。大跃进创建，历经磨难的三明钢铁厂1990年产钢50万吨、1999年115万吨、2000年144万吨、2001年167万吨、2002年190万吨、2003年增长到210.75万吨，可以和七十年代的八大钢铁公司并列了。利润和税收增长更快，可见中小钢铁厂并不是注定亏本，但这和钢铁价格上涨也有关。
下面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地方的数据。
附表二：我国部分省市自治区2006年的铁矿和钢铁生产量（万吨）
铁矿石 生铁 钢 钢材
（2005年）
河北 15227.1 8250.1 9096.3 8467.1
江苏 522.14 4202.31 5816.26
山东 1077.35 3714.9 4088.4
辽宁 9005.92 2169.4 2333.8 （2003年）
山西 2103.75 2447 1654 1341 （2005年）
河南 281.32 1740.8 1773.0
天津 10.31 1131.51 2117.51
湖北 864.83 1658.0 1689.68
安徽 1099.71 1179.2 1293.8 1317.1
北京 1834.39 1042.6
广东 963.6 902.65 1786.60
江西 187.02 949.6 1163.0 1235.8
内蒙 2998.37 1108.33 861.86 823.97
四川 1692.05 1094 （2005年）
湖南 417.34 1151.38
广西 22.5 623.48 715.31
福建 483.86 465.48 842.55
浙江 132.82 626.4 （2005年）
吉林 569.88 425.55 533.57 579.17
云南 542.73 513.41 486.93
甘肃 556.81 458.44 452.25 （2005年）
陕西 294.77 388.6 499.79
新疆 517.39 306.28 322.34
重庆 118.42 382.87
贵州 45.57 343.50 332.51 256.57
黑龙江 30.51 257.1 293.7
可以看到我国西部和东北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华北和华东，铁矿石生产远远落后于钢铁生产。
下面是1979年地方钢铁工业的位次。不包括原来八大钢铁公司所在省市，也不包括天津。一方面数据缺乏，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是中央企业。可见大致和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以后的情况相同。第二次大跃进时位居第一的河北还是位居第一。山东、山西和河南位次比较前列的还是前例。江苏省由于当地较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位次朝前排了，据第二位。只有湖南降了下去。
附表二·二：我国部分省市自治区1979年的钢铁生产量（万吨）
钢 生铁 水泥 位次
地区 (万吨) (万吨) (万吨) 1
河北 167.58 234.84 515.37 2
山西 149.4 171.4 287.9 3
山东 90.1 141.5 4
湖南 73.16 431 5
江苏 62.19 6
河南 59.18 367 7
所以现在地方钢铁工业的发展显然是有历史传统的，这一传统就是两次大跃进。这说明了我国由于伟大的大跃进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钢铁工业具有极大的潜力。
◆中国钢铁工业的巨大潜力◆
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笔者就曾算过一笔帐。笔者发现我国有十几个省市的工业规模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解放前全国的总水平。——这大致和周传典发现我国三十几个中型钢铁厂设备和技术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的鞍钢一样。有的省超过解放前的全国总量已经可以以倍计。笔者当时想到，由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独立战争极大地解放了地方，使得地方工业完全可以以我国刚解放时候一样——如一个才独立的国家那样迅速地发展。因此中国的工业有望继续以解放以来近三十年那样的快速来发展。二十几年以后，我国许多省份的工业有可能达到和超过当时的全国水平。即全国工业达到1978年的二十多倍。由于刚解放三年属于恢复时期，不能以恢复时期的增长来要求。钢产量1978年是二十六年前1952年的23倍半，再经过二十六年，即2004年——留有余地到2006年，即1956年毛主席说的五十年以后，再增长20多倍，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即使笔者自己，也被自己的计算吓坏了，规模之大简直不能想象，钢竟然是七亿多吨。当时的计算当然是以我国经济不受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来考虑的，但也考虑到了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历史必经的一些曲折。——确实，笔者当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远比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翻两番乐观得多。而所谓翻两番不过是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的大规划可耻地破产后，取代喊得震天响的“四个现代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表明邓小平匪帮对于“四个现代化”已经完全悲观失望了。
附表三：198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总产值排座次
省市区 工业总产值 座次 备 注
上海 626 1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5倍
江苏 457.4 2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4倍
辽宁 456 3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4倍
四川 246.17 4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2倍 (1979年)
北京 232 5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2倍
湖北 224.1 6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2倍
广东 222.92 7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2倍
河北 212 8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黑龙江 211 9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1979年)
天津 194 10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浙江 190.4 11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河南 169.9 12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1979年)
湖南 168.4 13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江西 134.2 14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1979年)
吉林 131.6 15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山东 123.7 16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1979年)
安徽 121.7 17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山西 110 18 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
陕西 107.17 19 接近1949年全国水平
甘肃 80.86 20
广西 77.58 21
福建 75.5 22
贵州 73.3424 23
云南 61.83 24
内蒙 54.83 25
新疆 34.8 26
青海 13.9 27
宁夏 13.67 28
西藏 1.5 29
笔者从多个方面作过计算，结论都十分庞大，以至于自己也不敢相信。以水泥为例。当时小水泥厂已经建成投产的有3400个。有人提出，稍加改造，产量完全可以达到5到10万吨，最大的在1977年已经达到了30万吨。笔者以此计算，如果每个厂达到5万吨，那么全国仅仅小水泥产量就可以达到1.7亿吨，超过当时世界第一水泥生产大国苏联。如果达到10万吨呢？那么就是3.4亿吨。再进一步，如果平均下来每个厂达到30万吨呢？要知道1977年年产30万吨的小水泥厂是大跃进起家的，才19年的历史呢！可数量之庞大使得笔者又一次不敢想象了——仅仅小水泥产量就超过10亿吨。可现在，当时不敢进一步想下去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已经有所折扣地成了现实，或者接近了现实。这还是在邓匪严重破坏和重重阻力下取得的。2005年我国的水泥产量就超过了10亿吨，2006年达到12.4亿吨。我国的水泥产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总和。第二水泥生产大国和我们比，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
——笔者当时也不是没有考虑到有些厂不可能达到30万吨，但也想到了不是所有的厂在达到了30万吨后就止步了，有的厂完全会达到和超过当时最大的中央水泥厂——这在现在也已经成了事实。何况那个时候还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小水泥厂在邓小平匪帮的摧毁、阻碍和惊呼下纷纷投产。
对于中国的钢产量，笔者算到过的产量最高到达过十几亿吨，至少应该达到七亿多吨，但同样未敢想下去。那时当然相信毛主席在1956年说的，用五十年到六十年时间，即在2006年或2016年达到二亿吨或三亿吨，相信完全能够达到并且毛主席是留有很大余地的，并且意识到毛主席考虑到了中国的经济会遇到很大曲折，包括目前邓匪复辟的曲折下，才作出的估计。
由于邓小平匪帮刚复辟上台时，对钢铁工业的破坏非常严重，鞍钢的两座大高炉面临被摧毁，小钢铁厂更是摧毁得非常有效，因此当时对钢铁工业更不敢有奢望了。但总觉得毛主席的预言还是能够实现。即使1989年我国的工业面临极大困境时，写作《军政府的末日》，笔者还是认为尽管我国的工业受到了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花五十年的时间，到2006年工业赶上美国是不行了，但花六十年，到2016年实现毛主席提出的赶上美国的预言，还是现实的。——现在这已经在眼前了。但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以为邓小平匪帮就不会继续破坏了，他们的破坏一刻也不会停止。目前的高速增长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还难说。现在我国各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在深度上发展。因此到那时我国在许多产品的产量上足以超过或大大超过美国，象电子工业、飞机工业、航天工业等受到了邓小平匪帮的严重摧残，大大地落后了。因此，许多尖端工业不可能赶上。
七十年代末期计算时，笔者也曾想到过资源问题，不是没有考虑到在1949年全国面临的是全国的资源，而七十年代后期各省、自治区面临的仅仅是本地的资源，但我国的资源远没有到了枯竭的地步。各地资源不同，会有很大不一样，不能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一样。但各地也可以互补。因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大多数，平均下来达到和超过全国的水平是可以做到的。目前我国各地工业的迅猛膨胀，说明七十年代末期，笔者这一乐观估计已经得到了证实。河北自然与它拥有的资源有关，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省、自治区都达到3000多万吨。但河北对全国其他省和自治区就起到了互补的作用。现在应该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匪帮的复辟和破坏，在2006年甚至更早，我国的钢产量完全应该达到七亿多吨。如果说至今没有达到，那就是这伙匪帮破坏的结果。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战争中兴起的地方工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即使像笔者那样从来就对其前途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估计不足，没想到八十年代在邓匪的严重打压下各地的小钢铁厂能够缓慢地复苏。尤其经过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邓匪的严重压榨造成严重困境后，又能重新快速地增长起来。经过八十年代中期的建设，许多地方中小钢铁厂已经冲破邓匪的“彻底否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鸟枪换炮了，从游击战和运动战转入了运动战和阵地战。即使邓小平匪帮也感到力量不可小视了，1987年小钢铁的钢产量由1978年的478万吨猛增到1230万吨，尽管许多小钢铁厂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彻底否定”了，小钢铁的增长速度还是大大超过大钢铁。邓匪片面强调大钢铁厂，却使得我国钢铁工业十一年还不能翻番，小钢铁却在邓小平匪帮的严重压迫下，超过了八年翻番的水平。许多设备得到了改造，产量上升、质量进一步提高、消耗减低，如炼铁的焦比由1978年的763公斤下降到625公斤，吨钢可比能耗由1834公斤，下降到了1137公斤。许多小钢铁厂成了盈利大户。——这和物价上涨也有关系，尤其1983年邓小平匪帮为给他的大规划擦屁股，搞什么重点建设，向地方和企业征收重点建设基金和这样那样的税，以及各种强制性借款。地方就来了个生产资料大涨价。如上面说的邯钢，在和邓小平匪帮分灶吃饭后，把三座6吨的侧吹转炉改造成了两座8吨的顶吹转炉，后来积累了资金又改造成了20吨转炉，不久又引进了高速轧机。产量由40万吨增加到85万吨。和安阳、济南等八个企业一起成了利税超亿元的盈利大户。由于新建，以及部分被“彻底否定”的得到恢复，地方中小钢铁厂又达到了500多家。在钢产量中的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一。
那以后由于邓小平匪帮对地方大大加强了压制和榨取，地方工业再一次遇到危机，但大致上1991年以后又一次重新地振兴起来。原因在小水泥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中国的小钢铁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还得到了国外的重视。如《参考消息》1991年1月10日有篇文章就叫《印度人皈依了中国钢铁技术》（原载美国《商业日报》1990年12月24日）——是不是皈依了邓匪的心肝宝贝？不是！而是皈依了“小生产方式”。中国的300立米高炉可以年产15万吨生铁，而费用很低，几乎不用花费外汇，几乎所有的设备都可以在印度制造。印度的辛普莱克斯集团董事长沙阿说，大型综合工厂和电弧熔壳炉都不是提高印度钢铁产量的适宜办法。该集团正在推广中国的小高炉技术。这个想法正在引起人们兴趣，有几家公司肯定会走这条路。这些300立方米的小高炉生产效率非常高，比普通高炉高出近三分之一。日本的钢铁专家参观了以后，称自己看到了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生产效率。小高炉的适应性还相当大，现在我国的经济老是在发冷热病，市场热时可以很快建成投产，冷下来后又可以立刻停产。技术改造也非常快。而大高炉即使没有了销路，也不得不一直保持生产。
九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匪帮又一次对地方工业大砍大杀，但到了二十一世纪，他们再也砍杀不了，中国的地方工业包括钢铁工业终于到了极其庞大的地步。这一切都是“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上要闹一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的伟大胜利，也就是说都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独立战争即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也是地方的胜利。目前地方的大权基本掌握在土皇帝阶级的手里，所以也是土皇帝阶级的胜利。一切胜利果实目前都落到土皇帝阶级的手里，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人民群众的手中来。以上这些也都说明了笔者在《军政府的末日》中提出的，不管土皇帝阶级的面目多么可憎，要把他们当作一个进步力量，当作革命的动力看待，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归根结底他们也是走资派，也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他们害怕革命，也一定会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尤其在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打倒后。到了那以后再进一步，当他们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完全丧失后，就成了反动的腐朽势力，成了革命的对象。但在此以前我们还得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同时又要随时防止他们来一个四·一二大屠杀。
为什么我国的钢铁工业会有这么大的潜力呢？水泥等其他工业也一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推行的地方性中小工业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庞大？除了企业和设备以外，关键就是人的因素了。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者，其中人，即生产者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地方性中小工业的大发展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也包括管理人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五小工业建立起来了，人才也就培育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不但建设了一大批企业，而且创造了一个工人阶级，包括愿意和工人阶级同命运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最最强大的生产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一直到1970年还是第一，但1976年时已经不能不让位于我们中国了。1970年，我国还只有一千多万产业工人，1976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2600万，还有集体企业包括社队工业，还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农民。这三者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美国的三千万。尽管装备还大大不如美国，但不光在人数上超过了他们，在生产知识上也麻雀虽小五脏齐全。五小工业中以小化肥在技术上最复杂，但让一支小化肥厂的职工队伍去开动一个最先进的大化肥厂大概还开动得起来，充其量稍加培训就可以开动起来了。这就是许多小化肥厂能够在现在变得非常庞大的原因，也是许多昔日的小钢铁厂现在发展壮大的原因，一个地方有了这样的队伍哪怕只有一支，也可以很快地培育出第二第三支来的，也就是说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开了个头，现在地方上已经可以很快地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的新厂来。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土皇帝处于生产的领导层中，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一起，在一定的时间内也是强大的生产力。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地方性中小工业的大发展。就不会有济济人才，也不会有现在地方工业的庞大。没有大跃进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不会有地方中小工业的大发展。
附带说一下，邓小平匪帮还有反共的极右派和其他一切反动派，总是攻击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什么人才断层，这是多么地荒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有那么多的人才吗？那时在一个省或自治区，在一个专区、一个县，究竟有多少办工业的人才呢？有多少个县有钢铁厂、机械厂、化肥厂、水泥厂等等人才呢？就是有一些，绝大多数也是大跃进培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不但在地方上培育了大量的工业人才，国家也培育了大量的高级尖端的人才。人人可以举出些例子，如制造氢弹、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相当先进的飞机工业，如运十、歼八、涡扇七的人才，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震预报人才，还有自行设计制造30万吨合成氨厂和本钢一米七等等的人才，尤其是我国的电子工业已经在1973年制成了集成电路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在毛主席逝世时也已经小批量生产了，我国的电子工业和国外最先进的水平比虽然还落后却处于同一个层次上。邓小平的复辟才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如运十飞机被“彻底否定”后，现在忽然又说要搞大飞机了，可当时的人才都走散了，或衰老死亡了，新的也没有培育出来，目前全国搞大飞机的人才才收集了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据说要从国外引进。最最可恶的是，有人揭露，邓小平匪帮极力破坏地震预报工作，大多数有成就的地震专家都有意地不让他们带学生，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正在灭亡。再如目前我国的电子工业充其量不过是外国的组装厂，而且是淘汰产品的组装厂。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已经是隔几个层次的差距。
◆为什么毛主席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打倒刘邓◆
上述这些道理在1958年刘少奇是知道的、也是提倡的。现在许多人揭露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破坏和歪曲大跃进，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要指出，不能说揭露的刘少奇话句句都是谬误，有的相当正确。如1958年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该年9月23日，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他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又说：“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原文如此，语病），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刘少奇这些话有一些不妥当，过了头。比如大炼钢铁最终还是要产品，要降低成本，师傅钱可以出，也要适可而止，人才究竟需要多少也不能随口说个三万人以及成百万、成千万，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缺乏经验有些不妥可以理解。这就是当时反驳大跃进反对派的一个理由。到1959年和1960年小高炉起着极大的作用，有一半生铁是小高炉炼的。毛主席也是把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等人都当作革命的动力来对待的。即使他们个人没有做过好事，即使他们有的追随者很坏，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宪圣、四川的李井泉，尤其信阳的路宪文罪恶极大，但不等于他们所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一点好事都没有做过。也正如此，高岗、彭德怀要打倒他们，毛主席就不能同意了。当然他们不过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尽管刘、邓极端地对不起毛主席，把自己打扮成大跃进的化身，企图把毛主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好打下去取而代之，可从大局出发，毛主席还是团结他们，又斗争又团结，既力纠五风，又不赞成打倒他们。抗日时蒋介石无时不想消灭共产党，毛主席不是一样又斗争又团结。甚至到了1962年的右倾，刘邓一伙一度背叛了大跃进，毛主席还是努力挽救。
有人会说：“这么说来，刘少奇当时是支持地方工业、中小工业和土洋结合的。”——确实如此！就是对于利润挂帅也是既主张又不主张，只要对我国的经济大局有利，他还是允许政策性亏损并给补贴的。不能说刘少奇那时说的话句句都是谬论，正确的起积极作用的还不少，决不仅仅支持地方工业、中小工业和两条腿走路。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时不能打倒他们。
这一说法和他们后来竭力破坏发挥地方积极性，以及反对中小工业，反对土洋结合一点也不矛盾，事实本来就是如此。我们说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代表的是第一个党内资产阶级——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伴随着我国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而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建设这一工业体系需要一个领导层，这个领导层是主张在我国建设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的。这一阶级就发生在这个领导层中，作为这个领导层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派别，他们希望完全垄断我国的工业和经济，作为自己这个阶级的共同私产。为此，他们一般来说反对并且破坏地方工业的，就好像赫鲁晓夫提出“工业苏联，农业中国”一样，他们也要把各地方作为他们这个中央的殖民地来剥削。——然而这只是一般情况。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地方性的中小工业，没有土法上马，不允许必要的政策性亏损，中央大工业体系也建设不成。刘邓等人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一开始对地方工业和小、土、群可以采取支持的态度。后来大厦快要建起，在他们看来脚手架就可以拆掉了，所以又转为疯狂地反对和破坏了。到1962年除了被这一领导层中的马克思主义派——毛主席、柯老、周总理，以及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而保护下来的少数以外，几乎全被他们摧毁了。这时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面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但1961年他们还是要求将中央的大工业体系建设成功的，积极性也就没有完全消失。利润挂帅也是如此，在1960年表现得特别显著，那一年许多企业盲目追求利润生产了许多利润高的产品造成了积压，农村人民公社也往往盲目扩大利润高的农产品的生产，1961年发展到大规模地弃农经商，大批的土地被荒芜。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8年9月23日，刘少奇并不盲目地以不盈利作为摧毁小钢铁的理由，而是支持小钢铁。
我们历来公正地评介对立面的功与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伐资产阶级时公正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解决眼前的矛盾。不像一切反动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断章取义，歪曲割裂，直至凭空地造谣，尽量地抹黑对方，把对方妖魔化。在批判刘邓路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清是非，分清正确和错误，尽量（出现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不要把正确的话当做错误的来批判，不要把历史功绩当作罪过来批判。还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邓小平匪帮不但完全背叛了大跃进，还把自己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嫁祸于毛主席，这些罪行必须坚决揭露。为了抵赖自己的罪行，他们甚至作出一付一贯反对、最最反对大跃进的样子，以前自己说过的话有的明明正确也躲着走，并作为错误往毛主席头上扣。对于自己的罪行造成的恶果，他们适应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尽量夸大。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得到其他反动派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好像他们最为深恶而痛疾之，因此就不是他们的罪行了。相反谁如要对损失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介，谁就是在掩盖损失，就是罪魁祸首。——这样，大家对他们说过的话，不但错误的必须清算，有些正确的、他们已经背叛的话，披露一下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历史真相，让大家看清他们是如何背叛大跃进、如何篡改历史真实的。
一切文革反对派、反共极右派，如蒋匪帮残余、被打倒的地主富农阶级残余，以及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资本家，总之一切反动派都是坚决地反对大跃进的，也是毫无理由地坚决地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大跃进，归罪于一开始就力纠五风的毛主席。那是他们反动阶级本性的表现。他们只有反动的政治需要，不要事实真相，跟他们是永远说不清的。他们的天性就是从反人民和卖国出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也反对中国的工业化，以免妨碍了他们要中国当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妄想。他们无风还要起浪当然不要事实真相。1957年右派分子把刘少奇作为主要的对头，甚至造出极其荒唐的“毛主席是被刘少奇逼着反右”的神话来。现在好了，历史的铁扫帚把一切社会渣滓都扫到一块了，不少右派倒过来为刘邓说话，甚至把他们说成是反对反右的。明明知道浮夸风和共产风正是刘邓等人搞的，明明知道邓小平匪帮归罪于毛主席只是嫁祸于人，但还是要为他们开脱。从这儿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手段而已。甚至当邓小平匪帮刚复辟时，为吴芝圃、曾宪圣、李井泉等平反，他们不但丝毫不反对，还同情这些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黑干将，真正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和这些黑干将作斗争的群众和干部，大批受到邓匪复辟的打击，他们也从来不站在这些干群一边，而是站在邓匪一边。当时他们和邓匪是配合得非常好的。现在出于需要，他们中不少人又反对刘邓了，但不管对刘邓表现出怎样的义愤，当邓小平匪帮和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对时，他们是决不会站到毛主席一边来，而总是站在邓小平匪帮一边的。现在他们反对刘邓，是把他们犯下的罪恶和毛主席打在一堆，当作“共产党的暴政”来打的，同样也要夸大其词。先打倒的反动阶级只有当后打倒的反动阶级实现目标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不管以前有多大的矛盾，为了对付革命派后来就一致了。比如资产阶级原来和封建主是对立的，但工农起来革命，他们会和封建阶级联合起来，封建阶级也会和他们联合。进入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到处都是支持封建势力的。又如，1959年张闻天和刘邓是如此地势不两立，在江西整邓、毛、谢、古的就是张闻天，但到文化大革命揪叛徒时，刘少奇明明没向张闻天报告过，张闻天竟然要为他掩饰，说六十一人叛变出狱是他同意的。后来邓匪小平还为张闻天“平反”。
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感到奇怪，为什么毛主席当初不打倒刘少奇等人？有人提出，高岗对刘少奇的揭发，大多数和文化大革命是一致的，为什么毛主席不打倒刘少奇，反同意批判高岗呢？既然刘少奇、邓小平大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甚至要把毛主席打成右倾，那么彭德怀要打倒他们时，为什么不让他们倒下反而同意批判彭德怀呢？——这都是毛主席尊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做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社会上层的政治斗争。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仍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开始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大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逐渐地不再适应于生产力，而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郅郜，到那时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也来到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至今，这些矛盾一直表现为阶级矛盾。随着新生产力的建设，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劳动阶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后者是从生产力的领导者中产生的，而前者则是后者的掘墓人。马克思还告诉我们，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力量，在它对社会的积极性消失之前，在它变成完全腐朽的消极力量以前是决不可能灭亡的。
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有一个发生、发展并逐渐走向完全腐朽反动的过程。刘少奇本人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尽管刘少奇的思想一贯代表资产阶级，也不能说他代表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阶级。他到天津去和资本家作那套剥削有功的讲话，还提出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解放初在政策上又多方照顾资产阶级，都说明了那时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儿说的资产阶级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而是人们所称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刘少奇也不是很坚决，社会主义改造他还是参加的，这说明他后来还是同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邓小平也是参加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刘少奇、邓小平又最最坚决地要求反击。这说明刘少奇也在变，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
刘少奇还是能够变的，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毛主席一方面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也和他们讲团结。高岗要打倒他们，毛主席不能同意。高岗说刘少奇代表资产阶级这没错，但1954年资产阶级还没有改造，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打倒，这个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怎么能够随便打倒呢？何况还不坚决。
自然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比如他要工人都当合同工，被毛主席制止了。这无非是要工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雇用奴隶而已，这不是资产阶级吗？在反右中刘邓也“顺便”搞扩大化，把不是右派的也当作右派来打，也放过了一些真正的右派。他们的真正目的绝不是打倒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人民民主权利，1957年整风就是为了整掉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倾向，防止党员尤其党的干部成为资产阶级。这是剥削阶级能够同意的吗？剥削阶级只要人民群众规规矩矩地为他们当牛马，岂能允许有民主权利？哪能允许人民群众批评他们的错误倾向？今天的西方国家号称民主也是这样。邓小平不是用西方国家也不允许大字报，来作为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理由吗？后来他们又开始大规模地从多吃多占到贪污盗窃生活腐化，这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了，到社会主义改造时，刘少奇已经不再是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而转为另一个资产阶级了。这时他们盘踞在新的社会经济建设的领导层里，已经代表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了，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后来发生的土皇帝阶级，而有它的特殊性。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要在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是用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代替“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反对在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作为一个阶级，许多人一开始甚至是积极参加的。他们正是和这一工业体系相联系并作为领导，参加了这一工业体系的建设工作。恰切地说正是从建设这一工业体系的领导层中分化出来的。——声明一下，这不等于说这个阶级中每一个人都是为这一工业体系的建设作了好事，如河南信阳的路宪文究竟做了哪些好事？但作为一个阶级，还是革命的同路人，当时还有一定的积极性，不但比旧社会的大官僚资产阶级进步，也比“民族资产阶级”进了一步。正因为如此，那时不能打倒他们，也打不倒他们。如果因为刘邓搞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就要打倒，那么谭震林、李先念和李富春等人就要紧张了，整个从事大规模建设的领导层中必然要发生大混乱，许多人都要紧张了，建设的领导层打倒一大片，把建设的领导队伍搞乱了，建设还能进行下去吗？
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看到刘少奇等人因为搞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认为时机成熟要打倒刘、邓，也打倒周总理以及一大批文官时，毛主席就不能不出来制止。刘少奇当然最先“一触即跳”，和彭德怀吵得好像在打机关枪和迫击炮。——这就是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批评“一触即跳”和后来初了一篇文章叫做《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和其他》的原因。邓小平有幸打弹子受伤不在场，没有充分表现自己，但他在场外的表现也是经不起揭发的。
说刘邓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当时不能打倒是一回事，人民群众和这一阶级的斗争又是另一回事，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我们一时不能打倒这个阶级，当人民群众和他们作斗争时也决不能站在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一边。同样土皇帝阶级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人民群众有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决不能站到土皇帝一边去镇压人民群众。毛主席就从来没有镇压过，他从来不镇压1973年停工停产的工人，反提出在宪法上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临终前夕还提出：“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同样无论是河南的群众反对吴芝圃、路宪文，还是群众反对三自一包，桃园经验，毛主席从来就没有镇压过，而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有的人说话有片面性，如河南的党言川，毛主席也没有打击，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他们造反。
高岗、彭德怀等人也有自己的野心。彭德怀解放后就一直篡夺军权，并在军内打击一大批。1958年终于把总参谋长弄到自己的亲信黄克诚手里，以为军权在握下一步只要打倒文官就可以篡夺党政大权了，却没有意识到既得罪了广大的文官，也早已经在将军中引起了公愤。所以1959年他的上书不但受到文官们的普遍反对，武将们也群起而攻之，从而自己打倒了自己。政坛上的事情复杂得很，简单地就事论事，高岗就更不应该打倒了。有些人写的材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对更激烈，毛主席还保护了他们，彭德怀还假惺惺地说了一通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话呢！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大家都看了吧。大阿哥才当上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就告了太子一状，他告的全是事实，还没有别的什么消极性，但康熙皇帝就不高兴。他明白，大阿哥完全不是出于公心，不就是为了打倒太子自己当太子吗？后来大阿哥被圈禁，以后太子被废。难道就能为他平反，给他戴上什么光明磊落、为民请命、铁骨铮铮等光环吗？难道能说康熙皇帝处理大阿哥错了吗？
但对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也不能迷信，不能把我国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建成首先归功于他们。他们既有积极性又具有破坏，而且也不坚定。1961年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被破坏后，我国的工业产量和产值直线下降，刘邓等人终于沉不住气了，1962年他们转向陈云，连中央的大工业也要伤筋动骨，大砍大杀了。这说明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遇到困难也要倒退回去向旧的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新沙皇投降——他们都反对我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对于这个工业体系，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也要刻上自己的烙印，按自己的需要来建设。这就是国民经济不协调的原因之一。比如在大跃进中，尤其1960年片面追求利润和产值，矿山等短线不赚钱，受到轻视，赚钱的生产过多造成积压浪费——现在这都归罪于大跃进了。不过在大规模的建设中出现一些不协调总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全怪他们（公正评介）。又如矿山采掘失调，既有他们重开采、轻掘进的一面，也有大建设中需求量大，难免寅吃卯粮的一面。就是1958年对地方中小工业的支持，他们也还打有自己的烙印，不但支持大炼钢铁，支持其它有益的小工业，也支持盲目发展某些不该发展的小轻纺。比如1957年我国棉花大丰收，产量3280万担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5年增产8.4％，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业的重组，由于工人劳动积极性的高涨，由于工人的创造性得到很大的发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机器运转的加速，总之由于大跃进，1958年新棉尚未收，棉花早就纺织完了。根据邓匪的数字，1958年棉花又是特大丰收，3938万担比1957年又猛增了20.1％，但1959年收棉前，棉花又早纺织完了。正是这个缘故，国家把棉纺织厂的一部分淘汰，把厂房和职工调拨给重工业。——这就是陈云等人攻击大跃进轻视轻纺工业的“理由”。其实1958年我国的棉纱产量126.2万吨，比1957年猛增了49.5％，1959年又达到了153.1万吨，又猛增了21.3％。棉布产量也大幅度上升，根据邓匪数字1959年75.7亿米，比1957年50.5亿米猛增了50％，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轻视轻纺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大量建设小轻纺。可因为轻纺工业赚钱，刘邓就鼓励搞小轻纺，小烟厂也是这样。这些企业在1961年关停并转是完全应该的，当初就不该搞。
不管刘少奇历史上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等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暴露了也只能打倒他个人，而且不能牵连到整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自然像这样的叛徒、内奸、工贼混到了共产党的队伍是决不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但一段时间里，刘少奇确实做了革命的同路人。至于先是共产风和浮夸风，后来又是下马风和三自一包，甚至表现动摇，企图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旧资产阶级，放弃中央大工业，这正是这个新资产阶级的必然表现。既然如此，那么一方面对他们的破坏性和消极性不能不斗争，另一方面在一段时间内又不能不继续团结。
有人会说，毛主席难道不能够不用他们而改用其它人吗？这个问题问得不合适。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就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民主集中制。不能简单地说刘邓等人是毛主席要用就用，要不用就抛弃的。其次刘邓等人代表的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就算刘邓等人毛主席可以随便罢免吧，那么新上来的难道就一定不代表资产阶级，就一定比他们好吗？在刘邓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中，除了刘少奇、薄一波等人历史上是叛徒以外，大多数人对革命还是有功的，不少人也曾经为革命的利益出生入死，不管怎么说，用他们比用对革命对人民从来就没有什么功绩，也从来不想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人好得多。比如吴芝圃就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立有功劳。他们是从革命队伍里分化出来的，地位变了立场也变了，当了大官了就要成为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是毛主席能够避免的吗？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吧！他们在社会下层的代理人，正确地说是基础，那些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才混入党内的官僚，对革命从来就没有什么功绩可言，如果撤掉刘邓换了其它人，难道就能够避免他们混进来吗？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的阶级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的阶级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有的是革命的同盟力量，既要团结又要教育，有的是革命的不可靠的同盟者，有很大的消极性，要既团结又斗争，只有最最反动腐朽的才是革命的打倒对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一道理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早已说清楚了。在建设大工业的领导层中发生分化也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是刘邓等个人行为。我们至多只能说，毛主席在当时能够做的就是把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组装成一部社会机器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团结最大多数人的情况下前进。
就好比抗日战争，国民党蒋介石非常腐败，国统区人民非常痛苦，尤其河南，水、旱、蝗、汤祸害人民，蒋介石甚至丧心病狂掘开花园口。毛主席揭露批判了蒋介石，但难道能够要求毛主席在那个时候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那时主要的斗争还应该是抗日吧！同样道理，文革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打倒刘邓，文革后土皇帝阶级出来了，也干了不少坏事，压迫人民群众不遗余力，但同样不能要求不合时宜地打倒他们，至今我们和他们还只能又联合又斗争，在推翻邓小平匪帮复辟的斗争中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尤其要指出，由于邓匪复辟，无产阶级被打了下去，目前地方经济大发展的领导工作就是他们做的，这使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立的功绩比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在六十年代上半期大得多。当然邓匪能够复辟是和土皇帝的叛卖离不开的，没有他们的叛卖，邓匪那儿来的力量能够复辟成功？
毛主席和他们斗争后，1963年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建成，三面红旗的胜利成了不争的事实。到那时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倒也很愿意回来继续充当大跃进和大建设的代表，也作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对地方中小工业的压制还是非常厉害，在论及小化肥和小水泥时都已经说过了，小钢铁也是如此。毛主席利用中央大工业的胜利乘胜追击，许多搞地方中小工业的人也开始为这些工业平反，斗争就激化起来。加上在六十年代初期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贪欲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要求查经济，毛主席就开始了四清运动，而刘邓则搞“桃园经验”、伪“后十条”，把一大批群众拿来顶罪——终于斗争进入白热化，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积极性，变成完全消极的社会力量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还野心勃勃企图全面篡权，可他们没有料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并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爆炸性的效应。——一场阶级大搏斗不可避免了！
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个“及时”不单指不能晚，也指不能早。晚了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就会受到大破坏，由于没有地方工业和社队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情况将比现在严重得多，人民群众六十年代就将吃二遍苦。到那时再发生革命不单困难得多，代价也高得多了。但提前发动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适时，所以出现爆炸性的局面，积压在人民心中的革命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不过毛主席虽然提出“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干部大多数却并没有造反。在大跃进中我国的地方经济一度得到飞跃的发展，虽然在刘、邓、陈的摧残下失败了，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第二次大跃进和地方五小工业的大发展积累了经验。不仅如此，在地方干部中还创造了一批要求进行地方经济建设的人才和力量，大跃进中取得的建设经验相当大一部分装在他们的头脑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地方干部有一些是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殖民总督，如李井泉等，这些人在文革打倒后大多没有出来，跟吴芝圃、曾宪圣比，李井泉的命运还算比较好了。但是更多的地方干部尤其实权派是要求地方建设自己工业的，和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不一样。但除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人民群众的造反，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还只能规规矩矩地做顺民，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做受压迫的顺民。所以一开始不是主要对付刘邓而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打倒后，地方具有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权力和条件，他们倒是非常愿意接受的，也因此解放参加了三结合，进入了地方经济建设的领导层。装在他们头脑里的财富不能丢弃，所以尽管不少人对造反群众还是格格不入，革命并不能不要他们。另一方面土皇帝阶级也正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
土皇帝阶级也是既有破坏性又有积极性，必须又斗争又团结——一直到现在仍应如此。这也是1974年批林批孔不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至今仍不能打倒他们。尤其现在地方经济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起的积极性显得比文革前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更大。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被打倒过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已经完全过时，只有破坏没有一点积极性可言了，邓小平匪帮的一切经济政策都是失败的，只能彻底打倒。当前必须集中火力对付邓小平匪帮并团结土皇帝。
附带说一下，以后将有专门的文章论及。1974年毛主席为什么反对三箭齐发，反对大批走后门？因为这主要就是土皇帝阶级干下的，如1974年大反走后门，正在进行的大建设的领导层就必然发生大乱，第二次大跃进也搞不下去了。许多单位的职工是走后门进厂的，进厂后学了技术，把他们的大多数赶出厂，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大批工厂不是要垮台了吗！他们的绝大多数本来就应该安排工作。把他们赶出厂后还要不要再安排工作呢？一会儿赶出去，一会儿又收进来，原来学的技术报废再重学又何必呢？不是对生产力的无故大破坏吗？其实大多数走后门进厂的人，也不希望给官僚们请吃请喝和送礼，他们本来就有工作的权利。
——问个奇怪的问题：现在地方经济已经在土皇帝领导下非常庞大，那么如果毛主席于1962年逝世，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会不会在后来成为建成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领导力量？——很可能！毛主席逝世后开始当然刘邓掌权，但1962年他们已经卑劣地向陈云投降，和彭德怀也只剩下宗派斗争了，早晚也会变成投降派，就好像1977年华国锋向邓小平匪帮投降一样。这种投降的结果就是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一时建不成，被“伤筋动骨”地“砍掉”，大跃进也就被“彻底否定”了——尽管不至于“地平线上不留痕迹”（就好像邓匪复辟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地方工业却并没有绝迹那样）。——这将使得陈云、彭德怀和资产阶级右派上台。最后刘邓被打下去——就像华国锋被打下去那样。但参加大跃进建设的干部不会全部打下去的，尤其在陈云、彭德怀和资产阶级右派眼里，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总比无产阶级好，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一时却还不能不互相容忍。所以工农那时就会吃二遍苦，而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还能幸存。后来中国的经济历尽磨难，或许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还可能复苏并建设起来，因为领导工作正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应该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建设的，自然要打上他们的烙印。
由于复辟，发生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将晚得多，艰难得多，代价也大得多。长时间的代价，使得我国的中央工业实际规模将比1966年发展得大得多，但也特化了，特化并不是好事。像赫鲁晓夫复辟不让苏联各地方建设自己的工业，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前苏联的工业变得相当庞大也相当特化那样，使得前苏联成了超级大国也最终葬送了前苏联。
同样如果毛主席再活几年，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进体系就可以早日完整化，土皇帝阶级也将早日失去其全部积极性，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非常及时”地爆发，时间在1980年前后。1977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不至受邓小平匪帮的摧残，而是很好地进入休养生息阶段，尽快地发挥出生产能力。革命以后也可以及时进入第三次大跃进，这都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科技走到世界的前列。但显而易见，这场革命发生时我国的钢铁和水泥乃至化纤，虽然都能够比邓匪复辟后在1980年左右的实际水平高，却远不可能达到现在的规模，要求1977年以后短短几年里达到现在三十年的规模那是苛求了。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农村可以早日机械化和工业化，尖端科学也可以取得巨大成就。如电子工业将很快赶上西方，以后超过西方，飞机工业如“运十”、“歼九”、“歼十”、“歼轰七”等将很快成批生产，造船工业以及我国的海军也将很快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三十年来被邓小平匪帮破坏得一塌糊涂的。现在我国的地方工业实在也太特化了，所以尽管目前地方工业的庞大是邓小平匪帮的失败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太特化也是一种隐患。邓小平匪帮的复辟对我国造成了永远的巨大损失。
◆反对中小工业的真正目的是复辟和奴役地方◆
尽管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复苏完全是地方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但与邓小平提倡私有企业也有关系。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匪帮忽然对修建小铁厂感兴趣了——不是为了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复兴，但确实有利于地方复兴自己的钢铁工业。原因是我国的钢铁生产增长缓慢——这正是邓匪疯狂地摧毁的恶果。甚至1986年我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进口国。邓小平发急了，于是想到了小铁厂，但是私营的。
他们搞什么山西能源基地也遭到可耻失败，山西的煤运不出来。文化大革命提倡南方煤矿时就指出，不是山西等地的煤不要开采，而是应该考虑到煤炭从山西运到南方要修建交通线，这是要大投资的，运输也要付费，相比之下南方煤矿虽然投资大，成本高，综合计算还是划算的，所以应该两条腿走路。可他们只要一条腿，又不搞铁路运输建设，最少时一年只修100多公里铁路。结果1982年上海煤储存只能用两天，比刮“下马风”的1962年还严重，那次是四天。邓小平也发急了，就提出让私人拥有汽车到山西运煤，仅仅在河南走500公里运费就要60元一吨，比开采南方煤炭还贵。甚至出现了一次堵车16000辆的车祸，创造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地方煤矿、中小煤矿和南方煤矿也就趁机复苏并且得到发展，邓小平匪帮只好容忍。不过也是从那时开始提倡私人采煤，从此就开始了我国煤矿工人的血泪史、矿难史。另外邓小平匪帮又提出了山西煤炭的“就地转化”。也就是办私人铁厂利用当地的煤资源和铁矿资源炼铁。
从1985年开始到1986年，赵紫阳和胡乱邦就到处叫卖开私人小铁厂，建小高炉，提出什么“国营、集体、个体多层次的合作和开发”就是不提中央、地方和农村。据说“来钱多，富得快”要“发挥优势”。——既然私人尚且可以开小铁厂，地方中小钢铁厂也就乘机以此为借口而复苏，地方钻了邓小平匪帮的空子，“用足政策”了。
赵紫阳和胡乱邦等人说，小铁厂和大跃进中的小高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小钢铁不一样。——从技术上来说，不就是从两次大跃进的小钢铁抄来的？还远没有那时先进。比如1986年2月25日《山西去年100多万吨煤就地转化》说：
去年胡耀邦、赵紫阳指出山西要加强原煤就地转化工作。……全省通过多种渠道，吸引省内外资金3亿多元，在70多个产煤县办起了数以千计的小铁厂、小电石厂、小建材厂，……省外引进资金2亿多元，并筹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去年全省有225座小高炉投产，正在建造的还有303多座，……这批总容积为6400多立米的小高炉，全部投产后，每年可以“吃掉”原煤400多万吨。年产生铁将达220多万吨。
可以算得平均每座小高炉仅6400÷（225＋303）＝12立米。不仅比第二次大跃进中建成的大多数小铁厂小得多，而且比第一次大跃进中建设的许多小高炉也要小。利用系数仅每立米0.94吨，每生产一吨生铁耗煤近2吨，如果“吃掉”的原煤是450万吨，那就是2吨。而邓匪篡权上台时大多数小铁厂都要好得多。还可以算得，平均每座小高炉年产生铁不过4167吨，前面说的被邓匪“彻底否定”的衡水铁厂不是比它们大吗？可见也不是大厂或小厂的问题。
又：《人民日报》1986年8月12日《八面来风》说：
山西省现在乡镇企业有小高炉四百座。总容积为3700立米。……当今的小高炉不同于1958年的“大炼钢铁”，也不同于什么“小土群”。……要建13立米、17立米的小高炉。资金从那儿来？设备从那儿来？人才从那儿来？……山西乡镇工业发展如此之快，必然带来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生铁质量不高，有的小高炉布局不合理，有的铁矿资源受到破坏等。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平均每座只有9个立方，更小了。连筹建中的也只有十几立方。实际还有更小的私营铁厂。大跃进时《五朵金花》里的小高炉绝对比它们大得多。除此以外全文并没有给我们指出和大炼钢铁及小土群的区别究竟在那儿。资金从哪里来？这些打着乡镇企业旗号的小铁厂，如果不是从农民头上刮来并由着乡村的干部使用赚钱，便是从私人老板那儿来，而私人老板也是剥削所得。设备从那儿来，各地方工业早已经具有大得多的设备制造能力。技术从那儿来？不就是两次大跃进中培育的吗？
邓小平匪帮历来攻击两次大跃进中的小钢铁厂“有问题”，原来他们叫卖的小铁厂更“有问题”，包括“质量不高”。至于布局不合理，那是两次大跃进所没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强调统筹安排，大跃进在全国大多数省和自治区建立了钢铁工业，被迫下马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各地又一次努力改变“手无寸铁”的现象，中国的钢铁工业布局得到了很大改善。铁矿资源受到破坏那也是私人企业乱采滥挖的结果。邓小平匪帮说，他们叫卖的小钢铁厂“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两次大跃进就是不可克服的？1960年小钢铁厂已经相当规模了，邓匪复辟时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中小钢铁的规模更大了。尤其质量，如要挑剔，总还挑剔得出“问题”的，但总的来说地方中小钢铁厂的质量已经基本过关了，有的厂由于资源等优势质量还很好。
可笑的是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大肆攻击小高炉呢？甚至以小钢铁厂尚未完全摧毁而遗憾。如《人民日报》1980年5月20日《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痛不欲生地说：
现在全国的小高炉还有几百座，大都生产普通的碳素钢，而且能耗高、质量差。江苏有一个专区就有小轧钢厂十一座，生产大致相同的型材，设备利用率很低。
那么邓小平匪帮说的小铁厂和两次大跃进搞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有二个区别，第一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而两次大跃进搞的是社会主义，第二不许地方拥有自己的工业。可见邓小平匪帮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中小工业，对中小工业和地方工业加的种种罪名都不过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复辟资本主义，要各地方成为他们“中央”的殖民地，要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提倡的小铁厂等是为了挽回建设山西能源基地的失败，但现在山西并不是全国小钢铁搞得最好的。他们一上台就指责河南缺乏铁矿石不应搞钢铁，但现在河南钢铁工业搞得一点也不比山西差。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失败的。而各地方倒乘机再次兴办了自己的钢铁工业，有的已经非常庞大了。
话也得说回来，现在我国那儿还存在社会主义的全民的、国营的、地方国营的或集体的企业了呢？即使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也都已经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了。有的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有的是土皇帝所有制。工人在那些厂里打工和在私营企业打工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更谈不上什么本质区别。打着集体旗号的企业也是这样，如乡镇企业，实际是乡镇干部的所有制。更何况原来的社会主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不少现在已经被私人所收买，收买者绝大多数是官吏，资金也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吞人民财产得来的。有人统计，目前全国三千多个最大的资本家中，90％以上是高官，其余是与高官有关系的。私营企业也往往和官僚垄断资本相联系，有的依附于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有的依附于土皇帝阶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照样存在。邓小平匪帮把不是他们所谓的国有企业统称为民营企业，如果真要名副其实，民营企业就应该统统没收到人民手中经营，现在人民群众哪儿还在经营企业呢？他们杜撰的这个“民营”概念很复杂，有的是地方企业，有的是农村企业，有的是道道地地的私营企业也不能不对地方和农村带有依附性。他们所以要把概念搞得如此混乱，据说因为“私营企业”这个名词带有歧视性，可他们的“国有企业”又好在哪里呢？除此以外许多外资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一方面带有买办性，或完全买办的，但也有一些同时分别属于地方或农村企业。
应该公正地承认地方领导对于抵制邓小平匪帮摧残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包括中小钢铁厂是有功绩的，但也不是光有功绩。不少土皇帝在邓小平匪帮刚复辟上台时，对于摧毁地方五小工业一样是有罪的。小钢铁厂是邓匪复辟的极重灾区，关闭的特别多。没有土皇帝阶级的配合决不至于如此。原因正在于小钢铁赚钱不多，有的还亏本。由于邓匪许愿搞四个现代化钢铁生产大发展，他们就想，既然可以从邓匪“中央”要到钢铁何必自己来搞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业呢？于是就参与了对地方小钢铁厂的摧残。不过地方领导哪怕是土皇帝，和邓匪想的还是不一样。邓匪是要从根本上摧毁地方工业，而土皇帝却是要以最有利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实力。崽卖爷地心不痛，对地方来说已经办起的中小钢铁厂毕竟是自己的家当，所以摧毁时远不如邓匪那么狠心，许多小钢铁厂和绝大多数中型钢铁厂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当他们急需钢铁时，能够综合考虑办小钢铁的效益。即使小钢铁亏本，但有了钢铁就可以使得机械厂开工充足，其他需要钢铁的事业也相应发展，生产出的利润，足以填补给小钢铁的补贴还大大有余，于是当他们对邓匪中央提供钢铁失望后，就重新办起了小钢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这儿可以看到土皇帝阶级具有两重性，既是利润挂帅者，又是利润挂帅的批判者。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在许多方面表现了这种两重性，这在其他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土皇帝阶级死心塌地地摧毁的目前大致上就只有农业机械化了。但也不是像邓匪中央那样要从根本上消灭地方机械工业，许多农业机械厂改了行，生产的是洗衣机、冰箱、摩托车之类赚钱的产品。这些改造有许多失败了，也有不少地方赚了大量的钱。目前地方机械工业也已经非常庞大了。在市场上看到的家用机械产品绝大多数是各地方生产的。
邓小平匪帮疯狂地反对地方建设自己的工业，反对五小工业，大肆攻击什么“小生产方式”，好像他们最最重视中央的大工业，但中央工业已被他们搞得一败涂地，现在已经完全被地方性的中小工业淹没了。许多五小工业已经比中央的许多大工业还大了。邓小平匪帮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西南是我国三线建设的重点，这些原本都是中央工业。但目前东北和西南的工业搞得最差，远远没有其他原本不是中央工业重点的地方那么庞大。辽宁省的铁矿石探明储量在全国占第一位，原是我国的第一钢铁大省，现在被河北、江苏、山东远远地抛在后面。辽宁省原本是我国的第一工业大省，文化革命前工业排在上海的后面，居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二位。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国家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辽宁没有什么投资，倒和上海等一样大出血。同时国家大力提倡地方发展自己的工业，江苏后来居上，辽宁屈居第三。这原本是好事，正说明了地方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辽宁没有国家投资尚有1.3倍的大增长，已经很不容易了。同期全国工业增长为1.72倍（这还都是邓匪数字），1975年和1976年又受海城和唐山两个大地震的严重影响。但现在集中着大量中央工业的辽宁省，又被山东、河北、浙江、河南、四川、广东、湖北等省压倒，黑龙江和吉林的位次也大大下降，这就不是好事了，上海也大大落后了，降到了第八位。北京原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工业在全国的位次排到了第五位，现在竟然下降到了第20位，天津下降到第15位。这些正说明了邓匪伪中央把我国的中央大工业搞得一败涂地，而地方性中小工业冲破了他们的种种压迫和盘剥，继续按照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得到了大发展。邓匪为了巩固统治，防止地方造反，把四川省的一大块割了出去，成立了直辖市——重庆，拥有3000多万人口以及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三线大建设的一大批先进工厂，具有丰富的资源，但并没有使重庆工业在全国各个省市中得到相应的地位。2006年重庆钢材产量仅382.87万吨。七十年代末四川省由于三线建设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在第四位，现在虽然超过了辽宁和上海，在全国的位次（包括重庆）却排到了第七位，不考虑上海和辽宁往下栽了六位。已经被广东、山东、浙江、河南、河北抛在后面。不包括重庆在上海、湖北、辽宁以下。贵州原来比新疆高一倍多，高于内蒙，现在在新疆以下，不到内蒙的一半。
附表四：1980年和现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座次升降
省市区 座次
1980年 现在
上海 1 8
江苏 2 1
辽宁 3 10
四川 4 7 包括重庆
北京 5 20
湖北 6 9
广东 7 2 包括海南
河北 8 6
黑龙江 9 13
天津 10 15
浙江 11 4
河南 12 5
湖南 13 12
江西 14 18
吉林 15 22
山东 16 3
安徽 17 14
山西 18 16
陕西 19 19
甘肃 20 26
广西 21 21
福建 22 11
贵州 23 25
云南 24 23
内蒙 25 17
新疆 26 24
青海 27 28
宁夏 28 27
西藏 29 29
注：不包括矿业产值，由于邓匪采用了西方国家极不科学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数据，因此现在的数据统计不完全。一般只考虑到工业、建筑业和运输邮电仓储业，也不完全。矿业和商业中的生产部门未能考虑。运输业也未能把客运扣除，因此与实际情况可能略有差别。
在现在，邓小平匪帮一方面依然毫不知耻地把主要由于毛主席的方针，如地方工业的发展造成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自己的“改革开放”——这当然非常可笑。另一方面继续竭力破坏地方工业，惊恐地看着地方经济一天天地快速膨胀。
就以各年的国民经济公报来说吧，就可以看到：2000年“煤炭行业关井压产成果进一步显现，……冶金行业总量控制取得积极进展，……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等多种形式，促进了国有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经营状况的改善。”2001年“一些行业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取得新的成效。……全年关闭各类小煤矿10944处，关停小钢厂12户，淘汰落后小水泥生产能力1520万吨、小玻璃生产能力263万重量箱，关停小火电机组230万千瓦。”2003年抱怨“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2001年还抱怨“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国内市场分割局面尚未完全改变，市场经济秩序仍比较混乱。”——看来经济的发展不是市场的作用，我们至多只能说由于邓匪的复辟，不得不通过市场。然而各地的工业各地自己会操心，不管是设备落后也好，经济效益不好也好。各地自己觉得行就行，本来就不要邓匪伪中央来管。不过近三年来这样的话在公报里看不到了。不知是不是无能为力了，认命了，过一天算一天了。
胡锦涛不是说有亡党的危险吗？他说的倒不是下层人民造反，而正是地方经济膨胀造成的地方独立，把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架空。这一威胁一定会变成事实，不管他们如何惊恐，也不管他们如何挣扎，他们都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为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邓小平匪帮是决不甘心灭亡的，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坚持破坏。即使像河北省那样的钢铁第一大省也不例外。邓小平匪帮还是对他们制造压力。他们受到了“发改委”的点名批评，罪名是“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发出《通知》说：“自2003年以来，国家虽对钢铁工业实施了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但有些地方显然执行不力，钢铁工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依然严重。这其中，河北表现突出。”也就是说，打击的对象不仅仅是河北，而是“有些地方”，所以要特别点名批评河北，除了河北“表现突出”以外，还因为“点名河北钢铁业，其实也意在对存在同样情况的其他地区起到威慑作用。”也就是要打击的是所有的地方钢铁工业。尽管“国家数个部委着力重抓的清理新开工项目工作”，伪国务院还“派出了6个督查组分赴山东、河北等12个省区督察。”可是受到了地方的抵制，“一些地方并未完全按照中央的政策进行整改，一些违规投资的清理仍未完成。”他们的“理由”是，河北尽管是钢铁大省，但是还没有形成规模经营。河北省不能不予2006年11月29日公布了第一批要摧毁的26个钢铁生产设备企业名单，压缩产量700万吨。以后还得公布第二批、第三批要摧毁的企业名单。河北省全省钢铁生产能力中有近45％炼铁能力、27％的炼钢能力，属于邓匪政策规定必须限期摧毁的。按照邓小平匪帮的目标，在他们的“十一五”期间，全国要摧毁约1 亿吨钢铁生产能力。邓小平匪帮的罪名是落后。按他们说，河北省钢铁企业202家，其中拥有炼钢能力的企业“仅”88家，“只有”唐钢和邯钢两家公司年产钢超过500万吨。“只有”23家钢铁企业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以上。炼钢企业平均产量“仅为”83.9万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实能够有83.9万吨已经相当不错了，就在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的1978年，澳大利亚有个厂，叫做克威纳纳，正在建设的一座70吨氧气转炉预定1979年投产，年生产钢铁能力就只有60万吨。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似乎只有产量超过500万吨的钢铁厂才算个样子。可也是1978年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厂纽卡斯尔厂的产量也不过300万吨。
他们又说，河北省独立的炼铁企业有42家，独立的轧钢企业72家，据2004年统计，炼铁能力为7703万吨，其中300立方米以下高炉炼铁能力约占全省炼铁能力的45％；炼钢能力7507万吨，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能力约占全省总能力27％。钢铁工业“布局不合理、集中度低、技术装备落后”——这就叫做落后了吗？五十年代我国还很少20吨的电炉，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最大的电炉也不过30吨。至于高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乱邦和赵紫阳叫卖下开办的私人企业，平均只有十几立方，许多年产量还只有几百吨。1991年印度不是还皈依了我国的300立米的小高炉吗？日本不是说这是想也没有想到过的生产效率吗？什么落后、效率都不过是借口。
但还是有不少生产能力被他们摧毁了。据统计，从2004年到2006年，河北累计“淘汰”炼铁能力337万吨、炼钢能力632万吨。其中高炉11座，总炉容1607立方米，炼铁能力170万吨，可见平均每座高炉容积146立方米，年产量15.5万吨，这样仅仅一座被摧毁的高炉，产量就接近1949年全国总产量。转炉9座，总炉容148吨，炼钢能力178万吨，平均每座16.4吨，年产钢19.8万吨，超过了1949年全国的总产量了。电炉18座，总炉容269吨，能力110万吨，平均每座近15吨，年产钢超过6万吨。电炉钢是好钢，1949年我国怕还没有6万吨的电炉生产能力。转炉和电炉合计，共摧毁炼钢能力288万吨。特别唐山、邯郸两个钢铁重点市，邓小平匪帮要求他们承诺在2007年底前分别摧毁730万吨和414万吨的生产能力。据说已经被摧毁了460万吨和120万吨。邓小平匪帮对地方工业的大肆摧残受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他们不能不哀叹：“河北省淘汰落后任务十分艰巨。”
地方既然早已和邓匪的伪中央“分灶吃饭”了，你管人家的企业落后不落后干什么？人家自己就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不是说生产技术和设备不应该逐步由落后向先进发展，也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淘汰一部分落后的生产能力，但用不着邓小平匪帮操心，各地自己就知道怎么办，什么时候办。如果他们觉得落后的设备现在不但还可以用，而且丢掉是个损失，那也是他们自己综合计算的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地方上的中小钢铁厂效率高得惊人，而中央大企业在邓小平匪帮控制下却一败涂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非常正确的，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匪帮要摧毁的当然不仅仅是河北的钢铁生产能力。按他们的说法：河北、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五省是我国钢铁落后生产能力的主要分布区域，五省现有落后炼铁、炼钢能力占全国落后炼铁总能力的70％、落后炼钢总能力的50％，因此是重点摧毁对象。可是这五省的钢铁生产能力也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而且除了由第一钢铁大省降到第四的辽宁省，这五个省是我国最大的钢铁生产省，这五个省在全国也算是相当先进的了。可他们居然还作为重点摧毁对象，其他省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因为产量没有那么高，才没有成为重点对象。
作为我国第二钢铁大省的江苏省，他们的目标是在邓匪的“十一五”期间，摧毁炼铁能力592万吨、炼钢能力462万吨。为此，要“调查摸底”，要“制定方案”，要“核实设备”，进行“跟踪指导”，“严格准入管理”，乃至“强制关闭”。据说江苏省已摧毁兴澄特钢生产能力35万吨、轧材50万吨，淮钢特钢炼铁能力18万吨，督促和监督南钢摧毁炼铁能力220万吨、炼钢能力230万吨。2007年6月8日还专门开会强调为摧毁江苏的钢铁生产能力将“利剑出鞘”，计划到2010年前，共计摧毁炼铁能力479万吨、炼钢能力707.2万吨，光2007年就要摧毁141万吨和477万吨。
2006年山东全省摧毁了炼铁45万吨、炼钢30万吨。2007年计划摧毁炼铁406万吨、炼钢135万吨，2010年前再摧毁炼铁能力368万吨。为此要“严格依法行政，严厉查处无证生产，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要“加大力度”、“禁止以任何名义变相扩大钢铁生产能力”。
山西省有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402座，炼铁能力约3700万吨，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31座，炼钢能力约560万吨，分别约占现有高炉能力的54.4％和炼钢能力的16.5％。被他们看作眼中钉，作为2010年前全部摧毁的对象。据说山西已累计摧毁炼铁能力1043万吨，2006年仅临汾地区拆除的小高炉就有13座，摧毁了200万吨炼铁能力。我们可以算得他们要摧毁的炼钢炉平均每座生产能力为年18万吨。临汾已经摧毁的小高炉年生产能力平均15.4万吨。
河南省要摧毁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14座，主要分布在安阳县；20吨及以下电炉1座，20吨及以下转炉已全部摧毁。自2003年以来，河南省“加大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力度”，关闭小钢铁企业280家。仅安阳市就关停了138家。2005年又整治了5家企业。
邓小平匪帮对各地工业的压制和摧残受到了各地各种方法的抵制。他们不能不哀叹：“淘汰落后任务十分艰巨。各地进展很不平衡”。各地比谁都知道300立方米的小高炉生产效率非常高，尤其在经济发冷热病的现在，小高炉船小好掉头，更为实际搞经济的人们喜爱。而大钢铁企业的反应却慢得惊人。以宝钢为例，他们走邓小平匪帮的所谓战略道路，投资建设新的高炉，可行性研究需要5－10个月，审批需要5－10个月，订购设备一年半，建设一年半，投产之后5年已经过去了。这还是最最顺利的情况，实际当时宝钢第一期工程建了八年多。邓小平匪帮所瞩目的一些大型“先进”企业，或者在他们逼迫下，各地不得不搞的大型“先进”企业都是这样，建设工期好几年，还没来得及建成投产，甚至钢铁工业已经由热转冷，建成之日就是不景气之时，不能开足马力生产。而中小企业早已建成收回投资并且赚够了。邓小平匪帮的干涉完全是破坏性的干扰。
甚至地方上还出现了就低不就高的“怪”现象。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觉得还是“落后”的设备要划算得多，新建的生产力就不是以所谓的“最先进”为目标，而是以邓小平匪帮允许的最“落后”为目标。比如小高炉，邓匪规定了最低生产能力一年一淘汰。大家就按照最低生产能力修建，即使明知明年邓匪会改变下限也甘愿当年就被淘汰。因为他们计算下来，小高炉投资少、投产快、见效快。建设不过几个月，再几个月收回投资，然后就是净赚了。即使只使用一年，也很划算了。以后邓匪中央提高了下限，属于淘汰之列了，到那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拖就拖，即使在邓小平匪帮逼迫下，实在不能拖被迫摧毁也已经赚够了，再上个稍微先进一些、大一些的企业。地方性中小企业也不是注定落后。实际上在技术上改进极快。比如环境污染似乎注定是它们的罪状。现在却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农村钢铁厂，环境犹如花园，进行全封闭生产，不让一点粉尘漏出车间，回收的粉尘不是别的，正是铁矿，为此而化的投资仅两年就可以回收。
——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已经非常成熟了，这是毛主席的大中小相结合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独立战争的胜利。
不管邓小平匪帮的反动统治和破坏维持到什么时候，到201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如果不是他们的破坏，早已经超过了。1975年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当时中央确实希望能够在2000年就超过美国，提前实现毛主席1956年提出的在五十到六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1973年我们不是实现了15年赶上英国了吗？
当然，我国的科学水平由于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看来在2016年不能赶上美国了，这也不是毛主席在1956年提出的目标。现在如果打仗，那么我们就打钢铁、打水泥、打炸药，美国是绝对打不过我们的。但如果打电子、打电脑，打网络，打其他科技和新兴的工业，我们又绝对比不赢美国。现在许多真有知识的人们都知道，毛主席逝世时，我国电子工业和西方国家只有五年的差距，本来早应该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而现在我们甚至还不如台湾和南朝鲜。绝大多数电脑的零配件我们还不能生产。这一切都是邓小平匪帮复辟的罪恶。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还是不能不靠人民战争，靠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新打法，这还得靠我们去发明，也一定能够发明出来。
◆我国现有钢铁工业的殖民地性和危机性◆
尽管我国成了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但是钢铁工业还是带有殖民地性。
首先由于邓小平匪帮极力主张无米之炊，“抓中间带两头”，“开矿不如买矿”造成矿石生产能力有限，自给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缺口长期存在并且越来越大。2003年到2005年，全国铁矿企业消失生产能力1596万吨，新矿建设和老矿改造挖潜增加生产能力仅2410万吨累计增加生产能力仅仅815万吨，根本不能满足钢产量同期增长17084万吨的需要，超出的部分就由进口来满足。这三年平均每年仅增长803万吨，而“十年浩劫”按照他们的数据也有8888万吨，可见我国的铁矿石新增生产能力至今还是这十年为最高——尽管1978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文革前的1965年，复辟以来又经过了近三十年，但是这三十年几乎白过了，还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他们主张铁矿石大量地依靠外国，提出“发展钢铁工业不一定要从矿石开始”。尽管我国具有丰富的矿山资源，已探明保有储量就达576亿吨，按照每年开采3亿吨的速度，可供开采190多年，这还是在邓匪严重破坏铁矿勘探下的数字。但是这几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度却越来越大，已超过需求量的一半。铁矿石消费增量基本上依赖于进口。2001年至2003年我国钢产量分别为1.5266亿吨、1.8155亿吨、2.2233亿吨，增长了45.6％，而铁矿石产量分别为2.17亿吨、2.31亿吨和2.60亿吨，仅增长19.8％，不足部分只好靠进口。按铁含量计，1990年我国铁矿石进口1419万吨，占消费量的比重为10.57％。2001年进口铁矿9239万吨，比2000年增长2200多万吨， 2002年进口1.1575亿吨，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铁矿进口国。 2003年上升到1.4813亿吨以上，超越日本、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相当于2000年进口量的一倍，占消费量的比重已达49.59％，将近一半。2005年铁矿石进口量又一次飞速增加到2.75亿吨，占铁矿石消费量的57％。据外国垄断资本预测，2008年全球铁矿石贸易量为8.95亿吨，需求量的49％来自中国，2010年将接近9亿吨，51％来自中国。而在2000年，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仅为4.5亿吨。我们可以算得，2005年铁矿石的进口量是2003年的1.86倍，2000年的3.7倍，1990年的19.4倍。2006年我国的铁矿石进口突破了3亿吨。有人估计未来几年，进口矿石占需要量将达到60％以上。部分钢厂进口铁矿石已经高达70％。
邓小平匪帮的一个借口是我国的铁矿石品位低，这不是理由。美国的矿石品位也低，含铁仅25％到40％，但美国加强选矿，把贫矿资源当富矿资源开采，经济效益相当不错。我国目前发现的铁矿资源平均品位是33％，不比美国差，只要抓好精料一样可以取得相当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我国的铁矿石勘探工作究竟有没有做到家？——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冶金部在1975年提出“找富矿，抓精料”是多么大的功绩。但自从邓匪篡权复辟以后，一切都停顿了下来，这方面的工作只做到1979年，以后就完全按邓匪小平，赵匪紫阳等提出的“钢铁不一定要从矿山搞起”来做了。
由于进口量巨大并且年年猛增，国际上形成了铁矿卖方市场。铁矿出口国就乘机大幅度涨价，价格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国际铁矿石交易价格年年攀升，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量的利润落到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手里。2005年5月，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联手成功将铁矿石价格提高71.5％以后，澳大利亚尽管已经尝到了极大的甜头，还贪心不足，胃口继续大开，计划将铁矿石提价到100％。2006年经过艰苦谈判，进口精粉矿和块矿价格比2005年仍然上涨19％。澳大利亚超过了他们的目标。我国用同样的钱只能买不到一半的矿石，或者说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秘鲁和加拿大等铁矿输出国用同样的矿石卖出了加倍的价格。我国的钢铁产量越是增长，他们就越是发大财。
海洋货运价格也狂涨，使得中国的钢铁业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利润落到了外国货运商的手里。用在海运业上的钱比铁矿石本身的价格还要高得多。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恶果再一次地突现出来。如果由我国自己的远洋船队来运输，即使运输价格大幅度上涨，那么付运费的是我们自己，收到运费的也是我们自己。
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矿石绝对不能进口。——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匪帮一定要造谣，离开了造谣他们就没法过日子。——问题是立足点在那儿？是盲目地依赖外国进口，从而受外国的控制和操纵，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地利用国外的资源。我国本来钢铁资源就十分丰富，首先要大力开发我国自己的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条件下进口外国的矿石。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在邓小平匪帮的破坏下，而是一直首先自力更生开发矿山，那么现在国外的垄断资本会利用我们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而大幅度地提高铁矿石和运费的价格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开发大量的矿山搞好剥离和掘进放在那里，如果外国资本家低价出售矿石我们就进口，把自己的铁矿山作为地下仓库放着，如果外国资本家要大幅度提高矿石的价格，我们就不买他们的高价，而开采自己的矿石。这还可以迫使外国资本家不能不低价出售矿石——一切由着我们来安排。尤其是，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越大，对国际市场的控制能力也就越大。可现在国际市场完全操纵在外国垄断资本家手里，我国的处境十分被动，完全受外国资本家摆布。钢铁生产能力越大越是受人摆布。刘邓一伙早就提出“开矿不如买矿”，结果是依赖国外的矿石造成国际市场矿石价格的猛涨，大量的钱被外国资本家赚去了，好像中国发展钢铁工业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外国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赚得丰厚的利润。以致现在买矿实在大大地不如自己开矿。
目前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消费国和最大的钢铁净进口国。
我国的钢铁工业虽然产量极高，但是和毛泽东时代尽量增加钢铁产品规格不同。邓小平匪帮复辟以来，由于妄自菲薄，我国的钢铁新品种、新规格很少增长，这造成庞大的钢铁产量主要就是大路货。许多品种规格的钢材生产不出来，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在进口钢材中板材就占86％左右，而我国需要进口的钢铁产品基本上都是价格高昂的。随着我国进口量的大幅增长，国外的这些品种的价格还跟着上升，我国又不能不支付出高昂的费用。外国资本又狠狠地赚了我们一笔。如2003年我国钢材总产量达到19218万吨，但板材和管材所占比例仅为40％左右。2002年我国进口钢材在2000万吨左右，80％以上是板材。我们已经知道在1972年搞“四三”方案时，我国不但引进了武钢一米七的轧机轧制钢板，而且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了本溪的一米七轧机。可是邓小平匪帮复辟快三十年了，我国的板材还得大量依靠进口。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发展，不但我国现在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板出口国，而且在轧制钢板的设备制造能力上也早和钢产量一样世界第一了。
一方面大量地进口钢材，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出口钢材，这看来似乎矛盾，关键正在于我国大量出口的钢材正是大路货。由于钢铁产品出口过快增长，国际上我国出口的钢材价格又大幅度下降。使得我国的钢铁企业也大大地吃亏而大量的利润又落到了外国资本的手里。但资源、能源、运力却逐渐跟不上需求。
钢铁的生产成本逐步上升，价格却大起大落。2005年由于铁矿石和煤、电、油、运输价格的上涨加大了钢铁企业生产成本。一季度钢铁企业通过涨价嫁祸于机械、建筑等行业，但这不仅使得这些行业成本上升，也对全国的物价造成了上升压力，使用钢铁的企业因此面临着困境，一旦这些企业生产不继必然造成需求收缩，相应的基本建设也下降，从而造成钢铁工业失去市场。2005年二季度，就发生钢材价格深度下跌，许多品种价格低于成本，不少企业因此亏损。
由于我国的钢铁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跟着房地产业的泡沫而膨胀起来的，因此尽管目前飞速增长，却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谁都知道，房地产的泡沫早晚要破裂的，一旦破裂，我国的钢铁工业必将失去市场而大幅度地跌下来。严重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正面临着飞速成长着的钢铁业。可是为目前的房地产和出口等泡沫所导引，我国各地许多行业都在大力扩展生产能力。钢铁工业也是一样，有人指出2005年钢铁工业在建的生产能力是现有能力的近60％。泡沫破裂后，已有的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正在进行的新建能力也必然跟着倒台，这就又进一步地造成钢铁市场的萎缩，从而使得钢铁工业发生连锁反应大幅度下降。
甚至有人提出我国的钢铁工业正面临着一场灾难。我国庞大的钢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好像是为外国资本家赚钱开的，是供他们剥削的对象。以上这些都显示了我国庞大的钢铁业在邓小平匪帮的破坏下带有殖民地性，实际上操纵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手里。
◆展望◆
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的钢铁工业还前途未卜。随时都有突然垮下来的危险。不能因为地方突破了邓小平匪中央的破坏，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就以为万事无忧了。但可以肯定，如果钢铁工业突然垮下来，这也将使得我国的整个工业都垮下来，那么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将受到更大的灾难，失业将成堆，在职职工的收入又将再一次大幅度下降。这必然要引起人民群众的更大的反抗。各地方也将再也忍受不住了。另一方面，工业的大批垮台将使邓匪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下降，现在他们靠豢养大批的军队尤其武警来镇压人民和地方，到那时丧失了财政收入军警丧失了给养也将不愿为他们卖命。到那时必将是全国性的全面的危机，人民造反，地方造反，许多军队也摆脱他们的控制，有的站到人民一边来，更多的站到地方一边去。邓小平匪帮的统治也就迅速崩溃。
在目前，出于需要也迫于形势，各地的政策也越来越接受毛主席的某些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政策，比如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地方上一直在进行，对邓小平匪帮的破坏一直在抵制。又如邓小平匪帮反对开发矿业，反对大大矿山之仗，一度有些地方也接受这些依靠买矿过日子，随着国际上铁矿价格的迅猛上升，许多地方已经决定开发自己的矿山，由依赖进口到以自力更生为主。这一些实事都说明邓小平匪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已经完全破产。一旦邓小平匪帮的统治崩溃，各地再一次地得到了自己的独立性，中国的钢铁业乃至整个工业都将如脱缰的野马那样飞奔起来。
前面已经说过华北和华东的钢铁工业发展最为庞大，其它文章中也说过水泥工业、化纤工业等以华东和华北最为庞大，这些地方工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是邓小平匪帮摧毁地方工业的失败和破产，但不要以为只有这些地方才是反对邓小平匪帮统治的。现在全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许多地方的工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完全没法和华北华东广东等地比。由于邓小平匪帮不断地加高必须摧毁的中小工业的门槛，这使得华北和华东等比较容易经受得住，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而许多省、自治区还远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企业，结果就是尽管他们不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实际所受的打击远比已经十分庞大的地方大得多。他们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不能不依靠相对来说还落后得多的办法。这已经为邓小平匪帮所禁止。结果是他们越来越难以发展自己的工业，结果落后的越来越落后，先进的越来越先进。甚至还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地方，反正自己已经先进了巴不得其它地方永远落后而站在邓小平匪帮一边压制其他地方。比如四川原来是全国工业处于第四位的省，还有攀枝花钢铁厂。可是现在不但在全国的位次包括重庆下降到第七位，而且尽管钢需求量远比发达地方小得多，却不能自给。自己办钢铁厂又受着高门槛的约束。但是这也就使得这些地方的群众和领导对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的强烈不满。所以不要以为只有经济发达的地区才有强烈的革命性，不发达地区更希望推翻邓小平匪帮的统治。目前东北和西南的工业搞得最差，不满情绪也最强烈。他们同样是推翻邓小平匪帮的革命力量。那儿有压迫，那儿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烈。一旦推倒了邓小平匪帮的统治那些地方就会很快地赶上来。也许有的地方就是只有在邓匪的统治推倒以后才能够赶上华东和华北的步伐。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