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 [复制链接]

【编者按：看到邓小平走资派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化工建设成果，我怒从心头起，人民当家作主之时，就是彻底清算他们之时】

魏一：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

2006年10月初稿 2008年6月修改,

［提要］中国人民衣着的改善在于化纤多了，源于化纤工业的发展。解放前我国化纤底子近乎于零。大跃进在几乎一无所有下起步，到文革前各种化纤生产已经有了试点，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了一些试点工厂。1969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进入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化纤工业也在全国推广，建成了一批大中小化纤厂，有了一定规模。人民衣着开始改善，服装改革也提到日程上了。我国已能自力更生建设化纤工业，建立了科研机关，培养了人才，从粘胶纤维到各种合成纤维齐头并进。这就为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封锁提供了条件。第二次大跃进中生产、财政和外贸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大发展都为化纤工业大发展提供了条件。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时机也就来到了。毛主席的“四三”方案中就有引进的四大化纤厂，此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四人帮”对建设上海金山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工期短，收效快。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出于罪恶的政治目的搞了劳民伤财的78年规划，挤了尚未建成的另三个化纤厂，拖到八二年代才建成，效益也低，长期不能达到设计要求。但尽管有这些严重破坏，总的来说毛主席的四大化纤厂还是成功的。可邓小平匪帮竟然把人民衣着的改善全部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反而横加污蔑。邓匪78年大规划很快就破产了，为了掩盖自己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行，利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建成，生产和财政的增长，就不顾我国实际经济情况大肆搜刮，要为自己的劳民伤财大规划揩屁股，并且借了大量的外国高利贷，经十几年到1992年才建成。由于伤了我国原有工业的元气，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财政危机。塑料工业和化纤相同。现在建筑业和衣鞋玩具等出口成了邓匪经济的两大支柱，前者依靠的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材工业的大发展，后者就是化纤工业的大发展。这两根支柱垮后不知邓小平匪帮将靠什么来维持他的统治？另有两章专讲小化纤异军突起和我国化纤工业的困境和摆脱途径，另有提要。 　　[导读]
　　中国化纤工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解放前几乎一无所有
　　大跃进白手起步
　　文化革命前夕粘胶纤维已有一定规模，合成纤维开始实验性生产
　　文化革命时期建成试点工厂
　　九大以后第二次大跃进的第一阶段开始推广并为引进提供了各种条件
　　1972年以后第二次大跃进第二阶段引进四大化纤厂并建成上海金山
　　1978年另三个已进入扫尾，由于邓小平匪帮大规划的破坏拖了工期，至少到1982年才投产并且不能正常生产。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成绩还是巨大的，生产能力还是缓慢释放出来。
　　1982年整个经济都如此，因此那以后工业和财政尚有相当增长。邓小平匪帮就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红利为他的大规划揩屁股，以掩盖自己破坏经济的罪行。
　　1992年揩屁股工程完工投产，由于违背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依靠伤害原来工业元气以及寅吃卯粮借了大量的外国高利贷建设的，所以不但我国经济不见好转，反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邓匪的国家财政收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现在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大量出口衣鞋玩具归根结底也是靠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经济基础维持的。这两根支柱断了后，就不知道邓小平匪帮还有什么办法来维持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了。
　　最后两节，水平低的人没有能力理解，不要读。


　　邓小平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厚颜无耻地把人民衣着改善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改善了人民衣着，江青首创服装改革和邓匪的“国服”闹剧
　　解放前留下的化纤塑料底子几乎等于零
　　解放开始八年我国的化纤塑料工业
　　大跃进使得化纤塑料在几乎一无所有下起步
　　蔗渣革命：大跃进中在底子为零下的创新
　　大跃进收效期我国的化纤和塑料工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化纤工业
　　第二次大跃进第一阶段的化纤和塑料工业
　　“四三”方案：化纤和塑料工业建设进入第二次大跃进第二阶段
　　1972年搞“四三”方案的原因：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财政和外贸的迅猛增长，国际威望大大提高
　　驳邓小平匪帮捏造的实行“四三”方案的原因
　　金山石化总厂——我国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和市革会的功绩
　　驳邓小平匪帮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及对金山工程建设者的污蔑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在邓小平匪帮捣乱下的遭遇
　　从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的建设过程对比复辟前后
　　四川长寿维尼纶厂和天津石油化纤厂的遭遇
　　“四三”方案中的三个塑料厂、烷基苯厂
　　从国民经济计划公报看“四三”方案的后续建设
　　邓匪复辟延长了工期也大大超出了预算投资
　　人民衣着的改善不但不是复辟的功劳，还被邓小平匪帮大大延缓了
　　“四三”方案被耽误不是天灾而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匪患
　　由于第二次大跃进的后劲我国化纤塑料增长还算比较快的，八十年代初的低谷
　　从两次大跃进收效期的经济效果见匪患
　　“重点建设”：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红利成了为邓匪大规划揩屁股的经济基础，邓匪的大搜刮
　　揩屁股工程的进程和效果——财政上的无底洞
　　化纤设备生产能力的摧残
　　小化纤的遭遇和异军突起
　　我国化纤工业的困境与摆脱途径
　　如果坚持毛主席路线始终不变
　　邓小平匪帮能够统治至今的原因
　　

邓小平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厚颜无耻地把人民衣着改善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时，正好我国人民的衣着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以后几年里人民的衣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漂亮。邓小平匪帮就说都是他们的功劳，是他们改善了人民的衣着。而毛泽东时代据说在极左路线统治下，不但不关心人民的衣服改善，简直还不准人民改善衣服，稍穿好一点就要挨批斗。甚至于穿一条毛料裤子就要挨斗，穿一件的确良衬衫就要挨批。——这简直是厚颜无耻，恬不知耻，横加诬蔑，又是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已经说过，邓小平匪帮是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在人民的衣着上，他们还是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也认为确实是邓小平上台使得人民衣服不受限制越来越漂亮的。这完全是无知，这个事实必须坚决澄清。

　　谁都知道，我国人民衣着改善的关键是化纤多了。我国耕地有限，又要解决吃、又要解决穿、又要发展畜牧业、又要解决工业、科技和军队的需要，粮棉油糖烟茶丝麻果蔬药杂无一不靠那有限的耕地。因此尽管解放以来人民的衣着和解放以前比大不相同了，棉花和棉布生产都有了五倍的增长，棉纱七倍，不可谓不快，但是只能做到穿暖，要穿好，有很多的衣服可以随时换套，还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的。而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时我国人民衣着的改善不是别的，正是化纤工业大发展的结果。发展化纤工业需要办化纤厂，邓小平匪帮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上台的一秒钟之内办起化纤厂来。

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改善了人民衣着，江青首创服装改革和邓匪的“国服”闹剧

在《军政府的末日》里我们说：

　　　　中央工业也有有所成就的。如人们衣着的变化便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中国群众的衣着改善始于七十年代初，那时建成了一批化纤厂。更大的变化固然在七七年以来，也是因为建成了四大化纤厂，这是毛泽东七二年批准引进的，邓小平正在江西劳动。到七七年上海金山已经全面试生产，另三个也到了扫尾阶段。但是一个尾巴一直扫到八十年代中期比建设时期还长。原因正是七八年“十年规划”的挤压。如果没有这一破坏，中国群众的衣着改善理应更快，但邓小平仍厚颜无耻地宣称是他改善了人民衣着。

　　在《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中我们说：“衣着与耐用消费品功归毛主席，邓小平只有罪恶”并且指出：

　　　　毛主席在引进四大化纤厂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劳动，不但没功劳，上台后还拖延了竣工投产，完全是历史的罪人。
　　　　随着文化革命带来的大建设，条件大为改观了，人民群众的衣着改善与服装改革的时机也来临了，当然也要与条件相适应。七十年代初……如果说还不及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的话，那也只能说后来是先前的必然延伸而已。怎么能够拿后来到手的成果，来抹倒先前的辛苦建设呢？
　　　　邓小平为了上台曾借江青的服装改革发难，搞了一出“国服”闹剧。说江青搞的连衫裙是“不中不洋、不古不今的奇装异服”。其实谁也没听到江青说过“国服”两字，也没听说除了连衫裙其他式样的衣服都不能穿。完全是邓小平一伙出于政治需要的凭空捏造。这番闹剧演过后，他们上了台，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经济条件与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人民丰衣已可期，（这是七八年一篇文章的标题）服装的式样也多了起来，于是急急忙忙把自己打扮成服装改革的发起者，并乘机把伤风败俗的货色夹在中间推销了出来。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八十年代中期有个相声说：“如今街上穿漂亮衣服的姑娘越来越多，姑娘身上穿得越来越少。”——就是这样！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是谁使得穿漂亮衣服的姑娘越来越多？是邓小平匪帮吗？——不是！绝对不是！当时我国的化纤厂没有一个是邓小平匪帮建设的，全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建成或者快要建成却被邓小平匪帮大大拖延了工期才最后建成的，而这些工厂绝大多数又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据说穿一条毛料裤就要挨批，穿一件的确良衬衫就要挨斗的“十年浩劫”建设的。如果当时真的那么恐怖，毛主席要建设那么多化纤厂干什么？

　　中国青年报1981年4月11日《丰衣应可期》中这样说：

　　　　建国以来纺织工业大体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局面。1977年首次突破了100亿米大关，去年达130多亿米，相当于1950年的5.3倍。毛、麻、丝纺织工业进展也不小。
　　　　呢绒建国初期年产四、五百万米还愁销路，1980年生产一亿米还大大不足。羊毛衫裤、腈纶衫裤、尼龙衫裤的销量也大幅度上升。
　　　　1978至1980年三年纺织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6%、14%、23%，这种持续增长速度建国以来很少见的。
　　　　为发展纺织工业，国家安排了几十亿元投资，在上海、天津、辽宁的辽阳、四川的长寿，兴建了四个大型化纤企业。去年化纤年产量已达到44万多吨。为解决纺织加工能力不足，今年各地兴建了许多纺织厂。去年，棉纺能力增加约80万锭，毛纺能力6万锭，相当于建国初期全国毛纺织设备能力的一半。

　　我国1977年纺织品超过100亿米难道是该年邓小平篡权的功劳？那时他刚在华国锋的叛卖下出来。解放前我国生产的纺织品只有天然纤维主要就是棉花，仅18.9亿米，许多人民衣不蔽体。解放后棉田面积大大扩展，但毕竟耕田有限，到了1957年，棉花由1949年888万担，增长到3280万担，以后就很难增长了，棉布达到了50亿米。即使如此我国在1970年棉花、棉纱和棉布还是赶上和超过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棉花达4554万担，棉纱达1131万件，棉布91.5亿米。比1965年分别增长8.53%、58%和45%。离100万米已经不远了。1973年棉花又达5124万担，八年时间里在土地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棉花增产了22.6 %。这些难道都是他邓小平的功劳？我国的优良品种“鲁棉一号”，是在1969年定为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并在1975年培育成功的，难道也是他邓小平的功劳。尽管有了“鲁棉一号”，从1977年到1979年棉花产量始终低于1970年，1980年大大提高棉花价格并且向棉农许愿奖励种棉补贴粮，终于把棉花产量提了上来，可是到农民要求兑现奖励粮食时，邓小平匪帮说：国家没有粮食，赖掉了。那些“看书只看皮，看报纸看题”的大知识分子居然还以为粮食也是丰收、大丰收、特大丰收呢！实际上这年粮食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数字也是1962年以来最大的减产年。实际减产更大，《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已经说过了。

　　呢绒的增长难道也是他邓小平的功劳？早在七十年代初产量已经是解放前的十几倍了。他还在江西。

　　1978至1980三年纺织品增长速度确实是解放以来很少见的，根本原因正是“十年浩劫”建设的一大批化纤厂投产发挥了生产能力，尤其1972年“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的四大化纤厂，这又首推上海的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投产。这难道也是他们篡权上台的功劳？上海、辽宁的辽阳、四川的长寿、天津，四个大型化纤企业根本不是邓小平匪帮建设的。毛主席批这四大化纤厂时，他正在江西。出来后也不是他兴建的。不是说他没有干预过，下面将会专门叙述，干预辽阳的结果使得工程建设速度大大减慢，后来不要他干预了，建设速度就又大大加快。他最大的罪恶就是复辟上台后出于政治需要，搞了那个劳民伤财的大规划，使得建设已经到了扫尾的三个大化纤厂大大拖延了工期。如果不是1978年大规划的挤压，不是他们拖了工期的话，另三个厂投产就必然早得多，我国的化纤工业，从而纺织品工业也就必然以更加高的速度增长。——这儿说首推金山，就是因为另三大化纤厂被这伙匪帮拖延了，三年里一直没投产。可被他们拖到1981年以后，他们反而倒可以以功臣的姿态说什么《丰衣应可期》了。

　　邓小平匪帮就是那么厚颜无耻。早在批邓以前，1975年就通过各种造谣公司宣称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来，或者还在此以前，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化纤企业，又倒过来攻击文化大革命排外，反对引进。1976年批邓，他们又通过各种谣言公司宣称邓小平要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技术，尤其是化纤，被诬蔑为卖国，所以挨批。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匪帮才篡权就拍了一大批反动影片，如：《樱》、《婚礼》、《峥嵘岁月》等，都是以引进的化纤厂为主题，攻击说：是邓小平引进了一批日本等国的先进化纤工业，而批邓、“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排外不准引进，使得引进的化纤工业建设才开始就中断了。

　　如果说他们说的化纤厂就是指“四三”方案中的金山、辽阳、长寿、天津，那与邓小平又有何干？不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吗？

　　如果是说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后要引进一大批企业，那么且不说他在引进中是否崇洋媚外，是否讨好外国资本家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和主权，首先“四三”方案正建到一半，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大规模建设亦正建到一半，许多地方性的中小工业建设规模也很大，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何种大规模的新建设，不论以什么样的方法搞，都是犯罪。中断这些新的大引进不但不是什么排外，而是理所应当的。邓小平匪帮把这样的批判说成“排外”、“闭关自守”，完全是诬蔑。因为他们是一批卖国贼，是汉奸。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自称“红色买办”，有崇洋媚外的洋奴卖国行为。尽管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没有做什么处置，但对他们的卖国行为进行了批判，他们不满意要反攻倒算，于是就反诬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什么“排外”、“闭关自守”。

　　他们拿来作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排外的所谓证据是张春桥说过：“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大家可以看到，张春桥并不是说不该引进，不能引进，而仅仅是说引进多了，造成了挤压。1978年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就是在不该引进的时候又引进了一大批大项目，那时所以不该大规模引进，正是毛主席引进的“四三”还没有完全完工。更何况张春桥自己对于引进的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这在下面就要祥说。任何人不管对张春桥如何看，必须公正地承认他的这一功绩。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说过根本不准引进，所谓有人反对引进、闭关锁国完全是卑劣的捏造，而且还是罕见卖国行为，因为解放后自由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他们不谴责帝国主义的封锁，反倒把责任倒扣在我国的政策头上。

　　这些电影还采用极端卑鄙的造谣手法。就拿《樱》来说吧！作者不过听说有个日本的战争孤儿为中国母亲收养，于是就编造出一大套谎言来。说那个日本孤儿回国后，成了化纤厂的工程师，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搞糟了，经济没有发展，如果她留在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化纤工程师。电影还说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中国母亲因为收养了她就要挨整，以至于她想认也不敢认。——这一整套全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在大连收养日本孤儿是很普通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工人造反队员的妻子是日本人，也有日本遗孤已经完全中国化参加了造反派。作者根本就拿不出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文化革命中要整收养日本孤儿的中国母亲。文化革命的斗争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论日本孤儿还是中国母亲都不是走资派，怎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即使真有日本孤儿或者收养他们的中国母亲挨了整，那也一定是走资派为了保护一小撮，而打击一大片，而且多半在后来由造反派帮他们平了反。尤其七十年代中期更不可能出现整日本孤儿和中国母亲的现象。造谣作者自己供认，他仅仅听说有个日本孤儿为中国母亲收养，就激发了他的“灵感”，于是就编造出了这一大套谎言，最后以电影这样的重炮打了出来。电影说，引进的化纤厂因为批邓被打断了，这也是胡编乱造。1976年毛主席引进的四大化纤厂不但没有一个中断，而且加快了工程进度。如果说是指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国务院工作时要引进的大项目，那么还没有打下一根桩。电影说基础已经打下了，以后邓小平匪帮就可以顺利复辟了——荒唐！没打下一根桩子又有什么基础可以说呢？所以尽管复辟了也是没有根基不稳固的。当时他们如此地嚣张，大肆宣扬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搞了什么大引进，可现在他们对于自己当初说过的话，一句也不敢提了。邓小平匪帮在刚上台时拍的那一大批电影不久就悄悄地“收起”了，十几年没有拿出来。

　　现在邓小平匪帮的小走狗，对于人们批判复辟时代和怀念毛泽东时代，往往会这样说：“谁要反对改革开放，那就让谁再去穿毛式制服（指中山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说法，比如住房、家用电器等等。

　　凭什么理由要我们脱去现在的衣服？！

　　我国人民的衣着改善正是毛主席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功劳，不过正好到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才充分展现了这一建设的累累硕果。邓匪没有一丝功绩，反而进行了严重的破坏。使得人民衣着改善被大大推迟，付出了许多不应该付的代价，而且至今许多工人和农民在衣着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还有许多农民，至今靠城里人穿剩的旧衣服蔽体。

　　应该脱去品种多样、式样漂亮的衣服的不是我们，正应该是邓小平匪帮和他们的追随者，没有毛泽东时代，他们应该还是去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他们还应该从几室几厅里滚出去。我国人民住房的改善也完全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大发展的功劳。邓小平匪帮上台时本应该大大改善人民的住房了，可他要搞他的“大规划”。以致住房不能得到应有的建设。上海还到处发生为了房子六亲不认的现象，整个八十年代只要两个上海人走到一起就说房子，谋求房子成了专门的学问，非上海人根本就听不懂。甚至为了十平方的“阁楼”闹出人命事件来。其他耐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也一样。

　　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信仰的话，那么他们如果在工厂里工作，还理应从我国的工厂里滚出去。我国大多数工厂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设起来的，采用的是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小生产方式”以及其他毛主席路线，其余多半是在大跃进建设的。我国整个工业基础都是毛主席的路线指导下典立的。大跃进以前也是这样，被反对最烈的1956年成就最大。他们为什么要在毛主席路线建设的企业里混饭吃呢？何况这些企业许多已经被被邓小平匪帮“彻底否定”，大多数已经瘫痪了。就是在邓小平“大规划”里工作的也理应滚出去。这一大规划劳民伤财，大大破坏干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邓小平匪帮才能够搞这一大破坏。不论是正国法，还是正厂规，他们都逃不了追求罪责。不在工厂里的一样得从所在单位里滚出去。经济是基础，没有生产那儿来的其它？以学校来说，我国大规模地建设学校不是别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十年大建设时期。在这十年里，我国初中生猛增了三倍多，高中生猛增了十倍多，绝大多数中学是在那一时期办的，不然是大跃进办的，至少绝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时代按照毛主席路线办的，用的资金和物资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建设的企业生产出来的。至于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更应该追究他们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破坏，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犯下的直接罪行。

　　农业也是一样，尽管有毛泽东时代大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优良品种、和其他农业科技成果、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等，却还出现了长期的三农危机。农产品的增长赶不上一胎化暴政下人口的增加。他们如果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那就理应放弃吃饭。他们不是反对以粮为纲、反对土里刨食、嘲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吗？

　　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放弃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切累累成果，反而厚颜无耻不顾自己的政治信仰，追求最好、最轻松、收入最高的工作，住最豪华的房子，用最高档的设备，穿最好的衣服，吃着最好的饭食，痛骂着带来这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

　　这些在《军政府的末日》和别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过。本文不谈住房和其他，就谈人民的衣着改善的根源，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和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后的破坏。住房将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里说。

　　本文主要就是叙述我国化纤工业的历史，来向世人证实上面所说，证明真正关心人民改善衣着的正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不是邓小平匪帮，我国人民的衣着改善完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果，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只有破坏没有成就，揭穿所谓邓小平匪帮改善人民衣着的谎言。顺便也说一下我国的塑料工业等有机化学工业。

解放前留下的化纤塑料底子几乎等于零

解放以前我国几乎没有化纤工业，只有两个小型的人造纤维工厂，原料靠进口。一个在东北丹东，是日本人开的极小的粘胶纤维厂，原本是日本为制造军服开的也已经严重破坏。另一个在上海叫“安乐人造丝厂”（今上海第四化纤厂）建于1938年，不但规模小，解放以前一直没有生产，十多年未能出产品。塑料工业也只有极少数用外国进口的原料生产极少量的酚醛树脂，赛璐珞的小作坊。

　　至于化纤机械更是想都不能想，那个安乐人造丝厂，由法国里昂人造丝厂转让设备，1947年添置美国设备，仍然设备残缺加上化纤技术人才缺乏无法开工。这就是旧社会留下的的全部遗产，有机原料根本不能生产。这样的底子几乎就是零。我们就是在一无所有下起家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没听说过塑料这个词。尼龙袜子被称为玻璃丝袜，完全靠进口，只有极少数大地主、资本家和官僚的女儿才能享受。塑料梳子、塑料皮带被称为玻璃木梳和玻璃皮带，报废后也是收破烂的小贩最热衷收购的货物。1956年的反走私展览会中，还展出一个走私分子，在自己身上缠了十公尺长的玻璃皮带，冒险从海外偷运进关。

解放开始八年我国的化纤塑料工业

　　解放以后百业待兴，但是化学工业，尤其化纤工业和塑料工业，其技术上的高难度和对设备的高要求，使得我国还不能真正开展有机化学工业的建设。但我们还是做了最初的尝试，由于没有自己的设备制造能力，也不能拿出更多的外汇从苏联等国家引进有机化工设备——那时有限的外汇不能不用在更基本的工业和军工上，156个引进项目没有一个化纤，没有一个塑料，有机化工只有一个合成橡胶。——所以这最初的尝试必然是极小规模的，几乎就是手工作坊式的。1956年我国试生产出了聚氯乙烯——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尽管产量微不足道。丹东粘胶纤维厂在极艰难的情况下予以修复，恢复生产，到1957年只能生产200吨的粘胶纤维，还不能生产合成纤维。粘胶纤维也没有走进人民的生活，一般人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大跃进使得化纤塑料在几乎一无所有下起步

　　1958年大跃进，我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除了把主要精力用在建设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上——也就是自行生产制造成套设备的机械工业体系外，也搞了其他工业部门，化纤和塑料就是那个时候起家的。没有大跃进起家，就没有以后的发展。但不过是个起点，这些工业的真正建立，还得归之于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运动。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才使得我国工业变得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并且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1958年我国的有机合成从一片空白开始，白手起家试制出塑料、糖精、人造纤维、活性染料、有机硅树脂，氯丁橡胶，合成洗涤剂等有机化学产品。我国的化纤工业也正是在大跃进中开始起步的，但主要限于粘胶纤维。

　　首先，解放以来从1956年起安乐人造丝厂终于修复设备，并自己制造了一些设备，于1958年4月30日正式开工，纺出国内第一批粘胶长丝，向五一节献礼。这就是现在的上海第四化学纤维厂。大跃进中全国大搞化纤，该厂不断探索试验，先后用棉绒、稻草、甘蔗渣、毛竹等试制的浆粕进行纺丝，获得成功，为全国各地化纤厂开辟广阔的原料来源。下面会说，甘蔗渣就是广东省首先试验，请安乐厂试抽丝的。

　　大跃进中首先搞的化纤工业就是粘胶纤维，也不能不是粘胶纤维。也就在那时开展了大搞小化纤的群众运动，一些棉纺厂、印染厂利用空闲房屋和部分旧设备，因陋就简办起“化纤小土群”制取粘胶短纤维和浆粕。上海第一化纤厂、第五化纤厂、第六化纤厂、第七化纤厂、第十二化纤厂等都是这样来的。广大职工在没有生产经验、没有定型设备下，采用简易方法成功探索出粘胶纤维生产工艺技术，闯出了中国小化纤生产的新路。上海第一化纤厂此时名为上海人造纤维厂，形成年产800吨的生产能力。

　　1956年由西德引进5000吨粘胶纤维丝设备，兴建了保定化学纤维厂，1960年7月4个纺丝区建成投产。不过生产一直不稳定，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0年才解决。但是保定化纤的技术及培养的人才对其它化纤厂具有重要意义。

　　1960年5月纺织工业部向中央呈送《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报告》提出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重，七月份确定了一批粘胶纤维厂的建设。八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建设南京化学纤维厂，1961年初第一套国产自制设备研制成功，首先在南京化纤厂试验。1961年4月正式动工，1964年4月投产，生产能力为每年3400吨，成为江苏省第一家化纤厂。

　　1960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在浦东筹建安达化纤分厂，年产3400吨粘胶短纤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设计室承担全部设计，采用国内自行设计制造的粘胶短纤维成套设备，1962年正式投产。

　　除了粘胶纤维以外，大跃进还对合成纤维作了最初的尝试。试验了维尼纶、锦纶、腈纶的生产。

　　1958年上海按照中央关于“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发展方针，成立化纤厂筹建委员会、化纤筹建办公室。下设锦纶6、锦纶66、腈纶、涤纶、氯纶、粘胶、醋酸纤维7个建厂组。从纺织业内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并在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设立化纤研究室。3月初，在天山路350号筹建年产550吨合成纤维实验工厂——现在的合成纤维研究所，边筹建边开展研究，仅月余，在实验室首次纺出腈纶和锦纶6纤维，一年后正式投入生产，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还试纺了锦纶66、涤纶、醋酸纤维长丝等。除了锦纶66整套纺丝样机、醋酸纤维干纺样机及部分冷冻设备进口外，其余设备均参照国外资料，自行设计制造或利用旧设备改装而成。

　　1958年5月上海天原化工厂兴建年产6000吨聚氯乙烯车间。9月华侨化工电解厂，现在的上海涤纶厂与化工部上海化学工业研究院合成材料室共同研制成功国内第一批涤纶树脂——聚对苯二甲酸二乙醇酯，简称聚酯。

　　六十年代初，我国自行选型、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套国产锦纶6生产设备，通过试车、鉴定列为纺织工业部的定型产品。生产规模为锦纶长丝100吨，锦纶短丝500吨。1964年10月成为上海合成纤维厂。

　　大跃进时，一方面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研究制造化纤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国外技术。1959年，从民主德国引进全套设备和技术的中国第一套合成纤维装置——北京合成纤维厂正式投产，生产出3种锦纶纤维。

　　涤纶的生产技术比较复杂，但是在那火红的大跃进年代，尽管我国几乎没有什么基础，还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研究和设计。建成了两套涤纶长丝熔融纺丝中试装置，其中一套在1960年由大连合成纤维研究所前身建成，年产15吨。设备仿苏，不少还是自制的土设备。这自然会招来洋奴买办的嘲笑，他们眼里只有财大气粗的外国主子。但这是一个起点，对我国来说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没有这个起点，那会有以后自己的化纤工业设计和制造能力。这一试验成功后，1967年该所就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300吨的涤纶短纤工业化生产装置。

　　经过大跃进，人民群众开始知道粘胶纤维、人造革、塑料和洗衣粉。1960年我国化纤产量达到11000吨，比1957年增长了50多倍。和以前比塑料产量大幅度增长，1962年为1949年的215倍，日用塑料品产量比1957年增长1.4倍，人造革538倍。聚氯乙烯比1956年开始生产时增长23倍。在那大跃进的、火红的史诗般的年代里，我国已经开始试设计和建设化纤厂和塑料厂，有机原料已经开始生产。塑料品种由几种增加到20种。那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增长倍数不能说不高，但这是与几乎为零比的。塑料和化纤、洗衣粉等在人民群众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1958年我国的棉花产量3938万担，11000吨化纤只相当于22万担棉花。远低于棉花的百分之一。

　　1961年和1962年，刘邓路线和陈云一伙大刮“下马风”，化纤工业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61年化纤产量只有大跃进的1960年的一半，1962年也只有1.36万吨，几乎没有增长。但在大跃进中我们摸索了技术，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还有创新。

蔗渣革命：大跃进中在底子为零下的创新

　　我国尽管底子几乎为零，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里还有创新。为解决纺织原料紧缺，广州组织化学纤维的研制。1958年4月市纺织工业局人造纤维研究试验小组利用甘蔗渣研制成功４吨甘蔗渣浆粕，经上海安乐、辽宁安东我国仅有的这两家化学纤维厂分别制胶抽丝成功。试验报告对于制作人造丝、人造毛的前途均非常乐观。该厂的德国专家也认为是件大喜事，世界上尚无成功的先例。上海纺制出来的人造丝，经上海丝绸厂和广州的针织厂织造试验，质量可与日本天桥牌人造丝媲美，在强力和着色率方面还胜一筹。这一科技成果被誉为“蔗渣革命”而轰动国内外。广西、福建、四川、上海等省、市的纺织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后来化纤厂投产，越南、朝鲜、古巴及拉丁美洲等国共产党代表团也多次到广州参观学习，要求中国帮他们建设以甘蔗为原料的化学纤维厂。

　　广州市和广东省将它列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1958年5月开始筹建广州人造纤维厂，设计能力年产粘胶短纤维1020吨。以甘蔗渣为原料生产人造毛。1959年2月20日破土动工。生产工艺由筹建处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主要生产设备纺丝机、磺化机、集束机等，是安东化纤厂的报废设备修补拼凑起来的。另一些设备则委托广州各机械厂加工制造，关键的喷丝头是安东化纤厂支援的。1959年4月9日，广州人造纤维厂实验车间建成试产，纺制成功第一批甘蔗渣粘胶毛型短纤维。这个实验车间设备由筹建处设计，广州各单位协作制造。任务是通过生产实践进一步研究甘蔗渣制人造纤维的工艺技术条件，培训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给正在兴建的人造纤维厂提供经验。1960年12月8日，广州人造纤维厂人造棉车间部分建成试车，生产毛型粘胶短纤维13.11吨，质量基本符合要求。不久刘邓集团和陈云一伙大刮下马风影响了该厂。直至1962年12月，广州人造纤维厂各生产车间才基本建成，次年1到6月投料试车。由于设备不配套，刘邓路线使得原材料供应未纳入国家计划，年产量长期达不到设计要求。经过停机检修，填平配套部分设备，改建部分厂房，1964年2月正式投入三班生产。当年生产粘胶短纤维522吨，质量高，经济效益良好。产值236万元，实现利润72.57万元。到1964年该厂累计投资人民币786万元，年末固定资产原值526万元。一个新兴的化学纤维企业，终于在广州建成投产，开创了广东省化纤工业的先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65年，广州人造纤维厂更名为广州市粘胶纤维试验厂。

　　文化大革命推倒了刘邓路线，生产力大解放，地方得到了大解放。1966年广州市粘胶纤维试验厂生产突破设计能力达到1174吨。1969年10月投资更新配套部分设备，日产能力达到10吨，比原设计能力提高2.33倍。1970年在浆粕原料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动职工攻克芒杆浆粕制备粘胶的技术难关，开辟新的原料来源，粘胶短纤维产量首次突破2000大关，达到2043吨。此后由于原料和电力供应不足，产量在2000吨左右徘徊了4年。1973年更名为广州化学纤维厂。1975年，企业组织职工技术改造和扩建，进行了四大会战，推广优选法、革新工艺、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日产能力提高到15.7吨，超过设计能力的30％，全年粘胶纤维产量3278吨，比上年提高67.6％，工业总产值达到1210万元，实现利润45.54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广州在第二次大跃进中也搞了合成纤维。1975年9月广州合成纤维试验厂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涤纶短纤维300吨。但直至1979年广州化纤总产量主要还是粘胶纤维，合成纤维不到十分之一。

大跃进收效期我国的化纤和塑料工业

　　在大跃进的收效期——1964年和1965年，我国的化纤工业继承了大跃进开创的事业又有了新发展。

　　60年代上海10多家纺织厂利用空厂房旧设备，用木材加工废料生产粘胶短纤维，创造了简易一步法制造原液的新工艺，建成一些小化纤厂，具有“吃杂粮”、投资省、收效快的特点。1964年，纺织工业部上海小化纤调查组总结肯定了小化纤的发展经验，中共中央、国务院据此指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推广。经批准在全国建立了4家小化纤样板厂。其中1家在上海，规模为年产1700吨粘胶短纤维，1964年，市化纤公司只用10个月时间，由上海各单位协作分工设计制造，1965年，第一个小化纤样板厂——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建成并顺利投产，当年生产1620吨，为全国开展小规模粘胶短纤维生产提供比较规范的工艺设备和厂房设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大发展，1966年增加设备，年产能力提高到2400吨。1967～1975年又通过自制设备改进工艺逐步提高到5000吨。1971年开始生产中长纤维。经1976、1979年多次改造。1980年，产量5400吨，粘胶中长纤维获市纺织局优良产品称号，1986年8月，装置再次改造，1987年产量达到6649吨，为历史最高。

　　这和小化肥以及其他地方性中小工业一样，大跃进的试验在六十年代中期得到了肯定，并且试点以准备大规模推广。而且最先建设的厂也通过改造，到复辟时已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扩大了生产能力。

　　六十年代中期我国一批有机化学工业投产。化纤、塑料和其他有机合成工业品又以高速度增长。由于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建成，我国有了自己制造成套设备的能力，在大跃进的试点中，又克服困难、学会了设计化纤厂，用三年多时间自力更生，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新乡、吉林、上海、杭州、湖北等地，成功地建成了一批粘胶纤维厂。那时这些厂对我国来说算大型的了。与此同时，丹东化纤扩建粘胶纤维长丝厂，保定化纤也扩建了浆粕厂，这些建设大大提高了我国粘胶纤维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1965年4月26日太原新建聚氯乙烯车间试车成功，年产3000吨。8月中旬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第一座维尼纶厂全面投产。云南完全靠自己力量试制成功涤纶。

　　这些工厂自力更生建设成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产量却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人民的需要。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并不排斥有利情况下的引进外国技术。除了粘胶纤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我们还从工业发达国家引进锦纶、维尼纶、腈纶等化纤制造技术，并派人到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选购纺、织、染整的一系列先进设备作为借鉴，使我们在这些方面赶上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5年我国从日本订购了一套聚乙烯醇即维尼纶设备，从英国进口了聚丙烯腈即腈纶设备，并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另外我国还进口一些合成纤维的原料，以生产合成纤维纺织品。

　　上海的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引进涤纶短纤维生产样机，经消化自行设计建造国内第一家年产500吨涤纶短纤维厂，为各地化纤工业上马提供重要经验；并用锦纶1010制取单丝，创国内先例。同时，开发了有色粘胶短纤维、氯纶纤维等。在生产上继续完善工艺和设备，各厂制订适应化纤生产特点的规章制度和安全措施。

　　上海第九化学纤维厂前身为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锦纶车间，建于1961年11月。是上海最早工业化生产合成纤维的工厂，也是全国第一家用国产设备生产锦纶纤维的专业厂。

　　60年代初，与纺机厂合作，自行选型、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套国产锦纶6生产设备，通过试车、鉴定列为纺织工业部的定型产品。当时生产规模为锦纶长丝100吨，短丝500吨。1964年10月，从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划出，成为上海合成纤维厂。1966年，为加强三线建设，厂内部分生产设备与103名职工迁往重庆。并负责设备安装、生产调试，建成重庆合成纤维厂。尔后又相继为湖南、江苏等地兴建的锦纶厂提供技术支援，接受来人实习培训。同年10月，改名为上海第一合成纤维厂。年内试制成功锦纶66长丝。以后，对工艺路线经过200余次大小试验和40余次设备改进后，1969年设计制造成功国内第一套符合工业化生产要求的锦纶66连续缩聚、直接纺丝设备，产品质量显著提高。1971年12月，改名为上海第九化学纤维厂。

　　我国的聚丙烯起步较晚。1962年北京化工研究院开始研制聚丙烯，1965年即大跃进的收效期，建成年产60吨聚丙烯中试装置。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聚丙烯设备制造和聚丙烯生产工业。

　　这些都是在极其艰苦，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的。比如上海在1958年以前化纤工业还是一片空白，1960年在没有建设新厂、没有购置设备的情况下，用国产人造纤维生产了第一批产品。此时已有几十个品种和数千个花色。1964年建设的许多新型纺织工业设备已经投产，其中就有生产粘胶长短纤维和卡普隆长短丝的全套设备等。

　　化纤、塑料等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石油化工企业。我国的石油化工生产最早是在大跃进中由上海的高桥化工厂和兰州化学公司开始的，1963年开发了自有特式的顺丁橡胶，1966年已能生产乙烯及相应的化工原料和合成材料。在大跃进中大庆油田的发现并在然后的建设中，我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从而为石油化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以前大规模发展我国的石油化工无从谈起。

　　由于大跃进，由于这一些建设，到了1965年，我国的塑料由1957年的2000吨，增长到1965年的97000吨，增长四十多倍，化纤由1957年的200吨，增长到1965年的50100吨，增长250多倍，比1962年增长了近三倍。品种由单纯的粘胶纤维到能够生产好几种合成纤维。我国已经能够生产3000吨乙烯，15900吨合成橡胶。我国的化工产值由1957年的48.2亿元，增长到179.4亿元，近四倍（包括无机化工）。我国的化工设备生产量由1957年的7200吨增长到34200吨，有机化工设备在大跃进以前几乎是空白，这时已经开始生产。

　　但是在人民生活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就以化纤来说那时我国七亿四千万人口，50100吨就意味着全国每人分得一两三钱五。但没有这一个时期，我国就没有有机化工生产和建设的实践，也不会有以后的建设。

　　比如此时已经能够生产涤纶100吨，也只有100吨。仅管产量很低只占合成纤维总产量的1.92%，位于锦纶、维纶和腈纶之后而居第四位，在连同粘胶纤维和天然纤维的全部纤维中，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但有了这100吨，就会有1976年的2.69万吨，超过锦纶、维纶和腈纶跃居首位，占合成纤维总产量的34.3%。还会有再以后的几百万吨。

　　就是当时兴建的新乡、杭州、吉林等化纤厂也是以1961年投产的南京化纤经验来建设的。后来几经扩建改造，现在南京化纤厂年产量达到了16,000吨，新乡38,000吨，吉林化纤更达到46,000吨。

　　基本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化纤工业和塑料工业不过是一个必要的试点，还谈不上规模。没有那时的试点就没有后来的规模。在技术上和设备上作一些摸索，生产的规模不少是小小型。但只要能够制造小小型的化工设备，以后就会制造大大型的化工设备了。化工的原理是一样的，区别是设备大小而已。而这在以后就可以由刚刚建成的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来承担了。品种还很少，不过在有机化工上是相通的，可以增加起来。在化工设备上特别要指出，原来我国不能制造关键的喷丝头，是从苏联进口的。后来赫鲁晓夫卡我们，销售喷丝头不但要价高，也不愿意给。我国使用的喷丝头坏了，请他们回收加工贵金属铂的损耗率竟然高达30%，我国在反修斗争中自力更生争一口气自己制造成功了。这样我国以后发展化纤就不会受别人的卡了。

　　总的来说和解放以前一无所有比，我们——用三家村的话说，已经有了“一个鸡蛋的家当”。但是通过大跃进建立起来的“一个鸡蛋的家当”，决不是象三家村所说的那样“完蛋了”，而是成长起来并经过文化大革命生蛋孵小鸡了。

　　从大跃进到第一次大发展的巩固收效时期，到文化大革命，到第二次大跃进运动，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连续过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化纤工业

　　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69年九大）开始后，我国的化纤工业继续大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化纤工业最主要的还是粘胶纤维。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发展。

　　经10余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到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的1969年，上海化纤工业已具一定规模，总产量达到17000吨，占全国总量的25.5%，成为中国最早的化纤工业基地，并为全国的化纤工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富强纤维是我国的一大发明。文化大革命中杨浦棉纺织厂化纤车间研制成功富强纤维，提高粘胶纤维湿强力——这就是上海第三化纤厂。安乐人造丝厂研制成功粘胶强力帘子线。1965到1971年，上海纺织院吸取这些科研成果，先后设计完成中国第一个强力粘胶帘子线工程，以棉杆皮为原料的强力粘胶短纤维和年产1000吨粘胶长丝工程，这些工程设计的成功，为中国发展化纤工业奠定基础，并培育出一支化纤设计队伍。后来富强纤维就在全国推广。

　　因帘子布品质不符需要，1967年兴建了年产一万吨粘胶纤维强力丝帘子布的湖北化纤厂，于七十年代初期投产。这完全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技术，自行制造关键设备及纺丝机，为我国粘胶纤维工业的又一大成就。

　　为向湖北化纤厂建造年产万吨级帘子线装置提供工艺技术设计参数，1965年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委托上海纺织院进行中间试验，设计国内第一个年产500吨粘胶强力帘子线车间。该设计以该厂实验工场试验成果和自行设计的连续式纺丝机为依据。后者是在一台机器上完成纺丝、后处理、干燥、加捻直至成品的设备。1968年9月，上海反帝人造丝厂在浦东的帘子线车间建成年产500吨粘胶强力人造丝装置终于投产。1970年7月划归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后，对装置进行多次工艺改革。产量提高质量优良，后来终于为湖北建成了年产万吨帘子线生产线。

　　随着上海富纤试验的进展，1968年上海为河南安阳设计年产1700吨富强纤维车间，以棉杆皮为原料纺制富强纤维。1970年，又为湖北沙洋化学纤维厂设计年产1700吨富强纤维车间。

　　我国的合成纤维工业正是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建设的。

　　邓小平匪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崇洋媚外、贪大求洋、洋奴哲学乃至出卖国家利益的批判，攻击为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和反对从外国引进技术。但是除了自力更生地发展化纤工业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战斗最激烈时也也从来没有排斥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六十年代，我国虽然处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之中，只要可能引进技术，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也从来没有那篇文章说根本不能引进技术，他们攻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举出一篇文章作为证据。

　　我国在六十年代中期就从西方引进了一些化纤企业，还有急需的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合计花了2.8亿美元。我们知道还有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合成氨。

　　北京维尼龙厂和兰州化纤厂就是1965年从国外引进维尼纶、腈纶的成套工艺技术建设的。1967年建成的北京维尼纶厂年产1.6万吨，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合成纤维厂。从英国引进采用硫氰酸钠一步法生产工艺的第一套大型腈纶成套设备兰州化纤厂也一次投产成功。当时文化大革命战斗正酣，除了刘少奇的洋奴卖国路线受到批判外，从国外引进的厂并没有受到批判。

　　聚丙烯工业也有了发展，1964年兰化公司从英国引进首套5000吨溶剂法聚丙烯装置，于1970年投产。在大批判中从来没说过引进就是卖国。

　　我国一开始还不能正式生产聚酯，生产的确良主要从国外进口原料抽丝。这大概也不算闭关自守和排外吧！

　　大跃进的成就开始在全国推广。前面说的上海合成纤维厂，在1966年迁部分设备与职工到重庆，建成了重庆合成纤维厂后，尔后又相继为湖南、江苏等地兴建的锦纶厂提供技术支援，接受来人实习培训。该年该厂试制成功锦纶66长丝。以后对工艺路线经过200余次大小试验和40余次设备改进，于1969年，设计制造成功国内第一套符合工业化生产要求的锦纶66连续缩聚、直接纺丝设备，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座生产腈纶的车间，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腈纶车间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起来的。1966年为与高桥化工厂丙烯腈生产配套，由上海纺织设计院负责设计，建设了年产2000吨腈纶纤维车间。虽然全部设备由国内设计制造，但既参照了国内科技资料，也吸收消化兰州化纤厂引进的英国技术，采用硫氰酸钠溶液直接纺丝新工艺，并赶在兰州化纤厂以前于1969年投产。

　　与此同时大庆化纤厂，淄博化纤厂也兴建了年产2,000─3,000吨的聚丙烯腈厂。

　　1966年至1968年，大连合成纤维研究所引进日本机器，取代原来的仿苏设备，添置了设备。1967年该所在建设年产300吨涤纶短纤中试车间时，又引进西德螺杆挤出机，使涤纶短纤纺丝技术跃上一个新台阶。该车间投产后，大连合成纤维研究所根据实践取得的经验，先后向国内十几家单位提供成套技术资料，促进了我国各地小型涤纶短纤纺丝工业的迅速发展。后来该所不断对以涤纶短纤为主的设备进行改进，完善工艺，在国内涤纶短纤纺丝技术方面，保持了领先地位。

　　人们可以对这个时候引进的规模之小不以为然，但不论规模大小，都说明根本就不存在排外、闭关锁国、反对引进等情况。当时引进规模小有当时的原因，1972年引进规模大大扩大有1972年的原因，这在下面就会说。

值得一书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建设了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厂。北京比许多地方早早地就进入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从1968年到1971年连续四年工业以30%以上的超高速度发展。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厂和首钢是重点建设的两个工程。燕山石油化工总厂始建于1967年，1969年投产。后来，1973年我国引进的第一套大型石油化工装置――30万吨乙烯就是在燕山破土动工。同时兴建的还有18万吨高压聚乙烯、8万吨聚丙烯、4.5万吨丁二烯等4套装置，统称“四烯工程”。“四烯工程”的建成，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乙烯工业的面貌。

　　随着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解放军也于1969年研制成功三元混纺布单军衣（涤纶占50%，锦纶占17%，棉花占33%），1971年优先装备边防和北京卫戍区部队，1973年装备全军。

　　1969年我国的化纤产量据邓小平匪帮说达到了6.66万吨，比1965年有相当的增加，搞了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建和扩建了新厂，还引进了外国的新技术新设备。自古以来在大革命中经济建设能够有如此之大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和化肥相仿，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化纤工业的发展表现在小化纤推广有了试点，大化纤建设有了典型。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进入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阶段，等着推广了。

　　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化肥工业设备制造能力较强，而化纤工业的设备制造能力还较弱。因此不像化肥，经过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小化肥占了大头，大化肥厂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化纤工业中，小化纤厂和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大化纤厂产量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比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当引进的四大化纤厂建成投产后，国内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大小化纤厂所占比例就显得很小了。甚至连以前的大化纤厂也显得微不足道了。四大化纤厂成了改善人民衣着的主要力量，在四大化纤厂建成前，人民的衣着改善也被淹没了。邓小平匪帮就可以乘机一笔抹杀，甚至于可以用七十年代初的确良要凭票供应来攻击文革，吹嘘自己。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确良还靠进口原料生产呢！可供应量极少。

第二次大跃进第一阶段的化纤和塑料工业

　　七十年代初建设了一批化纤厂，国产原料增加。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兴建了合成纤维和人造纤维厂。不仅化纤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从粘胶纤维发展到合成纤维的涤纶、锦纶、维纶、腈纶、氯纶、丙纶以及人造丝、人造毛和人造棉等七大类产品。1972年各种化纤产量13.73万吨，比1969年翻了一番，比1965年增长1.7倍，开始以较大的数量供应城乡市场。腈纶毛线、的确良等织物的产量增加更迅速。塑料树脂、合成橡胶等产品也发展起来。

　　和五小工业同时，各地建设了一批小化纤厂。据1970年8月10日国家建委发出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情况的报告》，东北、华北、西北各省为实现轻工业产品自给，以中小为主，兴建一批轻工项目。全国仅仅该年上半年就建成化纤厂65个、小洗衣粉厂24个、还有小甜菜糖厂91个、小塑料厂35个。

　　其次国家建设了一批大中型的化纤厂。

　　由于维尼纶厂最容易建设，我国那时建设的合成纤维厂首推维尼纶。

　　1971年由纺织、石油、化工三工业部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以发展合成纤维工业为重点，自己设计制造，几乎同时在甘肃、广西、山西、云南、贵州、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省区兴建九大维尼纶厂，年产量5,000─10,000吨。轻工业部门批判爬行主义反对照抄外国，敢于打破洋框框创造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工艺。在设计维尼纶厂和腈纶厂中比国外引进的同类厂投资少一半以上。

　　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和自己施工安装的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投产，当时算现代化了。福建工业薄弱，但是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基本建成从生产电石到制成维尼纶短纤维的化纤生产联合企业。该厂坐落在永安县的燕山脚下，九龙溪畔。这里山林起伏，制造维尼纶的主要原料之一石灰石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境内的九龙溪中的安沙水电站又提供了丰富的电力，该厂可以年产一万吨维尼纶。相当于一万吨棉花所织成的产品。

　　湖南省第一家大型化工化纤联合企业——维尼纶厂是于1977年5月基本建成投产的。

　　大跃进前引进技术和设备建设的保定化纤联合厂，由于在文革前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只见投资不见投产。而在1970年仅用五个月时间就自己设计、制造、安装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中型强力丝车间，十年没办到的事，五个月办到了。

　　七十年代初期又研制了一批年产4,000吨的VD405纺丝机及7,500吨的VD406纺丝机，装备了一批小型的聚酯（的确良）厂。

　　上海是从1960年开始生产的确良的。文革前搞了六年，花了上千万元的投资，进口了大批设备，生产发展却极其缓慢。1966年到1971也是六年，没要国家多少投资主要靠挖潜，产量增长六倍。1971年底国家要上海立足于自力更生，继续大幅度增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增产的确良，从纺织到印染加工的全套工艺设备都要作相应改变。特别印染加工，要大批耐高温、耐腐蚀设备，国内还很少生产。但是经过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努力，还是迅猛增长起来了。1972年比1971年增长两倍，到1973年，1965年的年产量只要八、九天就可以生产出来了。花色品种由几百种发展到几千种。

　　为了解决化纤原料配套供应减少进口，上海市化纤公司重点发展涤纶短纤维，生产厂增至7家，年产能力达到18635吨，为1970年的10倍。自行设计制造年产2000吨腈纶生产线也正式投产。上海第三十二棉纺织厂自1959年开始生产化纤棉绒浆粕，此时建立聚酯切片车间，为厂内生产涤纶纤维提供原料，1974年建立涤纶短丝车间，系国家采用首批国产VD405涤纶纺丝设备的试点单位。第二十三棉纺织厂于1971年3月，划归上海市化纤公司，改建为国内第一家生产锦纶浸胶帘子布的专业工厂——上海第十一化纤厂，年产2000吨。该厂职工在改建中，用土设备加“蚂蚁啃骨头”，制造出高精度设备，仅14个月即竣工投产，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其双翼牌锦纶6浸胶帘子布获国家银质奖。到七十年代末上海市化纤公司年产量达54258吨，占上海纺织工业纤维总用量的40%，初步形成行业内部机配件、原料、产品配套的格局。并且试制成功军用的特种化纤，并投入小批量生产。上海市化纤公司还抽调不少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还对岳阳化工总厂涤纶、腈纶、锦纶分厂的建设给予技术帮助。

　　在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发生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这在化肥工业中也已经说过，这次高潮看来比较平静，没有大跃进那样的热火朝天，工人自发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没有大跃进规模大，但组织得比大跃进好，成就一点不比大跃进小。化纤工业也一样。如上海：

　　上海第一印染厂1960年开始用进口设备生产的确良。当时把进口设备看得很神秘，不准工人动一丝一毫，到1965年产量仅300万米。文革中批了“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专家治厂”，大搞革新，自己动手制造了一部分设备，1971年产量就比1965年增长了两倍半。

　　上海第二纺织厂一纺车间，原来机械地按外国工艺生产的确良，花钱不少，成效不大，生产非常缓慢。经过文化大革命冲破了旧工艺框框，1971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3倍。

　　上海第五印染厂，单靠专业厂制造设备赶不上需要，组织起260多人的专业队伍在1971年底苦干46天制造和改造了一批专用设备，形成月产30万米生产能力。以后又连打了几个硬仗，到1972年底，月产能力提高到了150万米。1972年该厂所花的技术改造费用，只相当于全厂上缴利润的千分之七。从未生产过的确良的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只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就调整好工艺，六天织出样布，两周后就开始大量生产。

　　1972年棉纺织系统生产的确良的工厂，从两个扩大到十一个，印染工厂工人制造出近百台设备，全年的确良产量比1971年猛增两倍，所花费用只相当于上缴利润的十四分之一。

　　到1973年底上海生产的确良的工厂由文革前的13个发展成了41个。

　　上海1971年合成纤维生产能力翻了一番。经过1973到1974年集中力量发展的确良，1974年的确良印染布产量比1965年猛增42倍，1974、1975年又集中抓了印染、丝绸、色织行业染整设备改造，把高中档纺织品比重提高到50%以上。

　　各地也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发展“小化纤”。在建立五小工业的同时不少地区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建设小化纤厂和小洗衣粉厂。江苏省建合成纤维工业已有好几年，但文革前受到干扰，几上几下，成效不大。文革中短短的时间里就建成小化纤厂十几个，生产涤纶、腈纶、维尼纶、丙纶、氯纶等等品种。甘肃省也发展三大合成工业。七十年代初合成橡胶，塑料、腈纶纤维等已供应全国各地。由于起家早，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搞得比较好，现在江苏和浙江两省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化纤生产能力。

　　1970年，我国的化纤产量10.09万吨，比1969年猛增了51.5％，比1965年的5.01万吨翻了一番。塑料从9.7万吨增加到17.6万吨，也是将近翻番。1975年化纤达到15.48万吨。又是1965年的三倍，塑料33.0万吨，是1965年的3.4倍。速度都是惊人的。

　　在《从邓小平报纸看基本建设》中已经引用了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的文章《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该文承认从1966年到1976年我国增加的化纤生产能力已达14万吨。

　　人民群众的衣着改善也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了，衣料的花色品种多了起来，“涤上涤下”（指衣服和裤子都是的确良）成了追求的目标，一些农村的农民也开始穿的确良了。如果谁以那时的水平比后来低得多，来作为否定那时人民衣着改善的理由，那么我们要说，那时衣着的改善正是后来的开端，后来更大的改善正是那时的延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提出服装改革。不料竟然被邓小平匪帮诬蔑为“国服”事件，完全是无耻的造谣。谁也没有听到江青说过这是国服，江青也没说过只能穿连衫裙，不能穿其他服装。相反她说的是我国衣服式样单调，男女不分。

　　一般来说，这个时期我国的化纤产量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这一时期最大成就还不是产量，而是我们的化纤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各种化纤设备，自己武装自己，尽管这些化纤设备还很小，所谓大型的也不过万吨级，不少化纤厂还是几百吨级的。我们培养了不少化纤工业的生产和设计制造设备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建立了科研机关。我们的化纤生产和设备制造从粘胶纤维到维尼纶、氯纶、丙纶、锦纶、腈纶、涤纶品种齐全，齐头并进。——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化纤工业第二次大跃进的第二阶段。

“四三”方案：化纤和塑料工业建设进入第二次大跃进第二阶段

　　在1976年我国的化纤和塑料等工业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门槛，这是从1972年开始的。1972年由毛主席批准，我国开始建设“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了二十六个特大型的先进项目。化肥一共十三个已经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里说了。化纤有四个，前面也已说过。它们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辽宁辽阳化纤总厂、四川长寿维尼纶厂以及天津石油化纤厂。所投入的资金、建设的规模、技术之复杂、人力、物力投入之多，为我国轻纺工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些工厂的建成，就有了后来衣着的根本的改善。

　　使邓小平匪帮悲哀的不是别的年份，正是他还在江西的1972年，开始了“四三”方案建设，又正是批邓的1976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完成了95％以上的工程，开始试生产，并有产品投入市场从而开始了人民衣着的更大改善，尽管产值不高，只有2800万元，但表明中国的化纤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还有领导金山建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对头上海市革会。塑料也是这样，北京引进的大石化厂已经开始生产乙烯。对此邓小平匪帮只好向人民隐瞒着。以致不少人至今还不明白正是邓小平在江西时毛主席搞了“四三”方案，才有人民衣着的大改善，也不知道被称之为“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对金山的建设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并在批邓时已经开始试生产。此事一旦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知道，邓小平匪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诬蔑，以及把人民衣着的大改善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就全都破产了。欺世盗名到最后成了身败名裂。

1972年搞“四三”方案的原因：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财政和外贸的迅猛增长，国际威望大大提高

　　我国决策大规模引进所以会发生在1972年，是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工农业高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长有关，也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对外交流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大，外汇收入大大增加有关。没有九大以后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就不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别的不说，首先国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在《军政府的末日》、《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中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显然被篡改过的数字，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平均年递增3.88％，十一年中有八年创造历史最高水平。1971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和1968年比，三年翻了一番。生产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也就大幅度上升，为基本建设投资加大提供了条件。

　　196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526.8亿元，总支出525.9亿元，结余9000万元。该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0.83亿元，比1968年大幅度增长达77.6％。

　　1970年国家财政总收入662.9亿元，比1969年增长25.8％——就好像一个工人加了两级工资。总支出649.4亿元，结余13.5亿元。这是很大的结余量。该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12.55亿元，比1969年又是超大幅度的增长，达55.6％。

　　尽管经过这两年的大增长，1971年工业生产增长率不及前两年，但国家财政总收入744.7亿元，比1970年又增长了14.7％。又相当于加了一级工资——那年不少工人也确实加了一级工资，临时工合同工等都转为正式工人，还有大批新工人涌进工厂，造成了1972年的三个突破。——总支出则是732.2亿元，又是12.5亿元的大额结余。基本建设投资继续增长9.1％，总额达340.84亿元；该年进出口贸易总额120.9亿元，比1970年增长7.1％，创历史最高水平。折算成美元48.5亿元，其中出口26.4亿元，顺差4.3亿，

　　1972年有人批“极左”，该年工业增长较慢，国家财政总收入766.6亿元，比1971年增长4.7％，不算高。总支出766.4亿元，结余0.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略有缩小，但也有327.98亿元。特别要指出的是该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6.9亿元，比1971年增长率竟高达21.5％。这是超高速度。折算成美元63.0亿元，出口34.4亿元，顺差5.8亿元。

　　1973年批林彪极右，工业增长速度上升，国家财政总收入突破八百亿，高达809.7亿元，比1972年增长5.6％。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0.4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1972年增长3.1％。该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更是超高速增长，高达220.5亿元，比高速增长的1972年竟然又猛增了50.1％。折算成美元109.8亿元，出口58.2亿元，顺差6.6亿元。可见进出口贸易增长和“批极左”毫无关系。

　　和1970年45.8亿比， 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猛增了2.4倍；批林批孔的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比1973年又猛增了32.7%。1973年全国出口总额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6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三倍多。只是由于那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四三”方案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才出现了6.7亿美元的逆差。邓小平匪帮诬蔑批林批孔破坏对外贸易、闭关锁国、排外，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

　　倒是邓小平主持过国务院的1975年，我国外贸略有减少，为290.4亿元，比1974年292.2亿元减少了1.8亿元。——这是九大以后的第一次。由于美元贬值才算比1974年略有增加，为147.5亿美元。对于1975年的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四人帮”说是邓小平造成的，而邓小平说是“四人帮”造成的，实际是归罪于文化革命。是不是像他说的我们且不论了。1975年工业增长快，邓小平就说是他的功劳，那么有了过错就是别人的罪责了。他那么重视外贸为什么外贸反而减少了呢？其实1975年邓小平在国务院只主持了七、八、九三个月，而工业生产不但在年初大幅度上升，在1974年八月就已大幅度上升了。

　　1976年末对于1975年外贸赤字有个说法在流传。据说邓小平要引进一大批外国的先进技术，后来“四人帮”反对，把引进的企业退了，不能不赔外国，以至于在工业增长较快时造成了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注意：这不是“四人帮”说的， “四人帮”刚倒。也不是任何文革派说的，批邓文章中也看不到，而正是邓小平的喽啰们在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邓时，夹在大量的谣言中一起流传的。也不仅仅是“小道消息”，反动影片《樱》、《婚礼》、《峥嵘岁月》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批邓和邓小平要互相指责对方造成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了。批邓认为1975年“四三”方案尚在进行，另搞一套大引进根本就是错误的，自然要说是邓小平的责任，他不重复大引进就不会赔别人。而邓小平认为“四三”方案进行时大引进是对的，当然要把责任归罪于“四人帮”，实际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和批邓。最关键的是，现在邓小平及其支持者还认不认为那个时候应该大引进？那年邓小平究竟有没有过大规模引进？如引进过，引进了那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闭口不谈了？用列宁的话说，倒好像一个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要知道，以上这些成绩还都是在我国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取得的，不象邓小平匪帮上台后靠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财政虚增，债台高筑，连年大赤字。

　　在那个时候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连年增长，为我国大规模解决人民衣着和需用提供了条件。196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1968年增长8.7％；1970年858亿元，比1969年增长7％；1971年929.2亿元，增长8.38％；1972年1023.3亿元，增长10％；1973年1106.7亿元，增长8.2％。——连年高速度膨胀。

　　一切鄙视工农、自命不凡、自以为天下最有知识的大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大发展时期“市场繁荣、物价稳定”，都抱着不值一顾的态度，适足以证明他们的极端无知。他们连什么叫做市场繁荣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市场繁荣？市场繁荣就是购销两旺，商品的供应量大大增加，销售量也大大增加——这就是市场繁荣！他们说货架上空的能说是市场繁荣吗？——按照他们这一说法，那只有资本主义国家里货架上堆满了物资却卖不出去，才叫做市场繁荣了？——这叫经济萧条。在资本主义国家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供不应求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从未有过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长期的供不应求，如果他们遇到我们曾经有过的供不应求哪怕只有一年，一个月，他们的嘴巴也要笑歪了。有人以七十年代初要花好大的精力才能买到一件的确良衬衫，不然就要凭票来作为我国经济没发展的“理由”。但我们已经知道，论生产七十年代初期的确良增长够快的了，只是人民购买力大幅增长才造成仍然供不应求的。对于这种情况，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都会认为，在生产大幅度增长时，供不应求为化纤工业的大规模地发展提供了市场的条件。

　　鉴于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右派、反动派、反共分子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习惯于给人强加罪名，这儿不得不再次声明一下：市场繁荣就是购销两旺，决不等于说任何时候货架空空都是市场繁荣，我们决无意思要给六十年代初的供应紧张加上市场繁荣的桂冠。那主要是刘邓路线的人祸。——不做这个声明邓小平匪帮肯定要造谣，说我们把六十年代初归之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作了这个声明他们还是会造谣，那就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是比戈培尔还戈培尔，离开了造谣就无法生活的。

　　五十年代供应紧张也同样不能说市场不繁荣。许多商品如鱼肉就是1956年开始凭票供应的，也是购买力大大旺盛造成的。那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业迅猛增长，国家招收了五百万新工人，许多老工人加了工资，不少人连升两级，购买力的提高超出了同样迅猛增长的商品可供量。正因为如此，这年还不能不把1955年开始的布票打对折使用（两尺布票买一尺布）。1955年是我国凭票供应的开始年，粮食和布都是那时定量的，但1955年是大丰收。1956年则是大规模实行凭票供应的年份。1957年的右派就以此攻击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不料到了后来，出于需要又把大跃进以前捧为没有矛盾的“黄金时代”，凭票供应则归罪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了。

　　生产蒸蒸日上，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外贸总额迅速增长，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增加，也由于大批的新工人涌进工厂，大批的工资到了人民群众手里，购买力大大旺盛，所有这一切都为从国外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包括直接关系到人民吃穿用的化肥厂、化纤厂、塑料厂、烷基苯厂提供了条件。没有九大以后的第二次大跃进，就不会有国家财政和外贸的迅猛增长，也就不可能在这时从国外大规模地引进技术。第二次大跃进的前期为后期的大引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同时，西方国家遇到了又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元和黄金挂钩的体制崩溃，开始大步贬值，通货膨胀遍及全球，这也为我国大规模引进技术提供了外部的机遇。按照我国进出口量来计算，1970年一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46元，1972年2.33元，1973年2.01元，1975年1.97元。就是那个时候，我国对外经济来往破天荒第一次要以人民币来结算。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遇。且不说是不是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外贸才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币稳定、购买力旺盛，这些外部机遇也是不能很好利用的。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要比毛泽东时代严重得多。1987年的黑色的星期一，1991年以来，长达十几年的史无前例的衰退，至今还见不到底的衰退，不但没有使我国经济因此得到好处，反而使我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转嫁危机的对象，我国的工业大批被整垮。

　　还有以前我国处在美帝国主义封锁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对我禁运，尽管1964年法国和我国建交，还没有根本改变。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地引进过技术，但后来赫鲁晓夫尝到了甜头要和我国搞什么“苏联工业，中国农业”的国际分工，最后又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又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包围封锁和威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际威望大幅度提高——这成了1970年日本总结的国际十大新闻的第一条，大批国家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国恢复了联合国里的合法席位，基辛格、尼克松、田中相继到中国来，日本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封锁已经开始打破。没有这一条，也就没有四三大引进。我国的国际威望大提高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大增长，经济大建设有关。自己没有实力哪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我国支持下的越南战争的胜利也使得尼克松终于明白中国不是一个封锁得住的国家。

　　石油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发展也是必要的原因。不然我们就只能用煤炭来制造化纤和塑料了。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我国石油工业大发展，使得我国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我国建立的化纤厂大多不是用石油作原料，这也是规模小的原因。就是年产一万多吨的大厂，和四大化纤厂比也小得多了，成本也要高得多。

　　前面说的， 1972年我国的化纤工业虽然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但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也是1972年我们能够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的化纤生产和设备制造、科研单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从粘胶纤维到维尼纶、氯纶、丙纶、锦纶、腈纶、涤纶品种齐全，齐头并进。

　　资本主义国家历来如此，你自己不能生产、不能研制，就要卡你。如果我们不是自力更生达到了这一水平，那么你要化纤吗？他们大概很乐意卖给你，但绝不会高兴地卖化纤设备给你。尤其先进的化纤设备。他们要你永远依靠他们，要买就卖化纤，不卖设备，这样就可以把生意老是老是做下去。没有自力更生精神，就不可能通过引进买到一个现代化。

　　今天许多人已经明白，我们许多事业原来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了，由于邓小平匪帮迎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反被整垮了。“运十”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整垮我国的“运十”就没有麦道的生意。可邓小平匪帮把“运十”“彻底否定”后，麦道是不是真心帮我们发展大型运输机了呢？他们钱赚到手了，邓小平匪帮依靠麦道花大价钱搞的飞机工业不过是一堆废铁。现在我国天上飞的都是外国大型飞机，十亿条裤子才能换一架。相反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坚持自己建设自己的飞机工业，把“运十”搞下去，那说不定波音、麦道等等自己就会找上门来，把某些我们需要的飞机制造技术卖给我们。就是我们需要直接买飞机也可以买得便宜些。

　　“歼十”也是一个例子。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就准备制造自己的航空母舰，首先制造一艘垂直起降飞机航母。这除了需要造船工业以外，首先需要制造自己的舰载垂直起降飞机，为此研究了“歼十”。不幸的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把“歼十”枪毙了，改而从英国引进“鹞”式飞机，英国也作出一付友好的样子来，表示愿意给我们航母。但几年过去了，终于什么都没有给我们。我们在邓小平匪帮的出卖下，完全被英国鬼子耍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难圆航母梦。被邓小平匪帮枪毙的军用飞机还有双二五的“歼九”、“歼十一”、已制成五架样机的“歼十二”以及中国的F16“歼十三”。而1997年上天的“飞豹”本来是毛主席的“歼轰七”。

　　这个“飞豹”，在用什么发动机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国于1964年10自行研制涡扇六，当时谁也不会买先进的发动机给我们。到1968年6月涡扇六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首台试验机试车。可后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却坚持要买英国的斯贝发动机，文革派主张把涡扇六搞下去，被他们攻击为“江青集团的破坏”，但这一骂倒是大大地成就了江青，将使她名垂青史。1973年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提出仿制斯贝分散了他们的力量，影响涡喷六丙和涡扇六的研制。1974年5月11日航空工业部主要领导也向中央提出报告不买斯贝。可李先念、叶剑英仍坚持引进，宣称“不可不买”，甚至说“价钱不是问题”好像是个大财主。为了应付，他们宣称斯贝可以国产化，在他们坚持下也买了几十套。1975年12月13日：取得专利许可并在1976年3月仿制。——此时实际是两套一块儿上了，涡扇六受到了排斥，由于江青的支持，涡扇六的研制得以转移到西安继续。可不久邓匪复辟，尽管涡扇六已经非常成功，性能超出了斯贝，只待大批量生产了，而且论性能斯贝比她差得远，1980年还是被邓小平匪帮蛮横无理地枪毙了，队伍解散，原因正是“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四人帮”搞的。有关人员心痛地说，如果当初不买斯贝，我国的涡扇六早就成功了。研制涡扇六的钱还只用了斯贝的二十分之一呢！那么斯贝是不是继续搞国产化呢？——也不是！尽管1980年仿制斯贝已经考核成功，全部符合技术要求，国产化进展也很大，大部分的零件已经能够仿制，大部分金属材料也试制成功。可他们竟然把花了大量的外汇买来的发动机扔在仓库里发霉。歼轰七、歼九、歼十全部被“彻底否定”。——邓小平匪帮原本就不是真心搞中国的发动机，既不赞成自行研制，又不是真正地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他们的目的只是篡权复辟，在引进上做文章为他们的篡权复辟服务。目的达到了，对斯贝也不热心了。到了九十年代，不知怎么，大概快二十年了没出新飞机太说不过去了，邓小平匪帮忽然又想起了歼轰七，为了表明是他们的成就改称为“飞豹”。可是设备锈蚀了，人员散了，既不能生产涡扇七，又不能生产斯贝，用什么发动机呢？——到那时才想起了仓库里还有高价买来的几十套配件在发霉。于是这些被冷落了十几年的发动机装上了“飞豹”。数量有限，用完了又不会造，就去找英国购买，可人家早已过时停产了。最后只好买英国淘汰了的旧飞机上拆下来的破烂货。歼轰七经过长期的拖拖拉拉总算是搞出来了，不但已经过时了，装的发动机就是这样库存加破烂。——这就是邓小平匪帮搞的新型歼击轰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歼轰七比任何其他飞机的命运都悲惨。原来我们自己的歼九、歼十也已经破坏殆尽了。目前邓小平匪帮的歼九、歼十都不过是别人淘汰的落后飞机，盗用了歼九、歼十的名义而已。邓小平匪帮真是罪大恶极！！！

　　任何人跑到自由市场上就都明白，即使你确实急需别人的货，也必须做出一付并不急需的样子，或者说我可以自力更生解决，或者说我可以从其他人哪儿买。同样，商人明明迫切需要把自己的货推销出去，也会做出我不一定要卖给你的样子来。如果有人对商人说：“你的货好啊！你的货多么地好，我是多么地需要买你的货来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啊！”那么奸商一定会认为今天遇到二百五了，可以狠狠地宰一刀，按上海人的说法碰到阿曲死了，每个有头脑的人也都会这样认为。但如果说邓小平匪帮是二百五又不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是最最提倡市场经济吗？对最起码的商业交换常识居然好像一点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伙汉奸、卖国贼，适应帝国主义的利益存心出卖我们的国家利益。1978年的大规划不就是做了世界上最大的二百五了吗？

　　我们原来的底子确实很差，技术力量确实有限。如果完全不吸收外国技术关门搞自己的建设也确实要慢得多。但我们首先要有自力更生精神，不排斥外援也绝不乞求外援。首先自己就要努力搞起来，懒汉就是有人扶也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许多技术我们自己不搞，没有一定基础，人家不会卖给你。就算卖给你也一定是落后产品并且开的天价。由于自己没有搞过，没有技术力量，买到手也不一定能够开动起来。但自力更生有了一定基础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办的化纤厂规模的确都很小，但都已经能够搞了，我们有了技术力量，加上经过大跃进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能够制造成套设备了，包括大型的和相当高级、相当精密、相当尖端的设备，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又大大加强。这样，外商就不能不想，如果我们不卖大型先进化纤设备给中国，中国就会自己去搞出来，他们已经把小型的搞出来了，根据他们的设备制造能力，很快就会把大型的先进的搞出来，到那时我们不是丢失了这一个大生意了吗？

　　——立足于自力更生，甚至可能使得没有基础的工业门类，外商也会卖给我们。因为他们害怕不卖给我们，我们就会自力更生搞。他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底子有限、技术力量不足，怕就怕我们有限的基础和技术力量用到他想做生意赚钱的地方。他们会说：“让中国有限的力量用到其他商人从事的行业上去吧！我们何不做我们的生意。”

　　浮法玻璃就是他们的一个极好教训。60年代中期，我国希望引进浮法玻璃生产技术，遭到了拒绝——这难道能够说是我们排外，而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禁运和封锁？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封锁难不倒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自力更生努力攻关。进入七十年代中国浮法玻璃工艺研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1971年9月23日洛阳玻璃厂研究制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采用全新浮法工艺技术的中国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标志着中国玻璃工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大创造。想难倒我们的外国资本家倒失去了一个很好的生意。有了类似的教训他们应该学乖了。

　　倒是英国汉格公司和荷兰大陆工程公司比较明智，他们在1965年卖大型合成氨和尿素成套设备给我们。——这就是最初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也是我国第一套引进的大型尿素装置，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他们赚到了钱，而我们不但有了一套尿素装置，还学会了尿素设备的制造。

　　自然西方国家绝不会轻易地把先进的武器和尖端科学等卖给我们的，在这方面不能寄托幻想。

　　所以越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反而越有利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1972年以前，我国自力更生搞化纤并有了相当的规模，是1972年大引进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1972年，各个时代都完成了各个时代的发展经济的任务。没有这一时期我国自力更生搞化纤，就没有1972年的“四三”方案。何况在这以前我们也没有排外。前面说过兰州等两个引进的化纤项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到1969年九大）建成投产的。倒是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了封锁。

　　以上这些就是为什么我国不可能在六十年代大规模引进技术，也不可能在九大后三年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在1972年却能够搞“四三”方案的真正原因。而且可以看到那是我国经济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大规模发展，到达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可能和需要，决不是一时的灵机一动或者政策调整的结果。

　　国外有识之士也明白这个道理。1978年9月到10月初，西德专家褒曼教授等组成农业考察团在中国访问十七天。其中有位专家辛说：在1949年以后，从苏联引入的著名的193项工程虽然对中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对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蕴藏着破坏性的冲击。辛又认为五十年代中国不能从西方引进做生意，否则会损害中国经济，1975年已经可以了。但如果在四年前还不可以，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非常稳定，所有各方面已发展起来了。（见香港《明报月刊》78年11月号《西德专家谈中国农业》）他说的四年以前就是指1971年以前。——他说的引进做生意是指大规模的。至于小规模，我们已经知道六十年代一直在和外国做生意，文化革命也没有中断引进项目的建设。

驳邓小平匪帮捏造的实行“四三”方案的原因

　　最可笑的是邓小平匪帮把“四三”方案能够实行，归结于什么“批极左”，还有九·一三事件——他们把这说成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好像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让林彪当接班人，如真是这样毛主席也没有必要在九届二中上反潮流了。这又是拉郎配，乱拉因果关系。

　　确实1971年不是中央发动，却在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批极左”。但那年的工业增长幅度大大下降，尽管达到14.9％，也是两位数字的高速度，但已经不是九大以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超高速度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不如以前，质量也下降了。1972年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到6.6％，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是高速度了。质量下降引起了周总理的严重关切，只是还没有现在那样严重的假冒伪劣。批极左并没有促进经济，倒是批右的1973年工业增长上升到9.5%，质量也提高了。只是在该年末，由于新生的走资派加强了对工人的压迫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出现了停工停产。

　　至于林彪事件，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他们说林彪事件出来后，毛主席调整了经济政策允许从外国引进了，纯是胡说八道。毛主席只是反对洋奴、不许卖国，什么时候不允许引进过？又什么时候调增过政策？林彪也并不反对从外国引进吧！大批判也只批判刘邓集团的洋奴哲学、卖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不准引进？何况文化大革命战斗最最激烈的时候，我国还在建设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和工厂。他们还根本忘了，林彪是乘着从英国引进的三叉戟出境并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根据邓小平匪帮编的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67年、1968年，我国跟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的进出口量都比1965年增加，幅度还不小，只有跟前苏联贸易才大幅度减少。可邓小平匪帮竟然造谣说，“四三”方案是由于周总理抓住毛主席偶然的一句话：“的确良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自己不能生产能不能买？”——据说周总理就顺水推舟，于是有了大引进，有了“四三”方案。这不是完全作秀吗？

　　邓小平匪帮的复辟上台已经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看清楚他们就是一伙洋奴、汉奸、卖国贼。正是他们为剥削者服务，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他们的一切倒行逆施，把我国的经济一步步地拖入了绝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批判一点也没有错。

　　邓小平匪帮还把“四三”方案归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种倾向——反对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提出了什么“先解决吃、穿、用”，说成那一口号的胜利，好像毛主席又突然改变主意了。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在文革前有这个条件吗？我国经过大跃进于1963年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后，就应该实行毛主席提出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方针。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中间就包括人民的吃、穿、用，但决不等于一切，也需要一定的时机和条件。“四三”方案不等于第二次大跃进的一切，三线建设、造船工业、军工、运十飞机并不是吃、穿、用吧！在“四三”方案中也不都是吃、穿、用项目。武钢的一米七、汽轮机厂、发电厂和采煤机械都不是吃、穿、用。我们至多只能说西方国家不肯把尖端的技术和先进的军工卖给我们，所以吃、穿、用在“四三”方案里占了比较大的份额。何况文化革命前，我国才从1962年到达顶峰的饥荒里走出来，能够不备荒吗？那时不但美帝国主义到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我们的近邻越南，如果得逞，下一步就是我们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要我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遭到毛主席拒绝后，便先以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来破坏，后以大规模武力入侵相威胁。我国处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能够不备战吗？实行“四三”方案跟备战、备荒也毫不冲突，我们什么时候停止过备战备荒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从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就应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到了没有战争威胁了，也得备荒。何况在六十年代那样险恶的国际环境里。

　　邓小平一伙不会忘记毛主席于1966年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一封信吧！就在这封信里，毛主席提出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的原则，但是又说：“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以后再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够打仗，……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特别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毛主席强调必须备战、备荒但也从没有忽视人民的吃穿用。

金山石化总厂——我国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和市革会的功绩

　　这四大化纤厂以上海的金山石化总厂最成功。也是解放以来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一直到现在为止，大概在中华民族的引进史上前无先例，至今还未有来者。被称为“闭关自守”、“排外”、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上海市委、上海市革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能把功劳完全归于他们，但是他们确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偏偏没有邓小平和他的匪帮一丝功劳。

　　其他几个如果不是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捣蛋，应该和金山一样。但总体来说，虽然受到很大的破坏还是相当成功的。


金山石化总厂

1972年2月5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圈阅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5月13日确定将一套化纤安排在上海。6月12日上海市革委会工业交通组派方荷生等人赴京，参加轻工部、燃化部、外贸部与外商有关引进化工、化纤技术设备的谈判。6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金山卫建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由方荷生等人组成总厂筹建指挥部。在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上海市的各有关局对口包建总厂各工程项目。1972年7月16日上海市革会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筹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请示报告》，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从国外引进三套化纤、塑料新的技术设备，其中有一套放在上海，这是一项重大措施，我们完全拥护这一决策。” 上海市革会并对建厂规模、厂址选择等作了调查研究后，报告了研究的意见。7月31日，在金卫人民公社设立总厂筹建指挥部工地办事组。8月1日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召开负责总厂设计和对口包建的29个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总厂的总体布局。8月15日总厂筹建指挥部召开参加总厂设计的有关人员会议，决定总厂一期工程土建结构设计由国内承担，上海化工设计院负责生产区总设计；上海规划设计院负责整个石化厂和生活区总设计。9月17日上海市委批准市工交组《关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围堤工程的请示报告》。

　　1973年2月19日国家计委、建委、轻工部等有关部委在京召开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工作汇报会，上海市革委会派人率上海市金山工程赴京汇报工作组汇报建厂规模及筹建情况。会后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工作汇报会议纪要》。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总厂建厂规模基本确定。3月2日总厂一期工程引进装置的第一个合同《以煤柴油为原料生产乙烯和加氢汽油成套设备合同》在北京签订。3月8日与日商在上海开始乙烯和加氢汽油装置设计会谈。5月31日总厂筹建指挥部向上海市革会工交组呈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设计任务书》，经逐级上报审批，于同年11月获国务院批准。至1974年1月18日，一期工程9套引进装置的9个引进合同全部签约；1975年2月，9套引进装置的设计会谈全部结束。1973年12月29日乙醛装置出国设计联络组赴联邦德国工作。至1974年9月2日，9套引进装置的出国设计联络工作全部结束。

　　“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和市革会有一千个错、一万个错，反正这不能说他们“闭关锁国”、“排外”、“反对引进”吧！《关于筹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请示报告》请见附录。

　　1973年6月11日调整扩充总厂筹建指挥部领导班子，由方荷生等人组成。8月上海化工设计院8位设计人员向国务院、上海市及总厂筹建指挥部写信，要求修改总厂的总图布局。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轻工部，召集上海市和总厂筹建指挥部有关领导，据此制定总图规划设计的五条原则，局部调整总图布局。10月2日总厂筹建指挥部和中国共产党总厂筹建指挥部核心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陈去非到职。10月4日总厂筹建指挥部机关由市区迁至总厂工地现场办公。

　　1973年10月20日上海市委决定建立“上海市石油化工总厂建设领导小组”，黄涛任组长；同时任命陈去非任总厂筹建指挥部指挥，方荷生等人任副指挥；建立中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核心小组，陈去非任组长，方荷生等人任副组长。

　　自此以后总厂筹建指挥部核心小组就开始工作，直接指挥了金山工程的建设。如11月6日召开了由包建、设计、施工单位参加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设计工作会议，提出“设计快、审批快、出图快、质量好”的设计工作要求。

　　建设工厂要占土地。那个时候惜土如金，对于耕地更是如此。不像现在土地说占就占，对大量最肥沃的耕地被侵吞丝毫不感到可惜，全国都发生了圈地运动，甚至圈了地却久久不建设，让土地长期闲置。——这在“十年浩劫”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上海土地尤其金贵。上海市革会选中的金山卫是一片海滩，“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满地泥浆”，决心在这片海滩上建设我国最大的化纤厂，上报中央。1972年党中央批准定下在这儿建造化纤基地后，五万会战大军陆续来到金山工地，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决八亿人民穿衣问题的号召在1973年底只用了32天就完成了长达十七华里120万土方的海堤工程，可以挡住最高达12级的台风和巨浪。围海造地近万亩。1974年1月1日正式破土施工，打下了第一根基础桩。这个解放以来上海最大的建设项目，也是全国几个大型石化基地之一的建设由此开始。

　　1973年各路建设大军先后到达，工地现场很快就通电、通水、通路、场地平整。职工医院、单身职工宿舍也开始建设。

　　1974年1月1日热电厂打桩，工程土建会战开始。以后各个生产设备、主要厂、辅助厂、码头、交通线路和设施、松浦大桥、纷纷开工建设，并在1975年到1977年陆续建成。

　　1974年5月18日首批出国实习组——乙烯装置计算机实习组6人赴日实习。1975年9月，9套引进装置的10个出国实习组全部学成回国。8月9日首批引进设备出国检验组——聚乙烯装置设备检验组赴日工作。1975年6月27日，9套引进设备出国检验工作全部结束。

　　——既然如此，当然谈不上排外，谈不上闭关锁国。但也决不是邓小平匪帮完全地依靠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完全躺在外国资本家的身上。而是坚持了自力更生和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尽可能地节省了建厂投资和外汇。引进设备时，国内能造的尽量自己制造。金山三分之二的投资和设备重量是国产的。

　　外国确实先进的，引进吸收；我国自己能够制造的，自行制造。总体设计和土建也都由国内承担——不像宝山钢铁厂连土建也要外国来干，原来建设攀枝花的工程队却不能不闲着。这样既可以节约外汇，不至于完全受外国人摆布，又可以使自己的工业有充足的任务，不至于闲置。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生产，生产出资金来。还可以经过实践锻炼壮大国内的生产能力。在可以自力更生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正是筹资的最好途径。所以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虽然建设规模和当时经济条件比很大，却从来没有邓小平匪帮复辟时期那么严重的缺乏资金的情况。

　　金山共有十八套装置。从日本、西德引进的有乙烯、聚乙烯醇、乙醛、高压聚乙烯、丙烯腈、丙烯废液处理、芳烃抽提、涤纶聚酯、涤纶抽丝等九套装置。需要外汇的就这九个。

　　国内自己配套的有常压蒸馏、醋酸、硫氰酸钠、甲醛、塑料薄膜、腈纶抽丝、涤纶抽丝、空气分离等九套。这些制造的设备使得我国相应的机械设备制造厂和为它们提供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等的工厂开工充足，生产出了建设金山所需要的设备，也生产出了建设金山所需要的资金一大部分，还生产出了我国自己制造大型先进化工设备的人才、技术和能力。

　　它们组成了乙烯、丙烯、芳烃三条生产流程线。分成化工一厂、化工二厂、腈纶厂、维纶厂、涤纶厂、塑料厂六个生产厂。

　　根据生产需要又兴建有热电厂、机修厂、水厂、污水处理厂四个辅助厂和运输、装卸等配套工程，还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生活区。

　　金山工程能够收效快，主要靠坚持自力更生和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相结合的原则，这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

　　1974年1月11日陈去非等人参加轻工部在京召开进口成套设备基建座谈会，确定以引进设备的合同期限安排建筑安装进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厂方针。4月4日总厂筹建指挥部召开金山工程快马加鞭誓师大会，副指挥方荷生就总厂工程建设作了动员。上海市委，市革会，各包建、设计单位，金山、平湖两县派人出席大会。

　　不搞特权化，干部和工人同甘共苦是金山建设迅速、高质量、高效益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建设金山，一批批建设者，不怕艰苦，不讲条件，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工程指挥部和总厂干部长年住“猪公馆”，身先士卒，带头苦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职工才不怕艰苦、不讲条件。如32天筑起的十七里海堤，就是五万民工凭着一条扁担两只箩筐完成的。各行各业前来支援和参战，共青团员、青年开展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1975年8月化工一厂基本建成，8月13日常压蒸馏装置率先投料试车。8月29日《人民日报》就总厂工程建设，发表《一个又快又好的典型》、《金山工程为什么上得快？》的评论文章。9月30日总厂筹建指挥部副指挥方荷生，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题为《群众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广播讲话。1976年12月维尼纶厂基本建成，1977年7月涤纶厂基本建成，1978年10月腈纶厂基本建成。

　　就这样，短短不到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三个生产厂，四个辅助厂，以及为这十个厂服务的海上卸油码头，污水排放隧道，铁路支线，黄浦江大桥，生活区和商业、学校、医院等，神话般地从昔日海滩矗然兴起。按原来设想十八套装置中的第一套，化工一厂的乙烯裂解炉还准备在1975年国庆节前夕——9月28日点火试车。后来因故改为烘炉，不料在后来竟然成为邓小平匪帮所谓的“四人帮”罪证，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和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破坏建设、破坏生产、闭关锁国、排外”的罪证。这在后面就会讲。

　　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建设一个这样技术复杂的现代化大企业，这样高的速度在我国基建史上还从未有过，至今还没有来者。

　　原因正在于：

　　第一：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大动员。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开展大协作大会战。几十万人劳动却有条不紊，1975年参加金山工程建设的有上海全市23个局，23个设计单位，一大批工厂承担主要生产和配套工程的保建任务。

　　第三：前面说过的在建设引进中同样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第四：坚持鞍钢宪法，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坚定地相信群众中不但有充分的劳动积极性，还有无穷的创造性，坚持土洋结合的方法。

　　比如从国外引进的超大、超重设备有三四层楼高，当时也没有大的平板车，怎么运到施工现场呢？上海交运局的广大职工，特别是扎竹排的师傅，充分发挥中国水运工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采用土办法，设计出极为巧妙的装运方案，从黄浦江转入张泾河支流，而早在1972年9月，金卫人民公社已经组织民工完成了张泾河疏竣工程。通过河流顺利地把各种又大、又长、又粗的塔罐运到工地，保证了工程需要。

　　这也不是什么新的经验，正是大跃进的办法。我们早就说过，大跃进时期许多问题，就是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断言我国没有能力建造，甚至许多热心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断言至少要二、三十年后才能起步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采用土办法解决了。这些事情每一件写出来，都是一部史诗。可是在1961年和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一伙的热月政变里，对这一切进行了反攻倒算。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被说成“蛮干”、“不讲科学”。一度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所抓的重点企业如大庆、九大工程等以外，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被打下去了，土洋结合受到了攻击。

　　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邓路线，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又一次大规模地发挥出来了，土洋结合又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从国外引进的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够洋了吧！但在它的建设过程中还是不能不依靠一些工人的土办法。

　　另有一个四三引进的厂，建成试车没有成功。外国工程师花了好大精力都没有开车成功。中国的建设者也很着急，问了他们几句——本意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想想办法把机器开动起来。可是这些外国专家十分傲慢地说：“这是我国的专利”，接着就回国另想办法去了。等他回来，机器已经开动好久了，工厂已经生产。他非常奇怪，中国人究竟怎么能够把他们没有办法的问题解决了呢？就问我们。我们也回答说：“这是我们中国的专利。”外国专家无话可说，再也不明白我们是怎样开动起来的。——其实很简单。外国专家走后，有关领导发动广大工人想办法。对经验丰富的工人来说实在不难解决，以前早就遇到过也解决过。他们建议在机器轴上缠上好多圈绳子，然后广大工人一起来拉。结果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一起使劲把绳子拉动了，轴也转动了，机器终于开动了起来。

　　这种方案，工人阶级的这些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土洋结合，到了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后，又一次受到排斥。又一次被指责为“蛮干”、“不讲科学”。八十年代初，某地发生了某事故。某设备发生了某问题。有关官吏和“专家”要调更大更高级的设备来解决。大家也就只好等待。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星期。其实出事当天有个老工人就说，如果他来指挥，凭现在这些人、这些工具，只要两个小时保证能够解决。他以前就搞过，尤其大跃进时。那时也没有更大更高级的设备，只有这样的土办法。现场一些小青年说：“那么我们就来干吧！你来指挥，我们都听你的。”老工人说：“现在谁来承担责任？在以前，尤其大跃进时，领导早就出来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了。可是现在的领导，你自说自话搞起来，成功了不会说你一个‘好’字。相反还说你‘蛮干’、‘不讲科学’。万一失败了，那可是要坐牢的。不像以前（大跃进时），领导亲自到场给大家鼓气。”

　　土办法也不是中国人才搞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起家时也大量采用土办法。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把依靠工人阶级，开动工人群众的智慧，土洋结合有意识地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那是毛主席的伟大发明。西方的资本家在开始搞工业时工厂都很小，有的资本家，本身技术很高，实践经验很丰富，自己就知道许多土办法，成了技术革新的旗手。这样的资产阶级正是兴起时期生气勃勃的阶级。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如果一个不大先进不太大的设备出了问题，必须更大更先进的设备才能解决，那么最大最先进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西方国家也是先有工业，然后才有工业科学。先有瓦特的蒸汽机，几十年以后才有卡诺方程。十九世纪西方的蒸汽机设计一台，制造一台。设计蒸汽机的工程师与其说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倒不如说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他们既是蒸汽机的设计者，又是制造者，许多零件亲自制造。他们也是使用者，亲自管理。机器出了问题，他们又是修理者。没有什么备品备件可以购买，零件坏了，自己临时制造，不一定和原件一样，只要能够开动就可以了。这样的工程师和广大工人虽然有不同的地位，还是比较接近工人了解工人的。那时也没有什么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是工业起家时不可避免的必要办法。大跃进时工人们搞技术革新，不也和那时的西方工程师一样。他们也不一定会画图纸，但有实践经验。不少解决了大问题的土设备，制造时只有一个总体想法，也不一定需要图纸，首先是到废铁堆里去找零件，见到什么零件符合他们的总体设想，就拿来用。哪有条件先画图纸，然后依照图纸领新的材料制作零件。

　　后来的西方资本家家底厚了，财大气粗了，便来嘲笑土办法了。他们实在是数典忘祖。就是那些国家的许多工程师，也是在学了他们祖先总结经验后得到的理论，写出的一本本厚厚的工业教材，就只知道从书本里讨办法，完全忘了祖先起家时的情况。而我国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比西方的专家更洋，读了一点外国的书便把自己飘到空中去了，好像自己就是中国最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实在不懂得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是怎样来的，仅仅照抄西方国家的方法，除此以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到最后就是责骂自己的祖国落后，再下去就不如到外国去，更糟糕的则成了一些卖国贼，要求中国给西方帝国主义当殖民地。而刘邓集团、陈云一伙以及他们所推重的管理人员，或者原来就是和工人对立的国民党时代的留用人员，或者就是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人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读了大学，有了一些书本知识，就自命不凡起来，看不起工人，既不相信工人阶级中有什么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就是看到了也不允许工人实行。

　　1976年9月金山的化工二厂乙醛装置经运转考核及格，率先实现引进装置交接验收。12月底化工一厂乙烯装置点火投料试生产。1977年1月1日，取得合格乙烯。1976年完成工业总产值0.28亿元。预算20.07亿元的投资已经完成19.037亿元，达95％。工程建设进入尾声。至1977年7月，18套主要生产装置全部投料试车，11月9套引进装置全部实现交接验收。这就是当时人们说的1976年部分试生产，1977年7月全面试生产，1978年正式投产。

　　金山石化总厂不但建设快，也为国家培训了一支技术队伍。从1974年1月正式动工建设算起，基建两年半，队伍培训工作也进行了两年半，保证了1976年开车成功，并在半年内打通全流程，主要产品产量和质量达到设计能力。设计能力为年产化纤10.2万吨，高压聚乙烯6万吨。

　　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费用也很省。预算20.79亿元，建成投产后，实际花了209175万元，基本持平。其中还有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造成的损失。下面再说。

　　可就在这时发生十月事件，尽管总厂筹建指挥部召开了声讨“四人帮”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工作组还是在11月29日派人来总厂“协助工作”，并参加总厂筹建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接着原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指挥陈去非、副组长兼副指挥方荷生罢官。12月10日上海新市委又另外派人主持党的核心小组工作。12月中旬总厂成立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一直到1979年2月，揭、批、查才算基本结束。该年2月20日撤销总厂筹建指挥部。在新建的党的领导和厂长、副厂长中没有陈去非和方荷生。

　　文化大革命可以重用对大庆油田建设有贡献的余秋里和康世恩。而邓匪复辟不但不能放过马天水，还不能放过陈去非和方荷生。

　　1977年7月打通了生产全流程，进入了全面试生产。人民日报1981年7月11日文章《上海石化总厂提前两年收回全部投资》把这作为正式投产期。化纤原料和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所以从1976年开始我国的化纤生产就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性质，“四三”方案建设的一个大工程出产品了，并且在我国的化纤产量中占了越来越大的份额。1978年5月正式投产。

　　1977年金山完成工业总产值6.14亿元，实现利税2.31亿元。1978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1.47亿元，实现利税4.86亿元。1977年完成基建投资1.04亿元，1978年0.79亿元。1979年6月20日生产的丙烯腈首次出口日本。6月27日签发《工程验收证书》。这就是后来邓小平匪帮所说的正式投产日。10月11日1.67dtex涤纶短纤维、纯苯、丙烯腈首次荣获上海市优质产品称号。该年工业总产值14.27亿元，实现利税5.22亿元。198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5.52亿元，实现利税5.85亿元。1981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2.44亿元，实现利税6.54亿元。1982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2.92亿元，实现利税6.43亿元。邓小平匪帮真正地抱到了一座金山，没有出任何力就捞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巨大红利。

　　金山建设成功以后，赵紫阳、胡耀邦、杨尚昆、乔石、彭真、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王任重、李井泉、胡启立等人纷纷前来“视察”。胡耀邦还作了“指示”。建厂十周年，大张旗鼓庆祝的庆祝，作报告的作报告，“总结经验”的“总结经验”，颁奖的颁奖，不一而足。1980年低密度聚乙烯2F2B获国家银质奖，丙烯腈、聚乙烯醇、1.67dtex涤纶短纤维获部级优质产品奖，对二甲苯、冰醋酸、氰化钠获上海市优质产品奖。1981年纯苯、丙烯腈、低密度聚乙烯1F1.5B获上海市优质产品奖；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开发研制的一项新技术，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有了成绩自然应当嘉奖，而邓小平匪帮也为自己颁发了一吨重的大勋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就是不知道金山的直接指挥者陈去非和方荷生有没有得到褒奖。至于“四人帮”不但在牢笼里，还正在准备对他们的审判。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排外”、“闭关锁国”、“破坏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正式作为罪行来控告。

　　1978年12月21日邓小平匪帮不顾我国现实，为了贬低毛泽东时代，贬低文化大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运动的伟大成绩，表现自己篡权上台的“政绩”，慌慌张张地与日商签订了二期工程建设引进项目以及其他一大批石油化工和别的引进项目。但是不久就可耻破产，第二年伪国家计委不得不将总厂二期工程列为“预备项目”。

　　1979年6月，国家正式验收。建设质量总评优良，把我国石油化工工业一下子从五十年代推进到七十年代。——后来邓小平匪帮为了贪天之功为己有，就把1979年7月作为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正式投产期。因为谁都知道（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就是不知道）他不可能一上台就建设出一个大工厂。加上他出于罪恶的政治需要，劳民伤财的1978年大规划失败了，建设形势很糟糕，所以要把投产日期往后移，以示是自己的政绩。但此时金山已生产出化纤11.3万吨，相当于225万亩棉田的产量，织成布后可供全国九亿多人口每人一尺半；已生产塑料12.6万余吨。还有二万多吨薄膜和一大批化工产品及油品。为国家提供了九亿多元积累，已经收回投资总额的40%以上。并有丙烯腈、醋酸、高压聚乙烯等一批产品开始出口，为邓小平匪帮捞到了巨额外汇。

　　可是按照1978年1月16日邓小平控制下的纺织工业部和上海市革会《关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建设的请示报告》认为全面投产期不但不是1979年，甚至也不是1978年5月，报告说：“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工程，规模为化纤10.2万吨，已全面投产。”并且急急忙忙地就要进行第二期工程建设了。结果欲速却不达。

　　全厂6个生产厂，9套引进装置，9套国内装置，全部达到设计能力。年产涤纶、腈纶、维纶等合成纤维8万多吨，约占全国化纤总量的四分之一。相当于200万亩棉花。可满足近一亿人穿衣需要，质量合格率已达99%。

　　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不但建设极快，建成后经济效益极高。

　　到1981年7月9日为止，累计上缴税利21.8116亿元，这样良好的经济效果在我国大型企业建设史上是罕见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唯一的。国家对这一工程总共投资21.8亿元。预计投资回收期六年，即到1983年7月，结果仅用了四年。此时已生产化纤30万吨，聚乙烯26万吨，总产值56.35亿元。年产化纤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五分之一左右。

　　到1982年国庆，自1976年试生产以来已向国家上缴税利27.67亿元，生产了39万吨合成纤维。

　　1984年各套生产装置已经平均在超过设计能力5%到35%水平上安全、稳定、持续地运行。截至1983年底共实现利税36.5亿元。到1984年累计实现国家税利42亿多元相当于国家投资两倍。1985年利税突破10亿元，比1984年猛增40%。如果不考虑物价两年就可以赚回一个厂。邓小平匪帮又大大地捞了一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巨额红利。

　　这是全国各方支援，成千上万个为追求毛主席提出的改变人民衣着的理想，而勇于实践的创业者英勇奋斗的结果。此时金山已有居民7.3万多人。而1973年这儿还是一片茫茫的荒滩。

驳邓小平匪帮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及对金山工程建设者的污蔑

　　这就是邓小平匪帮刚篡权上台时我国化纤突然增多了，人民的衣着突然可以大大改善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可邓小平匪帮却毫不知耻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报刊书籍连篇累牍地宣扬由于邓小平上台，我国的化纤和纺织工业如何迅猛增长，人民衣着如何改善，攻击文化大革命如何地漠视人民的生活，衣着如何单调，又如何迫害打击“穿的确良裤子和毛料衣服的人”，完全是一派胡言！按照惯例，他们在攻击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借所谓的“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名义。他们攻击“四人帮”破坏生产，破坏建设，不准人民群众改善衣着。可是如果尊重事实，了解事实，那么就必须说：“四人帮”、张春桥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会，还有“卖身投靠的老干部”马天水，对于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建设立下了极其巨大的功勋。

　　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会不仅组建了工程指挥部。就以1975年来说：2月20日市革会工交组在上海召开总厂总体设计预审会议，国务院有关部委派员出席，确定了总投资、总项目、总体布置图、总进度和总定员。5月12日市革会工交组在总厂工地召开学大庆、鼓干劲、落实金山工程设备工作会议，上海市5个局、10个工业公司、61家主要设备制造厂，以及4个设计院的代表参加会议。6月13日市革会工交组在上海召开总厂投产化工原料配套落实会议，为投料试车作准备。7月18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总体设计的报告》先后经上海市革会工交组、轻工部审查后报国家建委、计委。12月22日获得了批准。1976年1月17日上海市委决定在总厂建立区一级的办事处，统一管理行政、公安、生活服务等工作。办事处由总厂筹建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统一领导，归口工交组。1月21日上海市革会、轻工部、石油化工部联合向国家计委上报《关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建设方案的请示报告》。3月7日上海市革会工交组召开上海石油化工总厂1976年工程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当年的工程建设和投料试车任务。……又如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委，决定上海铁路新车站为金山工程让路，上海市设备安装队伍四千人，在安装高峰时市委下决心调了3800人来。负责上海工交工作的不是别人，大概正是“卖身投靠的老干部”马天水吧！

　　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是在反对条条专政，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依靠地方党委，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设的。但是也充分发挥了中央有关部门的作用。如1975年3月24日一机部和有关部委在上海召开全国机电行业支援金山工程设备制造工作会议，4月1日结束。

　　金山工程的建设成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1975年8月8日国务院在总厂工地召开工程建设现场会。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主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负责人，22个进口成套项目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的领导干部、工人及技术人员代表共330人出席会议。

　　邓小平匪帮长期对人民隐瞒这些事实，倒打一钉耙，给“四人帮”加上了“闭关锁国”、“排外”、“破坏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等等罪名，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主席，指向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批判他们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以及卖国主义进行反攻倒算。邓小平对金山工程明明没有任何功绩，他们却为他评功摆好，就好像苏联的卫国战争中经常听到中将赫鲁晓夫的声音那样。把这个批准时还在江西，后来也没有出任何力的邓小平，说成是“给予了积极的关心和支持。”金山工程投产后，化纤大量增加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归功于“跟四人帮斗争”。真正出力的“十年浩劫”和“四人帮”被他们大加诬蔑攻击。好像是金山工程建设的破坏者。他们诬蔑的矛头直接指向“四三”方案的策划者毛主席。

　　他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根据，开始不过横加一个罪名就是了。反正“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的先生们已经够了，没有这些谣他们也会编出来。

　　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捏造矛盾，夸大其词，小题大作。

　　比如，开始由于金山工程建在海滩上，外商有些不放心，周总理也很关切。这原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他们却说：“周总理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确实担了很大的风险，如果万一出了重大事故，‘四人帮’就会借机发难，对他们进行批判攻击。”

　　风险自然很大，但绝不会有从“四人帮”那儿来的政治风险。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四人帮”是工程的直接组织者，出了重大事故第一个逃不了挨板子，建在海滩上也是他们提出的。造谣也不看看对象。如果说有什么政治风险，那么袖手旁观的邓小平匪帮倒可以借机发难。——引进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中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条条专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协作大会战；坚持鞍钢宪法；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相信工人阶级不但有充分的劳动积极性，还有无穷的创造力，坚持土洋结合，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蛮干”、“不讲科学”；建设进度快是“急于求成”——所有这些都是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反动派可以借机攻击金山工程的口实。

　　历史上已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大庆油田成功了，他们说是薄一波搞的。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能够在三年拿下大油田。唯一的“理由”就是西方国家起码十几年，我们中国也至少得十几年。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做不到，要在三年里搞起来是吹牛。薄一波不是没有去过大庆，回来说：“乱得不得了，不像搞工业的样子”企图把大庆油田一下子扼杀。

　　尽管没有出事，他们已经在以这样的方式攻击金山的建设了，“急于求成”的罪名已经扣上了。九·二八点火事件就是一例。反正建得慢有罪，建得快“急于求成”也有罪。

　　前面说过不到一年零十个月，金山工程就奇迹般地耸立起来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工程指挥部”，原定在1975年9月28日第一套装置乙烯裂解炉点火，向国庆献礼。工人群众热火朝天日夜奋战。1975年8月国务院在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与会同志对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较快的工程建设进度反映很好，都很佩服。但也发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有人就提出9月28日点火不具备条件。最后工程指挥部同意放弃点火，改为烘炉。

　　——这本不是什么问题，可他们却偏要小题大作。作为“四人帮”“急于求成”的罪证。

　　就算金山石化总厂工程指挥部意见完全错了，一开始也不同意暂不点火的建议吧！也是工作中正常的不同意见，可以在讨论中解决。关键在于最后，最后他们不是接受意见了吗？——这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工程指挥部一开始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方案，后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工程指挥部不理解，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谏言。”这正是并非刚愎自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接受谏言的例子。可在邓小平匪帮的描绘下竟然成了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斗争。好像充满了阴谋，至少他们自己采用了不少阴谋。什么“政治智慧”、“堵住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的嘴，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一种无形的力量”、“处境确实微妙”、“‘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干扰和破坏”——全都是故弄玄虚。他们又把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电台都做好了宣传准备。作为“上海市革会为了宣扬‘四人帮’抓建设的成绩，非要点火不可。”的“根据”。这样的“根据”根本不能成立。采访自由，宣传部门听到这样大的建设项目那么快建成，当然会做报道的准备，这和工程指挥部的意见是两码事。而且不点火的意见到底是被接受了的，报道、宣传都可以放弃，那么工程指挥部即使确定的点火时间一开始不合适，态度还是严肃的。

　　态度当然是严肃的。实际情况是——“9.28”点火试车是1975年2月22日，在总厂筹建指挥部召开的14000人的决战誓师大会上，由陈去非指挥提出的。陈去非也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向上汇报了的。1975年3月7日国家计委召开了由国家建委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总厂建设汇报会，同意了“9.28”点火试车方案。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还作了讲话。——所以也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主张。当有人提出质量问题后，9月21日总厂筹建指挥部组成以陈去非为组长的质量检查领导小组和百人检查团，各基层厂、各装置相应成立筹建、施工、设计三结合检查团（组）。开展了群众性的工程质量大检查。——可邓小平匪帮竟把这些事实全都回避了！

　　我们还可以问，张春桥是副总理、余秋理是副总理，那时你邓小平不也是副总理吗？你不可能不知道1975年3月7日国家计委召开的总厂建设汇报会，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意了“9.28”点火试车方案，那时你在干什么？何况那时余秋里和你完全是站在一边的。就以钢铁工业来说余秋里和你、还有李先念、谷牧都不肯承认1975年我国已经有3400万吨的生产能力，到1976年7月6日你们还要把1978年钢铁生产计划降到2400万吨，后来却指责钢铁没能在七十年代中期超过3100万吨，捏造出损失2800万吨的谎言。

　　他们把短短的一年多就把大批设备安装起来这样巨大的成就抛开不讲，专门在这种小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做文章，以证明“四人帮”在金山建设中只是搞破坏，正说明他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口实。这样做倒反过来说明上海市委、市革会，对于金山建设有极大的功绩，而邓小平匪帮不但没有什么功绩可说，连挑刺时也挑不出像样的刺来。

　　尽管邓小平匪帮在点火上大做文章，但金山的建设者，至今还认为9月25日化工一厂乙烯装置裂解炉烘炉，就是“9.28”点火目标的基本实现。

　　邓小平匪帮还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提出质量问题又是一个需要承担极大政治风险的事件。据说：“不能让大家感到是来找岔子、挑毛病，否定成绩。”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对提出质量问题的人扣任何政治帽子。谁都没有说他们是“找岔子、挑毛病，否定成绩”——拆穿讲，那又是借机对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批判反攻倒算。尤其表现在东风轮上。我国制造的第一条万吨轮东风轮，就是因为刘邓一伙买办资产阶级及其走卒在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长期不准使用。就好像现在的“运十”一样，只是东风轮“只”拖了五年，不像“运十”被“彻底否定”了。他们说东风轮质量有问题不能用。对他们提出的质量问题，人们原本非常重视，对曲轴上的毛病可能造成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发现不会造成影响，还对国外进口的船只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结果发现外轮曲轴个个都有毛病，比我们的东风轮还严重得多。可是提出后，他们竟说：“外国的有毛病可以用，中国的有毛病不能用。”、“外国有毛病出事故是偶然的，中国出事故是必然的。”蛮横地判了东风轮死刑。——到那个时候人们才明白他们原来并不是什么关心质量，他们就是为了当洋奴有意“找岔子、挑毛病，否定成绩”1965年东风轮终于远航，经时间的考验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所当然地受了批判。——难道只许他们给我国的民族工业横加罪名，横加扼杀，却不允许我们反驳吗？邓小平匪帮对此怀恨在心，现在借金山点火事件出来做文章了，好像文化大革命一贯地不重视质量，一贯要给提出质量问题的同志和朋友乱扣政治帽子。

　　在邓小平匪帮一手捏造出九·二八点火事件后，又捏造说正是这次事件后，他们搞了“整顿”，所以金山的建设速度快、效果好。——这又是谎言！这以后就是十月份了。谁都知道，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在1975年六月底，搞了七、八、九只有这三个月。十月邓小平下来了，他们的“整顿”玩完了，如果确有整顿也决不是他们的了。接下去就是可恶的批邓。

　　邓小平匪帮说：“如果没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批引进项目的建设会搞得更快更好。”——他们还要怎样地快怎样地好法？他们能不能做到金山那样建设进度快、工期短、质量好、效益高、很快收回投资？且看他们复辟以后的情况。实际情况是，他们复辟以后，和金山同时批准已经快要建成的另外三个化纤项目倒了大霉了。工期被拖延，投资大大加大，经济效益也不如金山。至于他们在1978年搞的大规划，买来的设备光在长江滩上就风吹雨打六年，靠到处搜刮和借外国的高利贷还建了十四年。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在邓小平匪帮捣乱下的遭遇

　　现在邓小平匪帮有个说法，据说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于1974年8月开始建设，1981年9月建成投产，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于1974年1月破土动工，1979年7月投产，四川维尼纶厂于1974年8月建设，1979年12月投产。——这是谎言！上面已经说过了。其他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竣工投产也已经被拖晚了，何况实际投产还要晚得多。1978年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搞他的大规划时，未完工的厂已经到了扫尾阶段。可是一扫就是好几年，比金山的全部建设时间还要长得多。

　　最最倒霉的是辽宁的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了。它破土动工比上海金山只晚了不到八个月，实际投产至少晚了四年。1976年人民日报9月8日有篇批邓的文章《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工程调查》内容如下：

　　　　从1974年8月辽化工程破土动工到1975年6月的11个月里，由于重搞条条专政不依靠地方党委，工地上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形成，整个工地死气沉沉冷冷清清，月月完不成施工计划。然而邓小平反说：“这个项目放在辽宁是个错误，辽宁搞不好，赶快下决心拿走。”
　　　　建设初期有人怕把工程下放给地方领导，地方把事情办“糟”了。说“权力下放可以，就怕放了之后出乱子。”又怕工程的财力物力被地方挪用“侵吞”还怕拖延了工期。
　　　　1975年前六个月辽化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只完成年计划的22.7%，工期一拖再拖。下半年在辽宁省委领导下，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市、县，各行各业都来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2200多个单位参加会战，人数占辽宁地方施工队伍总数的30%左右。结果下半年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建设计划，创建厂以来最高水平。

　　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对这篇文章大肆反扑。据他们说，破坏辽阳石油化工总厂建设的不是他们，正是“四人帮”。——双方各说各的。

　　其实要判明是非很简单。那就是工程建设速度慢时究竟是谁在指挥？谁指挥就是谁拖延了建设。反过来工程建设快时又是谁在指挥？谁指挥就是谁对加快建设做出了贡献。难道还得做更多的论证吗？问题很清楚，既然上半年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在指挥，那么拖延建设进度的责任当然得由他们来负。六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只有年计划的不到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至少拖延了三个多月。从人民日报1976年9月8日批邓文章中还可以看到，后来辽化进程大大加快采用办法不是别的，也正是金山的那些政策。

　　至于下半年完成的工作量超过了全年的国家建设计划，也就是说完成的工作量大于77.3%，不但追回了上半年拖延的工作还作了1976年的部分工作。按照这个速度辽阳应该提前建成投产的。

　　辽化和上海金山差不多，破土动工不过晚了不到八个月，就是加上被拖延的这三个多月，也不到一年。但是能有这一年之差吗？上海金山在1977年就全面试生产了，但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赶上了末班车。辽阳没有来得及赶上末班车就遇到了他们的捣乱。即使以1981年投产算，也比上海金山晚了三年，多花了两年多。

　　但实际上不仅上海金山不是1979年而是1978年5月正式投产，辽宁辽阳石油化工总厂也不是1981年正式投产的。这只要看他们篡夺的报纸，说法多多。

　　据光明日报1981年4月10日《我国有500多个大中型项目正在建设》说，正在建设的厂就包括辽阳石化总厂。——这就是说此时辽阳还没有建设好。人民日报也有类似文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23日文章《上半年20个大中型和单项工程投产》说，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大部分生产线已开始投料试车。——也就是说此时还有一些生产线尚未试生产。

　　人民日报1981年9月8日《辽阳石油化纤工业总公司全面试生产》说：辽化在1974年8月破土动工后，各生产线分别于1979年10月、1980年9月以及“今年”——1981年8月15日完成，进入投料试车阶段。引进三条生产线，125套装置和国内配套装置全部投料试车以来，运行基本正常。——即使这儿说的全是事实，也比金山1977年7月全面试生产晚了四年多。

　　据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大事记》说：1981年9月7日辽阳石油化纤建成，并全面试生产。——这就是说，上面报道是在试生产的第二天发表的。

　　可是到了人民日报1982年1月9日照片说明，试生产就成了全面投产了。而且生产装置运转正常，生产工艺稳定，大部分产品指标已达到或超过设计水平。光明日报也有类似说法。

　　按照以上来说似乎现在的说法是对的。但是解放军画报1982年第5期《辽化探踪》却认为还是处于试生产阶段。1982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辽化即将正式投产》，这就是说，直到此时尚未正式投产。究竟什么时候正式投产的后来未见报道。

　　更进一步，1983年11月12日经济日报文章《薄一波要求辽化在提高企业素质上狠下功夫》指出：“辽阳石油化工总厂，七十年代初筹建，全部投资28亿元。1974年8月破土动工，1980年投入试生产，1982年1月正式验收投产。……由于有几套引进设备质量差，外商技术力量薄弱，工艺不尽完善，以致投产以来生产能力只能达到设计能力的83%。”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新建项目投产后要尽快发挥效益》供认“近几年”竣工投产的大中型基本建设，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有些甚至刚一投产就戴上了亏损帽子，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当然这篇文章也不是光要求“狠下功夫”，难免不吹嘘一下，据说：“到今年8月底实现产值近30亿元，实现利税11亿元，不到四年收回总投资的40%。” ——这也值得作为成绩来吹嘘的。金山很快就达到了设计能力，不到四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究竟辽阳石油化工总厂是在什么时候正式投产的呢？有三种说法，一是1981年9月，一是1982年1月，第三个则是到1982年9月3日尚未正式投产。究竟哪一种只有邓小平自己才明白。在毛泽东时代，除了1958年吴冷西顶不住陆定一、周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压力，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即使确实是成绩也不要报道——并因此发生了浮夸风以外，一般很少在报上公布成绩，尤其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许多成绩还是邓小平匪帮上台后发表的——那是为了贪天之功为己有，或者为了诋毁毛泽东时代在攻击性文章中透露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不知道、不承认。就以上面关于辽化的报道为例，除了研究问题的经济日报透露了他们造成的问题外，其它全部是把辽化作为邓小平匪帮上台后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取得很大成就来吹嘘的。

　　在邓小平匪帮的统治时期，报纸上对于一个成绩——别人的成绩，或者据说是成绩，往往会报道了又报道，几次、十几次不嫌其烦。金山国庆前点火，报社电台准备宣传，尽管最后没有宣传，他们还要大做文章。可是一个原本并不是他们搞的，只是他们篡权时已经快要完成的工程，被他们拖了时间的工程，会有如此之多的说法。

　　而且从1983年11月12日经济日报文章以及社论中也可以看到，辽化的建设并不象人民日报1981年9月8日所说：“全部投料试车以来，运行基本正常。”也不是人民日报1982年1月9日说的“生产装置运转正常，生产工艺稳定，大部分产品指标已达到或超过设计水平。”相反，投产以来“素质”很差，只达到设计能力的83%。刚一投产就戴上了亏损帽子。

　　显而易见，他们把辽化工期拖得太晚了，许多知情人大有意见，为了堵别人的口，于是尚未成熟就急急忙忙宣布已经竣工、已经投产了。后来发生问题，人们的意见又随之而来，于是他们等到稍有一些解决就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竣工投产。实际到了1983年还问题多多。以至于要发表社论提醒赶快解决。发表该消息和社论的正是一般人不大看的《经济日报》，而不是专门炫耀成绩的《人民日报》。这样报道了又报道，“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的大知识分子会认为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实际都是同一个，还是别人的成绩，邓小平匪帮还只有破坏。

　　还有辽阳石油化工厂原来的预算是24.15亿元，实际用了29亿多元，超出预算4.89亿元。开支大大地增加。上海金山仅仅超出预算0.12亿元。

从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的建设过程对比复辟前后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简称“辽化”）筹备工作于1972年开始，1974年8月动工兴建，1979年基本建成并转入试生产，1982年末国家正式验收，1983年1月正式生产。

　　辽化是依据国家计委〔73〕计字593号《对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计划任务书的意见》和国家建设委员会〔76〕建发设字15号《关于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总体设计的批复意见》动工兴建的。批准概算为24.15亿元，要求1977年上半年建成。

　　辽化建设分筹建、建设、试生产和投产四个时期。1972年6月开始组建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筹建组，1973年组建辽化建厂指挥部。首先与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谈判分别签署了生产聚酯、锦纶66、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成套设备合同。

　　1972年6月辽宁省委、省革委会选派干部，组建辽化筹建处。部分人员到北京参与引进项目谈判，部分人员到现场做施工准备工作。继而省委从各地选调干部，参加辽化工程建设。1972年9月21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筹建处的通知》。任命孙洪品为筹建处主任，全面展开建厂筹备工作。工厂正式定名为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

　　1973年2月9日中共辽阳市委批准成立中共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筹建处核心小组，组长孙洪品，副组长李隽、苏屏，成员有王亦纯、柏炎、张沐庭。8月25日中共辽宁省委批准，由辽化总厂、市政机关、施工、设计单位负责人共20人，组成“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建厂指挥部”，刘曾浩任总指挥。孙洪品、贾怀洲、吴子军、王玉亭、李隽、苏屏任副总指挥。建厂指挥部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由刘曾浩、孙洪品、贾怀洲、吴子军、王玉亭、李隽、苏屏7人组成。刘曾浩任组长，孙洪品、贾怀洲任副组长。

　　1974年2月7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省革委会领导下，成立省建设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辽河化肥厂会战领导小组。由省计委、建委、石化局、纺织局以及辽阳、盘锦、大连市有关领导12人组成。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春甫、苏羽、魏秉奎分别任正副组长。以省计委副主任王光中、省建委副主任朱忠为首，18人组成驻辽化工作组，组织领导辽化工程建设会战。

　　1974年12月7日中共辽宁省委批准成立中共辽阳石油化纤总厂核心小组，由13人组成，组长田芝庆，副组长孙洪品、贾怀洲、戚玉顺、张德群。1975年2月14日改为中共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厂指挥部核心小组，由5人组成，组长仍然田芝庆。

　　田芝庆文革前在鞍山市共青团工作，1970年3月到1974年11月任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2月被选为鞍山市共青团书记，直到1974年11月调任辽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12月又任中共辽化核心小组组长。辽阳市革委主任从1969年12起就是魏民。

　　从以上班子来看全都是由辽宁省的干部组成。

　　1972年6月22日，在北京开始与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等22个公司的厂商代表，就四大化纤厂的引进工程项目举行谈判。辽宁省派孙洪品等15人参加了谈判。历经15个月130余次谈判，于1973年9月28日到1974年6月15日，与各国各公司分别签订了合同。

　　1972年5月，辽宁省委、省革委会组织人员进行厂址选择和现场勘测。根据靠近油源、水源，少占农田，交通、电源条件好，污水排放方便，能够对外开放等条件，经勘测后，于1972年7月2日报请中央批准确定厂址。1974年7月轻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提出总体设计初稿，1975年8月正式编制了《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总体设计》。总体设计包括58个单项工程，其中引进装置17个，国内配套41个。经邀请国内72个厂、大专院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对总体设计进行了审查。经报请国家建委于1976年1月23日批准，总概算24.15亿元人民币。

　　1972至1973年完成了厂址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勘探和测绘。

　　1973年开始施工准备，重点是搭设临建设施和水、电、路及场地平整先行工程。国家批准年度投资额为1200万元，至年末实际完成626.5万元，实现了通水、通电、通路，搭设了部分临建房。为何没有达到1200万元原因不清。

　　1973年9月，各施工单位陆续进驻辽化工地。

　　1974年2月，辽化筹建处由辽阳市迁至施工现场。在工地相继搭设临建房屋。

　　1974年生产装置开工，该年上半年继续完成施工准备工程，铁路专用线、生产区场平等。8月18日，机修厂、仓库、热电站等工程相继动工。国家下达年度计划投资额1亿元，当年动工的项目有14个，实际只完成5573万元，大大低于国家计划。我们已经知道，原因正是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不依靠地方党委，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形成，怕把工程下放给地方领导后，地方把事情办“糟”了。可见辽宁省委组建的班子没能起到领导作用。整个工地死气沉沉冷冷清清，月月完不成施工计划。

　　1975年是土建施工高峰，国家下达年度投资额4.4亿元，年末超额完成4.45亿元。我们已经知道，上半年仍在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下，工期一拖再拖，只完成国家年计划的22.7%。可以算得只有0.9988亿元。而下半年在辽宁省委领导下，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不但完成了上半年的欠账，而且还使得该年超额完成年计划。所以下半年完成3.4512亿元，速度是上半年的3.46倍。

　　从1974年8月到1975年6月，由于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实际进度只有计划一半左右，浪费了5个多月时间, 要求1977年上半年建成的辽化被拖了下来。

　　针对工程进展缓慢，辽宁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75年3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在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等人陪同下，到辽化工地视察。4月4日中共辽阳市委批准田芝庆为辽化建厂指挥部指挥，孙洪品、贾怀洲、戚玉顺、张德群、吴子军、安凤洲、严风、王家业、王长荣为副指挥。8月18日又批准柴毅为副指挥。

　　1975年4月12日至13日，中共辽宁省委在辽阳市召开会议，进一步动员全省力量支援和参加辽化建设。7月1日省、市机关干部3200人，包括中共辽宁省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到辽化工地参加劳动。8月27日至28日，中共辽宁省委在辽化工地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经验，听取辽化总厂建厂指挥部汇报。要求立即在全省开展学上海“石化”的经验，进行大宣传、大动员，组织全省大会战。9月辽宁省各地万余名干部到辽化工地参加近一个月的劳动；其中13日到18日许多市、地领导前来参加劳动，并慰问本地区施工队伍。9月6日中共辽宁省委在辽化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加快辽化建设速度，认真贯彻上海金山现场会议精神，掀起学金山，赶金山热潮。参加会议的除省委常委，还有各市、地、盟、沈铁、锦铁、东电、东铁党委和党的核心小组等单位负责人和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负责人共98人。

　　1975年12月辽宁省开始了可恶的批邓。

　　按照自古以来的解放生产力的规律，总是先进行政治上的批判，然后才进入经济上的批判。1976年夏末批邓才进入经济领域。人民日报9月8日发表批邓文章《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工程调查》谴责邓小平集团重搞条条专政，破坏辽化建设。使得工程速度缓慢，工地冷冷清清。这就是其中的批判文章之一，可惜不久以后尚未全面开展就被打断。

　　1976年是完成辽化建设工程量最大的一年，以引进装置为重点，抓土建保安装，抓安装保配套工程试车。年末化工区土建大部完成，进入安装。国家下达年度计划投资额9.66亿元，实际超额完成达9.67亿元，是1975年的两倍多——1976年还是唐山大地震的年份，辽宁省离唐山还比较近，受的影响应该比较大，但是居然超额完成了计划。8月23日辽化4042甲苯塔整体吊装成功。塔高76米，直径5米，重220余吨，是辽化塔群中最高大的。

　　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底，在一年半中完成的投资额合计13.12亿元，为预算投资总额24.15亿元的54.33%，建设速度一点不比金山慢。按这个速度算最多三年多就可以建设成功。历年共计完成14.73亿元，占预算投资总额的61%。

　　该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十月阴谋以后，中共辽阳市委班子并没有大变动。在1976年10月组阁中，魏民继续任辽阳市革委主任，田芝庆继续任副主任，中共辽阳石油化纤总厂核心小组组长和总指挥的职务也没有变。辽阳市委在11月19日和12月9日两次召开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毛远新大会，均4万多人参加。但是这并没有使得辽阳市委和辽化的领导班子在后来不受改组。

　　邓小平匪帮对辽阳建设的破坏还没有开始，至少到1977年前几个月领导班子未变，而且按照华国锋对全国人民的许诺，辽阳市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据说该行动在上面有人支持，不知道是谁。

　　1977年是引进装置安装高峰，年度计划投资额为6.9亿元，年末仅完成6.6亿元，没有完成计划。该年大规模地进行了所谓的清“四人帮”。

　　但是经过历年建设，17项引进装置设备就位已达15项，占88.3%，其中有10项已经开始冷态试车，国内配套工程竣工7项，部分完成投产的26项。辽阳化工厂已经大致接近建成。

　　综合以上各年，共计完成投资额21.34亿元，为预算额24.15亿元的88.4%，所剩工程量已经不多。不知道施工如此迅速是否节省了投资，不然离竣工投产应该更近。我们知道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到1976年底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95%左右。辽阳比上海晚破土动工8个月，加上被邓小平集团拖延的五个多月，合计一年另一个月多。以此计算1977年底和金山1976年底具有可比性。从完成投资额来看，不考虑邓小平拖延了五个多月，速度略低于上海金山，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快的，大致上接近于金山。其中有3000万是1977年耽误的，可以折算为一个月。如果加上这3000万，到1977年底，辽阳可以完成预算的89.6%。如果以前节省了投资，实际剩下工程量还要少。可以断定，如果不是邓小平之流的破坏在1977年基本完成辽阳化工厂的建设是能够达到的。上海金山在1978年投产，即使不计较邓小平集团在1974年8月到1975年上半年的破坏，辽阳也应该在1979年投产。

　　1977年辽化开展了大清查。3月10日，改组后的辽宁省委任命李青为辽阳市委副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辽化建厂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第一组长。3月25日又停止辽化党的核心小组和建厂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田芝庆的工作，免去职务，责其彻底检查交待“追随‘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即毛远新的‘问题’”。辽阳市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活动，至78年5月，按官方的说法立案清查的人也高达1575。

　　4月20日辽阳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大换班。原市委书记魏民、副书记王启达不参加运动的领导，不参加工作，集中精力“检查错误”。4月26日至5月25日，辽阳市委改组后召开市直部门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对魏民、王启达等人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后魏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王启达被撤职、开除党籍。田芝庆也在该月被撤去了辽阳市革会副主任的职务。庞然担任了辽阳市革会主任。

　　5月23日至6月9日邓小平匪帮头目万里带一帮子人亲自出马到辽化总厂“检查工作”。5月30日至31日，万里又在辽化总厂召开省“两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6月8日召开2.3万多人的广播大会，进一步发动市直机关和辽化机关干部群众对魏民、王启达等人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11日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经过改组的辽宁省委关于解决辽阳问题的“指示和决定”，对魏民等人揭发批判，大会设98个分会场。13日至14日又连续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继续对魏民等人面对面的揭发、批判。20日继续对全市“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进行部署和动员，进一步明确全市以市委和辽化班子、市直和辽化机关为重点。21日又向全市传达“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指示”和省委在本溪召开的各市、地、盟委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7月19日至8月15日，国家计委、建委、轻纺部、石化部、一机部、财政部、物资总局、中技公司等单位35人组成工作组，到辽化总厂进行“工作”。可见原来辽宁省委以省计委、省建委等18人组成的驻辽化领导会战的工作组已被取代。这批人全部来自各部委，邓小平匪帮在辽化完全地搞起了条条专政。9月5日工作组向国务院报告，指责辽化建设中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8月17日辽化建厂指挥部核心小组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安插在辽化的亲信”，并处理了一些人。为辽化建设立下巨大功绩的原领导班子彻底垮台。

　　9月3日至5日，“工作组”负责人到辽化工地“检查工作”。22日市直机关召开揭批“‘四人帮’党羽在辽阳的几个亲信”大会；11月1日又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党羽在辽阳的几个亲信”反党罪行广播大会，全市收听。

　　11月3日又新任辽阳市委副书记。

　　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查处理，辽化的建设并不是加快了，而是减慢了。当年就没有完成计划。而当年上半年完成的工程量比原计划大得多，因此邓小平匪帮篡夺辽化大权后，对建设的破坏远不止3000万元。

　　1978年1月18日重新调整辽化领导班子，李涛任辽阳市委副书记（不久以后又任书记）及辽化建厂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总指挥；田子夫、梁生光任市委副书记和辽化建厂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指挥；张洪树、严风任辽化建厂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指挥；王家业、毕振德、王德荣、田洪德、温乃武、董乐发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总指挥；王秀生任副总指挥。可见领导机构大换班，前面提到过的23人中只有两个次要人物还在而且升了官，进入了核心小组，其余都是新上的。同时辽阳揭批“四人帮”进入第三个战役，在全市大规模开展“一批两打”（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经济犯罪）。至此辽化从组织到政治路线已经完全服从于邓小平匪帮的需要。建设工作也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该年批“四人帮”和毛远新继续大规模地进行。1980年7月又将辽化总厂改为辽化总公司。12月23日田子夫任辽阳市委书记兼辽化党委书记、总经理。自1983年7月1日起，辽化由过去的国家纺织工业部和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双重领导，改为隶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领导，改称中国石化总公司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党的组织隶属中共辽阳市委。从组织上“彻底否定”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总结一下。辽化历届党组织主要成员的更迭如下：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孙洪品(1973年2月—1973年8月)、刘曾浩(1973年8月—1974年12月)、田芝庆(1974年12月—1977年3月)、李青(1977年3月—1978年2月)、李涛(1978年2月—1980年12月)。

　　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隽(1973年2月—1977年5月)、苏屏(1973年2月—1973年8月和1975年10月—1978年2月)、孙洪品(1973年8月—1978年2月)、贾怀洲(1973年8月—1978年1月)、戚玉顺(1974年2月—1981年1月)、张德群(1974年2月—1977年3月)、吴力全(1977年8月—1978年2月)、王亦纯(1977年8—1978年2月)、张洪树(1977年8—1980年1月)、田子夫(1978年2月—1980年11月)、梁生光(1978年2月—1981年1月)、严风(1978年2月—1981年1月)。

　　孙洪品、李隽、苏屏、贾怀洲、张德群、王亦纯等在1977年还在，到1978年初全部落马。

　　1978年，继续安装引进装置，工程收尾。由于剩下工程量已经不多，年度计划投资额为2.9亿元，和1977年以前已经完成的合计为24.24亿元，已经略超过了预算。年末实际完成3.17亿元，以此算更是超出预算3600万元，达24.51亿元，原因不祥。如果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建设的，工程应该已经完工。《1978年国民经济公报》供认：“当前基本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战线长，施工项目过多，人力物力使用分散，投资效果差。国家投资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五，但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七十，建成投产的单项工程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二。……化学纤维、乙烯等二十六种没有完成计划。”这儿说的化纤当然首先指辽阳。拖到1979年。而且钱用得多投产的项目却少。

　　1979年，施工安装继续收尾，可见到1978年为止，收尾工作还未完成。上半年烯烃线及水、电、汽、油、氮、光、行工程收尾投料；下半年聚酯线收尾试车，集中力量抓尼龙线安装工程。邓小平匪帮年度计划投资额为1.37亿元。《1979年国民经济公报》供认：“化纤等17种没有完成计划。”又拖到1980年。

　　1980年邓小平匪帮年度计划投资额为1.6亿元，实际完成1.8亿元，有16项引进装置投料试车，累计有13项（14套）考核验收完毕，44项国内配套工程，累计竣工27项，部分建成13项。《1980年国民经济公报》供认：“在列入国家计划的34种主要产品新增能力中有16种没有完成计划。投资效果不够好。”不知道这儿是不是包括辽化，但反正辽化还拖着，建设尚未完工，还不能全面试生产。

　　1981年邓小平匪帮下达年度计划投资额为0.8亿元，实际完成1亿元，总体设计61个单项工程绝大部分投产，55个单项工程竣工。8月打通全部生产流程。12月17日，同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公司签署了合同验收证书，结束了与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的4个(24套装置)合同，转入全面试生产阶段。

　　虽有邓小平集团的破坏，由于1977年前总的来说建设速度还是很快的，已经准备竣工验收，但是直到1982年11月才正式验收结束。历时5年，其间经历3个阶段：1981年以前为“验收准备阶段”，一“准备”就是四年，1981年11月开始为辽宁省初步验收阶段，1982年11月为国家验收阶段。

　　从投资额来看，1978年以来还年年超额，但工程却老是完成不了，结论只能是：建设效益不好，多花了冤枉钱。

　　1982年12月24日，经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确定1983年1月1日正式移交生产。在评定的53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优良、29个合格，优良率45%。

　　从1978年到1982年为时五年合计完成投资7.7亿元。平均每年完成投资1.54亿元，总的来说拖拖拉拉，建设进度大大下降。原定1977年投产，除了邓小平集团在1974年到1975年拖延了五个多月以外，又拖了四年多，这五年时间比大规模建设时期还长。即使不考虑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破坏，从1973年到1977年也不过五年，如从1974年8月算起到1977年底不过三年另四个月，然后剩下的收尾一收就是五年，光这个收尾时间就超过了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从破土动工到全面建成投产的时间，真正成了胡子工程。唯一的、根本的原因正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1978年邓小平搞他的大规划，挤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快要完成的建设，包括这个“四三”项目，还有重搞条条专政。按照预算，1977年底只剩2.81亿元。整个工程超过预算4.89亿元。不过原定国内配套41项，共58项，到1979年、1980年、1981年又加了国内配套3项，共61项。

　　投产以后还搞了一些续建工程。生产长期不正常，工业产值是逐步提上来的。到1986年6月，才全部收回投资。从1973年开始算起历时十四年。与上海金山石化比，开工晚了不过8个月，收回投资却晚了五年。而且还没有考虑到邓匪复辟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因此八十年代中期收回的利税，实际价值远不是七十年代中期大量投入的资金能够比的。也就是说如考虑到货币贬值，1986年实际还没有收回投资

四川长寿维尼纶厂和天津石油化纤厂的遭遇

　　四川长寿维尼纶厂是四大化纤厂中唯一的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工厂。它也不是邓小平匪帮后来说的1979年12月就投产。当然它本来必须在七十年代投产，1978年已经到了扫尾阶段了，1979年投料试生产，但也仅仅是部分试生产。

　　光明日报1981年4月10日《我国有500多个大中型项目正在建设》说，正在建设的厂不但包括辽阳，也包括了四川维尼纶厂和天津石油化纤厂。人民日报也一样。——这就是说还没有建成。

　　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中国的基本建设》说：“1981年建成投产化纤6.7万吨。主要项目有：辽阳、四川和天津石化涤纶车间。”也就是说至少建设到1981年。

　　光明日报1982年1月23日《去年有234个大中项目和单项工程投产》在建成投产的项目中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也有四川长寿维尼龙厂等三个大中型项目和五项单项工程。

　　于光远组织，林森木、周叔莲、戚名琛等人写的《1977—1980中国的工业与交通》（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说：“四川维尼纶厂大部分装置都已经在1980年投产。”这不是在说1980年以后，还有一部分没有投产吗？而且已经可以肯定那部分还没有试生产。

　　总之，四川长寿维尼龙厂最早是在1981年全面试生产的，什么时候正式投产就不追究了。有资料认为是在1981年12月投产，而且生产长期不正常。由于邓小平匪帮造成的能源危机，天然气供应不足，长期未能达到设计要求，一拖又是好几年。长寿厂自己认为自己是1979年投料试生产，1983年竣工正式投产的。按此说从投料试车到正式竣工投产，又整整拖了四年。

　　天津也差不多。人民日报1980年8月11日《这样的“计划”何时才能改变》说：

　　　　天津石油化纤厂今年下半年将投产，但原料不足，如不及早解决，这个投资13亿元的重点工程，又将因原料不足而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由于该年邓小平的大规划彻底破产，实在搞不下去了，陈云就要出来掌舵，所以这年报上允许一些反对的意见发表。那是陈云整邓小平的，我们得渔翁之利，得以了解一些真相。

　　人民日报1981年7月23日《上半年20个大中型和单项工程投产》说：“天津石油化纤厂已试生产”，可见在1980年下半年天津石油化纤厂终究没能投产。此时也仅仅试生产。

　　人民日报1981年8月30日《天津石油化纤厂投料试车成功》说：“1974年9月动工的我国最大的石化企业之一。投产后可年产5.2万吨涤纶短纤维和2.59万吨聚酯切片。”

　　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大事记》则说：“1981年8月30日天津石油化纤厂投料试车。”《1981年中国的基本建设》说“1981年建成投产的化纤。6.7万吨。主要项目有：辽阳、四川和天津石化涤纶车间。”——表明这三个厂都是刚试车，邓小平匪帮就急急忙忙宣布为正式投产。

　　又据参考消息1986年5月22日《中国化纤工业急速发展》说：“1982年在上海、辽阳、天津、四川建成了四个大型石化企业，年产能力20万吨以上。”虽然说不等于这四个厂都是在1982年建成的，但是它说明了至少到1982年这四个厂才算全部建成，也就是说，辽阳、天津、四川三个并不都是在1981年建成投产的，至少有一个厂在1982年才建成投产。

　　而且我们要明白，四川长寿和天津比金山和辽阳要小得多。金山预算20.79亿元，生产化纤原料10.8万吨、化学纤维5.2万吨。辽阳预算24.15亿元，生产化纤原料13.1万吨，天津石油化纤厂预算仅10.37亿元，化纤原料8.1万吨、化纤5.2万吨。长寿维尼纶厂预算仅7.2亿元，化纤4.5万吨。论经济效益它们也根本没法和上海金山比，辽阳、四川长寿和天津三个厂建成后产量都没有达到设计要求。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化纤工业的遗产还不仅仅四大引进的化纤厂，还有我国自己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如据光明日报1979年8月8日《人造棉花维尼纶》说，“目前”我国已建和正筹建的维尼纶厂一共有十来个，不久就可形成15到16万吨的生产能力。如都织成布相当于目前我国一亿人一年的棉布消费量。扣除长寿4.5万吨，金山聚乙烯醇3.3万吨，余下的就占了一半。

　　辽阳生产的化纤原料为聚酯，用于生产的确良，另外还有尼龙六六盐，用于生产锦纶。如果全部抽丝织布，全国每人可得四尺；还可以每年生产聚乙烯、聚丙烯7万吨，用于加工塑料制品，可代替20万吨钢材或30万吨有色金属，聚丙烯还可以抽丝成为丙纶。加上长寿、天津，合计相当于两个半金山，所以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感觉到衣料方面又比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时丰富了。“现在街上穿漂亮衣服的姑娘越来越多”也正是八十年代中期出来的。中国青年报也就可以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丰衣应可期》，吹嘘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使得化纤增产速度如何地快了。1984年不再发布票，中国也一举成为世界第三大化纤生产国。邓小平匪帮的爪牙和追随者、社会基础都跟着大吹大擂起来，并且对于毛泽东时代、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加攻击，根本回避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曾经有一个第二次大跃进，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的成就。邓小平匪帮只有拖延破坏没有建设。

“四三”方案中的三个塑料厂、烷基苯厂

　　“四三”方案中一共有三个塑料厂，它们不仅用于人民生活，但是和人民生活关系极大。它们是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北京化工二厂和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现在邓小平匪帮宣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于1973年8月开工建设，1976年12月建成投产。北京化工二厂于1974年10月开工建设，1977年7月投产。这两项和当时的报纸相合。据人民日报1977年1月15日《30万吨乙烯工程在京投产》说，于1973年8月29日破土动工，到1976年5月初建成一次试车成功，10月正式投产。人民日报1978年5月10日《集中力量把基本建设搞好》说“去年”，即1977年北京30万吨乙烯工程的建设做到了一次投产成功。所以也正是在邓小平匪帮刚篡权复辟时，我国的塑料显然多了起来，邓匪又毫不知耻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了，并对真正出力的毛泽东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继续大肆攻击。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据说是1976年12月开工建设，于1983年12月投产。这一日子大概也是正确的，下面就可见到。只恐怕又是一试车就匆匆忙忙宣布正式投产。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引进的是日本和西德的技术，年产乙烯30万吨、高压聚乙烯18万吨、聚丙烯8万吨。北京化工二厂引进自西德，年产氯乙烯8万吨，聚氯乙烯7.5万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引进自日本和西德，年产乙烯11.5万吨、合成酒精10万吨、丁苯橡胶8万吨、辛醇5万吨、正丁醇6950吨。

　　“四三”方案中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的还有一个南京烷基苯厂，为生产洗衣粉提供基本原料，于1980年第四季度建成试生产。1981年12月正式投产。这个厂每年能生产烷基苯5万吨，相当于全国生产合成洗涤剂所需原料五分之三。这以前烷基苯主要依靠进口，每年要花外汇大约4000万美元。南京烷基苯厂建成后，邓小平匪帮财大气粗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小型的烷基苯厂就全部被他们“彻底否定”了。可是以前国产的洗衣粉都是靠的它们，而且也通过它们学到了生产的技术。

从国民经济计划公报看“四三”方案的后续建设

　　现在再来看各年《国民经济计划公报》。

　　1978年：由于战线长，施工项目过多，财力物力使用分散，1978年基建投资效果没有达到计划要求。国家投资追加较多，但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完成计划的70%，建成投产的单项工程只完成计划的82%。在39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化纤、乙烯等26种没有完成计划。

　　这可是他们自己供认的。既然没有完成计划，那就要拖延到明年，重新制订明年的计划。大中型项目被拖延到明年的居然高达30%。换句话说，本来应该有100个厂投产，现在只投产了70个，有30个被拖延了。可是到了明年还是没有完成计划。

　　1979年：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战线仍然过长，影响投资效果的进一步提高。1979年虽然停建、缓建了一批大中型项目，但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仍有1187个。1979年大中型建设项目的投产率只有9.7%。列入国家计划的34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合成氨、轮胎、化纤等十七种没有完成计划。

　　化纤又没有完成计划。

　　1980年：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904个，比上年减少283个；但是，由于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即邓匪的大规划），有的规模较大，因此总的建设规模没有压缩下来。全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82个，比上年减少46个；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的单项工程216个，比上年减少12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由上年的9.7％下降到8.3％。在列入国家计划的34种主要产品新增能力中有16种没有完成计划。投资效果不够好。

　　这儿是个无头案子，没有说什么生产能力没有完成计划。包不包括化纤。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9.7％已经够低的了，依此计算工期平均在十年以上，居然还会继续上升到十二年。新开工的建设项目不是别的正是邓小平匪帮1978年劳民伤财的大规划。由于它的挤压，使得投产的项目比没有完成计划严重拖延的1979年数量又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据红旗杂志1981年第八期《怎样认识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供认：

　　　　80年是建国以来基建投资最多一年，也是投资效果较差的一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属于计划内的只完成计划的46.9%，建成投产的单项工程，属于计划内的只完成计划的35.6%。同上年比较，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减少68个，单项工程减少157个。大中型项目投产率从“一五”43%，下降到6%，平均建设周期长达16年之多。投资完成创历史最高纪录，投产的项目占投资比例却是历史最低纪录，80年半拉子工程高达数百亿元。

　　问题之严重简直惊人！完成计划不到一半，甚至只有三分之一。

　　1981年：列入国家计划的27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除硫酸、塑料和原木采运3种外，其余24种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全年基本建设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有：化学纤维6.7万吨，一九八一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长寿维尼纶厂、南京烷基苯厂。

　　这可是他们当时说的，四川长寿维尼纶厂是在1981年投产的，而不是现在说的1979年。而且我们已经知道，1981年都是一旦试生产，便急急忙忙宣布正式投产。而且1981年陈云抓经济，建设计划大大缩小，所以所谓的超额完成不能算数。塑料居然还是没有完成计划。大概就是吉林化工被拖到1983年底吧。

　　1982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存在着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的现象。……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大中型项目中，有3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没有建成。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下降。一九八二年新增固定资产413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上年的86.6％下降到74.4％；全年竣工房屋面积14357万平方米，房屋竣工率由上年的52％下降到50.5％。

　　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16个，建成投产大中型单项工程145个。新增生产能力有化纤2.9万吨。

　　建设效果仍然不好。又有大批的企业被拖了工期。不知道新增化纤生产能力2.9万吨，有没有包括这四大化纤厂。

　　1983年：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状况还没有明显改善。1983年，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78个大中型项目中有2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97个单项工程中有23个没有建成，三十种主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十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大中型项目投产率由上年的14.2%下降为11.2%。建成投产项目超概算的现象相当普遍，工程造价继续升高。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91个，建成投产大中型单项工程152个。新增生产能力有化纤5.1万吨，乙烯11.5万吨。

　　这儿说的乙烯11.5万吨，正好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年产量，可见正是它投产。一般来说可以确定大化纤厂直到在这年总算是建成了，邓小平开始搞重点建设了。

　　从这些资料可以见到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长期地拖延了我国的建设。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对于1976年批邓说他们拖延了辽阳的工期居然还愤愤不平。那时他们不过是牛刀小试，一旦篡权上台就是对我国基本建设的大规模的、全面的破坏了。

邓匪复辟延长了工期也大大超出了预算投资

　　现在再来看各厂建设投资情况。见下表一：


　项目名称　　　　动工时间　　投产时间　　 预算投资 累计投资　　超　 支
　　　　　　　　　　　　　　　　　　　　　 （亿元） （亿元）（亿元）　 ％
　天津石油化纤厂　1974年 9月　1981年 8月　　　10.37　13.58　　3.21　　30.95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1974年 8月　1982年 1月（？）24.15　29.04　　4.89　　20.25
　上海金山石化总厂1974年 1月　1978年 5月　　　20.79　20.91　　0.12　　 0.58
　四川长寿维尼纶厂1974年 8月　1981年（？）　　 7.2　　9.61　　2.39　　33.19
　北京石化总厂　　1973年 8月　1976年10月　　　23.70　26.14　　2.44　　10.30
　吉林化工　　　　1976年12月　1983年12月　　　 2.09　 6.88　　4.79　 229.19
　北京化工二厂　　1974年10月　1977年 7月　　　 1.39　 1.25　－0.14　－10.07
　南京烷基苯厂　　1976年10月　1981年12月　　　 2.21　 2.69　　0.48　　21.71

　　可以看到，凡是邓小平匪帮复辟时已经建成的厂，所花资金都不多。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仅略有超支，北京化工二厂还节省了较多的资金，北京石化总厂超支较大，也不过10.30％。可是被邓小平匪帮拖拖拉拉到了八十年代才建成投产的，都大大超出了预算，少则二成，多则三成，超支最大的吉林化工竟达二倍多，办一个厂的钱，按预算竟然应该可以办成三个多厂。而这个吉林化工正是被邓小平匪帮拖的时间最长，一直到1983年底才投产，这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初，而是已被拖到八十年代中期了。天津、辽阳、长寿三个厂超支的金额足以再办一个天津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拖延了工期还丢了一个天津。据长寿厂自己认为一直到1983年7月才正式投产，总投资10.04亿元，超支还要多。北京的两个化工厂都只有三年多就建成了，北京化工二厂还只有33个月，上海金山按照1977年7月试生产算也不过三年零七个月，按照1978年5月正式投产算，四年零四个月。被邓小平匪帮拖延了时间的厂，少则五、六年，一般七年，多则八年抗战。还是刚全面试生产就算正式投产了。而在邓小平匪帮篡权时已经建成的少则不到三年，多则四年。

　　即使金山的超支，根本原因也是邓小平匪帮的捣乱。前面已经说过，在1976年以前金山投资总计为19.037亿元，达95％。1977年为1.04亿元，合计达20.077亿元，比预算还少7100多万元。此时已经全面试生产，1977年11月，9套引进装置还全部交接验收了。但是1978年又投资了0.79亿元。1979年又有投资。我们已经知道，1978年已经正式投产，达到了设计能力，还要投什么资呢？不敢说那时投资都是不必要的，如比较小的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腈纶厂是在该年10月投产的。但是邓小平匪帮搞它的1978年大规划，急急忙忙要在金山上第二期工程，结果不得不列为预备项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当是金山超出预算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他们插手，或许金山建设资金还可以略有节余。

　　1983年7月3日《人民日报》文章《一些重点建设超过概算》不能不供认，超过概算现象十分突出，70个大中项目中，已有40个超过概算84亿元，占这46个项目的概算212亿元的40%。这样看来“四三”方案还不算超得太多。毫无疑问，那是因为它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续建工程的原因，反过来证明了邓匪复辟前建设的效益是非常好的，出现超支完全应该由邓小平匪帮的复辟来负责。

　　可是最最无耻的是他们篡改历史，悍然把四大化纤厂的建设明目张胆地记在自己篡权复辟以后。如人民日报1983年7月2日《“六五”期间开工建设投资五亿元以上的93个重大建设项目名单》其中竟然包括了辽阳石油化纤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四川长寿维尼龙厂和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他们才在八十年代开工建设？？？！！！在其他引进项目上也是这样。如人民日报1988年3月25日《在大会开幕的历史时刻》说：“最让老百姓不满的是物价的上涨和部分票证的恢复……我们无疑正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自九年前开始的开放政策是一个历史的转变，但它开初仍难免有着旧思想的痕迹，即只考虑到‘洋为中用’。唐山陡河电站的日本汽轮发电机，湖南洞庭氮肥厂的荷兰装置。上海的桑塔纳轿车技术，……这一切引进是为了满足国内的生产和需求，以至最终实现‘国产化’”——陡河和洞庭都属“四三”方案，居然也是1979年才引进的了。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正像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但这儿也供认了他们搞什么对外开放，原来不是为了“洋为中用”，不是要在最后国产化，而纯然当“红色买办”，以前不好说，此时认为时候到了和盘托出了。

人民衣着的改善不但不是复辟的功劳，
还被邓小平匪帮大大延缓了

　　邓小平匪帮大肆吹嘘是他们改善了人民的衣着，他们说是他们使得我国废除了布票。但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大大延缓了人民衣着的改善。如果不是他们篡权上台，如果不是他们拖延了本来已到了收尾阶段的企业，使其不能及时投产，人民的衣着改善本应快得多。

　　1976年由于“四三”方案建设很顺利，曾经估计，我国的化纤生产从十万吨到五十万吨，只要十年就可以实现了，而西方国家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这一估计还考虑了唐山大地震的影响。我国1970年的化纤产量正是10.09万吨，再过十年就是1980年。

　　——这一估计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别的不说，四大化纤厂原来就是要在1980年前全部竣工投产的。1975年我国化纤产量是15.48万吨，而这四大化纤厂按照设计能力化纤原料合计就是10.8＋13.1＋4.5＋8.1＝36.5万吨。有资料表明这四厂总计化纤生产能力应该是39万吨，加上1975年的产量就是将近53万吨。何况还有一批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化纤厂已经投产，或者即将投产了。如据《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说，该年计划建设的主要项目除了天津石油化纤厂、四川长寿维尼纶厂以外，还有甘肃、广西、云南维尼纶厂等。光明日报1981年2月22日《去年我国二百多个建设项目建成投产》说，1980年有甘肃兰州维尼龙厂和丹东化纤厂投产。我国已经知道九大化纤厂中的湖南维尼纶厂也是1977年5月基本建成投产的。既然1965年我国化纤产量5.01万吨，说明在那时我国至少应该有了五万多吨生产能力。加上1966年到1976年建成的的14万吨，就是近二十万吨。再加上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大大小小化纤厂，就更多了。另外还可以对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

　　因此1980年达到五十万吨是有十分把握的，完全可以提前完成。至于达到的化纤生产能力还要大得多。估个六十万吨不能算冒失。

　　但实际上我国1980年化纤产量仅45.03万吨，离五十万吨还有将近五万吨之差。这时四大化纤厂只有金山才真正投产了的。另三个充其量有所试生产，产量还不大。因此在这45.03万吨中，它们所占的份额很小。把这三个加上生产能力就应该是七十万吨。预计1980年生产50万吨化纤确实大大留有余地了，实际应该大大超过或者提前达到的。

　　1981年才超过五十万，达到52.73万吨。比原来估计的1980年达到50万吨整整少了一年。可是那一年四大化纤厂还没有完全投产，充其量另三个刚刚投产呢！换句话说这年生产的化纤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没有考虑到的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大小化纤厂投产，或者对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生产的。如果1980年应该达到54万吨的话，那么这在1983年才达到。邓小平匪帮整整拖了三年时间。1984年我国化纤产量73万吨，全是四大化纤厂和其他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化纤厂生产能力逐步发挥的结果，由于邓小平匪帮造成的能源等问题还远没有发挥出来。1978年大规划新上的项目，一个也没有建成。如果能够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建设，没有邓小平匪帮捣乱，早就应该达到这个产量了。

　　1984年我国化纤产量73万吨没有邓小平匪帮一丝功劳，他在1978年大规划中拉下的稀屎，才刚刚重新开始揩屁股，即引进的石油化工设备才刚刚开始重新建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救活”。——就是1978年“大规划”引进的项目投产了，上海金山的第二期工程以及仪征建成了，也不等于邓小平匪帮有什么功劳了，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干扰是永久的，无法弥补的。这在下面还会花相当篇幅讨论。

　　——可是他们竟然还要说我国人民的衣着改善都是他们复辟的功劳，把出了大力的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的十年骂得狗血淋头。这十年是我国经济的拉上坡时期，正是最最辛苦的建设时期，谈论我国的经济把时间断在1976年，对于毛泽东时代、对于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公正的。这十年如光看生产增长速度已经非常迅速，实际成果却远不止此，生产能力的建设更加迅速，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那一段时间的生产增长，还要看到已经建成刚刚投产、或者将要建成快要投产以及已经建到一半的工程都还有一大批呢！“四三”方案中的二十六项，才投产了一个乙烯和四个化肥厂。四个化纤厂一个也没有投产，金山也只是部分试生产，建设已经完成了95%，产值却只有2800万，后者说已经买了马，备了鞍，还缺一根马缰绳。第二年就又投产了三个化肥厂、一个乙烯厂，金山也全面试生产了。至于地方性的中小工业以后每年就有数以万计投产。而且这些工程还构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体系还有待于填平补齐、配套成龙呢！这一工作一旦做完又将构成新的生产力。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的文章《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说，从1966年到1976年我国的化纤生产能力增加14万吨，这个数字已经很不小了，但是和已经试生产的上海金山和正在建设快竣工的长寿、辽阳和天津来比，又是一个小数字了，这四项合计三十多万吨。如果考虑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小化纤厂，加上革新、挖潜、改造，我国通过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能够达到的化纤生产能力还要大得多。1984年我国化纤达到73万吨，全部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已经建成和即将建成的企业生产的，那时确实没有一个邓小平匪帮新上的项目投产。就是1986年突破一百万吨也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捣乱，我国的经济建设应该把时间断在1980年，在那以后还有不少后劲。本来毛主席的四个现代化的规划也是这么定的。但由于邓匪破坏不但被拖延了，不少生产力还被摧毁了。特别是农业机械工业。本来完全可以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结果至今农民还在用手工劳动。

　　1964年和1965年是大跃进的收效时期，那一时期日子比较好过是人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第二次大跃进的收效时期日子本应该更好过得多，不但表现在国家的财政上以及生产和建设上，而且尤其表现在人民的生活上，有一大批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化肥厂、化纤厂、洗衣粉厂、耐用消费品厂投产呢！农村还有大量的水利和土地改良等，还有一大批农业的和非农业的科技成就呢！而第一次大跃进却没有这一些。那一次的成绩主要是能够自己生产成套设备，用陈云的话说就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重工业体系。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不是不重视，也不是增长不快，而是由于我们的基础太差，绝对值太小、太小了。可是在第二次大跃进的收效时期却在借了大量外债下还发生财政大赤字，即将投产的企业大批地被拖延了工期。

　　邓小平匪帮最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一次大跃进以后的收效时期。一切成果毫不出力就到手了。但是他连一个已经成熟的桃子也不会采摘。第二次大跃进的收效期应该收到的效果迟迟没有收到。所以说我们决无意思说邓小平匪帮是下山摘桃派，他们是下山砍树派。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载下的树他们使劲地“砍”，有的很快就被他们“砍得地平线上不留痕迹”了，更多的厂现在也被他们“砍”掉了。

“四三”方案被耽误不是天灾
而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匪患

　　毛主席的“四三”方案被拖延时间，投资加大，经济效益减低，完全不是天灾，是人祸，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匪患。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出于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需要，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破坏国家经济、红色买办、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批判进行反扑，就反过来诬蔑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和建设。于是他们把毛主席在1963年就提出，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就宣布过，四届人大上再次重申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当作旗子来挥舞。谁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由分说强给谁扣上一顶“反对四个现代化”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完全正确的批判被诬蔑为“反对生产”、“不搞建设”。为了标榜唯有自己才关心生产和国家的建设，他们不顾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还在进行，毛主席引进的“四三”方案也尚在进行，在1975年就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引进。批邓阻止了他们对国民经济的这一破坏，为我国建设争取了两年的时间。1977年地方中小工业大批投产，“四三”方案也有一半已经投产，另一半快要建成投产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尽管还不够完善。他们不是尽快把它建成完善，填平补齐、配套成龙，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而是为了一个罪恶的政治需要、对经济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搞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规划，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建设互相挤压。自然首先是邓匪的大规划挤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结果不但不少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被攻击为“小生产方式”而“彻底否定”，或者只能在他们的迫害中艰难地生存，就连“四三”方案那样的大型引进项目也被拖延了时间，多耗了资金，又不能及时达到设计水平。邓匪的大规划也搞不起来。

　　这一“大规划”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争资金、争外汇、争动力、争原料、争能源、争建设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处依靠外国，使得另一些建设能力闲置起来，这就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他们大肆摧毁地方的小钢铁厂、小煤窑、江南煤矿、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就是小水电厂和小水泥厂也受到不小的压迫。使得钢铁大量缺乏，尤其生铁，煤炭减少，而他们搞的山西能源基地又可耻地破产，更加剧了能源紧张。他们不是加强煤炭、电力、运输等短线和建设工期长的项目建设，而在大规划中新上的主要是高耗能的项目。尤其是耗电、耗石油。那一时期许多地方几乎天天停电，许多工厂只好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他们不是努力挖潜、革新、改造，填平补齐配套成龙，而是热衷于上大的新项目。

　　在引进中，他们又充分地表现出“红色买办”的本色，完全依赖外国，造成对外汇需求量大大超出国力。除了大量地、毫不顾后果地借外国的高利贷外，还不得不大量出口以换取外汇。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石油工业大增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便以为搞石油很容易，毫无根据地臆断出可以轻易搞出“十来个大庆”，生产出大量石油换汇以供应他们的大规划。石油生产上不去，他们又提出了“有水快流”的掠夺性口号，但是流量还是提不上来。我们且不论复辟后石油突然徘徊下降是不是他们的责任，最起码，既然石油产量上不去，国内需求又不断增长——“四三”方案中就有好多个石油项目，上面提到的八个有七个是石油化工，投产后自然会消耗大量石油，那就不应该再增大石油出口量了。可是为了还他们欠下的高利贷，不得不进一步继续加大出口量，使得国内石油更紧张。许多建设项目不能及时投产，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天然气也很紧张，所以四川长寿也不能正常生产。

　　——声明一下：这些戈培尔的门徒一天不造谣就会浑身难受，他们一定会说我们根本上反对出口石油，这当然是胡说。最起码的事实是，毛主席时代我国已经大量出口石油了。1973年，我国石油出口由1972年63.6万吨猛增到183.41万吨，约三倍。仅仅两年，1975又是五倍多达到987.79万吨。那个时候我国的石油产量猛增，石油化工的大项目还在大规模建设之中，供大于求自然可以大量出口。可是到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既然石油生产萎缩，就应该减少出口量了。但为了还高利债，1980年达到1330多万吨，后来超过了两千万吨。以至于后来四三中的石油化工投产后也缺乏原料不能正常生产。——其实与其出口石油，倒不如早些把这些企业投产后出口石油产品，或者少进口一些化纤和塑料、烷基苯等。

　　1980年大规划破产后，陈云出来争权，报上宽松了一些，这时就有人出来谴责。

　　如：周传甲说：“1978年花了很多外汇，进口了22套大型设备，至今仍背包袱，如南京化工厂进口了一套10万吨乙烯设备，但原油每年就需几百万吨，根本不能保证，只好让设备睡觉，这些教训一定要吸取，不能样样都推到‘四人帮’身上。”（见人民日报1980年8月5日《人大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

　　岳希新说：“十来个大庆”根据在那里，由于找不出十来个大庆，引进的九个用油气作原料的大化纤厂缺原料。（人民日报1980年9月6日《政协委员发言摘登》）

　　韩学道说：“有些基建项目违背基建程序，盲目上马，造成惊人浪费。如化工部要在南京和山东建的3套30万吨乙烯工程，1978年就和外国草签了进口设备的合同，但计划任务书至今未批下来。按基建程序银行不给拨款，不能上马。可在国家建委同意下，化工部去年将8个公司调到山东搞土方工程。平整了几千亩土地后中途停了下来，造成了土地闲置。”（人民日报1980年9月8日《人大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

　　人民日报1980年8月11日《这样的“计划”何时才能改变》说：“天津石油化纤厂今年下半年将投产，但原料不足，如不及早解决，这个投资13亿元的重点工程，又将因原料不足而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人民日报1980年9月5日更是明确提出：“1978年花了很多外汇进口了一批大型化工设备。像南京化工厂进口的一套乙烯设备（即后来邓小平匪帮大吹大擂的扬子乙烯）每年需要几百万吨原油作原料根本得不到保证，只好让设备睡觉。不能把责任一概推到‘四人帮’身上。”并且以“不能让造成重大浪费的人逍遥法外”作为标题。

　　但法律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造成重大浪费的邓小平匪帮很自然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只有当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后，他们犯下的罪行才能得到清算，中国的经济也才能重新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由于第二次大跃进的后劲
我国化纤塑料增长还算比较快的，八十年代初的低谷

　　尽管有这么多的破坏，我国的化纤工业和塑料工业生产不能达到应有的速度，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的后劲，由于大批的生产能力在阻力重重之下，虽然姗姗来迟还是建成投产了。所以我国的化纤和塑料的产量，总的来说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可见下表二。

　　各年化纤产量和建成投产的化纤生产能力总和
　　
　　年份 新增能力　产　量　比去年增产　　备　　注
　　　　 万　吨　　万　吨　　％
　　　　
　　1949　——　　 ——  
　　1957　　　　　 0.02
　　1958　　　　　 0.03
　　1959　　　　　 0.54
　　1960　　　　　 1.1　　　　　　 [4]  
　　1961　　　　　 0.53
　　1962　　　　　 1.3　　　　　　 [5]
　　1965　　　　　 5.01
　　1969　　　　　 6.66
　　1970　　　　　10.09　　　51.5　[9]
　　1971　　　　　11.99　　　18.8
　　1972　　　　　13.73　　　14.5
　　1973　　　　　14.88　　　 8.38
　　1974　　　　　14.26　　　 4.17
　　1975　　　　　15.48　　　 8.56
　　1976　　　　　14.61　　 －5.6　唐山大地震
　　1977　　　　　18.98　　　29.9
　　1978　——　　28.46　　　49.9　[3]新增生产能力未完成计划
　　1979　8.3　　 32.6　　　 14.4　新增生产能力未完成计划
　　1980　6.0　　 45.03　　　38.0
　　1981　6.7　　 52.73　　　17.1　完成计划
　　1982　2.9　　 51.7　　　－2.6
　　1983 11.　　　54.1　　　　4.6　[8]
　　1984　2.5　　 73　　　　 34.2
　　1985　——　　94.81　　　29.8　[2]
　　1986　6.1　　101.73　　　 7.3　[6]
　　1987　——　 117.5　　　 15.5　[2]
　　1988　——　 ——　　　　——　[2]
　　1989　——　 ——　　　　——　[2]
　　1990　——　 165.48　　　——　[2][7]
　　1991　——　 186　　　　 12.4　[3]
　　1992　——　 208.3　　　 11.5　[3]
　　1993　——　 221.5　　　 11.4　[3]
　　1994　——　 269　　　　 18.1　[3]
　　1995　——　 290　　　　 21.7　[3]
　　1996　——　 ——　　　　——
　　1997　——　 ——　　　　——
　　1998　——　 ——　　　　——
　　1999　——　 ——　　　　——
　　2000　——　 694　　　　 ——　[2][7]
　　2001　——　 828　　　　 19.3　[3]
　　2002　——　 991　　　　 17.8　[3]
　　2003　——　 1181.14　　 19.16 [3]
　　2004　——　 1424.54　　 20.6　[3]
　　2005　——　 1618　　　　13.6　[3]
　　2006　——　 2025.5　　　21.7　[3]
　　2007　——　 2390　　　　15.3　[3]
　　
　　资料来源：
　　[1]凡未经指出的都来自①综合历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公报②1982年经济年鉴③1977年以前来自李成瑞《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2]国民经济公报无数字
　　[3]国民经济公报无新增生产能力数字
　　[4]参考消息1984.9.23《主要化纤生产国的化纤产量》
　　[5]经济日报1984.4.16.《发展中的我国化纤工业》
　　[6]国民经济公报无产量数字。人民日报1986.12.20.《化纤可望突破百万吨》预计为1980年2.22倍，年产能力可达120万吨。人民日报1987.10.5.《改革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101.73万吨，由世界第7位上升至第5位。
　　[7]根据下年增长率算得。
　　[8]1983年30种主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10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9]人民日报1986.12.20.《化纤可望突破百万吨》1970年只能生产涤纶1300吨，1986年可生产56万吨。
　

　　各年塑料产量和建成投产的塑料生产能力总和
　　
　　　　　　塑　　　　料　　　　　　乙　　　　　　烯　　

　　年　份　产量　比去年增产 新增能力 产量　比去年增产　备　　　注
　　　　　　万吨　　％　　　　万　吨　万吨　　％　　　
　　
　　1955年　 1.2　　　　　　　　　　　　　　　　　人民手册1958年P474
　　1965年　 9.7
　　1970年　17.6
　　1971年　21.6　　　 22.7%
　　1972年　24.8　　　 14.5%
　　1973年　29.5　　　 14.8%
　　1974年　30.4　　　　3.05%
　　1975年　33.0　　　　8.55%
　　1976年　34.5　　　　4.55%　　　　　　　　　　　唐山大地震
　　1977年　52.4　　　 51.9%　　　　　30.27
　　1978年　67.9　　　 29.6%　　　　　38.03　25.6 新增乙烯生产能力没有完成计划
　　1979年　79.3　　　 16.8%　　　　　43.5　 14.5　　
　　1980年　89.8　　　 13.2%　　　　　49　　 12.6　　
　　1981年　91.6　　　　2.0%　　　　　50　　　2.0 新增塑料生产能力未完成计划
　　1982年 100.3　　　　9.5%　　　　　56　　 12.0　　
　　1983年 112.1　　　 11.8%　　11.5　65　　 16.1　　
　　1984年 116　　　　　3.2%　　　　　——　　　　　　[3]
　　1985年　 ——　　　 ——　　　　　——　　　　　　[2]
　　1986年　 ——　　　 ——　　　　　——　　　　　　[2]
　　1987年　 ——　　　 ——　　30　　——　　　　　　[4]
　　1988年　 ——　　　 ——　　60　　——　　　　　　[4]
　　1989年　 ——　　　 ——　　　　　——　　　　　　[2]
　　1990年　 ——　　　 ——　　　　　——　　　　　　[2]
　　
　　资料来源：
　　[1]凡未经指出的都来自①综合历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公报②82年经济年鉴③1977年以前来自李成瑞《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2]国民经济公报无数字
　　[3]国民经济公报无新增生产能力数字
　　[4]国民经济公报无产量数字





毫无疑问，邓小平一上台化纤大增产完全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果，特别是“四三”方案完工投产的结果。1977年到1981年主要就是靠金山。可是1982年化纤居然减产，1983年也增长太少。——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辽阳、长寿、天津都投产的结果？！另外也说明它们投产后生产能力长期没达到设计要求，或者达到设计要求却缺乏石油、天然气没能开足马力生产。1984年后才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原因正是这些厂生产能力逐渐发挥出来的结果。1987年以后生产能力逐渐饱和。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花巨资搞了大引进，十年后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至于公布的新增生产能力，集中于1979年到1984年，都是第二次大跃进的建设被拖延后逐渐建成的。在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数字，包括金山的投产在内都被邓小平匪帮隐瞒着。以后不公布了，那是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能力建成。
　　从附图可以清晰地看出七七年到八一年由于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化纤工业投产造成的高速增长，首先是上海金山，此时辽化、天津、长寿都还没有投产呢。也看到八二与八三年的低水平。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毛主席的大建设久久才能取得成效，可谓细水长流，所以在三大化纤厂投产的八四年以后增长速度重新加快，看起来较快的年份也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直到九十年代初。

　　按理经过一个大建设，收到成效后产量增长速度应该比以前快得多。但是对数图里可以看到斜率和70年到73年比还低得多。那几年没有以前留下的厚底子，仍能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是难能可贵的。而八十年代的增长只能说是吃毛泽东时代和“十年浩劫”的老本，最荒唐的竟然在82年到83年还有个低谷。如果不是邓匪推迟了建设，如果能按预定计划在80年以前投产，那么光四大化纤厂的投产以及挖潜，就可以使得化纤产量能够从1977年到预定的1985年连连打滚，至少1977年到1980年的高速度应该长期延续，甚至有些年份更高。那以后再要迅速增长就必须建新厂了。

　　塑料大致相仿，图画就不画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化纤减产，塑料竟然还增产。这当然和燕山石化总厂引进的乙烯工程竣工有关，第二年又是北京化工二厂投产。所以1977年和1978年塑料增长特别快。但是1981年又是个低谷。

合成洗涤剂也是这样。1977年25.7万吨、1978年32.4万吨（增长26.1%）、1979年39.7万吨（22.5%）都有比较大的增长。1980年39.3万吨，减产1.0%。1981年47.8万吨（21.6%），1982年56.9万吨（19.0%），1983年67.7 万吨（19.0%），1984年81万吨（19.1%），这四年均增长很快，显然是毛主席引进的“四三”方案中的南京烷基苯厂，被邓匪拖拖拉拉后，终于逐步投产的结果。1980年减产也是低谷，那是南京烷基苯厂尚未投产，毛主席建设的其他洗衣粉厂生产能力已经较充分发挥，以及受到邓小平匪帮破坏被“彻底否定”的结果。1985年、1986年、1987年均没有公布数字。1988年129 万吨（8.2%），1989年143万吨（8.4%），1990年148.4万吨（1.2%）。以此算得1987年生产了119.2万吨，三年递增13.8%。这六年的增长大大减慢了，而且越到后来越慢，1990年基本停滞。显然这是毛主席和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洗衣粉厂生产能力已经饱和或者被“彻底否定”的结果。

　　我们看到无论化纤、塑料还是洗衣粉，在八十年代初都有一个低谷，化肥和水泥也一样，时间上略有差距，有的在1980年，有的在1981年，有的在1982年，这一低谷正表明了邓小平匪帮对我国的生产和经济建设只有破坏没有贡献。陈云的破坏也是一个因素，但陈云只搞了1981年。

从两次大跃进收效期的经济效果见匪患

　　不仅仅化肥厂、化纤厂、塑料厂以及洗衣粉厂受到了邓匪大规划的挤压，被大大拖延了工期，而是整个“四三”方案和国家的全部建设都被拖延了工期。但尽管如此，到1982年毛主席的“四三”方案大致上可以算完成了，1983年就全部完成了。按照邓小平匪帮的资料，二十六个特大项目除了吉林化工在1983年底投产以外，其余都在1982年投产了。尽管未赶上社会主义时代的末班车被拖延了时间、多用了钱，效益也不能发挥出来——最严重的是武钢一米七了，尽管1978年就建成，由于有人里通外国，被日本奸商多敲诈了钱，所加工的钢锭要从日本进口，自己的不能加工。——但此时总算都完成了。据说武钢一米七经过革新改造也能够使用自己的钢锭了，总算有钢板生产出来了。

　　总的来说“四三”方案还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匪帮破坏，当然更快、更好，效益更大。工程投产了，就有不少产品生产出来，在账面上也就是工业的产值、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企业的留利、国家的利税，后三者又是国民收入的表现。国家的利税又成了财政收入，邓小平匪帮确实大大地捞了一把。

　　不仅仅“四三”方案——那决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全部，中央工业另有大批自力更生的、或者比较小的引进项目大批建成。这一些也生产出了大批的产品、产值、国民收入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地方工业尽管受到邓小平匪帮大力扼杀，不少被“彻底否定”，但不管他们怎么惊呼，却还是一大批一大批地建成投产，并且生产出大批的产品、产值、国民收入以及国家财政收入来。

　　毛主席在1963年提出由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方案的第一步大致上成功了。——说大致上，是仍有一些被“彻底否定”了。

　　在那个时候我国有两样工业受了邓小平匪帮毁灭性的打击。一是军工和尖端科学。还有一个是农业机械化事业。其余虽然受到严重的打击却没有毁灭或者没有完全毁灭，总的来说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还是越来越强大。当然不是邓小平匪帮的功劳。总的来说，尽管1978年以来建设被搞得一塌糊涂，工业生产还是有比较大的增长，本文说的化纤、塑料、洗衣粉，在其他文章里说的化肥、水泥等等都是这样。刘少奇、邓小平提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坚决反对我国建立造船工业和远洋船队。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一谬论后，风庆轮的远航正式宣布了我国造船工业体系的建成。邓小平一上台对于造船工业还是大加摧残，恨不得一下子扼杀。不久大规划可耻破产又要硬着头皮上，急需外汇，他们突然发现我国的造船工业还是非常不错的。于是我国的轮船也出口了，为他们填补财政和外汇上的无底洞。

　　从东风轮到风庆轮到“运十”，如果我国有条件早一点搞完“运十”的话，他们也会突然发现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原本是非常不错的，也会出口飞机。可他们一上台，就急于当汉奸出卖国家情报，把我国的飞机工业全部给日本看了，日本承认他们没有。我国的航天工业也给美国看了。美国到了西昌，惊呼道：“休斯敦！休斯敦！”后来我国发射人造卫星也出口了。可惜飞机工业被摧毁了。

　　另外，我国的农村虽然饱受邓小平匪帮的摧残，集体经济强行解散，集体财产被分光吃光砸光，以前国家给农业的投资和扶助没有了，给支农工业的政策性补贴也大大减少最后取消了，任凭农用工业自生自灭，邓小平匪帮的开支大大节省了。但由于大量优良品种以及其他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由于大量化肥农药投入市场，由于长期以来建设的农田水利和改良的土壤开始发挥作用，总算没有发展到1962年安徽包产到户以及其他地方大量农民弃农经商时造成的那种悲惨的情景。在农业机械化已经成功，农村工业化也已经开展的地方，社队企业发展也十分迅速。农村也给邓小平匪帮提供了大量的贡赋。

　　以上这一切都带来了巨大的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最后又落到了邓小平匪帮手中成了国家财政收入。详细情况可以看下表三。

各年财政收支（亿元）

年　份　工业 　工业比去　 收入　支出　收入比去　财政赤字　国外借款　国库券　包括债
　　　 总产值　年增长％　　　　　　　 年增长％　　　　　　　　　　　　　　　务赤字
1977年　3727 　14.3　 874.5　 843.5　　12.6　　　－30.93
1978年　4231 　13.5　1121.12 1110.95 　28.2　　　－10.17(?)　78
1979年　4591　　8.5　1103.3　1273.9　 －1.59　　　 170.67　　35.3
1980年　4992　　8.7　1085.2　1212.7　 －1.64　　　 127.5　　 43
1981年　5178　　4.1　1089.46 1114.97　　0.39　　　　25.51　　73.08　48.66
1982年　5506　　7.7　1123.97 1153.31 　 3.17　　　　29.34　　40.03　43.83
1983年　6088 　10.5　1248.99 1292.45　 11.1　　　　 43.46　　37.83　41.58
1984年　7015 　14.0　1465　　1515　　　17.29　　　　50 　　　35 　　41.5
1985年　8759 　18.0　1866.4　1844.78　 27.4 　　　－21.62　　29.24　60.61
1986年 11157　 11.1　2260.26 2330.81 　21.10　　　　70.55　　75.74　62.51
1987年 13780　 16.5　2368.9　2448.49　　4.81　　　　79.59　 106.48　63.07
1988年 18100　 20.7　2628.02 2706.57　 10.93　　　　78.55　 138.61　92.17　 349.33
1989年 21880　　8.3　2919.2　3014.55　 11.08　　　　95.35　 134.2  
1990年 23851　　7.6　3312.55 3452.2　　13.47　　　 139.65　 178.21　　　　　515.1
1991年 28225 　14.2　3610.88 3813.55　　9.0 　　　 202.67　 180.13　　　　　664.07
1992年　　　　　　　 4153.05 4389.68　 15.0　　　　236.63
1993年　　　　　　　 5114.82 5319.82　 23.15　　　 205　　　国内外债务收入693.84亿元
1994年　　　　　　　 5218.1　5792.62　　2.0　　　　574.52　 国家债务收入1175.25亿元

注：工业总产值1980年及以前按照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1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2年开始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比上年增长速度据说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1992年开始没有工业总产值。


　　首先要指出这儿的数字都来自邓小平匪帮，中间必然有假。还有货币贬值，物价始终在涨，因此决不能盲目地相信。但我们说过，从长期来说，即使假的数字也可以看出一些真实情况来。决不能像“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什么知识也没有却又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那样，凭着自己的好恶，信口说相信或不相信报上的数字。那些人心中无数也根本就不想有数，却要妄论中国经济的好恶。

　　关键是要有自己的头脑来分析。比如工业总产值据邓小平匪帮说1978、1979、1980年是按照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81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以后就不管了。但据说在计算增长率时还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和以前比绝对必须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们拿复辟时期和复辟时期比，两者就会有很大的抵消，就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性。财政增长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对它的增长率决不能轻易相信，不能和以前比，但同样复辟各年相比即使大家都夸大了，至少可以看出各年增长的大小来。

　　其次必须看到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我国经济总的来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工业和财政都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增长率。

　　做个比较，1963年和1977年具有相似之处，都在以后进入大建设后的收效期。那年第一次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大致建成，1964年就进入了收效时期。那一时期，据邓小平匪帮的数字，1964、1965、1966三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猛增了82.87%，平均年递增22.3%，国家财政收入猛增了63.24%，年递增17.8%。而在1977年，第二次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国大致上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应该进入了收效时期。如果以同样速度来增长，那么1980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就应该是6815亿元，财政收入应该达到1427亿元。——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时已经建成投产和即将投产的企业规模和数量，与第一次大跃进比大得不可比拟。

　　6815亿元大大超过了1983年的工业总产值，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最起码超过了1984年的产值。这就是说，仅仅从这些数据来看，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本来1980年就应该达到的工业总产值过了1984年才达到。从产值来看我国工业至少被拖延了四年。这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四三”方案建设被拖延了三年大致相合。所以又多了一年多，那是另有不少地方工业、中小工业、江南煤矿、军工被“彻底否定”，航天、造船等也都受到严重的匪患，经济效益又迟迟不能发挥。至于匪患造成的直接间接的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然而从国家财政收入来看，就远远不止三年或四年。似乎1427亿元比1984年的1465亿元要小。但是第一：1984年物价大大上涨了，钱已经不值钱了。第二，我国在1965年还请了外债，又几乎还请了内债。而1983、1984年的收入中却既包括了外债，又包括了内债。这是1977年一分都没有的，理应扣除。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在邓匪的破坏下，经济效益非常之差。自称最最讲究经济效益的人，恰恰最最不懂经济效益，盲目追求利润的人恰恰得不到批判“利润挂帅”时能够达到的高额利润。

　　以上还仅仅是量的比较。如果从质的方面比较，那么1964到1966年我国经济非常协调——大建设后的收效期经济理应日益协调。而1984年我国经济还很不协调，复辟以来我国的经济没有一年是协调的。邓小平匪帮根本就不允许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有一个休整时期。

　　在邓匪的破坏下，在收效期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增长是一回事，实际这几年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还算比较快，这又是另一回事。

　　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比1963年增长8.4%要高得多，国家财政收入也比1963年的9.15%要高得多，但要考虑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尽管1977年也没有完全从唐山大地震的破坏中走出来，但毕竟已经小得多了。考虑到这个因素，1977年确实和1963年具有相当的可比性，而且略胜1963年一筹。按照道理1978年也应该胜过1964年。

　　可是看1978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就会发现比1964年的19.65%小得多财政收入也比1964年增长16.7%小得多。1978年还借了大量的外债作为收入，该年财政实际上是大赤字，只是债务收入掩盖了赤字，似乎还有十亿元的盈余。——这表明这一年受了严重的匪患，但13.5%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扣除债务收入该年的财政增加还算是迅猛的。

　　显然这年工业仍然能以两位数迅速增长是大批生产力竣工投产的结果。本来1978年也应该达到或者超过1964年。光“四三”方案就有七个特大型氮肥厂投产，有金山、二个引进大型塑料厂、唐山陡河电厂、元宝山电厂等正式投产，武钢的一米七也是那年投产的（不过由于汉奸里通外国以及日本奸商的暗算生产不正常）。其他的大中型企业和地方小企业也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反正不是邓小平匪帮复辟的功劳。

　　这年的生产增长没能超过1964年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1978年许多工厂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农业机械工业最为严重，而这些产品在1977年还严重地供不应求，不少厂不能正常生产，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扼杀了不少企业，使得这些企业只能在极艰难中度日子。而1964年不但没有这种现象，受到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大砍大杀的五小工业还纷纷翻身。

　　1979年工业增长率就大大下降了，根本没法和1965年的26.35%比。这一年存在着大量应该迅速增产的因素。——可就是这一年许多工厂停顿到处都在“文明生产”（企业没事做，停产搞卫生，美其名曰“文明生产”）。应该投产的厂1978年就大量没投产，已经建成应该发挥的生产能力更是没有得到发挥。这一年开始大规模摧毁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工厂，许多被“彻底否定”，“地平线上不留痕迹”。

　　以后是连续四年一位数，1981年更是低到只有4.5%。

　　财政收入更不堪言。1979、1980两年借了大量外债居然还负增长。1981年开始借内债也几乎没增长更谈不上走出低谷。1982年也仅仅相当于1978年，抵掉债务收入，再考虑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还远不如1978年。而196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18.47%，1966年增长了18%。

　　前面我们说到化纤工业的建设、塑料工业的建设，还有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中说到化肥工业的建设时，都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有个大低谷，在财政上的反应更是明显。不仅如此，还发生了空前的大赤字。1979年财政赤字加上外债竟然超过了唐山大地震的1976年的七倍，1980年又是近六倍，以后年年赤字。1976年有29.62亿元赤字，他们就大喊大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根本不顾唐山大地震的事实。实际上该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相当好。

　　为了弥补赤字，邓小平匪帮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2亿元，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动用了以前留下的大量财政结余居然还可以指责以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1977年财政盈余30.93亿元确实，那么经过唐山大地震，在1976年还留下了历年滚剩下来的盈余49.47亿元。大地震带来的赤字只用了1975年滚剩下的盈余的五分之二。据邓匪小平说1974年和1975年都是赤字，这也是他们大喊大叫崩溃的“理论根据”。但我们且不管1975年赤字是不是“四人帮”说的邓小平造成的，这两年的赤字如果和邓匪复辟时期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合计不到13亿元。以此计算1973年以前滚剩下来的盈余达91.97亿元。前面说过1970财政结余13.49亿元，1971年12.56亿元——这两年按照陈云说法，还是急于求成、基本建设规模太大、积累率太高的年份。看来大建设也未必一定造成财政赤字，关键要看谁来搞？怎样搞？

　　可邓小平匪帮居然还说1979年大赤字“追根究底，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由此而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引起的。”总之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

　　1983年由于“四三”方案建成，也由于“小生产方式”及地方经济的发展才走出低谷，工业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工业以两位数增长是可疑的，但我们不能要求复辟时期和第一次大跃进后的收效期比，如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比，一般来说还算是迅速的。财政尽管有了大量的债务收入也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一般还可以承认有了一定的增长。

　　这和前面以及《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中说过的，“四三”方案大致在1982年建成，投产后由于缺乏能源，或邓匪的其他破坏，生产能力一直没有发挥出来，直到1986年才有相当的发挥也是吻合的。现在再回头来看《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那里面说，到现在（1987年）为止我国的生产力基本上还是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时期建设的，也是吻合的。那篇文章简单地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报刊书籍中的数字得出了这个结论，而本文和《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又主要用他们提供的资料，具体地论证了这一结论。

　　按照上面表中数字可以算得从1978年到1986年九年里，与1977年比，工业总共增长了1.48倍，平均年递增10.4%。尽管这中间有相当水分，还是个不低的增长率。财政上尽管水分非常大，又有大量的债务作为收入，但有一定的增长也是应该肯定的。不然邓匪小平篡权上台前已经建成但尚未达到生产能力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以及它们的续建工程投产，不是都在白生产了吗？尤其以1986年和1984年来比，财政收入猛增了54%，我们不能说都是债务收入的增长，也不能说都是物价上涨吧。1985年在不计较债务收入下，还算有了盈余，这在匪统期算是破天荒的唯一一次。尽管都是地方财政的盈余，中央财政还是大赤字，而计入债务收入还是全面的大赤字。

　　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一大批生产力，尽管有不少被邓小平匪帮“彻底否定”了。但大多数还是建设起来并且发挥了作用。关键是时间被大大拖延了。效益也发挥得慢。——本来大部分将在1980年收到效果。可是邓小平匪帮有那么好的底子，不但拖延了时间，居然还在八十年代初造成了一个低谷。

　　——这就是说，尽管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匪祸，主要由于“十年浩劫”的大建设，由于大批生产力陆续投产，生产能力有了相当的发挥，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快的。自然这决不是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带来的，而完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胜利——尽管邓匪复辟以后我国已经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计划经济了，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量遗产还在。所以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永远也不是失败。独立战争完成了历史交给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历史上有不少复辟时期和反动时期，如果说由于复辟、反动就是以前的革命失败了、白革了，那么我们不是至今还停留在原始时代吗？总的来说，由于邓匪复辟，整个八十年代都是第二次大跃进的收效期，细水长流，姗姗来迟。所以才使得八十年代有相当的增长。

　　当然1964年到1966年是非常特殊的收效时期，1978年到1980年也应该是非常特殊的收效时期，我们不能要求在这一大批生产力见效后，生产还是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所以如果没有邓匪破坏，在1978年到1980年应是特大幅度的增长，而1980年以后慢下来则是正常的。同样理由我们不能因为1966年到1975年增长速度10%左右不及1964年和1965年，就说那一时期经济不好，也不能说1978年以后以及八十年代不比“十年浩劫”差。前人栽树和后人乘凉不能比，艰难的建设时期和收效期情况不同，无可比性。如果经济能够按照毛主席原定的四个现代化的方针，以及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宣布的“十年规划”正常发展，那么从1981年到1985年，也已经预定为下一次大发展的准备时期了。

　　由于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大致完成并且投产，大量的利税到了邓小平匪帮的手里，邓小平匪帮就忽然要搞起什么重点建设起来了。据说是什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千万不能相信他那一条骗人的把戏。确实我国的能源和交通都应该好好地进行一番新的建设了。交通运输紧张、缺电、缺煤、缺石油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在《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中已经知道了，煤、油、铁路、公路的建设都糟糕得很，电力建设也谈不上快。

“重点建设”：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红利成了为邓匪大规划揩屁股的经济基础，邓匪的大搜刮

　　邓小平匪帮的“重点建设”主要就是为他们自己在1978年拉下的稀屎揩屁股。他们出于罪恶的政治目的，在毛主席的大建设初步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生产能力还没有发挥时，另砌炉灶另搞一套大规划。迫于局势不得不忍痛下马了，但现在毛主席的大建设已经完成，有了的大量红利，不存在两套一起上了，于是他们决心搞下去。1982年毛主席的大建设就要完全投产了，邓小平就提出要搞这个“重点建设”了。

　　所谓的重点建设就是为这个劳民伤财的大规划揩净屁股的工程。而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生产出来的大量利税就是他揩屁股的经济基础。

　　1978年总共引进了九套化工设备，它们是：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山西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1978年的160多亿元。另外还有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加上其他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实际买进30万吨乙烯装置四套。——我们知道，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原定6000亿元，建设120个大项目。但只签了了22个就搞不下去了。

　　违背客观事实，违背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尽管邓匪小平巴不得把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生产力一把卡死，但当两套生产力一起上时，最后被卡死的不是毛主席建的那一套。大规划终于没能上去，不得不下马。用宝贵的外汇买来的洋设备，堆放在露天，风吹雨打，一放就是六年。可是邓小平匪帮居然把这归罪于：“十年浩劫期间，国家经济困难。大庆、齐鲁、扬子、上海30万吨乙烯引进装置停止了建设。”，他们自己在1978年拉下的稀屎居然还要归罪于早在1976年就被他们宣布“结束”的“十年浩劫”？？？！！！

　　这一些设备只要还在那儿霉烂，就是邓小平匪帮的一块心病，人们不会不指着说：“这就是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所以不管花什么样的大代价，邓小平匪帮也得把它们安装开动起来。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邓小平匪帮后来是如何就此吹嘘他们改革的成就的。人民日报1990年4月1日《现代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这样说他们引进的南京那套乙烯装置的：

　　　　1978年冬南京扬子江北岸，放置着无数个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这就是从日本引进的第四套乙烯设备。风去潮来，庞然大物默默地承受着，由于拿不出钱来建设，就这样过了六年……
　　　　1985年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大江两岸……靠企业自己借债建设来救活乙烯工程……仅金山三套装置就需资金近20亿元，……1989年春天，是个不平静的春天，30万吨乙烯陷入最困难的时刻，乙二醇工地停工待料，工程已进行到了一半，北京会议又传来消息，乙烯装置再度引起争议……

　　是1985年“改革的春风”才救活了这套乙烯？难道1978年是林彪、“四人帮”或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把这么多的庞然大物搞死的？？？

　　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大江两岸”才会有邓匪小平的大规划，才会不顾国情出于罪恶的政治需要大引进，这种建设不能不受惩罚，没法建设了，于是从日本买来后，一直被抛在长江滩上，只好默默地承受着风去潮来。借高利贷买来的一大堆设备成了死物，造成了大量资金积压，而且这些设备还在风吹雨打中霉烂。——现代化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也不是靠这种“春风”吹出来的。

　　到了1982年，毛主席的“四三”方案虽然受到很大破坏和拖延，毕竟几乎完工了，虽然经过了一场大建设后社会没能休整，生产还很不协调，能源、动力、运输、原料等等都很紧张，但毕竟不会两套生产力同时上了。所以邓匪小平就迫不及待地要为自己在1978年拉下的这滩稀屎揩清屁股了。

　　其实既然1978年买来不久就发现大规划破产了，倒不如早一点结束为好。何必老是老是摆在长江滩上呢？资金长期积压就是一大损失，又要不断去保养，经过长期风吹雨打设备又要锈蚀，时间长了资产就要折旧，还有无形损失。活产成了死产，化大价钱买来的不过是个大废品，损失已经造成，就事不宜迟，不如早死早投胎，处理这批死产。

　　邓小平如果真要中国好，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如当即处理了。首先公开承认1978年大规划失败，承认化大代价买了一个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废品，然后做好善后。有些设备可以纳入毛主席建设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纳入，哪怕大材小用也好——实际只能称为废物利用。能退货的就退货，哪怕必须缴纳一些违约金，只要不太心黑也只好忍受了。能够卖出去的就卖出去。有的项目比如石化总是需要的，在设备还没运来尚未付款时，可以和外商协商缓一缓，比如五、六年以后再建，宁可给他们赔些钱。这样损失要小得多。

　　如果由我们文革派来搞，还有一些债务和欠款完全可以不必理会。比如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欠我们的，没有我们欠日本的。日本欠了我们那么多财产债和血债，我们没有要求赔偿，他们却不但不感恩，还利用邓匪篡权上台，在宝山钢铁厂等项目上做手脚整我们，凭什么还要归还给他们？那点废品残值就算对以前给我们造成的巨大损失赔了一点零头。——自然这样和日本关系必然会搞坏，一切反动分子必然又会大造谣言，给我们加上什么“闭关锁国”、“排外”等等罪名。但应该负责的正是他们以及日本奸商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没有理由要我们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讨好他们。

　　毛主席的“四三”方案乃至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得填平补齐、配套成龙，哪会不需要一些外汇？如果把这些死物变成活钱，及早投入毛主席的大建设中去。虽然不能补救对这一建设已经造成的拖延和损失了，但比继续拖延、继续损失为好。

　　长痛不如短痛。1978年大引进签约的58亿美元不能不成废品，如果当时就果断处置，扣除废品残值损失就不到58亿美元了，尽管也是很大的损失，还有时间上和政治上的损失——那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再也不会损失了。回收的废品残值可以用于及早完善毛主席的大建设。可邓匪小平不愿这样做，他要把这些设备长期闲置起来。陈云也没有及时处置这些设备。

　　按照国际上的正常利率，一般六年就翻一番，低的八年翻一番。这些设备闲置六到八年就意味着又是58亿美元丢失了，何况实际最多的闲置九年。

　　匪帮终究是是匪帮，他们原来就不是关心国家命运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关心的只是如何篡权，如何上台，如何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对他们来说四个现代化从来只是为了篡权复辟而挥舞的旗帜，怎么能够承认大规划失败呢？又怎么能够容忍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完美成功呢？他代表的反动阶级的利益需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就这样，这些设备只好长期闲置下去，开始两年还要和毛主席的大建设争着上。这就继续造成了损失，使得间接损失大大超出了直接损失。其实继续建设也还是给我国的经济带来新的损失。因为毕竟是另起炉灶、节外生枝的项目，还得大得多的投资赔进去。建设没有资金的再借高利贷，与其以后付出高利息，不如现在不建设，有了资金以后才建设。

　　据世界经济导报1982年10月25日《使用外债的最佳办法》说：“为支付1978年22个引进项目，我国借了60亿美元‘高利贷’，年利约15%，第二年开始还本，三年还清。这种借法就不够聪明。借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低利长期贷款也不尽善，一则配额有限，二者央求不已，简直非哭穷不可，三则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

　　年利约15%！如经过五年厂还没有建成投产就得打个滚。像这样的高利贷邓小平匪帮居然会轻易借，还说：“西方国家的钱多得不得了，自己用不了要我们帮他来用”？！——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没有排斥借外债，他只是告诫大家要记住外国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但后来为什么他就不愿意借外债了。一则利率太高不愿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二则不愿丧失国格哭穷借低利长期贷款，三则更不愿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斯大林同志的贷款他是接受的。

　　据人民日报1983年3月18日《我国引进22套设备所负外债全部还清》说，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引进22项成套设备所负的51亿美元高利外债，到1982年底已经全部还清。

　　可是那22项基本上还没有建设呢！难道借了高利贷就是为了把买来的设备抛在长江边上发霉？然后白白地给外国债主付利息？且不说该不该搞那个大规划，该怎样搞，也不论引进中有没有卖国行为，就算应该搞，那么既然1982年还没有搞，又何必在1978年去借高利贷买设备呢？既然1982年有能力还清高利贷，并且实际上也是在1982年以后搞的，那么到1982年再买设备也来得及。这样就不必借高利贷了，可以把还高利贷的钱用于短、平、快，就是存起来也要好得多。——这样到1982年一次付清，第二年就开工，既不用付利息，也不用抛在长江边上发霉，也不需保养了。而且1982年或许可以买到八十年代水平的设备，1978年充其量只能买到七十年代的设备。

　　可邓小平匪帮就是要这样搞。就这样——一方面设备抛在那儿发霉，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都被拿去孝敬外国主子了。而且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下取得的红利被他们拿去孝敬外国主子了。像这样的洋奴、卖国贼怎么能够搞好中国的经济呢？

　　尽管被拖延，1982年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还是完工了，可是还不协调，生产能力还没有拉上去，煤、电、石油、天然气、铁路、公路等等都还没有跟上，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搞这些？可邓小平匪帮反而借着能源交通重点建设的名义去建1978年的大规划——这仍然完全不是从发展经济出发，而是出于罪恶的政治目的。他不愿意让人们说他复辟上台搞的大规划失败了，他要为他们这个被打倒过的反动阶级残余、为他们的复辟时期争个面子。明明皇帝没有穿衣服，他还要把游行坚持下去。在他看来，只要这些厂建设起来投产了，人们就不好说他了，至于要花什么样的代价完全不顾了。

　　从纯经济角度看，既然“四三”方案尚且因缺乏能源等等没能开足生产能力，那么为什么不再等几年，到1986年或者1987年生产拉上去后再上呢？——邓小平实在等不得了，那些设备天天在霉烂呢！免得霉完了被人说。

　　就这样他于1982年迫不及待地提出“重点建设”了。

　　他拿到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的巨大红利就成了揩屁股工程的经济基础。

　　但也正因为“重点建设”完全违背经济发展的正常程序，没有让社会休息，也没有等生产力完全发挥出来，没有真正把重点放在能源和交通上，没搞短、平、快，不是努力挖潜、革新、改造，所以尽管1983年到1986年财政收入增加不少，也总是手头紧得很，财政赤字又大幅度回升。于是邓小平匪帮再一次寅吃卯粮，内外债大步前进，他们还千方百计加紧勒索人民、企业和地方，在那个时候尤其加紧了对地方经济的勒索。

　　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中我们已经说过：

　　　　现在地方工业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更不是1961年他们刮“下马风”的时候了，他们的这一“改革”受到了不少地方干部的抵制，没有完全实现也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由于不能实现，邓小平匪帮在1980年就和地方搞了一个“分灶吃饭”的方案，他以为地方还是像刚开始起家时那样，需要中央的扶助。……他的目的是让地方工业自生自灭，以为这样一搞，地方工业就只好垮台。可是这个时候地方经济已经大大地强大起来了，早已有了相当大的自立性……这一方案的实施，反而使地方具有了极大的自主权。地方财政在分灶吃饭后反而收入大增，有了大量的盈余。而中央财政在邓小平匪帮的折腾下，连年大赤字。邓小平匪帮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了。按理分了灶，就从此各管各，不许再互相打扰了，可是邓小平却厚颜无耻地又把手伸向了地方，生出种种名目对地方大加勒索。报上也出了许多文章诉说资金分散，中央财政拮据而地方、企业有余，要把它们集中起来。

　　在《军政府的末日》中，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给地方和企业加摊的税，名目众多。

　　　　一忽儿摊国库券、一忽儿抽建筑税、一忽儿奖金税、一忽儿烧油特别税、一忽儿重点建设基金、一忽儿又利改税，不一而足。除了脸皮不要钱和物资样样都要。对地方的榨取始于七七年，六七年下放的固定资产折旧被捞了一半上来，下面设备更新又不给钱——这些苛捐杂税全被邓小平一伙填了无底洞，各种负担却越来越多地转嫁到下面来了。

　　正是这样！

　　早在1977年邓小平匪帮就把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提了一半上来，按理提了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后企业要更新固定资产就必须拨款，可是他在1980年和地方上“分灶吃饭”了，也不提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后怎么办，这不是杀鸡取蛋吗？地方上要更新固定资产没了钱，以后怎样再生产呢？1979年中央财政集中的企业基本折旧基金24.6亿元。1981、1982年 25亿元多，1983年27.29亿元，1984年26.61亿元，1985年提高了固定资产折旧率，邓小平匪帮就可以多捞多得，自此以后再不公布这一数字，后来1987年又提高了部分国营企业折旧率。

　　幸亏地方工业大多数还建立起来不久，固定资产还很新，一时不必更新，所以也没有显现出危害来，但是再过十几年、二十年怎么办呢？这个他们不管。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地方企业已经很旧了还没有更新。还好后来地方生产大上、财政收入大增，不然现在的地方经济早就垮完了。——也确实垮了不少。

　　地方生产大力增长首先是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战争，地方工业得到大规模发展，1980年以后生产能力大大发挥出来了，地方实力大大增长。可是邓小平匪帮还错误估计了地方工业的力量，还以为像起家时那样需要扶持，于是和他们分灶吃饭，把他们当作包袱甩掉，让他们自生自灭。地方上倒也乐得分家，可以取得自己的独立性。于是他们分了，当年就大见成效。地方生产大幅度上升，地方财政也大幅度上涨，而中央财政却每况日下，邓小平匪帮的眼睛立即像兔子那样地红了起来。大喊大叫财政分散了要集中起来。政策马上就跟着来了。——分了家还要“集中”别人的资金？！

　　邓小平匪帮开始发行国库券，1981年48.66亿元。主要是向企业认购，“各家各户，自愿送礼”，最倒霉的还是地方。为了弥补1980年的赤字除了开动银行的印钞机以外，还从1981年国库券中动用了47.5亿元，几乎全被吃了。以后年年发行国库券，越来越多并且强行摊派到每一个职工。

　　接着邓小平匪帮在1982年开征了银行工商税和烧油特别税，其实也不过找借口死要钱罢了，以前不征税难道企业就不烧油了。开征以后也没见石油工业拉上来。有一些以前免征的税收也恢复了征收。

　　1983年邓小平匪帮开始按10%比例从预算外资金中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不如称之为“揩屁股基金”。到了下半年又变卦了，比例增加到了15%。预算外资金原本是分灶吃饭的结余，现在分了后又从人家碗里刨食。该年收入93亿元。1984年119.52亿元。1985年146.79亿元，该年地方经济更进一步，预算外资金已达1400多亿元。可见尽管有毛主席的“四三”方案投产，邓匪控制下的中央工业仍然搞得不好，地方倒比中央搞得好得多。——这种人居然还要攻击发挥两个积极性是什么“小生产方式”呢！1986年157.07亿元。1987年180.18亿元。1988年185.93亿元。1989年198.12亿元。1990年185.08亿元。从“揩屁股基金”征集的数量，大致上可以看到地方的经济情况。一开始都是大幅度上升，1990年开始下降，说明地方被邓小平匪帮勒索得越来越紧了，效益开始下降。但1988年增加很少，早在1988年地方已经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1989年的六·三大屠杀不但血腥镇压人民，也是做给地方看的。

　　1983年又开始利改税。反正要把负担转嫁到下面来。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在分灶吃饭后按理该留给地方和企业的就得留给他们，可是邓小平匪帮还要再剥一层皮，要按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

　　地方既然自己开伙自然要搞自己的建设，邓小平匪帮又从这儿闻到了铜钱味，于是1984年又开征了建筑税。加上“揩屁股基金”比例提高，该年又多搜刮了70多亿元。

　　尽管如此搜刮，经过独立战争建立起来的地方经济也真堪搜刮，还是连年的盈余。1985年地方经济更进一步，国家财政出现了结余，完全是地方结余，中央财政还是大赤字，这是邓匪统治时期唯一的盈余年。1986年财政赤字70.55亿元。地方财政结余23.63亿元；中央财政在内外债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赤字还高达94.18亿元。该年国外借款收入大幅度上升，主要是宝钢等单位的稀屎要揩干净，追加了国外设备贷款20.6亿元。1987年财政赤字79.59亿元中，地方财政结余17.19亿元，在国外借款进一步大幅增长下，中央赤字96.78亿元。——到此为止始终是地方盈余而邓匪中央大赤字。1988年国家财政赤字78.55亿元，地方财政结余27.96亿元。该年的内外债急剧增加，按国内外债务收入作为赤字处理为349.33亿元。尽管如此，中央财政赤字居然又一次突破一百亿大关。为了弥补赤字，邓小平匪帮决定由财政部发行保值公债，又加强了税收征管。增值税、营业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关税等大部分税种都“超额完成了预算”，但又惋惜烟酒提价太晚和出口退税增加使得产品税征少了。城镇土地使用税也惋惜开征晚了没有搜刮到更多。

　　这时不仅中央财政有赤字，有些地区也出现了赤字，特别是县级财政困难比较大。这次邓小平匪帮总算没有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财政赤字造成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严重，最后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大多数群众对物价上涨感到受不住了。

　　本来邓小平匪帮在七十年代大肆宣扬的改善人民生活就是蛊惑人心。真正的原因除了以此作为旗子挥舞篡权复辟以外，还为了“扩大差距”，不顾国家的财政情况，乱加工资，乱发奖金和各种补贴。看来大多数人有份，结果有的多、有的少，钱发多了物价一上去，大多数人的收入就被减下来了，得利的是少数人，以此来培养一小撮特权阶级，除此以外官倒、腐败、经济犯罪也合法地泛滥起来。八十年代上半期还主要是退休工人和工资加得少的人吃亏，到此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实际收入下降了。这是1989年5月风暴的一个主要根源。大屠杀后，物价就飞也似地上去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已经不再注意限度，对地方的搜刮也越来越严重。财政赤字却越来越大。1990年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赤字竟然高达515.1亿元。1991年又达664.07亿元。1989年下半年又新开征国家预算调节基金，1990年搜刮到131.21亿元，1991年138.53亿元，1993年101.72亿元。这时候地方财政不堪邓小平匪帮的重压全面赤字。1990年赤字31.68亿元，1991年20.13亿元，1992 年30.04亿元。

　　为了加紧搜刮，邓小平匪帮一年又一年地搞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1987年搜出70多亿元，1988年搜出74亿元。周宣王打了败仗，士兵伤亡惨重，就“料民于太原”（人口大检查，以便把青壮年搜出来当兵）。邓小平匪帮解决不了财政上的无底洞，就抱怨地方和企业偷税漏税。展开大检查。

　　不是说那个时候地方上的土皇帝没有诸如乱发奖金实物、用公款请客送礼、公费旅游、挥霍浪费等现象，本来这不就是为了“扩大差距”培养出一个特权阶级吗？不就是邓小平匪帮自己极力提倡的吗？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份的，不满意是应该的。但如果以为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就是为了这些那就错了。

　　原本由于邓小平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对地方的搜刮。地方和企业为了保护自己，于是你会征税我没办法，我会偷税漏税也是你所没法解决的。所以那个时候，地方和企业的财务人员，老实的决不愿用，要用会偷税漏税的。偷税漏税固然给土皇帝肥了自己留下了漏洞，但也保护了地方经济不被邓小平的搜刮搞垮。不能一概否定，尤其不能站在邓小平的“中央”一边去指责地方和企业。中央财政赤字可以开动印刷机器印出钞票来填补，即把负担转嫁到人民、企业和地方头上。地方有什么办法呢？就只有偷税漏税。

　　大多数人民群众也是明白的，偷税漏税没有直接偷到我们头上，与我们无关。至于那个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早就不是我们的了。所以即使知道了也很少人去检举揭发。

　　邓小平的物价大检查也决不是为了人民群众，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的主要根源，得由他们负主要责任，正是他们使得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飞速上涨的。他们的物价大检查也是为了搜刮地方。1983年他们征“揩屁股基金”地方是没有办法的，但可以暗中较劲。他们来了个水泥等建筑材料大涨价。等邓小平匪帮征到“揩屁股基金”去买建筑材料时，又被地方收回去了一部分，于是邓小平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惊呼就喊得家喻户晓了。

　　地方上保护自己的这些措施在正常的社会里都是不正当的，但是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代，匪统期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切不可跟着邓小平匪帮去帮腔。就好像张、杨两将军的西安事变不是正当的手段，但对付一贯搞阴谋的蒋介石也可以算是一报还一报。

　　无异邓小平匪帮对地方这样的勒索，必然加重地方经济负担，使得地方经济不堪重负，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就是证据。他们为他们的大规划揩屁股，一方面靠地方提供贡赋，另一方面又把地方勒索得不堪忍受，这样的勒索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有人会问，邓小平许多税是向企业征收的，为什么要说主要是搜刮地方呢？——这不奇怪，中央的企业和如中国石化这样的公司，固然还是要交各种税，但它们直接地掌握在邓小平匪帮的“中央”手里，好歹都是这一“中央”的。如果出现了维持不下去也是这个“中央”的，邓小平匪帮总不可能看着垮吧。惟有地方，税是必须交的，出现问题这个“中央”正巴不得把你搜刮垮呢！

　　有人可能会问，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中你们不是说过各地自筹资金就其本质来说，和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地方自己办工业是同义词，一开始又和小土群是同义词，不搞就等于没有，不可能集中起来搞大型引进项目吗？

　　当然！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说的是地方上刚刚开始搞自己工业的时候——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时期。那时地方才起家，建设地方工业的资金——建筑材料、设备都不能用于出口，也难以支援中央工业。到了八十年代就有所区别了。地方上的工业已经办起来了，力量已经壮大了。已经不是刚起家时只有各人的一双手了。比如小水泥厂建立起来壮大起来了，其生产的水泥不但可以继续用于建设地方工业，也可以用于大的、先进的、引进的中央工业。地方性的小工业有的已经走向运动战、阵地战，成了中型、大型工业了。小钢铁厂有的已经可以生产出质量不错的钢材，至少小铁厂可以提供生铁。小水电厂即使不能给国家提供电力，也顶替了本来要从大电网购买的电力，何况有些小水电站一度被强行纳入大电网，廉价收购电力，小水电的创办者用电还得高价向大电网购买。地方性的中小煤矿生产的煤炭既可用于地方工厂，也可供应中央大厂。另外地方上的机械厂也可以为中央大企业生产机器，加工零配件。邓小平匪帮大量地“集中”分散的地方资金，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从地方那儿大肆搜刮或者说“一平二调”煤炭、钢铁、水泥等等，并且要地方上为中央加工零部件或者生产机器。

　　——八十年代我国的地方机械工业已经具有不小的实力了。比如1983年由于邓小平搞“山西能源基地”造成煤炭紧张，不得不大量动员汽车从山西拉煤。造成了汽车热，许多汽车或者汽车部件就是地方企业生产的，有的就是原来的地方拖拉机厂生产的。

　　像木材、砖瓦等简单产品也是建设中央大企业所必需的。在地方自己的工业建设起来以前能给中央大工业提供的主要就是这些，再加上一些可以出口的土特产，矿产品不能再给中央大工业提供什么了。而到了八十年代，绝不仅仅这些了。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水泥成了能够给中央工业提供的最主要产品。

　　这些东西反映到账面上就是资金。由于地方经济力量的加强，地方工业越发展，可以提供的产品品种也就越多。

　　其实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中我们也说过，小土群在大跃进时对于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煤炭、钢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此时却成了邓小平匪帮为自己揩屁股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产品。邓小平匪帮就是要用这个办法“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把地方剥削得消瘦死亡，然而把他们自己的劳民伤财大规划搞下去。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搞他的“重点建设”，各地也要搞自己的生产和建设，规模超出了生产能力，建筑材料不能不涨价。无穷的勒索逼得地方偷税漏税。邓小平从地方上征集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转一个弯，又回到了地方手里，从而保护了地方经济，甚至使得地方经济在邓小平的重重勒索下还能发展。

揩屁股工程的进程和效果——财政上的无底洞

　　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拉下的稀屎，在后来据说算是揩清屁股了——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终于投产了。

　　四套化肥我们已经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中说过。

　　上海在金山工程第一期完成后，原本也应该继续建设的。早在1972年筹建时就考虑到许多工程将放到第二期。但是否非引进不可？可不可以自己学着制造？化肥工业不是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个吴泾吗？即使不说改造，依葫芦画瓢总可以吧！不说全部制造，自己学着制造相当部分总可以吧！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的化纤设备制造能力。就是引进也存在该怎样引进、引进那些的问题。

　　——这些我们且不论了，至少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看到金山建设成功，在1978年初便急急忙忙要马上引进第二期工程。后来又引进了21个其他项目，挤了正在建设快要投产的项目，资金缺乏没法建设了，只好在1979年搁置下来。——与其这样倒不如当初不马上引进，尤其不能引进另外一批。由于金山一期具有极高的效益1981年就迅速收回投资，第二期工程的建设也就重新开始了。据《经济日报》1986年12月14日《上海石化总厂二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可见终于建成了。从1978年签约开始算历经“八年抗战”。而一期工程从1973年签约到1979年邓小平姗姗来迟的验收也不过六年。一般来说，第二期工程应该比第一期建设速度快，效益好，而金山二期反而时间长得多，何况第一期还是在一片荒芜的海滩上起家的。

　　按照邓小平控制下的纺织工业部和上海市革会《关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建设的请示报告》，工程将在1979年全面施工，争取1981年基本建成，也就是两年时间。但是到了1985年7月才算基本建成。从1980年7月正式动工算起，整整化了五年，比原定时间慢了一倍半。一直到1985年12月，二期工程才全部投料试车成功。1986年12月13日通过验收。——像这样的建设速度倒和1975年上半年建设辽化差不多。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四人帮”的破坏？

　　效益如何不得而知。这儿提个大致的数字，第二期工程产量是第一期的两倍，两期合计三倍，但1988年产值32.93亿元，是1982年12.92亿元的2.5倍多，不到三倍（据说均按1980年可比价格）。1982年利润6.43亿元，是产值的近半，1988年11.83亿元，是产值的近36%。1988年和1982年都是邓小平匪帮说的投产后的第三年。如果产量三倍利润也应三倍，那么现在还不到两倍，而且这六年里物价已经大大上升，一般来说第二期工程的效益应该比第一期高，结果却是这样。——但总算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

　　1982年邓小平搞“重点建设”时，四套乙烯和一套化纤是重点项目。

　　先说四套乙烯。上海那套最复杂。

　　这原本是邓小平买的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之一。1982年毛主席的“四三”方案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几乎完成后，邓小平匪帮觉得必须尽快地把这滩稀屎收拾掉，于是重新提出建设这套乙烯。

　　要不要建设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七五”的基建规模已经不小了，石油、有色等固定资产投资还有缺口急待追加，再增加这套乙烯又扩大了投资规模。由于没有额外的外汇可用，邓小平对他拉下的稀屎始终没能揩干净发急了，决定借外国的高利贷，可利率太高，人们又提出如不能按期竣工投产怎么办？如何还外债？然而邓小平顾不得这些了。这第四套三十万吨乙烯工程中的乙烯、氯乙烯和聚氯乙烯等三套装置已经成套引进，合同价款折五亿二千万元，如果“七五”再不建设继续闲置，势必锈蚀变质，五亿多元资产将全部报废。这一旦为大家知道，叫他怎么交待呢？尽管他历来迷信权力，自以为权力在手，对不同意见和人民的反对可以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毕竟有损于他四个现代化化身的光辉形象。于是不顾死活非上不可了。

　　设备买来好久了，建在那儿还老是定不下来。几经争论一直到1983年5月才确定放在上海。这也是建设史上的奇迹，既然建在那儿尚且几年没定，当初又何必急急忙忙买进设备呢？设备买来后才来争论，几年争论的结果放在上海。

　　为什么要放在上海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石化总厂（金山）和吴泾化工联合公司（吴泾）”。因为能够“充分挖掘现有老企业的潜力，尽可能少上新装置但又能完整配套，独立投产为原则。”，如“上海石化总厂和吴泾化工联合公司均为老企业，公用辅助工程都有一定潜力，取水能力不用新建；第一阶段工程金山部分用电三万八千千瓦及用汽均可通过挖潜解决，吴泾部分所需增加的八万千瓦用电指标及用汽由上海市安排解决。”还能够充分利用金山和吴泾“七五”期间必须进行技术改造的项目以及改造后所能腾出的后续加工及配套能力。（均见附录，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伪计委《关于利用外资建设上海三十万吨乙烯第一阶段工程的请示》，简称《请示》。）

　　——原来是要揩毛主席和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金山和吴泾的油，有一些现成的设施和资源可以被他们利用。高桥是这一工程的另一个建设点，大约还揩了高桥的油。——我们看到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搞建设，倒是邓小平拉了稀屎还要文化大革命来帮他揩干净。如确有潜力多余还是一回事，但如果水、电、汽等被挖后影响了原本的生产或者上海其他企业生产又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供电一直紧张。用到揩屁股工程上后，其他生产怎么办？——这个邓小平匪帮不管。还有邓小平匪帮要动用金山和吴泾必须进行的技术改造和后续加工及配套能力去为他的稀屎揩屁股，金山和吴泾的技术改造怎么办？如果不建他的揩屁股工程，上海有较多的水、电、汽使用，金山和吴泾能够得到技术改造，得到的利益肯定比用于建设他那套乙烯高得多。因此这是杀鸡取卵，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企业不但被拖了时间，降低了效益，建成后投产了还不得不长期为邓小平匪帮揩屁股而伤了元气。

　　他们就这样决定在他们的“七五”期间“救活”这买来价值五亿多元的已引进装置，先建设六套主要生产装置。

　　可是上海金山的第二期工程还在建设呢，于是又不得不等。

　　1984年10月18日首批设备从南京运抵金山总厂。由于金山第二期工程还没有投产，还不能建设，只好“就位保管”。这样又是三年。

　　1987年5月10日上海30万吨乙烯才开工建设。从1978年买来后九年就这样过去了。首先要把死物“救活”，所以工程分两阶段，据说1989年12月基本建成。接下去才是配套，这是第二阶段，这样第一期工程就是建成也不配套。据说至1992年4月7日，30万吨乙烯工程金山部分7套装置均基本建成。至1993年6月全部交接验收。

　　预算一阶段投资24亿元，总投资估算50亿元。实际用了多少只有邓匪小平自己才知道。资金呢？没有资金，邓匪小平尽管大肆搜刮，还是没法拨出资金揩他的屎屁股。办法就只有一个，借！哪怕是外国的高利贷。伪计委、伪国务院、伪总理赵匪紫阳全都动了起来，为这个给邓匪小平揩屁股的工程筹措借款。另外还得大量借内债。

　　除此以外，这个给邓小平匪帮揩屁股的工程具有非常特殊的优惠。其他工程，尤其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的建设，不管如何必要，总要抽这个税那个税。可给邓小平匪帮揩屁股就全都免了。

　　免征建筑税。

　　不交能源交通基金。

　　免征关税、进口产品税或增值税。

　　投产后如归还基建贷款有困难，不但利润，产品税，甚至于连折旧都赔上。

　　还款期间所得税、调节税也都免了。

　　在偿还外资期间，“以产顶进”和鼓励出口。——什么是“以产顶进”？讲穿了也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优惠政策。按理企业投产后得将产品卖给国家，国家支付的应该是人民币。如果该产品因此少进口了，那么省下的外汇也属于国家。可是给邓小平揩屁股可以特别，国家买自己的东西还得支付宝贵的外汇，就好像还需要进口，需要向外国支付外汇那样。美其名曰“以产顶进”。

　　即使如此“全部偿还贷款需要六至七年；如果缴纳产品税时，还款期要十三年以上，经济效益不够理想，有一定风险。” （均见1986年6月2日伪计委《请示》）

　　经济效益糟糕就是糟糕，什么“不够理想”？邓匪小平的确是冒着风险上，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国家，而纯然为他们那个匪帮争个面子，为了掩盖自己破坏国民经济和建设的滔天罪行。

　　到1992年才全部建成已经十四多年过去了。十四年里巨额外汇借高利贷买来的这批废品一直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建设前还支付了大量的保管费。建设过程中没有给国家提供任何利益，连进口税都免了。建成后不缴税还要六到七年。这样合计这批设备二十多年里只见投入，没见任何产出，外国资本家倒赚了两次高利息。说不定还有第三次和第四次……。

　　就这样1978年向外国借高利贷买了设备经过二十多年，我国得到的不过是一套已经折旧二十多年的企业。在这二十多年里既要还请当初引进的高利贷，又要支付大量的保管费，还要在揩屁股建设中继续借高利贷继续支付高利息，再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只见付出，不见回报。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血汗付诸东流。

　　自然，现在的国家是邓匪的国家，毛主席的大建设的利益也全被他捞去了。反正都是他们这伙匪帮的，他们从这个工程得到的最大的利益就是给自己拉下的稀屎揩了屁股，自以为可以掩盖自己破坏国民经济和建设的罪行了。

　　实际建设结果还大大超出了预算。如一阶段工程比预算多用了12亿元。据199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石化建设新篇章》供认：

　　　　一阶段工程所需投资36亿多元，全部由企业自筹、自贷、自还，……每天利息40万元，如不能及时归还外方贷款，金山部分30万吨乙烯工程部分固定资产将被迫抵押给外国人。
　　　　最困难是帐上只有7000元，仓库里只剩5吨水泥，总经济师每天一大早去银行门口等钱。工人除工资外其他费用一律停止支付。浙江压迫自己建设，挤出1.8亿元投放金山，金山石化建筑公司倒借出3000万元，每年损失200万元利润。吴泾工程急需美元，不得已要用日元去买，而当时汇率相当高。建设银行拆借1120万美元。

　　从7000元钱和五吨水泥起家，全靠到处搜刮、挤压才拼凑起了这个工程，这给被搜刮和挤压的企业和部门究竟造成了多少直接的损失邓小平是不说的，也是不管的，间接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的。揩屁股的结果，把我国许多企业的老本都赔进去了。而这些企业正是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经济建设起来的。

　　邓小平匪帮会说，我们不是把1978年引进的四套乙烯都安装起来了吗？——是安装起来了，但就以这份报道提到的来看，浙江如果不压迫自己的建设，将给自己的建设造成多大的利益？金山石化建筑公司如果不倒借出3000万，可以给自己办起什么样的事业？如果不用日元去买美元，而是贷给急需日元的正常建设项目，它们将带来多大的利益？由于要给邓小平揩屁股，这些利益都没了。如果当初不引进这一工程，或者引进发现失败后果断处置，这些单位就不会造成这些损失，揩屁股工程是用我国的老本堆积起来的。1978大引进项目算是建设起来了，但越是建设，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越大。毛泽东时代建设起来的一大批企业如果不是大伤了元气，至少也是不能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至于工人反正是剥削的对象，不把他们的油榨干是不会罢休的，就不提了。

　　《现代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又承认“1989年春天，是个不平静的春天，30万吨乙烯陷入最困难的时刻，乙二醇工地停工待料，工程已进行到了一半，北京会议又传来消息，乙烯装置再度引起争议”——仍然缺乏资金。后来让职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解决。“需水泥24万吨，相当于中型厂四年产量。”究竟用了多少钱？什么时候还请？是不是无底洞？只有邓小平匪帮自己明白。这种经济上的危机引起了政治上的危机，不过在1989年北京六·三大屠杀后，人民被血腥屠杀镇压下去了，物价就直线般地升了上去，这在以后倒为“收回投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1978年的5亿元，不是1987年的5亿元了，1987年的36亿元也不是九十年代的36亿元了。

　　由于揩屁股工程是额外的节外生枝的项目，所以即使他们千方百计筹到了款，顺利地建设也还是对国民经济和建设带来了无穷的隐性的损失。我们早就说过在资金的背后是物资，国家的物资总是有限的。看来似乎钱筹到了，国家的物资还是那一些，本来应该从事其他建设，尤其在毛主席的大建设被他们拖延完成后经济还不协调，需要填平补齐、配套成龙，应该建设能源交通铁矿石等短线，还有潜力可挖，应该努力挖潜、革新、改造。有限的物资应该用于这些建设。可现在为了掩盖邓小平匪帮的罪行上这些揩屁股工程，到市场上去和应该上的项目抢购物资，那些项目还上不上？我们看到从1983年邓小平搞重点建设以来建设的物资长期是非常紧张的，水泥等建筑材料也一直在涨价。许多应该上的项目，比如预定需要资金1000万元，后来物资涨价了预定资金就不够了，这些项目还搞不搞？所以邓小平匪帮为了掩盖自己罪行的揩屁股工程即使建成了，对我国造成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建成后邓小平匪帮可以把人们带到这些企业里去，吹嘘如何先进，效益如何好，但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必去听他的吹牛，我们首先要看到他们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无穷的损失。在给已有的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后，建成的企业效益再好也不能说明他们无罪了，如果效益还不好就更说不过去了。何况他们自己也已经供认“经济效益不够理想”，国家长期一无所获。

　　这种揩屁股工程越搞，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损失越大，茅厕越搅越臭。总有一天，人民将会给他们一笔一笔地把账算清。

　　如果不搞这种揩屁股工程，而在一开始就把1978年大规划买来的设备处置了。那么第一可以收回部分投资、部分可以废物利用，毛主席的大建设就可及早建成完善。第二不用再花保管费，第三以后不必借高利贷不必再支付利息，第四把毛主席在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工程及早发挥作用后可以收到不少的利益，有了资金再来按照我国实际情况布置新的大建设。第五不会为了给这些工程揩屁股伤了许多单位和地方的老本。决不至于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后仍然如此地“经济效益不够理想”了。

　　其余三套是：年产30万吨的大庆、齐鲁和扬子乙烯。齐鲁就是山东石油化工厂。扬子就是南京石油化工总厂。

　　最先建成的是大庆。据经济日报1986年6月30日说《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胜利建成》，但实际上仅仅是乙烯裂解炉于6月28日试车。文章说：

　　　　这是目前在建四套乙烯成套引进装置的第一套。大部分装置引进，具有80年代初世界先进水平。工程总投资40多亿元。占地744公顷，分两期建成。已建成一期工程初步匡算，日产值300多万元，利税40多万元，仅塑料一项一年就可少进口20多万吨，节省外汇2亿美元。……全部建成后年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16亿元，利税3.5亿元。

　　真是天明白！邓小平匪帮吹起牛来没个边！1978年引进的劳民伤财的工程，设备白白地放置了六年。借了高利贷除本钱以外又付出大量的利息，六年后早已经成了旧设备，折旧已折了好大的一份，居然还会有八十年代的水平？大概外国走在时间的前面，1978年就售出了八十年代世界水平的设备？！

　　《经济日报》1986年8月5日说是在该月4日投产的。时间就足足八年。而“四三”方案的北京石化总厂同样30万吨乙烯于1972年从日本、西德引进，1973年8月29日破土动工，到1976年5月初一次试车成功，10月正式投产，总共不到四年，工程总投资才26亿元。自然邓小平匪帮上台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但是第一，许多设备是在1978年签约后运来的，物价还刚开始上涨。第二，当时借了外债引进，引进后不能建设，后来又借了内外债建设，这样借了两次冤枉债，还必须把利息考虑在内。这一些都是邓小平匪帮忌讳的。

　　按照利税3.5亿元算，需要十几年才能收回投资，还没有包括高利贷的利息。40多亿元的投资如果都是高利贷，那么一年的利息远远不止3.5亿元，甚至有可能是两个3.5亿元。这就是说建成的完全是一个无底洞。就是债还清了也决不是靠它自己的利润，而是要其他企业生产的利税去填补。说来说去又得靠毛泽东时代的大建设，靠第二次大跃进时期建设的一大批企业的高效益。

　　人民日报1986年6月23日宣布《齐鲁乙烯二期工程胜利建成》，但现在他们承认是在1987年5月才建成投产，和当时不一样。

　　人民日报1987年7月27日宣布《扬子乙烯第一阶段工程建成》。而在1988年7月13日为石化总公司成立发表的社论说：“去年七月当齐鲁、扬子两个石化公司的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继大庆石化总厂30万吨乙烯投产时……”依此说齐鲁和扬子一样都是1987年才建成投产的，不是1986年。

　　但还有问题。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公报说，1987年我国增加了30万吨的乙烯生产能力，1988年60万吨。这90万吨应该就是这三个乙烯厂。因此，上面说的“建成”都是在试生产后就急急忙忙宣布的，不是正式投产时间。尤其齐鲁宣布得更急，大概还没有全面试生产就于1986年急急忙忙宣布建成了。和化肥一样宣布了后又宣布，让关心的人们觉得并没有过分地拖延了投产。对于“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的大知识分子来说，也会觉得邓小平上来后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建设。

　　所以如果按照从1978年引进，到正式投产来算，大庆用了九年，齐鲁和扬子乙烯用了整整十年。是北京石化总厂的两倍多。

　　还不仅仅如此。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7日和1990年3月16日两次宣布《扬子乙烯工程全部建成》，这就是说以前都不是全部建成，而是分两期建成的。1990年4月23日《一次巨大合力的检阅》则说扬子乙烯五年60多亿元，10套装置到1990年3月14日已全部投产，半月谈1991年第二期也把扬子乙烯列为《1990年中国经济建设十大成就》。1991年10月17日电视新闻则说，于1984年破土动工的扬子乙烯正式通过验收。——这样扬子乙烯的设备被抛在长江滩上就不止六年了，最后安装的设备已经有十年以上。从1978年引进到1991年正式投产通过验收，经历了十三年。

　　大庆也是分两期建成的。直到198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才出文章《大庆30万吨乙烯全面投产》。

　　据参考消息1990年2月27日《大陆石化产品将由进口变出口》说：“大陆塑胶原料产能今年已达300万吨，合成纤维170万吨，合成橡胶50万吨。随着‘七五’完成，不久将来大陆乙烯和三大合成材料（塑胶原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将因四大乙烯工程（大庆、齐鲁、扬子、上海）和其配套生产设备的完成以及上中下游完善配合使得产能充分发挥后，而大量提高产量。”这也说明实际上1978年引进的四套乙烯到此时还没有全部投产。

　　四个乙烯都是分期建设的。不是说不能分期建设，问题是邓小平匪帮的分期建设是怎样一回事。这也是出于揩屁股的需要。由于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买的四套乙烯设备已经运来，货款已交，可与它们配套的设备却还没有，一时也没有能力建设，于是邓匪只能先把运来已经长期闲置的设备建起来，建成后再来说配套。这样四套乙烯建成后都没能配套，还得等上几年让上中下游的配套工程建成后生产能力才能发挥，这是又一次的设备闲置，而且闲置的规模更大了。好比说一次买了四辆车子，却都没有备马。四辆车子就只好都闲着，或者用人力来拉。——与其这样，当初为什么不可以少买两辆车子而同时买两匹马，使得马车能够有两辆配套呢？参考消息说：“其配套生产设备的完成以及上中下游完善配合使得产能充分发挥后，而大量提高产量。”从反面来读就是由于邓小平匪帮出于政治需要搞的大建设，使得这四个乙烯厂就是建成以后也长期被闲置不能充分地发挥生产能力，必须等几年后配套完工才能达到设计能力。

　　齐鲁乙烯总投资70亿元。四亿以贷款形式从国外引进。扬子乙烯据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7日总投资66.83亿元，实际也花了七十多亿。1991年10月17日电视新闻说此时已还债26.4亿元。

　　据邓小平匪帮供认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3月，为了建设大庆、齐鲁、扬子3个大的乙烯项目，先后从国外借得商业贷款——即高利贷30.4亿美元、1亿马克、180亿日元。利率多少没有公布。如果还是15%的利率，那么就是每年至少五亿多美元的利率。

　　最大的一套江苏仪征化纤厂。由于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造成了两套生产力一起上，财政无法承受，1980年他这个心肝宝贝也不得不停缓建设了。但全部引进设备已经对外签订合同，陆续运到。国内基本建设也已经上马，建设是损失，停工也是相当大的损失，骑虎难下。更重要的是邓匪小平一直不甘心下马，正在两面为难，荣毅仁出来帮忙了。

　　邓匪小平篡权复辟上台后，让荣毅仁搞了一个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投桃报李，现在荣毅仁提出发债券把仪征建下去。邓匪小平急于给自己揩净屁股，也就把仪征交给荣毅仁了，成了中国最大的负债经营户。

　　工程太大，荣毅仁采用借债建厂，分期建设，分期投产，边生产边还债的办法。他把工程分成两期来进行，第一期工程建起后就进行生产，并用生产出的资金来还贷款，然后进行第二期工程的建设。就是第二期工程各厂也是分批投产的。

　　他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首先发行日元债券100亿，都是高利贷，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知情人都明白中信公司干了傻事，吃亏上当了。——当然如此！何况还是以日元计，后来日元升值数倍，也就必须以数倍的价钱去还贷款。究竟国家和人民吃了多大的亏，只有邓匪小平等人才知道。但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吃亏、是否上当，而在于邓小平匪帮出于政治需要一定要给自己拉下的稀屎揩屁股。国内也筹借了一部分贷款。

　　一期工程总投资1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3亿元，企业贷款7亿元。这样，第一期工程于1982年1月1日正式动工。1985年仪征一期涤纶一厂试生产后，公司开始负债经营，每天利息高达32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算得一年利息1.17亿元，到试生产时已经3年多，利息约4亿元。1988年9月17日才通过验收正式投产。

　　鉴于一期工程即将试生产，二期工程于1985年1月开工，其中涤纶二厂于1987年10月试生产，6亿元建设资金中三分之二由企业出面借款，自己还债。三分厂计划在1990年建成。据人民日报1992年11月10日说1990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并于此时通过验收。——就这样，从1978年算起，又是经过十四年多才正式投产。

　　原来总投资25亿元。最后靠集资借款29亿元兴建了一、二期工程。大大超出了预算。

　　那么所借款项归还情况如何呢？据人民日报1990年3月19日《仪化公司边建设边生产创效益》说。五年来累计还债13.5亿元。而同年11月13日《仪化全面投产》说已还外债16.2亿元，一期工程贷款已基本还清，二期工程贷款也可在1995年前全部还清。又据1991年10月12日电视新闻说，仪征总投资30亿元，实际又多用了一亿元，此时尚欠款13亿元。依此算所说累计还债好像都不过是支付本金，究竟需要支付多少利息？什么时候付清，那只有邓小平匪帮他们知道。总之，花了十几年才把一个企业建成，还背了一屁股的债，这就是邓匪小平他们吹嘘的“仪征模式”。

　　就算他们说的，1995年前可以全部还清债务，那么1985年底一期工程试生产以来，十年里生产工人们的劳动都是为外国资本家干的。这十七年里建设工人的劳动大部分也是为外国资本家干的。等到付清债务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已经折旧十七年的旧厂。而且不知另花了多少代价。

　　现在再举报上的两份资料，给大家消遣消遣。

　　半月谈1988年第22期《中国最大的化纤基地——仪化》说：“仪征是‘六五’时期二十二个大型引进项目之一”——真是胡说！谁不知道二十二项是1978年邓小平的大规划，破产了又骑虎难下。半月谈显然是帮邓小平匪帮掩盖：他们在1978年刚复辟上台时搞的项目一直没有搞起来。同时又吹嘘邓小平建设兴旺，又在引进建设了。实际不过是破产的东西到了1982年才由荣毅仁借外债重新上马。

　　又：人民日报1992年11月10日《仪化二期工程通过验收》说：仪征是“完全靠中国自己力量建设，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又是笑话！明明是几乎完全靠外债搞的居然成了“自力更生”的模范？！1978年买来的东西成了处理品，到了八十年代才废物利用，居然又有了八十年代的水平？

　　由于荣毅仁帮邓小平揩屁股有功，邓小平就让他当了国家副主席，又拉入党内。荣毅仁死，一面共产党的党旗盖到了这个大资本家的身上，不知道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有什么功绩？不过对于窃据共产党名义的大党阀，倒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无疑如果一定要给邓小平揩屁股，荣毅仁是最好的办法。

　　至今，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时出于罪恶的政治需要搞的大规划，算是已经了结，大多数算是投产了，高能加速器则用一个正负电子对撞机遮了丑。

　　邓小平匪帮算是舒了一口气，“大规划”中的项目终于都建成了、投产了，以为人家没法再说他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于是刚复辟时拍的反动电影，《樱》、《婚礼》、《峥嵘岁月》等又出笼了。邓小平匪帮又神气活现起来。——这些电影有十几年里邓匪小平不敢拿出来。

　　第四套乙烯投产后，李先念特地在人民大会堂见了外国专家。照相时特地把孙敬文拉到他的身边，要他紧靠在一起照相。知道内情的人了解李先念的用心。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来后，于1978年提拔这个孙敬文为化工部长——正是他直接从事谈判，引进了那一大批石油化工项目。大规划破产，他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抨击，尤其那个时候正是需要他尽忠的时刻，他总不能说：“我不过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一切都是总设计师主持的。”1982年秦仲达任化工部长。现在这些石油化工企业总算都投产了，于是李先念为他受的“不公正的指责”公开反攻倒算了。把他拉在身边以表示对他的公开褒奖，这对于批评过邓匪1978年大规划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反扑。

　　——这个李先念，对于邓小平匪帮的篡权复辟、对于邓小平匪帮出于罪恶的政治目的搞大规划，也具有不可逃脱的罪责。正是他，也参与了这一规划的决策。后来邓匪小平还让他当上了伪国家主席。

　　1958年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他就是直接的执行者。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毛主席严厉的点名批评。但后来还是把他和刘少奇区别开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要触动他。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却直接参与了二月逆流，和叶剑英一起成了二月逆流的主要干将。1976年积极参与十月阴谋，最后又帮助邓小平搞倒了一大批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华国锋，复辟上台。

　　李先念说：“当时如果咬咬牙，这批项目也可以不停，也就是说这4套乙烯可以继续建设，可以早点发挥作用。”据一个小走狗说：“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开支大，许多事情紧一紧、挤一挤，也能够腾出力量把事情办了。相反地，要是松一松，多少钱都能够花出去，一分钱也剩不下来，再重要的事情都能找到理由来说我们没有力量办，或者是办不了”——毛主席的大建设包括“四三”方案还挤得不够？把毛主席的大建设彻底挤垮了那儿来的资金搞大规划？谁来还外债？他们干脆把“四三”方案停下来专搞他们的“大规划”好了！大也有大的难处，中国人口众多就可以由着他们挤了？

　　他们以为这些厂投产了就可以神气活现了。我们且不再说借了多少的高利贷，也不说拖了多长的时间，就看它们投产后的经济效益吧！邓小平匪帮在这些厂投产后的确得意非凡，1992年匪首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是由于这批企业投产了。可是效果呢？我们看一下宏观的经济状态吧！

　　大跃进建设的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在1963年建成后，无论工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还是人民生活状况之好是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虽然受到了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连“四三”方案也被拖延了、多用了投资、效益也没有及时发挥出来，不少地方工业、军工、农业机械化事业还有运十等等被“彻底否定”，即使如此，1982年建成后工业总产值和国家财政收入还有不小的增长。一直延续到1986年以后，还后劲很大。可是1978年的“大规划”，揩屁股工程呢？——按理经过一场大建设应该看到大效益了。

　　从1992年起邓小平匪帮就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了。但工业总产值确实有不小的增长又如何呢？我们看看它的效益，首先看看自称必须“得大头”的国家财政吧！表面看来1992年有15.0%的增长，1993年有23.15%的增长，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物价暴涨，这些增长能不能抵消物价上涨的因素人所共知。1991年财政赤字突破二百亿大关，这还是在从国外借了180.13亿元的借款后的数字，实际赤字高达664.07亿元。1992年财政收入名义上增长15.0%，不包括内外债赤字却增长到236.63亿元。1993年名义上财政收入猛增23.15%，却在国内外债务收入高达693.84亿元下赤字仍达205亿元。两者合计九百亿。邓小平匪帮自己也惊呼：“财政状况相当严峻。……财政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发展，一些主要收入项目完成不好，甚至出现某些税源扩大而税收反而下降的趋势。”抱怨国库券销售缓慢，企业欠交、银行占压财政收入严重，支出增长过快，资金供求矛盾突出。

　　其实支出增长过快，资金供求矛盾突出的原因，除了他们为了培养自己的社会基础，自己多捞多得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通货严重膨胀，物价飞涨，钱一到手就大大地打了折扣。1994年连名义上的财政增长也不能维持了。国家债务收入突破了一千亿元大关，达到了1175.25亿元，财政赤字仍然暴增到574.52亿元。两者合计比1993年几乎又翻了一番，是唐山大地震那年的60倍。其中，中央决算赤字666.97亿元，地方决算结余高达92.45亿元，因此中央赤字包括债务收入是1842.22亿元。

　　邓小平匪帮说，1995年前可以全部还清揩屁股所欠下的全部债务，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即使在表面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借下的债务还清了又怎么了呢？进入九十年代，正到了还债的高峰时期。我们看到的却是所借的内外债不是逐渐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这说明了邓小平匪帮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之中。名义上旧债还了，实际上却是靠借新债还的，债务仍然存在，利息必须照付，而且越滚越大。——邓小平匪帮已经不得不靠借新债以还旧债度日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吹嘘已经还清了给1978年大规划揩屁股的债务，而在实际上工厂建起了，财政上却留下了一个无底洞。借了新债还旧债和旧债的利息。然后又要还新债和新债的利息，不得不继续借更新的债来还新债，再以后又得为更新的债和它的利息而举债。循环往复，只要邓小平匪帮还统治一天就没有个完。我们还可以看到，1991年中央本级收入1399.65亿元，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赤字664.07亿元。扣除地方赤字20.13亿元，总计为643.94亿元，几乎占了收入的一半。而到了1993年则是1175.25亿元的债务收入，加上574.52亿元的大赤字。两者合计1749.77亿元，同期中央本级收入未见显著增加，很可能已经被债务和赤字超出。中央经济和中央财政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借债和开动印钞机器成了维持中央财政的主要手段。1994年邓小平匪帮为了解决中央财政再一次改革财政制度实行了分税制，说到底还是千方百计地搜刮地方，当然他们还有一系列手段搜刮人民。这将在说建材工业时说。

　　自称必须“得大头”的国家财政尚且如此，注定“得小头”的人民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这个时候物价暴涨大多数人民生活大大下降，许多人连一个孩子也供养不起了，人民群众受的是超经济剥削。孩子上学、医疗还有住房甚至退休养老结婚生育都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工厂也大批地垮了下来。“谁来养活中国？”、“中国农业危机”成了国内外的热门话题。

　　也许我们到仪征去看不出和上海的金山有什么区别或许还先进一些。但是金山是在国家财政和外贸因为生产大发展而急剧上升时期搞的，只经过不到四年就全面试生产成功，不久收回了投资，为邓小平匪帮提供了大量的红利。而仪征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方法、错误的历史条件为了一个罪恶的政治目的搞的，并且通过长期大量剥削其他已经建成的企业坚持搞，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当然它归根结底还是人民的财产，以后和金山一起回到人民手中时会一视同仁的。但它的建成是在牺牲了大量已有的生产力后堆积起来的。使得中央和地方许多企业元气大伤或者不能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邓小平匪帮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化大量时间建起后，也许邓小平匪帮可以让别人去那个厂里参观，说明技术如何先进，效益如何地好，却永远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建成后国家的宏观经济一片破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被邓小平匪帮自作聪明地“宣布结束”并且“彻底否定”，但是其历史功绩，及其推动下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是永恒的，我们至今仍然受益匪浅。而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至今我们还在严重受害。不管邓小平匪帮怎样揩屁股，他们那个大规划已经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他们那个屎屁股是永远也揩不干净的。

　　尽管有毛泽东时代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留下的巨额遗产，尽管借了大量的内外债并且拼命地搜刮人民、企业和地方，邓小平匪帮还是没有能够筹到揩屁股所需要的全部资金，他们又采取了另外一些办法。

　　同地方合作筹资。按照集资的比例，分产品、分利润、分计税额、分算产值。

　　他们的眼睛还是盯着地方的钱袋。但总算不是无偿“集中”。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揩屁股工程固然可以进行下去但已经变了味。邓小平匪帮固然控制着这些企业，并且使得与地方的合作尽可能对自己有利，但是除非强行摊派——那不过是搜刮的又一种办法——不然就不能不给集资者，即地方以相当的利益和发言权，不然地方就不会自愿参与。

　　这样就走到了邓小平匪帮的反面。他们原来搞1978年那个大规划，不但出于反革命复辟的政治需要，也是为了把地方经济作为“小生产方式”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大工业的威风。但现在地方经济不但没有被否定，这些原本属于中央的大工业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属于地方了。地方拥有了邓小平匪帮引进的大项目的股权。邓小平匪帮尽管重重地勒索地方，客观规律却使他们不能不给地方以控制中央大工业的权利。所以待到这些企业建成后，地方的势力将反而加强了。

　　邓小平匪帮又寅吃卯粮发行企业债券，企业债券为外商所买还是高利贷，受外商的剥削。但如果被地方所买，实际上又是地方对中央工业的控制，加强了地方权力。——总之：才入我手，便已成空。

　　邓小平匪帮又用石油化工产品集资。由于石油化工产品是市场上的紧缺物资，供不应求。于是在已建设的大型石化企业中，每年生产的产品拨出一部分，用来向地方要钱，而以给地方产品来回报。据说每年可以集资20多亿元。

　　这是一种买卖，但也是吃毛泽东时代和第二次大跃进的老本。因为提供石油化工产品的全是毛泽东时代和第二次大跃进建立起来的企业。揩屁股工程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些企业提供的大量产品、利税和财政收入，甚至亏了老本建设起来的。

　　毛泽东时代和第二次大跃进建立起来的一大批生产力，生产的大量产品和利税、财政收入到了邓小平匪帮手里做了以下的用处：

　　首先他们在1978年和外商签订合同时已经向外商交了巨大的贡赋。最典型的是宝钢，日本老板赚了大钱，中国吃了大亏。

　　第二部分因为借外国的高利贷又以利息的形式被他们拿去孝敬外国主子了。

　　还有一部分因为大量的设备买来后没能建设堆在长江滩上发霉腐蚀，还要花大量的保管费。加上建设的低效、投产之晚，等建好投产后还清债务，漫长的时间已经过去，留在中国手中的只是一个过时的快要折完旧的旧企业。

　　但还是有一部分留在中国手里，那就是地方自愿合作集资，那也是第二次大跃进建立的强大的地方工业发展的结果。

化纤设备生产能力的摧残

　　从大跃进开始搞化纤时，我国就一方面不排斥引进技术，另一方自己研究化纤设备的制造。可是和化肥工业不一样。化肥工业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末班车，我国经过1973年筹建，1975年破土动工， 1979年终于建成了一个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吴泾30万吨合成氨装置，从而具有了相当高水平的化肥设备制造能力，达到了七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可是由于我国的化纤工业设备制造能力起步较晚，起点较低，所以尽管毛泽东时代一直在研究自己制造设备，但到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时，还未能来得及自行设计研制特大型的化纤厂。即使如此，我国的化纤设计制造能力已经不很小了，上海金山18套设备，就有九套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复辟以来我国的化纤设备制造研究停顿了。从刘少奇开始到邓小平匪帮从来只知道买外国的。而本来我国在购买了外国的四大化纤厂以后，一方面使用学习，另一方面也应该研究改进，吸收其科学的成果，发现批判其缺点和不足予以改进，并在以后我国自己也能造出大型的化纤设备来，而且可以造得比国外更好，使得我国的化纤设备制造能力走到世界的前列。

　　就是这个原因，尽管我国现在的化纤产量并不低，设备却一直大量依靠外国。我国的化纤设备制造显然没能发展。

　　据人民日报1988年8月20日《40:1与1:10的警示》说：

　　　　只引进不重消化吸收积弊已久。30万吨化肥70年代引进13套。由于没有消化，至今自主开发能力甚差，每年要花5000万美元进口零配件。常此下去，引进一次不行，过几年还得再引进。……日本战后仅花60多亿美元，就引进吸收了欧美花2000亿美元开发的二万多项技术，……催人深思的是，10年前我国与日本同时从英国引进了年产3.5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日本重视消化，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很快有了发展，自行开发的装置可供出口外销。我国却墨守成规，未能迈进，如今又要用外汇引进日本经过创新的同类技术装置。

　　十年前就是1978年，正是邓小平匪帮搞大规划的时期，这篇文章忘了说了十年前引进的聚乙烯在长江滩上摊了六年，至于说什么“积弊已久”，如果是指刘、邓路线，那是事实，他们就是靠引进了又引进过日子。但如果把毛主席路线和文化大革命陪绑，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毛主席路线、文化革命的大批判，历来主张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时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对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必须：“一使用、二批判、三改造、四创新”。事实证明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日本就是按照这条路线走的，以至同样十年，我们才安装，而他们已经创新可以出口给我们了。这篇文章还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毛主席自己制造了一套30万吨的大化肥。“自主开发能力甚差”完全是邓小平匪帮造成的。

　　据这篇文章说，大型引进项目谈判只是使用单位一家的“专利”，科研、设计、装备无权过问是重要原因。如常州某化工研究所和常州某化工企业合作引进部分设备，见到效益好不想分肥，企业就甩开了研究所全套引进。——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的复辟，特别强调企业的独立性，也正是他们背弃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外贸垄断起来的正确主张。结果造成了中国人在外商面前互相竞争，外商得渔翁之利。

　　从这儿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匪帮对大化肥厂也是依靠直接购买外国的设备，而不是自己制造。所以至今没听说取得了什么成就，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落伍了。

　　根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我国的化工设备制造量，1949年几乎完全不会只有200吨，1952年1000吨，1957年7200吨，经过大跃进到了1965年就大幅度增长为34200吨，1975年75900吨，到1979年下降，只有66400吨。

小化纤的遭遇和异军突起

　　[提要]毛泽东时代也建了小化纤厂。由于我国化纤设备工业相对于机械、化肥等落后一拍，小化纤建设比五小工业也要落后一拍。邓小平匪帮复辟，大肆摧毁小化纤，专搞仪征，设备依赖进口，劳民伤财。但也有一些小化纤坚持了下来。八十年代初地方分灶吃饭后赚了钱，重新兴办小化纤厂，尤其小聚酯。许多设备自己制造，虽然落后但成本低，与引进的大化纤比有竞争力，也锻炼了自己的化纤设备制造能力。1989年前后地方工业在邓匪勒索和压迫下几乎窒息。但仪征等建成后，1992年地方工业得以喘息又一次进入大发展。规模扩大，设备制造能力也随着加强。邓小平匪帮仍然竭力扼杀但已难以扼杀了。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设备国产化能力大大加强，已经能够提供大规模先进的化纤设备，价格大大低于引进，目前许多地方和农村化纤厂的规模达到甚至超过了以前引进的中央大化纤，并使之像水泥、钢铁一样面临被壮大的小化纤淹没的处境。然原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又遇到石油涨价和美元贬值，使得我国化纤工业在巨大发展的同时仍处于殖民地地位，成了外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的对象。在全国小化纤发展也不平衡，局限于江浙等毛主席逝世时地方工业、农业机械化和社队工业已站稳脚跟，相当发展、比较先进的地方。小化纤的异军突起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独立战争的结果，也意味着邓小平匪帮必将灭亡。

　　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正好赶上我国的四大化纤工业已经投产或者即将投产，地方性的小化纤工业根本没看在他们的眼里。按理既然地方化纤工业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而且在引进四大化纤厂以前，对于弥补我国化纤工业的不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继续发展，使各地的化纤工业能够像小化肥和小水泥等一样，由游击战逐步走向运动战、阵地战。可在邓小平匪帮看来，这还了得，五小工业杀不绝、斩不尽已使他们大大头痛了，还能让地方的小化纤发展吗？为绝后患，大批地方小化纤被他们“彻底否定”了，免得后人指着说：“这原本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邓路线，批判了‘高度垄断’、‘条条专政’搞起来的，尽管现在还是称之为小化纤厂，但论产量、规模和技术已经大大成长，丝毫不亚于大化纤厂了，对我国人民衣着的改善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现在强大的地方化纤工业，在化纤工业中占了相当的份额。至于当时规模小并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发展的地方工业重点是五小工业，是围着农业办的农用重工业，只是间接地为人民生活服务。像小化纤那样直接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工业规模要小得多，也没得到五小工业那么特别的优惠。——味精厂因为利润大，地方特别钟爱成了特例，现在也有不少被“彻底否定”了。

　　——但决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对小化纤轻视了。那时不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小化纤上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建设不能没有重点。地方工业也一样，必须首先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搞起来。第二：小化纤首先得取得经验，由于我国的化纤工业尤其设备制造上比化肥、机械等工业落后一拍，所以小化纤也不能不慢一拍。当然化肥工业高温高压也不简单，和化纤工业也有相同之处， 1979年三十万吨的吴泾合成氨建成后，也应该摸索自己建设大化纤设备了。如果按既定方针办，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后，从而农村也开始工业化后，小化纤也必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各地方的工业体系就不应该满足于主要为农业服务，而应该按照各自的条件和资源，建得相对完整、门类相对地多。地方的机械工业也应该发展起自己的化纤设备制造能力来，小化纤厂就应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规模和技术上成为中型化纤厂，最后进入阵地战成为大型化纤厂。但也因为其尚弱小，邓小平匪帮复辟后，不少地方小化纤被“彻底否定”了。至少在邓小平匪帮刚篡权上台时，许多小化纤厂被摧毁了，罪名还是“小生产方式”。加上第二次大跃进中四大化纤厂的建设投产已足以让邓匪把人民衣着的改善归功于己了，所以也不在乎小化纤。

　　但还是有幸运地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的。

　　如前面说的广州人造纤维厂，1977年就遇到重油、电力供应困难，停产6个月，粘胶纤维产量降至1941吨，亏损82.53万元。1978年省、市增加对发展化纤生产的投资提高了生产能力。1980年粘胶纤维产量达到4108吨，工业总产值1561万元，年末固定资产原值1400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14万元。1984年底浆粕车间建成投产，粘胶纤维生产得以平衡配套。1990产量达到7489吨，实现利润269万元。粘胶纤维产量居全国同类单线生产企业之冠。1987年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南朝鲜和美国，至1990年出口创汇共3257万美元。又被邓小平匪帮捞去了。

　　最重要的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战争，地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经济实力，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能力大大增强，足以对发展自己的小化纤企业提供强大的帮助，如制造设备。这是邓小平匪帮永远不可能完全扼杀的，由于地方的实力一直在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严厉压制下继续成长，所以小化纤不但没有完全扼杀，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原来没建设小化纤的地方也建设起来了。这是邓小平匪帮所无法禁止的。

　　自从八十年代分灶吃饭后，中央经济在邓匪破坏下奄奄一息以至于要靠剥削地方来养活了，而地方经济发展、财政大增，一些地方开始大规模建小化纤厂。他们知道化纤厂很赚钱，难道只许你邓小平的伪中央赚钱，不许我们赚钱。他们陆续兴建了一批“小聚酯”“小聚胺”厂，星罗棋布的分布在各省，以“小聚酯”为主，达110家。这些企业中就技术装备有新建、改建、扩建，有引进国外技术的，有自行开发的，有采用技术贸易结合等方式进行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是在1989年前后，我国的地方企业和农村企业由于邓小平匪帮兴建揩屁股工程，被勒索和被压制到了几乎窒息的地步。许多企业一度陷入困境，有的甚至破产，下面就会说到。

　　我们已经知道，九十年代初揩屁股工程完结后，仪征等虽然建设起来了，中央工业却不但没有走出困境，财政反而更进一步地陷入了大赤字，地方工业却获得喘息机会再次大发展起来了。就在这时，地方和农村的化纤工业也又一次地获得了大发展。到2000年全国较著名的有如：济南化纤总公司，广东开平涤纶公司，黑龙江龙涤公司、新会美达锦纶公司、浙江涤纶厂、巴陵石化公司、大庆石化总厂腈纶厂、安庆石化总厂、上海金阳腈纶厂、抚顺石化公司、烟台氨纶公司、中国金轮公司等大大小小约八百余家。有中央、有地方；有“国营”、有“集体”、有私营、有三资企业；有石化部门，有化工部门，有军队、有农林，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投入化纤行业。说到底还是离不了条条和块块。

　　复辟以来邓小平匪帮和其他走资派并不以实际控制着我国的经济为满足，还搞私有化，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和集体企业不但已经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还大批地被官僚们直接鲸吞，如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但这些名目繁多的所有制不管是什么，归根结底脱不了中央、地方和农村这个格局。就是确实私人出资开办的企业（当然也是剥削来的）也不能不和中央或地方的官僚勾结才能立足。三资企业虽然是买办性的，也与中央、地方和农村这三个层次有关。不是三资企业，也往往有它的买办性。反正都不是社会主义。目前邓小平匪帮把企业的所有制名目弄得十分混乱，比如“民营企业”，有的是以前的地方企业，有的是以前的大集体企业，有的是以前的社队企业，有的是私营企业，可在邓小平匪帮的词典里一概叫作“民营企业”。我们不能根据邓小平匪帮规定的“所有制”名义来区分，大致上可以把它们看成地方和农村企业。

　　反对邓小平匪帮的“私有化”是必要的，但也不要对于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过分认真了。邓匪复辟以来，无论“全民”还是“集体”都已经是少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了，工人阶级成了雇佣奴隶，农民成了农奴。只是一个名义，和私营企业早已经没多大区别了，决不能误以为还是社会主义企业。假左派正是利用这些企业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的来欺骗人们，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保持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鼓吹者比，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可言，区别不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是打着白旗反红旗。当然也有一些好人，真正愿意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受他们欺骗，我们既要团结，又要启发他们觉悟。而且必须明白真正能够使他们觉悟的不是我们，而是邓小平匪帮的倒行逆施。我们必须支持并且参加到人民群众反对少数人鲸吞原来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斗争中去，但是对于已经明确地私有化，暂时无法改变的，也没有理由认为一定比名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糟。目前邓匪手里的“中央国有企业”实际上还不如某些“民营企业”。反正这些“民营企业”归根结底还是中华民族的财产，总有一天绝大多数还得回到人民的手里。

　　许多小化纤是独立战争以来，地方形成了相当的工业能力和经济实力而有能力建设的。不少是毛泽东时代建设的中小企业扩大来的，比如从小化肥厂转化来的。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上面一些较大的小化纤厂，还得看到大量的比较小的小化纤的发展趋势。较大的小化纤厂也是由小到大发展来的。他们能够做到的其他的大多也应该可以做到的。

　　如广东省新会县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了氮肥厂、磷肥厂和农业机械厂等。全县组织了两次大会战。电力大会战建成水库11座，小水电站20座，安装机组27台，总容量7249千瓦 。氮肥厂大会战第一期工程投产，合成氨年产能力3000吨，1975年底扩建到１万吨。同时新会县也建设了纺织工业。1970年初，县葵贝厂把葵柄芯制成浆粕，经广州某研究所抽丝成功。同年因陋就简起家建成葵纤维厂和纤维纺织厂，1973年５月转产棉纺。197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两亿，比1965年增长1.77倍。就这样开创了新会县的工业基础。七十年代后期新会葵晒厂建成合成纤维中间试验厂，1979年建成广东全省第一个化纤企业——合成纤维纺织厂。1982年建成年产1000吨车间投产，是全省当时最大的丙纶长丝生产厂。1981年11月新会县动工兴建涤纶长丝厂。1983 年５月正式投产，年产涤纶长丝5000吨。于1984 年４月继续扩建，1985年11月完成第二期工程，总规模年产12500吨，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涤纶长丝厂之一。新会县合成纤维纺织厂、新会涤纶厂于1979年、1983年先后建成投产后，发展深加工。1983—1985年，化纤纺织先后建成投产的有县针织印染厂，县织造一、二厂， 县无纺布厂，县地毯厂。在筹建中有县纤维母粒厂、县绵纶厂。其中县锦纶厂设计年生产能力为锦纶６切片4500吨是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锦纶厂。1985年化纤纺织业已发展成为全县最大的行业，年末职工21万人，工业总产值3.3亿元。总之不可小视了。

　　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后，氮肥厂、磷肥厂被“彻底否定”，该县利用这批厂场转产以化纤为主体的纺织系列项目。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公司原本就是1970年建设的广东省新会县氮肥厂。当然是小氮肥厂。经过25年的风风雨雨，于1995年转产锦纶6化纤产品，更名为广东新会锦纶厂。主导产品为锦纶6干切片、长丝、尼龙绸等。形成年产锦纶6干切片2.1万吨、锦纶6长丝1.2万吨、织造2500万米、印花1600万米的生产能力。2003年已经成为中国最强最大的锦纶6化纤生产基地。切片产量达到15万吨，长丝产量达到7万吨，销售额达到30亿元。处于2003年中国化工500强前列。已经由游击战进入了阵地战。

　　杭州化学纤维厂建于大跃进的1958年，主要生产粘胶长丝。1964年杭州人造纤维厂建立，生产粘胶短纤。1981年杭州合成纤维厂成立，生产锦纶丝。1987年杭州第二化纤厂成立，生产绦纶长丝。化纤产量从1984年的1.2万吨逐步扩增到1990年的2.2万吨，形成了粘胶长丝、短纤、涤纶长丝、短纤、锦纶长丝和仿羊皮等6大类产品，共开发新产品29种。

　　杭州合成纤维厂前身是杭州袜厂办的集体企业锦纶车间，1978年投产，年产能力230吨，1981年独立为杭州合成纤维厂。1988年引进高速纺丝生产线，年产2000吨。产品的应用范围从单一袜用工业向丝绸、针织、纺织多行业应用发展。是浙江省第一家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腈纶丝生产企业，工人们在全封闭，恒温的车间里工作。

　　杭州人造纤维厂建于1964年10月，年产1000吨粘胶短纤维。到80年代初年产5000吨，成功地试制出中长纤维、毛型粘胶纤维，填补了全省空白。1985年从德国引进年产300万平方米的聚氨酯皮革生产线，主要产品有仿麂皮、仿牛皮、仿羊皮等。

　　2002年广东开平涤纶公司，黑龙江龙涤公司已经具有单线日产300～400吨的生产能力。济南化纤总公司于2003年2月建成年产16万吨聚酯项目，与该项目配套的7万吨直纺短纤维项目于2002年上半年投产。也都进入了阵地战。

　　小化纤还开发了我国原来空白的高新产品。比如烟台氨纶公司是中国第一个生产弹性纤维氨纶的工厂，第一期工程由日本引进技术，1987年日产一吨，年产能力320吨。消化后发展自己技术，新建设备俱由国内研发，自己开发了二、三期工程，年生产能力达到1，500吨，90年代四期工程完工后达到4，500吨，该产品应用广泛供不应求。在连云港也建设了一个氨纶厂。

　　甚至在毛泽东时代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农村也建设起化纤工业来。一般分布在江苏、浙江。例如浙江慈溪宗漠镇的中国金轮公司，前身为浙江省慈溪县锦纶厂，1987年开发生产聚胺帘子布，所有设备技术都是我国自行生产研发的，规模愈来愈大，1994年帘子布产量4万吨，不但超过1978年引进的中央大企业河南省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而且已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帘子布生产基地。1999年产量6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5﹪并远销海外。神马集团（河南平顶山帘子布厂）在邓匪中央控制下，2003年还被挤出全国500强。

　　1995年我农村化纤工业产值超过200亿元，职工超过14万人，这类企业年产量大多5000吨左右，有的超过一万吨，由于缺乏扶持，有的九十年代末已停产。其实即使5000吨，在毛主席的四大化纤厂投产以前，也可算大化纤厂了。超过一万吨的更不用说了。

　　前述较大的小化纤厂也有一些是毛主席建设的大型企业被邓小平匪帮败了以后转行的。

　　巴陵石化原是毛主席批准的“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的13套大化肥之一岳阳石油化工总厂（洞庭），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厂在邓小平复辟时已快要建成了，但被拖到一九八二年，虽然终于投产，但由于邓小平匪帮的反复折腾，遇到能源危机、原料缺乏、仓存危机、物价暴涨暴跌、盲目进口、农民实际收入下降，负担太重买不起化肥等原因，长期陷入困境而改产的。关键设备引进，1992年9月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化纤原料己内酰胺5万吨、硫铵8万吨。1997年和1999年经过改造，生产规模达到7万吨。1994年12月动工建设我国单线生产能力最大的锦纶6浸胶帘子布生产装置，1996年9月投产，年设计能力1.3万吨，其聚合、纺丝、捻线、织布、浸胶等主要工序从德国、瑞士引进。这个依赖于引进的企业效益一直不好，现在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安庆石化总厂原本也是毛主席设在安徽的特大型化肥厂。

　　在八十年代小化纤厂就着重于制造涤纶，一些规模小的小化纤厂依靠回收聚酯瓶或加工聚酯产品的下脚料抽丝生产涤纶。

　　自从我国于七十年代形成上海、天津、辽阳等聚酯生产基地后，尽管邓小平匪帮依赖引进，自己的大型化纤设备制造没有得到发展，但80年代地方性的国产间歇式、半连续的小聚酯生产装置建设较多，九十年代已有110家以上。2000年总聚酯生产能力595万吨中，小聚酯占有了一定的份额。

　　涤纶纤维是我国合成纤维中增长最快的品种，由聚酯抽丝而成。聚酯也可以用于其他途径如制造饮料瓶。它是由精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聚合而成的。我国的聚酯绝大部分用于生产涤纶纤维。1965年涤纶纤维产量只有100吨，位于锦纶、维纶和腈纶之后而居第四位，仅占合成纤维总产量约1.92%。1976年不包括已部分投产的上海金山，聚酯生产能力达到每年2.8万吨，涤纶纤维产量上升到2.69万吨，超过上述三种纤维而跃居首位，占合成纤维总产量的34.3%。由于毛主席的“四三”工程的建设，1987年增加到了72.2万吨。以后发展就不那么快了，1995年涤纶产量约180万吨．占化纤产量的64.3％。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兴建的小化纤也是以涤纶为主。开始主要抽丝，后来自己也购买原料生产聚酯。

　　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崇洋媚外的人们，指责小聚酯规模小，条块分割严重，生产效益不高。他们始终坚持条条专政，提出要控制小聚酯生产能力的“过度膨胀”，甚至扬言将它们“坚决取缔”。——其实这一点不用担心，各地的生产应该主要让各地自己去搞，外人不必越俎代庖。国家只需从上面指导他们，向他们传授当初我国如何起家的历史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让他们自己去学习各国发展化纤工业的历史。他们自己就会知道该怎样干的。一些地方不是没听人家说过厂小了会如何如何，但他们最了解自己，还是要干总有他们的道理。如果说因此要将它们全部关闭，那么当初我国就不能搞自己的化纤工业。因为在“四三”建设以前，我国中央搞的化纤工业许多规模还要小得多。国内外反动派历来以嘲笑我国起家时的规模小来反对我国搞自己的工业包括化纤工业。但没有那一时期，哪有后来我国化纤工业的大发展。

　　虽然小聚酯在质量、消耗上比不上大聚酯，生产能力比较小，每条生产线的年产能力“仅为”五千到一万吨，但和我国聚酯工业刚起家时的中央大工业比，已经大得多了。一万吨，相当于文化革命前全国总产量的一百倍。

　　它们工艺简单、设备自己能够造、投资少，工期短，一般不超过5个月。

　　小聚酯单位生产能力投资700－1000元，为邓小平匪帮引进的大聚酯装置的十分之一，与现在投资建设的大聚酯1500元比仍有较大优势。虽然原材料等消耗较高，但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都低，所以综合成本要比大聚酯低。由于我国80％以上的小聚酯能力集中在聚酯加工最发达的江浙一带，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加上品种多，操作灵活，适应能力强，采用间歇性生产品牌转换方便，转产损失小。使得新世纪初国内市场上阳离子、高收缩切片已基本被小聚酯占领，已在向有光切片、膜用切片、瓶用切片渗透。复辟以来邓小平匪帮引进的大聚酯，因为国外利用他们的崇洋心理大大地敲榨了我们，费用太高，导致折旧及财务费用居高不下。而小聚酯切片每吨卖价比大聚酯低，即使同样生产大路货，大聚酯也不占优势。小聚酯也弥补了我国聚酯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2000年总生产能力达到了200多万吨。船小好调头，这是小聚酯的最大优势，熔体纺的大型企业固然有优势，但让它来生产几十吨的产品肯定行不通，而小聚酯却可以做到，所以小聚酯企业并不会被淘汰出局。当小聚酯生产大聚酯所不擅长的差别化品种时，盈利能力又大为增加，因此在与小聚酯的竞争过程中，邓匪控制的引进的大聚酯始终处于下风。不是大型企业本质上就要处下风，也不是引进的注定要亏本，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为什么效益那么高，很快就收回投资？而是邓匪一贯依赖外国、崇洋媚外，盲目地追求大洋全造成的必然后果。

　　在邓小平匪帮控制下，原来我国大聚酯生产集中供应后道加工特别是涤纶长丝的原料需求，这实际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奴役。可是地方造反争取独立，许多后道加工企业配套建设了小聚酯，迫使中央大聚酯不得不扩大聚酯后加工能力，延长了产品链。小聚酯的快速发展，使得邓匪控制下的大中型企业在竞争中疲于应付。他们哀叹：“小聚酯的过度膨胀将造成聚酯工业稳定性的降低，市场动荡加剧，小聚酯装置建设周期短、装置开停产灵活、导致了聚酯产品市场起伏不定，进一步增加了国有大中型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难度。”

　　——不是说“小生产方式”效益低吗？不是说“大洋全”好吗？为什么反而斗不赢“小生产方式”了呢？

　　——邓匪和陈云不是历来说地方中小企业建设周期短、投资少是没有根据的吗？现在怎么也这么说了呢？建设周期短、生产灵活不是好事吗？

　　邓小平匪帮又诅咒“大小聚酯恶性竞争的局面一旦出现，必然造成两败俱伤”甚至贼喊捉贼地说：“国外产品将长驱直入。”——现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诅咒失败了。大聚酯面临被壮大起来的小聚酯淹没了，就好象小水泥、小钢铁已经淹没了邓匪的冀东和宝钢一样。

　　放纵“国外产品长驱直入”的正是他们！邓小平匪帮还用进口来扼杀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进口量几乎和国内化纤生产同步增长。90年代进口化纤不断增加，1996年和1997年国产化纤增长速度分别是17.4％和26.4％，而进口增长也分别为24％和13％，占我国化纤使用总量的30％，极大地冲击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面临小化纤的迅速发展，他们还要垂死挣扎。他们提出国家要积极支持大聚酯基地的建设。加快扬子、镇海、仪征等的建设进程，实现聚酯工业的垂直“整合”，以求得生产成本最低化。加强宏观调控，通过破产、兼并、债转股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大聚酯企业的支持力度，需要引进的设备和部件给予进口税收的减免优惠、所需资金给予低息和贴息优惠，摊薄成本，提高大型企业竞争力，促进国内聚酯总量和利润的“合理化”，降低小聚酯投资的积极性。严格控制小聚酯生产能力的“过度膨胀”，用种种借口对小聚酯“项目不以批准”、“坚决制止”、“坚决取缔”。

　　不是说大型企业一定不好，大有大的好处，小也有小的优点。应该大中小一起发展，我国现在的大型企业包括钢铁、水泥、机械也包括化纤所以斗不赢小企业，都是由于这些企业掌握在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和卖国集团手里。也不是说小化纤可以完全任由各地发展。现在我国的化纤工业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正是邓小平匪帮一贯提倡的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利润挂帅恶性膨胀的结果。

　　在邓小平匪帮的统治下由于盲目追求利润和洋奴哲学造成对外国的依赖性。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化纤厂大致上从原料到纺织品均衡发展。可是邓匪复辟以后，聚酯原料发展滞后于聚合，聚合又滞后于抽丝，而抽丝又不能满足纺织工业需要。有人统计，世纪初精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主要依赖进口，这两种原料占产品成本70～75%。到2000年共计进口主要合成纤维原料454万吨，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也由1998年的35％提高到了55％。进口依存度最高的是乙二醇64％、精对苯二甲酸57％、己内酰胺52％。2002年自给率也仅为36.3%和30%。1997年到2002年聚酯切片加涤纶纤维的进口总量均在100万吨以上。这造成了尽管我国的劳动力廉价到了极低，但产品成本仍然很高，企业赢利少。

　　生产聚酯产品及其原料的装置和技术更主要地依赖于外国，许多光引进不消化吸收。加上借外国的高利贷或实行合资，这也造成我国化纤工业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在外国手中，带有殖民地性。不少小化纤厂也受外资控制。

　　这首先得由邓小平匪帮来负责。他们就是只引进不主张自己生产化纤设备，在“四三”方案建了四个大化纤厂后，他们不是学习、批判、改造、创新，自己设计大型化纤设备，而是在1978的大规划中只是盲目地又引进了一批化纤厂。

　　1992年虽然仪征等揩屁股工程已经建成，由于迷信引进，盲目引进，依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高投入、低产出，长期困于所借的高利贷，企业负担重，处于负债经营的地步。所以中央的大企业发展速度远在小化纤之下。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规律，设备自己能够造的就尽量自己造，中央和发达地区尽力帮助，小化肥厂就是这样建设起来的，就不会陷入对外国的依赖。但是复辟以后，邓小平匪帮不搞自己的化纤设备，各地建设小化纤就得不到中央和发达地区的支持，有一些设备自己不能造，不能不依赖引进，同样受着外国的敲榨。

　　但地方和部门虽然实力小得多，先进设备长期以来无力制造，而适合本地情况的设备还是努力自制的，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只能是工艺比较简单的小设备，比如用间隙法生产的小聚酯设备。这在当时为邓小平匪帮和他们的社会基础看不起，对地方来说已足以建立自己的化纤工业并且赚钱了，发展趋势更是无限，最终将变成大型先进的化纤设备制造厂，并且在进入新世纪后把小化纤发展成大型先进的企业。

　　这800多家小化纤厂，即使都是5000吨级的农村企业，生产能力也有400多万吨。如果平均一万吨级，那就是800多万吨，再发展呢？就不知其顶了。这就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化纤产量惊人地膨胀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见只要坚决排除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对它们的压制，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像上海金山、辽宁辽阳那样大型先进的地方和农村化纤厂。在二十一世纪这已经达到了，邓小平匪帮摧毁小化纤的企图彻底破产了。以至于九十年代后期除了1998年以外，我国化纤工业增长速度比1994年到1997年虽然稍低一些，增长率还是两位数。在1996～2002年间，我国涤纶纤维平均年递增82万吨，占世界年均增量的一半以上，成为推动世界聚酯纤维增长的主要国家。到2002年聚酯纤维生产能力猛增达850万吨左右，产量猛增到772.1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涤纶生产大国，产量和增长幅度均远超过美国。生产涤纶纤维消耗聚酯约占聚酯总消费量的90%。主要靠小聚酯发展迅速。2000年底我国间隙工艺生产的小聚酯能力已达到280万吨，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近三分之一。

　　不算更小的，2000年全国93家企业聚酯生产能力已由1997年年产334万吨增加到676万吨，2001年达到730万吨。但尽管小聚酯扩展迅速，在国内聚酯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小。世纪初仍然集中在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两大集团公司。2001年中国石化聚酯产量达到202.9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9.2%。中国石油46.61万吨，占15.9%。全国40多家主要的聚酯生产企业，年产量在1万吨以上的有29家，10万吨以上的有9家，30万吨以上的4家。主要就集中在仪征、辽阳、上海石化。仪征达110.8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7.8%。此时我国有9套对苯二甲酸装置，年产能力216万吨，其中：扬子石化60万吨，仪征化纤35万吨，上海石化30万吨，天津石化25万吨，洛阳石化23万吨，辽阳石化27万吨，济南化纤7.5万吨，乌鲁木齐石化总厂7.5万吨，燕山石化3.6万吨。但是近几年功夫就出现了变化。

　　2002年我国聚酯生产能力猛增200万吨以上，突破1000万吨大关，一举达到1100万吨，占世界聚酯总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以上，居世界首位。小聚酯已占我国总生产能力的40%左右，而1998年这一比例不到10%。2003超过50％，仪征、辽阳、上海石化、天津石化、加上台资的翔鹭聚酯生产能力降到全国总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

　　化纤技术与设备的国产化，使设备投资大幅度下降，建设周期明显缩短，从而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这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化纤企业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特点。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许多小化纤厂发展得比原来的引进的大化纤厂还要大。

　　我国的化纤设备国产化在复辟以来走了一条极其曲折的路。80年代和90年代，邓小平匪帮只引进不自己研制制造化纤设备。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重大技术装备如年产10万到20万吨聚酯、3万吨涤纶短纤、4.5万吨粘胶短纤、氨纶连续聚合等成套技术装备相继实现了国产化。在聚酯及直纺长丝技术装备等方面，已率先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与九十年代依靠引进比，聚酯涤纶项目建设周期缩短一半，投资仅为原来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成本降低20%。（从这儿可以看到，由于不搞国产化而依赖引进，被外国资本家赚去了多少冤枉钱）许多地方兴建自己的小化纤，也锻炼了自己的化纤设备生产能力，随着小化纤的壮大，各地的化纤设备也跟着壮大，反过来随着各地的化纤设备生产能力的壮大，各地的小化纤也跟着壮大，以至于出现大化纤将被小化纤淹没的趋势。

　　2004年有人计算过：十年前建一套年产6万吨化纤聚酯设备完全依赖进口，必须拥有10亿元钱，而此时已嫌6万吨太小，我国自己生产的年产20万吨成套设备已经成熟，价格不到2亿。结果就是2002年前在江浙到处都是的用间隙法工艺生产的小聚酯失踪了，有的被摧毁被挤垮，有的转移阵地到内地省份去发展。但也有许多成长为年产数万吨、数十万吨、上百万吨的大型先进企业，甚至超过了原来的中央大化纤企业。可见化纤设备的国产化多么大地促进了聚酯业包括化纤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

　　2004年一套年产6万吨涤纶丝的设备，进口大约要800万美元，而国产不超过4000万人民币，节省大约50％；零配件，涤纶长丝成套设备的关键部件卷绕头过去只能进口，价格最高人民币30万元，现在国产技术成熟只要几千元。

　　以上例子中所涉及到的设备及配件，假如完全国产化后将为我们节省多少外汇可能还难以准确回答，但已经足以证明，毛泽东时代立足自力更生，对于引进的国外设备“一使用，二批判，三改造，四创新”是多么地正确！如果说我国能够在1973年就自己研究设计制造设备，并在1979年投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30万吨特大合成氨厂的话，那么，虽然我国化纤工业要落后一些，技术也要复杂一些，但在四大化纤厂建成后，着手自己设计制造设备应该是做得到的。如果当时就这样做，那么八十年代就可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九十年代就可以创新了，甚至可以让外国来买我们的先进设备。可是邓小平匪帮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国的大氮肥设备设计和制造也废弃了，在毛主席引进十三个特大氮肥厂后，仍企图依赖进口建设特大型氮肥厂，结果只引进了四个就建不下去了。也造成了大化纤设备我国九十年代还不能制造，至今也没能完全国产化的恶果。然后部分的国产化已使得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化纤工业进入特大飞跃。如果坚持毛主席的路线搞，那么八十年代后期就应该进入特大飞跃，中央的大型企业也能够进一步大发展，决不至于因设备成本过高而被小化纤淹没。

　　尽管我国的化纤工业建设能力受到严重的摧残，没有发展起世界一流的特大型化纤厂建设能力，但由于低一档次的化纤设备生产能力还是到处发展起来了。可以料定有些省的化纤设备生产能力，不但可能超过建设四三工程以前我国的全国水平。而且照这个趋势下去，甚至会在某个时候超过邓小平匪帮控制下的中央。局势发展很快，很可能这一猜测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邓小平匪帮压制地方和农村发展自己的工业，搞大洋全经过十五年到1992年全国化纤产量还只有213.04万吨，主要还是毛主席留下的大批化纤厂以及地方化纤厂生产的。九十年代经过大发展后，在后期地方和农村的经济又一次受到邓小平匪帮的破坏，发展略慢，中央经济更没有因此而带来起色。地方和农村的小化纤不断有被摧毁、被并吞、被迫转移的，或推到后面去了。如上海金阳腈纶厂就被上海石化收购，下面要说的连云港涤纶厂已经倒闭，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被斩尽杀绝，另有一些却越来越庞大了，甚至超过了邓匪苦心经营的中央大企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些小化纤消失了、落伍了，另一些不出名的却大大扩张了起来，技术上也大为提高鸟枪换炮了，比如聚酯改变了起家时的间隙法工艺。昔日的丑小鸭，已经变成了白天鹅。还新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地方和农村化纤厂。

　　到了二十一世纪，地方工业已经突破邓小平匪帮的压制如脱缰似的野马飞跃，地方和农村的化纤工业也已经大大壮大了，江浙一带的农村化纤工业发展尤其瞩目，许多小化纤厂采用国产设备规模急剧扩张。有人统计到2004年底年产5万吨以上的企业从2002年的48家增加到73家，合计生产能力占总生产能力的比例从45%提高到67%。地方和农村等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处于主导地位，原中央的大企业所占比例下降。这就说明了邓小平匪帮企图摧毁小化纤厂之荒谬了。现在江苏、浙江的化纤产量均已经大大超过了1992年的全国产量的好几倍，中国80%的化纤生产厂家集中在这两个省。福建化纤发展也比较快，2007年产量达到137.69万吨。下面是山东和广东。目前中国的地方化纤工业主要就集中在这些沿海省份，其他省区所占份额很小。

　　2003年我国100多家聚酯生产企业，用间隙法生产工艺的小聚酯近70家，为大聚酯企业包括从小聚酯发展起来的大聚酯总数的2倍多，而生产能力约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32%。大致就在2002到2004年小聚酯企业经过技术和工艺改造，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济南齐鲁化纤集团年产16万吨聚酯项目于2003年2月建成投产，其主要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2%。与该项目配套的7万吨直纺短纤维项目于2002年上半年投产。龙涤、开平和翔鹭一样具有单线日产300～400吨的生产能力。其他小厂绝大部分为100吨、200吨的能力。大部分年产量在6万吨左右和以下，2003年生产能力在6万吨以下和采用间歇法工艺路线的小型聚酯装置的生产能力已达我国聚酯总生产能力的50%，仍有一些新厂在建。该年金山、辽阳、天津、仪征、翔鹭并列为5大聚酯生产企业，生产能力下降到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

　　2004年继续迅猛发展。在2001年至2004年4年间，我国新增聚酯年生产能力就近1100万吨的，增幅接近翻两番，邓小平匪帮哀叹：“聚酯生产能力增速过快过猛”，至2004年底，中国聚酯生产能力增至1650万吨，实际产量1170万吨。

　　2004年投产的就有24条大型先进聚酯生产线，年生产能力404万吨。有三房巷55万吨、吴江恒力40万吨、萧山荣盛30万吨、桐乡凤鸣、吴江盛虹、绍兴远东、仪化各20万吨、绍兴纵横、宁波华鑫、联达化纤、宜兴明阳、桐昆三期、江西涤纶厂各18万吨、常州华雷瓶两套、上海石化、佛山鸿化、汇维仕各15万吨、张家港欣欣8万吨、宁波卓成8万吨等。该年底前已经建成尚未开工的有55万吨生产能力，它们是江阴华宏20万吨、江苏江南化纤15万吨、倪家巷10万吨、绍兴远东10万吨。在建、拟建的涤纶短纤项目有149万吨生产能力：山东万杰20万吨、江阴万翔、萧山翔盛、慈溪华星轮胎、福建长乐金轮、洛阳化纤、慈溪康鑫各15万吨、上海埃力生12万吨、吴江差别化10万吨、济南化纤10万吨、绍兴赐富7万吨、杭州振亚3万吨等。

　　这中间虽然也有仪征、上海石化等中央的大型化纤厂，更多的却是原来不出名的地方和农村企业。原来引进的大型中央企业逐渐失去了优势。

　　到2005年我国化纤产量达到1618万吨，涤纶占78.8%。2006年2025万吨，已占世界的40%。2007年2390万吨。自2000年以来的6年间，在化纤进口持续下降的同时，出口年均增速高达48%，化纤纺织品、针织品出口年均增速也分别达到13.9%和24.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家。

　　江苏的化纤工业是在解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已经知道，早在大跃进就尝试建设化纤厂并试制出人造丝。南京化学纤维厂成为江苏省第一家化纤厂。1965年4月筹建苏州化纤厂，1966年氯纶车间投产，成为江苏第一家合成纤维厂。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的“条条专政”、“化纤不宜办小厂”、“地方不能办自己的化纤厂”等谬论，激发了各地发展化纤工业的积极性。老厂生产能力扩大，新厂尽管规模很小却大量地建设起来。1970年南京化学纤维厂下放到地方后，1973年产量超过万吨。1968年，常州合成纤维厂建成了年产100吨的涤纶短纤维生产线并投产。同年12月南京合成纤维厂也建成投产，生产涤纶短纤维。与此同时，无锡、泰州、连云港等地也筹建合成纤维厂。70年代初期，由地方投资或老厂带新厂，在无锡、南通、苏州、徐州、扬州、泰州、连云港、镇江、丹阳等市、县建成了10家小化纤厂或车间，中央投资的大型企业清江合成纤维厂也建成投产。至此，江苏已能生产涤纶、锦纶、丙纶、氯纶、维纶五大类合成纤维。在70年代江苏大力开发化纤及其混纺织物，对先行投产的化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或增添设备，致使全省化纤生产能力和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江苏化纤厂已达16家，化纤年产能力已发展到2.42万吨，产量2.11万吨，分别比1969年增长3.17倍和5.12倍。

　　一直到邓小平匪帮复辟，江苏化纤工业虽然在全国各地方比较突出，但大部分规模仍很小。邓小平匪帮批什么“小生产方式”，再一次宣称“小化纤规模小不宜发展”，企图“彻底否定”，这在江苏没有得逞。1979年到1981年，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地的化纤厂加快了技术改造的步伐，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扩建新的生产线，全省涤纶短纤维产量三年内增加3倍。各地同时竞相发展涤纶长丝。1981年，苏州振亚丝织厂国产第一台VC406长丝纺丝机通过纺织工业部鉴定并投产。接着，连云港、常州、昆山等地化纤厂的VC406长丝纺丝机也投产。1984年，南通合成纤维厂从西德和英国引进的两套高速纺丝机和高速弹力丝机在省内率先安装投产，继而常州、苏州、连云港、淮阴、盐城、扬州、南京等地的8个化纤厂分别从西德、日本、美国引进的同类设备也先后投产，使江苏的涤纶长丝产量猛增，五年时间增长48倍。由于大量国产新设备和引进设备的安装投产，江苏有10家小型化纤厂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技术和装备达到国内同期先进水平，经济效益显著。

　　80年代，江苏各地，尤其是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苏南地区兴建了一批农村化纤企业。开始规模较小，随着“化纤热”的出现，投资和生产规模愈来愈大。昆山苏晋合成纤维厂和宜兴涤纶厂等成为当时国内设备较为先进的农村企业，在省内有较大的影响。

　　1987年，江苏的化纤企业已超过100家，其中抽丝厂超过70家，成为江苏纺织工业经济效益最佳行业之一，八十年代主要地方和集体企业有南京化学纤维厂、无锡合成纤维厂、常州合成纤维厂、清江合成纤维厂、常熟丙纶厂（建成于1979年）、连云港涤纶厂、泰州合成纤维厂（建于1970年）等，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起家的。在1989年前后的艰难日子里，有的厂没有能够熬过去，如南通合成纤维厂于1991年破产拍卖。但是过了这一关，随着我国的地方工业又一次迅猛发展，江苏又开办了一些新的化纤工业。清江合成纤维厂年生产能力达2.5万吨。无锡合成纤维厂（无锡太极集团）年产涤纶长丝2.1万吨。全球涤纶长丝产量不过130万吨，我国占三分之一，无锡合成纤维厂是我国于1989年最早生产涤纶长丝的厂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江苏化纤更是突破邓小平匪帮的破坏突飞猛进，地方化纤生产能力超过了邓匪在江苏建造的的仪征，江苏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化纤生产基地。每年增长率都是二位数，甚至超过20%，2003年江苏省化纤产量达到了303.8万吨。2004年377.8万吨，2005年458.49万吨。2006年665.14万吨，2007年803.4万吨，是1992年全国产量的3.77倍，接近于六年前的全国总产量。现在上述厂有的已成了我国化纤专业主要厂家。如：常州合成纤维厂，已为全国高新技术百强企业之一。现为常州华源化学纤维有限公司，2003年年生产涤纶长丝能力3万吨，年生产差纤切片原料5万吨。2002年聚酯生产能力20万吨，2003年增至27万吨，2005年拟再增加一条生产线，使生产能力扩增至42万吨。

　　一些原来不起眼的社队企业成了耀眼的明星。如：

　　江苏三房巷集团的前身是经江苏省江阴县革委会经济委员会〖澄革经(1980)82号〗 文批准，由江苏省江阴县三房巷大队于1980年创办的社队企业。1989年命名为江阴市合成纤维总厂。现已发展成为以聚酯瓶级切片、涤纶短纤维、纺纱、粘胶纤维、印染布和热电、工程塑料等为主体的六大产业集团。2005年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列第265位。聚酯生产能力达160万吨，已成为行业内全球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在全国的涤纶生产企业中接近于邓小平花了大量血本的胡子工程仪征（170万吨），位居第二，说不定现在已经超过了。

　　江苏恒力前身是盛泽镇的吴江化纤织造厂，一家仅靠喷水织机生产的小企业。2004年两套聚酯装置投产成功，使恒力化纤可年产35万吨涤纶产品和40万吨熔体直接纺聚酯产品，年产涤纶长丝60万吨。2005年12月，江苏恒力化纤二期工程破土动工，建成后化纤生产能力翻一番，产值翻两番。

　　江苏华宏原是一个农村企业，创建于 1986 年。2004年拥有年生产 20 万吨差别化涤纶短纤和年产 20 万吨的聚酯切片两条流水生产线。

　　江苏万翔前身是江阴市第一化纤厂，创建于1980年的社办企业。至2003年底拥有聚酯切片生产能力6万吨、有色纺丝生产能力12万吨。和江苏江南化纤、江阴银燕、无锡金燕、杭州国泰、杭州永星、宁波大众等企业在2005年均为再生纺小化纤工厂，使用聚酯瓶为原料。江南化纤2006年1－9月涤纶大幅度增产，达28万多吨，比2005年同期增长63.8%，不知道是否还是再生纺化纤厂。

　　浙江省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化纤工业更是突破了邓小平匪帮的破坏突飞猛进，不但每年增长率都是二位数，大大超出江苏，总产量还超过了江苏一举成为第一化纤大省。2003和2004年浙江聚酯生产能力分别猛增了44.5％和48.2％。这使得2000年聚酯总产量还仅占全国的1%－2%的浙江省，到2003年底就上升到了近30% 。2004年浙江化纤产量557.8万吨，增长率高达29.7%。2006年812.69万吨，2007年增长率竟然高达65.3%，达1367.68万吨，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超过了四年前的全国总产量。浙江化纤工业基本上是地方和农村的企业，至2004年“民营”生产能力已占全省的94%。仅与杭州隔江相望的萧山区，就有化纤企业43家，总生产能力338.21万吨，涤纶聚合能力是全国的16%，氨纶占全国总量的16%。另外还有绍兴和桐庐也是浙江化纤业集中区。桐乡市洲泉镇是中国化纤大镇，有桐昆集团、浙江新凤鸣、浙江凤鸣等企业。

　　筹建于1982年的浙江涤纶厂，位于绍兴，1984年建成年产涤纶长丝5000吨。现为浙江化纤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聚酯切片、涤纶长丝、涤纶短纤、彩色短纤、锦纶长丝、聚脂单丝、复合长丝等系列化纤产品，2005年生产能力32万吨。列中国制造业500强第350位。

　　桐昆集团是一家以生产聚酯切片和涤纶长丝为主业的大型工业企业。前身是创办于1981年的桐乡县化学纤维厂，也是桐乡县最早创办的专业生产化纤长丝的社队企业。但在邓小平匪帮加紧勒索和摧毁地方和企业的1989年前后，已经和许多其他地方和农村企业一样几乎窒息，1991年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也和许多地方和企业一样，过了这个关后在1992年又重新飞速发展。该企业以生产聚酯和涤纶长丝为主业。现有生产能力为年产72万吨聚酯和年产60万吨化纤长丝，生产能力和产量均位居全国行业第一。2002年开始，综合实力连续4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排名逐年靠前，在涤纶生产企业中仅次于花了很大血本的仪征以及江苏的三房巷，位居第三。

　　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前身系成立于80年代初的绍兴县第二绸厂。2000年60万吨聚酯投产。目前已拥有聚酯聚合能力80万吨，熔体直纺差别化短纤35万吨，熔体直纺差别化长丝45万吨，年加弹涤纶丝28万吨及对外印染加工织物1.2亿米的生产能力。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经济效益均居浙江同行业首位，在国际、国内化纤领域中也很有影响力。

　　浙江恒逸的前身是当地政府于1974年为杭州创办的社队企业萧山衙前针织厂。1994年以前外购化纤丝，织成化纤布出售。后来看到自己的上游厂家——化纤抽丝厂赚钱，便在2001年投资建设了熔体直纺项目，自己生产化纤丝。接着又开始建设规模和利润更大的精对苯二甲酸项目。现已拥有了从精对苯二甲酸、到聚酯、到纺丝、到加弹、到织造的完整产业链。年产精对苯二甲酸60 万吨，聚酯60万吨和涤纶低弹丝30 万吨。恒逸是公认的浙江地方和社队企业发展的缩影。

　　浙江荣盛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前身是八十年代成立的益农化纤网络丝厂，主要生产涤纶化纤布。现已形成一条涉及石化、聚酯、纺丝、加弹的完整产业链。位于宁波北仑的浙江逸盛石化精对苯二甲酸一、二期工程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建成投产；位于大连的逸盛大化石化精对苯二甲酸项目预计于2008年底建成投产；连同其子公司浙江荣翔已建成两期聚酯直接纺丝以及加弹配套项目。目前已形成精对苯二甲酸 120万吨、聚酯60万吨、纺丝55万吨、加弹35万吨的年产能力。其中直纺长丝生产能力居国内第一。

　　荣盛和恒逸合资兴办逸盛化工生产精对苯二甲酸下面还将专讲。

　　浙江横逸经过技术改造2005年涤纶产量46万吨。

　　浙江赐富化纤前身为绍兴县第一涤纶厂，创立于1986年。2001年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聚合、纺丝、加弹、纺织，薄膜，医药，石油运输的大型化纤集团，其中纺丝车间拥有目前国内最大的熔体直纺生产线。2003年40万吨聚酯熔体直纺项目投产。又建成年产双向拉伸聚酯薄膜高速膜料20万吨，薄膜12万吨的项目于2005年全面投产。

　　浙江纺织业还大搞技术革新，如：国际纺织业先进水平的无梭织机，浙江拥有率已从几年前的3%提高到2005年的50%以上，萧山、绍兴等地拥有无梭织机比例高达83%和72%，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的无梭化率达90%以上。

　　其他省如：万杰集团前身是山东省1981年建成的社队企业博山区染织厂。已拥有年产聚酯切片23万吨、年产涤纶长丝10万吨、年产短纤维15万吨和年产布料6亿米的生产能力，二期扩建工程投产后，将达到年产聚酯切片46万吨、涤纶长丝10万吨、涤纶短纤维35万吨的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化纤生产基地之一。

　　要知道邓小平匪帮于1978年兴建“最大的引进化纤厂”仪征时，原定还只有48万吨的聚合生产能力，实际上全国到处搜刮并且借了大量的阎王债，在十几年里停停建建，几翻几复，生产能力就好像挤牙膏那样地逐步挤出来的。建成后还长期负债经营。资产权也不是自己的了，有的属于外国资本家，有的属于地方。

　　地方和农村的小化纤也开发高精产品。

　　位于慈溪的“大成”原先是家小化纤厂，成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只有几十万元总资产。现总资产近亿元，是国内唯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能利用国产原料生产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及制品的企业。这是当今世界三大高科技纤维之一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防弹制品、军用装甲防弹板材，导弹壳体等国防军需、高科技等领域。全世界只有美、荷、日三国实现产业化。它们严加封锁禁止向我国出口。在2000年却被我国一个小化纤厂攻破了。2005年生产能力2000吨，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有望在2008年超过美国。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氨纶行业仅在烟台、连云港有2个企业，氨纶纤维主要依靠进口。2002年5月杭州市第1个生产氨纶企业开始兴建，2003年4月投产。至2006年末杭州有5个氨纶企业，年产能力达到3.3万吨，约占全国生产能力22万吨的15%。

　　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洋奴哲学造成对外国的依赖性，使得聚酯原料发展滞后于聚合，聚合又滞后于抽丝，而抽丝又不能满足纺织工业需要。精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主要依赖进口，价格高昂，大大便宜了外国资本家。现在地方和农村的工业也进军化纤原料，开始生产精对苯二甲酸，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变。

　　2004年底中国精对苯二甲酸生产能力483.5万吨，扩张相当迅速，2005年三鑫、逸盛两套“民营”企业共106万吨装置投产。至2005年底中国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能力按设计增至589.5万吨，实际在603.5万吨左右，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国。三鑫、逸盛到2006年又是扩大生产能力106万吨。三鑫石化的前身是浙江绍兴的一家社队纺织企业，后来生产化纤。世纪初决定生产精对苯二甲酸，经过几年的曲折，一直为伪计委和伪国务院压制，甚至要他们打消这一“疯狂的想法”。2003年始得批准开始建设。以后以每年增加五、六十万吨生产能力的速度急剧扩张。逸盛化工由浙江恒逸和荣盛合资兴办，建设三套各年产6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装置，一期60万吨（一说53万）精对苯二甲酸装置于2005年投产，二期年产7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2006年生产能力130万吨。我们已经知道恒逸和荣盛原来也是地方或农村的企业。

　　邓小平匪帮推行“大洋全”，扬子石化惨淡经营23年，劳民伤财大肆搜刮、加上强占毛泽东建设起来的成就，到2001年精对苯二甲酸也不过60万吨，不过三年，昔日的地方企业和社队企业，却一次就搞起了一个扬子石化，并以每年一个的速度扩张。三鑫、逸盛的成功使得其他原来的小化纤，地方和农村的企业都来学样。

　　2005年我国精对苯二甲酸需求占全球总量3480万吨的42％，自己生产565万吨，2006年生产能力达到850.9万吨，产量680万吨， 2007年生产能力达到1023.9万吨，产量870万吨。几年里国内自给率有较大提高，进口依存度有所下降。

　　到2005年中国精对苯二甲酸产量已占亚洲的五分之一，2006年达到亚洲的四分之一，而2007年1000万吨以上，是亚洲产量的三分之一。总的趋势是在上升。

　　2005年中国精对苯二甲酸进口、“民营”、中石化，所占比例分别为53％、22％、22％，中石油仅占3％。以后地方和农村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合资”企业比例也将越来越大，而中石化和中石油等的比例将越来越低。如：

　　2000年中国精对苯二甲酸企业仅有8家，均为“国有”企业，总生产能力221万吨。2007年已达14家，总生产能力1023.9万吨，其中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在内的“国有”企业580.9万吨，只占全国的56.7%；“民营”企业120.0万吨，已占11.7%，进口依存度降至40.8%。

　　化纤工业利润高大概是受地方青睐的一个原因。像小氮肥工业由于在邓小平匪帮的摧残和中间商的剥削下，经常亏本，工厂和农民两败俱伤，没有如此之大规模的自行发展。农业机械工业自从被邓小平匪帮摧毁以来一蹶不振，是五小工业中的特重灾区。原因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了照顾农业一再降价，利润不大，甚至经常亏本，地方也没有这个兴趣去照顾农业。复辟以来农业机械化被严重破坏，一家一户的小农业买不起农业机械，失去了市场。在五小工业中膨胀最大的是小水泥，所受的匪患最轻。这将由专文来说。

对于我国化纤工业在九十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后的发展可以见附图三、四：




仪征是1991年建成的，从1985年到1993年我国的化纤工业年递增10.6%，这种细水长流虽然完全靠揩了毛泽东时代的油，又降低了本应有的速度，不过一般来说在世界上还算发展很快了。但是2001年到2007年，增长速度却达到了年递增19.4%。大大超出了这个时期，主要就是地方和农村的化纤工业突破了邓小平匪帮的控制取得了大发展，在化纤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我们大致上可以猜测为什么长期以来，邓小平没有在国民经济公报里公布新增化纤生产能力，就是因为地方和农村的增长占了主要地位。



　　邓小平匪帮大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可是“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上要闹一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这一文化大革命的原则至今还在起作用。我们还在受益匪浅，作为一场独立战争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也决不会失败。解放了的地方其潜力几乎是无穷的，即使在一定时间内受到邓小平匪帮那样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摧残，最后还是能够以几何级数增长。毫无疑问，这些地方的领导即使是土皇帝，对于组织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有贡献的，这和小化肥一样。就是没有邓匪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丝功劳。

　　由于邓小平匪帮把地方和农村的工业打入另类，所以对于我国化纤工业的生产飞速增长总是估计不足。比如2001年他们“大胆”估计我国的化纤工业将“加速发展”，到2005年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设备能力将达到360万吨。事后来看这是多么的可笑。实际第二年就达到了330万吨，2003年达到438万吨，生产394.8万吨，2005年生产了565万吨，2006年一年就增加了410万吨生产能力。这不是什么留有余地，也不是什么谦虚，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国的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没做过什么有益的贡献。地方随着力量的增长，就越来越有能力和邓小平的“中央”抗衡，总有一天会再一次从经济斗争进入政治斗争，并掀起“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的高潮。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和《邓小平匪帮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里我们将进一步地讨论，小钢铁和小水泥的大发展，已经把邓小平匪帮控制下的中央企业淹没了，这将使得地方越来越趋向于摆脱邓小平匪帮的控制而独立，邓小平匪帮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自然这些地方的积极性是有限的，比如迟迟不顾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就是其局限性。大多数农村工业没有发展的省、区至今还是没有发展。总有一天，地方的土皇帝将因此而吃苦头。

　　除了化纤以外，各地也搞塑料工业。2007年全国乙烯产量1047.7万吨，增长11.4%。吉林87.26万吨，增长16.1%。广东200.4万吨，增长46.9%。江苏164.1万吨，增长11.2%。甘肃68.17万吨，增长183.92%。除江苏外，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全国水平。2005年新疆乙烯产量也达26.14万吨。见表四：


　　各年乙烯产量和建成投产的乙烯生产能力总和
　　
　　年份　新增能力　产量　比去年增产　　备　　注
　　　　　　万吨　　万吨　　％
　　1983年　11.5　　65　　 16.1
　　1990年　　　　　——　　　　　　[2]
　　1991年　　　　　——　　　　　　[2]
　　1992年　　　　　——　　　　　　[2]
　　1993年　　　　　——　　　　　　[2]
　　1994年　　　　 240　　　　　　　[2]根据1995年数字算得
　　1995年　74　　 301　　 25.4
　　1996年　　　　　——　　　　　　[2]
　　1997年　　　　　——　　　　　　[2]
　　1998年　　　　　——　　　　　　[2]
　　1999年　　　　　——　　　　　　[2]
　　2000年　　　　 470　　　　　　　[2]根据2001年数字算得
　　2001年　　　　 481　　　2.3　　 [2]
　　资料来源：
　　[1]历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公报
　　[2]国民经济公报无数字


我国化纤工业的困境与摆脱途径

　　尽管现在化纤工业增长迅猛，我们也不要为那些数字陶醉了，我国化纤工业面临的问题甚多，形势严峻。

　　重纺织轻抽丝，靠进口化纤丝纺织，重抽丝轻原料生产，靠进口切片抽丝，重聚合轻生产单体，原料依赖大量进口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化纤工业虽然已经十分庞大，实际上是残缺不齐的，是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

　　随着中国精对苯二甲酸的不断投产，进口依存度尽管在减小仍相当大。一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落后于涤纶的生产，国产供不应求，进口飞速增长。据海关统计1999年至2002年国内进口分别达到154、250、312、430万吨。2002年总需求近760万吨，国产却不足300万。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打破后，精对苯二甲酸的产量迅速增长，但2003年至2005年需求量分别为841、1030、1214万吨，进口分别为455、572、649.5万吨。进口依存度仍占一半以上，分别为53%、56%、54%。我国化纤产量猛增，进口量也随之猛增。2006年产量达到680万吨，进口量依然649.1万吨，与2005年持平，国内自给率有较大提高也仅56.71%，2007年虽然进口回落至599.2万吨，进口依存度仍有40.8%，未来供需仍难平衡。这造成了精对苯二甲酸的利润率比其它化纤产品高。扬子石化2001年毛利率高达25.86％。相应地国外卖给我们也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依赖进口大大便宜了外国资本。何况相当比例的产量是外资企业生产的。2003年外商合资或独资聚酯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总量的15%。2007年总生产能力1023.9万吨，外资企业所占比例大为上升达31.5%，论产量猛增到五倍多。

　　精对苯二甲酸产量增加了，原料对二甲苯的需求也增长了，也是依赖大量进口。2006年我国对二甲苯总生产能力只有382.5万吨，实际生产285万吨，需求490多万吨，进口量突破200万吨，比2003年翻了一番。进口依存度由2003年的40.7%增长到2006年的42.9%。国外对二甲苯价格也暴涨了上去，得利的仍是外国资本家。

　　乙二醇更是极大地依赖进口。自行生产不解决，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了。2005年我国需求量达510.2万吨，占全球需求总量1133万吨的45％，自己生产只有110万吨，进口400万吨，进口依存度近80％。国际上乙二醇的价格乘机疯涨，我国涤纶成本又剧增。得利的还是外国资本家。另外国外原料供大于求，本来陷入危机，结果中国成了他们倾销的市场，还是高价倾销。这全是邓匪依赖外国的政策造成的。

　　而化纤和纺织品的生产，邓小平匪帮也是面向国外依赖于出口，使得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由于原料价格疯狂上涨有的还成倍上涨，2004年上半年我国的化纤全行业因此增加成本支出124亿元。而我国化纤产量迅猛增长，造成了国际市场上化纤贬值，需求热点转向棉花等天然纤维。我们以低价出售，外国还对我们反倾销。中国化纤产业面临形势严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产品70%到80%靠外销，不出口企业就无法生存。各地竞相低价出口，在外商面前中国企业打起了价格战，外商得渔翁之利。这也是邓小平匪帮放弃国家对外贸的统制，出卖国家利益的恶果。各地各企业自相残杀实出无奈。你不与国内企业竞争，价格比别人高，外商就买别的企业，还可以到印度、墨西哥去采购。

　　我国虽然物价上涨，但因精对苯二甲酸及乙二醇等化纤原料价格长期走高，而下游纺织市场清淡，化纤价格一跌再跌，所以很多化纤企业不得不以降低开工率来节约成本。“限量保价”，宁愿减产或者“检修”，通过控制化纤供应量来推动价格上涨。致使一些规模小的化纤企业难以为继，已经壮大的企业也往往如此，如：江苏三房巷年产40万吨的2套涤纶短纤生产线、洛阳石化一条年产5万吨的短纤生产线、曾“停车检修”，江苏华宏年生产能力为36万吨，减产三分之一。2003年投资的浙江帷幄化纤由于原料大幅度涨价，产品缺少竞争力，投产以来每天亏损。到2005年5月17日不得不全部转让，在绍兴化纤业中引起了不小震动。该企业建设时还是选择了差别化纤维以避开竞争的。

　　大企业有银行支持还能勉强维持。不过银行也有困难，承担不了呆账、死账的风险。浙江超桐化纤被银行抽走3000万元突然倒闭，也让很多企业不安。

　　中国化纤虽然高速增长，但出口额及顺差增幅大幅回落，贸易形势日益严峻，前景不容乐观，新建生产能力虽大但投资价值很低。至2004年底，中国聚酯生产能力增至1650万吨，实际产量1170万吨，开工率只有70.9%。

　　在原料上我国对外国的依赖没有根本改变，石油价格又猛烈地涨了上去。石油供求长期紧张，而我国已经成了石油大进口国。表面上看石油涨价是国际性的，美日欧一样得高价进口，但国际上的石油，尤其第二次海湾战争以来，相当大地控制在美日欧的手里，他们一只手付出另一只手加倍地收回，油价上涨符合美国的军工、能源等利益集团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真正吃亏的是我们中国。2001年到2005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从6025万吨猛增至1.27亿吨，翻了一番多。2007年又猛增到1.968亿吨，其中原油1.63亿吨，成品油3,380万吨。由于邓小平复辟以来我国的石油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已经超过了我国自己的产量。

　　国际油价大幅上扬时，生产原料的外国上游企业，可以把成本上的压力转嫁给我们。而由于邓小平匪帮在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上依赖于出口，我国的聚酯却不能指望向下游的面料和服装企业转嫁成本，只要纺织企业一提价，就接不到订单。

　　油价飙升导致化纤原料价格飙升，虽然化纤价格也在往上走，涨幅却远远赶不上原料，干得越多赔得越多，只有停产了。很多小化纤厂停产，江浙两省规模庞大的化纤企业也受到压力。这是邓小平匪帮对我国的地方小化纤工业的又一次摧残。中央级的大化纤企业日子自然也不好过。

　　美元汇率也在下降，产油国为保证自己的利益，就用涨价来抵消美元贬值造成的负面影响。损失的却是我们。另外由于邓小平匪帮依赖进出口，在化纤、水泥、钢铁、机械等工业由于地方和农村的发展，实力大幅度上升时，依赖大量地出口钢铁、服装和化纤等以赚取美元，并且大量储存美元，自以为得计。可是对美国来说只要开动印刷机器，美元就大量地印制出来了，所以储存美元不过是储存美国的一些花纸，人家用花纸来换取我们大量的物资。美元一贬值，储存的美元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废纸。这实际是美国借了我们的债而最后赖账。七十年代我国曾经提出许多国际贸易必须以人民币来结算，如果继续这样做，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可这早就被邓小平匪帮当作“极左”和“排外”而“彻底否定”了。

　　进出口全都控制在外国手里，中国的化纤工业仍然带有殖民地性和买办性。

　　2005年上半年，绍兴聚酯业全行业亏损，每生产一天现金流量减少500万元。纯化纤的织造企业亏损100%，一些企业正面临资金流动断裂的危险。这些亏损主要还是企业打价格战所引起的。浙江一些重要纺织产业集聚地区面临着全线亏损。

　　化纤业利润下滑形势严峻。产量高速增长，利润却急遽下滑，这是殖民地经济的“剪刀差”且日益加大。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化纤业已成为该省经济效益下滑最突出的行业之一。据浙江省经贸委专题调查，2004年浙江化纤产量55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9.2%，比2003年增长29.7%；利润却只有15.9亿元，比2003年下降14.2%。2005年前4个月化纤产量同比增长13.3%，利润同比下降66.8%，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415.6%。庞大的桐昆集团2004年化纤销售额82亿元，比2003年增长51.85%，利润却由2003年的2.8亿元下降到1.2亿元，降幅57.14%。浙江最大的化纤生产基地——杭州萧山，2004年化纤产量高达270万吨，利润仅为4亿多元。自2004年6月欧盟对我化纤布展开反倾销调查，以及精苯二甲酸及乙二醇涨价以来，纺织大省浙江的化纤业就感到了寒意。2005年纺织重镇绍兴一些纺织公司或转让或减产引起不小震动。如浙江涤纶厂，5月底就静悄悄地关停了几条生产线，很多职工无活可干，无疑是该行业困境的一个缩影。几乎所有的化纤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据浙江横逸集团、荣盛化纤集团等大型化纤企业反映，大部分化纤企业几乎没有利润，或仅有极微薄利润。为缓解生产困难，浙江不少化纤企业只能停工限产。

　　浙江化纤行业的领头羊——萧山横逸集团2003年到2005年，销售额由40亿元增长到60多亿元又到100亿元，但利润却不见增长，就靠扩大生产规模和数量来支撑企业了。萧山为浙江最大的化纤生产基地，2004年化纤生产能力已达340万吨，产量270万吨，利润仅4亿多元。至今这种情况未能改变。2007年横逸集团销售额增长到200亿元，利润仍仅三四亿。以前得到这些利润只需销售20亿元就够了。现在企业已经濒临保底极限，再下去就要亏损了。企业规模越小，受冲击越大。 2007年萧山化纤生产能力404.07万吨，占全国的16.9%，涤纶、锦纶、氨纶和粘胶年生产能力均居全国区、县市级单位首位。萧山的衙前镇又据突出地位，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44.53亿元，85%来自化纤纺织行业。可2007年以来由于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银行信贷紧缩等原因，使得萧山纺织企业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如果萧山的纺织业不行了，那么全国的纺织行业也就有问题了，同样如果衙前镇的纺织业倒了，整个萧山也将面临困境。现在已经有5%的纺织企业倒闭，如果这样下去，到年底会有20%的纺织企业停产。

　　目前浙江几乎所有的化纤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关、停、并、转”正在加速，小企业纷纷倒闭，大企业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2006年前九个月，江苏恒力涤纶产量23.8万吨比2005年同期严重减产达57.3％，浙江横逸32.4万吨，减产5.9％，邓匪的心肝宝贝仪征产量仅49.1万吨竟然也减产1.4％。

　　从布局来看，目前我国的化纤工业建设，不管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主要在沿海，内地很少。毛主席建设四川长寿维尼龙厂正是为了改变工业集中在沿海，而现在该厂的地位却大大地降低下去了，甚至不及许多小化纤厂了。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西南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由于邓小平匪帮在中央企业上的失败，现在都处于大大落后的状态。江浙的化纤工业和它们沿海容易进口原料和石油也有关系，但是，且不说我国的石油工业还能不能像复辟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为什么盛产石油的东北经济却一蹶不振呢？为什么没有利用自己生产的石油大幅度地增长化纤产量呢？

　　由于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利润挂帅，一切受利润和市场驱动，抛弃计划经济，生产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整个中国的化纤业都存在这个问题。不是真的我国生产已经过剩了，许多地方的农民衣着还十分破烂，但产品却卖不出去了。最典型的就是2002年氨纶市场火爆，氨纶厂日进斗金。一时间江浙大地新建氨纶厂恰似“千树万树梨花开”。由于氨纶行业已趋向成熟，投资费用大幅下降，行业门槛大大降低，于是生产能力增长迅猛。这本是好事，在资本主义复辟下倒成了坏事。利润挂帅造成了生产和建设的盲目性。到2005年已经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而周边国家和地区氨纶都严重过剩，“对外开放”使得他们得以转嫁危机，抢夺中国市场，欧洲的氨纶丝也通过各种渠道入境，给国内氨纶企业造成巨大压力。2005年全国有29家氨纶企业，总生产能力16万吨，其中浙江15家，生产能力8万吨，国内需求12万吨，至少有3万吨的能力闲置，加上全国还有3万吨的新增能力，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当市场供给远远超过需求时，各生产厂家为求生存，唯一出路就是降价，打价格战。最终导致行业平均利润严重降低。

　　中国的化纤工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管化纤如此，钢铁依赖进口铁矿造成了国际市场上铁矿石和运输费疯涨，而我国出口的钢铁降价。水泥的命运也决定于发了疯的房地产业。为了出口我国的矿产资源，各地各企业在外商面前也自相残杀竞相降价……。在红色买办统治下整个中国的经济都面临着严重危机。如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措施，必然会在哪一天突然栽了下来。这全是邓小平匪帮造成的，希望他们改邪归只能是幻想，只要在他们统治下，我国经济不能不一步步走入困境，总有一天会把拖入绝境。不推翻这个匪帮的统治，各地方和农村虽然一度能够迅速发展终究有限。但反过来各地方发展越迅速，经济实力越强，对邓小平匪帮统治的威胁也就越大。总有一天，地方造反，向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进攻，地方才能得到完全解放，我国的生产力才能健康而又迅速地发展。

　　在邓小平匪帮的统治推翻后，要使我国经济摆脱困境，就必须首先把我国的外贸统制起来。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时期，在外商面前我们是一家，外商在我们面前互相竞争。复辟以后外贸“放开”使得各地、各企业分成多家，长期在外国资本面前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外商从中取利压价、抬价，最后大家都吃亏。由国家来控制外贸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无论在苏联还是我国的毛泽东时代，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现在各地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我国的外贸能不能再统制起来呢？答案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形式。我们可以把我国的外贸部，或者对外经济联络部，或者叫做其它名字，不管叫什么，都可以办成各地方对外贸易的联合体，就像石油输出国组织一样。石油输出分属于各个不同国家在七十年代还可以团结起来一直对外使用石油武器，我国各地方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呢？对外中国只能是一家，必须让外商在我们面前相互竞争，把主动权控制在我们手里。共同的利益所在，团结起来一起对外能够成为大多数地方和企业的共同要求。对国外，大家在外贸部里作出一致的决定。我们需要出口的物资外商压价时，可以一致以减少出口来抬高价格，我们需要进口的物资，外商价格飙升时，可以一致少进口甚至不惜减产来压价。对外国，决不允许任何地方和企业独自行动，破坏团结，不然以汉奸和民族公敌论处，相信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不管是否爱国，出于共同的利益会一起制止极少数汉奸和卖国贼的。在确定了我国对外的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以后，内部再在各地方和各企业之间分配，在内部我们尽可以争论，可以吵得一蹋糊涂，但最后各方面还是得相互妥协、相互照顾，以求互惠互利在对外的一致行动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以化纤工业为例急于干的有以下事情：

　　加强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以尽量增加石油产量，尽量节约石油，使用其他能源，以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如有条件做到自给当然最好了，这不等于绝对不能进口，当然只能买低价的，可以把我国已探明石油的资源作为地下仓库储存着，同时作为压价的砝码，需要时随时能够开采出来使用。

　　尽量增加化纤原料的生产，以摆脱对外国化纤原料的依赖。比如说尽量自己生产对二甲苯，必要时实现对二甲苯和精对苯二甲酸自给，尽量增产乙二醇。在能够自给以前，如果外商不愿降价，宁可少进口以减少化纤产量，也不花血本购买，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这个砝码很重，进口少了就迫使外商不能不降价。

　　我国对外国的化纤和服装出口必须大大减少，抬高价格。这样进口和出口的价格都操纵在我们的手里。

　　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打击中间商在化肥、农药、农用石油产品上的中间剥削，使得化肥厂能够有利可图，化肥价格下降，农民愿意使用化肥，农业增产，摆脱三农危机。——这些将大大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从而开辟了庞大的化纤产品和服装的国内市场。化肥厂也可以充分开工大规模增产从而降低成本。

　　尽量实现化纤设备的国产化，先进的化纤设备外国有的我们必须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得有，我们必须成为世界上最最先进的化纤设备生产大国，不但不能依赖进口，条件成熟时还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化纤设备出口国。继续让各地发展容易制造、档次较低的化纤设备，继续建立各种小化纤厂，尤其在化纤业不发达或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其规模和先进程度让各地各企业自己决定，相信他们会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对自己最最有利的方式生产。这可以使得化纤业不发达的地区，能够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自己的化纤工业和化纤设备工业，并逐渐提高水平，改变我国化纤工业集中于沿海少数省份的畸形状况。鼓励全国各地作平等互利的帮助，先进地区在帮助落后地区中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好处。第二次大跃进中，上海帮助建设了三百座小氮肥厂，还提供了大量配件，对各地是很大的帮助，对上海也是很好的生意，而且大大提高了上海的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把张春桥抬进了政治局常委会，见过列宁的柯庆施同志也从未达到过这一地位。

　　凡是我国自己能够生产的物资尽量少进口。由于各地不平衡，在要求一个地区采购另一个地区的产品时，必然会出现质量、规格是否合乎需要，价格是否比进口货低的问题，这一方面要生产方尽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规格、降低成本和价格，必要时由当地补贴做政策性亏损买卖，另一方面采购方也要本着爱国出发，不迷信外国，尽量买国产货。

　　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必然会再次攻击我们“闭关锁国”、“排外”，让他们去狂吠吧！具备条件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当然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排外，我们不依赖外国市场但要利用外国市场。要把我们的需要变成外国资本对我们的乞求，而邓小平匪帮正好相反，把外国资本对我们的需要变成了对他们的乞求。

　　不是说不能引进设备，但不能依赖外国。只能引进确实比我们先进的设备，避免重复引进。像“四三”方案一次引进十三套氮肥厂是特殊情况——尽快促使农业增产。四大化纤厂就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分别从法国、意大利、西德和日本引进了，自己能够生产的设备自己生产。先进的设备一般只引进一套，自己必须紧跟着学习、制造，如吴泾30万吨合成氨那样，还要批判、改造、创新，争取以后超过国外最最先进的水平。可能时也可以不引进设备而引进技术。如果外商企图卡我们，就坚决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不降格不受人控制，自己努力解决。这样倒可能迫使外商唯恐做不成生意而不能不迁就我们。

　　不是说化纤和服装不能出口，但必须使外商明白，我们得首先满足国内需求，外商如要我们的产品，不能以过低的价格出售，不然宁可少出口、不出口。

　　也不是说原料不能进口，也要使外商明白，我们不依赖进口，必要时可以自给，所以必须以低价卖给我们。不然宁可不进口，宁可化纤减产也不买他的高价。

　　我们可以做化纤出口国和服装生产国，但决不做冤大头。我们也可以做化纤原料进口国，如果他们能够降低价格也不是非自给不可，但是必须做到，一旦他们抬价，我们一定能够迅速自给。我们不能做外国资本的附庸，要让外国资本作我们的附庸。世界上什么企业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最大，我们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怎么能够受外国的主宰？

　　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广泛地建立起统一战线，团结一批，打击一批。对外商予以团结、利用、分化、瓦解，敌对的各个击破。价格于我们有利的外商可以和他们长期合作，友好相处。整我们的外商，必要时可以威胁减弱甚至断绝经济来往，但注意恰如其分，不给其他外商得渔翁之利。

　　必要时我们也可以低价倾销，高价收购，但必须是国际经济竞争必需时才这么做。比如作为生产和消费大国，我们可以用倾销和竞购来挤垮不愿和我们友好合作的外国企业，使得我们足以与愿意和我们合作者一起垄断国际市场。当不合作企业挤垮后再抬高或降低价格。在原料进口上就可以如此，最终使得原料生产商成为我们的附庸。而在化纤产品和服装的出口上使得外商成为我国在外国的零售分部。

　　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国家，建立起石油输出国那样的国家经济联盟，凡是需要进出口的不同行业都建立起这类组织并且连成一体。比如我们需要石油，不但要自己尽量勘探和开采石油，也可以视石油输出国的需要，以我们满足他们的别的需要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石油。比如：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大量出口的某种产品，我们可以以比其他国家低的价格卖给他们，而他们低价卖石油给我们。又如：帝国主义国家从第三世界国家以低价大量掠夺某矿产资源，我们可以使得该资源出口国团结建立起某矿输出国组织后，就对帝国主义抬高价格。如果某个国家的政权由帝国主义的走狗把持，出卖第三世界利益不愿参加这个组织，独自低价出口时，我们可以在其他物资上对它制裁，比如它急需石油，石油输出国就不买石油给它，又如它制造业不发达需要钢铁我国就不买钢铁给他，它化纤和服装需要大量进口时，就只以高价卖化纤和服装给它，迫使它就范。

　　在对外贸易上，我们当然不能老是依赖出口裤子和鞋子，要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个方面全面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比如前面说到的如果我国化纤设备达到世界一流就可以出口化纤设备，氮肥设备也一样。把先进飞机搞出来，也可以出口飞机。

　　印制高级的不易伪造的中国货币，打入国际市场。根据我们的能力和需要，在外国和我们做生意时以我国的货币结算。对外贸易一般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就可以了，既不能像邓小平匪帮在十几年以前那样，弄得外汇十分困难，也没有必要大量储备美元。条件成熟时使得我国的货币成为世界上信用最高的货币。

　　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使一时还不能在全国建立起计划经济，至少应该使得各地方在自己范围内建立起计划经济来。——当然这样一来《军政府的末日》里说的“各个地方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各地之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还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解决这个矛盾是以后的事了。当前首先是推倒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复辟皇朝，首先实现上面那些。

如果坚持毛主席路线始终不变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如果我国能够始终坚持毛主席路线结果将怎样？将如何做？

　　要能够这样，首先最好毛主席不要死，或者有一个能够把毛主席路线坚持下去的接班人。

　　只要毛主席还能再活三年，局势必然大不一样了。

　　首先邓小平根本上不了台。

　　“四三”方案将得到完满的结果，它们大多将在1978和1979年建成。就拿十三个氮肥厂来说，既然在1976年和1977年投产了七个，就不能在1978年和1979年再各投产三个？这是完全应该做到的。四大化纤厂，上海在1977年全面试生产了，长寿、辽阳和天津就不能在1978年或者1979年全面试生产吗？这也是应该的，它们比金山不过晚了七、八个月就开始建设。就算1978年不能全面试生产，1979年总可以了吧！1979年不行1980年总该投产了。其他如塑料厂已有两个投产了。别的项目也都应该在1979年投产。个别或许要到1980年投产，另有个别动工晚的，最最晚也不能晚于1981年。不仅如此，地方中小工业也将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实际历史过程在1977年和1978年投产的都尚且数以万计，以后还得有好几万个投产。也许有的小厂一开始亏损，但这不要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还没有经验，在刘、邓、陈下马风中坚持下来的厂尚且很快就扭亏为盈，那么到1977年我们的经验已经丰富了，还做不到呢？由于大批企业直接和农业、和人民生活有关，投产后就会给农村源源不断地提供农业生产资料使得农业能够丰收。——自然，只要一盈利，国家的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价格又都会降下来，有些厂又会发生政策性亏损。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民足，君孰与不足？给农民让利，农村好了全国一切都会好起来，社会主义的国家还会去计较让利于农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吗？文革以前我国就降过价，文革以来又降过三次价，都使国家使经济越来越好。另外我国还有一大批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中央大中企业也会纷纷投产。因此这1978年到1980年正是第二次大跃进的见效时期，工业将像1963年以后那样迅猛增长，国家财政也将迅猛地增长。人民生活也将有很大改善。

　　农村长期学大寨重新安排山河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也使得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往前追索六年，1972年发生了世界性的大灾荒，全世界饿死了好几千万人，我国虽然也严重受灾，一点不比六十年代初轻，大多数人却根本不知道这次世界性大灾荒——就是因为学大寨抗灾能力大大增强。地震学家耿庆国根据1972年的大干旱预言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但是尽管“没见过的大旱”在不少地方却取得了“没见过的大丰收”。华北在抗灾中打了一百多万眼机井，把旱魃拒之门外。更何况1972年以后我们又连年大规模兴修水利又取得了四年丰收，再有了大量的化肥、农药、农业科技、优良品种和农业机械后，农业将取得更大的丰收。

　　自然这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决不能让邓小平匪帮搞什么“大规划”，不能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建设”。为此必须坚持批邓，1976年批邓刚刚接触到经济就被中断了，我国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明明国民经济进入了一次新的大跃进，建设的规模和成就远远超过第一次大跃进，怎么能够颠倒黑白说没搞建设、生产不发展，甚至受到了什么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呢？

　　不是说七十年代中期没有困难。一场大建设后社会十分疲劳。许多企业建成了但还有许多尚未建成，而生产力是个统一的有机体，这就必然造成生产不协调。再加上大建设不但建设起一套大规模的新的生产力，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和一个新的劳动阶级。新产生的工人阶级受到了新的剥削阶级的压迫，以及剥削的严重威胁，一时不能明白根源，就开始了自发的、自在的斗争。这就是特权和停工停产同时发生的原因。但这不能否定那个时候生产和建设总的来说都迅猛发展的现实。其实停工停产只是1973年秋到1974年七月的事，以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如果说后来有什么冲击生产的破坏活动，那主要就是1976年邓小平匪帮的社会基础脱离岗位不搞生产，借纪念周总理为名搞的四·五反革命暴乱。

　　邓小平匪帮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旗帜来挥舞，以谴责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和建设作为篡权复辟的政治口号，四·五暴乱也是如此。如果说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态度也正是如此，但到了一大批工厂投产，生产大幅度上升，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上升，这些谎言还有市场吗？到那时，文化大革命就将像1963年以后的大跃进那样“拥护的不少，反对的不多”了。邓小平匪帮还能上台吗？毛主席只要再活一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还未等邓匪复辟篡权四大化纤厂可能都投产或者全面试生产了。十三大化肥厂也至少又有三个投产，已投产的七个生产能力也拉上来了。地方性中小工业大多接近完成，产量也拉了来。

　　——不是说阶级斗争熄灭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而是说我们和新的剥削阶级的大较量又会随之开始了。以后就是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也轮不到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残余邓小平匪帮了。那时就是新的剥削阶级出于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充其量也只能像邓小平为彭德怀翻案那样——黄克诚出来后并没有让这个大将继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而是坐了个冷板凳，他们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你死我活的，此时也不过互相利用。国防部长由杨尚昆充当，杨尚昆算老几？

　　不是说在1977年以后什么建设都不能搞。建设自然要搞。但就生产上来说第一不能规模太大。第二应该首先建设如能源——煤、电、石油、天然气等等，还有交通，铁路、公路等等。另外还得继续搞好邓小平匪帮最最痛恨的矿山，把铁矿石搞上去，要努力找富矿、抓精料，让钢铁厂吃细粮，减少消耗，提高高炉产量。这一些的建设周期长，在历来的大建设中既要当先行官，又要当好后卫。面临着大量的企业尤其加工业的大增产，加强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建设是必需的。还要填平补齐、配套成龙，多搞短、平、快项目，使得新建成的生产力尽快协调起来。要充分发挥建成的生产力的作用，革新、挖潜、改造。一般不宜大上新的加工业，尤其不能大上高耗能工业。

　　——邓小平在1975年搞过一个《二十条》，在1976年批判过。不过这个《二十条》里有一条没有任何文章批判过它。——那就是“革新、挖潜、改造”，这一条并没有任何错误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其实最不重视这一条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这伙匪帮篡权上台后也没有提到过它。《二十条》里有它不过应景而已。一场大建设后，一段时间里不能再大上新项目，但必须做好革新、挖潜、改造工作，尽量地发挥生产能力。

　　毛主席历来指出必须“建设一批、巩固一批、再建设一批、再巩固一批……”，“先生产、后生活”，要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建设尤其要注意解决人民生活上的欠账。

　　——确实有欠账，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拿这个来攻击文化大革命自然是胡说。在一场大建设中发生一些欠账是正常现象，一户人家购一个大件有一段时间内生活刻苦点都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何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大发展时期，大批人就业，大量的工资发出去，在1972年发生了“三个突破”呢？农业连年丰收，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如1964年人口调查，每个职工赡养3.4人，而1976年不到2.1人。职工工资没有很多增长，工作的人多了，负担减轻了。因此这儿说的欠账不是人民群众勒紧裤带了，倒是国家工资发得太多为过分膨胀的购买力困扰。

　　欠账是有的，如上海连续十年给国家作贡献，国家基本上没有给上海拨资金，群众的住房紧张。工厂也有不少亟需更新改造。到了1978年大建设进入了尾声，该为上海人民建设住房了，工厂也得更新改造了。其他地方的还欠账早已开始了。至晚1974年起有些地方就开始为职工建设住宅了。内迁工厂还要早些。1971年给职工加过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全部转正。到了1978年也应该再加工资、并把新出来的合同工和长期临时工转正。——是1978年，不应该1977年。如果不发生唐山大地震或许还可以在1977年加工资。邓小平匪帮在1977年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后还没等生产拉上来就在1977年加工资实在是蛊惑人心，不就是为了表示只有他们才最关心人民生活。结果1978年开始发生轻微的变相涨价。还有不少地方原来物价水平比较低，地区类别定得比较低，工资也比较低，经过一场大建设后，大量的人就业大量工资发出去，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自由市场的价格也一下子上升了。

　　人民日报1990年4月18日《扬子江畔化纤城——仪征掠影》吹嘘说：“开工初期建设大军涌来，造成了副食品供应的一时紧张，镇上居民抱怨，化纤厂来了，菜都跟着贵起来了。”——他们也知道建设大军来了会造成副食品供应紧张？其实八十年代物价飞涨首先是经济搞糟了，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结果，也是邓小平匪帮为了培育特权阶级不顾经济情况频繁地加工资奖金，“拉大差距”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正是为了使紧接着的物价上涨冲掉大多数职工的实际收入，好让他们穷了下去。

　　他们为什么不说在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中所以会供应紧张，主要原因正是全国到处都在大规模地建设。这本来就是事实，他们反要用供应紧张来造谣，说经济建设和工农业发展不快人民生活下降。

　　到了1978年随着大建设成功后生产上去了，而且大量的是直接关系到农业和人民生活的企业投产了，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料到了农村，农田水利建设发挥效能，优良品种和农业科技成就的推广，从而农业继续连年丰收，而且完全可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丰收，就有能力给职工增加收入，也应该给职工加工资，缩小地区差价也到时候了——低类地区提高地区类别，毛主席在世时国家就已经提出了。

　　农业机械化也初步实现了。因为地方工业是围绕着农业建设的，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发挥就是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农村成了重工业的市场，尤其成了地方重工业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几亿劳动力，一方面可以更加精耕细作、更多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必然要提出农村工业化来安排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现在沿海不少地方如江南、如山东、河南、河北的农村相当富裕，正是那些地方农业机械化搞得早了一些，社队工业搞得早了一些，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时已经站稳了脚跟得以继续发展的结果。农业机械化稍慢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在1976年已经机耕和喷灌，社队工业也已起步，但尚未站稳脚跟，邓小平匪帮一上台就什么都没了，甚至要用人力拉犁了。如果毛主席多活几年，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将在更多的地方站稳脚跟

　　到1980年这一切都实现了，国民经济就更加协调了。到那时，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谰言就将像攻击大跃进的谰言在1966年那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而且到那个时候，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还将远远超过1966年拥护大跃进。因为取得的成就大得多，人民的生活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降低过。大跃进中建设的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是自我服务的重工业，和人民生活没多大直接关系，而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工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化纤厂使得“人民丰衣已可期”，优良品种和化肥厂等使得人民的餐桌丰富起来了。由于四大化纤厂在1980年前就可以建成，许多小化纤和自己建设的大中化纤厂还可以从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由运动战进入阵地战，那么人民的衣着水平将在八十年代初就会达到邓小平复辟后在1986年才达到的水平或者更要高些。

　　——不过不能保证取消布票。中国的农村是很大的市场，农业丰收后农民购买力必然大大提高。每个农民多穿一尺，城市居民就会少穿五尺。其他票证除了工业品以外也一样。邓小平匪帮依靠物价飞涨来取消票证一点不稀奇。1949年全国农村人口包括地主富农人平每年只吃三斤肉，大城市人口只吃七斤肉，肉铺里的架子上还不是挂满了肉？从来不要定量。空喊“富起来了”是不可能使得农民购买力提高的，相反农民最不愿意听到的正是“富起来了”。

　　接下去就是如何进行下一次的大建设了。这就是周总理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毛主席的十年大规划的后五年，为下一次大建设做好准备。要不要建？建什么？怎么建？又会发生斗争。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使得地方实力大大加强，土皇帝阶级必然要据为己有剥削广大的工人农民，他们的压迫早就使得工人群众大为不满了，在中央也会有一些新的走资派出来。这些第二批的走资派，对于下一次的建设必然会提出适合于他们自己利益的方案来，这些方案必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土皇帝阶级将失去他们最后的一点积极性，而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力而有待于清除，而工农不满意他们压迫剥削也必然要起来反抗。——这就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统一战争。

　　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要求在1981年到1985年生产有1964年到1966年那样大的增长，这是因为建成的一套工业已经发挥了作用，不能要求还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掘，不能光靠挖潜来增产。对一个农民来说，买牛的时候是最艰苦的时候，买到后一段时间是生产大增的收效期，但不能要求把收效期的增长长期保持下去。要再增长需要一个新的艰苦的基本建设时期。而在此以前又需要一个准备时期。

　　历来革命时期生产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自古以来的大革命都是在社会被统治阶级搞得一败涂地经济崩溃后才能发生，在革命中，反动阶级的疯狂屠杀和反扑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相比之下，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对社会完全失去了积极性，但没有让他们复辟上台把国民经济搞到破产的地步就非常及时地发生了，革命过程中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内战，只有微不足道的武斗，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毫无疑问，武斗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不甘心灭亡，而新生的土皇帝阶级又要上台挑起的，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决不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历来的剥削阶级都是一方面大规模地血腥镇压人民革命，为此不惜破坏甚至毁灭生产，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犯下的罪恶归罪于革命。对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污蔑也是如此。雕虫小技，不足为道。历史将作出最公正的结论也已经做出了最公正的结论。现在谁都已经看到，真正破坏生产的是邓小平匪帮复辟，大批的工厂被他们搞垮了、私吞了，像目前地方上总算突破了他们的压制有了大发展，又陷入了新的困境。苏东坡在论吴楚七国之乱时也说过，世界上最怕的就是社会表面上的繁荣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汉景帝削藩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无谓挑起一场大内战，但后来呢？谁都理解削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防止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内战。待到藩王自己认为时机成熟起来谋反那就来不及了。就会有更大的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样历史已经并且在以后更会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主动适时地发动，就仍然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匪帮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虽然不能上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却还存在，但政权将为土皇帝阶级所篡夺。他们也必然要扭转今后经济和建设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们和他们都主张发挥地方积极性有共同之处，这时我们和他们已没有共同之处了。一直到他们把国民经济搞垮后才会自发爆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代价就大了。

　　最好毛主席能够护送我们到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只要这场革命爆发，魔鬼一放出瓶子就没有人能够收回去了。即使毛主席不幸在那以后逝世，全国人民也一定能够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所以如果毛主席还健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大致上将在1980年前后爆发。革命胜利后就会进入第三次大跃进，这就是完成毛主席指出的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案。

　　1975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预定完全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为下一次大跃进做好准备，一共要花十年时间，这是大大留有余地的。我国是在1963年初步建立第一次大跃进要建立的工业体系的，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九大后开始第二次大跃进，只花了六年零四个月。这段时期和周总理宣布的十年规划时期有相似之处。如果同样时间，那么从1977年初步建立第二次大跃进所要建立的体系算起，经过六年零四个月，到1983年四月就可以进行第三次大跃进了。

　　如不是唐山大地震，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完全能够提前建成完善。那时建设速度非常快。不仅金山，就是辽阳在1975年上半年受过邓小平及其走卒的破坏，到1975年下半年和1976年建设速度都很快。三个塑料厂有两个在1976和1977年投产。地方性的工业在1976年已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有的企业投产较早生产能力一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到了1976年尽管遇到唐山大地震，反而达到了设计要求。所以如果不是唐山大地震，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全可能在1979年提前完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有可能提前在1979年爆发，考虑到唐山大地震以及必须留有余地，建成和完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定在1980年，相应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有马克主义领导发动，那么至晚到1981年就会爆发。

　　如果毛主席护送我们到那个时候，不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永远不可能上台了，土皇帝阶级也将在革命中被打倒，革命不获得胜利就不会停止，新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能够端正方向，第三次大跃进就可以爆发。

　　不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定胜利是一回事，革命后谁来掌握政权又是一回事。第三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会产生。搞得不好，没有产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有可能被篡夺。

　　这种情况解放以来历来部分地存在着的。一如：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使得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篡夺了相当的权力。二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并没有绝迹，新产生的土皇帝阶级篡夺了相当大的权力，造反派反而大多数被打下去了——自然比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比辛亥革命中的造反者的命运要好得多。

　　但即使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第三批走资派所篡夺，政权到了他们手里，那么尽管革命者的命运很悲惨，他们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贡献也已经实现了。第三批走资派会做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把国民经济新的大发展搞下去。华国锋不是对于湖南，也许还有全国的经济发展作了不少工作吗？沿海帮贡献也极大。就是邓小平匪帮复辟以后，不少土皇帝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自然作为资产阶级在没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约束后，必然要把新的经济建设方向扭转到为他们这一阶级的狭隘私利上去。但是和无产阶级的建设路线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同路人，有共同处。

　　最好由马克思主义者掌权，并且领导第三次大跃进。这也是极可能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到三年，和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最最激烈的斗争不过几个月，在造反派中没能锤炼出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不足为怪。经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不少年轻人受了锻炼，又经过十几年曲折，虽然淘汰了不少人，但再经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锤炼，很可能会产生出新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来。因此决不是说毛主席逝世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一定会被新的走资派所篡夺，局部的篡夺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在第三次大跃进中我们将怎样建设呢？这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说过，这儿只说如何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邓小平匪帮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自然一贯攻击我们“闭关锁国”、“排外”，这不去管他们了。前者是要当汉奸、卖国贼，后者是要把我国作为殖民地做不到，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从外国引进技术在有利的不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当然要干。但是决不能像邓小平匪帮那样当红色买办、当洋奴，一切依赖外国，并在最后被外国控制甚至付了钱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废品。不是说在1978年不能引进，一方面不能那么大的规模，另一方面应该把引进主要放在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建设方面。但是邓小平匪帮的七八年大规划恰恰是放在大量耗费能源的加工业上。还有尽可能不要重复引进。引进的不单要使用也要消化吸收、要批判改造创新。毛主席引进了十三套特大型氮肥设备，邓小平又引进四套，这就完全不必要了。我国的特大型合成氨厂自己已经搞出一套来了，有了经验就应该继续发展创新，自己来搞。吴泾的合成氨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尿素至于外国的一半，必须学会年产48万吨，甚至52万吨的尿素生产。一般来说外国的氮肥设备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就没有必要再引进了，就是有新的创新也只需引进一套研究，或者只需引进技术就可以了。以后特大型氮肥设备应该主要靠自己，由自己来大批量生产。这样既可以以小得多的代价获得大量的化肥设备，又可以使自己的机械厂开工饱满，不像1979年到处都“文明生产”。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我们的氮肥设备生产能力。要研究创新，做到我国的特大型氮肥厂世界第一流。——如果不是我国的农业急需化肥来大规模地提高产量，毛主席也不会在1972年一下子引进十三个。

　　化纤厂也是如此，毛主席已经引进四个，前面已经能说过，它们各不相同。金山生产涤纶、腈纶、维尼纶、聚乙烯，引自日本、西德，辽阳生产涤纶、锦纶、聚丙烯、聚乙烯，引自法国、意大利、西德，长寿生产维尼纶，引自法国、日本，天津主要就是涤纶，引自日本、西德，原料也有区别。各有特点，这样世界上好的技术我们都学习了。就像1973年我们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特大型氮肥厂那样，在这四套化纤设备都投产前后，就应该自己来研究生产最先进的化纤设备了。开始可以先各研究一套，这就算是第三次大跃进的准备内容之一，建成投产后到第三次大跃进中就可以大批量地制造我国自己的化纤设备了。要批判、要改造、要创新，要使得我国自己制造的大型化纤设备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不是说外国的化纤设备完全不能引进，但如果没有新的特色，不是最先进就不引进，引进最先进的也不仅仅为了使用，而是学习提高我们自己的化纤设备制造水平。

　　那么那个时候最最需要引进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制造先进设备的设备。如果外国在制造氮肥设备和化纤设备上有特别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那就拿来装备自己，也要自己学习制造，也要批判、改进和创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至晚到了二十世纪末，我国的化纤和化肥不仅制造技术、生产量，而且设备制造能力也将走在世界的前列。还可以大量出口，成为世界上的设备大出口国。

　　其他如发电设备、钢铁工业、煤炭开采、造船工业等等，所有的工业都是这样。像军工和尖端技术，人家不会随便卖给我们那就得完全靠自己研制。运十应该大量生产除了自己使用还可出口。我们在没有外援下从一无所有起家，到了1976年可以搞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卫星回收、造船工业体系、核潜艇、运十、歼八还有更新的飞机在研制中，通信卫星和载人航天也已经起步，难道再过二十多年还做不到这一些吗？——不多说了，大家可以明白，这样我国到2000年一定会成为世界上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最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将装备起世界上第一流的武器。就是农村也是一样，尽管受了邓小平匪帮的严重捣乱和破坏， 1976年农业机械化和社队企业已经站住脚跟的沿海，现在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那么没有这样的破坏呢？这将在全国普遍地以高得多的水平实现。

　　这样到2000年或许再早一些时候我国就会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匪帮能够统治至今的原因

　　但是如果毛主席早一些，于1975年六月去世呢？邓小平很可能在那时就复辟上台，他一上台第一件事自然还是把广大的工农和革命者打下去。在这一问题上第二批走资派会和他合作，并且合作得很好的，一贯合作。

　　但是紧接下去如何来安排我国的经济呢？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批邓，邓小平的大规划被拖延了两年，从而为毛主席的大建设争取了两年时间。1978年邓小平搞大规划时，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已经建成投产了大量中央工业，“四三”项目有一半已经投产，其余也到了扫尾时期，每年有数万数万的地方企业投产——这一些都给邓小平匪帮带来了大量的红利。他虽然痛恨地方经济，拼命扼杀和榨取，也已经站稳脚跟强大起来给他提供了大量的贡赋，“四三”方案以及其他中央企业也迅速收回投资，带来了大量的利税。这使他上台后尽管多次遇到严重危机，可是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经济多次面临崩溃却还至今还没有完全崩溃，他的统治也就维持着。

　　然而如果毛主席于1975年去世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建设才做到一半，中央大工业建到一半，许多离投产还早得很，“四三”方案一个都没投产，有的还刚开始建设。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独立性，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地方小工业虽有不少已经建成，但大量的还没有建成，经济实力还弱小、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体系，因此没有站稳脚跟。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无疑要像反动影片《樱》、《婚礼》、《峥嵘岁月》等所说的，马上搞他的大规划，大规模地引进一批大项目，1975年他不是要推倒鞍钢的大高炉建宝钢那样的钢铁厂吗？时间比1978年要早两年，但是却没有1978年具有的强大经济基础。1978年有那么好的基础尚且很快地可耻破产了，不得不一度下马，那么1975年他就更搞不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也被破坏了。别的不说，“四三”方案还能搞上去吗？结果必然两套生产力一起上谁也上不去，即使邓小平匪帮后来不得不为毛主席那套让路也已经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而离投产还遥远得很。更可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他要毛主席那套让路从头开始上他那套，那就更上不去了。这个局面他将如何收拾呢？

　　——他自然首先会将破坏生产的责任推到文化大革命身上。但推管推，如何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呢？他是拿不出任何办法的。没有大量的红利可以供他上这样的大项目。

　　而且很自然，邓小平匪帮必然又要大批所谓的“小生产方式”，扼杀地方工业。地方经济还没有站稳脚跟，这将使地方工业半路夭折，他们也就不可能从地方盘剥到大量的贡赋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结果是毛主席那套被严重破坏，建设停止长期不能投产，地方经济也几乎完全被整垮。在实际发生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大量红利，他的大建设尚且拖到九十年代初才投产，而且投产后不但没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反而物价暴涨实际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更没有办法对付了，连表面上的投产也不可能做到了，却大量消耗了资金，负上了难以偿还的外债。外国的资本家也不是傻瓜，他们借钱首先要赚利息，要看你有没有偿还能力，结果必然停止贷款，全国经济也必然很快崩溃，经济崩溃了他们的统治也就继续不下去了。

　　一开始他们可以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人们也还可能容忍，可是经济越搞越糟，时间稍长，就难以容忍了。地方经济的扼杀也必然要受到地方上的愤恨。这一切使得广大人民和地方势力都起来反对他们的统治，并最后结束他们的统治。所以邓小平匪帮的统治决不会像现在那么长。

　　邓小平匪帮大肆攻击批邓，深恶而痛疾之。但对他们来说，批邓实际上是最大的幸运。正是批邓争取了两年的时间，使得毛主席的大建设能够在1977年大致建成，他们一上台就能够拿到了大量的红利，可以把局势支撑到现在。

　　这决不是说由于毛主席早去世一年多反而更好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总是存在的，只是由谁来复辟、怎样复辟变了。

　　那种情况下倒邓以后，并不等于我国已经重新走上了社会主义轨道。由于工农和革命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虽然在倒邓的斗争中又会起来，但一般来说，力量已经受到打击被削弱，组织已经被邓小平匪帮在土皇帝的帮助下打散。这样，胜利的果实就会到了土皇帝的手里。全国就会四分五裂，毛主席的中央工业包括“四三”方案也会被土皇帝阶级所瓜分。从“四三”方案的项目来看，各地瓜分后也完全可能把它们开动起来的，不像铁路等需要全国统筹。各地的地方工业也又会重新起步，这时地方上已经有了两次大跃进建设的经验和留下的基础了。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建成，各地方的实力也会大大加强。经济力量的加强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加强和政治野心的膨胀。全国就会进入长期的军阀混战。由于不久以前土皇帝阶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对于挽救我国经济从邓匪的灾害中走出来做过一些工作，所以会给许多人一些幻想，会去拥护这一帮或者那一帮的土皇帝。所以土皇帝阶级的统治将相对长。

　　但是另一方面土皇帝阶级究其本质来说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绝不是对经济光有积极性，他们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安排地方经济，在要不要发展地方经济上，他们和工农大众和毛主席路线有共同之处但绝不是完全相同，他们发展地方经济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剥削和压迫工农大众。他们也一样会借口“物质刺激”来“扩大差距”培养他们的统治基础，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大多数人穷下去。他们也一样会盲目追求利润，像农用工业利润少他们就不会很喜欢——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搞好他们盘踞地的农业，自动放弃了广阔的农村市场，最终他们将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纯粹是消极的力量。在我国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他们也一样会在最后去投靠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也必然会在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土皇帝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挑动他们互相混战。——直至人民群众终于不堪忍受重新喊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来。

　　所以毛主席早逝世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

　　不是说现在我们就没有面临着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是土皇帝阶级已经太成熟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已经不多了。因此今后邓小平匪帮垮台，他们将很快就成为纯粹的消极力量。而革命人民在这二十多年里，力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积蓄，目前人民的反抗水平虽然不高却已风起云涌，人民的重新组织起来已经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了，所以按现在发展趋势，邓匪垮台后将会出现革命人民的政权和土皇帝的政权并存的局面。

　　从这儿说的看，邓小平匪帮的确很幸运，早一年、晚一些都不一样。其实任何时候我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上台的人都很幸运，不是幸运儿就轮到别人上台了。他如能够在1975年上台也是非常幸运的。统治要短一些，但首先没了批邓的灾难。还有在军阀混战发生时他仍然存在再一次上台的机会。在人民和革命的力量还小时，军阀混战不息会使一些人去怀念他们统治时的“统一”。

　　——如果确实在1975年就发生邓小平匪帮复辟，那么不很久就会发生的倒邓不是别的，正是1976年毛主席主动发动批邓的“自发版”。历史转了一个大弯子，付出了大代价，最后还是自发地发生了批邓。也并没有彻底解决邓小平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问题。即使把他枪毙了，他所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戏还没有完，还有可能再演一次。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1976年四·五暴乱后，毛主席不将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一个原因了——他的戏还没有完，他们那个反动阶级残余的戏还没有完。毛主席认识到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必经途径，给他们再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给他们，他们还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与其让他们另换一个代表人物登场，倒不如继续让邓小平来表现。人民就可以一眼看出，什么样的货色又粉墨登场了。

　　这一表现不是别的，就是实际上发生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匪帮的资本主义复辟。——只是毛主席在，他们不可能上台，时间也不会那么长，最多不过几个月。或许几个星期，甚至几百个小时。但现在由于毛主席在1976年批邓不久逝世，历史的必经曲折就走成了一个二十多年还没有走完的大弯子。

　　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日子并不好过，一直在危机和设法渡过危机中过日子。而且总的来说危机越来越严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是如何经历并度过一次又一次严重危机的。

　　1978年他刚上台就搞大规划，当年就破产，但他还要搞下去。1978年尽管有不少工厂投产，但不少工厂生产下降，产品积压，到了1979年不得不搞“文明生产”。这次就是大危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和毛主席的建设受到挤压，地方工业被扣上了“小生产方式”的帽子，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坚持要把他的大规划搞到底。在这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压制反对的声音，他就向比他们更落后的反动势力靠拢。而这些势力有的一度还是他的死对头。

　　邓匪小平一上台首先为他最最坚定的死党陶铸平反。这不难理解，陶铸在文化革命中搞换头术保他，现在投桃报李。接着又为刘少奇平反，这也不奇怪。尽管高岗事件后，毛主席把他拉出来不但为了牵制彭德怀、高岗，也为了牵制刘少奇。但后来毕竟他们结成了同盟，不为刘少奇平反又如何“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呢？在那时他还没有为彭德怀等翻案。

　　但到了1979年他的大规划陷入困境了，他就把右派和地富反坏右一风吹，还给以优厚的待遇，为资本家“落实政策”，又为彭德怀平反。什么样的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

　　他以前不是参加过民主革命和土改吗？说来也还参加过社会主义改造。照理来说地主、富农、反革命都是死对头。尽管这些人未必感谢他，甚至不讨好还是要骂娘。但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掀起反对他的浪潮，因为大家还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如让文革派上来，让工农掌权，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至于右派，这可以问北大的林希翎，她可以作证。1957年，说起来她们似乎更恨刘少奇和邓小平。按她们的说法，毛主席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毛主席当然提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而且还是发明者，但绝不等于说为了放任毒草和牛鬼蛇神翻天。但她们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解释为就是让她们翻天——按她们说由于刘少奇等人不同意，而且在党内的势力很大，党内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不多，后来据说毛主席受不了刘少奇等人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反击。她们那时说，毛主席说“引蛇出洞”不过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面前，对自己以前放任她们翻天的一种掩饰，右派没有受到国法的严厉惩处也被她们解释为毛主席自己觉得对不住她们，所以处理从宽。——这些说法自然非常可笑的，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右派眼里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不是他们的保护伞，而是最坚决的死对头，似乎她们对毛主席还有所同情。——林希翎虽然可笑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她眼睛尖，居然被她注意到毛主席作双百方针报告时刘少奇等人退了场，主席台上稀稀拉拉。我们知道邓拓因为不宣传毛主席双百方针的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撤职。但现在邓匪小平把她们一风吹了。

　　彭德怀也是一样，他原是高岗的后台，和刘少奇是死对头。文官中除了张闻天外都是死对头，武将中除黄克诚外也都是死对头。高岗就是借反对刘少奇反党的。高岗失败后，彭德怀不得不作检讨，却怀恨在心随时准备报复。1958年他把许多将军元帅打下去后，黄克诚当上了总参谋长，他自以为把解放军控制在手了，又受到了赫鲁晓夫的赏识，就准备再一次较量，把文官都打下去好篡党夺权。而文官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开始他期望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好请赫鲁晓夫出兵帮他上台，可匈牙利事件迟迟不发生。就在这时毛主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开始他也不觉得什么，没有参与或者不过随声附和。后来庐山会议快要结束，他突发灵感，觉得这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文官，架空毛主席的大好时期，于是写了那个无名书。毛主席给它加个标题“意见书”让大家讨论，自己请假。可刘少奇等人能够容忍吗？于是庐山会议发生了大争吵，声音之大，闹得连请假的毛主席也不能休息。不得人心的彭德怀引起了公愤，从文官到武将都群起而攻之，刘少奇留下了他的名言：“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最后毛主席出来拍板，彭德怀罢官——其实大局早就定了。但毛主席还是宽待彭，而刘少奇等人恨不得把彭德怀置于死地。彭德怀看到形势不妙写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对我的批判是对我的挽救，永不翻案，决不搞打击报复”的检讨。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并且宣布反右倾结束，要求把彭的检讨和他的批示传达下去。可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愿结束，搞了反右倾扩大化。1962年彭德怀要求翻案，刘少奇还说他是宗派问题不能翻案。——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他们与彭德怀是什么样的死对头了。其实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还对刘、邓受批判抱幸灾乐祸的态度，现在的《彭德怀自述》邓小平加过工，基本删去了，明眼人却还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现在邓匪小平也帮彭德怀集团平反了。

　　就是陈云也是一样，别的不说，1957年批判反冒进就是刘少奇出来作报告的。陈云指责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最不会高兴的自然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下陈云的地位也提高了。

　　连周扬最最不能容忍的的死对头胡风也平反了。许多国民党反共分子得到了离退休革命干部的待遇。

　　总之用鲁迅的诗来说，以前是“你骂我来我骂你”，现在则是“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了”了，但也未必会那么“和谐”。

　　邓小平匪帮不能把大规划搞上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一切牛鬼蛇神而且都是自己以前的死对头全都放了出来。自然不会愿意给他们多少实权。

　　这种情况在历来的倒退复辟中都不鲜见。反动阶级复辟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付人民革命和进步势力，不惜和他们以前参加打倒的，更早的反动阶级残余结成同盟，以扩大反动统治的基础。以前的旧账不是没有记在心中，也不是没有怨言，但革命人民在面前，最需要的是共同对付革命人民。至于旧账那到以后再说。

　　另一方面，尽管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打着民主的旗号，极大地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可他们的民主历来就只许他们自己说话，不许对方说话，自己一旦上了台就不允许再有什么民主了。包括大字报在内的四大被宣布为非法，西单民主墙被取消。另外又组织起镇压人民群众的特种政治军事警察——“公安部队”，即后来的法西斯武警。

　　但这些人只可能和他一起对付人民。作为更反动阶级残余的残余，不能帮他度过经济难关。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建立法西斯统治也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统治。从来的反动统治都有强大的法西斯的国家机器，都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力，但是并没有保护自己不会垮台。最关键的经济问题不解决是不能长期立足的。

　　由于大规划终究破产了，两套生产力一起上根本上不去。在这个时候反对邓匪小平的声音出来了——这就是1980年。反对是从两方面来的。从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邓小平匪帮决不会投到进步的一方面去，而是向更落后更反动的一方面投降。这时陈云正在跟他抬杠，他不能不让陈云出来搞经济，一时报上到处都宣扬“陈云经济学”。——陈云有什么经济学呢？1981年他搞了不到一年也一样一败涂地，以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告终，好像以前有谁说过只要吃饭不要建设那样。其实从来就是他在指责别人顾了建设没有顾吃饭。邓匪小平立即夺回了权力。

　　这时邓小平匪帮的统治不但受革命派东山再起的威胁，还受到了陈云的严重威胁。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但陈云的心中是这样想的——只要他能够使经济摆脱了危机，他就要如何如何上台，对邓小平等人将如何如何处理。但是这一切都是幻想，他比邓匪小平更落后，邓小平匪帮搞不好的他岂能搞好？八十年代初我国的建设发生了一个低谷，生产也发生了一个低谷，财政上更是严重的低谷。农业也连续三年大减产，依靠毛主席的大量余粮和进口一时没有出现饥荒。“陈云经济学”也不见得更高明，于是邓小平匪帮立即夺回权力。

　　唉！如果刘少奇不死多好！如果彭德怀不死多好！他们不死那就好看了！究竟谁上台呢？刘少奇会说我是国家主席，应该我来当老大。邓小平一听不好，马上反驳说：“七千人大会上，你和彭真合伙把我抛出来，逼得我检讨，弄得大家都说我‘不深刻’。此一箭之仇岂能不报？”彭德怀会说，1959年就数我最正确，你们都搞“浮夸风”和“共产风”，杨尚昆算老几？必须还我的国防部长。邓小平肯把军权交给他吗？右派分子又出来说了，1957年正是你们反对双百方针，反对四大，逼得毛主席整了我们，还是我们上台。或许她们又一次地会以拥护毛主席的姿态出现，不过毛主席“犯了错误，没有顶住刘邓的压力，羞羞答答地搞了反右”。最后蒋经国说，还是我们蒋家皇朝来统治吧！某些人又不干了，会说：“大陆的共产党四分五裂已经破产了，而你蒋经国还是个共产党员。”……这样真是热闹极了！！！好看极了！！！

　　尽管刘少奇、彭德怀都死了，1980年陈云不是说：搞经济还得靠我吗？

　　可就在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这么一来一往的几年中毛主席的“四三”方案完工了，地方和邓小平匪帮的中央分了灶后，地方经济上去有了不小的地方财政盈余了。农业也由于毛主席的大建设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农用物资和农业科技等回升，并且在后来保持了一个低速的危机性增长，依靠一胎化暴政避免了大饥荒——就这样，邓小平度过了他一生中一个大危机，马上就开始了揩屁股工程——“重点建设”，要把1978年失败的大项目搞上去，建成投产。

　　在1983年到198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大多投产，生产增长较快，财政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使得邓小平匪帮可以大肆勒索来搞他们的重点建设，不足之处大量借外国的高利贷。由于经济相对还可以，所以除了1985年宝钢点火有学生抗议外，一般来说人民还无作为。地方由于财政收入较大，日子还可以过也没有逼得正面对抗，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巧妙地使用偷税漏税，提价等办法。

　　1988年邓小平匪帮对地方的勒索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物价上涨也到了人民难以忍受的地步。大规划还久久不能投产，建设资金越来越捉襟见肘，这时邓小平匪帮的统治又到了一个严重的危机时刻。内部也有人反对，报上已经有人不点名地对匪首邓小平作了指责。前面说到《现代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供认：“1989年春天，是个不平静的春天，30万吨乙烯陷入最困难的时刻，乙二醇工地停工待料，工程已进行到了一半”仍然缺乏资金，在建设上海的乙烯时复辟政权上层又一次发生争论。有人提出向更落后的方向倒退，倒退到1957年的右派那儿去。邓小平匪帮要保住自己的统治也确实准备这样做，但他们始终不肯打着白旗反红旗。他们是靠窃取共产党的名义起家的，离开了共产党这一金字招牌又怎么统治得下去呢？于是有人利用学生中的不满煽起了学潮，后来学生又借人民群众的不满提出了反对官倒、腐败和特权，终于人民群众的不满爆发了，形成了1989年的五月风暴。——其实那时大多数群众一开始还并没有要打倒邓小平匪帮的统治，而是还有幻想，幻想他们能够肃清腐败，放弃特权，改进经济。邓小平匪帮则回答以六·三大屠杀。公开地暴露了其血腥镇压人民的法西斯面目，“无军不稳”成了他们的统治诀窍。这一屠杀也是做给地方看的，地方如敢抗税一样镇压，更不用说造反了。但是地方毕竟有实力，对地方的榨取不能不有个限度，以免把地方逼反。更多地让地方来投资、入股，这样还没建成大规划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不分到了地方手里。

　　1991年揩屁股工程终于将完成，邓小平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就来了个南巡讲话。对他来说一个很大的负担算是放下了，他又一次渡过严重的危机。他以为有了这些揩屁股工程的投产，就可以博一下，或许从此以后国民经济就可以平安地发展。严重的财政困难就可以渡过。

　　可是国民经济并没有因此而摆脱危机，这一依靠对原来的生产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大伤元气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并没有改变财政上的危机，反而企业负债经营，物价飙升上去。人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越来越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中央财政增长也越来越赶不上物价上升。

　　不管他们的资金有多少个来源，归根结底揩屁股工程就是靠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成的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建成的。没有这一切，或者数量少一些，他们的揩屁股工程就不可能建成。来自中央经济的资金和物资，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建立的企业生产出来的，其中不少就是被他们拖延的“四三”方案生产出来的。搜刮自地方的资金更是独立战争以后建立的地方“小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所借的内外债务也都归根结底要依靠以后的继续大搜刮来还。搜刮的对象还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量生产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立的生产力。所以尽管邓小平匪帮大肆攻击毛泽东时代，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和建设，他们自己的大规划建设却一直靠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建立的生产力维持下来的，他的统治也是因此而维持下来的。到了揩屁股工程完成后，留下的一屁股内外债也得靠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生产力继续生产来偿还。不知道现在还清了没有？就算还清了，还是留下了一屁股的债务，借了新债还旧债，包袱越来越重。

　　他们的对付办法还是那一套，继续向后退，这次彻底地使得中国退到了解放以前的殖民地道路。首先自然要加强对人民的剥削，物价越来越涨，人民收入越来越低，实际工资到了只能维持自己一个人勉强糊口的地步，孩子上学的费用越来越高不堪忍受，出售本来使用权就属于人民的住房使得邓小平匪帮回收了大量资金，后来又从建筑业中一步步地加紧剥皮，医疗费涨得大多数人民生不起病，职工的生老病死婚都成了邓小平匪帮搜刮的目标。炒股票又使得大多数上当者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积蓄。中国成了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的市场，建设大量地依靠外债和外资，而且十几亿人民成了外国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中国自己的工业大量地被整垮，大批工人下岗，企业大量地被出卖，有的为外国资本家廉价占有，有的为官僚的或者和官僚资本家有关系的大款所鲸吞。

　　然而，要当殖民地也要有条件，解放前我国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什么人民的反抗，武装的斗争始终没有绝迹过，反而越来越壮大？

　　我们看现在邓小平匪帮的经济赖以支撑的两个支柱就可以知道了。

　　一个支柱就是房地产业，另一个就是服装、鞋子、玩具等行业。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大力建设建筑材料工业，尤其是地方性的小水泥工业，那就不可能有房地产业的膨胀。解放前我国怎么没有发生这种急剧的房地产业膨胀来维持满清皇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呢？关于建材工业将有专门的文章论述。

　　而服装、鞋子、玩具等行业不是别的正是外国资本家对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一剥削除了依靠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量劳动力以外，还靠一胎化暴政对人民群众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另外同样存在着经济基础——那就是我国化纤和塑料工业的膨胀，化纤和塑料正是服装、鞋子、玩具的原料。我们已经知道就其积极方面来说，不是别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建成的生产力。邓小平匪帮可以举出仪征和扬子乙烯作为他们的功劳。但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没有仪征，没有扬子乙烯，没有劳民伤财的1978年大规划，我国现在何止一个仪征和一个扬子乙烯呢？首先我国将学会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制造先进的大型的化纤厂和乙烯等石油化工厂，至晚到了1985年就可能有几个样板厂投产，1985年以后就会大批地建设投产，地方小化纤也将进入阵地战，成为大型化纤厂。

　　所以服装、鞋子、玩具等行业归根结底也还是依靠了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

　　邓小平上台以来，一直是依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造成的雄厚经济基础维持到现在的。没有这一经济基础他早就垮了，尽管他垮台后并不等于我国就重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匪帮上台后，我国的经济也一直处于他的大规划的阴影之下，整个经济必须为了他的大规划而服务。一直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始终处于这两者之中。

　　自古以来当一家人家的老大爷去世时，留下的遗产越雄厚，败家子也就可以多折腾一些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倒退一开始就必然要进行到底，反动统治遇到危机时向更落后更反动的势力残余靠拢，以扩大反动统治的基础，共同对付革命人民和进步势力。不撞南墙不能回头，这一直要继续到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反动统治者没法统治下去为止，到了那个时候，人民群众不但无法忍受了，也终于明白除了革命，除了推翻反动的复辟统治以外没有别的挽救社会的方法。而这种经济大崩溃是一定要来的，人民的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

　　房地产业不过是一堆泡沫，早晚要破灭的，廉价劳动力从事的服装、鞋子、玩具等行业也要看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一旦发生大危机，他们不需要进口我国的廉价产品，这根支柱也就垮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1987年有黑色的星期一，1992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长期的衰退，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衰退。这两根支柱垮了后，邓小平匪帮将如何呢？我国的小化纤虽然已经壮大，但是我国的化纤工业从原料到出口化纤丝、面料、服装都控制在帝国帝国主义一边目前已经陷入利润越来越少的危机，这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邓小平匪帮尽管拼命地勒索和摧残地方经济，但是地方经济的壮大是不可避免的，当地方壮大到一定程度，还会甘心受邓小平匪帮的压迫吗？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和邓小平匪帮的斗争和地方对邓匪中央的斗争是两大潮流，必然要埋葬邓小平匪帮的复辟王朝的统治。关于这一些，请大家再一次地去读一下拙作《军政府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