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执信
朱执信（1885—1920） 名大符，广东番禺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激进代表人物之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的主要宣传者。
朱执信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赴日本留学，结识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1905-1907年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论战中，他积极撰文宣传革命派的纲领和理论，批驳改良派的谬论；还片断 地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翻译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辛亥革命后，他和孙中山一起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得到了新的信心和希望, 思想上出现了和孙中山相同的转变倾向。1920年，他到广州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重回广东准备条件，在联络虎门守军反正时不幸牺牲。他的著作编为《朱执信集》。
朱执信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阐述了关于社会革命论和平均地杈的见解和主张，从理论上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了论证。他认为，引起贫富悬隔、社会革命的本原，是"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因此必须从社会经济组织方面进行革命，改变"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他说： “所谓本原者，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是也。”(《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竞争并不是产生贫富悬殊，引起社会革命的"本原"；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竞争绝对承认，不加限制,才是产生贫富悬殊，引起社会革命的"本原"。他在谈到中国社会革命的 必 要 与 可 能 时 指 出："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既有此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之制度，必生贫富悬隔之结果。……而中国今曰固已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者也，故不得不言中国有社会革命之原 因也。"（同上）在他看来，虽然中国贫富尚未悬隔，但存在对放任竞争和私有财产制的"绝对承认"，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以防患于未然。从这种见解出发，他把平均地杈或土地国有作为民生主义和实现“社会革命”的中心內容。他认为，实行土地国有（指“宅地”），消除私人对“自然生产力”的占有，就是否定对私有财产的“绝对承认”。他主张采取孙中山提出的单一地价税办法，作为实现土地国有的措施。即禁止私人直接买卖土地，土地买卖需经政府允许，土地增价部分归政府,原价归地主；地主如不愿出卖土地，必须把增价部分交国家；国家如有需要，有权按原价征购土地。朱执信力图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去探求社会革命的根源，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了当时算是最深刻的理论上的论证，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激进的民主战斗精神。但是，他认为只要实行土地国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限制”，就可以免除贫富悬殊的产生，从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同孙中山的思想一样，具有浓厚的主观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
朱执信明确地指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他对劳苦大众抱着真挚的同情，他把“细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看作"社会革命之主体"(《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在他生命的晚期，他甚至己认识到，“中等社会“的人（指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下层）将“再没有占势力的机会”，因此，这些人不应“自外于劳动者”，而应“站在劳动社会里头指导他”(《中等社会的结合》〕。这种言论表明，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来指导和唤起民众的想法，但已经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和前途，从而提出了联合劳动群众迸行革命的思想。
资料来源：《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
二：鲁迅
目录
• 鲁迅简介
• 生平与创作
•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 家庭背景
• 鲁迅名言辑录
• 名人评论
• 鲁迅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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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生平与创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鲁迅的著作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二心集》文选 、《阿Ｑ正传》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 、《孔乙己》、《狂人日记》、《明天》、《社戏》 、《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肥皂》 、《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他妈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藤野先生》、《父亲的病》等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迅先生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面，不断探索，勇猛战斗，严于解剖自己，坚定地与民族革命斗争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密切协同，共赴国难，因而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与热爱。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横眉冷对，但却愿意听从共产党的召唤。他说“现实促使我思想已经有些改变”
1927年1月18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乘坐“苏州轮”来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他这次南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听从了中共的召唤毅然做出的决定。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后，这里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很尖锐。当时陈独秀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理论家”戴季陶进中大当校长；在与戴谈判时，中共代表提出许多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聘请名作家、名教授鲁迅担任中大的文学院院长。鲁迅早就向往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去“造一条战线”，通过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之一毕磊的来信介绍，又增强了对被称为“革命摇篮”的中大的了解，再加上许广平此时也在广州，便接受了校方邀请。
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国民党右翼校方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家骅马上登门拜访，提出让校方召开欢迎会，被鲁迅一口回绝。而当天下午共产党员毕磊等学生代表，来邀请鲁迅参加师生欢迎会时，他欣然前往，并讲了话。此间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出面周旋，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等给鲁迅送帖子宴请，都被拒绝。由于送的请帖很多，鲁迅便把它们放在传达室展览，并贴上一张“概不赴宴！”的条子。可是他却与中共中大总支、广东区委建立了密切联系，几乎与共产党员毕磊、陈辅国等天天见面。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中大支部要帮助鲁迅尽快地了解党的政策和任务，让毕磊转交给他《广州评论》、《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供他阅读学习。据徐文雅回忆：“有一回鲁迅和我谈起党的事情，问陈延年是否负责广东党的工作，还说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指鲁迅与陈独秀的密切关系）不久，鲁迅还主动提出，希望与陈延年直接见面。在毕磊和陈的秘书安排下，他们秘密会面了，谈得很融洽。陈延年对毕磊、陈彬如说：“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鲁迅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人了”。许广平后来在《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一文中也说：“接触共产党人方面的人物，他都很好的留出时间，但决不向别人宣传；但从他的实际生活上可以断定这一时期的他，是受了什么方面的鼓舞，得到多少革命力量的启发，是难以计量的。”
作为系主任，鲁迅对学生的要求是“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4月18日，鲁迅在共产党员应修人陪同下，应邀前往黄埔军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鞭挞反动派迫害人民的罪行，他的结论是“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暴力比文学更重要”。这个观点是鲁迅在广州期间受到现实教育的结果，是他的世界观上一个巨大飞跃。鲁迅在批判旧世界中，开始发现新世界，在克服旧思想中，逐渐滋长了新思想，并与中国共产党逐步靠近，他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
不久，上海传来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广州的国民党军警也开始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大校园，鲁迅深为进步学生担忧。毕磊和广东、广州的党的负责人陈延年、萧楚女、熊锐、刘尔松等同时被捕。鲁迅挺身而出，他严峻地对朱家骅说：“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营救。”可是朱居然说：“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和他展开了激烈辩论，营救的希望成为泡影。戴季陶、朱家骅不但不交涉营救，反而还去找毕磊劝降。毕磊虽被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锁住手脚，装入麻袋，投入汹涌奔流的珠江，年仅25岁。区委书记陈延年也被残忍砍杀，年仅29岁。
鲁迅无比悲痛，特别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毕磊被害，使他“彻夜不寐”，他对人说，这个瘦小精干、头脑清醒的青年，常常来谈天的，而今天不来了！他在《三闲集》中写道：“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鲁迅从这次事件认识到“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触到旧社会的要害，才招来“杀身之祸”。而自己过去攻击旧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这是鲁迅思想上又一次伟大转折。政局黑暗，朋友被害，他觉得广州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1927年9月向校方提出辞职，奔赴上海。他在广州工作了8个月。由于鲁迅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斗争，他的名字又一次上了国民党开出的黑名单。
鲁迅在广州是他为无产阶级事业工作的开端；在上海参加革命团体，则是他服从党的安排的自觉行动。
中国济难会是国际总会的一个分会，是党领导的以保护革命者、救济革命烈属为宗旨的进步群众组织。鲁迅到达上海不久，济难会就派人同他联系，10月19日鲁迅出席了济难会负责人王望平组织的会议，讨论机关刊物《白华》的出版问题。这是鲁迅到上海后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生的第一次联系。鲁迅正式参加了济难会，并花了许多精力从事这项工作，还多次捐款。“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也是党领导的政治性团体，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纲领。1929年底开始酝酿时，党中央希望鲁迅参加并作为它的一个发起人，派冯雪峰去征求意见，鲁迅“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成立大会是秘密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在白色恐怖下，参加这样的组织意味着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此举震动了社会并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和忌恨。鲁迅对他的一位日本朋友长尾景和说：“我反对国民党的政策，特别反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
鲁迅积极参加革命团体的工作，党对鲁迅也非常尊重和爱护。1929年秋，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这是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在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因此，中央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潘汉年对冯雪峰说，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他还说，要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让冯雪峰去找鲁迅商量，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这期间，李富春也向阳翰笙指示停止论争，曾派夏衍、冯乃超等与鲁迅联系过。最后由冯雪峰正式出面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鲁迅出席了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大会，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通过党的联络员来推动工作，使鲁迅成为“左联”领袖和旗手。他以此为阵地发挥了“战士”和“主将”的巨大作用，开展思想斗争，培养文学新人，创作活动也空前活跃。仅一年时间，他就发表了17篇论文和杂文，到学校作了5场演讲，还译出《十月》、《毁灭》等名著。当时的“左联”书记徐懋庸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我看到鲁迅的拥共反蒋、亲苏抗日的政治立场是鲜明而一贯的，我开始把鲁迅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识，因此对他有进一步的崇拜。”
他成为一座秘密的红色桥梁，共产党员找党便首先想到他。他说“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早在1920年6月，鲁迅便高兴地接受了语言学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又接受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还购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他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我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的命令”。随着斗争的深入和与党联系的加强，鲁迅对党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的一位日本朋友长尾景和写的《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这篇文章中提到：鲁迅“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鲁迅对党充满信赖，党也没有把他当作外人。他曾自豪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1928年12月9日，中共党员冯雪峰在柔石陪同下会见了鲁迅，从此便与鲁迅建立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成为鲁迅与党联系的主要联络员。他们不仅是师生之谊，更有战友之情。他们合作出书，商讨工作，鲁迅还多次资助他从事地下党活动。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就有有关冯雪峰的记载34条之多。长征后的1936年4月25日，中央又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建立电台。因为此时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已同陕北党中央失去联系两年时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行前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情况。”第二天他见到了鲁迅，就把红军长征的经历以及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详细地作了介绍。鲁迅开始时对联合国民党“不以为然”，说：“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上当。”
成仿吾是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曾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工作，但由于分局书记张国焘已将红军主力拉走，这里的组织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3年，坚持斗争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茅盾之弟）派成仿吾到上海想办法去找党中央。他到上海一个多月也没找着。有一天他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骂鲁迅是“准共产党”，感到心头一亮，于是就决定通过内山书店先找鲁迅。鲁迅很快约他在书店附近的咖啡店见了面。成仿吾提出“我想找一个共产党的朋友”的要求，鲁迅郑重地答应了。因为鲁迅知道当时瞿秋白、冯雪峰不久将要从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他们约定了联络暗号，鲁迅终于帮助成仿吾接上了党的关系。12月底中央向上海发来电报指示，成仿吾就到江西瑞金去了。鲁迅在腥风血雨的环境下不计前嫌，冒着风险积极帮助找党深深地感动了成仿吾，他说：“这就是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鲁迅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沟通与党的联络渠道尽了最大的努力。1936年初，鲁迅来到宋庆龄的住所，对她说：“孙夫人，陕北方面我目前没有联系渠道，不知夫人可有？”原来是北京学联负责人姚依林让人转来一封林枫的信，托鲁迅转交陕北，“夫人知道的，自从中共联络人冯雪峰先生走后，我和中共方面的联系渠道就断了……”鲁迅说的是实情。当时，由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许多地方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相互中断了联系。而北方局领导人林枫急需汇报“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和请示中央对开展华北抗日救亡的意见，就把信交给北平学联负责人姚依林，让他设法通过在上海的鲁迅把信转交中央。他们对鲁迅充分信任，知道他与中共有联络渠道，但此时的鲁迅也没办法，于是想到了与毛泽东、党中央一直保持秘密联系的宋庆龄。被称为“国家之瑰宝”的宋庆龄接下了鲁迅的重托，很快把这封信转交到了陕北周恩来手中。
鲁迅这样的“中转”工作有许多次。1935年5月，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写的信件和文稿托人送给了素不相识的鲁迅，他坚信鲁迅能够完成一个共产党人的委托。鲁迅看到方志敏写给自己的信后“双目模糊了”，他为这位威震海内的红军将领的慷慨赴死而震撼，也为他对自己的无限信任而激动。他把那封致党中央的信交给了胡风，把一包手稿交给了冯雪峰。这样才有《清贫》、《可爱的中国》等雄文流传于世。1936年9月，鲁迅还帮助丁玲和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使她逃出南京国民党的监狱，奔赴延安。
鲁迅在与党的并肩战斗和交往中，和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情谊。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于1931年夏至1933年底在上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期。由于瞿秋白夫妇的住所时常发生“警报”和被特务盯梢，他们不得不先后四次到鲁迅先生的家中避难。第一次是1932年11月，瞿秋白夫妇来到鲁迅寓所，他们一见如故，彻夜长谈。住了约一个月，由于特务已知瞿秋白隐居在鲁迅家中，组织决定立即转移。当时在上海任全总党团书记的陈云同志深夜来到鲁迅家里，安排瞿秋白躲避。这样，鲁迅认识了陈云。鲁迅脸色庄重而忧郁，让许广平去叫来三辆黄包车，并嘱咐“明天叫个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瞿秋白住进新居后，“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由鲁迅作序或后记，安排出版瞿秋白的《萧伯纳在上海》、《解放了的堂•吉珂德》等著作，获取稿酬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瞿秋白也曾为《鲁迅杂感选集》作序，他说：“鲁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则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还题赠给瞿秋白一幅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是鲁迅在中共当中一个少见的“知己”，他们建立了纯真的友谊，被称为“文坛双璧”。1935年2月23日，年仅36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理论家和翻译家瞿秋白被国民党在福建杀害，鲁迅悲愤交加，抱病编辑出版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海上述林》出版后，为了表示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崇敬，冯雪峰曾用鲁迅的稿费买了一只金华火腿，还拿了两本《海上述林》，托人送给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鲁迅非常满意。
他在历史重大关头的积极响应，都和我们党的方向和立场一致。他说“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鲁迅在同志、朋友与敌人之间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其根本原因是他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鲜明立场所决定的，党的原则和立场引导和决定了鲁迅在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鲁迅在党的旗帜下以笔为枪，义无反顾。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反对驻华列强八国向国务院提出的“最后通牒”，干涉中国海航的霸权行径，请求段政府驳斥八国通牒。李大钊等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了演说，会后开始游行，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大刀砍杀和枪击，女师大英文系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40多人死亡，150多人受伤。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和哀悼热潮。在女师大任教的鲁迅3月23日参加了公祭大会，3月25日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4月1日又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还接连发表了7篇檄文，深切怀念他的学生刘和珍等死难烈士，揭露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鲁迅用他那横扫千军的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讨帝国列强和反动军阀的战斗，他也因此被军阀政府通缉。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一个月后，“段政府”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中倒台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东北全境沦陷。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事变的决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和东北游击战争。鲁迅领导的“左联”也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又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指出文学要加紧反对日本瓜分中国的战争。鲁迅于事变第三天，即9月21日写下《答文艺新闻社问》，迅速表示他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他尖锐地指出：“这在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这个看法，是由于“左联”党组织经常给他传达党中央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鲁迅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要进攻苏联的这一论断，所以他才写出此文以及《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等一针见血的文章。
1935年12月27日，为加强抗战力量，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鲁迅积极响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并在病中口授、请冯雪峰代笔，写下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得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鲁迅对于党的政策的了解和对于党的事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常活跃在他身边的瞿秋白、冯雪峰、柔石等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左翼知识分子获得的，他受他们的感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影子和希望，他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1月17日，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女）等5位青年作家及其他19人，在上海东方饭店参加地下党召开的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这五位党员作家被国民党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荒野上。噩耗传来，鲁迅悲愤交加，当夜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又秘密创办《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沉痛悼念“左联”五烈士：“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们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1936年2月，当鲁迅得知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鼓舞。他请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壮举，他在电报中说：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鲁迅又撰文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的意义，他充满信心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早就充满向往之情。1932年夏，陈赓将军腿部负伤来上海医治，他曾给地下党同志讲红军反“围剿”的战斗故事，有人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并油印，冯雪峰便送给鲁迅看。鲁迅非常高兴，表示想把这位将领请到家里来谈谈。在冯雪峰和中央宣传部朱镜我的陪同下，陈赓将军来到鲁迅家里。陈赓向他介绍了反击国民党“围剿”的战斗，还谈到苏区人民的生活，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闹情景，使鲁迅发出爽朗的笑声。鲁迅还叫人帮他纪录，让许广平亲自下厨准备酒菜招待了陈赓。这天的谈话感动了鲁迅，他很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生活和红军战斗题材的小说。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过了不久又约请陈赓来了一次，“谈到鄂豫皖军事形势时，鲁迅先生请他在桌子上绘了一张草图。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先生一直坐在躺椅上，连身子也没有躺下过一次，始终很有兴味地听着，问着，默默地点头。”（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载《新文学史料》第4辑）。鲁迅曾表示要根据红军的征战，写一部像《铁流》那样有战争气氛的中篇，但终因对实际生活不熟悉而遗憾地搁下了。在上海白色恐怖下，鲁迅不顾危险，两次约请一个被国民党追捕的红军将领到自己家里，而陈赓也放心地欣然前往，足见鲁迅对红军的关注和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
与毛泽东和鲁迅都非常熟悉的冯雪峰，曾在1952年的《新观察》杂志上连载回忆鲁迅的文章，他指出：“在这最后十年，鲁迅先生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到胜利的党……也就非常信任地接受我们党对他的领导，承认我们党是他应该和愿意服从的唯一领导者”，“鲁迅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和我们党的方向一致，简直达到了像一个很好的党员那样的地步”。
他在上海曾受到两面夹攻。重病中，他说“危亡的祖国需要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
由于鲁迅对世态人情有着超常而深刻的洞察力，所以他看问题总是入木三分；再加上他具有极强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所以在他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硬骨头”精神——棱角分明，敢爱敢恨。他可以为赞成的事情舍生忘死，也能为他不认同的拉下面皮。
1930年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约请鲁迅在上海爵禄饭店会面。向他宣传“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准备马上起义”的左倾主张，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宣言支持他。鲁迅向来认为中国革命是持久的、艰巨的“韧性战”，因此他表示不能发表这个宣言，这使得李立三很难堪。鲁迅没有因为立三是“大人物”而违心地改变和服从。事后鲁迅曾对人谈起这件事，他风趣地说：李立三提到“党要在上海组织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说：‘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我们是各人讲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
这种不认同，还表现在鲁迅与文艺团体之间的论战。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6年“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论争，这两次论争给鲁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造成伤害。这使鲁迅愤慨，他写下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进行反驳和辩诬。
曾经写信指责鲁迅的徐懋庸，后来到了延安，于1938年5月23日向毛泽东汇报了上海“左联”及“两个口号”的争论情况。毛泽东首先肯定这场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严肃批评“左联”对待鲁迅的错误做法，“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当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毛泽东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党的抗日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在这种时候，由于大家对政策的认识不一致，发生分歧乃至争论不足为奇。还由于当时鲁迅的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接触群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有误会，这也是很正常的，他对徐懋庸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鲁迅当时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和战斗。他曾受到国民党通缉的次数，甚至比一个共产党员还要多，直到他逝世名字还在黑名单上，但他从没畏惧过：“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来。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国民党右派文人攻击他是拿着“卢布”的“准共产党”；文学社团和“上海的共产党员”们则说他是“法西斯谛”、“反革命人物”等；此外“第三种人”也抡来棍子。鲁迅虽然一气之下说过“我的怨敌可谓多矣……我一个都不宽恕”的话，但他总体上还是与人为善，胸怀坦荡，他说对革命同志“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但不管怎样说，事实上鲁迅是承受了过多的压力，经历了各种“围剿”和“冷箭”，以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肺病开始加重。1936年初，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委托专人到上海，面呈信函给鲁迅，盛情邀请他赴苏联访问和治病。香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根据中央指示，派胡愈之由港赴沪，面陈中共的邀请，告诉他先去香港，再由专人送往莫斯科的计划。此间，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也通过塔斯社发来邀请鲁迅到黑海疗养的电报，宋庆龄也给鲁迅写了言辞恳切的信敦促他治病。鲁迅很是感谢中共和朋友们的好意，但他还是决定不去，他说：“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战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毛泽东听说后深受感动，他对冯雪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能够坚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一代文学巨匠、中华民族之魂、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与宋庆龄等人商量，迅速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并发表了讣告。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宋庆龄等9人组成。各界都纷纷发来唁电唁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苏区下半旗致哀，在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并于10月22日发出三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女士：“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一份发给国民党南京政府，要求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建立鲁迅铜像”、“出版鲁迅全集”等。一份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当时，全国各地举行了哀悼，上海万人空巷，自发吊唁送葬，称鲁迅为“民族魂”。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
毛泽东虽然没有和鲁迅见过面，但是他尊敬鲁迅的正直人格，佩服鲁迅的战斗精神，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早就读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认为鲁迅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而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却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1933年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博古、冯雪峰曾谈论教育部门应该充实领导，打开局面，博古提议可以请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他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摇头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毛泽东从鲁迅的作品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上，深刻地认识了这位从“革命同路人”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历程，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曾在1937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里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全面评价，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和人民的心声，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编辑本段回目录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之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甘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的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全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声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家庭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出生日期：清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8一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1一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闲居在家。因肺结核而死。
母亲鲁瑞（1858一1943）当地举人鲁希曾三女，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挂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鲁迅全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 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 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 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 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 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鲁迅名言辑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诗句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鲁迅.）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悼杨铨）
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评《史记》）
言论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11、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13、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4、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5、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6、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7、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8、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19、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20、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21、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2、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23、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4、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5、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6、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27、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28、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29、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30、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31、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32、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33、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冤鬼。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3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35、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36、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37、唯有民魂值得宝贵的，唯有将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38、只有孔乙己来了，才可以笑几声。
39、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40、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名人评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郑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年谱编辑本段回目录 1881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树人。
1899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先生鲁迅1909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 罗研究拓本。
1919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许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周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 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三：傅烈
目录
• 简介
• 在四川. 革命.遇难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姓 名：傅烈
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籍 贯：江西临川
出生年月：1899年
牺牲日期：1928年04月03日 出生于小商家庭。191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往九江德茂米店当学徒，旋往九江高志模范小学任教。1917年秋，考入南伟烈大学。1919年，转赴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当徒工。受“五四”运动影响，投身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5月，离沪赴法，在蒙达尔公学补习法文，学习电机专业，并在哈费乐工厂做机械工。9月间，参加了李维汉在蒙达尔中学召开的工学世界社会体社员大会，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该社宗旨。1921年，参加留法学习为争取学习、做工、生活等权利，发动的“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2年，参与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少共”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直属巴黎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1924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夏，回国，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26年春，受中央两广区委特派组织情报机构。7月，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1月，攻克南昌后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兼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27年1月，任中共江西区委组织部主任。3月，兼军委书记。1927年6月，调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27年7月，受命赴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8月，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任书记。临时省委下发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创办党内刊物《四川通讯》。至11月，全省有市委2个，县委5个，特支13个，通讯点4处，清理登记党员442人。经过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消除了党内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川党的组织。1928年2月10日，在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会后，积极领导四川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3月9日下午，主持巴县县委（即重庆市委）成立大会时，突然被警察包围，不幸被捕。狱中，倍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并鼓励难友要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正当党组织积极进行营救时，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极刑。刑前，他正气凛然，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4月3日，在重庆市朝天门外慷慨就义。
在四川. 革命.遇难编辑本段回目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四川及重庆的组织(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遭到重大损失,领导人杨公等殉难。中共临时中央在“八七会议”后,决定派得力干部到四川重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据当年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回忆,当时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临时中央最初曾考虑派毛泽东入川,但因时局混乱,通讯困难,一时找不到毛泽东,才另派了他人。
此人便是年仅28岁的傅烈。
傅烈是江西人,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国参加了北伐革命,北伐到南昌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傅烈入川后,化名贺泽、喻伯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将已被打散的共产党人重新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起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他担任省委书记,领导制订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举办了“暴动政策学习班”培训干部,准备在1928年春荒时节发动农民暴动。
1928年3月9日,傅烈在重庆城里兴隆巷9号召开中共江巴(即重庆地区)县委成立大会,他和省委组织局主任,29岁的周贡植(兼江巴县委代理书记)到会指导。兴隆巷位于重庆缄内东边著名的罗汉寺附近。兴隆巷9号,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三军军需处长蔡某的私宅(当时称公馆)。蔡某很少在家,只有一个几岁的儿子和保姆常住。蔡某的内弟黄中元是中共党员(这次被内定为江巴县委委员),地下党组织便通过他租用了其中一间楼房作为开会地点。
会议尚未开始就出了意外;三个警察上门来收“公巡捐”(即警察巡逻的费用,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在楼下没见到人(开会者竟没有安排一个人望风!),便上楼来催缴钱款。一看到这屋里坐了这么些男子,便以为是在聚众赌博(因当时中共地下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警察缺乏政治敏感,很难首先想到这是政抬性集会),警察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
这时,开会者中有人想起身反抗冲出去,但傅烈示意大家不要鲁莽行事,他以为只要搜不出赌博的证据就好说了。但他却不知道,当时地下组织的文件交由黄中元保管,而黄中元看外边形势紧张,偏偏又在几天前把文件都转移到这屋里来了!
这一下,当场被搜出来地下党的名册、文件、传单、刊物、资料等等,警察才知道是抓到了“赤匪”共产党。在场九人全部被捕。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因迟到,赶来时正碰上警察在搜查,他个子瘦小,像未成年人,连忙谎称是在同小伙伴捉迷藏,警察便将其赶走。随即全城戒严,继续搜捕,又根据缴获的名册抓到一个共产党人。全案共抓捕11人,其中一人属错抓的老百姓。
在审讯期间,这些共产党人虽饱受酷刑折磨,但都坚贞不屈。负责农运的吴永初为掩护傅烈,主动出面顶案,要大家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他自称是会议临时主席,并对审讯官员说,名册上“委员”的意思就是共产党员,候补委员就是还没有正式参加共产党,还在等着候补。那时的地方当局对共产党并无多少了解,居然也就相信了这个说法。使得有“候补委员”职称的中学生张冠常免除了死刑,侥幸生还。
在重庆城内巴县大监关押期间,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被视作洪水猛兽,不仅被戴上了脚镣,还被戴上了手肘与颈项连锁的镣铐,睡觉时还要用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大家身上,要翻身时由看守打开锁一起翻。但他们视死如归,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经常练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傅烈还通过有同情心的卫兵送出了一些用米汤密写的信件,其中有一封给妻子的遗书:
“我死了,你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4月3日,傅烈、周贡植、程明海、周玉书、黄中元、刘俊明、吴永初、徐君治、汪荣等九位共产党人被提出巴县大监,经长江边的重庆下半城押往朝天门码头河边。当年《嘉陵江日报》4月12日对傅烈等人就义的情况作了报道,特别对傅烈(贺泽)有具体描写:
“行刑号声一响,凄恻声中,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面作微哂状,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部署既定,大队即紧押贺泽即喻伯凯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莲花街,道门呻,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是时围观者早已满坑满谷。……(贺泽等)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傅烈等九位年轻革命者壮烈牺牲于朝天门沙嘴刑场。傅烈是在重庆朝天门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中共领导干部。
四：蔡和森
目录
• 生平
• 蔡和森与毛泽东
• 红色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
• 蔡和森的儿女们
• 蔡和森年谱
生平 编辑本段回目录
蔡和森（1895----1931），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法国勤工俭学组织者、实践者之一。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别名和森。湖南双峰县永丰镇人，1895年3月30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蔡和森来到长沙，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不久转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与毛泽东结为挚友。在校内他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以才学出众著称。稍后他又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乙班读书。毕业后，他曾与毛泽东到湘阴等八个县了解农民经挤政治状况。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曾受业于杨昌济，并且从事学生运动。
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偕母亲、妹妹蔡畅与女友向警予前往法国，在巴黎参与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并接受共产主义。他在法国勤学，拒绝俭工，并随身携带字典致力于翻译外文著作。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他长期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此后，蔡和森还担任过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要职。
1925年，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1927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独立展开武装斗争。1928年以疾赴莫斯科治疗，1931年回到上海支援中共广东省委，后前往香港。1931年6月10日，他出席香港海员会议，被叛徒顾顺章等便衣特务逮捕，随即被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8月4日，在广州被枪杀。
蔡和森与毛泽东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世纪初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有两个学生名气很大，他们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这两位思想激进、饱含革命热情的青年学子，是湖南乃至全国学子中的两面旗帜。海归学界名流杨昌济教授对毛泽东、蔡和森二人评价极高，他曾对名士章士钊说：“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李立三在1935年撰写的《纪念蔡和森》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当时的湖南青年“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他们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他与毛泽东两人曾利用假期，一文不名地徒步游走了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深入地区了解当时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毛泽东和蔡和森的笔杆子都非常厉害，萧子升回忆说，蔡和森“欠缺演说才能，但是他能很好地表达于文章上，甚至比毛泽东还表达得好。”新民学会的同仁们当时也评价：“林彬（蔡和森)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从萧子升与新民学会的同仁们的评价来看，毛泽东比蔡和森“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毛泽东如椽巨笔横扫天下，可见蔡和森的笔杆子功夫也十分了得。“唯楚有材”，此言一点不假。
为了印证萧子升等人的观点，刘继兴查阅了毛泽东和蔡和森早期所有能找得到的著作，细细翻阅，觉得二人文章俱有风骨，笔下皆有风雷之声，彼此水平在伯仲之间，着实难分轩桎。一定要将二者做比较，则相对更喜欢毛泽东的文风。
阳光总在风雨后，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但历史也应该永远记住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蔡和森这样的革命先驱者。
蔡和森生于1895年，家乡在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1913年，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与毛泽东结为挚友，他们从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共同探讨人生与救国的道路。1918年4月，他们经过充分的酝酿筹备，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会址设在蔡和森家里一刘家台子，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感召力。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离长沙赴北京，途中赋《少年行》诗一首：“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吾目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入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向。虽无鲁阳戈，庶儿挽狂渊。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的志在天下的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蔡和森勤于独立思考，颇多独到见解。他是新民学会会友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的先知先觉者。
“五四”运动之后，蔡和森和毛泽东积极动员、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12月，蔡和森带着年近半百的母亲葛健豪，和女友向警予、妹妹蔡畅等30多名热血青年，告别风雨飘摇的祖国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在法国期间，他刻苦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系列著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是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1920年，他与毛泽东、陈独秀多次通信，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事业领导核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并系统地阐明了建党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毛泽东在回信中兴奋地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高，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他创办党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并担任主编，直至1925年10月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期间，蔡和森撰写、发表了大量阐述党的路线，倡导工农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最早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并指出：“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鼓舞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信心。
1927年共产国际决定蔡和森回国工作。在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并代理中央秘书长。急剧发展的国内形势，促使蔡和森对越来越紧迫的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运动中的指导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与国民党右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此，他先后遭受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他担任的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的职务被错误地撤销。蔡和森面对严重的打击，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悲观失望，不计个人得失，在患严重哮喘病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党的事业奔走。
1931年6月10日上午，香港海员举行重要的群众大会，其他领导人认为会场人员复杂，建议他不要参加。蔡和森却表示不去不放心，经反复思考，为指挥香港海员大会，临近中午时他决定还是去会场看一下。由于已知道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到了香港，意识到此去有很大危险，便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便被蹲守在那里监视的顾顺章发现，终于一去不复返。但是这种“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的精神，却永远被同志们怀念。
蔡和森被捕后，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他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
蔡和森牺牲后，毛泽东用极其沉重而深情的语言对其高度评价： “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红色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编辑本段回目录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缅怀红色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诗句。
蔡和森，双姓蔡林，字泽膺，学名彬。1895年3月30日诞生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个职员的家庭里。4岁时，蔡和森随母亲葛健豪回到老家湖南双峰县永丰镇。
向警予与蔡和森是同年出生，只少5个月零4天，即1895年9月4日出生在湘西溆浦县城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向警予属土家族，原名俊贤,乳名“九九”。
蔡和森与向警予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向蔡同盟”的笔名——振宇。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期间,他们曾经常一起用这个名字在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振宇，即“警予”的谐音。
爱情与理想扬帆起航,缔结向蔡同盟正当时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 毛泽东在长沙的挚友便是蔡和森与向警予。1912年春，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学至长沙私立周南女校,与蔡畅同学。通过蔡畅结识了蔡和森与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6年向警予在周南女校毕业后回溆浦老家，打破当时“ 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学堂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向其父母作动员，开女子放脚的先河。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长沙刘家台子蔡家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 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联系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等也相继去了北京。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跟他们干一番“真事业”。于是，她也来到北京，先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再赴河北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会晤了蔡和森，二人加深了友谊。
1919年7月，向警予应蔡和森妹妹蔡畅之邀，离开溆浦，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成为第一个女会员。12月25日，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在漫长的航行船上，在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学习当中，在你争我论的雄辩里，共同的革命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两颗青春火热的心，砰然跳动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从此，蔡和森和向警予开始了恋爱。经过35个昼夜的海上航行，他们于2月2日抵达巴黎。在巴黎逗留5天后，到达法国的一个小县城蒙达尼，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在激情澎湃的日子里，他们两个各自交换诗作，表达彼此的爱恋，表达对革命的向往。
1920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婚。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婚礼，却轰动了蒙达尼全城。看热闹和祝贺的人们不仅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蒙达尼人。 其结婚照为二人捧着一本打开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照片表明他们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爱情上的同盟，信誓旦旦，更是革命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同舟共济。婚礼上,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题为《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随后,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在国内的毛泽东闻知此讯极为高兴，十分赞赏他们自由恋爱的行为，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他于1920年11月26日致留法学友罗学瓒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李富春与蔡畅等的结合，就是“向蔡同盟”之后的又一支浪漫曲。
留法期间,蔡和森与向警予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蔡和森与毛泽东、陈独秀等保持通信联系,信中第一个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他还与向警予、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富春等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不久，已怀孕的向警予也回到上海。回国后，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一对夫妻党员。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向警予则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蔡和森还担任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夫妻俩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里，蔡和森与向警予共生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下第一个孩子妮妮。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孩子被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1924年5月，向警予再次怀孕，和蔡和森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探亲。5月25日，向警予在湘雅医院生下儿子博博。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哺养。这两个孩子都被誉为“向蔡同盟”的结晶。
生活夫妻“同盟”不再，革命理想同盟犹存
在向警予身上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强烈追求。革命和伟大的女性这两个显著的特点，交织出向警予短暂生命旅程的主旋律。这追求，不但表现在她对自由婚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在她对破裂婚姻和感情正视的态度。在几十年前，他们敢于自由恋爱结婚尚为新潮，为众多国人不齿；而后又敢于打碎死亡婚姻，更是惊世骇俗。
由于生活习性的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夫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后来，蔡和森得知向警予被捕后，想方设法去营救。特别是惊闻向警予牺牲噩耗，悲痛不已，撰文《向警予同志传》以悼念。他在传末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1927年4月，蔡和森、向警予的两个儿女在长沙最后一次见到了妈妈。这次见面好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一家人上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影，算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上，不常见到妈妈的儿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向警予怀前。向警予到武汉后，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这位心中装着中国革命解放大业的母亲还给儿女们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说：“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1928年3月20日，留在武汉组织并参加地下斗争的向警予不幸被捕。敌人三番五次对她审讯和毒打，但她坚贞不屈，对于党的秘密一字不供，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向警予被残酷杀害，年仅33岁。
三年后，蔡和森在香港参加海员工会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不幸被叛徒顾顺章认出而遭到反动派的逮捕。6月12日,港英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狱中, 蔡和森受尽各种酷刑,但他横眉冷对,坚贞不屈。不幸于8月4日,在广州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1980年5月，许德珩同志在纪念向警予烈士殉难五十二周年所作的《调寄临江仙》一词中说：“向蔡同盟称盛事，妇女解放当先；丹心一片忆从前，豪情惊世界，革命闹翻天。五十年后悼先烈，抛头庐洒热血；为人民斗志弥坚，精诚贯日月，烈士万千年。”
有意思的是,时年90高龄的许德珩还在词末作“向蔡同盟”注解：“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运动极为高涨，向警予、蔡和森二同志亦极为提倡。他们二人互相爱慕，结为夫妻。因提倡妇女解放，不称为结婚而称为‘向蔡同盟’。此亦当时大可纪念之盛事也，故记之于此。”
（作者罗绍志系，原中共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蔡和森传》等)
蔡和森的儿女们编辑本段回目录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蔡转，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霖，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
蔡妮与蔡博是向警予所生，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外孙女李特特。其时，党派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带着李特特住长沙天茂花园，在颜子庙创办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大表姐刘千昂等组成一个家。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大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到长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是她最后一次与蔡家的亲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了一张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仅过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献身了，年仅33岁。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带着长女蔡庆熙及大外孙女刘千昂、孙儿蔡博回老家双峰永丰乡下，自己则带着长孙女妮妮、外孙女特特，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与蔡畅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将妮妮带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则带着刘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乡。从此，蔡和森、蔡畅的子女都随祖母（外婆）隐居到永丰附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在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关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地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已跟随爸爸赴了苏联后，蔡博、蔡转、蔡林、李特特都先后离开家乡，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更大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归国，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据她自己回忆说：“当时，苏联正处于困难而又动荡的时期，但苏联对那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的教育极为关心，为他们组建了儿童教养机构——国际儿童院。于是，我的父亲就把我安置在一个儿童院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 “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3年后，1957年组织上把她调到北京红十字医院，为中央首长和外国朋友服务。
“文革”结束后，蔡妮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师生的欢迎。现在蔡妮已83岁高龄，身体尚健。她关爱家乡，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还深。
蔡博，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跟着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总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庆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打算，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炼就社会主义建设本领，尽快回到祖国。
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永福（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战争还紧张进行之时，没有及时令他归国。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等问题。期间，接见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国的要求，刘少奇高兴地说：我与斯大林会谈，其中就提到接你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与蔡博等人就国内形势、任务，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他就随同刘少奇回到了祖国。
蔡博归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重点工程。李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担任了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
蔡博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他去鞍钢炼铁厂后，结合该厂的生产实际，成功地运用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蔡博还大胆地提出与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 不几年，厂长负责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60年代，党安排他在钢铁总院炼铁室工作，他大胆地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攻破了许多难关。
“文革”中，蔡博在劫难逃。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在厂里“管制劳动”。“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作为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结中国炼铁技术经验，撰写了《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
1984年5月，蔡博年满60岁，退居第二线。他退线不退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议。晚年，蔡博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家乡及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不少资料。他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指导蔡和森与蔡畅的纪念活动。
不幸的是，1991年9月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回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作者∶罗绍志）
蔡和森年谱 编辑本段回目录
蔡和森（1895—1931），复姓蔡林，原号和仙，名泽膺，字润寰，学名蔡林彬，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人。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同志诞生在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里。
1899年的春天，蔡和森跟随母亲葛健豪回到了家乡双峰永丰镇，不久父亲也从上海回故乡，并买下位于双峰县井字镇杨球的光甲堂定居下来。
1908年全家又迁回了永丰镇。为了谋生，年仅13岁的和森进了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饱尝了阶级压迫的苦楚。三年学徒期满后，他不愿经商而立志读书，进入了永丰国民小学读三年级。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只用了一个学期，就越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蔡和森同志在双峰高小求学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南京政府发出剪辫子的号召后，蔡和森同志觉得应该用实际行动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于是就把自己头上的长辫子剪掉了，在他的带领下，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剪了辫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1913年秋天，蔡和森同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他们同在一个年级学习。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们俩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学友，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生活。学校有个君子亭，蔡和森毛泽东经常来到这里讨论治学、做人等问题。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专科文学部，杨怀中、徐特立等老师转到了文学部任教。蔡和森历来爱好文史。他在一师读了二年后，于1915年秋天跳级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
正在蔡和森考入高等师范这个学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出版了。这是一种宣扬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它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大力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主张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种新思想给广大青年以极大的震动和鼓舞。蔡和森很快就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从而使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1917年6月，蔡和森同志在湖南高等师范毕业了，在高等师范毕业后，蔡和森同志没有回家去，曾与毛泽东同志寄居在半学斋杨怀中先生寓所，继续共同探求救国的道路，准备建立革命团体。
1917年秋，蔡和森动员母亲，把全家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住下来。从此，这里成了蔡和森和一师的同学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要改造社会，光靠几个人的力量不行，必须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结成坚强有力的团体。于是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蔡和森认为所谓“新民”二字就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会上，还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会后又出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三集共收集了书信47封，其中蔡和森同志写给毛泽东等会友的信就有11封。
为求得学会的向外发展，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同志受学会的委托，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怀中先生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扬老师介绍，蔡和森来到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联系。他会见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特别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矍然猛觉。他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在新民学会会友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同志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经过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蔡和森同志一家等三十多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马赛。2月2日到达巴黎，蔡和森进入了蒙达尼男子中学学习。蔡和森同志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凭着一本法华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各国革命运动、各种思潮的小册子上百种。
在留法过程中，蔡和森同志和向警予同志由于共同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理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自由结婚。毛泽东同志在国内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度赞扬他们敢于打破破旧的婚姻制度。
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他们信奉各种主义。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团结起来，蔡和森和向警予、李维汉等同志商量，决定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月6日到10日，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五天会议，会上蔡和森同志提出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呢？蔡和森同志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建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在一九二O年八、九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二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蔡和森同志于是在8月13日和9月16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8月13日的信中说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毛泽东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的1月给蔡和森写了两封复信。信中对蔡和森提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特别是对蔡和森同志9月16的信中提出的建党和一系列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也就是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他是我们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
为了争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还向“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宣传他的主张，举行会议，并发表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说，不久，“工学世界社”发展到三十多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
蔡和森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还积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21年7月，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蔡和森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总支书记。也正在这个时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派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国支部没有得到消息，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回忆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蔡和森同志在法国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还发起组织了多次革命斗争。蔡和森同志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后，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多方进行排斥和刁难，甚至迫害，于是蔡和森、王若飞等同志组织开展了同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的斗争。迫使驻法公馆不得不解决留法学生的生活等困难。1921年6月，北洋政府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来购买军火，扩大内战。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开展了反对卖国错款的斗争，斗争取得了胜利，迫使法国政府宣布暂缓借款。1921年秋，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借勤工俭学的名义，抽欧洲各国募捐了一笔巨款，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原来答应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但到开学时，蔡和森他们得到的消息，却全是招收国内的富定子弟，因此，激起了留法勤俭学学生的义愤，于是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了一场“占里昂大学”的斗争，9月21日，蔡和森同志率领100多名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领了校舍，驻法公使馆要求法国当局派警察拘捕了中国学生。9月21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国武装警察包围了学校，蔡和森等104名学生被拘捕。10月1日，他们在学校院内发起了绝食斗争，反抗中国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的暴行。10月18日，法国当局给他们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无理的把蔡和森等104名留法学生武装押上轮船，强行遣送回国。
11月，蔡和森同志归国后，由当时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同时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注意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同志在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兼抓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工作。当时，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已经建立，办公地点设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蔡和森同志常驻这里，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同年5月5日，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后，他为团中央主编机关报《先驱》，第7、8、9三期就是他主编的。
7月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经过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蔡和森是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大”选举蔡和森为中央委员，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二大”以后，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向导》自创刊至1927年停刊，始终是蔡和森同志主编，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为《向导》组稿撰稿。光是署名“和森”的文章就有130篇，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点，提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鼓舞革命人民要敢于同帝国主义、军阀斗争。他还批评了胡适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联省自治”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国民党人的错误观点。《向导》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蔡和森同志在主编《向导》周报的同时，还撰写了《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李大钊为推荐他这本书的出版，曾给胡适写过2封信，陈独秀也为他写过6封信。
1922年下半年他与向警予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蔡和森在这里讲授过《社会进化史》。
1923年6月，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同出席了会议，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三大”前，蔡和森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会后他与毛泽东回到上海，一道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
在这期间，蔡和森还在党所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1924年，他将自己在上海大学的讲稿，综合整理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他的这部书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来论证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一部杰作，全书15万余字，从人类的起源，一直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讲《社会进化史》，详细介绍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蔡和森积极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指出，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台柱子”，只有依靠工农阶级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在1925年4月，他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指出“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的重要性。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指出：“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蔡和森同志在党中央参与指导了这次运动。为了把这场斗争推向全国去，他在自己主编的《向导》周报上，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很快地就把这场斗争发展到了广州、香港等城市。
“五卅“运动后不久，蔡和森与向警予同志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的致词。会后，与李立三同志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1925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党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是我们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
1927年春，中国的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共产国际派蔡和森同志回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4月1日，他途经长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教育会坪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蔡和森同志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作了重要演说。他4月1日的演说，刊登在4月2日的《湖南民报》上。文章对农民革命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现在革命的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注重“革命武装问题”。他说：“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他已敏锐的觉察到，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在破坏革命，提醒革命派不要“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他的这篇演说，对农民革命作了精辟的论述，如同毛泽东同志后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的武昌小学礼堂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党的“五大”虽然通过了许多正确的决议，但是由于继续选举了陈独秀为总书记，而他又背离了“五大”路线，致使大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严重困难时期。蒋介石已公开叛变，汪精卫由准备到实行叛变。在三个多月时期里，蔡和森作了巨大努力，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力图挽救革命危机，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5月17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叛变。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提议，由叶挺部和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剿夏斗寅，再由粤汉路直取湖南为根据地，尔后取湖北和广东，同时广泛发展工农武装，准备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乱。但鲁易却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鲍罗廷和谭平山甚至参加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马日事变”调查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拒绝了蔡和森等的意见。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但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却争吵不休。鲍罗廷强调和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心问题，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当时只能减租减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鲁易在“马日事变”后虽主张反击，但担不出任何办法。陈独秀倾向鲍罗廷。蔡和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6月初，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反共倾向已明。为了摆脱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要求“南伐”广东；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应当坚定地自觉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并具体拟定了两湖议案。当时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信，因此中央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并派出大批军事干部赴湘准备暴动。但以后鲁易又推翻了这个决定，虽然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
唐生智把部队撤回武汉以后，明显地暴露出他要巩固自己在两湖的地位和打击共产党的企图。可是鲍罗廷却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鲁易极力拉拢汪精卫，他甚至将国际来信给汪看，结果给汪发动叛变以借口。当时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6月25日，他写信给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可是陈独秀等没有接受。
7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改组了政治局。从7月16日开始，蔡和森连写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议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并愿留湖南工作。但这些意见张国焘都未接受；周恩来主张武装斗争，张国焘也反对。
蔡和森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历时仅一天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同志先后作过4次发言。他与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顷错误，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且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参加秋收暴动，不必留政治局，同时提议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
党的“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双决定派他到北方局去指导党的工作。他一到北方局，就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开展了整顿党的组织的活动。9月24日，他在开津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在北方局，蔡和森同志还写了《北方工作决议案》、《致中央的信》、《关于顺直问题的报告》等。
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他对政治问题、职工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都作了发言。他在这些发言和随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倾及“左”倾机会主义，论述了中国革命性质，农民问题和革命转变问题等。蔡和森同志是4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的。5月1日，向警予同志在武汉壮烈牺牲，他在莫斯科得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于7月22日写了《向警予同志传》，他在此传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雄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表达了对向警予深切的悼念。
是年8月他从莫斯科归国时。11月，他卧病上海时还带病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两篇重要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上。
1929年初，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现在只能进行合法运动，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宣扬“二次革命论”。“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论”。蔡和森的发言稿《论陈独秀主义》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四卷上。批判了这些错误论调。他指出，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彻底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工农政权，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宣布，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取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
1931年初，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归国。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导两广党的工作。3月，他带着家眷来到了香港。6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他被英帝国主义间谍逮捕。6月12日，被引渡到广州，不幸于8月4日，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蔡和森同志一心为党，一生为党，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记得他的。
（作者罗绍志，系原中共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蔡和森传》等)
五 ：毛泽东
毛泽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大政治家、大军事家。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
毛泽东
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华民族的领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湖南湘潭人。
国家主席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
目录
• 简介
• 对毛泽东晚年的看法
• 毛泽东的世界性影响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一座灯塔熄灭了！
对毛泽东晚年的看法编辑本段回目录 毛泽东去世之后，对毛泽东晚年特别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下面略述几种主要的：
1 邓小平的“三七开”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
2 中国新左派的看法
伴随着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的是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历史的否定性评价。几乎中国所有的弊病都被归咎于此前的十几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新左派”宣称，中国当前的问题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过去“左”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的顽固问题。因此毫不奇怪，“新左派”也开始以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
“新左派”阵营中的一些人通过检视改革以前中国出现的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创新而试图为当代的问题寻找到灵感和可替代的解决方法。这些创新包括农村公社、中国的公共医疗体制、“鞍钢宪法”（这是一套于1960年被采纳的鼓励工人参与管理的企业管理原则），甚至改革之后的乡镇企业。
许多“新左派”的成员还试图修正一般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所持的否定性看法。他们所依据的是生活水平提高、扫盲率、婴儿死亡率下降、工业的快速发展，等等。一些人甚至进一步宣称毛泽东时代为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左派”最难应付的历史问题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历史研究的禁区，大多数新的研究成果只能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对其他任何历史事件（天安门事件除外）的解释从来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受到各级政府的严密控制。与中国“新左派”有联系的许多个人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收集了大量纪录性资料（主要是访谈和回忆录），这些资料使得官方对文化大革命过于简单和完全否定性的报道变得复杂而难堪。有些人甚至宣称，中国重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腐败、官僚/资本家买办集团的重新出现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忧和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参见汪晖在前面所作的评论），但是它使人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的正在愈演愈烈的观点分歧。
新左派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2 国外激进左翼的看法--以美国革命共产党为例
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附近由美国极左派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经营的革命书店中，展出的报刊、书籍，继续宣扬“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号召“反对修正主义”、鼓动打倒“资本主义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党”。矛头直指中国的党和政府。他们认为“在修正主义国家里宣传真正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重大的战略挑战”，并且认为“‘文革’绝对没有失败，整个运动还没有完。修正主义虽然掌权，但修正主义根本是没有前途的。”
美国新的极左派的《革命工人报》认为 “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中国正贬降为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使过去有关‘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论断，有了‘从走资派到法西斯专政’的进一步的补充”，认为“中国废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蛮横、倒退，把社会主义变质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作为”，提出“中国人民的造反：修正主义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
《革命工人报》公开攻击中国成功的农业改革，认为农村“在分发集体所有的资产时，难以想象，在世界历史上，会有任何特权阶层曾以更低的价钱买得更多的东西。在今日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已经形成并继续发展，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农耕制度（往往具有国际连系），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属于前者的支离破碎的贫农阶级。”攻击中国“迅速地、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并把中国经济置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及市场制度的主宰下，尤其是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对政府失去信心等等，是一个危机深重的病态社会。”还提出“若想脱出今日这个灾难深重的困难局面，唯一的出路只有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推翻修正主义，把外国资本赶走，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关系的罗网。重组工农各业，克服社会两极的巨大分化。建立一个受人民控制的新政府机构。”
毛泽东的世界性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1 毛泽东影响了一代法国人
在欧洲，法国人对毛泽东的了解也许是最多的。从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泽东的法国人，就像知道拿破仑的中国人一样普遍。
记者时常与法国人聊起毛泽东。随便跟他们提起这位伟人，他们都能聊上两句，而且通常都很准确。法国电视二台每周都有一个《大家都这么讲》的对话节目。一次，中国变性舞蹈家金鑫应邀来做节目。那天，金鑫穿了一身军服似的套装。主持人打趣说：“毛泽东的时代都过去那么久了，您怎么还穿军装？”金鑫聪明地答道：“看好了，这可是香奈尔！”主持人哈哈大笑——他明白，金鑫是在说：法国人抄袭了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时髦。
一位主持人竟能随口冒出“毛泽东的时代”，可见法国人对毛泽东了解之深。
一些在法华人调侃说，法国有一群毛泽东的“专业粉丝”。这群人数量很大，且几乎个个是名人。这些“专业粉丝”是怎样形成的呢？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风暴”从巴黎大学开始，大批学生集 会抗议反越战学生遭逮捕。抗议活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不久后，全法学生都加入其中，上千万工人也行动起来。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就是当年的一名抗议学生。如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与他一样，“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当年的那批青年学生，如今有很多都成了法国社会的名流，比如：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贝尔纳．德博尔，《解放报》刚刚离任的总编塞尔日．朱利，2007年大选热门人物之一霍郎德．卡斯托，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左派无产阶级组织领袖阿兰．热斯马尔……数不胜数。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称，毛泽东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人。也有人说，毛泽东的影响不限于一代法国人，因为当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为人父母，他们会将自己对毛泽东的情结，在言传身教中传给子女.
2 刚刚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派
尼泊尔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尼共（毛泽东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列毛主义（MLM），它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坚定地坚持它的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党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灵活地发展了它的政策。党尤其强调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不懈地斗争，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这些原则。根据这一科学思想，党在领导尼泊尔人民进行反帝反封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自已特有的思想体系“普拉昌达路线”。普拉昌达路线从灵活的、独创的新角度看待共产主运动，提出了“发展21世纪民主”的新思想。那些抱着旧观念、不能理解这些思想的灵活性和独创性的人们也许不能接受尼共（毛泽东主义）。
该党领导人叫普拉昌达，实际上这只是个化名，他的本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1954年，达哈尔生于一个贫寒之家。他们一家居住的奇特旺，是尼泊尔各民族、各种姓混居的地区，“贫困和野蛮剥削”让这个农村小男孩深刻体验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封建王公乘着香车巡视自己的领地，而贫苦大众却要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
十四、五岁时，正上中学的达哈尔偶然间得到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没想到这竟催生了尼泊尔政坛的政治明星。后来，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上世纪70年代，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他辞去教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经过十年左右的国内战争，尼泊尔毛派终于在08年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权。
实际上，在南亚的许多国家如印度、不丹、孟加拉国都有毛派活动，而且某些国家如印度的毛派活动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3 毛泽东对拉美的影响--作为超级毛粉丝的查韦斯
查韦斯也毫不讳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和热爱。
查韦斯可能是对《毛泽东选集》研究最深、阅读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熟读《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常不离口。“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对这些话语，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经常会脱口而出。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1999年10月，他就任总统8个月，就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查韦斯主动提出要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遗体前，这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委内瑞拉总统，对着一代伟人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查韦斯先后3次访华。他十分看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和合作，带动委内瑞拉快速发展。就任总统后，在公开讲话时，查韦斯几乎每次都要提及中国，称中国是委内瑞拉学习的榜样。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查韦斯多次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查韦斯1954年7月生于委内瑞拉西部巴里纳斯州萨瓦内塔镇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由于父母工资低微，子女众多，全家祖孙三代生活拮据。查韦斯小时候就走街串巷摆摊叫卖小食品，经常遭人白眼，从小就领略到社会的不公平。使他萌生追求幸福生活、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这种贫苦出身是争取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天然土壤。
少年查韦斯，在懵懵懂懂的时候就开始从父母那一辈人那里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
16岁那年，查韦斯报名参了军。从军后的查韦斯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习惯，读了不少毛泽东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委内瑞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民众对当时的佩雷斯政府非常不满，并走上街头游行。查韦斯等一部分军人想趁此推翻佩雷斯政府，他们秘密制定了夺权行动计划，时任伞兵营长的查韦斯被推举为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军事政变失败后，查韦斯与战友们全部被判刑入狱。查韦斯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所有已经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毛泽东著作。这种系统学习，对查韦斯的参选从政、治国、治军及处事等方面帮助很大。
2002年年底至2003年年初，委内瑞拉发生长达63天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这是反对派为将查韦斯赶下台使出的“绝招”。所有关心查韦斯的人没有不替他捏把汗的。
然 而，困境中的查韦斯依然沉得住气。他采取“敌进我退，避其锋芒”的策略，不与对手正面交锋，而是大打“持久战”。果然，最后举白旗的是反对派。他们不仅没有扳倒查韦斯，还使自己在经济上遭受了惨重损失。从此以后，反对派的士气一蹶不振。
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后来总结出的经验：查韦斯之所以屡屡力挫反对派，就是因为他熟读“毛选”，把毛的军事思想运用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