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对外关系研究
（1966——1976）
谭乃彰
目 录
一、十年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
（一）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
二、十年对外关系的思想理论
（一）对外工作路线问题
（二）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同党派关系
（三）划分不同类型的国家，区别对待：
（四）三个世界划分战略
（五）对外工作重点问题
三、十年对外关系的主要成就
（一）挫败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
（二）支持和促进各国的革命斗争
（三）积极开展外援工作
（四）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五）制止和推迟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六）全面发展对外经贸关系
四、中美苏三角问题
（一）中美苏三角形成的历史条件
（二）中美苏三角形成的斗争艺术
（三）中美苏三角的历史意义
这十年的对外关系，是新中国对外关系最丰富多彩的部分。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研究这十年对外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十年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
对外关系，是国际斗争中极为复杂的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要有科学的方法。59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写过一篇著名文章：《关于农村调查》。这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论述方法问题的。毛泽东在这里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共产党人是不应当忘记毛泽东这个重要教导的。研究十年对外关系，也必须遵循和运用这个马克思主义方法，透过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寻求和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
对外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关系是国际上的延续，它本质上是由国内社会制度决定的。国内的社会制度，决定对外关系的性质及其战略策略。同时，对外关系绝不是孤立的事物，它涉及到国际上的环境和背景。这十年的对外关系，至少有两个比较大的背景：
（一）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
历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19世纪30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遭到镇压失败后，当时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里昂的叛乱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是在同一个社会内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了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性质、特点、规律和前途，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不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不同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各自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因而阶级斗争就必然带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发生了两次震动世界的大革命，一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另一次是中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大胜利，又是资产阶级的大失败。国际资产阶级在这两次大失败后，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他们开始意识到很难用武力打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开始变换策略手段。他们在不放弃武装侵略的同时，开始重视和推行和平演变策略：企图用和平演变策略瓦解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末，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杜勒斯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这种和平演变战略刚一提出，就引起毛泽东的密切注意和高度警惕。因此，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就提山防止和平演变问题。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沦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这个提纲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帜，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帜，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是用和平手段。”“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已经过去40年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后，我们读读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应该看到毛泽东当年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多么深刻、多么英明，多么伟大。
帝国主义策略已经改变，他们实施战争与和平两种方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比较起来，战争的办法，人们容易引起注意和警惕；而和平的办法，人们往往不注意，不警惕，因而危险性更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在不放松备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防止和平演变。这就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大特点，也是十年对外关系在国际环境上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
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断地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样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恩格斯说过，“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列宁也说过，“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一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那么，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这需要把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三次大论战加以比较，就会得出必要的结论。尽管这三次大论战的背景、形式、内容和特点不尽相同，但是，结果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
第一次大论战，是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战胜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又创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们创立了革命理论，阐明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第二次大论战，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同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托洛茨甚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和它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力图从工人运动内部来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列宁把这种机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特征，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这场大论战，战胜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产生了列宁主义，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次大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中叶，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同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去年出版的吴冷西同志的名著《十年论战》，从实践到现论，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这场大论战的背景、性质、过程和内容及其重大意义。《十年论战》的写作和出版，是一件大事。可以相信，这本书会流传下去，成为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必读的教科书。
如果我们把第三次大论战同第二次大论战在背景上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前；而第三次大论战却发生在中国革命之后；这次大论战，又恰恰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挑起的。这些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必要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那么，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隐藏些什么本质问题呢？至少有两点：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课题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大论战是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和打基础时期，当时还不具备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在20业纪初，才具备这种采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历史表明，任何意识形态的大论战都是即将来临的一场社会大革命的舆沦准备和斗争序幕。那么，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事实说明，这次大战论主要任务是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具体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主要课题，从这场大论战的主要内容和斗争焦点来看，也是如此。
而第三次大论战却发生在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7年以后；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又是由在列宁故乡出现的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挑起这场大论战。这个历史现象，集中地说明第三次大论战，不是解决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这个问题由马克思和列宁已经解决了的；而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现阶段国标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主要课题。从第三次大论战的主要内容和斗争焦点来看，也是这样的。因此，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第三次大论战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划是马克思主义发屉史上划肘代的贡献。
第二，修正主义的特点不一样。第三次大论战是山由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而挑起来的，这个历史现象是很有意义的。第二次大论战中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发生的．他们没有国家政权的力量；而第三次大论战发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现代修正主义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因此，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和破坏，比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更加危险。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特点；也是中国十年对外关系在国际环境上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十年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十年对外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开展的。尖锐而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十年对外关系是丰富多彩的。
二、十年对外关系的思想理论
毛泽东是在极其复杂和异常尖锐的国际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对外关系实际结合起来。在这十年对外关系中，毛泽东在前些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和概括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有如下几点：
（一）对外工作路线问题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上讲话中针对赫鲁晓夫的大国首脑外交路线，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无论在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1970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卜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毛泽东这些谈话，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本质和阶级路线。同时，也划清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对外关系的原则区别。
对外关系问题，同国内关系问题一样，必须解决依靠、团结谁、打击谁这样的根本路线问题。而依靠谁，又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对外关系活动依靠谁，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靠大国首脑，这就是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对外关系活动和国内关系一样，必须是依靠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活动的群众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成败的根本问题。
（二）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同党派关系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请问，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1974年，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说，拉扎克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泽东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是高兴的。
毛泽东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必须区分国家关系和党派关系，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关系；然后，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对两种不同的关系，分别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要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政策，以维护正常的国家关系；与此不同，在共产党之间，要实行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要互相支持．而第一位的是执政的共产党要支持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这是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忘记了这样丝的义务，就是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指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毛泽东这些论述，解决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问题。这些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和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处理得不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公开地支持国民党政府，派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和物资；反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不支持的，也不供应物资和武器。而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也是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曾谈到斯大林对我们党犯的四条错误，其中第三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从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话。”
至于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出卖和镇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了“和平共处是对外关系政策的总路线”的谬论。毛泽东在批评这个谬论时曾指出，和平共处是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政策，“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全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
（三）划分不同类型国家，区别对待
毛泽东讲过，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因此，他根据国际斗争的实际需要，按着不同类型，把世界上划分为三类国家，以区别对待。毛泽东这个思想理论最早是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里提出来的。在这篇讲话最后二段文字里，他是这样说的：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样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同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发挥了这些论述，他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是主要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
在这以后，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统治，获得独立。毛泽东根据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特点以及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他们称为民族主义国家。随后，毛泽东把世界上的国家，按着不同的类型，划分为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国际斗争中，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同一类型的国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政策。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阵地和大后方。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亚非拉新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这类国家的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因此，我们要团结他们，同他们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关系。这样做，对于加强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要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而且，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这样做，就能孤立和打击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这个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实质是，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民族主义国家，分化和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和打击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在国际斗争中非常重要的策略原则。
（四）三个世界划分战略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战略。这个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它来源于前些年不同时期的三个战略理论：
第一，1946年，毛泽东提出辽阔地带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是国家。”“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
第二，1956年，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的理论。在这一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毛泽东当时指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
第三，1963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这年9月，毛泽东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第二年一月，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问题，同时指出：“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同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今中间地带”。
上述三个战略想，是解决不同时期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而它的主要矛头，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只是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开始提出苏联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世界政治斗角的新格局和敌我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制定新的国际战略。
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指出，我们愿意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白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诉我们，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美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也是最大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时的苏联也搞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它们站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最前列；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和剥削，又受超级大国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两面性，因而它们是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争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可见，毛泽东的理论，抓住了以全世界人民为一方、以苏美两霸为另一方的这个世界主要矛盾，指明了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可以夺取或联合的中间力量，以便调整关系，组织力量，集中打击主要对象。因此．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是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
（五）对外工作重点问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作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三大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一，这些地区，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毛泽东历来重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在50年代中期，还在这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大上庄严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给以积极的支持。”如上所述，在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理论，而亚非拉又是“第一个中间地带”；在70年代初，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亚非拉又是“第三世界”，充分肯定这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意义；在这个期间及其逝世以前，毛泽东作过许多重要分析和论述。比如说，亚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第二，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2／3以上，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靠掠夺这些地区而起家的，现在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不掠夺这个地区，他们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摇了并且将最后摧毁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1966年10月25月，毛泽东在一个电文中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
第二，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对欧洲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图家的极大支援。事实表明，他们的革命斗争，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重要力量。在50年代末，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指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力量，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毛泽东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底，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还指出，你们和我们是互相帮助，不只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不然我们就是坏人。毛泽东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也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的。因此，我们的对外工作重点必须放在亚非拉地区。
综上所述，这五个思想理论，是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出发，在总结国际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不同方面来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涉及对外事务的基本方面和主要关系，构成了对外关系思想理论体系。毫不夸张地说，这十年是新中国对外关系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对外关系理论最丰富的时期。这些思想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对外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十年对外关系的主要成就
这十年对外关系，在毛泽东的对外关系思想理论利方针政策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挫败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一场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运动。它们向西方盟友以及第三世界的新兴民族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美国保持一致，不承认新中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国家同这种反动政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十年外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我国同外国建交有突破性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过三次同外国建交高潮。第一次建交高潮，是在建国初期，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亚洲的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以及西欧的瑞典、丹麦、瑞土和芬兰等共有23个。第二次建交高潮，是在1956年到1965年期间，除了南斯拉夫和法国以外，全部是亚非拉这些地区的国家，共有24个。这两个时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共有47个。第三次建交高潮，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个时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是64个。其中，1971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5个，而1972年有18个，这两年共有33个国家同我国建交。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共有111个。这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独立国家已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十年，外国同我国建交的数量，是建国后的前两个建交高潮的总数量的1．4倍；又占从建国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总数的一半多。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欧多数国家，还有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是在这十年同我国建交的。到这个时候，除了美国外，当年追随美国反华，又是西方帝国主义阵线的主要成员在这十年里同我国建交，它的意义就非常重要，这就给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政策以决定性的打击。
第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1年10月25日晚，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提案以76票赞成，美日的联合提案被否决，挫败了美国长期以来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可耻阴谋。支持中国的各位代表全部站起，长时间振臂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盛况空前，这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进入了联合国这个世界政治舞台，打破了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联合国的局面。美国合众社报道，“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科威特代表说，没有中国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国席位，将使新时代的人类前途变得灿烂。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泽东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第三，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与周恩来举行会谈，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以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为核心的上述三件大事，实际上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国际政治战场上开展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彻底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长达20多年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新中国的反华阵线。毛泽东领导的这场伟大斗争的直接战果，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的中美苏三角。
（二）支持和促进各国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对来访的亚非拉朋友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因此，毛泽东历来主张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帮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毛择东的这个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也在各国广为传播和积极响应，成为他们相互支援、团结战斗和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
1.支持亚非拉各国的革命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为我国对外关系中—项基本政策。在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大力支持和促进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亚非拉形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有：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和古巴革命的胜利。对于这些国家的革命斗争，我们国家都给予了重大支持。
在亚洲，我们国家对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革命斗争给予了毫无保留地坚决支持，而且不惜为此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给越南解放阵线的电报中庄严宣布：“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国家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1962年2月，中国决定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除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外，还派出军事代表团，协助北越领导研究有关军事问题。1978年，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3.5万辆汽车，165架飞机，117艘舰船，810辆坦克和装甲车，3万余门火炮，还有450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些援助，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从1956年10月开始，中国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等部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越南领导人对中国支持和援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辽阔的后方，没有中国提供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越南的抗美斗争，也支持了中国和世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国在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同时，也支持老挝和柬埔寨的抗美斗争。1970年4月，美国悍然入侵柬埔寨，群众性的抗议、游行、示威等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
毛泽东于同年5月1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庄严声明。这个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坚持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可以打败强国，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由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又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最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从当时世界各地反映和影响以及后来的实践表明，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1975年8月27日，西哈努克亲王对毛泽东说，他对中国的支持甚为感激，他特别提到毛泽东的“五·二O”声明说，全体柬埔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历史性声明，柬埔寨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主席在声明中所作的小国要敢于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就可以战胜强国的论断。毛泽东发表“五·二O”声明，正是印度支那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支那三国提供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1970年8月7日，中柬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无偿提供军事援助协定。同的10月6日，中越签订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议定书。10月10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柬埔寨朗诺建立“高棉共和国”。1971年3月19日，毛泽东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出，“最近一个时期，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各个战场打得很好。尤其是九号公路战役，打了一场很出色的歼灭战，成建制地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们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打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经验。你们痛打了美国侵略者，打败了它的侵略计划，使尼克松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日子更不好过”，“我们坚信，……团结一致，继续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非洲，我们国家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武装斗争给以坚决地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对外关系部长克里姆时说，“我们同法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能就支持你们，不仅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如果武器能运到也可以支持你们。”196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抗法武装起义十年前夕，毛泽东致信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信中说，“我一直注视着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你们的胜利是对中国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我们支持你们，你们也支持我们”我们国家设法通过第三国给阿尔及利亚以武器和物资的支持。也支持过非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几内亚在1970年以及扎伊尔在1977年遭到外国雇佣军入侵时，我们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给以强大声援，而且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授助。随着非洲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逐渐向南转移，我们国家重点加强了对南部非洲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向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等国民解放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武器装备以及人员培训等多方面援助，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拉丁美洲，以古巴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中期掀起了震动世界的反美斗争高潮。我们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资上给予了坚定的支持。60年代初，毛泽东致信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说，“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可能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对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反美斗争，我们国家也都给予大力支持。在20世纪中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战争》的谈话和《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这两个文件谴责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径；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号召“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尤其要提到的是，前个文件在指出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还严重地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无论从当时世界各地的反映和影响，还是被后来的实践所验证的，这两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
2．支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有两类情况：
一类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同我们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同党派关系。我们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也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另一类是在我们党同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也分化出一批左派组织。比如，有法共（马列），英共（马列），意共（马列）、澳共（马列）、印共（马列）、日本（马列）左派党、希腊（马列）组织、比利时左派组织、芬共（马列）小组以及美国十月同盟，等等。随着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出现，整个欧洲的共产党都变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公开宣称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批共产党追随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而变成了修正主义党。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和产生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党和左派组织也是必然的。尽管这些新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规模不大，有的也不够成熟；但是，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因此，我们党和国家从各个方面力所能及地支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党和左派组织，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支持各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同时，毛泽东指出，“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又指出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自己的事。”
3.理论指导
我们党对各国革命斗争的支持，不仅有政治、道义、物资和武器装备，而且更重要的还有革命经验的传播以及思想理论方面的指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各国革命斗争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亚非拉地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用外国革命者的话来说，“起着示范和指导作用。”毛泽东著作，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各国革命者，也纷纷来中国参观访问。每当外国革命者及其领导问及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不仅介绍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而且也介绍中国革命中的一些失败的教训。他说，“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又说，“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毛泽东不仅介绍中国革命经验，也总结和介绍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他在会见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代表时曾介绍过古巴、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革命经验，他说，要“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朋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也说过，“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注意和研究世界各大洲一些搞得好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的经验，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些重要理论来，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议，仅以非洲为例，毛泽东认为“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因此，他极为关注非洲各国革命斗争情况及其发展趋向和存在的问题。他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研究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可以说，非洲的革命问题，花费了毛泽东不少精力和心血。从我们能够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毛泽东对非洲来访的革命党派、政府首脑、群众团体和代表人物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非洲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毛泽东指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关于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有领导核心”他非常赞扬几内亚民主党，他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谈话中指出，“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你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你们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它们得到解放”。“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第三，关于非洲革命的路线问题。有了革命政党，还要解决依靠谁这样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举了几内亚、古巴和中国等例子，“说明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二要以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这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
第四，关于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问题。毛泽东认为，光有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有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他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谈话中指出，“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要不被人颠覆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他对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还说，“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毛泽东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第五，关宁警惕新殖民主义问题。毛泽东认为，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对付老殖民主义者的垂死挣扎，而且要警惕和防范新殖民主义者乘虚而入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就是要千方百计取代老殖民主义者。因此，毛泽东指出，“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争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第六，关于防止幻想和危险问题。在会见非洲外宾时，安哥拉朋友问，“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毛泽东明确回答，．“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如果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曲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毛泽东这个观点很重要，经验表明，如果丧失警惕，就会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这些思想理论，是在各种会见非洲来访者以建议形式提出的。非洲的朋友说，毛泽东的理沦和政策是“指导非洲革命斗争的方向盘”。在毛泽东的一次会见外宾时，非洲朋友说，“毛主席是非洲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说，“是朋友，不是领袖”。
（三）积极开展援外工作
对外援助，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支持各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援外工作，他认为，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和条件，给获得独立的国家以援助；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还要相应地增加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外援支出。毛泽东亲自确定我国的外援方针，规定了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谋求特权、不附带政治条件、不造成受援国依赖等一系列原则和方针。在这些原则和方针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补充而形成了我国援外工作的八项原则。他在会见外宾时强调，“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的不利，对我们也不利。”他还一再告诫我们的工作人员要警惕和防止大国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初，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形成新的高潮。而已经独立的国家正在努力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争取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及其应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破坏以及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的畸形和薄弱，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遇到许多困难。而这个时期，又正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时期。不少国家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尽管国内也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国家还是承诺了数额巨大外援任务，1971年到1974年，非洲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有66个，其援助总额占同期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授助额的2／3。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是最大的受援国，占中国对非洲援助总额的1／3以上。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坦赞铁路。这是坦赞两国求助于西方大国和苏联遭到气绝以后，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承担的项目，也是中国援外耗资最大、规模最大的项目。这条铁路是1970年动工，1979年交付使用，对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支援南部非洲尚未独立的国家的解放斗争的巨大支持，受到非洲人民的一致赞颂，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从60年代末到1975年，是印度支那抗美救国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国向这三个国家大规模援助。其中，仅1971年至1973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近90亿元人民币。我国对印度支那三国的援助，再加上对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占中国援外总额50％以上，有时甚至超75％。巴基斯坦也是接受中国援助比较多的国家之一。印巴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给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无偿的军事援助。
我们国家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一五”“二五”时期略多于1％，而从1963年开始，逐年上升，1970、1971、1972，1973、1974年分别为3.5％、5.1％、6.65％、7.2％、6.3％。这种情况，是适应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是我国人民为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作出的必要的民族牺牲。我国的援外支出数额是根据国际阶级斗争的情况和特点而变化的。从1975年开始，我们调整援外支出。这个时候，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五个国家的援助金额一直是比较高的，在“四五”期内占授外总额的75％。因此，中央决定今后对上述国家援外总额的比例，以不超过50％为宜。1975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5％，而1976年为3，7％，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这就是说，我国援外支出在毛泽东在世期间，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作了适当的调整。这个事实也表明，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可升可降，可低也可高，这不是主观武断，而是由国际阶级斗争情况决定的。
我们国家的援外工作，在国际上享有很好的声誉。我们提供的援助项目，帮助这些国家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我们的援助又是非常慷慨的，条件也是非常优惠的，深受这些国家的欢迎。西方一些评论也说，“中国作为援助国，在更贫穷国家中的声誉是无与伦比的。”
总之，我们援外工作是成功的，成绩是巨大的，促进了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对外关系和对外经贸的发展，而且在国际斗争中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援。我们援助他们，他们也援助了我们。
（四）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提出，“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的主要策略手段。建国以来，毛泽东密切注视和分析研究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抓住主要矛盾，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以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我们党根据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对外关系工作，促进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世界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第一，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竭尽所能地从政治、道义、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支授了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所以在70年代，我们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国家先后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也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非洲，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先后同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4年，有8个国家领导人访华。对外关系互访也显著增多。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后，在第二年召开的第27届联大及其有关机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不顾各种压力，阐明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当时非洲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正在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非洲和第三世界广泛的信誉。
在亚洲，我们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了积极的发展。东南亚，是我国与美国斗争的焦点地区之一。在50年代和60年代，东南亚多数国家倒向美国，而菲律宾和泰国首先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积极参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在中国的援越抗美斗争的胜利和尼克松访华后，它们开始改变态度，在反对越南侵柬问题上，我们与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协调与合作。我们先后与马来西亚（1974）、菲律宾（1975），泰国（1975）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关系也有友好交往，发展经贸关系。在西亚，1971年，我们先后同科威特、土耳其、伊朗、黎巴嫩、塞埔路斯等建立了外交关系，经贸关系也有了较好发展。我们坚决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
在拉丁美洲，我们与这些国家关系有很大的发展。先后与智利（1970）、秘鲁（1971）、墨西哥（1972）、阿根廷（1972）、圭亚那（1972）、牙买加（1972）、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4）、委内瑞拉（1974）、巴西（1974）、苏里南（1976）、巴巴多斯（1977）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领导互访明显增多，经贸关系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国政府也坚决支持拉美国家捍卫200海里海洋权以及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第二，积极开展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
毛泽东在作出亚非拉是我国对外工作重点的同时，又指出：还有大半个欧洲。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做西欧的工作。他是把西欧同美国区别开来，把它们归入“第二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它们同苏美有矛盾，是一支能抗衡苏美的国际政治力量，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间接同盟军。因此，毛泽东提出要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重要思想。毛泽东亲自做法国、西德和英国等国的工作。他1975年还对西德领导人说，如果你们十年不联合，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联合成一个共回体，会要吃亏。要靠欧洲自己为主。
第二世界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牵制的。这些国家同美国结盟，在对华政策上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可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世界国家同我们国家的建交高潮。在西欧，1970年至1973年，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卢森堡和西班牙先后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英国和荷兰也同中国签署丁关于两国从代办级关系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同年，联邦德国也同我国达成建交协议。在北美，1970年10月，加拿大与我国建交，在国际上颇有影响。1972年9月，日本与我国建交。可以说，70年代，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进入了突破性的全面发展时期，经贸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领域（包括科技）签订了不少合作协定。
第三，大力开展民间外交
在建国初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多，到1950年10月，只有18个。这样，政府的官方活动区域相对狭小，给我国的外事活动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当然，这是由美国的敌视新中国的反华政策造成的。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开展民间外交，他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同时，毛泽东还关心和重视民间外交的组织建设。他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民间外交团体间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我国的民间外交，是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做工作，周恩来具体部署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这里，仅举几例。
（1）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中日之间很难进行正常活动。50年代，毛泽东亲自接见来华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的日本朋友，他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加强经济友好往来，政府间不好往来，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间往来嘛”，“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中日两国内的民间贸易和文化团体以及其他民间团体，往来频繁。日本民间访华人数是居各国来宾之首。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日两国终于在1972年9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2）1950年4月，美国曾照会受它控制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要与美国保持一致，而且威胁他们不得先于美国承认。这种敌视中国的政策，确实给我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事活动造成困难。因此，毛泽东决定开展民间对外关系，邀请拉美民间和各政党友好人士来北京参加国际会议或访问。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初到毛择东逝世，他亲自接见过的拉美民间团体及个人有55次之多。就这样，也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70年代初的拉美国家同我国的建交高潮。
（3）1970年初，毛泽东决定我国开展以民间为先导的乒乓球外交，以小球打动大球，震动世界，引起国际形势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外国评论说，这是毛泽东在世界外交史上写下的“千古绝唱的一首诗”，也是民间外交的成功范例。
（4）1973年2月22日，毛泽东批准同意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起草的关于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问题的请示报告。同年6月和11月，天津市与神户市、上海市与横滨市先后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就这样，我国民间外交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民间外交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是活跃在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毛泽东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也说过，“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
（五）制止和推迟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连绵不断，规模较大，破坏严重。20世纪前50年，在不到30年时间就发生了出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后50年，虽然没有发生世界战争，但是，由于关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由此而引起的局部战争次数急剧增加，而且重要地区熳发战争，立即引起许多地区连锁反应，牵动“全球为之出冷汗”。就是在所谓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同推行“独霸世界战略”，正是在90年代，爆发局部战争的次数不仅是20世纪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最多的年代。据国际上一些学者统计，在人类社会有阶级以来五千年历史里，世界各地曾发生过1．4万余起战争，平均每年爆发2．8次战争。而90年代，仅以1993年为例，这一年就爆发局部战争34起，比1992年还增加4起，是世界史五千年平均每年发生战争次数的30倍。人们不会忘记，在去年，是20世纪的末尾了，正是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和平”的旗号，悍然侵入科索沃，狂轰滥炸南联盟；同时，公然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就是这样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血腥屠杀中，20世纪结束了，21世纪也开始了。整个20世纪尤其是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存在帝国主义时期，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的斗争焦点和主要课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
50年代末60年代年初，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仅仅是没有打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各个方面的战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40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些话讲得多么深刻，令人深思。197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他说，战争与和平“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在毛泽东逝世前六个多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还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在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涉及世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他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些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为我们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斗争，推动世界革命，维护世界和平指明了方向。
第一，新的世界战争能够制止
毛泽东根据当代国际形势的情况和特点明确指出，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要加以区别；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又指出，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世界战争有两种可能：在当今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是，也存在推迟或制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4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中，就提出了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的论断。建国后不久，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篇重要著作中又进一步论述了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毛泽东提出世界战争两种可能性论断直到他逝世的30年时间里，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里，反复强调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在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保持15年、20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而在1976年，毛泽东在最后几次外事活动中，也曾对外宾说过，保持和平25年是可能的。毛泽东生前对推迟世界战争，在20世纪内维持世界和平是乐观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世界战争两种可能性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只有坚持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政策，作两方面准备，才能动员群众，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只有对战争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作好必要的备战，才能制止战争，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我们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因此，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是非常危险的。决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第二，区分战争性质，采取不同政策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般战争（或局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天下就不会太平，第二次大战以后，爆发的局部战争更加频繁，这就涉及到我们党在处理国际斗争中对局部战争的态度和政策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于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已经解决了。他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这个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待和处理国际上战争问题的基本依据。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了，但是，这些强盗们也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他们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消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选择和培养代理人的新方式继续推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大战以来，民族间的战争骤然增加，但是根子还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指出，“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因此，斗争还会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这些强盗们，就是挑拨、策划和利用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来维护他们的殖民统治和剥削，弄得世界很不安宁。这些情况，就使得我们在对待和处理国际上的战争问题显得异常复杂。仅以阿以争端为例。中东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矛盾的交汇点。以色列立国后，在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同阿拉伯国家发生四次大规模的战争，侵占阿拉伯国家一些领土和整个耶路撒冷，以及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而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也横遭剥夺。毛泽东根据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科学地分析了阿以争端的性质，充分肯定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斗争的正义性，决定大力支持这一斗争，向阿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他在会见阿拉伯外宾时说，问题不是一个以色列问题，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美国问题。又说，全世界要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正在组织起来反对我们。譬如，他们正在利用以色列反对你们。利用以色列只不过是一种方式，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建国以后，毛泽东开始注视和研究中东问题，确定了我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及其相应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实践表明，我们的立场、政策和策略，赢得阿拉伯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遍信任和友谊，发展和巩固了我国同这个地区国家的关系。
阿以争端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对局部战争进行科学地具体分析，区别战争的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也是组织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和制止世界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反对冷战共处，争取和平共处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1919年12月，他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人民政府外交政策时，曾多次提出和平共处的一些原则。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同年6月，他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问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提出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后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五项原则的第一条，是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还要根据五项原则作些工作。历史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各国之间友好合作提供了基本原则。
后来，毛泽东针对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继续制造紧张局势问题，他提出反对冷战共处，争取和平共处。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化和平共处。”又说，“冷战有好的一而，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化为热线”。“好的一而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因此，反对冷战共处，争取和平共处，是我们外交战线上的一个主要任务，也是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斗争的重要方面。
第四，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
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只能靠各国人民来争取，而不能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毛泽东认为，我们支持必要的首脑会议，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民是决定因素，因此，只有依靠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实践表明，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方针。
在毛泽东这些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长期地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制止和推迟了世界战争。这不仅有利于各国人民，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可以说，这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
（六）全面发展对外经贸关系
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对外经贸关系。1938年，他在《论断阶段》中指出，“中国已紧密与世界联成一体，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们不是也不能闭关主义者”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又亲自制定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在毛泽东关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对外经贸工作是在同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政策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对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1．对外贸易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看，从1950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6亿元人民币。从1966年到1976年，平均每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73亿元人民币。从这两个时期的年均进出口贸易额来看，后者是前者的1．8倍。从1966年到1972年，年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0多亿元人民币，而从1973年到1976年则为254亿元人民币。从现在悄况来看，这些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是很大。可是，人们不要忘记，这个数字与当时的经济总量相比，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当时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仅以197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92．2亿元人民币来看，据专家估算，这个数字大体上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0亿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这十年正是从建国以来到1976年这个历史阶段的全面地大发展时期，也为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打下雄厚的基础。
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过程，是个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对华“贸易禁运”，妄图从经济上封锁我国。因此，在50年代我国的对外经贸重点是苏联和东欧5国。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达70％左右。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撤回专家，撕毁合同，又逼债，又大量减少对中国轻纺工业的订货，这些行为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这一年，又是国内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从1961年起，我国把进出口贸易重点开始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对西欧和日本，我国主要是通过民间贸易形式进行的。在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理论的指引下，在我国对外关系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胜利同时，对外经贸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66年，我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71．13％。到1969年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同意美国厂商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从这时起，到尼克松1972年访华前夕，美国先后7次主动修改条文，放松对中国的禁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美国对中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封锁政策彻底破产，开始贸易往来。几乎与此同时，我国不仅与西欧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又签订了各种经济贸易协定、海运协定、航运协定，商标注册互惠协定等；我国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建交，也开始了同这些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到此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封锁也彻底破产。而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从此开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这是我国对外关系战线上一个重大胜利。
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整个过程来看，在对外关系领域也有个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与经济相比，政治还是占首位的，也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政治对外关系的节节胜利，就不可能有对外经贸的不断发展。政治对外关系是为经济对外关系开辟道路的，也是为经济对外关系服务的。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正确处理和解决了对外关系领域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而获得了这个领域内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双丰收。
2．引进新技术和设备
从1950年到1976年，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进口生产资料占80％多，其中，技术和设备占生产资料进口的1／3，而生产原料进口占2／3。50年代，我国主要是从苏联和东欧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和设备；60年代，我国重点是从日本和西欧等10个国家引进了新技术和成套设备，主要是有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等项目。70年代，随着对外关系局面的打开，从197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地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第二个高潮，1972年前后，中央决定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26套成套设备方案。其中包括1套“一米七”轧机、13套大化肥装备、3套电话设备、1套烧基苯和1套氮化球团设备，合同全额为2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99亿元（包括贸易加成）。1973年初，又增加43套综合采煤机组和其他一些关键单机等项目，合同总计价43亿美元。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这个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又追加了一些新的引进项目，引进计划的总额到51.4亿美元。这些技术和设备引进工作，是建国以来到70年代中期规模最大的，对于填补国内某些技术空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上述六个方面表明，这十年对外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全面地大发展时期。因此，这十年对外关系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四、中美苏三角问题
中美苏三角，是20世纪国际政治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影响是深刻和久远的。有关资料介绍，从70年代初以来，国际上从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评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比较多。有的评论称为“三角热”。
在国外的众多研究中，日本《每日新闻》国际部长平野谷在毛泽东逝世后写的一篇研究性文章：《美中苏三国时代的英雄——毛主席》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中国的巨星，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的潮流。毛主席的卓越的世界外交战略，把中国的地位提高到了美苏中三国时代的一角。
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大厅里，悬挂着一块写得优美的横匾，上面写着‘东风压倒西风’，这是毛主席在中苏蜜月时代写的一句名言。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经常有机会访问中国大使馆。每当我看到这块横匾时，就感到自己看到了毛主席暗示那以后要大大改变中国战略的雄伟气魄。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同转而实行美苏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的苏联断绝了关系。并且，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对手，以第三势力为后盾，形成了美苏中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整个20世纪中，大概唯有毛主席才是经历了长征、国共合作、革命以及美中苏三国时代，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毛主席的逝世孕育着对世界政治的冲击。失去了毛主席这块重石的巨大中国的热能也许会对美中苏三国以及西欧和日本等整个世界政治的均势引起新的地壳变动。”
从这些论述来看，平野谷这篇文章是比较精彩的，在国际上也是颇有影响的。
（一）中美苏三角形成的历史条件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关苏三角的出现，是国际政治经过一系列分化和改组的结果。1965年，毛泽东就指出，世界正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同年11月29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阿尔巴尼亚国庆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个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中德、意、日法西斯彻底失败，而英法又受到严重削弱，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与此相对应，也出现了一个苏联军事集团。随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苏联也逐渐演变成超级大国。而社会主义阵营也就不存在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争夺，弄得世界很不安宁，它们是战争的策源地。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到处侵略和扩张，必然引起反抗和革命。亚非拉地区的革命风暴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力军；同时，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也不满超级大国的欺负和控制，不再听从他们的指挥，有的甚至公开分庭抗礼，也形成了第二世界的一股势力。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就是在依靠革命力量和间接势力的基础上，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异军突起，成为独立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上形成了中关苏三角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新格局。
（二）中美苏三角形成的斗争艺术
中美苏三角形成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但是，选择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为突破口，用什么手段打开局面，来促进和推动中美苏三角的形成，就有个斗争艺术问题。历史表明，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在打胜仗的客观条件形成的条件下，主观指导和斗争艺术就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毛泽东密切注意和经常研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特点乃其趋势问题，以便抓住有利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和手段，开展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场大的斗争。
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领域遍及全球，但是重点仍在欧洲。苏联从6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美军备大体持平；而苏联战略核武器首次超过美国。苏联凭借军事实力，开始推行全球化进攻战略。正是在这个时候，苏美斗争不仅达到高潮，而且双方争夺的态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说，由原来的美攻苏守转化为苏攻美守。苏联不仅在中苏、中蒙边界上集结大量兵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局势，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攻势，特别是企图从南线突破，插手安哥拉，扩大东北非活动，入侵阿富汗、加强红海地区战略地位，又向地中海和印度洋扩张。而美国则因侵越战争，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经济状况恶化，因而在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中处于守势。因此，尼克松上台后，开始调整战略，以便改变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的不利地位。而尼克松调整战略的首要问题，是急于要从越战“体面”脱身，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便抗衡苏联的全球性的战略攻势。
苏美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警惕。他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又说“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而在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递信息，主动要求与中国领导接触，改善美中关系。毛泽东根据苏攻美守的状况，及时抓住战机，通过“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推动中美苏三角的形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美国孤立和封锁新中国的反华政策彻底破产，标志着中美苏三角形成。
中美苏三角的形成，是斗出来的。从60年代初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70年代初的划分三个世界战略理论，都是毛泽东根据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提出来的。十多年来，我们党根据这些战略部署，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依靠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争取第二世界的间接力量，以理论和政策形式调动和指挥了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从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在国际政治战场上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一场震动世界大斗争。而这场大斗争的直接战果，就是中关苏三角的形成，打出来个三分天下有其一，中美苏三足鼎立。50年代末，毛泽东说过，“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方法打它，但也要准备武打。”可以这样说，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国际战场上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这场文打（也包括局部的武打）惊心动魄，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壮举。
在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这场斗争中，斗争艺术是关系到成败的根本问题；但是，这场斗争也与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密切有关。看国家实力，不能光看数量，重在质量。这十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了两大环节，一个是三线建设；另一个是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因此，这些年在基础工业，比如钢铁、机械、汽车、石油、电子和国防科技工业有飞跃的发展。与此相应，国家实力在质的方面有较大的提高，这种提高，集中表现在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在多方面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突破。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装置爆发成功；1966年10月，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1967年6月，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炸试验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美国和苏联的第一颗卫星，等等。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外交斗争，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基础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两次大的飞跃，都是打出来的。第一次大飞跃，是抗美援朝打败美国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结束后，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信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这一次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标志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从此中国进入了世界五强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1954》一书是这样评论的：“1954年是中国人民政府威望增强的一年，更是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一致认为中国是东亚大国和世界五强之一的一年。中国于这一年的春夏季参加讨论了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大飞跃，就是这次中美苏三角的形成。这一次，主要是外交上的文打，但是，也是以武打为基础的，是中国援越抗美打出来的。1973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说，尼克松为什么跑到北京来?不是你们打胜仗，他也不会来。在60年代，毛泽东还说过，我们不急于同美国建交，美国会乔装打扮来中国的。
（三）中美苏三角的历史意义
中美苏三角的斗争和形成，是以国际政治斗争格局的形式，突出地或集中地说明；中国仍然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中，都企图打中国牌。而毛泽东则抓住时机，利用美苏矛盾，而又不让美苏利用和控制，因势利导，促进和推动了三角的形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国际政治斗争格局中争得和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天下。因此，中美苏三角问题，说到底还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密切有关。
然而，要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必须研究世界矛盾的焦点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历史地位的唯物主义基础。社会革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社会矛盾决定它的性质和任务及其历史地位。列宁当年曾说过，俄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在20世纪初，革命中心转移到了俄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说，“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逐步转移。十八世纪末，革命的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革命的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后，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中国。将来，世界革命的中心还会继续转移。”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地区之一。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矛盾集中在中国，同时世界革命中心也就随着转移到中国来了。世界革命中心的这次转移，是以不同形势表现出来的，它有三大标志：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中国解放战争，实际上是美国用金钱、武器与军事顾问等装备国民党来打中国共产党。这场战争的阶级实质，是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生死决战。这场决战的结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伟大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无产阶级在20世纪又一伟大胜利。可是，美国不甘心它的失败，又在50年代初发动了侵朝战争，把矛盾直接指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又被中朝人民所打败。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形式标志着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
第二，中苏十年大论战（1956-1966）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等集团背叛共产主义事业，就是在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而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挑起的中苏大论战，说明世界矛盾焦点仍在中国。不过，它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这场大论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大决战。在这场论战中，赫鲁晓夫勾结美国，共同反华。而美国的政策是“帮助赫鲁晓夫，支持他向毛泽东提出的论点，西方应参加共产党内部关于马列主义前途的讨论”。陈云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讲话中指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问题，影响是深远的，”60年代初，毛泽东指出，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又提出反帝统一战线和反修统一战线两条战线问题。因此，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同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政治斗争，标志着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
第三，中美苏三角的形成
中美苏三角形成这个事实，说明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中，中国在客观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阵地，同时也是在国际上公认的社会土义国家代表和第三世界的代表。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是世界性。因此，中美苏三角的形成，是以国际政治斗争格局的形式标志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
中美苏三角的形成，是国际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支持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支持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属于本国人民的，而且也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的。”因此，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有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