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一、高岗对刘少奇的的批评
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始于建国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种种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不满。
关于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
二、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委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他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
高岗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会上各地方的干部对新税制的批评很多，有人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 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七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他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八月六日，在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
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支持了高岗在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 三、高岗四处游说 虽然，高岗当时批评刘少奇、薄一波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夹带了私心，把财经会议看成自己的胜利。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进行积极活动。他 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在杭州，高岗见了林彪。
高岗说：“最近这段时间，北京那边很不平静。刚刚结束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开得狼烟四起，炮声隆隆。会议狠狠整了一下薄一波，薄一波的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虽然毛主席不让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其实不是路线错误是什么！给他留点面子就是了。可是，薄一波的问题却远不是他薄某一个人的问题，牵扯面很广，他有后台……” 林彪问：“后台是哪个？” 高岗说：“刘少奇！” 林彪又问：“可有根据？” “当然有！”高岗说，“薄一波的思想，来自少奇。少奇的右，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贯如此，屡教不改了。像抗战一结束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呀，像批评东北不该同资产阶级斗争，说有几万‘富农党员’也不怕呀，像批评山西省委不该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呀，像跑到天津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呀，还有，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呀，等等，多啦！少奇也有‘左’的时候，像土改提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但他以右为主。总之，他不稳，他是忽‘左’忽右，歪歪扭扭。他在七大上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你说，他这么个水平，能领导得好吗？” “我说薄一波的后台是少奇，还有一条根据，”高岗继续说，“他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圈圈里的。少奇、彭真、薄一波、林枫、安子文、刘澜涛，他们这些人都是原北方局的，都是搞白区工作的。他们思想上一致，感情上接近，组织上是一条线。所以，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的意思。我这个人你了解，就这个脾气，我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林总啊，党内现在有严重的斗争。我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没弄清。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天无二日嘛。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代表白区啦？白区就不是执行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啦？这不是公然***，拾高刘少奇吗？编党史，要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下定论。白区算什么？不就是在大城市搞搞工运，撒撒传单，贴贴标语，组织组织上街游行和飞行集会吗？靠这个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林总，你我都是搞军队、搞根据地出身。你说，根据地和白区，拿枪杆子冲锋陷阵和搞地下工作，哪个分量重，哪个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还不是军队嘛，还不是打仗嘛。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说一千道一万，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这个，是事实，不服不行！” 林彪说：“有道理，有道理。” 高岗说：“我看，我们党是一分为二的，有红区的党，有白区的党。红区的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红区的干部，有白区的干部。毛主席是代表红区的，刘少奇是代表白区的。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这还了得！所以，党和国家应当彻底改组！” 高岗拿出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给林彪看，并说：“这份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搞的。没有你林总，却有薄一波。”
林彪说：“狗胆包天！他们要干什么？！”“有没有我林彪无所谓，但谁给他们权力这么瞎搞？看来他们真要篡夺党！” 高岗说：“刘少奇长期搞白区，周恩来也在白区搞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孔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讲名分，要讲正统的话，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周恩来不是搞圈圈摊摊吗，那好，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朱老总也有这么个意思。毛主席，你林总，还有彭总，我高岗，都是这个大圈圈里的，都是这个正统里的。那就和他们较量较量，看看谁斗得过谁，看看谁笑到最后！” 林彪问“毛主席的态度呢？” 高岗说：“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他们已经失去主席的信任了。年初主席私下找我谈过两次话，我看得出来。不是自吹，毛主席真正器重和信任的，还是我高岗。当然喽，林总也是主席的一员爱将嘛。财经会议后，中央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要改变。具体设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另外，主席也在酝酿中央分一线、二线，他想退居二线。斯大林逝世对他刺激很大，他看到马林科夫掌权后撑不起来，每次开会就是敬酒。这都是因为斯大林在世时他没有掌权，没有经受锻炼，一下子接班显得吃力。毛主席高明啊。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设想，中央的人事变动可就大啦！” “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问。 高岗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在外国是议会，在我国准备叫全国人大常委会。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政务院总理，政务院有可能改为国务院。而由我来搞政治局。” 高岗又说：“林总，我主张由你来搞政治局，我的水平比你差远了！” 林彪轻轻摇头。 高岗说：“那，我主张你来搞部长会议。” 林彪又轻轻摇头。 高岗说：“林总究竟有何高见呢？” 林彪说：“我同意你对形势的分析。无论如何，不能让刘少奇他们掌大权。我对谁都不抱成见，但是非、爱憎还是分明的。彭真、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他们在东北是反对我的。他们背后是刘少奇。” 林彪说：“我劝你三点：第一，快刀下面无硬木。既然决定斗，就要下大决心，下狠决心。《红楼梦》上说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第二，好把式难唱独角戏。光你一个人蹦跳不行，要注意团结人，找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是取得毛主席的支持。常言道，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哪！要是毛不支持，你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林彪又说：“一群牛进院子，总有个带头的。老高啊，现在是你带头，我坚决支持你，做你的后盾。财经会议后形势对你有利，得风便扯篷，要抓紧出击。不是要开八大么，八大军队代表团的组成，我会动点脑子的，保证选票攥在咱们自己人手里，这一点请你放心。” 高岗说：“军队进中委的人选，请林总也要关注一下。要不，他们又要乱插手了。” 林彪说：“你有没有考虑？我看，你先拿个方案，咱们两个再碰一下。” 高岗说：“太好了！就照林总说的办。”“有林总的支持，我心里就有底了。我从杭州还要到广州去，一路上我再吹吹风，造造舆论。” 林彪说：“枪杆子，嘴巴子，缺一不可。” 高岗说：“对！”
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
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说刘少奇不懂经济，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
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
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又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
十一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高岗说：“刘少奇的问题，要害是他有个‘摊摊’。这个话我在财经会议时跟有些同志说过。财经会议他支持薄一波，前不久组织工作会议他又死保安子文，就看得更清楚了。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七大’时，刘的‘摊摊’就定了。说刘是白区的代表，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红军的代表，这还像话吗？他要拿白区和苏区分庭抗礼呢！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在虎穴43天，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不能工作了，那个时候真是危险。” 彭德怀反问一句：“危险什么？” 高岗说：“刘要篡党啊！你还记得不？毛主席临走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刘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还决定毛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朱老总、刘、周恩来、你彭总为副主席，刘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是大权在握了。一到时候，他就会篡党，取毛而代之。” 彭德怀不同意：“刘对毛是忠诚的。张国焘反毛，王明反毛，刘都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刘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上对毛的称颂、评价甚高，怎么会取代毛呢？” 高岗摆摆手，连连摇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说刘忠于毛，那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毛主席的意思吗？” 彭德怀承认：“少奇那个讲话，是走了一点火。” 高岗继续反问：“东北富农党员处理，站到富农一边去了，天津讲话，站到资本家一边去了，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高岗又接着点燃一支香烟，狠狠连吸几口，然后恨恨地说：“他就是有一摊摊。他把薄一波安排到华北，把饶漱石安排到华东，把林枫安排到东北，把安子文安排到中组部，就是为了到时候篡党！……当然，饶漱石现在已经觉悟了，看出问题来了，和他一刀两断了。” 彭德怀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加以反驳。 十一月，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
据陈云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四、 饶漱石与高岗紧密配合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
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
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这件事提出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 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五、毛泽东开始察觉高饶的问题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但同时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活动，毛泽东也已有所觉察。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毛泽东还找一些人个别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
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
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
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
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
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毛泽东提出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
六、毛泽东建议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高岗得知他的私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高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高岗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二月三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月五日， 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再次找高岗谈话。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朱德批驳了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二月十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七、四中全会后召开的有关高、饶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十五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
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
十七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开枪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毛泽东亲笔加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三月一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四月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高岗写了《我的反省》，说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他表示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有不同意见。
五月四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八月十七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八、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贰、本节简论
近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又成了一个热点。
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
2007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中国老年》2007年6月号发表了卓成华、西川的报导《李力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2007年12月，美国之音播送系列深度采访，请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讲述往事，请高瑜、宋永毅等人发表看法。
2008年7月，香港出版了高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史鉴主编的《高岗“反党”真相》（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在这些出版物中，前两种基本上坚持了当年中央的有关决议；后两种则是翻案之作。
翻案者认为：
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但认定高岗“反党”、“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则牵强附会，背离事实。撇开高岗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生活劣迹而言，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主席为推行“左”倾思想政治路线、维护绝对权威而施展权术策动“党内斗争”的一个打手和牺牲品。这，就是所谓“高岗事件”的历史真相。
当年，毛主席先是向高岗放出口风，表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倾”的不满，打算利用高敲打甚至替代刘周；后又发现高活动频繁、拉帮结派、野心膨胀，加之观察到陈云、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并不赞同“倒刘换周”，于是权衡利弊，平衡派系势力，决定抛出高岗进行批判，但留有很大余地。
毛主席支持反高岗是一个重大失误；它使得以后刘少奇宗派得以坐大，刘少奇的右倾思想不断膨胀，以至到一九六六年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翻案者是站在反毛的立场上，完全歪曲了斗争的过程和事物的本质。
翻案者也不得不承认：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
毛主席是怎样指导这场斗争的呢？
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在会上不对任何人进行批评。并指示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但是，高岗在会上对自己“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等问题，不作自我批评。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决定分别召开两个座谈会，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进行“公开揭露”。
在座谈会进行过程中，二月十七日，高岗在家中开枪自杀未遂，实际以此表示与党对抗。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决定对高岗进行管教，并暂停他的一切职务。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说：
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是自绝于党，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告诉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由以上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毛主席对高岗有正确全面的评价。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另一方面，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既没有全盘地肯定他，也没有全盘地否定他。因而，事前，不可能设想由他来接班当第二把手；事后，也没有想要整垮他。
第二，毛主席对党内斗争是坚持原则的。一方面，对党内出现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倾向，要展开批评，进行纠正；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利用党内的正常斗争进行非组织的活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利用高岗整刘少奇、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对又抛弃高岗，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三，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资产阶级的政党根本不同，它实行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允许在党内进行非组织的活动。高岗在党内抱着个人野心，进行派别活动，制造“军党论”，把共产党分成“红区党”和“白区党”，拉拢一些“红区党”的人，打击、排挤一些“白区党”的人，以达到自己获取更高、更大的权力的目的。这种行为，从政治上来说，当然是“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反党行为”？
第四，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是适度的。首先是启发他作自我批评，然后才公开揭露，第一次自杀以后才对他进行管教，并考虑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委派到陕西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只是在他第二次自杀以后，犯了众怒，才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第五，毛主席并没有因高岗的问题而忽视另外一种倾向。1955年批评合作化中右倾思想，1956年批评修正主义思潮，1957年反右派，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先反“左”后反右，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1964年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5年提出党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不能因为以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思想继续发展了，就反过来说批评高岗搞错了。在党内的斗争中，有什么错误就反什么错误，一个时期只能抓住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但不因此就忽视其他的错误倾向。
第六，在开展反高饶斗争过程中有人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在东北高干会议上林枫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成为了人民公敌。这就把高岗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了。邓小平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称高岗为“可耻的叛徒”，对高、饶有全盘否定的倾向。
2011年3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