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壹、本节概述
一、大跃进和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国家经委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5。8万吨。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国家经委汇总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00万吨到850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冶金部规划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900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
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工业，哪有现代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李先念提出财政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收入4000亿，支出4340亿，其中基建投资3050亿。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薄一波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900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1000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一0七0“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农业部提出《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8500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1200斤。
毛泽东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产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十分注意农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华东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办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1500斤（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406斤）。
随后，西北地区提出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人要突破3000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
文章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提出：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
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生产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的谈话：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有文章说；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一九五八年八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听说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市
毛泽东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该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召开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
提出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
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
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
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
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万劳改犯不算多。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现、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
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用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
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
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
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一一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一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一一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下午，薄一波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五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帐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
刘少奇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说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
社论删去了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句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报导说，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
报导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四、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
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卑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卑视交换。卑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毛泽东要他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
毛泽东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照本本上宣传，而是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110元。）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好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哨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400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80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吧，（×××。四十五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罗，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无条件论，要立条件论。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到专列上去汇报。
毛泽东在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泽东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泽东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毛泽东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毛泽东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还特意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他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
（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
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
（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关于读书建议的信》，
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五、召开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
你们看怎么样？
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
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
什么叫比例？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
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
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
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
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
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
（六）经济理论问题。
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
（七）会不会泼冷水？
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
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毛主席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
(毛泽东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
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讲话（二）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第二，破除迷信问题
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
第三，虚报问题
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第四，指标问题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 《一个教训》：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
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第一，当前的国际形势
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
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
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
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
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
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 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
第三，两种可能性问题
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体上有几人：
一种确实是性急了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
二种是有顾虑、恐怕跌交子。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
三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
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
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要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
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辩证的方法
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
第三，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定要改正
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到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地视察。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与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我们国家和社积累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举行的扩大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成绩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
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本质是：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政策措施。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
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
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
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
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
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
准备应付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攻击。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
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
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写党内通讯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过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这封信主要是与各省讨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即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原高级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很明显，毛泽东倾向于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不同意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作为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讯
这封信里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
毛泽东说的这些干部，大体上相当于地、县两级。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陶铸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顿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丑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旧账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计划的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对外，钢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但内部提要好钢1650万吨。毛泽东认为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毛泽东谈及自己和彭德怀的关系， 对李井泉、柯庆施、黄克诚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了，（转脸对柯庆施说，彭德怀是恨死我了，估计也恨死你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黄克诚《我的回忆》，柯六六《怀念我的父亲》，李锐《回忆毛泽东》，李井泉《晚年书怀》中均有）黄克诚事后没有对彭德怀说起此事，倒是告诉了周小舟等人。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
要“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
“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等，”
并指出，“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
二、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
四、实事求是。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
六、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
解除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
十二、权要集中。
十三、要解放思想。
十四、关于批评。
十五、集体领导。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等省委关于清算账目等问题的四个文件，据反映，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约占全体干部的40%左右，贪污多占款额平均每人少的36元，多的120元。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及整个工业生产建设问题。会后，财经小组反复研究，确定当年钢材的可靠指标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为1300万吨。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毛泽东批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
王绍飞反映，农民出勤率提高，干劲不大。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秋后能否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表示怀疑；生产指标脱离实际太远，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紧张，难以支持劳动；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关系尚未理顺。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计划虚假和粮食问题。
毛泽东批示；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三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
三个报告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当前农村最严重的问题。
湖北省从旧历年到四月底，闹粮之风此起彼伏，全省有170万人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重，武汉市曾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情况。
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严重的10个县。
广东省夏收前，情况将仍然是紧张的。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锇肿10930人，其中已死134人。
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对增收幅度估计过高，产量数字水分过大；再加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以及一度长放开肚皮多吃。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
指示规定，实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当占收入的60%左右，并且使90%以上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无力实行供给的地方，继续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认真整顿公共食堂。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召集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
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工业也好，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明年的指标切不可定高。今后七个月，主要是搞综合平衡。
周恩来说，我们在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的指标定高了，把生活资料的指标提高一些，比较有利。
贰、本节简论
（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也到处泛滥。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
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一九五八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农业生产中争相“放卫星”，滋长起来了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滋长起来了共产风。
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主席犯的错误，就是同意了一九五八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1070吨。
一九五九年七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800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4页）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就人民公社化运动来说，毛主席犯的错误就是对“两个过渡”的时间估计还是短促了。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中产生的缺点、错误，首先也是由毛主席发现的。
（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这时，通过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有的人否认人民公社有必要发展商品生产、实行按劳分配。毛主席提倡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继续。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能成功的空想。”
经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对于破除资产阶级式权利的思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强调不能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工资等级等等还不能破。但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上，党内思想仍不统一。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规定钢产为1800－2000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900－1000万吨，但仍然太高；粮食产量指标仍为10500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
（三）
一九五九年二、三月举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心就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
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
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确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毛主席仍嫌偏高，委托陈云继续落实。
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到十三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
从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2011年5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