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壹、本节概述
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加强民主集中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月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并作用了讲话。
1月29日，林彪就军事工作讲了话，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气了，我很满意。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讲了话。
2月7日，周恩来说经济工作讲了话。
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让讲话：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党内外刮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上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
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讲话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议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
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至七月，毛泽东巡视各地听取负责人汇报情况
6月18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7月初，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7月初，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立即向刘少奇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
接着田家英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
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清晨，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提出：“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
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
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三、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
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随时插话。
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
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毛泽东插话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批评邓子恢“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插话：
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毛泽东说：“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四、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五日，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九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开大会并讲话
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毛泽东还在会上的插话中说：
“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十个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1，《毛泽东传》说：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主要是没有讲势好转的问题）
这里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说事。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说要分清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而不是强调它的绝对数量。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经作了解释。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就说过：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这里作者特别强调：“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句话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既然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怎么能说“刘少奇突破了”呢？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是否科学，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权威的、有根据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刘少奇也说得很巧妙，这句话是某个农民说的，并不是他说的，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句话。现在，原文的作者说“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那么，对刘少奇来说是不是就非常愉快呢？当时处在第一线工作的难道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吗？这里，作者们扬刘抑毛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
2，《毛泽东传》说：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这种观点，早在胡绳的《七十年》中就提出来了：“林彪在大会的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原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第380页）
薄一波的《回顾》重复了上述观点。（《回顾》下册第1045-1046页）
辛子陵在《全卷》中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的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讲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再放异彩……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刘、周、陈、邓——这些能臣，忠心耿耿，心竭虑，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政权，支撑着毛泽东的‘江山’，免于在‘三面红旗’的破坏中陷于崩溃，他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表扬和勋勉。林彪——这个奸雄，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最离奇的谎言：一个是饿死的百姓两千万，他还硬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不承认‘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严重困难。这两大谎言受到毛泽东的表彰。”（下册第481-482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与辛子陵的说法大体相同，甚至有的词句都雷同，也不知道是谁抄谁。不过这本书更多地摘引了林彪的话，并作了剖析。
那么，看看林彪究竟说了些什么，引起了他们这样大的愤懑：
林彪说：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说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化、高级工程师化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林彪说：这几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不可逃避的困难，工作中也有些错误。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娘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直很大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要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根本任务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第827-830页）
如果人们采取对事不对人的立场，谁能从正面指出林彪的这篇讲话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里，关键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三面红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错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就开始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林彪是在搞个人崇拜了。
3，《毛泽东传》说：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胡绳的《七十年》是这样说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第380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下册，第1045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七千人大会……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没有错，只是工作中发生了错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这样一来纠错、总结经验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浅层次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速成论和空想论。”“毛泽东的讲话只字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这是因为‘八大’二次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这次纠‘左’，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然而，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刘、周、陈、邓实行调整政策。”“恰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会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与会者迂回曲折，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在中央领导层，林彪发言对‘三面红旗’的全面肯定与刘少奇的说法有很大差异。刘虽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他不愿对此作最后定论，甚至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这使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犹豫动摇吗？’”“问题在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而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当时，除少数人外，广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层都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犯了错误。至于谈到林彪与刘少奇的“很大差异”，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分析：一方面，刘少奇对待“三面红旗”的根本立场，与林彪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因为类似的话，毛泽东早就讲过。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就说过：“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另一方面，假定刘少奇当时对“三面红旗”确实产生了怀疑动摇，因而他不愿明确肯定“三面红旗”，问题在于：这样评价刘少奇是否实事求是？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不是指的这一点说的？更有可能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一些人以及现在的某些人，为了制造毛泽东的二十年一贯的“左”倾错误的神话，放肆地歪曲事实。
4，《毛泽东传》说：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毛泽东传》中除了上面这一段话外，根本就没有论述。下面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不会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反复指出对阶级斗争应当警惕、要好好想一想。并不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时才突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有些人之所以感到很突然，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反复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始终听不进去，甚至于认为这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提出了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
5，七千人大会还有人提出关于批判彭德的问题。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是，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这时写信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
三、关于八届十中全会问题
1，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一九六二年六月至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九八0年以后，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都作了否定的评价。
《历史决议》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个论点更是武断的和不清醒的。……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第393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的消极影响是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下册第1070页） “问题出在，毛主席把当时在党内开展的不正常斗争，也说成是反‘复辟’斗争了。”“
《毛泽东传》说：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说来说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没有，《毛泽东文集》上也没有。这本传记上作了一些摘录。人们要想看到讲话的全文就很难很难了。
对照讲话的原文，再看看上面那些评价正确吗？
邓力群说：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一些人攻击得最多的是公报中的这一句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就完全可以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段话里面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说少了而不是说多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说过甚至于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人们已经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可能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呢？
薄一波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中国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样一来，“问题是，毛主席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了。”（第1098页）
理论上的分歧恰恰就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另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他们所说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说只有中国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或只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中国不存在。而是说这种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人民与反动阶级残余之间，而不存在于人民内部，更不存在于党内。他们之所以认为人民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再也不可能反映到党内来了。问题在于：原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范围内基本上被消灭了，是不是就等于在政治思想范围内也被消灭了呢？原来的资产阶级被在经济上被消灭了，还会不会有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呢？既然有阶级斗争存在，为什么它就不再反映到共产党内来了呢？
薄一波说：“为了说明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8月5日毛主席说：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如果把这些也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下册第1099页）
菠一波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时，断章取义。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又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三种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即人民与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即比较贫的阶层与比较富的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三种矛盾不属于阶级矛盾，而是劳动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可能反映社会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的助手。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这样分析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呢？
薄一波说：毛主席把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又一个重要根源。……他在这里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第1100页）
二、关于形势、翻案和单干问题
1，关于形势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指1962年2月召开的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邓力群说：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毛泽东传》说：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也相差甚远。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又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原来，七千人大会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也就是说“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文革前十年史》第816页）而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现在的一些文章作者们之所以要强调周恩来与刘少奇是一致的，是为了贯彻他们的一贯的策略：敲打林彪，拉拢周恩来，孤立毛泽东。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到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关于形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问题。
肖冬连等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又是一次冒险的陈词。”（下册第945页）
《毛泽东传》说：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里涉及的是有关王稼祥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建议问题。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王稼祥给中央写信和会议上发言，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懈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四，对外援助要实是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参见《王稼祥选集》）
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实事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967页）
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实行了王稼祥的这一套主张，所以，现在的一些出版物对王稼祥当时的主张称赞不已。效果如何究竟如何呢？左派和右派各有不同的评论。过去说当缩头乌龟好，现在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
关于翻案问题
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八月二十二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自找处理。”
这个问题双方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无须再讨论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毛泽东传》说：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本书把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上是错误的。
事实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小说《刘志丹》印出送审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八月二十四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一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作出结论。（参见《回顾》下册第1095-109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个观点用在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身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3，关于单干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下册第1089-1090页）
《毛泽东传》说：“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但是，它（指集体经济）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他们的这一套所谓“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的说法，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们说的“包产到户”，就是在土地挂着集体所有的招牌下面的单干，而单干（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以上两段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1136-1137页）
邓力群说：“毛主席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归根到底，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邓力群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他说：“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1961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来估价。”
他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意见，供人们参考吧！
2011年6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