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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劫波暗涌狂澜骤,破浪乘风再起航——胡锦涛七一讲话解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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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劫波暗涌狂澜骤,破浪乘风再起航——胡锦涛七一讲话解读

作者:张宏良       更新时间:2011-7-6  

胡锦涛七一讲话和共产党重新起航

——乌有之乡上海站建党90周年研讨会讲座大纲

张宏良

(7月2日,乌有之乡“新红军,新长征”红色之旅上海站举办建党九十周年研讨会,应邀在会上作专题演讲,考虑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准备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起航》,会前看到胡锦涛主席七一讲话,即变更为现在的题目,内容主要是对讲话的解读和体会,特此说明。)

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起航的地方,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地方,包括后来的八九风波都起始于上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改革开放的最深刻变化也在上海。上海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缩影,中国所有重大事变几乎都与上海相联系,中国所有重大政治派别都与上海有关,诸如文革派、改革派等,也都来自于上海。中国的优点和缺点,几乎都在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屠杀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也发生在上海;上海的工人阶级最强大,上海的青洪帮也最强大;文革中最先夺权的是上海工人阶级,文革后最先叛变的也是上海工人领袖;中国的民族品牌大多起自于上海,中国的民族品牌也大多毁灭于上海。但愿在当今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中,上海能够再次走在前面,做出伟大的历史贡献。

下面,我们就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谈谈对昨天发表的胡锦涛主席七一讲话的解读和体会。我们认为,七一讲话具有引人关注的十大特点。

第一,把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成就概括为三件大事。胡锦涛七一讲话把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成就,简要概括为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其实这三件大事概括起来就是一件:干了社会主义。

第一件大事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成功,而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就其本质来讲,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第二件大事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民最为意气风发、激情彭拜的时代,“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对这个时代最为生动的概括。第三件大事的意义,就在于坚持了社会主义。七一讲话多处谈到改革开放的作用和意义,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末苏联东欧共产党纷纷垮台,21世纪初中东北非社会主义执政党又纷纷被推翻,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遭受到重大挫折的极度低潮时期。在社会主义极度低潮的历史关键时期,拥有8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依然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尽管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但仍然是社会主义大旗——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无论对当今中国怎么看,只要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还在,社会主义这面大旗还在,共产党的共产大旗还在,无论我们今天还有多少本钱,都还有红色翻盘的希望。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是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坚持认为是毛主席创造的大众政治和大众民主制度发挥作用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结果。道理很简单,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全都是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垮台的。在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这些地方,改革已经完全变成了打倒共产党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只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还存在一天,改革就要高喊一天,什么时候共产党不在了,社会主义被推翻了,改革也就停止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以后,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重提改革。

在目前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之际,世界几大通讯社几乎都在询问我们同一个问题,世界众多共产党国家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为什么唯独中国共产党能够屹立不倒?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个毛泽东,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反共势力在反毛的过程中,把自己反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所以不可能拥有推翻共产党的强大力量,不仅没有力量推翻共产党,甚至连自己都需要共产党来保护。像茅于轼这样极端仇恨毛泽东的反共人士,如果不是依靠共产党的司法保护,肯定会变成第二个齐奥塞斯库。茅于轼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反共人士,只要一旦与人民大众发生冲突,立刻就会像见到老鹰的小鸡一样,纷纷寻求共产党羽翼的保护。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如果当初反共势力改变策略,只反共不反毛,或者先反共后反毛,中国肯定不会是现在的状态。只是毛主席生前设置的大棋局,决定了反共势力只能在阶级本性的驱使下,没有其它选择地走向现在的结局。

第二,把建党九十年思想领域的成就概括为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明确指出,第二个理论体系是对第一个理论体系,亦即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摆正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对今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及实践上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大意义。

30年来受实用主义的不良影响,许多人不太重视理论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认为理论是用来骗人的东西,可以随便设立随便解释,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右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打左灯向右拐”就是典型代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干资本主义勾当,嘴里喊着公平正义,手里抢着百姓财产,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一时间十分成功。他们不明白,对于一个政治集团来说,理论是其存在合法性的道义基础,是历史对其评判的是非尺度,理论上的非法性,最终必然导致其存在的非法性,导致历史评判的否定性结论。中国精英集团做婊子立牌坊的结果,就是当历史和人民用他们自己树立的牌坊,来衡量他们的婊子行为时,他们存在的道义基础便彻底崩溃了,最终被砸死在自己树立的牌坊之下。2千多年前孔老二提倡要名正言顺地堂堂正正做事情,就是警告人们不要被自己树立的牌坊砸死,可是2千多年后中国右翼集团,还是被砸死在自己树立的牌坊之下。

对此,胡锦涛七一讲话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就是“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其中,“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这句话,可以说含义十分深远,既可以看作是对右翼势力“玩理论”悲剧的深刻揭示,也可以看作是对现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警示。作为毛派共产党人,更应该牢牢记住这个结论所包含的深刻真理。

胡锦涛主席七一讲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明确而严格的界定,一是界定了这个理论的性质,是搞社会主义;二是界定了这个理论的来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是界定了这个理论的方向,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称为“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已经许多年没有这样讲了,现在这样讲,显然是在对抗普世价值。有人坚持把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称为是颠扑不破的普世价值,所以胡锦涛主席才宣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总之,与以往相比,胡锦涛主席七一讲话大大提高了理论的地位。

第三,宣告中华民族已经不可逆转地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胡锦涛主席七一讲话指出:“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相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里引人瞩目、不同寻常的是“不可逆转”四个字,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示的还仅仅是一种愿望,那么,“不可逆转”所展示的,则完全是一种潇洒和自信。在此之前,所有关于“不可逆转”的说法,都是针对改革开放,从来没有针对民族复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胡锦涛七一讲话还是第一次,30多年来第一次。

胡锦涛主席的这个结论,更加印证了此前我们的基本判断。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崛起或者毁灭的十字路口,要么崛起,要么毁灭,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但是,我们坚信,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不会毁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13亿中国人民不会灭绝,所以,历史等待中华民族的,将只有一条路,就是崛起!世纪性崛起!

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绝不会重复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崛起的老路,绝不会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崛起道路,绝不会以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灾难为代价,而是要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共同崛起,共同享有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国家和民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世界一体化发展,并且最终进入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大同世界。所以,中国崛起,绝不会仅仅是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的过程,而是要穿越强大国家成为伟大国家。强大国家可以建立在欺凌弱小国家的基础上,而伟大国家则只能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所以,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崛起,必将使中国成为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国家。

只是在此必须强调指出,中国崛起不可逆转的基础,只能是建立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国家精神基础上,建立在人民奋发向上、众志成城的国家意志品质基础上,而绝不可能建立在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民国初期黄金经济时代的民族惨痛更是殷鉴不远,建立在颓废精神和软弱意志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肥大国家,而不可能成为强大国家,更不可能成为伟大国家。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必须牢牢记取的历史铁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两次亡国为代价换取的历史血训。

第四,首次指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胡锦涛七一讲话第一次明确指出,文化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求“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看待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并且在讲话中继续肯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抗战救亡运动,继承和维护近代以来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崛起的基础建立在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信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那么,在目前大国竞争的国际格局中,中国肯定能够战胜美国的军事包围、资源封锁、网络控制,以及颜色革命的挑战,摆脱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

可以说,文化因素已经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而且越来越成为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战场,而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谁拥有先进文化,谁就是未来世界的老大,文化竞争正在成为大国决战的主要手段。我们说,21世纪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基本依据就是中华民族拥有虚拟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所需要的大众政治文明。大众政治文明将是21世纪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政治贡献。离开大众政治文明,我们将只能徘徊在政治文明的落后行列中,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牢牢钉死在道德洼地里。

大家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胡锦涛主席七一讲话提到了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却没有提出什么是先进文化,包括以往“三个代表”理论中,也没有提出什么是先进文化。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被妖魔化的结果。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文化大革命这三大革命运动的妖魔化,是摧毁中国民族自信,把中国置于道德洼地,进而解体中国的绝妙战略,“不战而胜”这一浸润着东方智慧的至高战略,在此展现的淋漓尽致。美国“不战而胜”的对华战略,完全是建立在政治文明的文化优势之上,而美国这一巨大的文化优势,又恰恰是在吸收中国文化大革命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而不是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控诉文革过程是如何荒谬如何错误,尽管这种控诉是真实的,但是,历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过程,无一不是充满荒谬和错误,如果用过程来衡量革命,历史上所有革命将都是罪恶的。任何刚刚出生的婴儿都是肮脏的污秽的,但是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一棍子把婴儿打死。英国人没有因此而打死英国大革命,法国人没有因此而打死法国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要在同样情况下打死文化大革命?况且,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如同法国人讲法国大革命一样,只是要继承和发扬其精神,而不是要复制革命。

欧洲人对待欧洲一系列大革命的态度,也应该成为中国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果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应该多么自豪,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多么自豪,我们既能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有政治文明注入崭新的内容,又能够为世界历史提供更加伟大的新的政治文明。正是因为我们坚信能够为世界社会历史的转变,提供新的政治文明,所以我们才会充满信心地宣布,21世纪的三大复兴运动——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东方文化复兴运动——都必将从中国开始,并且最终由中国完成。

第五,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表态。首先,七一讲话再次肯定了改革而没有否定文革,再次肯定了市场经济而没有否定计划经济,没有再用否定昨天的方式来肯定今天。其实,用否定昨天的方式来肯定今天,本来是新中国否定旧中国、新社会否定旧社会、共产党否定国民党的传统方式,文革后把这种方式搬过来,用今天的共产党来否定昨天的共产党,完全是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政治报复。只是他们利用了共产党内部个别人狭隘的复仇心理,采用这种方式逐渐打掉了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让共产党在自我诅咒中走到了危险边缘。胡锦涛七一讲话放弃这种方式,显然是堵住了党内右翼势力从内部否定共产党的一条政治途径。

其次,七一讲话再次界定了改革的历史性质,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虽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界定了改革的这种性质,并非是胡锦涛七一讲话的新特点。但是,同样一个话语和判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含义。当初八十年代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忽悠大家,排除改革阻力;如今胡锦涛主席再讲这句话,则主要是针对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是在规范改革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轨道。虽然七一讲话用了较大篇幅来谈改革开放,但是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讲话在关于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地位和作用等各个方面,都对改革进行了社会主义的规范,把改革牢牢限制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之内。这不能不说是七一讲话的一大特点。

最后,七一讲话在有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了战略妥协。主要标志就是,讲话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是根本动力、发展是硬道理等原本已经消失的旧有概念。这种战略妥协的具体背景不太清楚,但却明显是一种战略妥协,而不是一种理论退步。比如,虽然重新提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字样,但是却把它严格限制在了科学发展观的范畴之内,认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显然,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已经否定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有含义。对生产力的表述也是如此,虽然七一讲话提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还没有直接提出发展生产力是当前的根本任务,不过这个问题仍然是妥协程度最大的问题。

七一讲话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上,几乎完全恢复了原有提法,本来,在六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当中,都用改善民生为重点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现在突然又恢复了原有内容,的确有些让人震惊,感到退步幅度比较大。可是,如果再看一下习近平在建党九十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就会发现这仍然是一种战略妥协。习近平在谈到工作中心时明确指出: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那么,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转变发展方式,贯彻民生政策。而转变发展方式,贯彻民生政策,本来就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果放弃转变发展方式和以民生政策为重点的提法,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自我否定,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更大战略目标进行战略妥协的结果。

这种妥协的代价是巨大的,纵观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这些口号,是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所有政党、所有阶级、所有制度、所有国家都能够接受的口号,现在却倒了过来,变成了共产党的口号,这使共产党在道义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道义讨伐的根本原因。就拿茅于轼来说,在茅于轼被打成右派、不能乱说乱动的那个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己也承认当时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处于攻势,西方国家处于守势;如今则相反,在茅于轼可以随便辱骂毛泽东,可以公开签名反对共产党,可以公开散布叛国言论,而不受任何管制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倒天天指责中国违背人权。

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诸如生产力等问题上,生产力的旗帜,也就是金钱的旗帜,这类旗帜绝对不能成为执政党的旗帜,更不能成为共产党的旗帜,这会在道义上否定共产党。一个国家发展生产力,如同一个家庭做饭一样,家长可以一心扑在做饭上,但是却不能把做饭当作家庭的伦理旗帜,当作家庭的奋斗目标。这个问题本来是科学发展观已经解决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历史意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胡锦涛七一讲话却突然转向,恢复了这些旧有概念,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战略妥协。

第六,讲话保留了建设五有社会的内容,但是没有再提转变发展方式。胡锦涛七一讲话在谈到民生问题时,沿袭了建设五有社会的传统目标,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本来,建设五有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最大的亮点,是科学发展观最有历史影响的地方,也是最能反映现阶段人民利益和人民愿望的地方,应该如同当初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成为现阶段的政策纲领。可是七一讲话仍然如同以往一样,把如此重大的政策纲领,用一句话一带而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遗憾。就其历史意义而言,今天的建设五有社会,绝不亚于当初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更是远远超越了目前所有其它政绩,如此重大的历史政绩,作为当政者自己居然一带而过,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如果说建设五有社会只是一带而过,那么,近来最为红火的转变发展方式,则连提都没有再提,再联系到一些旧有概念的恢复,不由得让人产生出一种不安和隐忧。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什么?就是重新分配蛋糕;重新分配蛋糕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胡锦涛主席所讲的,“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成果,就是要把以往由官人、富人和洋人占有绝大部分的蛋糕,多切给穷人一块。显然,发展方式的这种转变,会引起官人、富人和洋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如同当初强烈抵制和反抗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一样。正是因为当初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搞不下去,才有了后来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

自从中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讲转变发展方式必然会遭受到的巨大阻力和反抗,并且指出要战胜这种阻力和反抗,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形成新的政策依靠力量、新的政策运作方式和新的舆论环境,如同当初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那样。重庆模式就是在进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探索,探索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这就是我们看重和支持重庆模式的重要原因,也是全国政治斗争的焦点集中于重庆的根本原因。重庆模式是当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场改良运动,如果重庆改良运动成功,转变发展方式亦将成功;相反,如果重庆改良运动失败,转变发展方式亦将失败,接下来的中国将很可能会落入对方设置的中东北非陷阱之中。单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重庆模式的成败,关系到目前党运国运的兴衰,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代价。

第七,突出强调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极端重要性,继续探索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途径。讲话指出:“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稳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软肋,是自邓小平以来几代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央强调愈来愈多的问题。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官学勾结,他们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祸害国家。所以,目前建立和谐社会最紧迫的,就是反腐打黑、劫富济贫、锄强扶弱、除暴安良,重庆模式所探索的也就是这条道路。实践证明,试图通过不劫富而济贫、不锄强而扶弱、不除暴而安良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不折腾”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和谐,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自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以来,我们就一直强调的问题。目前和谐社会迟迟难以建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稳定同样有一个道路选择问题。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稳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把社会稳定建立在群众自觉维稳的基础上,属于群众维稳模式,所以文革初期天下大乱,仍然能够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搞垮前苏联,却无法搞垮现在的俄罗斯;能够搞跨中东北非,却无法搞垮伊朗;就是因为俄罗斯和伊朗依靠的是群众维稳模式。目前中国在稳定问题上极其敏感和脆弱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以军警维稳模式取代群众维稳模式的结果。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环顾当今世界,所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国家,无一不是依靠群众维稳的国家;相反,单纯依靠军警维稳的国家,没有过一个成功的先例。前苏联的军警比后来的俄罗斯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但是并没有维护住社会稳定,而后来的俄罗斯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就一举挫败了西方国家在莫斯科红场发动的颜色革命,所依靠的就是爱国主义青年。

所以,国家在依靠群众维稳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使用“不折腾”的承诺,千万不要把依靠群众维稳视为是折腾,最近的实践一再证明,如果不折腾那些极端右翼势力,他们就一定会折腾国家折腾百姓,最终会把整个社会推入动荡之中。

第八,再次重申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虽然这两个宏伟目标与八十年代确立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基本相同,但是历史作用已经不再一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所以能够点燃起整个民族的激情和梦想,因为是在当时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平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必然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激动;可是如今人们已经亲身体会到,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站在黄浦江边回望富丽堂皇的夜上海,那种辉煌四射的极度奢华与穷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关系,也是一种负面关系,让穷人有一种压迫感和自我否定的绝望感,感觉自己完全是一个笨蛋可怜虫,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白走一遭。

所以,当今中国需要新的口号,新的目标,这些新的口号和目标,必须要针对现在的困难和问题,能够让人们激动,让人们沸腾,让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其实,党中央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就具有这种激励作用,只是没有明确和归纳,没有上升到激情和梦想的境界。

第九,认为当今世界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讲话指出:“ 环顾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胡锦涛主席这段话虽然是寥寥数语,却含义丰富,弹性极大,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不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没有变,甚至还增加了合作的内容;二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三是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没有说是各国政府和各国资本的共同愿望。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今中国面临的威胁,既不是来自于各国人民的威胁,也不是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的威胁,而是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和西方国家资本的威胁。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在策划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政治颠覆活动;四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启动了中国的分裂势力;五是美国已经操纵周边国家蚕食中国,迫使中国再次陷入“只有割地才能求和”的屈辱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避免打断世界一体化的和平进程,又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避免敌对势力打断中华民族的崛起进程,这的确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

第十,总体感觉。或许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三个阶段已经圆满结束,新的发展阶段即将开始;或许是因为18大不久就要召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要开始新的征程,要给他们留下自由驰骋的广阔空间;也或许是因为二者兼而有之;还或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七一讲话对过去的总结相当丰富;对现在的阐述不偏不倚;对未来的展望未增加任何新的内容。整个讲话,既为九十年奋斗历程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又为下一个奋斗历程划上了一个新起点的冒号;把一切都交给了明年的中共18大。
本主题由 超级版主 陆霍 于 2011/7/25 23:06:40 执行 移动主题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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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卖力,上头又丢了几根骨头下来???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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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的撅嘴吻腚式煽情表达再一次说明了其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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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局部策略关注较多,在解决全社会总体阶级矛盾上不给力,所以只有个局部性的思路的价值





张教授此段演讲,阶级斗争还是提到了:“实践证明,试图通过不劫富而济贫、不锄强而扶弱、不除暴而安良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不折腾”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和谐,是根本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的途经没有给出来,面对空前的社会阶级矛盾,解决方案只提到要执政者换煽情口号,而不能触及反动阶级的要害,也就不能切实解决矛盾
“所以,当今中国需要新的口号,新的目标,这些新的口号和目标,必须要针对现在的困难和问题,能够让人们激动,让人们沸腾,让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其实,党中央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就具有这种激励作用,只是没有明确和归纳,没有上升到激情和梦想的境界。”
明确了重庆模式是改良行为,但认为除改良之外的其它革命途径很可能是敌对势力的陷阱,明显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依据宪法回归继续革命的唯一正确社会选择,按马列毛理性思维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标准而言,这个分析和结论的阶级立场就不能说是很公允了:“如果重庆改良运动成功,转变发展方式亦将成功;相反,如果重庆改良运动失败,转变发展方式亦将失败,接下来的中国将很可能会落入对方设置的中东北非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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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单挑出来分析的含糊点在所谓的“依靠群众维稳”。
在回避解决阶级矛盾的具体途径的前提下,所谈到的‘群众’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是模糊的,所以虽然毛泽东时代当然是依靠革命群众维稳,但现在则未必是,社会作用也未必与军警的阶级性有区别。
现在的维稳花费已经超过了国家军费,绝不仅仅是张教授所称的军警维稳,网上满是五毛,网下到处是红箍和协警,花费未必比警察少,显然不是毛泽东时代依靠革命群众基于革命阶级信仰之上的主动维稳概念,只能是依靠了这些在政经利益上有剥削阶级性质的既得利益阶级及其阶级附庸的反革命群众,花全民的钱买少数人阶级的稳,才会付出如此高的慰问经费。而依靠这个阶级的“折腾”,结果必然是折腾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非张教授所称的要“折腾那些极端右翼势力”,近年的社会事实,对此也有了毋庸置疑充分的证明。所以,这种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反动维稳,应该终止,更不应该是左派尤其是革命左派所支持的。我们应该争取张教授们这些对体制的物质和精神依附较深的左翼精英在这个问题性质上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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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群众维稳”。 就是依靠张宏良这种“群众”,那是有钱拿的,有人捧的。现在张宏良到处开讲座,宣传和谐、左转画饼、伟大梦想,不就是在麻痹群众替当局“维稳”嘛。张宏良这种带有个人野心的“保皇主义者”,反映了一部分底层群众企图靠卖身投靠修正党爬上主流阶层的愿望,也是张宏良“保党救国”主张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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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的顽强精神可嘉,死猪不怕开水烫,快成过街老鼠了,还要硬着头皮向前突,真是认了一根筋了,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是,从历史规律看,只知一味拍马屁的奴才的最终下场一般都不会太好,眼下或许还有点用,一旦被用旧了,就会被当做一支旧笤帚扔掉。宏良先生,你信不信?难道你就不能换一个位置,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思考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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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全文,宏良与锦涛很多想法是一致的,就是要维稳。用广大老百姓眼观看,维稳意味着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老百姓要无产阶级重新掌权,要重新掌权,只有造反一条路了,无产阶级重新掌权了,劳动人民会自觉自愿地去维护这个红色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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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窃取了党和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大喊“维稳”,就是要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群众维稳”,就是忽悠人民群众都去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
人民群众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曲,反动统治者都抓都打,工厂工人为经济利益而斗争,他们派军警镇压,这是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他们这样“维稳”,能稳吗?他们要的维稳,就是要广大工人阶级忍受剥削、压迫,而不反抗!
从文章也已经充分暴露了张宏良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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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今年的文章,总要求冒牌共产党人在亡国和改良二者之中进行二选一,否则就是左派带路党。
他在昨天的这篇文章里也是坚定地这样说: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7/249830.html

如果谁明白,是否能给我们讲讲其依据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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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

——微软拼音的词组只有冒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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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文章正在逐步占据红石头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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