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建国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变得异常的活跃，他有一股蓬勃动力，摧毁着旧生产关系的桎梏,并荡涤至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给中国带来两次大的革命，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历经两次大跃进，第一次是58—64年，第二次是69-77年，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的封建落后农业国，建成具有完整工业体系、初步现代化的工业国，按规划，在20世纪末，昂后阔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随着76年资产阶级的复辟，放慢了脚步，资产阶级的复辟，砍掉了现代化农业之路，砍掉了现代化国防（到21世纪初才部分恢复），砍掉现代化科技，砍掉了大量现代化工业。毛主席时代留下的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优质的劳动力去为西方帝国主义生产低端的消费品，并大量消耗中国的资源,消耗殆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变得遥遥无期。
吊诡的是，76年资产阶级复辟后，他们打着发展经济的口号，一方面疯狂对主席留下雄厚的生产力遗产疯狂地分光，挖光，砍光、抢劫光，另一方面，他们又疯狂地谩骂主席时代没有发展生产，人民过的很穷，经常饿肚子（我们倒要问问是什么时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至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包括我们的很多毛派同志也是这样的认识，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左派同志，一谈主席时代的经济问题，就在资产阶级面前抬不起头，有些毛派同志也做一些反击，举出了主席时代的建设成就。但这些反击是防御的，没有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时代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代，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资产阶级复辟路线的打手对主席时代经济发展造谣对我们同志影响很大，很多毛派同志认为58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只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即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理论问题，解决了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路线的认识问题；大跃进、文化革命破坏了生产，生产停滞不前。有些同志甚至于在思想认识上划向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方，认为中国有必要走一段新民主主义宪政，先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再在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论调与邓小平资产阶级复辟路线初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曲同工。另一部分同志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生产力高速发展认识不够，对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认识不足，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只专注于上层建筑上的分析，专注于无产阶级文化、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些研究不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结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看待党内的各种路线斗争，都是中央高层路线上的斗争，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可变形式。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抛到了九霄云外。英雄史观，精英决定论随处可见。
为了把邓小平资产阶级复辟路线批倒，批臭，建立起正确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埋葬唯心主义先验论，我们开设“批修挖根”这个栏目。
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人类历史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导师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力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们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