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邓女士曾来信询问本人对当前左派内部论战有何看法；一是出于淡出中国左右公开论战、专致修炼太极拳功的选择，本人真没注意到中国左派近来出现了哪些“内部论战”。二是除了我所熟悉的老袁和党内个别老左派的“反改良主义”说法外，即使半途冒出一点来路不明和自以为是的高论，以任何尺度衡量，也真不能称为“左派内部出现论战”吧？
路河今日中国的左右派、改良与革命一文所批评的那些误识，2009年我跟老袁在郑州见面时，也曾交流过类似看法。老袁如果就此提出能够得到更多郑州同志呼应和令人信服的反驳意见来，或许可以算作在“左派内部”在特定范围“掀起一场论战”的序幕吧？
但在我看来，以老袁所具备的思想基础与政治觉悟，真要想弄清啥是中国毛左派的本质涵义和应该坚守怎样的毛派立场，并不困难。所论那些属于基本政治常识层次的分歧点，并没多少真正值得争论的地方。倒是跟刘源最新倡议(确切而论也不算“新”而只是复述和要想正式追认其父的主张而已)和纪苏、王小东、杨帆等都参于的这个谈话录，左派朋友们或许值得议一议。
再深入一点看，在早已不注重“名实一致”的中国，是否要不要再竖“新民主主义”旗帜本身，也许并不重要。对或许会预示中国不同发展前景与方向的薄、汪“蛋糕论”之争，声称“共产党决不投降”的刘将军会怎么看，才是更为引人入胜的看点吧？
老孔最近专门提到的渡痴禅师雄文《汪洋先生“先做蛋糕”的言论是对“小岗神话”的直接否定》，值得一读和广为传发。记起主席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用来形容某些……”，呵呵，记不清以下是怎么说得了，得请汪大书记来补全有关这句名言的完整意思了。
又：
子明兄：你有那份心思精力关注老袁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的“毛派内争”，建议还不如就薄、汪之争和刘源同志就此可能采取的立场，发表一点富有启迪性的高见呢。
李XX
主题：近期网上有陈子明对你访谈的评论《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与造反派》
该文陈子明首发在海外的《中国人权双周刊》，后又被一些民运网站以《惊爆造反派毛派要求停止迫害六四和法轮功人士》为题，在他们圈子里转发。国内可以打开的网址是
http://www.sixiangchao.com/a/wztj/2011/0707/637.html和
http://www.sixiangchao.com/a/wztj/2011/0707/637_2.html。以下是文章内容：
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与造反派
陈子明
2011年5月24日，刘思齐（自称“毛岸英遗孀”）、毛小青（毛泽东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51人，在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指控茅于轼为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撰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 “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 “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的名义，要求“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
5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中纪闻”的名义发表了《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称“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毛派网站与官方喉舌，一唱一和，配合极为密切。
随后，“乌有之乡”的文章称：5月27日，“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张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体CCTV第一次公开亮相”，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政治信号”。“乌有之乡”所展示的“公诉”活动则越来越热闹，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分别组团联署，各地声讨批判会的视频也上了网。
有人说，刘思齐、张宏良等人的心理状态、语言类型和行为方式，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要说，文革中的红卫兵虽然都带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山呼“毛主席万岁”，但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和所争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刘张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红卫兵。
保皇派红卫兵标榜“根红苗正”，发起者大多是高干子女，从诞生之日起就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路线”。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在学校里批斗“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生”、“狗崽子”，然后到社会上抄资本家的浮财，赶成分不好的人出城，再到使馆区冲击苏联大使馆。在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因为“保爹保妈”而被打入冷宫，但很快就因为紧跟掌权的军队干部而再次受宠，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集团”、“一打三反”运动中充当打手。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保皇派红卫兵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成为“第三梯队”的优先选拔对象。
造反派红卫兵则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本段引文均出自杨小凯1968年初《中国向何处去？》），“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根据笔者了解，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大力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政治责任，还有些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插手底层维权的问题。譬如杨小凯就提到：“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造反派红卫兵从1967年起就在政治上反复受到打击，杨小凯在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更多的人在文革后被判刑。从整体上说，造反派红卫兵在1976年以后被剥夺了三十年的话语权，近几年来，他们开始在网络上重新发声。
刘思齐、张宏良这一类的保皇派毛派，与源自造反派红卫兵的另一部分毛派，虽然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二者的社会性质与政治目标则相差甚远。保皇派毛派，仍然是“保爹保妈”派，以“捍卫红色政权永不变色”、“代代相传”作为自己的宗旨。他们仍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对民间资本家，反对“叫兽”，反对“黑律师”，反对“反动文人”，只不过是换了一顶帽子，以“汉奸”取代了“牛鬼蛇神”而已。他们反这个反那个，可就是不敢触及党内的当权派，如果他们也骂党内的某个人，这个人不是已经退休的干部，就是处于政治弱势的少数派。
1966年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初一学生，无缘结识造反派红卫兵人物，袁庾华是我在几年前面晤过的第一位“老造反派”。他曾是大名鼎鼎的“河南二七公社”的负责人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后四次入狱，坐牢十几年，1989年初出狱，1995年起创立、经营郑州思想沙龙，与各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交流。最近，陈宜中在台湾《思想》杂志第18期发表了《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我们正好依据此文简单介绍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
袁庾华说：“‘太子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右的政治力量，我们称之为大右派。所谓‘太子党’应该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群体，绝不是指所有‘红二代’。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我们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袁庾华自称“永远的造反派”，就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人。
袁庾华说：“总有人对我讲，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派。我承认！但是，要投身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问题四次被捕入狱，每一次的第一个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和反思，几十年的反复思考，使我更认识到：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让6、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个做主的人。”“20世纪以后，凡是执政的政党，都尽量去适应官僚机器。结果，各个政党都官僚化了，都变质了，其群众性、民主性都逐渐失去。所以说，20世纪应该称为官僚政治的世纪，包括苏联和中国。……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样的威信魄力，在共产党这个官僚集团面前也常常显得无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国家统一的最基本条件(中央的最高权力和军队主体)，把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砸了个稀巴烂，天也没塌下来！西方的官僚主义所受到的制约也是几百年来民众斗争取得的，只是其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远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唯一的致命敌人，就是最广泛的民众组织的斗争。”
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但我认为还不够，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说，把古希腊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左翼群体，也就是造反派，这几十年来在深受了专制的残酷迫害后，普遍渴望民主。而对于大多数有左翼倾向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一时还没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们自己主张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但也同样要求民主。在大陆社会中强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响的广泛的底层毛派群众。大陆民主运动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层毛派的群众运动。当然，仅仅是他们也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
袁庾华提出了“234”主张：“2”是指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3”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4”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到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袁庾华希望毛派能够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够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条件地尊重对方的民主”。“黑龙江当年文革夺权后的省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华更进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是没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张宪政民主”。
由于造反派毛派从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质（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着‘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导民众‘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义来为修正主义保驾护航！是以搞乱左派思想的手段来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保皇派毛派已经把前者视为自己最危险的对手。张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如果是指共产党，那么他们说对了”），强调要警惕“左右合流”，声称“左右合流的实质是充当汉奸带路党，一旦形成潮流势必要亡党亡国亡百姓”，“左右合流是毛派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在这里，他再次扩大了“汉奸”阵营，给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带路党”的帽子，并说“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难区分清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
我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中写道：“由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红色恐怖’、‘群众专政’、‘军事官僚专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我当时对于毛派能够作出这样的分析，得益于我与袁庾华的讨论。几年过去了，基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所导致的当下毛派的理论与政治分化，也越来越清晰了。对于袁庾华、范正美这样的毛派，宪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与他们形成“左右翼联合阵线”的。至于张宏良这样的保皇派毛派，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左派阵营，他们是形左实右的“专政右派”的别动队，是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中国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力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