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与革命 [复制链接]

大学生与革命
李民骐
     按：这是一篇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人，所写的反思；六四运动本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当时的各大城市里的大学生，其失败有其历史必然性；下面的关于大学生与革命的分析，对今天的时局，依然有借鉴意义。

    “六四”失败以后，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在革命的客观方面，由于邓氏南巡，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同时强化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积累，因此，“六四”以后当局举行了向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全面进攻的“改革”战略，社会对抗程度超过了“改革”以来的任何时期。但是，在革命的主观方面，不仅不存在一个比较完整、有力的革命党，而且反对派在组织上被打垮，数量上在减少，精神状态上陷于普遍动摇。革命主观方面的无能，决定了在目前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现存秩序尚能保持其相对稳定。　　

    如何理解革命的主观方面这种落后状态呢？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即当我们谈论主观方面时，并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谈论社会一起方面的主观方面。我们必须了解，现在的革命的主观方面，首先是，甚至完全是一九八九年人民民主运动的遗产。因此，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次革命的一切弱点。　　

    一九八九年人民民主运动，尽管冠以“人民”、冠以“民主”，但决非象有些人所迷信的那样是“全民性”的。它的特点，也是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民仅仅是自发的，因而也是无意识的，因而也是比较被动的参加了运动。唯一有意识地、自觉地参加运动并因而领导运动的社会集团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以，那次革命深深打上了这个集团的烙印。　　

    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以被传呼为自由派，正是因为他们用“自由”这个词作为“平等”的对立面，正是因为他们决不相信社会除了精英统治还能有其他任何形式。所以，他们自命为精英，并且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是一般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这样的前提，自由派知识分子决不可能有认真在政治上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要求。他们不相信人民能普遍觉悟，而宁愿相信群众是天生愚昧的，因此宁愿以少数精英的特殊觉悟代替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觉悟，甚至为此断送了自身的政治前途。　　

    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社会基础，由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未来革命所准备的主观条件，从来没有越出大学校墙之外。所谓革命的主观方面，现在无非是指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的主观方面。　　

    所以不理解大学生，不理解大学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功能，也就不能理解目前阶段革命的主观方面发展的特殊规律。大学，不是一个一般的教育机关，也不是专门未来学术自由开辟的伊甸园，而是特殊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既是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统治阶级中来的高级教育机关，又是各种野心勃勃的下层人士进入上流社会的捷径。最形象地说明这一点的，是八十年代在大学生中流行的所谓“红道”、“黄道”、“黑道”三条人生道路。所谓“红道”，就是争取进入上层官僚统治集团；所谓“黄道”，就是争取成为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新贵；所谓“黑道”，就是争取成为上层知识分子或者技术官僚。每个大学生为考大学而奋斗，都是为了摆脱劳动人民的身份，至少能永远逃避体力劳动。在考大学的竞争中，他们为了自身的胜利而狂喜，为自身的失败而垂头丧气；对别人的成功耿耿于怀，对别人的失败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成功仅仅归功于自己，别人的失败也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生活无非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现代大学从一开始，从每个人入学的时候，就把他们变成了真正彻底的、最狭隘的个人主义者。　　

    为什么统治阶级要从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优秀分子来变成自己的队伍呢？这固然是因为，使被统治阶级在思想、意志、体力等方面的优秀分子同被统治阶级隔离开来，就使后者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觉醒和反抗的难度。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是一个寄生阶级，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阶级。这种寄生性使它智力退化、道德堕落，如果不经常从外面补充优秀分子，它的生机很快就要丧尽。所以，统治阶级必须尽可能地从被统治阶级中网罗一切优秀分子。但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又使它不能接纳一切从被统治阶级中隔离出来的优秀分子。这正是现代大学自身的矛盾。　　    大学生考入大学是为了能进入统治阶级。但是，考入大学并不等于自动地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毋宁说真正残酷的个人竞争刚刚开始。有限的人口仅向其中一小部分人敞开。这种矛盾由于现代统治阶级承担的现代化使命而进一步加剧。现代化，要求大学成为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生产中下级专门技术人才的工业部门。因此，大学生面临着两种前途，或者是上升为统治阶级，或者是充当现代化所必需的中下级专门技术人才，后者不得不接受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两种前途的存在，导致现代大学内部矛盾尖锐化，其结果就是使大学校园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竞争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对现实强烈地怨恨不满。在这种不满的基础上，他们成为各种批判思想的接受者。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对现状的不满的真正的心理根源，既不是抽象的信仰，也不是对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恰恰是个人野心的破产。他们对现状的批判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真正革命的，实际上仅仅是表达他们在竞争中被淘汰的满腔怨恨。他们特别害怕回到劳动人民中去，他们对此越是恐惧就越要标榜自己蔑视世俗，越要千方百计证明精神贵族之优越。所谓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个人出身，无非是这批在竞争中被淘汰了的大学生。　　

    由此，决定了目前革命的主观方面的落后性。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1）脱离劳动人民。大学生在思想上、心理上、生活方式上都不同于劳动人民并且以高于劳动人民自居。现代大学既然以培养统治阶级后备军为己任，它也就努力灌输精英意识和脑力劳动优越于体力劳动的迷信。在这种大学中教育出来的大学生，即使是革命者，也不能摆脱无视劳动人民伟大历史创造作用的偏见。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奉行英雄史观，赋予自己特殊的历史使命，群众仅仅是听候领袖的召唤并在关键时刻为领袖增添光彩的配角。　　

    （2）投机性。大学生参加革命，既然是为竞争失败所迫，那么，他并没有放弃个人的野心，并没有忘记自己日夜梦想的衣锦还乡。由于革命意味着改天换地，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可能就是统治者。所以，大学生参加革命，往往带有强烈的投机性。这种赌徒心理说明了在一九八九年人民民主运动中，学生领袖们在个人意志上为什么如此脆弱而在个人品质上为什么如此败坏。　　

    “六四”以后，最初流行的主要斗争形式是秘密小组织、秘密煽动性刊物。当时，几乎所有“六四”以后幸存的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都投入了这种形式的斗争。但是，这些秘密组织、秘密刊物大多不能存活一年以上，这种形式本身也很快走向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革命者并不把自己的斗争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并不致力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群众自身的问题从而启发群众自己的觉悟，而是把群众当作被动的听从召唤的人，幻想自己登高一呼，群众就群起响应。他们建立秘密组织，发行秘密刊物，都是从这种冒险的心理出发，结果在国家警察机器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　　

    革命者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放弃了这种自杀式的斗争策略。但是，由于他们无视广大劳动人民的存在，因而反倒找不到任何策略。邓氏南巡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当局在理论上几乎已经是统一战线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的革命理论完全破产。自由派既不能解释一九八九年人民民主运动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为什么失败，更不能指出未来革命的前途。这种理论困境，导致自由派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革命者陷入不能思考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思想上异常空虚的情况下，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并不明白自己过去为什么失败。秘密组织的失败，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投机形式的失败，而不是一切投机的失败。由于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不知道除了投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斗争手段。思想上的空虚，使他们更加不能冷静下来，而急于以任何可以采取的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他们知道，由于自己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不断暴露自己，才能存在下去，才能生存下去。销声匿迹就等于自甘灭亡。　　

    于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成了新的格言，革命者们寻找一切机会表明自己的存在。利用一切纪念日来调动幻想中的心理激情。这种斗争形式运用到了荒谬的地步，以至于不惜为了不符合本身利益的政治目的而活动（如对日索赔）。　　

    但是，这样就充分把自己暴露在国家警察机器面前。于是，当局便以革命者们个人的学业和前途相威胁。这时，革命者们的投机性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为此惶恐不安、手足无措。他们决定让自己收敛一些，希望能保住学籍，希望能不让父母知道。于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者们越是要显示自己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就越不可靠，就越是时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没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不扎根于劳动人民，不依靠群众自己的主动性，少数大学生的所谓革命活动，就是毫无意义的冒险和自杀。但是，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提供的革命理论是不能完成革命者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任务的。因为那种理论是建立在承认精英、承认压迫、承认统治的基础上的，是从统治者的眼光看问题，不是从劳动人民的眼光看问题。从这种理论出发，决不可能真正与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充其量是蛊惑于一时，也决不可能长久。这一切说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主观上对革命的统治已经到了应当终结的时候了。　　

　 　

                                    1993年5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