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派与"左转派"的几个主要分歧－－兼论胡锦涛的历史空间
作者：清源 （2004.12.） 编辑红石头 时间2011.10.02
一.执政党的性质
左转论派认为这个党只是一时的被错误路线所主导，可以通过这个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挽救这个党。
左转论派不知道一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就是它内部的那对斗争着的主要矛盾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那对主要矛盾的终结，也就是该事物的终结。他们不知道一个政党的实质是它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一旦某一个思想和政治路线完结了，那么这个政党尽管在表面和旗号上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但在实质上这个政党实际上已经完结了。他们不知道早在1976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已经完结，从而造成这个党在无产阶级性质上的实质性的完结。
他们不知道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伟大真理性，不知道修正主义在执政党内上台是党内资产阶级从此完成了由量到质转变的标志。
他们不知道在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私有观念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大社会势能与公有观念弱小的社会势能之间的悬殊落差，从而造成了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内存在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却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执政党内还没有消失，还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拼命和徒劳的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里去寻找那个子虚乌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他们幻想着在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里寻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他们误以为民主党是代表下层人利益的，幻想着用民主党来攻击共和党，用戈尔巴乔夫来攻击叶利钦。
他们糊涂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等就是左转的表现，不知道在个人占有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下只不过是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转化，是这一部分资本与那一部分资本之间的矛盾，是可持续剥削和不持续剥削之间的争吵。
他们错误的认为在6600万党员里还有大多数的好人，他们不知道美国的民主党里大多数都是下层的人民，他们不知道英国的工党中的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不知道事物的性质是由该事物内部的主导成分来决定的，他们不知道决定一个政党性质的是它的主导成分，是它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知道这些资产阶级的执政党的主导成分是谁。所以就不能判断一个变了质的实行着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性质。
左转论派看到在这个执政党内和体制内还有几个所谓的老左派，以为这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延续和代表。他们不知道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内的主流矛盾是这一部分资本与那一部分资本之间的矛盾。那些老左派实际上早已被边缘化了，成了宫廷怨妇，根本就上升不到这个党的主流位置，不能成为主流矛盾的一方。而且这些老左派原先都是一些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只是后来被排斥而抛向边缘以后，由于自身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看到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中国社会好像又回到了解放前，这时他们才想起自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觉醒。由于他们都还处在现体制内，自身和其子女还有一定的既得利益，加上他们中的大部分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和达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高度，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早已彻底复辟的现实，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和执政党的资产阶级性质，还幻想着通过改变执政党的路线来阻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也就是想通过改良来挽救这个党和中国社会，成了改良主义的补天派。这样，他们就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规律和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诉求相抵触。无产阶级的根本的阶级利益要的是社会革命，要变自身所处社会的非主要矛盾方面为主要矛盾方面，而不是社会的改良。因为改良虽然能得到一点点眼前的利益，但其经济和社会的地位并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且这种改良容易麻痹、迷惑和误导无产阶级。容易使其迷失和忘记自己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和目标。这样，老左派和左转论派实际上成了现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补天派的修正主义思潮，因为他们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必须要进行批判和克服，否则革命就不能前进。对于这些老左派应该拉，一方面拉，一方面还应该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批就是拉。在老左派中间，不乏有转变成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但这些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在老左派里面不占多数和主流的成分。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危机的爆发和斗争的深入，不排除这些老左派继续分化和向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转变，但就目前老左派的现状来说，无疑属于以上所述的状况。
综上所述，左转论派把这些老左派当作已经变了质的政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方是极其幼稚和荒谬的。
他们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的原理，不知道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要受到它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梦想着要把狼变成羊。说白了，就是h想左转，但他所依靠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会制约着他不可能超越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底线－－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的个人占有。这一点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是一样的情形，西欧的资产阶级让社民党上台执政，其底线是不许触动它的个人占有。
左转论者梦想着重走“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道路，他们不知道事情已时过境迁，愚蠢的还在那里刻舟求剑。梦想在一个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内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就是他们不知道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内,并且是在不占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遵义会议”的模式才能行得通，而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执政党以后，并且这个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又受到它的经济基础制约的情况下，再采用“遵义会议”的模式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谈。这一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他们要通过路线斗争从而把美国的民主党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由于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强大社会势能与公有观念弱小的社会势能之间的悬殊落差，从而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被资产阶级和平的演变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则不能和平的演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左转论者不知道产生这个奇特社会现象的原因，就在那里愚蠢的梦想着要将一个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左转成无产阶级的政党。
二.社会的性质
左转论者认为现社会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没有最后完成，也就是说，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知道，执政党是一个上层建筑的核心和主导成分，而执政党的实质又是其思想和政治路线。“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无产阶级的执政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一旦向资产阶级改变，那它就会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执政党。由于执政党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和主导成分，所以，这个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以后，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性质。与之同时，社会的经济基础也随之向资本主义的性质转变。所以，现中国无论在经济基础或是在上层建筑上，都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绝不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复辟。
“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那就是说，又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真的有这样的社会吗？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形态是由它的社会的占有来界定的。是个人的占有，那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和集体的占有，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全社会的占有，那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高级共产主义社会。拿这个界线来对照一下现社会，这个社会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和集体的占有吗？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现在的工厂、公司和经济实体就清楚了。现在的工厂、公司和经济实体是工人在占有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厂长经理和私人老板在占有？现在除了瞎子、小孩和骗子以外，都不会说是前者的。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个人的占有。个人的占有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在这里还用多说什么吗？
三.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
左转论者回避革命，一心寄托于上层某些大人物的所谓“左转”（改良），梦想着走那和平的轻松的“阳关道”。
他们不知道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这个阶级的根本的利益诉求。改良只是现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而进行的有限度的利益调整，无产阶级只是得到很有限的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而其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无实质上的变化。只有
社会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因为这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方向，这才符合事物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符合主要矛盾方面与非主要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据传，h在一个特定的场所对特定的人传口信说，“弯子不能转的太急。”他的意思是说重新转向社会主义要慢慢来。有一个老左派说，“我们要相信他（指h）会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当有的左派听到以上这些话以后，可能会犯糊涂的，特别是那些左转论派会更是如此的。一定会欢呼雀跃，三呼万岁了。那个左转论派的领军人物可能会更加“冒”出“激动”来了。
在理论，甚至在实践上，不能排除h也可能会转变成一个光绪式的改良派，甚至也可能会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但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这是因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是阶级中的人。h是一个特定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要受到他那个特定阶级的阶级基础的制约。他由于处于那个特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之中，因此，他那个上层建筑要受到其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关于这一点，最近温铁军的一篇《李昌平的悲剧和胡温的难题》的文章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它说明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那就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要为它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如不为之服务，这个上层建筑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一定的上层建筑不能脱离它的特定的经济基础。从李昌平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发生，就连统治阶级一时为了缓和紧张的阶级矛盾的改良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把个人的占有转向社会的占有了。由于h要受到他那个特定的阶级基础（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和特定的经济基础（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的占有）的制约，而不是受制于边缘化的老左派和无产阶级的制约，这就决定了h是处于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必然状况。h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标志，就是变个人的占有为社会的占有。请问：他处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里能做到这一点吗？在那里面，他能做的也只能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式的斗争，只能是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转换，只能是这一部分资本与那一部分资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能是他的可持续剥削（“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和与dj的不持续剥削之间的争吵。他充其量只能成为光绪式的人物，因为他不可能带领他那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整个的转到他那个阶级的对立面阶级－－无产阶级这边来。一旦有社会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发生，在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下，他也有可能从那个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但他绝不可能带着那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左转为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变个人占有为社会的占有的。这就是历史和社会给予h的舞台和表演空间。因此，这种认识与那种幻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个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换的认识的区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区别，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的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历史上，在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改良派总是要出来表演和折腾一番的，不让他们表演和折腾是不可能的。所以，苏联的“8.19”和清朝的“百日维新”肯定会在中国重新出现的。但那只不过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插曲而已，并不会闹出什么结果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个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根本诉求，决定了她终将要排除改良的选项，抛开左翼保皇派而在革命的道路上迅跑的。
革命派实际上并不是不想走那和平的、不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和较小代价的阳关道，事实上谁都不想走那个非和平的独木桥。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是你主观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客观社会的存在所决定的问题。由于公有思想与私有观念的社会势能的悬殊落差的缘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人的占有向社会的占有的转换用和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也就是说，你要剥夺有钱的人，说：你们现在都把你们的生产资料和金钱统统的交出来，革命有这样容易和轻松的事吗？如果革命真的如此的容易，那死了几千万人才出现的新中国是怎么回事？这个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不成了标准的大疯子了吗？有人举出委内瑞拉现象，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并没有触动他那个社会的个人占有，就这样还惹来那么多的风波和事端，如果触动了社会的个人占有，那不免会血雨腥风。
四.是策略分歧，还是原则分歧
革命派与左转论派的分歧主要的不是在策略上，而是在原则上。策略上的分歧主要是促分化还是促左转。原则是策略的基础，策略是为原则服务的。促分化是从基于执政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出发，对资产阶级的政党只能是促分化而不是促左转,并且这种分化是基于下层的群众斗争为基础和前提的。而左转论派的促左转是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复辟”还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执政党还没有完全变质，还可以“惩腐毙修，治病救党”，也就是说，它还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范畴，他们要为垂死的资产阶级治病。因此，对社会和政党性质的判断，就成了当前左派与假左派的分水岭。因此，二者之间的争论不是策略之争，而是原则之争。是路线和道路之争，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革命路线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之争。(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