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在左边跳
苏拉密在《论张》中提出“体制”小资的概念，我认为应该改成“体制小资”，即这个概念只有在承认“体制”内的被剥削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属性的前提下，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因为“体制内”的工人阶级不可能有机会去剥削体制外的工人阶级，不管这个“体制”是美帝还是中国官僚资本，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
垄断资产阶级是通过释放“小产权”来收买小业主，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外围屏障。而对于工人阶级，他们充其量只能通过把部分无产者收罗进一个“体制”中。比如，美帝垄断集团把美国工人阶级收编进所谓美国民主制，而中国官僚集团则靠所谓国企体制。
但是，仅凭“体制”，这部分无产者能否去剥削别的同类么？显然是不行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也许会高点，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用这点收入去另外组织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么很明显，他们这点收入是不可能变成“资本”的，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是小资呢？
比如美帝的工人阶级尽管确实比中国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日子过得好些，但是美帝工人凭借这种收入差，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内部的边际收入，能否远涉重洋过来剥削中国的工人么？显然不可能。于是，美帝工人既没法剥削本国的同类，更加没法剥削异国的同类，于是他们的边际收入也只能全部投入到生活资料的消费中去，而不能转化为资本。
于是美帝的精英就产生了所谓“穷爸爸富爸爸”的理论。这个极其庸俗的理论除了说明了美国穷人（工人）只能把收入拿来购买生活资料之外，压根就无法解释其真正原因，而只能牵强附会成所谓个人的禀赋，即富爸爸比穷爸爸会“理财”。这当然是很可笑的。
而这个现象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在资本主义下，不管是什么体制，无产者就是无产者。这个概念是很清晰的。
在中国也是如此。“体制”内的底层劳动者照样遭到残酷的剥削。至少我接触到的电厂工人，医院护士，铁路工人都是如此。这些人还包括底层的公务员，甚至包括殴打小贩的基层城管。他们同样面临来自剥削集团的极大压力。
因为，不管什么体制，只要是资本主义的，那就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目的，比如提高“体制”内的劳动者福利之类的。
而小资产阶级们由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处于劣势。这种日益窘迫的局面让他们潜在的狂热性得以爆发出来。于是阶级矛盾就被幻化成“官民矛盾”，“体制内外矛盾”，他们既攻击部分大官，也攻击大量的小鱼小虾，还经常以讹传讹大量的有关“体制内”的“普通劳动者”的高收入高福利。
这样的社会分类法则从原理上跟希特勒的民族分类是一致的。当年德国犹太金融资本大发国难财，被犹太资本挤压的另一部分德国工业大资本协同大量同为难兄难弟的德国小业主们就把矛头指向犹太民族。把“资本—劳动”的矛盾幻化成“民族矛盾”。而今天的中国，正是这类不得志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幻化成“官民矛盾”，“体制矛盾”。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脸说“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社会矛盾。
所以，如果苏拉密把“体制”小资（他的这个小资是没有引号的）看成是真正的小资，那不过是重蹈了当今中国小资的覆辙而已。这根本不是理论创新，因为中国的小业主们小老板们及其师爷们早就在用了。
因此，如果苏拉密真的如不少同志指出的那样，企图靠建立这样的理论来拉大旗，立山头。我认为是没意义的。因为那只能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的山头。这个山头不是没主儿的，相反，上面早已是旌旗招展，热闹非凡。而你现在才进去，可能未必能在聚义厅里分到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