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在左边跳
为什么苏拉密的“体制”小资论乍一看那么亲切呢？这首先是个物质性的问题，而不是精神世界的问题。
这个社会要么拼钱要么拼爹。总之必须得拼。每个人都陷入连场的竞争之中。而无产者，更是陷入连场的失败之中。反过来，不是屡战屡败又怎么成为无产者呢？可为生存，又不得不屡败屡战。
工余时候，我们无聊的看着电视上那些甜美可人的小妞，会有冲动想过去跟她们耍，但理智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属于另外一拨儿雄性。泡女星，对我们来说很科幻，可对另一拨儿雄性却跟我们喝白开水那样现实。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和女星其实物理距离并不远，同一座城市，打车撑死一小时就到她家了。那么在这段物理距离中，到底是什么把我们和女星隔开了呢？
上班时候，我们要汇报工作时才能进入董事长办公室。那时候老板会把肥胖的身躯深深陷进沙发里面，似乎要结合我们的报告来考虑某些事情。我猜，我们想的绝不是一回事。同样构造的大脑却在运作着不同的逻辑，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有趣的事情呢？从底层车间最卑微的岗位到董事长办公室，最多就是十来层楼，坐电梯一分钟就到了，在这段物理距离中，又是什么把我们隔开了呢？
城郊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城里的私人会所和高级酒店，海滨的游艇会，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围墙不高甚至没有围墙，可是不用狗腿子赶我们走，我们自己就自觉的远离这些地方，是什么力量在约束着我们呢？
最直观的答案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堵墙，名叫“体制”，它体现着一种对我们来说很神秘的社会关系。没有这种社会关系，即便闯进女星家，即便坐在老板沙发上，即便进入到高级私人会所，统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有意义的是这种社会关系本身。是社会关系赋予了上述物质设备以生命，否则那些只是死物。
到这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没有“体制”来的简单。
社会的根基难以撼动，但“变法”却总是相对容易。遇到啥问题，古代巫师要“作法”，而现代良心则热衷“变法”。
所以关于“体制”，什么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长期就是小资们的流行语。他们认为当下的一切困难都来源于某种法权关系的缺陷，所以解决之道就是要变法，一变就灵。
比如时寒冰就认为，只要把住宅“定位到民生”，房价就可以降下来。这种表述，除了吸引眼球，还有什么意义么？住宅问题往源头追溯就是来自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商品法则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也就表明商品的内部矛盾表现的更加激烈，于是才让住宅问题凸显出来。时寒冰抗拒这种分析，那只剩下两个途径：变革法权关系（立法）和提高血液的道德含量。总之，要么就是“法”，要么就是“德”。但社会基础丝毫没有变动，问题照样存在。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而时寒冰说要“定位到民生”，这样看来，第II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就不存在资本家了。可实际上，套用小沈阳的歌词：钢铁老板牙膏老板都是我老板（大舅二舅都是我舅）。
苏拉密的理论妙就妙在加了个“小资”。这似乎是为无产阶级量身定做的“体制”论。不带“小资”的，那就叫做“普世版”，苏拉密这个就算是“革命版”。
在备受挤压的小资产阶级那边看来，“体制”里面躺着一堆懒人，小资们在辛勤做买卖，而懒人们却在收税。所以要变法来收拾他们。
在“无产阶级战士”苏拉密这边，“体制”里面是一堆小资（没带引号，可见是真正的小资）。这帮小资在剥削体制外的劳动者。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
第一，“民营”企业的董事局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算不算“体制”呢？我们既不能自由的进入到官资的“体制”中，也不能自由的进入到“民”资的“体制”中。那为啥“体制”小资论只针对官资呢？
第二，到底是“体制”里面有小资，还是小资们形成了“体制”。这区别大了。如果是后者，那么打倒“体制”小资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小资完蛋了，“体制”也就崩溃了。但如果是前者，那小资只是“体制”老大的狗腿子。那么光打击小资，“体制”照样屹立不倒。很清楚，苏拉密是支持后者的，因为他认为老大是小资党，而官资的体制又是老大形成的。这样小资岂不是当今老大？那苏拉密笔下的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咋回事？反过来，如果苏拉密支持前者，那他就犯了跟左派大腕同样的错误---他们正热衷于打汉奸和带路党。这在我看来，跟苏拉密打小资似乎没啥区别。
第三，“体制”里的小资们是否真有能力剥削劳工呢？这个问题在第（二）部分已经解决了。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不但苏拉密的国有“体制”，也包括“民营”企业中老板对工人的那种“体制”，到底存不存在？下面就来解决这问题。
我们用离心机作为例子。离心机的用途很广泛。在各工业部门用于提纯和分离。原理简单的说来就是一个大转盘，把要分离的一堆材料放在内圈，盘子一转，材料中较重的成分就往外移动，不同重量的成分就会落在不同半径的地方，以此达到分离的目的。
社会就是个大转盘。不同阶级的人都落在上面。盘子一旋转，负担重的人都滚到外头去，有人在中间，也有人就在盘中心。
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俯视社会，应该就会看到这景象。什么阶级什么成分的人，其实都分离的相当清楚。
我们接着设想，我们这类无产者被抛到了距离中心10公里的地方，即r1=10km。还有一批公务员或者垄断国企职工被抛到距离中心5公里的地方，即r2=5km。那么从r1到r2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障碍阻挡着我们爬过去呢？
显然，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战士”苏拉密都认为是有的，这就是“体制”。他们认定，之所以呆在r1的人爬不到r2是因为中间有堵墙或者有条沟给挡住了。这个障碍物就是“体制”。只要把“体制”弄垮了，r1和r2就可以自由通行，社会就美好了。
但在我们这类马列毛主义者看来，这个所谓障碍物是不存在的，只是个幻觉。幻觉的成因很简单。好比我们呆地球上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一样（地球本身就是个巨型转盘），呆在社会离心机上面的部分人也意识不到转动，于是他们就把不同半径之间无法自由通行归咎为中间有形形色色的“体制”。
可我们的答案却很简单，“体制”不存在，一切只在于社会在旋转。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体制”，那只能是这个离心机的“体制”。而社会大转盘上基本没有什么障碍物----世界是平的的！
这个社会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那就意味着“资本”早就把社会转盘上的各种障碍物一扫而光。从这个意义讲，“资本”无愧于“平等，博爱”的称号。马克思说，商品天生是个平等派。那么，也只有当“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才得以让商品这个内在属性浮现出来。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剥削制度都是“冗余”设计。即这些制度都有不少“多余”的东西。比如更换领导人要考虑血缘关系，男女授受不亲，立法阻止奴隶“转正”，种姓制度（法国姓氏带有“德”，“让”；德国姓氏带有“冯”，中国赵老太爷的“你也配姓赵”）等等。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些“冗余”制度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
因此不妨换个说法，把历史出现过的所有剥削制度的“形式”都拿来让资本家选择，始终是“金钱至上”最受青睐，因为简约就是美。资本主义一旦确立，那么过去的剥削制度就必定带有太多的“冗余”，它们在社会离心机上建立了太多的障碍，也就是所谓“体制”。尽管看上去显得有点“优雅”，实际却极其繁琐。而机构一旦繁琐，那故障的概率就大。因此，资本必须荡平之。资本无需再煞费苦心构建一堆说辞，非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因为它明白，只需要自己周转起来，运动起来，人自动就分成三六九等，而且还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所以贵族老爷们起初也瞧不起资本暴发户们，因为他们那里没有美丽的古堡，没有高雅的用餐礼仪。可没办法，资本增殖才是社会离心机的目的，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不但如此，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也在不断的简化。比如早期公民选举权是跟财产挂钩的，这是因为老板们怕穷鬼们借选举闹事。后来发现压根就不需要。而且事实证明，靠选举是不可能推翻资本的统治。因为穷鬼们早就被甩到远离中心的地方。所以就有了如今的“普选”。
有人会说，难道中国没有户籍制度么？这算不算“体制”？苏拉密的理论中也把建国30年的城乡体制作为攻击目标，我打算放在下面再谈。我就说如今的户籍制度。
某些小资产阶级认为户籍制度是非资本主义的，是落后的封建残余。它们认定要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才能建设纯粹的市场经济。
可我们却认为如今的户籍制度，首先是资本主义下的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制度，连同其他制度一起，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它不是阻碍资本增殖，而是促进了资本增殖。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
资本需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资本更需要大量的剩余人口。即用2~3个失业人口来恐吓正在工作的7~8个劳动者。老板教导他们，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跟他们一样。因此从行会制度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定要消灭自己的母体的。因为行会制度排斥剩余人口。一个小业主带着几个徒弟，徒弟干的好甚至还能入赘到业主家。这些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比比皆是。
但对资本来说，行会是个障碍，不但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也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就必然产生粉碎旧的户籍制度的需求。而任何制度始终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挂钩的，那么行会制度被粉碎，旧的户籍制度也就毫无意义了。
当劳动力获得了“自由”，某些小资产阶级就假定劳动者会“开心”。就如同阔太太们在假定自己宠物的“喜怒哀乐”一样。事实上，劳动者纯粹是以自身利益来看待这项“自由”。他们有高兴，有悲伤，有愤怒，有的现在高兴然后悲伤，有的现在悲伤然后高兴。但很可惜，这段历史不是由劳动者而是以资本的喜怒哀乐为主导的。
因此，小资产阶级把劳动者“开心”的享受流动“自由”拿出来说事的同时，却难以掩饰自身的喜悦，那就是他们可以获得“自由”的劳动力了。从此，他们无需再考虑学徒的前程（这在行会制度下是必须的），如今只有工人，没有学徒，而工人只不过是生产资本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一旦资本扫平了一切“体制”，获得了充足的剩余人口后，资本就迅猛的发展起来。那些从
行会小老板蜕变而来的小资产阶级们还没来得及充分的享受一下发展成果，他们就已经发现自己的产业在不断的流失。因为，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
但小资们又不可能去反对资本的统治，那么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为别的原因。没有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就是其中一条。于是才有了一堆小资良心纷纷通过要求废除户籍制度来彰显自己的“良知”。如同几百年前的同行一样，他们再次越厨代庖假定了劳动者会对这项“自由”而“开心”，其实在掩饰自己对更多的自由劳动力的渴求。
但是，垄断资本对剩余人口有自己的评估。尽管剩余人口能有效压低劳动力价格（资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是“短缺经济”，那他们就是“过剩经济”了，难道短缺一定坏？过剩一定好？扯淡！），但是剩余人口进一步增加，那就变成“动乱人口”，因此劳动力供给是需要控制的。现代户籍制度就是起到阀门的作用。
这样，某些发达国家不需要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徙”的原因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是因为其国内劳动力供给充其量只能达到“剩余人口”的程度。那户籍自然没啥作用了。但是对劳动力供给的总阀门依然存在，那就是国籍制度。羡慕西方“迁徙自由”的人，不妨要求它们开放国界吧。
不发达国家的户籍制度和发达国家的国籍制度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共同为全球资本增殖服务，更准确的说，是垄断资本。
而小资们呢？没办法，他们只能继续为彻底废除户籍制度而彰显良心吧。
于是，我们发现了如下有趣的现象：
像张宏良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户籍制度上是落后于垄断资本的需求的，因为他们认为彻底废除会让社会动乱，社会就没法“左转”了，于是他们对资本来说是“右派”；而像时寒冰，笑蜀这类小资右派来讲，他们又是超前于大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对资本来说是“左派”。
这些人或许会把现代户籍制度发生对自己有利的某些变动视为自身奔走的“成果”，但掌控权一直都牢牢握在垄断资本手里，是垄断资本的意志促成了这些变动。因此，现代户籍制度根本不是阻碍资本增殖的“封建体制”，它本身就是资本“最简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资本的法律已经承认了“资本家”，“劳动人口”和“剩余人口”的公民权都是“平等”的，那本就已经扫清了一切封建的繁文缛节，剩下的只是对社会离心机的控制而已。
扯了一堆，我们回头看看，“无产阶级战士”苏拉密居然也加入到了对户籍制度的讨伐中，这不由得让我们心生疑惑----他跑到哪一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