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在左边跳
假定我们在历史法庭上展开诉讼。公诉方苏拉密控告的是“体制”小资的罪行。他们依靠“体制”剥削农民，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他们的贡献远不如“体制”外的劳动者大，如今他们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号毒瘤，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帮凶，总之，“体制”小资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公诉人要求法庭判处其死刑。
如果时寒冰，笑蜀之流的小资产阶级良心们呆在旁听席上。那他们必定为公诉方击掌。既然“体制”在毛时代的30年都已经那么腐朽，那么河蟹时代的30年必定更加腐朽。尽管苏拉密的诉状中批判的也是“小资”，但良心们觉得无所谓了，反正他们本就不在“体制”内，他们关心的只是啥时候能把“体制”弄死。
作为辩方之一，我仔细研究了苏拉密的控词，发现他在罗列前后30年“体制”小资的罪行时未能举出哪怕一例能确凿证明“体制”内的某位劳动者拿着“高收入”去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组织生产。
这本身就表明“体制”小资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没人能把“高收入”转化成资本。关于对这个指控的答辩，已经在第（二）部分完成了。
我再次研究了苏拉密的控词。发现他指控“体制”小资依据的是他们多吃多占，以至成了“剥削”集团。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自己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到今年为止，本人在“体制内”的国企和“体制外”的“民”企的工作时间正好对半开。够公平了吧。
既然苏拉密认定国企劳动者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多吃多占，以至比资本家还可恶。那我就从自己的国企经历说起吧，看看我是怎么“多拿多占”，怎么“剥削”体制外的劳动者的。
我毕业后就到了一家大型计算机国企从事技术工作。为了表明我是货真价实的“体制”中人，而不是丐帮，我要透露一个小细节----我报到那天，单位就给我发了份表格。这表格名字说出来吓死你：中央组织部干部登记表（年代久远大概就是这名字）。把我激动了好一会，顿时感到沐浴在党的阳光下，觉得老大还是没忘记我这小屁孩啊。同学聚会时我还吹牛：如今老子在组织部也挂上号了，Y要孝敬老子就趁早。在起哄声中，一位去台企工作的同学给出标准答案：G党也学WW那套搞储干（储备干部）。呵呵，谁不知道，湾湾的储干那就是个笑话。
该企业原先是给潜艇，军舰提供计算机系统的，我去的时候军品那边已经不大景气了。转而在民用工业控制系统领域跟“民”企展开激烈竞争。
竞争对手有国企也有民企。我们家大业大，份额捞得多，也就特别忙。按照小资媒体最常见的指控，国企捞得多是因为国企搞垄断，不垄断国企那帮懒人能捞那么多么？依据这种指控，那“民”企就是正面典型，不但“民”企的老板是能人，“民”企的职工也是劳模。他们落败是受“体制”压迫，委屈他们了。可实际显然不是如此。
跑市场的怎么弄到项目我是不清楚的。拉关系？贿赂？也许吧。反正没有红头文件说一定要采购我们的产品，除此以外难道不都是最正常的市场行为么？难道小资们梦想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如此么？不要双重标准好不好？
醒醒吧。比尔盖兹没爹娘关照，他怎么捞第一桶金？巴菲特没政界军界的关系，他怎么成股神？可笑的是，巴菲特还卖弄叫“价值投资”的理念。大意是不要追泡泡，要回归到商品价值。这种话马克思说了百八十遍了，小资们不屑一顾，出自巴菲特，那就趋之若鹜。人家本来就是个做泡泡的高手，在美国官商勾结做完一堆泡泡后他就告诉一帮小资们，你们得从这堆泡泡中找出商品价值哦。小资们还感恩戴德起来。人咋能没脑子到这程度？
小资媒体还有个指控：既然你这项目是靠什么垄断得来的，那么提供产品的质量就不行。你看，这指控是全方位的，前面是控诉垄断国企跑市场的，后面就控诉我们技术人员了。可这同样是荒谬的逻辑。
市场部是一个系统，搞技术的又是另一个系统。我们不会因为这项目是从某个领导七大姑八大姨家拉来的就敷衍了事。项目怎么拉回来的跟我们有关系么？而且，公司管理制度也是如此。他们对市场部是一个绩效统计，这统计还真跟项目来源有关，但是对技术人员的绩效则与此完全无关，纯粹从完成质量出发。
裙带关系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属性之一。或者叫剥削制度的共同属性。因为剥削制度都承认私产，并通过婚姻制度确立了私产的继承权。私产的代际继承正是最大的裙带关系。小资们认定裙带关系阻碍了“纯粹”市场经济的形成，那么就请他们自己以身作则，先大义灭亲，先裸捐吧。
小资们在竞争中落败，只是市场规律的体现。他们一面诅咒使他们落败的原因，一面又以身作则产生这些原因。因此他们的说辞陷入双重标准的荒谬之中。
现实是，不管什么“体制”，都陷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国企高层确实风光，那也正常的很，因为他们是国资的代表。同理，民资中的大鳄难道就不风光么？而我们算什么？我们劳动者从这个“体制”中又获得了什么？我们有什么特殊的优待么？没有的！
小资中还流传这个神话，当然这神话其实也就只能哄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人。他们称这个企业是党控制的，那个企业是党控制的，所以这两企业之间的交易不是“市场经济”的。小资们把这谣造到国际上去，导致天朝老是没法被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样做除了表明自己确实过得很郁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么？
下面的例子可以表明党的领导根本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的进行。
有一次“被党控制”的我们要供货给另外一家 “被党控制”的企业。我没发现在那个“体制”和我们一样的企业里面受到啥优待。反而在调试机器的时候，给它供货的另外一家“民”企的几个技术人员过来围观。当时我友好的向同行打招呼。没想他们居然把厂方负责人叫过来，把看到的毛病（我正在修改）说了一遍。我这才意识到来者不善。负责人把我们斥责了一番。我自然怀恨在心。后来，“民”企设备通过验收，他们撤场了。我们也差不多可以走了，走之前那个晚上，我加了个通宵的班，把“民”企的设备重头测试了一遍，挑出严重故障若干，第二天打小报告去。后来听说那帮人极其狼狈的返场，还听说他们也擅自检测我们的设备，但没发现任何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这次我们供货的是“民”企。里面一个负责人可能是不满我们供货价格（估计是要出他个人业绩，因为这价格在他前任就是如此），趁我方只有一个销售和一个技术人员（本人）的情况下，突然把他联系好的另一家国企带过来。好家伙，对方技术部的头儿带着十来人（估计对方技术部倾巢而出）把我俩团团围住。负责人的目的首先是要借“外援”来给我们销售施加压力。
“外援”尽管和我们同属一个“体制”，但是“踩”起我们却毫不手软。但我发现他们对某些技术点的分析是错的，而其他正确的地方都是通用技术而已。我就猜测他们另一个目的是企图惹毛我，让我辩解，趁机套出一些技术细节。这样就好办了。我放弃自辩，反过来要求他们讲出方案。他们提一个，我就否一个。其实他们说的有些我没听明白，有些是对的，但反正我是一概予以批判。这事儿其实双方都有点胡搅蛮缠。他们提的方案大部分只是用来吓唬我的，连带忽悠负责人，而我的批判也不是很严谨。总之，我的意图很简单，反正对方没弄过也不清楚我们底细，而且负责人对我们这行细节也是半桶水，正确的办法就是把这场遭遇战变成闹剧。依据这策略，我没被惹毛，反倒把对方给惹毛了。他们的头儿说的技术点被我狠批一通（我自知有部分纯属瞎掰，但他们也是胡扯一通），恼羞成怒，指着我说，你这家伙咋那么傲呢，我是省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在这行干的比你长，经验比你丰富，为什么不听合理建议呢。我心想，扯你大爷的蛋，你们是来帮我们的么？于是也毫不客气回了一句：我当你是啥玩意儿，Y在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争论嘎然而止，那头儿脸色有点苍白，我猜测他是不是突然发现我居然是个令人恐怖的“文革余孽”，总之，他们撤走了。晚上销售请我吃饭，感谢我的“优秀”表现，我举杯说“文革万岁”，他举出小红本工作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后来，那经理见到我，总喜欢主动找我聊天。看来工人阶级不打上一顿是不相识的。
以上两个例子，一个是国企和民企在另一家国企前争风吃醋，一个是两家国企在民企前尔虞我诈。这至少表明“体制”内外在市场竞争中地位是平等的。当然，资本有大有小，而大的总是要吃掉小的。小资落败，他们其实也挑不出别的啥毛病，于是只能捏造一个最荒唐的借口：官资大了把它们吃了就是破坏市场经济。这是扯哪门子的蛋呢？大鱼吃小鱼，自由竞争，不正是最纯粹的市场经济么？小资们希望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的市场经济呢？
从上面例子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下的党只能沦为利益俱乐部。是资本驾驭党，而不是相反。资本面前，什么同志，什么信仰统统是虚头八脑的事儿。比如在例二中，后来我知道那技术经理是党员，“民”企负责人估计属于“新阶层”，也是党员，而我方销售也是党员，唯独我只是群众。党员见党员，本应两手相执，一个说“欢迎你上山啊”，另一个说“早就盼着你来了”，还有一个得说“终于见到你了”。而我这个群众还有别的革命群众一块应该手擎革命红旗，在两旁欢呼（参见油画《井冈山会师》）。可在资本的奴役下，这次“会师”变成了一个闹剧。上梁不正下梁歪。基层党员“会师”变成闹剧，那朝堂之上又是啥光景呢？无非是另一个人肉市场而已。由此可见，那种把国民党失败归咎为“山头林立纪律不严”的历史观是多么可笑。一面要“尊重市场规律”，一面要“纪律严明”，可能么？
我的“体制”内经历还没完。有看官可能会说，你刚才说的只是国企和民企自由竞争的部分，这里可能确实是“体制”内外没啥大区别。那垄断国企又是怎样呢？
得，过几年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国企，这次干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军工了。现在没有啥红头文件规定“民”企不让涉足军工。但军工回款慢这是一个制约因素。我就有个朋友，他的厂子在90年代初期给航天部门交付了一个设备，款子一直到新世纪才全部到位。神五上天后厂里突然收到一面锦旗感谢他们为航天作出贡献。厂里面能记起那设备的人寥寥无几了。可见这回款周期不少“民”企是吃不消的。
另外就是对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程来说，“民”企确实显得基础薄弱。本人在选定外协单位时就亲自否了几个“民”企。这主要是某些测试他们本单位没法做，到头来还得回到我们系统内做，这样绕一圈又跑回来成本就高了。
以上我说的都是“纯粹”的经济因素。可要是让某些小资代言人知道我否了他们主子，估计又得大嚷大叫什么“歧视”。小资本就活该被大资本“歧视”呀，这难道不正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么？你把小资弄成大资，不用你交钱，我保证什么“中华脊梁”，“中华颈椎”，“中华肋骨”自己就找上门来。
于是，目前的环境就比较单纯了，基本上是国企了。小资非得说成是“垄断”，那也无所谓。都是一个“体制”的，那是不是大家就每天在单位养尊处优呢？或者出去跟“兄弟单位”手拉手唱红歌呢？按小资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没“民”企的“高手”搅局，这帮人肯定是很懒的。
小资们把自己当成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列宁说垄断寡头的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体制”内各资本竞争依然激烈进行。这既不由中央发文件鼓励的，也不是我们喜欢折腾，这是资本的意志在推动。
这些年军费不断增加，军方银子大大的。于是，项目也就多多的。如今不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是靠立项才能让资金周转起来，才能把军费变成资本。无数“体制”内的劳动者也就在资本驱使下卷入了相互厮杀的漩涡中。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研发，生产和维护工作。总的来说，对这些工作我们是毫无怨言的。相反充满了成就感。这类劳动跟社会制度的关联比较小。但在从事这类劳动之前，我们不得不先从事某些跟社会制度相关的劳动。
怎么理解呢？好比一个个体劳动者，他生产商品后，必须自己去销售。而销售本身是不创造任何价值的，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商品价值不会因为耽搁在流通环节的时间而增长。所以这部分劳动对他来说是苦差事但又是必要的。
同理，在我们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之前，依据资本的要求，我们必须先捞活干。对跑市场的人来说，他的职责就是得跟客人喝得好，玩的爽。对我们来说，那就必须要出具一份份大义凛然的方案书，把自己夸上天，把对手踩下地。这工作至少让我很痛苦。在一定的技术框架下，其实可供选择的方案不多。这些方案之间各有千秋，谈不上哪个必然能成功或哪个必然会失败。因此，这方案，拿来批判对手时，总的来说就是一堆胡搅蛮缠的事儿。这类工作有点像律师，不同的是，律师利用过去的疑点来诉辩，而我们是在推测未来的疑点。
总之，这些劳动是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的。好比在有黑老大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完成手头工作外还得增加向老大纳贡的劳动。时间一长，我们居然会认为这种劳动是必须的，跟“正常”的劳动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制度不变，这劳动也不可分割---不交保护费，那手头的活你也别想干了。
而我们当代的老大那就是资本。除外，普天之下，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独特的“体制”。
这种竞争激烈到这样的地步：某所为了更好的跟客户“沟通”，索性在“总部机关”外买了整整一幢楼，以方便迎来送往。而其他所也争相效仿，依次也在机关所在地买了楼。
这些“体制”内的单位，在毛时代都是全国一盘棋亲如兄弟的单位。如今在资本统治下，这是谈不上的。没办法。每个单位都有地方资本注入（大部分是国资），看单位门口挂的牌牌就大概知道了。这些资本都等着要增殖，于是大家都不可能等着分果果。原来这些单位都有自己的优势技术，拳头产品，但在资本的驱使下，每个都有扩张的冲动，每个都形成自己的摊子，于是就重叠起来。然后就是连场恶斗。
一面是资本的尔虞我诈，一面是劳动者卖力工作。出差时我看到某所张贴的劳模先进事迹，最牛逼的居然一年加班1300多小时。而我们的研发大楼每晚都是灯火通明的。
国企的内部管理也完全服从资本的统治。有意思的是，我去的国企，入职的时候都听到领导义正词严的训词：不要有铁饭碗思想！其实，我们压根就没想过把这当成自己家，又怎么可能奢望铁饭碗呢？于是我总在想，这些训词与其说给我们新员工听，还不如说是领导在表达自己对资本的忠心。这估计已经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审查，即没有红头文件非得要求领导这么说，但是他会自觉的重复再重复。领导已经估计到了劳工的反抗，因为他只能依据资本的意志施行管理。所以他不得不以喃喃自语来掩饰自己的胆怯。
不妨再举一例让大家更加体味一下这种内部管理。那时有个小项目要跟另一个单位合作研发。那里的领导就依据纯粹的利润原则来给这项目分配资源----当然是很薄弱的，因为利润不大。这本也不是大问题。只是当项目暴露出对方提供的成熟模块存在重大质量嫌疑时，他们依然没办法调拨力量来分析解决。其头目说忙不过来，还企图倒打一耙说我们的技术有问题。后来经过联合攻关（对方的技术员是好样的，这进一步表明基层劳动者和上层领导运行在不同的逻辑轨道上），终于找出铁证表明对方的模块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而这模块居然还大量应用在其他装备中。此时跟我们奋战的对方技术员显得很不好意思，其实他的功劳很大，我们根本没责怪他的意思，他只是个入行仅两年的新手，估计也是跟我们这“小项目”相称的劳动力，所以才派来跟我们合作。但是他工作认真，通宵达旦，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淳朴本性---专注于使用价值的创造。此时，对方头目才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才把该模块的负责人紧急调回。尽管之前我们因为这位专家迟迟不回来而背地骂过多少回，可当我看到这位眼睛布满血丝的同行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单位依据最大利润原则进行管理，那么人力资源也被压缩到紧张的水平，于是所有相关模块居然都是他负责的，美其名曰首席专家，甜头无非是一套房子，为此他必须承担起极其重大的责任。问题倒是不难解决，而拖了那么久，我只能归咎为利润挂帅的机制。
以上叙述再次表明，资本渗透到国企内部管理制度的每一个毛孔。在基层劳动者身上我们看到小资们控诉的“体制”内的“懒虫”么？
在最后，作为压轴戏，我给各位引荐一个更有趣的角色。如果说，在小资眼里，所谓“体制内”是一片自由竞争的“不毛之地”，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就应该是“自由竞争”之花，可这朵花却绽放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这不是颇为神奇么？
它是美国一家操作系统公司（不是微软）。美资居然在我国军工系统斩获颇丰。目前我们有大量装备都使用着这家公司的操作系统。而我国某些“体制内”企业也企图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可是未获推广。而且该系统价格不菲，一套基本配置就要几十万。我曾跟这系统的代理商打过几年交道。最近参加一个展会，又看到那位相熟的买办。当时他正忙着推销直升机的模拟训练系统。
我夸其红光满面，他也很兴奋。我料定近几年又有大收获。他自豪的说，最近去了一趟XX指挥学院讲演，一进门一帮军官齐刷刷冲他敬礼。我进一步恭维说，那你是不是有“委员长”的感觉？当年老蒋一进门军官都得起立。他越发得意，开心的说，你不提我还没注意到，一进屋就看到一堆大葵扇（新军装的帽徽跟国军一样都是大葵扇），老子还真是委员长啊。
我相信，如果这段文字让张宏良之类的左派看到了，估计又该大骂“汉奸”，又该悲痛“国将不国”了。但其实，我介绍这个角色，绝无此意。我想说明的是，在小资臆想的所谓竞争的不毛之地的“体制”中，竞争是依据资本的意志一直存在着。官僚垄断资本并没有设置什么文件上的障碍去阻止什么民资，外资的进入。如前所述，只要你资本够强那就可以了。前述的美资，其产品在母国也广泛用于航空航天，这就是其资质。相反“体制内”企业搞的同类产品由于资质不够，被阻挡于市场之外。
这个例子反过来也说明，拿着什么民族的观念去看问题，而不是紧扣“资本-劳动”的核心矛盾去观察，那肯定陷于极其可笑的境地。我可以断言，在资本全球化的趋势下，当代的武装力量大部分不是为了打仗而设置的，“国防”本身只不过是资本运作的一个领域而已。装备的更新换代依据的是资本的逻辑而非“民族”的需要。因此，只要有利可图，不管什么资都可以进来，但前提是你必须够强，仅此而已---事实上，近些年进入国防领域的“民”资越来越多，让那些自怨自艾的落败小资们见鬼去吧。
后来我脱离国资的控制，成为“民”资的打工仔。对我来说，这不过是普通的跳槽。如今暗自庆幸，要不是我脱离了“体制”，今天我就被骂成剥削“体制”外劳动者的小资。
但头疼的是，如今国资的那帮“懒人”居然给“民”资统治下的我们造成极大压力。我们不得不继续与之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帮“懒人”居然是某电力垄断集团的员工。我的头儿总是拿国企的进度来给我们施压，看起来在那里有个眼线。恰好我也有个同学就在那国企里，我了解到他的头儿也是如此，这么说在我这里也有一个“深喉”。而我俩不过是基层职工，自然无意参与双方头儿的“无间道”。只是，当我们分别看到自己的头儿装出一副高森莫测的样子（跟小朋友藏着什么秘密一样），夸大对手的劳动强度和进度，训斥鞭笞自己部下时，我们总是忍俊不禁，甚至这些内容成为我们碰头的主要谈资。两个卑微的人儿，坐看云起云落，也是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对此，马克思也有一段描述：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 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既然连“民族”都卷入了竞争，那什么“体制”内外之别还算的了什么？双方的统治者都在拼命驱使工人展开恶斗，只有这样，“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总的来说，我在“体制”内外都是基层一线职工，我感觉不到“体制”内外的差别。本文叙述的故事自然只是个人管见，比不上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但越是卑微的动物越能感受自然的脉动，对此我倒是很有自信。从河这边跑到河那边，视角180度的变换，看到的竟是同样的风景，了无生趣。空气弥漫的是“平等博爱自由”的资本，变的只是招牌。可竟有人争论起招牌的“好坏”，我只能报以苦笑，并以马克思的判词作为结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