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年会发言纪要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时间：2011年1月15日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大都会厅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2010年考验的是我国调控经济发展的技巧水平。事实证明，自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过度的反应措施，结果刺激出经济畸形增长，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群众损失最大。这种结果需要认真检查思考。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戴相龙（原人民银行行长、现中国保险业基金会理事长）：目前全球外汇储备8万多亿美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中国的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占全部外汇储备的30%多。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各国的外汇储备正在遭受贬值的损失。因此，要尽量使用人民币进行外贸和投资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世界金融体系。
贺铿（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2011年我主要担心的是滞涨，我的观点是：紧财政，宽货币，不能在货币总量上过多控制。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产生内生动力。我一直不赞成人民币升值，要尽快出台房产税。过量追求投资时有风险的。
刘遵义（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从出口带动转向内需带动，出超并非好事，中国的大量顺差导致美国滥印钞票。中国也不要学美国大量地印制钞票。要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最重要的风险是汇价风险。要减少热钱的流入。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我国的战略重任是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转入科技引领的轨道。2011年是开局之年，要着力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以经济信息化为龙头。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8%，15%。
汪同三（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现在对付的是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军智库编者按：难道不是货币型通胀？美国钞票放水，导致大宗商品涨价，全球通胀。）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东亚所所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去年增长40%多，3000多亿美元，接近与日本的贸易量。我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是4000亿美元。日本如果没有替代因素，就非常糟糕。
樊纲：相比美国，欧元问题没那么严重。美国的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达到10%，债务率达到100%。美国调控金融的手段工具已经不多了，银行利率为零，唯一可实行的刺激经济政策就是数量宽松，在货币量上做文章。这种做法对我国的负面影响相当大。6000亿美元有多少流出美国是小事，真正影响的是大宗商品的涨价，外汇储备的贬值，以及别国货币的升值预期。
目前中国5%的通胀还算轻的，俄国、拉美一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是10%。现在是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要考虑汇率政策了，我赞成人民币升值，是否一步到位，这样有利于应对外部变化，有利于国内调结构，保发展。要深入研究世界资本市场的规律问题。
牛铁航：G20国家一致攻击美国的以邻为壑政策，可美国辩解说你们都搭了美国的车。世界问题的根源就是美国超发货币，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
魏建国：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美元最多的是中国，不能再搞贸易自由主义了。
樊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有估计说今年一月份通胀率要达到6-7%，十一五期间外国的通胀率是5-6%，中国过热的增长一定不是好增长。GDP增速超过10%就有问题，5-6%就通缩。具体多少合适，要看变化。
谷源祥（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这次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近900万人的失业，使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10%，通过各种刺激经济方案也只解决了100万人的就业，所以美国计划在五年内实现出口倍增，但条件是美元必然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货币会相互贬值。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造成大宗商品的涨价，会出现资产泡沫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会常态化？
曹远征（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各国的复苏表现不一样，金融市场的动荡各国也不一样。西班牙的问题较大，能否再融资都是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各国都会关门加强管制，世界上会出现“去全球化”现象，贸易摩擦会增多，汇率变化也难以预测。不过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负责任。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贸部部长）：全球的危机还没有过去。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外经室主任）：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标准是顺差和逆差的状况。1992年起，美国的贸易逆差一路飙升，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000亿美元，2005-2007年之间，美国的顺差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就意味着危机的爆发。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多亿美元，德国1800亿，日本1700亿。这就是全球失衡中的各国角色。不过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顺差。
徐洪才：这些年来，中国依靠的是特殊的竞争优势，比如二元结构，城乡差别，低价劳动要素资源......这种状况导致了外部的需要和利用。但这种状况也难以持续，今后要实现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推动人民币国家化。用人民币直接投资。
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亚洲合作属于功能性的合作，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人民币的国家化，作为结算工具。第二，以人民币计价，但人民币国家化的基础是国内经济状态好坏。
张祥（原外贸部副部长）：最近两年，樊全球化的声音大了，南非元首原来支持，现在反对。20个国家中有17个反对放弃保护措施。不保护不行了。美国利益才是最大的。世界上第一原意投资的还是中国。要准备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在服务业领域。外国的人才培养不够，要加强研究和宣传，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
刘克崮：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表现是，中石油拿人民币去委内瑞拉买石油，他再拿人民币到中国来买修铁路的工程设备，中国要帮助委内瑞拉建造一条500公里的铁路。人民币的国家化，必须有银行走出去，现在出国很少看到中国的银行，要有草根金融。解决通货膨胀，既要有堵还要有疏。把美元还出去。
陈文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的经济布局和区域布局是，东中西北四大块，还要有5条线，几个带。沿海战略布局，产业带，新兴产业带，图们江，黄渤海，曹妃甸重化工业区，关中到天水经济带，六条线，共分几种：主题功能规划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规划开发区。
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跨国中心主任）：十一五引进外资450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资总量的45%。这五年里，中国对外投资2000亿美元，占70%。引进外资有促进经济转型的作用，外资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跨国公司帮中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目前，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超过了本国，它们在国际关系发生矛盾时，充当了缓和的作用，发挥了同盟军的作用。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有这种作用。如中联重科收购GFA，意大利总统授予奖章。这几年里，我国出现了对跨国公司排斥的现象，说它们影响国家安全。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和平、发展、合作的基调，坚持全球化的思维，跨国公司也要调整自己的理念，把对全球的责任推到中国，在政治纠结中发挥作用。
黄海（原国家经贸委司长）：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长11.8%，比十五高，外国消费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
何建坤：十二五期间，如果将能源消耗量定在40亿吨标准煤，那么GDP增长就要限制在8%以内。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能源强度将下降19%，增速下降21%。难度很大。十二五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投资高耗能产业，适当降低GDP的速度，控制过快增长，建立低碳特征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到了2020年，能源消耗要比2015年下降45%，真正实现节能降耗。
李书福（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吉利汽车原来没有出生证，而今天成长成国际化的大企业。只要有了人才，才能发展。第一要学习邓小平理论，认清道路，预先知道历史的机遇，抓住历史的机遇才是最大的机遇。企业如何紧跟潮流？只有弄清国家的发展战略，才有企业的发展战略。
创新不是仅仅生产几个新产品，核心是对资源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竞争力和新价值。这才是创新。全球资源的利用就是创新。我们创办吉利大学，为的是培养人才。收购瑞典沃尔沃后磨合得很好，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我们要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然后选择正确意见。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中国企业要发展，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贾康（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要降低营业税，扩大增值税。
郑伟铭（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十一五时期，天津滨海新区的增长速度是22.5%，十二五目标是17%。战略性新兴产业占45%以上。
任洪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我到美国GE通用电气公司看过，一百年来企业不断调整发展策略，我们企业连续十年以30%的速度增长，走的是科技驱动型道路。现在做的三件事：加大创新科技投入，产业升级，更新换代，建立新兴产业。我们共有28个科研院所，改制之后，更加有活力。
蔡惟慈（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会长）：目前我国低端产品供应过剩，高端产品相对不足。2010年我国进口了2100亿美元机械制造方面的产品，同比增长40%多，而出口同比增长仅33%。在机械进出口方面，我国几乎是逆差，顺差减小。这说明了什么？机械制造品方面的差距仍然相当大。不夯实基础，一些高端产品难以发展。什么是基础？那就是像齿轮、轴承、液压等一系列的组件。这是机械制造业的基础。今后我们要集中行业内专家，解决难点，现在最大的难点是基础不能支撑。
陶星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我集团近年来最大的特色是走出去，原来只在国内搞工程承包，现在我们在非洲建立了三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海外投资必须把过硬的东西拿出去，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光在国内打转转不行。
中兴通讯在非洲默默耕耘已经十年了。海外市场已经逐渐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