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复制链接]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前面已经提到，生产力的要素包括：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以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物质标志。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了或者能够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和其它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中的物的要素。

        仅仅有物的要素还不能构成生产力，物的要素必须被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工具和其它劳动资料只不过是一堆死物，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都是通过劳动者实现的。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

        前面也已经提到，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

             生产关系的特征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斯大林说：“生产力底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②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②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1页。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人们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又决定着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关系的内容包含着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3)由前面两种情况所决定的产品分配形式。上述的三个方面，组成为生产关系的整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其中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

        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以原始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在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其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被迫处于服从的地位；由于前者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支配后者的劳动力，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而劳动者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活命、甚至难于维持活命的生活资料，这样，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表现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在构成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为相对固定的形式。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从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社会生产永远不能中断，改造自然的活动永远不能停顿。由于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不断地积累和增长，就有可能在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逐渐改进生产工具和创造发明新的生产工具；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它在生产技术上的应用，更能加速生产工具的变革过程。生产工具的每一次显著的改进，都要使人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不同，为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人和人的这种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才能顺利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其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使用石头工具的极低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铁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就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终于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从使用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这就是说，某种生产关系的必然出现，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在根本上说来，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更。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这个原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固然有着决定的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的东西，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每一个历史时期所达到的生产力，都要求与自己的发展情况相适合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之内，生产力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它就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技术设备可能得到高度利用，生产力诸要素可能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在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存在着失业大军，技术设备利用率很低，生产力各要素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重大的障碍，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是很迟缓的。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但是，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总是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而不是在此以前。生产发展的辩证法总是这样：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前提，必须是在经济生活中迫切地提出了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的内部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不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使生产力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新的物质技术的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实现，又有待于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当新的生产关系一旦确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巨大革新。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的高速度的飞跃发展，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把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在经济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如果忽视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那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原理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比较活跃易变的，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合的，这时候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还处在数量变化阶段，还不会，也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当着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原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親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陈旧的生产关系，这时矛盾就日益激化起来，就必然要提出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要求，就由量变的阶段进到根本的质变的阶段。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不适合又转化为适合，从而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时期，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向上发展的无限运动过程。

        生产方式由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活动到自觉的革命活动的过程而实现的。历史上每一代人开始生活时，必须适应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当人们在旧生产关系内部改进生产工具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到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眼前的直接的经济效果。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现了从烧熔的石块中淌出来的流质冷凝后的块状物，比磨制的石刀还要锋利，于是，逐渐把石器改变为金属工具，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将会引起奴隶制的诞生；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采用大机器，他们没有想到，伴随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无产阶级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仍然要竭力用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革命活动，就不可能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时在先进阶级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思想和要求，这种新的思想和要求，一般地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需要。在这个新的思想和要求的指导下，进步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进入自觉的革命活动，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总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这是客观的必然规律。为了保证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旧的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必须被打破，而且也一定能够被打破。生产关系不能长远地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作为最革命的、决定的因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要冲破束缚自己的桎梏，为自己的发展开拓道路。革命阶级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要素，生产力的解放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劳动者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奴隶暴动冲垮了奴隶制度，农民起义动摇了并最后摧毁了封建制度；目前在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推翻了资本的统治，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必将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曾经用臭名远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他们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抹煞了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群众自觉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只是单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必经过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需要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

        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公开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并且大肆宣扬“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的翻版。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的消失，恰恰相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这正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列宁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①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
     《修改党纲的材料》，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4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客观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个客观规律。当着生产关系(如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打破过时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此就必须同维护旧生产关系的一切反动落后势力，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当着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就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环节上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得到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某种生产关系应当加以变革还是应当使之相对稳定，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我们党之所以正确、所以不可战胜，就在于它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就在于它科学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领导我国人民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强大的发展。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0页。

             三 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历史上五种基本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原始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是和当时极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石制工具，如果不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就无法进行生产，就不能生存。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它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以原始公社为单位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原始人没有任何私有的观念。某些同时用做防身武器的生产工具，只是为着使用起来顺手，才固定归个人使用。原始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任何剩余，与此相适应，产生了平均分配的制度。这时还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最初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后又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和产品的交换。而这种社会分工和产品的交换必然引起私有制的出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①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产品除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外，还有了些微的剩余，这就造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只有采取最粗暴的奴隶制的形式，才能从他人的劳动中压榨出剩余产品。于是，原始社会便合乎规律地由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所代替。
     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可以象对待牲畜一样地买卖甚至杀死奴隶。这是一种最粗暴的赤裸裸的剥削制度。尽管如此，奴隶占有制的出现仍然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现象，比起原始社会来，它提供了较高的社会生产力。金属工具的使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分工，特别是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力。古代中国、埃及，希腊、罗马的宏伟建筑和巨大水利工程，都是奴隶劳动创造的。

       在奴隶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越来越把劳动看成是下贱的，可耻的事情，奴隶受着惨无人道的待遇，体力和智力遭到严重的摧残，他们对劳动失去了任何兴趣，并以怠工、逃亡、破坏工具、暴动作为对奴隶制的反抗。这样，奴隶制不仅成为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且危及到社会本身的存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对劳动感兴趣的生产者。奴隶暴动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于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以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为特征的。在这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地主所有。农民对地主有着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要服从地主的支配；在封建制发展的某个时期，地主还可以把农民随着土地出卖或赠予别人，只是没有任意杀死他们的权利。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劳动产品绝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交纳给地主。农民和奴隶不同，他们有着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自己的经济，他们可以把交付地租之后所剩下的很少的劳动产品作为自己所有，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农民希望生产更多的东西，以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这就有了积极劳动、改进技术的兴趣。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力量。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农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和技术，如在金属冶铸，农田水利、蚕桑业，陶瓷业，煮盐业、酿造业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地主阶级利用人身依附关系(也叫经济以外的强制关系)，对农民所进行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在封建剥削下，农民愈来愈贫困，破产，以至根本无力扩大生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来愈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因此就引起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冲击着日益衰朽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在农村中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又叫做自然经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逐渐分化出独立的手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日益增长，城乡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新市场的需要，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在这里，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对资本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却为饥寒所驱使，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曾经对生产力发展起过强大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发明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在工业中实现了一个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两个世纪内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封建社会的个体生产和自然经济，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人数甚少的资本家手里。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增长的趋势和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使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严重地破坏着社会生产力，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一小撮大资本家的手中，终于形成了垄断资本。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它操纵着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市场价格，从而引起了停滞和腐化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垄断组织不但没有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它们更加严重。作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为一体的财政资本的统治以及资本输出的结果，使单纯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叮在数以亿计的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寄生虫。为了瓜分和争夺殖民地，垄断组织还不惜一再把千百万人民投入世界大战的血海。总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的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地区的胜利和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进一步走向崩溃，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不稳定性更为增长，生产无政府状态更为加深，经济危机的周期更加缩短，生产停滞、开工不足成了经常性的现象，国民经济军事化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小撮垄断组织同广大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者拚命使用各种手段，妄图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加紧扩军备战，到处玩弄战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这一切都表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发展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所有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平运动，等等，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伟大革命洪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企图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凭着其日益集中的经济势力，大大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把垄断组织力量和国家力量合为一体。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根据这种变化大肆喧嚷，硬说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已被“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代替。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建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更成熟的物质条件，它本身决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由垄断组织代理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能是垄断资本的驯服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垄断资本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它决不能缓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只能使它们更加深刻化和尖锐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决不可能由它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注定了的。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胜利，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但在肯定这个一般的社会进程的时候，还应当估计到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或者在某一时期出现几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例如，旧中国没有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引起了我国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把革命的领导权坚决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因此在民主革命获得全国胜利后，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之后，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我国社会的巨大飞跃，并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四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个新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对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等个体经济－－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才能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首先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对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排挤、没收的方式或者“赎买”的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并用，把它们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基地，个体生产者时刻向着贫富的两极分化。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所以只有实现了对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一系列步骤；对个体手工业也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标志着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由此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论采取排挤、没收的办法还是“赎买”的办法，都是要使它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个体的农民和个体的手工业者虽然是私有者，但他们是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们采取剥夺的办法来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使个体经济转变为吐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而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属于集体所有制，我国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的农村人民公社，也属于集体所有制。此外，在农村经济中，还存在附属子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小规模个人所有的家庭副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和助手。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比起集体所有制来，是高级的公有制，它是和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则不能作到这一点。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集体所有制是与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相适合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相脱离，而是直接结合起来，生产资料不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是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生产的目的、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等，都起了根本的变化。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劳动者不再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全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而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是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以前一切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特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反复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停滞，恰成鲜明的对照。

        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开始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说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能够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提高。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不断增强的保证。但是社会主义工业不能离开农业孤立地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出多少商品粮食和原料，取决于社会除了从事必要的农业以外，还能提供多少劳动力。正确地安排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促使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

        我国人民正在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以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是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取得完全胜利和巩固起来的保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不等于说它和生产力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矛盾，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上还会不断地发生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性质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象资本主义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而是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不断地得到解决的。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由于公有化的水平不同，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和办法不同，因而存在着某些矛盾。在工作中，需要经常注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处理和解决，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矛盾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由于农民的生产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产品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时，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斯大林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①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页。

         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般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将来还要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在国家所有制中，某些具体的关系，例如中央和地方在生产的管理体制上的关系，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经营范围划分等，也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助合作关系，这里不存在阶级社会里的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但这种互助合作关系，也是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安排工农业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地安排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来加以调整，上面所说的在产品交换方面必须遵循等价的原则，也是调整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经常注意使脑力劳动者同工农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同时，在企业管理和行政工作方面适当地采取各种必要的调整措施。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通过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大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措施，对于调整和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保证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能够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能达到实行“按需分配”的水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才能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着正确实施这个原则，又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分配中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等)适时地予以解决。为了使工人和农民意识到必须把目前的、个人的利益和长远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必须对劳动人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和物质保证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中，经常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能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利于生产的发展。

        调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通过对生产力的诸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改进和提高，来加以实现。开展劳动竞赛，推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逐步实现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合理地配置生产力和合理地安排劳动力等等，对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那时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残余也消失了，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将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所代替，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飞跃，就将得到实现。

              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的基本矛盾，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制约；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一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前面已经说过，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迟早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情况，而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但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它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由资本主义思想占着统治地位，从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生产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地建立起来的。例如，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相适应。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设施通常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或者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最有力，最广泛的传播。这保证了他们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

        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不但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政治的制约，从属于政治。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出发就能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作出精确的科学的说明，就能够根据一定的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情况，来把握这个社会的全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定的上层建筑。任何经济基础以及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一切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一般社会”的抽象议论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这种抽象议论的实质就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性，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

       现实存在的具体社会形态是复杂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都有着某一种生产关系占居主要的地位，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般的主要特征，也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里，还会存在着曾经孕育过这个社会形态的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也会出现即将产生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政治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物质前提，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又使这个社会形态表现出自己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期间。”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必须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即要首先找出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又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个社会内的旧制度的残余或新制度的萌芽。具体地分析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情况，对于把握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经济基础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②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就产生了以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叫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表现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与此相应，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包含着阶级对抗的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着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必然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当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的独立性，各有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它们并不都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但是，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迟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则是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
     ①《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2—643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它又指出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产生，就是要为经济基础积极服务的，它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它为新的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当它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例如，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的，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先进的，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民主思想等)，曾经对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为这种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统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等等)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极端反动的力量。

       上层建筑是怎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样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呢？

       上层建筑能够帮助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就在于：统治阶级要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更具体些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政权，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文化等机关，大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其它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统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保证。反之，如果统治阶级不能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与教育文化机关的影响，来确立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那么，它就不能克服被统治者的反抗，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要动摇，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必将加速趋于崩溃。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斗争情形是密切联系着的。经济基础中存在着一定阶级的统治，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那么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就有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有着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对立。统治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及其思想影响，战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思想影响，它才能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相反地，如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能够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战胜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和思想影响，那就必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当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即使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只有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日益高涨，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并终于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取得统治地位和顺利地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才得到巩固。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如果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宣传还能够欺骗人民群众，那么，资产阶级就仍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暂时不至于崩溃。所以，要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广大劳动群众，发动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在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辩证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种谬论在否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的同时，还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引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结论：否认推翻旧的上层建筑的必要性，即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地、绝对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全的地方，总不可能立刻就充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的阶段，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某些局部的质变，经济基础中的这种变化，并不会立刻就在上层建筑里得到反映。这样，就会不断地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某些方面不适应的情形，使两者之间要经常发生某种矛盾。只有对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适当地加以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情况，才能够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

       当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根本不相适应的时候，当经济基础已经濒于灭亡的绝境的时候，反动阶级在上层建筑方面的调整和修补，虽然能暂时延缓一下腐朽的经济基础的寿命，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挽救它的死亡。因为反动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只有根本摧毁反动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种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基本性质虽然不变，但发生过由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重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政治制度来说，主要是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这同当时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不能成为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就要把它的上层建筑加以若干改变，使之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时，资产阶级采取了更野蛮的形式来镇压愤怒的劳动人民，以求在风雨飘摇之中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从而延长其经济基础的寿命。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都露骨地或者隐蔽地趋向法西斯的统治方式的根本原因。

       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这只是暂时的情形。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已走上发展的顶点，只有根本地变革生产关系，社会才能前进。垄断资产阶级的以法西斯统治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竭力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维护腐朽的经济基础。这种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变革经济基础的要求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矛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摧毁反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于一切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产生、形成以及两者的矛盾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对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制。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在这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无产阶级首先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求得经济上的解放，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由经济上的原因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集中的程度，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能从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把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接收过来，把它们改造成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从而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还没有形成，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居于领导地位，能够给无产阶级国家以强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日益巩固和逐步地完备起来。

       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经过一个改造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其他的经济成分(主要是个体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步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以便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斗争，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经济方面有着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和斗争，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在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中，也就必然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总是要利用它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进行各种活动，力图动摇和破坏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借以阻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对资产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还必须继续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保证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就不可能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来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

        从多种经济成分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过程中，在经济上有着两种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政策正确，处理得当，资产阶级分子被大势所迫，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他们就不需要进行对抗的斗争，至于对一部分坚决抵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争不能不是对抗的。经济上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也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这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包含着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日趋完善，保证它能够充分适合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善于分析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的决定性胜利，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适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杠杆，而且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的来源之一，是它的民主集中制。它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着集中统一的领导，又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只有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地发展，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日益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和发挥着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它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起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党和国家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发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在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教育下，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的形成，促进着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加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以往的文化、教育组织活动的阶级内容和工作方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帮助它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它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在适合之中也还存在着不适合的方面，也就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某些矛盾。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一旦建立起来就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总不免在某些环节上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被消灭之后，也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存在，它们当然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它们的影响，也会造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缺陷。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虽然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有着不断的量的发展和某些部分的质变。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它的基础总是处于又适合又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牙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发展的。

       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①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375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和坏习惯的存在所引起的，人民大众同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人民中间由于受到某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影响而形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本身某些局部缺点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极其伟大、极其艰巨的崭新的事业，为着实现这个事业，人们必须在各方面积累经验；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经过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和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之前，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不免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人们能够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及时地纠正上层建筑中的某些局部缺点，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上述这些矛盾的不断解决，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断地互相适应和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国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接着在1957年又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还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中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样，就在上层建筑方面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健全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制定和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是在我国的条件下具体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结果。我们还将继续运用这些规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创造条件，准备在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四 家庭、民族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特征，也规定着家庭和民族等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和社会共同体的特点。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在原始公社末期私有财产发生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个体家庭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最初的原始群中，由杂交发展为实行各种形式的群婚，逐渐形成了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母系氏族公社。这是由于早期氏族公社生产力稍有发展，男女在生产中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男子从事狩猎，妇女从事采集，初步种植植物)，妇女的生产比较稳定可靠，并在原始公社生产中占居比较重要的地位等等原因而产生的。原始公社的生产由狩猎向畜牧和农业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主要由男子负担，于是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母系氏族公社便为父系氏族公社所代替，并逐渐出现了父系家长制的家庭。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力再向前发展，生产已有可能不依靠群体的共同劳动来进行，而由较小的个体单位来进行，同时，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要求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这样，就逐步地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在阶级社会里，是建立在男性支配和奴役女性的基础上的，这里的一夫一妻制的义务，实际上只是片面地要求女方遵守。掌握财产所有权的男子方面的多妻生活和社会上的卖淫制度，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制度经常的补充。这种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形式，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必然的产物，是为私人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继承权服务的生活组织形式。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其自然基础，又以私有制为其经济基础。它既担负着繁衍后代的职能(对劳动者家庭来说，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职能)，又是私有财产占有的单位。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它也是一个经济单位。个体生产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家庭是生产的单位。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都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进行生产，家庭就成为单纯的消费单位，而不再是生产的单位。工人的家庭不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或者是作为消费的单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只是提供剥削的源泉。由此可见，家庭的性质、职能，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家庭的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律观点，也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产生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家庭内的尊卑等次－－父子、兄弟、夫妇的不同地位，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国法家规和道德观念。在封建家庭里，族权、父权、夫权控制着一切。农奴阶级的家庭，对于封建主阶级处于从属地位。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实质上是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原则”。在工人家庭中，由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把妇女吸引到生产劳动中，使妇女开始从宗法制度和家长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剥削制度的消灭和公有经济的日益发展，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妇女成为自由的、具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一夫一妻制对于男女双方才都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制度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律观点。建立真正平等，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新家庭。

        总之，作为社会的生活组织形式的家庭，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也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它同整个社会形态，首先是经济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它的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迟早都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家庭制度。在不同阶级间，家庭关系也有所不同。生活方式决定于生产方式，家庭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家庭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可以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中得到说明。

        民族这一种社会共同体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密切的联系。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使人们打开各个地区闭关自守的界限，在广大的地域里结合为民族，这首先要在各地区之间发展交换关系，扩大商品流通，使这些地域的居民之间形成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除此而外，要形成民族，还需要这样的条件：共同的语言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这样，民族这种社会现象，是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关系，又包括一定的思想关系的综合形态，但在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中，物质生活、经济关系则处于主导的地位，它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实质，决定着整个民族的根本特征。

        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是两种类型的民族，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民族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思想感情，以至于不同的文化。在文化领域内，同一个资本主义民族里，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劳动人民的民族文化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决不会因为属于同一民族而有所减弱。不过，由于民族在生活习惯、思想传统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使得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某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共同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共同感情在一个民族受到外来的侵略时就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成为被压迫民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尽管如此，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不同的阶级在实际上仍然有着不同的态度，坚决反抗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是劳动者阶级，而剥削阶级则很容易趋向于妥协和投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作用，但是不论在压迫民族或者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总是夸大共同的民族感情，以此来抹煞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巩固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统治。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但造成了民族内部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造成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罪恶现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造成互相歧视、互相对立倾向，破坏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过程中，它成为民族侵略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方面要求重视民族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求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成了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的社会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逐步得到改变，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经济根源，形成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以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民族，由于国内先进民族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可以超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高到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各民族的繁荣和兴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是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使世界各民族在乎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一个长久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逐步地达到民族界限的消亡。

       由此可见，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归根到底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历史现象。

             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东西。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都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人类最早的时期－－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免于饥饿和死亡。这时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从而也就没有任何阶级的存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促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各个氏族和家庭之间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便发展起来。氏族内部分化出了氏族显贵，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和其他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自己职位的方便，侵占一部分公共财产，并利用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发财致富，甚至形成了以战争为专业的集团。财产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发展，在氏族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剥削者，这就是最初的奴隶主。

        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对象－－奴隶，开始时是由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来充当的。战争和暴力对阶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加速和加深了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战争和暴力不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掠夺不能创造财富，它只能把财产从一个所有者的手上转到另一个所有者的手上。把俘虏变为奴隶只有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可能。在社会生产力极低，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可供剥削的时候，俘虏通常都要被杀掉，只有在生产可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被用作被剥削的对象。使用奴隶的制度进一步发展以后，奴隶的来源就不再以战争的俘虏为限了。本部落里穷困的人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企图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都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过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里，各有两个基本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各基本阶级内部的各部分人之间还有某些具体区别，例如，封建主阶级中有贵族领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农奴中有依附于地主庄园的农奴和佃农的区别，等等。这些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各个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在各个阶级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例如，在奴隶制社会里，有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奴隶的从事劳动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个体劳动者。有些非基本的阶级属于旧生产方式的残余或新生产方式的萌芽。例如，在封建社会初期存在一些奴隶主和奴隶，在晚期出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阶级地位分别属于其所服务的阶级。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了。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对这个事实作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提出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社会集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①《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主要地就是在经济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奴隶阶级、农奴阶级、无产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前一部分人就能够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实行经济上的统治，从而占有他们的劳动，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既然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就能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或者脱离社会的生产劳动，从事生产劳动以外的活动。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被剥削者不得不全力从事繁重的、折磨人的体力劳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以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的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取得它们所支配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截然不同。例如，资本家能够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增殖其财富，工人只能获得勉强能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工资。

        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对立也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但是，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特点，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它们的经济地位。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常常根本抹煞社会阶级的存在，有的虽然承认阶级的存在，但却歪曲阶级划分的原因。有的人杜撰出一些生物学的，种族的、心理方面的、个人能力方面的以及其他非经济的原因来解释社会阶级的划分，借以证明阶级的存在是永久的、合理的现象。有的人虽然接触到经济问题，但只是孤立地从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来解释阶级。例如，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组织论”者硬说阶级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职能不同而分为“组织者”和“执行者”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企图这样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资本家在社会生产中有着“组织者”的职能，因此就应该永远居于统治者、生产领导者的地位。其实这是把事情说颠倒了。事实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对社会生产有着组织者的职能，才在经济上占有统治者和领导者的地位，相反地，他们只是由于占有了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居于统治的地位，所以才成为生产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分配论”者则把阶级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其实，经济上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收入来源的不同决定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按照“分配论”者的说法，似乎只要把分配方式改变一下，无需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可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还常常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旧中国的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封建等级制度和阶级混为一谈，硬说中国只在古代社会有“阶级”(如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到了现代就没有什么阶级的区分了。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在于抹煞阶级的区分。其实，在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出现过的那种等级制度(如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的特点，主要是在法律上，道德上所规定的等级差别和一部分人的特权制度。但是等级不等于阶级，阶级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同一阶级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公、侯、伯、子、男)，同一等级也可以包括不同的阶级(如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无产者、农民和城市贫民等)，因此决不能把等级和阶级等同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在法律上取消了等级制度，但是阶级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主义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剥削阶级为着维护和加强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其剥削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最大限度的剥削是剥削阶级要求的一般的趋势)，必然要用一切方法，首先是政治统治的方法，来压迫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能不起来进行斗争，不能不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个斗争总是对抗性的，它集中地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样的阶级斗争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会形成集中地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政治组织。这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是政党。政党是阶级中最积极的、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的斗争，最集中地表现了阶级斗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就会发生最尖锐的阶级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想尽办法去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从来没有一个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建立和成长，才能使一种过了时的社会形态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仅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被剥削阶级为着反对统治阶级日益加强的压迫和剥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剥削阶级的统治，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时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奴隶的革命暴动，如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里，都不是和新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斗争中提出建立一个较进步的社会形态的纲领，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奴隶、农民的起义和他们的革命战争，对于破坏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总是要依靠或者利用农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跟过去的奴隶、农民不同，无产阶级是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而出现的先进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能够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的战斗纲领，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能够通过革命斗争使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得到解放。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8页。

       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
     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6页。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右翼社会党的领袖和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至抹煞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说什么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态，是互相残害，说什么只有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合作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中心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论调的基本错误，“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①。修正主义者以阶级合作和阶级利益调和的谬论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还努力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百般的粉饰，硬说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了。这些说教者在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实际上却正是在全力帮助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阶级压迫。

       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能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脉搏。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现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②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了解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了解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了解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的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分清敌友，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①《再论杜马内阁》，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②《卡尔.马克思》，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和阶级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阶级，没有供一个阶级专门用来统治其他阶级的政权机构。这样的机构必须有一系列的暴力组织(武装部队、监狱、及其它强迫他人服从暴力的工具)作为自己的核心，必须有成批的为阶级统治服务的专职人员－－官吏，才能保证真正具有统治的力量。这一切在原始社会里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不需要的。原始公社里为全体成员共同利益而服务的组织，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这些组织包括氏族、部落的议事会，和具有最高权力的氏族、部落成员大会等等。氏族、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经过选举产生，并且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在这里，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也依靠族长和首领所享有的威信。原始社会不需要用特别的武装组织来维持社会内部秩序，仅仅在和其他部落发生冲突时，才由全体成员共同进行武装活动。

        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为着保证对奴隶及其他劳动者的经济上的统治和剥削，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上的统治。奴隶主是少数人，而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不能不引起奴隶阶级的强烈的反抗，不能不引起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从奴隶制社会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着镇压奴隶的反抗，为着有可能压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强使他们遵循不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奴隶主就必须使用有组织的特别的暴力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奴隶主掌握了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掌握了对于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权，来保持为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是在阶级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表面上看来，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施行压迫的力量；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而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证他们能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的机构。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列宁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②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②《论国家》，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年版，第48页。

       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一整套的有组织的暴力机构。剥削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压制被剥削阶级，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这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的最基本的、主要的职能。国家除了这种对内的职能以外，还有对外的职能。剥削阶级的国家保卫本国的利益不受他国侵犯，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对外实行侵略，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国家机器中，军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历史上一切善于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人物和集团，没有不注重掌握军事力量的。随着国家的出现，出现了大规模的专门的武装部队。这种武装部队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和阶级的冲突，国家和国家的冲突，以至同一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都会发展为战争。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有时采取和平的手段，有时采取战争的手段，有时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战争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是为这阶级的政策服务的。在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以后，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战争时，根据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剥削阶级国家为掠夺其它国家人民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和为镇压本国人民革命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人民的革命战争和被侵略的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它也要进行暴力专政。不过，它的性质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本不同：它不是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及其他阶级的工具，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少数被推翻了的剥削者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一整套有组织的暴力机构，那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国家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对内职能，除了要镇压那些不甘心被打倒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外，还要组织人民群众全面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包括对那些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剥削者的思想改造工作)。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需要，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时候，它还具有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职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并且在帝国主义如果一旦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就要用正义的自卫战争来消灭这种非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还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要支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要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或政权构成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存在着议会民主制。为着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某一特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代则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真正的性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加以区别，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各种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①②《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7--638页。
   ③《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国家问题直接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在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①，和“君权神授”等说法，假借所谓“天命”或“上帝”的旨意，掩盖他们的阶级统治的实质。在中国古代也有与此相对立的，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认为最初的君主是杰出的人物，为人民办了好事，由人民拥戴而产生的。例如战国末期的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日有巢氏。”②但韩非的这种说法也未能正确地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骚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说成是由于人们相互约定而形成的。这种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国家学说的，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政权的要求，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它的国家学说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反动的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自然学派，崇奉斯宾塞的反动的“社会有机论”，硬把生物的有机结构用来比拟人类的社会组织，企图以此来给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涂上一层“合理”的油彩。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认为，社会上的各种集团是由于这些或那些“心理刺激”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而国家就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调和者。至于社会学中的神学派，至今仍然胡说什么国家政权是从神那里产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脱离社会本身的物质条件，脱离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事实，来曲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本质。
     ①《书经.泰誓上》。
     ②《韩非子.五蠹》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资产阶级辩护士却把它说成是各阶级利益的“调节者”，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体现者。资产阶级在革命年代里，曾经举起“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地主的统治，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封建主义的国家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一种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它只不过是以雇佣奴隶制代替了农奴制；它也没有消灭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压迫和统治，而只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封建主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面，“民主”，“自由”对于劳动人民，都是骗人的空话。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平等”和“博爱”的。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总的趋势和特征。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整个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则已成为财政寡头追求最大利润的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随着垄断集团对国家机器控制的加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抛弃以往的虚伪民主的遮羞布，走上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者执行着最反动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执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动的军事官僚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了空前庞大的地步。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规定了许多新的法规，在实际上剥夺了美国宪法所承认的那些公民权利；按照史密斯法或麦卡伦一伍德法，可以任意逮捕那些根据美国刑法不能构成任何罪行的人。逮捕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拥护自由、民主、和平。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好象是垄断资本集团服从于某种超阶级的国家。因此，他们大肆宣扬：只要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断施加压力，争取在这种国家机构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就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公开背叛。

               三 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社会发展起着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它是阶级斗争历史上的“最后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其它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所不能实现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这个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由于：它是同大生产相联系的劳动者阶级，是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不象小生产者那样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日益壮大，它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它在革命斗争中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形式和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解放一切劳动者，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养成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使他们有可能在斗争中锻炼成极坚强的战斗队伍。由于无产阶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只有它才能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领导他们去摧毁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一286页。

        无产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贪得无厌，无止境地追逐利润，永远不能满足发财致富的欲望，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这个本性驱使它以无情的手段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奴役的枷锁一开始就套在无产阶级颈上，而且越来越沉重。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枷锁，不得不进行反抗，而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这种反抗总是进行残酷的镇压。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只是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处于自发的阶段。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工会。经济斗争有许多形式，罢工是经济斗争最重要的手段。

       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而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斗争。例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法国里昂的织工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都是无产阶级早期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和其它职工组织，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的出现，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先锋队伍－－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便从“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便从自发的阶段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无产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的中心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包括政治罢工、示威游行，议会斗争、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等等。政治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列宁在驳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①
     ①《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在经济斗争中，只是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无产者反对自己的剥削者，而政治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保卫的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政治斗争所追求的则是整个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经济斗争不管取得多大的胜利，它最多只能暂时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能根本取消这种剥削；只能暂时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不能根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只能起“止痛剂”的作用，而不能“铲除病根”。只有彻底进行政治斗争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使一切劳动人民得到解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可以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工人得以生存下去，而且还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通过经济斗争，可以使无产阶级受到锻炼，逐步使他们提高觉悟，为进一步走上政治斗争阶段准备条件。在无产阶级已将政治斗争提到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的时候，经济斗争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无产阶级如果局限于经济斗争，那就只能养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只看到自己的职业利益。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才能使广大的无产者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而且在他们中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用一切方法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奴役。因此，无产阶级为着政治斗争的胜利，又必须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方面的斗争。思想斗争的任务在于揭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欺骗宣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帮助他们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思想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出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把斗争引向胜利。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最狡猾的形式；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领导。它的作用就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①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者起着帝国主义和右翼社会党所不能起的反动作用。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①《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斗争形式，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而政治斗争是主要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工人运动中的一切经济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企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永远局限在经济斗争范围内，使政治斗争永远局限于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的范围内，永远不去触犯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要能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组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它能够结合每一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为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为全体党员所自觉遵守的纪律，它能够经常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自己在工作和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它把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它能够和本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应该领导，而且能够领导其余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它能够实现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坚强的领导，把这个斗争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一切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政党，是有根本区别的。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社会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上层分子是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四 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必将导致阶级的消灭。马克思说：“(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①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阶级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出现了使阶级消灭终于不可避免的物质前提了。恩格斯说：“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①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可能性，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占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对于教育和精神指导的垄断，成为经济，政治和知识的发展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妨碍了生产力的充分利用，妨碍了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侵略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加深，毁灭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过去阶级的产生曾经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一样，阶级的消灭也终于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阶级的产生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的必经途径。和剥削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永远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本身)，并使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归于消亡。

       列宁指出：“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力面变得更加残酷。”①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朗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②
     ①《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8页。
   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消灭阶级，不但要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而且要改造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这个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比消灭剥削阶级更为复杂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要通过说服教育和示范的办法，把广大小生产者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消灭阶级，就要消灭剥削制度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阶级剥削制度就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就不再存在。但是，阶级斗争现象还会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阶级斗争还不会熄灭。残余的和新生的剥削分子、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破坏、危害和削弱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还会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为反对和克服上述现象而进行的斗争都具有阶级内容。

       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消灭阶级对抗，而且还要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一方面，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为这些差别的消失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些工作做好了，上述的三个差别都消失了，这样，才有可能进入彻底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国家也就随之失去作用，国家的消亡和阶级的消灭一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①在阶级消灭以后，政党也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消亡。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②
     ①《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页。
   ②《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57页。

        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和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国家的消亡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国家消亡问题上的反动谬论，阐明了国家消亡的条件。国内反动派的彻底消灭和阶级的消灭，是国家对内职能消亡的必要前提；消灭了帝国主义，铲除了爆发战争的根源，才能消灭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时国家的对外职能才会消亡。在国内外反动派没有消灭和阶级没有消灭以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但不应该消灭，而且还应该加强，否则就不能对付这些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就不能粉碎有时还会特别增强起来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捣乱、破坏活动，不能制止或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所以，国家的国内镇压职能和反对国外反动派的职能，只能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完全归于消亡。任何脱离上述条件而空谈国家消亡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恰恰是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为了在将来完全消灭阶级和使国家归于消亡，目前还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正是革命的辩证法。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暂时的、历史的性质，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将为另外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一切社会形态的更替都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实现。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

        一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

        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的规律。社会革命要变革经济制度，即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而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顺利地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变旧的上层建筑，使它成为与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

       在阶级社会，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就这一点来说，政治革命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①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反动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之下，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革命任务，通常都不得不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②列宁说：“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③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一系列的起义，内战，粉碎了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才取得了彻底胜利。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经过了1776—1781年的独立战争，而且经过了1861—1865年反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德国、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使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走着改良的道路，但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并且在新旧阶级取得妥协之前，仍然经过了或大或小的国内战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武装起义而取得的，并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干涉的战争，才得到巩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二十二年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①《论两个政权》，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③《预言》，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先进思想与革命理论的创立和传播，对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革命理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揭露旧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社会舆论；夺取政权，建立革命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上更高的阶段。

       革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形成了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的时候，即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才会爆发革命。列宁说：“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①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有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外，还需要主观条件的成熟，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形成足以摧毁反动政权的强大革命力量。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来，主观条件成熟的集中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失时机地领导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使革命走向胜利。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过程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革命的变革越是深刻，人民群众的发动就越是广泛同时，人民群众发动越广泛，革命的改造也就越深刻。劳动群众积极参加了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革命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次法国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发动最广泛、最充分，他们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总尽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右翼社会党人都企图以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们认为，只有和平的进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途径，而革命则似乎倒是“反常现象”，应当用所谓“和平抵抗”来代替阶级斗争，用所谓“和平斗争”、“民主手段”来代替革命行动。改良主义者力图用小恩小惠来分裂工人队伍，欺骗工人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阶级斗争。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的工具。列宁曾经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②右翼社会党人正是提出某些资产阶级所容许的、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例如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和收入，财产的“公平”分配等等)，作为他们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纲领，借以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②《几个争论问题》，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拒绝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但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改良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日常的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副产品。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谁如果只把改良当作自己的唯一任务，就必然要堕落到充当“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

       无产阶级把改良作为积聚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

       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革命，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由于革命所解决的社会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所以这些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同，革命的对象，动力也各有不同。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决定于社会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在旧经济制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要反对革命的，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这个经济制度中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他们就会起来革命，或赞成和拥护革命，就成为或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正确地指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的状况和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确定当前社会的性质。并以此为根据，确定革命的性质，规定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提出指导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仍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仍然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将消灭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再不会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了。

            二 民主主义革命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阶段。这时，在一些封建地主阶级还占着统治地位的国家，还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时期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七－－十九世纪西欧各国的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展开，強产阶级趋向于和封建势力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营垒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十七－－十九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的那种积极作用，它已不能够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联合农民，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破坏沙皇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真正胜利。

       在指导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且对无产阶级也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需要革命进行得不坚决、不彻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需要把革命进行得十分彻底，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①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以有利于农民和无产者的形式来实现，必然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些思想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残酷压迫，阻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为了便利其无止境的掠夺，帝国主义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大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垄断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终结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①
     ①《再论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页。

        毛泽东同志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①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必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却不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罪行，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人民结成战斗的同盟。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②
     ①《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8—629页。
   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8页。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就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分不开的。苏联的支援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鼓励了战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每一斗争，都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更加便利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濒临全面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外，还有许多国家由于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取得了政治独立或部分独立地位，成立了民族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获得独立，是不甘心的。美帝国主义力图采取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来实行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并取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新殖民主义不是用赤裸裸的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而是以“援助”为钓饵，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收买和军事条约的束缚，达到旧殖民主义所要达到的同一目的。新殖民主义在表面上允许被侵略国家保有形式上的“独立”，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它比旧殖民主义更为危险。被压迫民族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就是一种资本输出，这种“援助”是为了加强对受援国的侵略、剥削和控制，攫取最高利润，是为了使受援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已经取得独立和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为了保持斗争的成果，进一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在和帝国主义者所采取的各种侵略手段作坚决的斗争。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中国人民革命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中国革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获得了新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代表它们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组成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①《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08页。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全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买办资本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有矛盾，因而他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买办资本的革命运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理人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具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当着无产阶级发动了广大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时，他们就会害怕革命，甚至有时还可能叛变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程度，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阶级矛盾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①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8页。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改造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的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农村环境，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的战斗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包括贫农和中农的广大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对农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的工作，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领导农民革命，就是要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的问题上曾经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但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反对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有联合包括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必要，结果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

       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势力，孤立反动势力，无产阶级还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一方面要在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革命；如果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不注意联合他们，就会犯“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不在斗争中坚决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反对工农群众和反对共产党的倾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就会犯右的错误。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错误的。

       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但是，无产阶级也可以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的原则，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之中的某些势力，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
     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48页。
     ②《论政策》，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22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共同抗日这一点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同时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反复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包括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势力的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积极地发展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只有充分发展这个主体的力量，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阻止中间力量的动摇，把它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式，而武装斗争常常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对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武装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可能经过合法的斗争取得真正的解放。为着使民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必须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时候，建立一支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善于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以及这支军队所借以活动的根据地，并使敌人统治地区的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①
     ①《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73页。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把这三个方面概括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创造了从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标志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代理人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集中到打碎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上。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使革命由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处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9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4页。

              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以往的一切革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创造条件，使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为了实现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变革，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发动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之后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的历史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实现。后来，他们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爆发，但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更尖锐的性质。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矛盾就极端尖锐化起来，其中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个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从而使得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时机，突破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但是各国发生革命的先后，并不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革命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最成熟的。在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超额利润，并且培植了“工人贵族”，分裂工人运动，革命力量的成熟就受到了阻碍。确定某一个国家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成熟，不能仅仅看这个国家内部的发展程度，还应看它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是不是在这里已经摇摇欲坠。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产生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抹煞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从而实际上否认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他们硬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无产阶级还没有造就足够的管理国家的干部的时候，便不能夺取政权。列宁痛斥了这些谬论。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其在条件成熟时能够主动地去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致消极地坐待革命的“总爆发”。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是适合于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官僚军事机构，而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是夺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不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马克思强调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①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集中到这样一点上：“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②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页。
   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般都要经过武装斗争，但是并不排斥在特定的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即使是革命和平发展，也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人民最有利的。只要有这样的可能，不管它实现的机会是怎样微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重视的。从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这个客观事实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①，这种机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在阶级力量形成某种特殊对比的情况之下出现的。共产党人一旦遇有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时，总是紧紧地抓住它，努力利用它来实现革命的目的，但同时又要准备，一旦这个时机逝去了，就仍然要用武装斗争来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巩固起来，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时，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不久以后反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组织起来，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匪军用暴力镇压了工人士兵群众的和平示威。于是列宁宣布，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②。俄国工人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①《革命的任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2页。
    ②《论口号》，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有了很大发展，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准备，所以战争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某一个资本主义小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包围之中，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反动统治阶级仍然可能采取“困兽犹斗”的行动，因此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估计到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在于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者能不能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既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

       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一般地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积聚力量的过程，不能设想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轻率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①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
    ①《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7页。

        现阶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这种情况就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实现一些民主任务的号召下来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为实现民主任务而进行斗争，这不但适合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能加强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的威望。但是，争取民主任务的斗争，还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斗争，这些任务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觉悟的无产阶级决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把民主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改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真正出路。

        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进一步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彻底消灭阶级，并进到无阶级的社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列宁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②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之所以成为可耻的叛徒，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无耻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散布种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就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独裁”，是“极权主义”。针对着反动派的攻击，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同反动派对于人民的反革命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因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够真正得到翻身的机会。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不能坚持这一项对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放弃或放松了自己的革命专政，反动派就会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受天大的灾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的巴黎公社，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阶级敌人过分仁慈，对反动势力没有实行彻底的镇压。1956年，丧失了政权达十一年之久的匈牙利资产阶级反动派，曾经一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实行反革命的复辟，也是由于过去匈牙利没有充分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国内反革命势力予以足够的打击。所以，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的反动派还存在，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镇压反动派的一切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不仅千方百计图谋复辟，而且还有力量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因为剥削阶级被打倒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留着某些财产，保留着某种知识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剥削阶级的政治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绝不甘心社会主义的胜利，它们时刻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破坏，颠覆活动，与国内反动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是互相支持的。由于上述这些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能不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必不可少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领导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巩固联盟，也就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农两个阶级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也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外，还存在着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一个联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进步人士等等，它团结了劳动人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力量，动员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事业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斗的联盟。专政是对付敌人，对付国内外反动派的武器。对人民自己，对联盟内部，则不能实行专政，而只能实行民主。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必须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对反动剥削阶级的专政、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另一方面又对于广大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它能够充分发挥千百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能够战胜一切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4页。

        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由于它是对绝大多数人，对劳动群众和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们的民主，所以它标志着民主、自由的空前巨大的扩展。它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证一切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证除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民享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在中国，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宗教集团都享有民主权利，他们的代表人物还参加了政权机构。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被公认为领导党，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为了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有力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人民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一般地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①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的影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种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国人民内部，长期行之有效。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方面－－对反动派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处理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在执行国家的任务时，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样就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力量，对敌人的破坏活动给予最有力的打击，就能最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这两类矛盾，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

        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权的力量，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战线上，工人阶级国家的任务，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着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党和国家还必须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全国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并造就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国内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国际上还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援。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总会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每个国家又必须遵循着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这就是：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和复辟活动，保卫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生活水平，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这些基本经验，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斗争实践，更加发扬光大。

               四 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任务是要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达到这个总的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连续的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各个革命阶段的不同的性质加以明确的区别，在进行前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时，不过早地执行下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又力求使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紧密地连接起来，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根据客观可能积极地为下一个革命阶段准备条件，以便在前一个阶段的斗争胜利后，使革命不停顿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在某些国家里，它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对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方向，以便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立即就开始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要求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使革命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
   ②《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理论的正确性。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曾经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过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不断革命论，在本来互相衔接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上一道资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否认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否认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有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他们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革命胜利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中国还出现过“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都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过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批判了和纠正了上述两种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不容许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由无产阶级坚决掌握领导权，以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4页。

         为了正确地把握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在思想工作上，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把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而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成熟、更发展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
     ①《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6页。
   ②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2页。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①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掌握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而不要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看不到前一个过程和后一个过程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革命应该停顿在它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上，不再继续前进。“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因而混淆不同质齣发展阶段，企图超越某些必经的过程，而跳入那些目前还不能达到的阶段。认识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对待各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克服和防止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推向前进。

              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为了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仅要正确了解经济、政治的现象，而且要正确了解社会意识的现象，正确了解社会意识及其形式的特点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的认识。社会意识的内容，不管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甚至是纯粹出自幻想的，都是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可以从社会存在找到它的来源。社会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

        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存在、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发展的水平不同，社会意识也就不同。社会意识的发展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绝对独立的。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意识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原始公社全体成员所有，人们共同生产，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于集体。当时人们的这种生活状况，不可能产生私有观念，而只能有朴素的、原始的集体观念。随着私有制、剥削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就产生了私有观念和发财致富的欲望，并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意识的对立。随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最后消灭，公有制经济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就逐渐成为全民的意识。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阶级社会，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等不同的社会形态里，社会意识也各不相同。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没有抽象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社会意识。

        一定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观点的总和，构成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超阶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不同，在同一个社会关系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习惯风尚和道德观念，会有不同的以至根本相反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①

             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对立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精神上也必然居于统治地位，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②
     ①《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8页。
   ②《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他们提出意识形态超阶级、无党性的观点。这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他们需要在劳动人民面前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本性。其实，无党性的说法正是资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经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全民的思想，他们自认为是全人类利益的捍卫者。这些口号在当时的确曾经起过动员群众摧毁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现实表明，“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思想所要求的实质上是剥削和竞争的自由，是虚伪的形式上的平等，是掩盖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纯粹金钱关系和相互倾轧的空话。因此，“自由、平等、博爱”从一开始就不是超阶级的东西，而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成为反动的社会势力，它们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它们的思想代表所说的“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意识形态，他们所说的“全民”利益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公然申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党性的，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无产阶级不需要掩盖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真正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它将是全人类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肯定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根本改变之后，还可能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落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与落后的社会意识相反，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起指导和动员的作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杰出的启蒙主义者，以特殊的方式预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十九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已做了某些臆测，虽然带有极大的幻想的性质，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全面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的前景作了科学的预见。这些都表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旧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不可能在它的物质基础消灭之后长久地存在下去，新的理论只有在社会存在的发展能够提出新的任务时，才可能产生。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都同先前这方面的思想成果有着继承的关系。每一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在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时，都要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把它们加以改造发展，使社会文化向前推进一步。每一民族的文化，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春秋战国儒家传统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和继承了古罗马基督教运动传统的欧洲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各有着显然不同的特色。但是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不会是无条件地原封不动的接受，而是对以前文化遗产的加工改造。怎样进行加工改造，摈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情况和思想家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继承了的是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则继承了历史上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优秀文化成果的集大成，它绝不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以外产生的，而是人类过去伟大思想发展的继续。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①《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不估计这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企图单纯地用社会经济条件来说明社会意识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各种社会意识的特点。这也表现了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不了解欧洲中世纪宗教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那个时代哲学发展和斗争的特点；脱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无从说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不估计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影响，就不能完全了解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的许多特点；在今天，不看到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革命文艺发展的规律。但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同政治法律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历史上有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内却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如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十九世纪末经济落后的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产生这些思想的国家里的阶级矛盾在当时特别尖锐，使它们成了革命的中心。十八世纪末法国是欧洲革命的中心，十九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十九世纪末革命中心又转移到了俄国。这种思想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矛盾的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所以能够出现先进的思想意识，仍然是以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为前提的。假如德国和俄国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达到一定的水平，没有相当成长了的无产阶级，那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坚持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既反对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的唯心主义，又反对否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它的能动作用的机械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决不是说社会意识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消极的结果。相反地，社会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

       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也就是说，取决于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还是落后势力的要求。先进的社会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它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先进阶级，先进的社会势力的精神武器。它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发挥伟大的动员、组织和改造的作用，就能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与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反，反动的社会意识形态同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它反映着腐朽制度和反动阶级的要求，歪曲现实，散布各种要劳动人民安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迷信说教，因而起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反动的思想、理论决不能长期地蒙蔽广大人民，阻挡先进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解放作用，它最终必将被先进思想战胜，必将随着旧制度的消灭而逐步归于灭亡。
   ①《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各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不同。它们的作用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先进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受到狭隘的阶级眼界的限制，都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反映当代历史发展的前进趋势，不能全面地认识社会运动各方面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性。它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能帮助先进阶级动员人民起来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但终归不能成为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精神武器。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完全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掌握最广大的群众，最广泛、最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能够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这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变化相适应，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改变了在旧社会的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由于政治地位的根本改变和经济上的解放，他们更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越来越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以能够发挥特别巨大的威力，还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着国家机器、生产资料等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物质手段。

       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不可能是自发地实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的存在，都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伪提高，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是共产党的经常任务。

             二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社会意识有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具体形式。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是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和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同时，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一)  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

       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经济基础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它们同阶级的利害关系最为密切。

       历史事实表明，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除了表现为理论形式以外，还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法令当中。它直接维护着现存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统治。

       被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这种思想是为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服务的。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虽然不能形成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的理论，但代表农民利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提出了一些和封建统治根本对立的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如东晋的鲍敬言就提出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无君论”思想，我国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出现过平均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对农民起义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随着无产阶级走上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也产生了，它起着动员劳动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重大作用。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时，它才能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能够指导劳动人民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这种根本改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成为现实。

       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思想上层建筑中阶级性最强烈最鲜明的部分，它们比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政治。法律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着主导的地位，它给予其他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以重大的影响。

(二)  道德

      道德在历史上比法产生要早，在原始社会里就已经存在。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规范和法不同，它不是由国家强行制定和强制执行的，而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人们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法还要广泛，它对人们行动的支配，有时显然是法所不能做到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行为，就是道德观念起作用的表现。但是，道德没有法的强制作用，要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单靠道德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法的作用。道德和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的。道德和政治、法一样，也是生产关系的比较直接的反映，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法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引起道德的变化。道德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是比较直接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理论都是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来考察道德规范的。它们或者认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是上帝规定的，或者认为道德规范是合乎人类不变的自然本质的，就是说道德规范是永恒不变的。例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说的道，实质上包括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封建的道德规范。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正象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法说成是永恒的、合乎人性的一样，把道德也说成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性。它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荣誉和耻辱等等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沒有的。任何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道德规范具有阶级性。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绩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①

           在原始社会里，虽然还没有形成道德理论，但人们却有着公共的道德标准。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第一次感到公社成员的义务和权利的统一，这时，最初的道德观念就产生了。在氏族和部落内部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爱同胞、服从集体决议、为同胞复仇和为部落英勇作战的义务，这都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在某一时期，杀死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战争俘虏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允许的。这样的道德标准，是由生产关系的公有性质和生产力的水平极其低下所决定的。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页。

        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社会中就没有统一的道德，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把体力劳动看作是最大的耻辱，把买卖、鞭打，甚至屠杀奴隶的行为看成是合乎道德的，把奴隶的逃亡和暴动看成是极不道德的；与此相反，要求解放的奴隶则把逃亡和暴动看成是合乎道德的。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西方是基督教的道德，在中国则是封建礼教。所谓“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被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说成是天经地义、永世不变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是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受着封建道德的严重压迫和束缚，同时农民在劳动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例如勤劳，勇敢，艰苦朴素、济困扶危、互助友爱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它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曾经以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名义，推动人们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为基础的个人发财致富的要求的反映。它在结束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之后，就只是要求把个人的利益建筑在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之上，它表现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等等。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道德标准。马克思说得好，资产阶级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①这是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道德的极深刻的揭露。目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腐朽相适应，现代资产阶级在道德上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穷奢极欲、虚伪、奸诈、诲淫、诲盗、谋杀等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它甚至公开提倡非道德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1页。

        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完全否认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标准，它以个人或一定集团的情绪、愿望、爱好和利害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实际上是抹杀道德的非道德论，是为着替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作辩护，企图为帝国主义的罪行作出“合乎道德”的解释。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以自己的道德观念评价别人的行为。但是，道德是有客观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

        马克思主义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道德本身的发展和继承。先进的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念总包含有一定的积极内容，这些内容被以后的先进阶级所继承和发展。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品质，是在他们世世代代的劳动和解放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规律对人们行动的决定作用，诬蔑马克思主义否认对人们行为作道德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们有意志的绝对自由，却承认人们有意志的相对自由，就是说在客观规律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范围内，对几个可能的行动，有主动地选择其中某个行动的一定的自由。人们的这种选择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因此，人们对其行为是要负道德责任的。坚贞不屈的革命者和变节分子，革命叛徒在道德品格上截然相反，这是因为他们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列宁说：“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①

             马克思主义绝不排除对人的道德评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观，它要求客观地历史地去评价人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过去劳动人民中所表现的勤劳、朴素、勇敢、友爱互助等美德，对一切献身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业、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关怀人民的优秀人物的道德行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充分的肯定。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些美德，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共产主义的道德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它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高尚的道德。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根本相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②
     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②《纪念白求恩》，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1页。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道德只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所具有的品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共产主义道德将逐步地成为多数人的行为的准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道德就会成为全民的道德。

        培养全体人民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彻底克服剥削阶级的道德观点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对广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同剥削阶级的道德影响进行坚决的不断的斗争。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巨大的作用；对于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三)  科学和哲学

       科学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应人们的实践的需要、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是以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运动形式，而每一门科学通常都只是研究世界发展过程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因此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科学部门，但归纳起来不外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科学的发展表现着特别明显的继承性。后一代人的科学研究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不能把现代科学同过去的研究成果割裂开来。天文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占星术，化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炼金术和炼丹术，近代原子论也和古代的原于假说有联系。不仅自然科学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注意的合理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不同。自然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经验的总结，并且是为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

       自然科学反映的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任何阶级的人从事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规律，如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规律，可以为各阶级的人们所发现、掌握和利用。因此，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怎样被利用，为什么目的服务，这是由掌握它的阶级所决定的。从而，它的发展也就受着阶级利害的严重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用自然科学来提高生产技术，使自然科学成为增加利润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用来发展生产、为人民谋福利和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由于没有资产阶级那种狭隘利益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要受到哲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②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须有某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之相适应。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唯心主义观点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例如，在欧洲，神学和经院哲学曾经严重地阻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唯物主义哲学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伟大的解放作用，尽管当时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相适应，因为那时自然科学主要还是搜集材料、积累材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的阶段。近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深刻地揭示了各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要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近代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则起着促进作用。
   ①《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84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身，虽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是同阶级利益、阶级斗争直接联系着的，因此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就必然以阶级利益为转移。社会科学是人们对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而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某一剥削阶级当它还是进步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它的利益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一般地还没有抵触，能够多少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也受到它的阶级私利的限制。当它取得统治地位走向反动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取得政权以后，“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①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是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它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是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但是，哲学对现实的反映更概括、更具有普遍性。哲学在全部意识形式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一切意识形式都不可能离开哲学思想的影响，不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相联系，就要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相联系。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有强烈阶级性的，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彻底粉碎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任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要逐步地清除资产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因为这种偏见妨碍人们对于事物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但是，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偏见的问题同学术性质的是非之争混淆起来。人类对于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要经过艰苦的摸索过程，许多问题不经过反复的讨论，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学术性的是非之争，并不一定都受到阶级观点的影响。有些不同的意见是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面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同和认识的深度不同而引起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由于研究的传统不同，观察的自然界的方面不同，研究资料的来源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这种不同的学派的争论，就更不能看作是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的争论。对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必须容许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学派展开充分的争论，才能有利于认识客观真理的目的，才能有利于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根据科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四)  艺术

       艺术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过，艺术不是象科学那样用概念和逻辑的体系来反映世界，也不是象道德那样用道德规范来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评价人们的行为，而是通过生动、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艺术的产生和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是分不开的。它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出现了。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艺术逐渐成为精神活动的一种独特的形式。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等形式。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艺术理论家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精神本性”，或起源于动物界的“自然美”，如鸟类的啼啭，美丽的羽毛和动物的嬉戏等等。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社会劳动。原始人最初的歌唱是他们的劳动“号子”。原始艺术中的舞蹈、壁画、雕像等，是原始部落劳动活动的再现。艺术在原始部落中不过是生产实践的美化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艺术和生产的联系复杂起来了，往往不再是直接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的是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政治直接影响着艺术的性质及其发展，宗教、道德、科学、哲学等意识形式也给予艺术的发展以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①
     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7页。

        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反映阶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的要求的，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各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阶级斗争，不仅要有政治、法律思想等武器，而且还要有艺术这种武器。艺术是有阶级性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先进阶级的艺术和反动阶级的艺术。先进阶级的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中的进步要求，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它或者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和黑暗，鼓舞人民群众对旧制度的反抗；或者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高尚的品德；或者唤起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先进阶级的艺术，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表达着健康的、高尚的情感。它通过对活生生的形象的描绘，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规律性；并以它的感染力培养人们的良好品质，鼓舞人们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同时使人们得到健康的娱乐和美的享受。反动阶级的艺术则起着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它鼓吹敌视社会进步、敌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使人们消极颓废、精神堕落，追求低级趣味。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片阴暗、颓废、没落的景象。在那里，进步的文学艺术受到迫害，反动的文学艺术到处泛滥。最典型的是美国，诲淫诲盗的影片和文艺作品、荒诞的抽象主义绘画广为流行，甚至把黑猩猩奉为“画家”。这一切腐朽透顶的“艺术”，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现代资产阶级用“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与阶级斗争无关”等谬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国过去“新月派”的代表梁实秋等反动文人宣扬“文学一概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文学家并不会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会有为某阶级利益的成见”等谬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跟着资产阶级大讲其抽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否认艺术的阶级性。他们把人类心理的某些共同属性片面夸大，硬说“共同的人性”、“人类之爱”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否认阶级社会里“人性”的阶级本质和艺术的阶级本质。他们的说教在实际上是力图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同志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①同样的，在阶级社会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类之爱”，人的爱和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地主、资本家不可能爱农民、工人，而农民、工人也不可能爱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资本家。“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②
     ①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7、827—828页。

        艺术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艺术有阶级性，这是就艺术的一般的社会本质来说的，但是艺术本身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性。每一个时代的好的艺术作品，都能够用生动的、典型的形象集中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矛盾关系，用精炼的形式和技巧，鲜明地表现出某种思想和情感，使千百年以后的人们还能从这些作品里面认识到当时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逼真的面貌，还能深深地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感染。它的美的感染力在长久以后还能发生作用，它的进步的思想内容还要被后代的艺术家加以继承和发展，它的形式和技巧还要成为后代的艺术创作的借鉴。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许多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为艺术家所借鉴，为党和国家所珍视。但是，任何杰出的古典艺术都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且有不少作品是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这些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是为了创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无产阶级文艺是教育和鼓舞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武器，是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武器，是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即使是有相当高的艺术性，也不是好的作品。政治上愈反动的作品，艺术性愈高就愈有害，愈应加以排斥。而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无论其政治思想内容怎样正确，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又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无产阶级文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同时又要求在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等等方面开辟最多样、最宽广、最富有创造性的新天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十分广泛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要求丰富多彩。因此，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多样性，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客观需要。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自由发展，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作家和广大群众的艺术才能的必要条件。只有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繁荣和发展。

       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需要的，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①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

            (五)  宗教

       宗教也是现实世界在人们主观意识里的一种反映，不过，它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②
     ②《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唯心主义不能科学地解释宗教的起源和实质。旧唯物主义者对宗教作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若干有科学意义的见解。但是，他们把宗教产生的原因，或者归结为群众的愚昧无知和僧侣的欺骗(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或者归结为人和人之间的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如费尔巴哈)，这些都是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从主观上来找宗教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宗教并不是社会的永恒现象。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产生的。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法抵抗，对自然界千变万化的现象不能理解，对自己身体构造和梦境无法说明。这样，人们便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形成了最初的宗教。

       当社会出现了阶级对立，人们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又加上了社会力量的压迫。这种社会的压迫往往比洪水猛兽、瘟疫等等自然灾害更为惨重。劳动人民为了摆脱这种压迫和剥削，在历史上曾经进行过无数的艰巨斗争。但是以往劳动人民的斗争，都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摆脱了旧的枷锁而又带上了新的枷锁。因此，人们对社会压迫和对自然压迫一样，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以捉摸。列宁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①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统治阶级总是极力地培植，支持和利用宗教，把它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精神武器。
    ①《社会主义和宗教》，载《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页。

       人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氏族社会的较早时期，存在着图腾崇拜(崇拜一定的动物和植物等等)。随着氏族公社联合为部落，就出现了部落的神，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到了奴隶制社会，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从部落神中分出了至高无上的神，其余的神都从属于它。人间有了等级，神也就有了等级。单一的，全能的神，只是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大国出现而创造出来的。一神教的出现是和地上的君主专制的产生相适应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在西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基督教就发生了相应的改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虽然有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宗教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消灭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破产、失业，饥饿和贫困，时刻袭击着人们，从无产者到资本家都充满着恐惧心理，这就是宗教继续存在的条件。

       由此可见，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在历史上，奴隶和农民有时也曾利用宗教来联合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斗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宗教终归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工具。宗教使劳动群众迷信神灵，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宗教要人们顺从和忍耐，把希望寄托在天国和来世，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这种精神麻醉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是很有利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
   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反动资产阶级和以往一切统治阶级一样，把宗教作为维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到处维护反动制度。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在他的“圣谕”中宣布：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制度，而“工人应毫无怨尤地接受天意恩赐给他的地位”。天主教会的中心－－梵蒂冈，是一个拥有大量资本和许多分支机构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政治组织。它曾经公开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仍然为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服务。梵蒂冈和其他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宗教组织一起，都充当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精神棍棒。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利用宗教奴役本国人民，而且以宗教为幌子进行罪恶的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每年都要化大批美金，雇用“传教士”渗入别的国家，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我国解放前后，美帝国主义曾通过梵蒂冈和美国教会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人民革命进行过疯狂的破坏活动。

       宗教和唯心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不同的是，宗教采取感性的，通俗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则采用理论的，逻辑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是精制了的宗教，而宗教是最粗鲁，最拙劣的唯心主义。

       科学和唯物主义是宗教的死敌。科学的每一发现，都打击着宗教迷信。科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和所谓“神的意志”的宗教教义根本对立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许多坚持真理的科学家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甚至被活活地烧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力图把科学和宗教教义“调和起来”，并且用各种办法迫害正直的科学家。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遭到过和科学家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宗教斗争。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范缜等等，很早就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驳斥了对于鬼神的迷信。十八世纪的西欧唯物主义者，如霍尔巴哈，狄得罗等人都是战斗无神论的坚强战士，他们在反宗教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它揭示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指出了宗教的反动作用和克服人们的宗教偏见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个历史现象，随着宗教产生的根源的消失，宗教将必然消亡。对广大人民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宗教的消亡需要首先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普及，无神论越来越多地占领阵地。但是，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以后，人类才能最终地从宗教偏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摧毁了宗教的社会基础，大部分劳动者摆脱了宗教偏见。但是宗教的长期影响在某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没有最后消灭，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灾害有时还能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水平还没有得到极大提高，所以宗教偏见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仍然存在。克服宗教偏见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任务。

       克服人们的宗教偏见是一个耐心教育的过程，要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②
     ①《社会主义和宗教》，载《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5页。
   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页。

       马克思主义者要宣传无神论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和在政治上联合宗教教徒为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在政治上排斥宗教徒，同样，也不能因为后者而放弃无神论的宣传，调和宗教和科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政治的分野提到首位，不能把宗教的分野提到首位，否则就会使工人阶级中的某些人和民主派忽视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无产阶级政党要耐心地努力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克服群众中的宗教偏见首先是要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

       我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是允许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而是要求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给予坚决彻底的打击。我国的这一宗教政策得到爱国的宗教徒的热烈拥护。

       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宣传无神论，向宗教迷信作坚决的思想斗争。随着社会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教育的深入，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必将逐步消亡。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出发，肯定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同时承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也有重大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和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对于正确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它有时表现为唯意志论，把个别人物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认为少数英雄人物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历史的进程；而人民群众则不过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是“惰性的物质”，是这些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它有时又表现为宿命论，认为决定社会历史的是神秘的精神力量，如“上帝”、“天命”、“宇宙精神”等。在宿命论者看来，英雄人物是“上帝”命令的执行者或“宇宙精神”的体现者，而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从这种緒神力量的支配。

       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从根本上说来，都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治国”就是“牧民”，即把人民群众看作应该是被他们任意驱使的牛羊。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说：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①
     ①《饮冰室合集》十六册《历史研究法》。

       十九世纪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说过：“照我看来，世界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实质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伟大人物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露骨地表示了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现代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家们，极力喧嚷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抹煞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妄图破坏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信心，瓦解他们的斗志。

      与历史唯心主义根本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样一个结论。这是唯一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观点。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例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国王、贵族和僧侣，则是人民的敌人。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但是，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劳动者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创造出物质资料，而且不断地改善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而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又是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使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起来，反动统治阶级还能够阻碍着社会的前进速度，就是在这种时候，推动社会前进和最后决定历史进程的也还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活动。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唯一源泉。

      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在于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作了概括和总结。科学的理论把人们的实践经验概括成系统的规律知识，文艺作品以集中的，典型的形式表现着人民的实际生活。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提高和推进的作用。掌握前人已经达到的文化科学的成就(这些成就也是在过去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能够创造出新的成果的重要条件。但是，他们的创造和发明的最后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基础，就不可能有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是直接依据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素材、并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和提高而成的。例如，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楚辞，就是吸收了当时大量的民歌民谣写成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都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精华发展而成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我国古代的著名的《本草》，就是由历代的药物学家、医学家，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农业科学方面汉代的《氾胜之书》、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等，也是直接总结了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和饲养经验编写成的。

       历史唯心主义者，特别否认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们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没有高尚理想和智慧”，“智力有限”的、“低贱的物质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由于剥削阶级对科学文化的垄断，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受到摧残和压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劳动群众中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人类最初关于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等的知识，丰富多彩的建筑、雕刻和绘画，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等等，无一不是劳动人民的天才创造。历代有许多闻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出身于劳动人民。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近代欧美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现电的作用的佛兰克林，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等的爱迪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兹根，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罗蒙诺索夫，世界大文豪高尔基等，他们本人都出身于劳动者。

      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那些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阶段，有的剥削阶级和集团虽然也能参加这个斗争，有时甚至还是这个斗争的领导者，但是，劳动人民终究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当奴隶制度已经过时，封建制度已经萌芽的时候，是奴隶的英勇斗争动摇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的基础，没有他们的斗争，封建制度就不可能战胜奴隶制度。当封建制度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兴起的时候，起来结束封建制度的决定力量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制度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地惧怕群众，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个原理，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是普遍适用的，决不会有什么例外。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时刻想发动核武器战争，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及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其他战争狂人进行斗争，核战争是可能防止的；即使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竟敢发动核战争，其最后结果也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彻底灭亡。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核武器，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而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作用发挥的情况是有所区别的。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经过斗争，虽然能够动摇以至于摧毁当时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上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但斗争的果实，总是落到剥削阶级手里。奴隶暴动的结果是封建主代替奴隶主成为统治阶级；农民起义最后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取得统治的阶级却是资产阶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型的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不但能够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能够领导一切劳动人民，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遭受种种压迫，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受到了压抑和限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全体劳动群众得到了解放，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下，深知是在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和所有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而进行斗争。这就使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并具有全新的意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创造性和积极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说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事实正是这样。解放以后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的面貌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自觉性组织起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着伟大的创造作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地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②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昂首阔步地前进。
   ①《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56页。
   ②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二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前提之下，承认杰出人物的活动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绝对对立起来，否认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是不对的。

       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上一节已经提到了，下面着重说明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表明，当先进阶级及劳动人民为了解决新的历史任务和衰朽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时，必然会产生出一些领导运动的杰出的领袖，政治家和思想家。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
     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杰出人物也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他们自己却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比其他人看得较高较远，他们的思想能够及时地集中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当时条件下人们的某些进步愿望和要求。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和前进能够起重大的作用。

       任何一个时代，人民群众要对腐朽的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斗争，都必须在一定的共同思想指导之下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有了共同思想的联系和鼓舞，有了相当的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就能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就能打败那些腐朽的统治者。人民群众的斗争所需要的这种共同思想总是由某些杰出的人物首先提出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总是由少数人发起和组织的，杰出人物则起了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所出现的农民运动领袖，如陈胜、吴广、樊崇、张角、窦建德、黄巢、宋江、方腊、李白成，洪秀全等，都对组织农民运动，指挥农民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推动我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杰出的不朽的作用。在我国周秦以后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如、周公、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清代康熙皇帝等，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进趋势，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某种方面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说的杰出人物，是指的对于社会发展起某种进步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社会的先进势力的代表。至于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和集团的首领，当然不能算杰出人物。反动阶级首领是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势力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活动可以使历史发展进程多少延缓下来，但这种局面决不会支撑很久，迟早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所打破。

        不同的杰出人物，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相同，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地说，在客观方面，杰出人物的作用的限度，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在主观方面，某个杰出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他们个人的品质和意志的强弱，也对他们所起作用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的杰出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和领袖，杰出人物的面貌是由阶级所决定的。他们对阶级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决定阶级的面貌。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正确程度，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取决于他们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过去历史上所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受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够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某些剥削阶级的杰出人物，为了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统治地位，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与群众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又为了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压抑群众，和群众逐步疏远，最后走到完全脱离群众，以至走到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反动立场上。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领袖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强烈要求，但也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散漫性，甚至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给予农民的某些影响。他们虽然能够率领广大农民起来暴动，严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力所受的束缚，因而多少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不能领导农民求得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过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根本不同，他们所代表的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锻炼起来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才能站在彻底革命的立场，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给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只有他们才能把终生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最高职责，一贯地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站在人民群众之中，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他们站在革命的集体之中，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正确地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因此，他们能够成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的核心。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以往任何杰出人物都远不能比拟的。斯大林曾经把列宁和彼得大帝作了一个比较：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则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无产阶级的许多杰出的革命领袖是最坚强、最勇敢的革命家和组织家，同时又是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总结科学的全部成果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并不断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给了工人阶级以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不能在没有革命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发性的斗争达到彻底解放自己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在工人群众中间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人物对革命事业都起了重大作用。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几十年来，他始终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前列，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表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毛泽东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从自己的实践斗争中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对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无限热爱，是从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和他们的切身经历中自然形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反对和厌弃资产阶级的庸俗的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把个别人物神化，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反对低估和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的观点是一种自发论的观点，这也是极其有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威信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建筑在同广大人民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的。革命领袖的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人民的威信，它是人民群众的最宝贵的财富。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热爱和个人迷信根本不同，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爱护在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

              三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和争取，才能获得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无法推翻，新的社会制度也无法建立，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总是把人民群众的首创作用放在首要地位，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大胆地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他们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热情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愿望和意志集中起来，以明确积极的方针，实事求是地领导着群众前进。

       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从事反封建的斗争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曾不得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他们所许可的范围，触犯到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①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待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②第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二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三种是反革命的态度。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
   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招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页。

       资产阶级革命家竭力夸大群众运动中某些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缺点，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非难革命的群众运动。与此根本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相信群众有能力克服运动中的偏差和缺点，并积极地帮助群众克服这些偏差和缺点，而克服偏差和缺点的正确办法也是由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而得到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两种根本相对立的世界观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是由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出发的，也就是由唯物史观决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是从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出发的，也就是由唯心史观决定的。

       群众运动必须和革命政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人民群众包含着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部分。必须使全体群众跟着先进部分的方向走，而不是跟着落后部分的方向走，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事业才不会走错路，才有可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间的先进部分的人所组成的战斗队伍，它的中央领导机关是由最有斗争经验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自己国家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人物和干部集团所组成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这样的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政党及其领袖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说：“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同志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了中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要实现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外，还要正确地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党和群众的关系、党领导群众的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规定，把它们概括起来，通俗地称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正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群众运动健康发展的保证。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首先在群众中进行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工作作基础，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础上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这就要求，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反对任何恩赐和代替群众斗争的错误观点；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反对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反对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的错误观点；要求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看作党的根本利益，反对把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对立起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要求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反对轻视群众，不相信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的错误观点。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先作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作群众的先生。只有作群众的好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好先生。
   ①《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49页。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

            在任何工作中，必须把一般的号召和个别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是，如果只有一般号召，领导人员不找一个地区或单位具体地直接地组织和从事所号召的工作，就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号召的内容和用最具有说服力的生动事例去动员群众响应号召，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

       在任何工作中，还必须形成一个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骨干，并把这些领导骨干的活动和广大群众的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2页。

        应用上述的方法时，领导者必须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4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正确领导的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都必须以这个根本方法为基础。例如，在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从许多个别的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去付诸实践，从而检验和丰富一般意见，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深刻地全面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它正确地处理了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实际工作和斗争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公式变成行动的指南，这些公式就是：认识运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再由理性更深刻地抓住感性，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无限上升的过程。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具体工作方法熔为一体的杰出典范。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群众观点是统一的，是不容分割的。没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单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而无正确的领导方法，也不能把工作做好。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既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是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必然要犯错误。

       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正确关系，体现了党以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对于群众的领导作用。党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时候，对人民群众中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经常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群众中最革命最积极的阶级和阶层作为斗争的主要依靠，同时坚持团结中间的阶级和阶层，努力争取落后的阶级和阶层。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事业中，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精神。每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动员、鼓舞了我国亿万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它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形成了巨大无比的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就能把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引向胜利。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 完 )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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