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苏学生1969年合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复制链接]

这本1969年12月香港出版的书，真实地反映了先进的、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对当时的苏联、修正主义、中国以及文革等的看法，对我们认识当前社会的性质、执政党的性质很有帮助，对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初步胜利转入低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未来的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很大裨益，希望同志们认真阅读。

封面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日本留苏学生座谈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况

新谷明生

足立成男

著

佐久间邦夫
原田幸夫

余以谦
译

香港三联书店

出版说明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为日本留苏学生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间邦夫、原田幸夫等合著，首先在日本山口县《长周新闻》登载。一九六九年三月由东京大安书店出版。后经余以谦译成中文，题为《留苏见闻录》，于六月间开始在香港《大公报》连载，颇受读者欢迎。为循读者要求，本书现再根据原著译校出版。

香港三联书店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目录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1.htm]前言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2.htm]毛主席语录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3.htm]一、我们为什么留学苏联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4.htm]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现实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5.htm]三、苏联的对外政策一一援助越南和敌视中国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6.htm]四、赫鲁晓夫下台及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7.htm]五、毛泽东思想和各国留学生的动向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8.htm]六、斯大林问题和现代修正主义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09.htm]七、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url]

[url=mkMSITStore:G:\TDDOWNLOAD\新谷明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chm::/10.htm]八、东欧各国的印象和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url]

再版说明

前言

最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真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接踵发生了按历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判断所无法想象的事件。我们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在莫斯科留学期间，遇到了这种大动荡的风暴。在这期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有，由加勒比海危机直接引起的中苏公开论战，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随之而来的日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公开争论，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面对这些事件，当时在莫斯科的日本留学生采取什么态度呢？苏联学生和苏联人有些什么反应呢？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留学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国的学生是怎样对待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呢？我们在这个座谈会上只是把我们的体验如实地说出来。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大动荡，牵涉到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所有共产主义者，要求他们作出抉择：是向左呢，还是向右？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截然分成革命的和机会主义的两个壁垒。毛泽东思想代表了革命的、左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潮流，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正代表了机会主义的、右派的、孟什维克的潮流。这一事实摆在世界亿万人民面前，已经愈来愈明显了。

为了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有必要研究论战双方的理论及其实践。在理论上，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到马克思、列宁的经典上来，看一看是谁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谁以“形势的变化”为借口，抽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用这个观点一检查，就不能不承认今天日本共产党宫本领导集团的路线，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在此以前，有谁会料到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苏联，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会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篡夺，而开始复辟资本主义呢？然而现实就是现实。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如此猖獗跋扈的情况，我们不能只是发出慨叹。我们必须勇敢地起来同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摧毁它，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胜利，在日本也实现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有关苏联实况的简单的报告，如果能对激烈进行着的反帝反修斗争起一些作用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这个座谈会的一部分内容，经过归纳，曾经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的《长周新闻》上刊登。后来，大安书店问起可否出版座谈会的全文，于是确定对原文作一些加工，交付出版。在本书出版的时候，谨对大安书店、长周新闻社及其他各位有关人士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和关照，深表谢意。

作者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目

毛主席语录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一、我们为什么留学苏联

新谷：首先，我们想从我们曾经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的莫斯科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等话题谈起。谈谈我们当初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通过什么途径进入这所大学的？我们在赴莫斯科之前，对从未见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抱着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对苏联原来抱着怎样的希望和期待？以及度过了什么样的大学生活？

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创建的情况

原田：我们上的这所大学，正式名称是“帕特里斯.卢蒙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月在莫斯科开办。帕特里斯.卢蒙巴是刚果前总理，是民族解放斗争中卓越的战士。一九六一年为比利时和美帝国主义者所杀害。

这所大学是赫鲁晓夫在任时，作为他的“和平共处”、“裁减军备以援助不发达国家”政策的一环而开办的。意思是说，只要裁军，就能做出这种好事。苏联作出了这样的例子，利用裁军节约下来的开支创办了这所大学。

所以，刚创建时，就原封不动地利用了原来的陆军大学的校舍。现在正在莫斯科郊外建筑校舍、宿舍、医院、体育馆。将来，在这里要建成一座大学城。当初宣布创建这所大学的时候，真成了世界青年男女向往的所在，那时，据说有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四万多人报名，以印尼学生为最多，一度接近五百人。现在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国的青年，加上苏联的青年，共约有三干学生。没有录取除古巴以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古巴也从一九六四年起，没有再向这所大学选派学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似乎是根据政府间的协定，在我们这所大学之外的另一些大学就学。

足立：本来，这所大学是在赫鲁晓夫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他一下台，学校当局就很担心这所大学是否会撤消，结果没有撤消。但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方面好象对这所大学很快地就失掉了热情，当初苏联学生只占全体学生的一成到两成，后来却逐渐增多，外国学生占的比例不断减少。日本学生每年平均有十五人入学，现在总共不过七十多人。

我们这所大学，一九六五年六月送走了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典礼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的，不过，印象很深的是，出席致词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柯西金总理了。

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学生生活

佐久间：这所大学是像日本也有的那种拥有各类院系的综合性大学，学生全部住校。一般的院系入学后首先要读一年的俄文预科，本科学习期限为四年，整个学习期是五年，仅医学系是七年。

原田：苏联方面负担入学时赴莫斯科的旅费和毕业时回国的旅费。五年中间，每月发给九十卢布的奖学金。当然是不需要还的。由于莫斯科的冬季每天都是零下十几度到二十几度的气温，所以在入学以后还发给三百卢布的大衣、鞋帽费。因为学费、宿费、医疗费全是免费，所它，像我们这些日本学生，奖学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吃饭方面了。吃饭一般需要六十卢布，剩下的三十卢布买书籍和日用品，或者用作暑假旅行的费用。

足立：日元和卢布的官定比价是一卢布兑四百日元，大致计算起来，实际上是一卢布兑二百日元左右，这大体上是不错的。在我来说，只要不浪费，生活是蛮可以的。

新谷：稍微说一下我们读的经济系，从预科到本科毕业共五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上整整六小时的课。当然，讲课都用俄文。到了高年级，为了写学年论文，除了星期日以外每星期还有一天休息。检查上课或缺课是很严的，所以是不可能缺课的。不准学生自己选修课程，有关经济学的一切学科都作为必修课来学。这是和日本的大学很不相同的。

原田：苏联是从九月一日开始新的学年，六月底结束这一学年。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一月和六月有两次考试。在一月的考试以后有两个星期的寒假，在六月的考试以后，七月和八月是暑假。假期内，或者是到莫斯科以外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到学校的“休养之家”去。这样可以详细地参观了解苏联的国内情况，直接同苏联人民接触。在暑假期间，到欧洲去旅行的，或者是回日本的人也很多。

佐久间：当然，我们在五年中间，都是用俄语，不但听苏联人的课，有时因实习也到各种各样的企业去，这不像接待外国代表团那样，没有译员，是一个人自己去，所以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参观”，还可以接触社会的实际。暑假到苏联国内旅行时，虽然也必须照外国人一样办手续，但是也可以到那些短期参观旅行者所不能到的地方，而且，可以同任何人谈话。所以能从不同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看苏联。

足立：各国学生都分别组织了学生会，用日本话来说，就是“某某国同乡会”。日本人学生会的全体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态度并不都是一致的，但在作为日本民主力量的一员而行动这一点上，是思想统一的。我们的学生会，从新生的欢迎直到毕业生的欢送，自始至终都是整个留学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组织。日本留学生在它的组织下，积极地开展了示威游行、增进国际团结的活动。日本人学生会，还在提高日本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促进国际团结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留学生活成为非常有意义的事。

留学的经过

新谷：如果想上这所大学，只要有苏联方面认为是有影响的政党、民主团体、工会或个人的推荐就行了。我是通过日苏协会的推荐而入学的。当时，日苏协会公开招募希望得到推荐的人，经过考试，我合格了。

足立：我也是同样。

佐久间：因为我当过国营铁路工会总部的书记，就要求工会推荐我，我是一九六三年去的，去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回国。后来就同其他各位一样，通过日苏协会作了留学的准备。

原田：我在高中读书时积极参加了“反对评定职务斗争”和“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高中毕业后在日苏协会高知县联合会工作了三年。由于年轻，充满了正义感和火一般的热情，干得非常起劲。在这三年里，我模模糊糊地对日苏友好运动、民主运动有了一些认识。我觉得为了使运动发展得更有意义，仍然需要读书。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将来一定会有局限性，所以要认真考虑一下上大学的问题。我也考虑到了上这个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很幸运，当时的高知县日苏协会领导人对我那三年中的工作评价很好，全力帮助我，实现了我留苏的愿望。因此，在留学期间，我为了报答这些领导人的期望，脑子里总是在想，我是高知县民主力量的代表，非好好学习不可。

可是我现在却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回国了。回国后有些从前的朋友问我：“如果去中国成为中国派还说得通，像你这样过去搞日苏友好运动的亲苏派，去苏联之后竟变成中国派回来，究竟是什么道理？”

足立：这一点好象是谁也感到奇怪，不容易理解的。在我们看来，这是明明白白的，因为五年来，我们在苏联每天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国不断在变质、腐败、堕落，而现在，要说共产主义，除了按毛泽东思想去做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把今天苏联的现实告诉那些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们，宣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的重大任务。

抱什么目的留学

佐久间：我对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过去是很向往的，也曾经是参加日苏友好运动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家。在日本的时候，我无论怎样设想，都无法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感。例如：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的好社会，具体地说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无论怎样也是想象不出来的，只不过是有些抽象的概念而已。到底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人，想些什么？喜欢些什么？日常生活中有些什么看法？我对这些都是很感兴趣的。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变了，当然人的意识也要变。我非常想看看，在受共产党的领，导、理应一直进行思想教育的苏联，特别是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在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青年，究竟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尽管还没有完全变为共产主义的人，但已接近于这样的新人的形象，在苏联的青年中是怎样形成的呢？所有这些，我都很想亲眼看一看，亲身体会体会。我自己也很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得到改造。

我留苏的另一个理由是，以前稍微学了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理论却一窍不通。如果我能直接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想专攻社会主义经济。我是想学习很具体的计划经济是由谁、在什么地方，怎样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就进了经济系。

但是，我想到，比什么都更为重要的是，在列宁的国家，一定要通过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方面，把革命思想好好地学到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根本没有考虑过要从苏联学些什么知识回来好做工作。

足立：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到苏联留学，一九六七年回国。一九六二年正是《莫斯科声明》发表之后的两年，正如声明中所说“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反帝民主力量压倒帝国主义的时期。加加林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宇宙飞行也是在这个时候，正是苏联的发展状况引起全世界的人们注意的时候。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这样的时代，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和期待到社会主义苏联学习。那时，我感到我的责任和使命重大，我考虑到我是从日本的斗争着的很多希望学习的人们中挑选出来的，因而在回国以后也就必须为这些人而努力工作．

那时候我充满了幻想，我想，我将和代表全世界战斗的人民汇集到一起的青年们共同学习，我能够和他们结成知已。但是，苏联的现实，每天都叫我失望，进而使我愤怒。倒是从最近几年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正像印度尼西亚的艾地说过的那样，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学校”中，我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毛泽东思想。

原田：我留学苏联，原先抱有四个目的；第一，我想正确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使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苏联，向它学习。第二，通过专攻经济学，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希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下的新社会的苏联男女青年共同生活，学习他们的为人，第四，希望和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青年加深交流，使自己具有正确的国际感。我抱着这四大目标，满怀希望，同时也意识到任务的重大，离开横滨前往苏联。

刚巧，我在一九六三年到苏联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了。这时，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我这个被称为日苏协会高知县联合会的青年活动家，当时感情上是亲苏的，和我一起去的留学生，我想也是亲苏的。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场国际大论战，我在日本时每天收听北京和莫斯科的广播，试图尽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判断。谁是正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分歧？当时我满心希望，就是为了日苏友好运动，也非弄清楚不可。可是，我当时随随便便地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和判断：“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像是谁都支持的，所以它似乎总是正确的”。到莫斯科以后，目睹苏联的种种现实，这才发觉今天的苏联已是现代修正主义，决心要彻底地和它作斗争。

新谷：我留学苏联的目的，是希望在世界上第一个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理论，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理论和实际。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到达莫斯科，这年年底就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中苏公开论战。第二年七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这样，我遇到了留学初期时连做梦也无法想象的大动荡，我们在这个大漩涡中学习到种种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开始之后，特别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后，日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恶化了，苏联当局对日本留学生的态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赫鲁晓夫下台前夕，我们已陷入随时可能被驱逐回国的境地。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时起，日苏两党关系又开始恢复好转，到我们一九六七年毕业回国时，日苏两党关系已非常好转了。我们在苏联留学的五年期间，遇到了日苏两党关系前所未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我们在这个期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生活体验方面，都非常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正因为这样，现在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正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

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国际性

佐久间：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国的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斗争。我很长时间和拉丁美洲的学生住在同一个房间。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到莫斯科以后，巴西发生了反动的军事政变。如果是在日本，我可能对这件事不那么关心，可是和巴西毕生住在一起，就实在不能当作是别人的事情了。

那时候，巴西的民主人士大量被杀害，被抓进监狱。在莫斯科的巴西留学生都是曾经和他们一块儿进行遇斗争的，是他们的亲人。他们有一个星期左右彻夜不眠，搜集消息，商讨对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是发生了由于祖国发生政变，即使毕业之后也有国不能归了。这次事件使我们感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就像在自己身边一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类事情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要深入了解形势，同学们在一起议论纷纷。这在理论上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新谷：由于亚非拉三大洲的反帝和民族独立斗争猛烈展开，从这些地区到苏联来的留学生对政治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他们说政治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生命攸关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日本学生就存在着到头来只是口头上议论议论的弱点，所以我们从中获得了深刻的教益。只须略一想想，巴西、印尼，加纳和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的政变，越南战争，以色列的侵略，这类事情实在太多了。

佐久间：碰到这类事情，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当事国学生立即组织斗争。我们也必须明确表明我们的立场，参加他们的斗争。这些问题迫使我们认真考虑，展开讨论。

足立：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里，各国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他们又各有不同的情报网。像巴西政变这类事情发生后，能够很快就获得来自各方面的详细情报，帮助我们相当正确地判断事物。而且，那种不容许有任何敷衍了事的判断的踏实精神，已成为我们的宝贵的经验。

在留苏五年期间，我曾先后和俄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坦噶尼喀(现在的坦桑尼亚)人、古巴人、哥斯达黎加人、厄瓜多尔人同住一个房间。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大多是小国，过去对它们不大关心。回国后再在报纸上看到刊载这些国家的消息，就想起这些同学，对那些新闻也有了亲切之感。

新谷：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里，值得回忆的事情当然很多，但其中最值得提到的就是我们和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现在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青年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我可以断言：这些国家的正在从事斗争的学生们，都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他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对苏联人民的感谢

新谷：在苏联居住期间，对苏联人民质朴、伟大，善良的性格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苏联人民现在虽然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之下，但是毫无疑问，苏联人民总有一天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恢复和发扬列宁，斯大林亲手培育起来的社会主义精神。

对给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五年的机会的日苏两国人民，我们衷心表示感谢。我们将遵从列宁指出的“十月的道路”，为日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工作。

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现实

苏联青年的精神面貌

新谷：首先，我们还是谈谈苏联青年的精神面貌吧。今天，经过革命后五十年的苏联，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

佐久间：简单说来，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只要你想一想在日本我们周围的那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就知道了。

具体地来说，譬如恋爱观、人生观、从兴趣出发关心政治的程度等，无论哪一点，可以说都和日本的那些毫不关心政治的人一样，包括共青团的团员，对政治也表现出惊人的漠不关心。我们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也常常举行政治集会。但是跑到莫斯科大学看看，那里的学生最多，几乎是清一色的苏联人，学校当局和越南留学生多次召开支援越南人民的集会，在有几百人参加的集会上，苏联学生只不过有一、二十人。因此，我们如果要使这种集会成功，就要依靠非常可靠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不认真去干，就不会成功。但是在这个会场的隔壁，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舞会，全场挤满了苏联男女学生，他们在舞会上大眺扭摆舞、查尔斯顿舞。

看到这种事情实在令人生气。而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里，和我住一个宿舍的苏联学生，也完全一样。

原田：就这一点来说，苏联的母亲们的一般想法是：咱们这一辈人已经吃尽了苦，好容易到这个和平时代，可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种苦了，青年们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就是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和政府的“和平共处”政策来的，并且越来越浓厚了。

所以，青年们的想法也就是进大学，就高职，拿高薪，娶个漂亮的老婆，过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别是大毕生和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这种想法非常强烈。

对政治漠不关心

新谷：不限于青年，在一般苏联人之中，不关心政治的风气也是根深蒂固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我毕业后办理完回国手续向学校告别时，一位苏联教授对我说：“好啦！再见！”于是他向我说了一句最美好的临别赠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回到日本后找个好的职位，拿高薪，有了钱，就讨个漂亮的老婆”。(笑声)我简直是无言以对了。

那位教授在苏联可说是最标准的正经人。他说这些话并没有恶意，完全是他的真心直言。苏联全体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都抱着这种想法，不仅是教授、讲师如此，苏联的青年和学生的生活理想，就是梦想进第一流的大学，最好是著名的理工科学府，学成之后成为专家、高级技术人员，在大学学习期间，最好能入党，毕业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住高级豪华的别墅，家庭用具全部电气化，出入有汽车代步，这些就是苏联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在苏联，大学毕业后找到职业并不难，那里有一条尖子路线，踏上这条路的人就不再有除此以外的想法。

从这点来看日本，许多青年人不也是尽可能不参与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一心要做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将来过舒适安定的生活吗？可以说，苏联青年不关心政治的倾向比日本青年还要普遍。苏联没有像日本、西欧那样的学生运动，也没有日本那样的私立大学，用不着交学费，所以苏联的教育体系就是彻头彻尾地培养不关心政治的人。

毫无意义的纪念大会

新谷：因此，即使有种种政治集会，也是几乎谁都不予理睬，不去参加。讲政治经济学，去听的人也非常少。只是上最低限度的课，为了应付考试。不过是临考试之前翻一翻讲义。几乎完全不深入研究思想问题、理论问题。

在苏联，“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是最重大的节日，每年都要盛大庆祝。党政机关、大学当局也在自己的单位举行庆祝集会。在苏联，这类集会是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开会仪式，讲话、致节日祝贺等，第二部分是余兴节目，唱歌、跳舞等。但是第一部分的集会，会场几乎是空的，到第二部分时，观众还要看看是否有著名的歌手演唱，或者是否放电影，如果有，才决定入场参加。据参加过克里姆林宫集会的人说，那里的集会也是如出一辙。在一些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出席的集会，预定开会的时候到了，只见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的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则是空的。演讲人只是对着一方方手帕讲话，到第二部分余兴节目开始时，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陆续进场。这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如此了。

像现在这一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甚至在这个时代，我的目睹这种状况的朋友就感到，“真是怪啊！”

足立：一个原因是，那些仪式、部分的致词也好，演说也好，全是枯燥无味的东西，没有意思，没有内容，不过是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上级的决定，连词句都一样，当然使听的人感到厌烦。而且，连演说的人本身都不是把要讲的问题认真地思考之后再讲的。讲的人是，如果讲这个问题，那么只要这样说就行了，这已成为定规，听的人则是对那些话早就知道了，倒并不是真懂了。那些话已经成了毫无内容的虚有形式的空架子。

不仅仅是青年人，苏联一般人也对政治极端地不关心。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苏联政府的宣传，就叫人民群众不要关心政治。他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没有矛盾。政治是领导人的事情。工人们只要去采煤、炼铁、分担一种生产任务，放心地将政治全部交给政时办理就行了。

其次，例如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这类事件常常发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大众完全被蒙在鼓里。领导层内部争权夺利，领导人就老是换。从被称为斯大林时代的那个时候起，一般老百姓就是一涉及危险的政治领域，就闭口无言，对政治具有恐怖之感，都想远远离开政治。可以说，今天的苏联人民大众，无论老少，是在走与关心天下大事完全相反的道路。

足立：我们到苏联一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用中国式的语言说，就是工作作风吧，决不是要求人民大众革命化，或者是教育他们，发动他们自己站立起来，而是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办法。他们就是要群众盲目地跟着走，这样才容易统治。所以是不进行教育。因此造成了现在这样不关心政治的状况。群众自己就不会自觉地起来闹革命。这和中国革命青年们放眼世界革命，从事祖国建设，考虑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我随便可以举出苏联青年人对政治是怎样漠不关心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格鲁吉亚旅行，那里是斯大林的故乡。遇到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青年，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见我是一个外国人，就说他“对世界政治很感兴趣”，他突如其来地说：“日本在两三年前已经爆发革命了。”这位自称关心世界政治的青年，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换了个不开心的人，岂不更要闹出笑话。我问他关于日本的现况，他却什么也不懂。

我又曾向一个苏联少年问：“你能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吗？”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竟木然不能回答。连这类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社会主义没有剥削的最基本的答案，这个苏联少年也说不上来。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对于日本人民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等问题，他们更是无法了解，也不会去注意。

佐久间：我也来举个例子，我举的不是苏联一般人，而是共青团里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对我说：你们老是说“我们反对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日本人民正在为撤除这些基地而斗争”，这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正是这样。”他又问：“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我回答说：“一贯就是反对的。”他接着问，“为什么不能把美国赶出去呢？”我向他解释，因为“日本有反动政府……”。他又质问我：“人民既然反对美国军事基地，为什么政府不把那些基地撤消？”我便和他谈起政府的情况，日本社会的阶级组成，反动政府的阶级性和反动性。我说完之后，那位共青团的领导人却说：“你们那里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吧。人民既然反对，通过选举把政府推翻不就行了？！”

作为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连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也不懂，看来对他必须从阶级斗争课的ABC的A字教起。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兴趣

佐久间：在苏联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的同时，对于西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却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倾向非常强烈。

他们如果从哪里弄到一两张西方的音乐唱片，明明有手提袋可以装进去，他们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国唱片。

他们如果开唱机，住在楼上的，一定把窗户尽量打开，把声音放得大大的，好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在“欣赏”西方音乐，并引以为荣。(笑声)他们跳起舞来，不是扭摆舞，就是查尔斯顿舞，以此为时髦。

过去我在日本曾参加过歌声运动，会唱一些俄罗斯民歌。有一次我和苏联青年在一起时，我唱起俄罗斯歌曲，不料无人附和。我感到奇怪，忙问个究竟。那些苏联青年回答说：“唱那种没有意思的古老调子做什么，我们要听新歌。”接着他们就唱了起来。所谓新歌，就是那些毫无意义的流行歌，这些歌曲拿到日本来一样可以通行。

我穿的西装裤裤脚是有折边的，一个苏联姑娘竟指着我的裤脚说：“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还穿这种老式的裤子？”(笑声)好象不效法西方，不穿那种裤脚没有折边的紧身腰的阿飞裤，就不算“时髦”。

不良少年的出现－－“游荡儿”

佐久间：现在苏联也出现了终日游荡的孩子，由于父母参加工作，孩子丢在家里无人教养，变成小流氓，成为社会问题。在我们看来，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已。

据我们所知，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大学宿舍的附近有一片森林。夏天每到夜晚甚至过了十二点钟，还有大群小流氓在树林中聚集，有时大吵大闹，有时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有一晚，两个印度学生一边谈心一边步向森林地带，在黑暗中被一群小流氓包围，没说上几句话就争吵起来。一会儿，一个印度同学飞奔跑回学校宿舍，带领另一批同学到树林中去，只见另一个印度同学已被小流氓杀害。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学校宿舍二三百米的地方。

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本身就不只是“游荡儿”造成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根本问题。这些小流氓之中有人还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长大后就加入共青团，再大就加入共产党，如果在前面讲到的不关心政治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细想下去真是令人感到可怕。

现在，苏联也有大量的“硬壳虫”出现，资本主义的毒素充斥头脑、颓废、消沉、过一天算一天的年轻人，正在急剧地增加。少年犯罪问题，确实成为苏联今天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有洋房，有汽车，没有老人”

足立：日本妇女选择对象时不是都说，要“有洋房，有汽车，没有老人”吗？想不到在苏联，也有类似的话。

原田：在苏联，是这样说的：大学毕业，是党员，有洋房，没有双亲。就是说，没有老人。

佐久间：有一个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年约四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在和我谈天时问我：“你们日本也有婆媳之间的问题么？”我说：“当然有的。我也要问问，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吗？”她说：“可厉害啦。”这时我又谈起日本妇女选择对象时的三个条件：“有洋房，有汽车，没有老人”。她听了后格格大笑，然后说：“我们这里的闺女的出嫁条件，和你们那边可说是一模一样啊。”

新谷：今天苏联社会的不断蜕化变质，除了当局有意识地促成之外，有些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例如忽视思想斗争，结果，特别是青年一代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叫人啼笑皆非的情绪和气氛，那就是醉心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憧憬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且对此完全丧失了警惕性。苏联青年对爵士乐的疯狂迷恋，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原先以为，到苏联以后可以到处听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罗新民歌。相反，不但听不到，而且我们会唱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早期的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苏联人大吃一惊。他们只知道爵士乐。这些人在唱歌艺术上一窍不通，只是狂热地喜好爵士乐。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所能制止得了的。舞蹈也是一样。他们向往种种美国生活方式，向往西方的各种物品。这种风气越来越发展。

例如在我回国的一年前，一首日本流行歌《花生米》在苏联非常流行。这首由一对双胞胎歌手合唱而走红的日本歌曲，不仅在俄罗斯共和国，在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也流行，一年不到，在全苏联都流行起来了。

有一年夏天，我们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几十个学生，到一所在海滨举办的滨海暑期学校去参观。一群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出来欢迎我们，并且唱歌表示友好接待。唱的竟是那首《花生米》，而且反复唱那歌词中“爱情的假期”的一段。(笑声)他们看到我是日本人，就再三要求我用原文唱给他们听。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在众人面前唱的歌。这是受美帝国主义颓废、堕落文化影响最深的东西。日本的正派青年也不唱这种东西。”我的这番话，竟使他们感到诧异。

儿童唱歌这类小事可能会被忽视，但是干革命也好，搞反革命也好，首先总是要造舆论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风气已经泛滥，正在腐蚀着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被腐蚀，是社会变质的第一步。我曾经和苏联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们面谈，我问他们：“你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他们对这个问题，可说是完全不懂，所以无法回答，大概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佐久间：有的共青团领导人这样说：“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哪国的……”这是一次我们学校组织代表团到一个加盟共和国首都访问，和一个市的共青团组织的书记会谈时，他说的。这个代表团不仅有日本学生，也有其他外国学生，我们大家都向他提出：“青年人大跳扭摆舞，你认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们怎样去指导青年？”不料他竟反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反而使我们好几次都无言以对了。

修正主义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开始西方广播可以自由收听，却不准听北京广播原因；回顾在苏联五年来的生活，我们痛感到：苏联变成修正主义，迅速地垮下去，其缺口首先仍然是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这些方面。

例如，我们到莫斯科之前，爵士乐队虽然已经有了，但还不像今天这样横行无忌。当时只是一些青年人团在一起，听听唱片，跳跳舞，但是它逐渐逐渐地毫无控制地蔓延开来了。

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每年都举行爵士音乐演奏会。在黑海沿岸一个叫索契的城市，每年夏天都举行有东欧国家参加的爵士音乐会。在会上取得第一名，就可以到美国和法国去。这样，爵士乐自然就更快地流行起来了。

在这以前，苏联政府对西方国家的广播是限制收听的，例如“自由柏林”、“美国之音”、伦敦“BBC”电台的俄语广播节目，都不能随便收听的。可是从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就大大地放宽了限制。相反，对于北京广播，却采取发射干扰讯号等等越来越严厉的限制措施。最近，在莫斯科已经完全不能自由自在地收听北京的俄语节目了。而西方的这些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播送爵士乐。

佐久间：讲到广播，今天，“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两个电台的世界收听率，恐怕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最高。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收听。苏联人说是要听听这些电台的爵士乐，实际上不过是遁词，他们也收听这两个电台的政治宣传节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文化侵略，却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被葬送了。

“托瓦利什”(同志)这个称呼正在消失

佐久间：还有，在我们回国之前，苏联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连我们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称呼，正在消失。《文学报》上列出的一个作家的倡议，认为“托瓦利什”这个字眼是个不文雅的称呼，应该停止使用。他主张使用俄国贵族陆用的古老称呼“苏一达利”或“苏达鲁尼亚”，代替“托瓦利什”。“苏一达利”、“苏达鲁尼亚”相当于西班牙语中的“塞尼约尔”、“塞尼约里达”。

    (“塞尼约尔”，SENOR，意即先生。“塞尼约里连”，SENORITA，对女士、小姐的尊称。“苏一达利”，意即老爷。“苏达鲁尼亚”，意即太太。)

这一问题正在人们议论之中，看起来，“托瓦利什”这个称呼十分可能将在十月革命的国家中消失。

原田：谈到青年人不关心政治这点，例如莫斯科大学，是苏联高级知识分子的巢穴，学生差不多全部是苏联人。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都拒绝参加，或者参加了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最近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有报道，苏联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没有学生运动的国家。苏联青年也看报，问他们为什么看报，他们说：“有人问起时，如果不知道一点苏联政府的说法，那就很难为情。”而且，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是政府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可以不出席政治集会的第一部分，因为那些发言无非是重复政府、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言论，参加了也是浪费时间，而集会申第二部分，看电影、舞会，参加了会心旷神怡。

由于这种缘故，现在去参加政治集会的第一部分的人真是屈指可数的。

自卑感与优越感

足立：羡慕、崇拜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有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事事带头，上行下效，理所当然。赫鲁晓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国定做的，中国的领导人一贯穿人民装。两相比较，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两个国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例如，我们在莫斯科“红场”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红场”是革命的圣地，直到几年以前，到苏联的人都想到那里去一下，那里有列宁的陵墓，人一到红场，心情就严肃起来。但是，今天的红场，已经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了。我们看到许多戴着假睫毛，涂上蓝眼圈，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苏联女人。她们见到外国人，就马上走近来问：“有没有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带着美钞吗？”我告诉她们：“什么都没有！”谁知她们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装说：“就这个，你卖给我们吧！”

这些行为表明：在苏联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文化当然也是西方的好。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念头更是烟消云散了。在我们看来，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这种想法，就不可能羡慕别人穿的西装，更不会千方百计想要一架外国半导体收音机。也只有丧失了对建设自己祖国的热情的人，才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苏联人一开口，就说什么都是苏联的好。这个是世界第一，那个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按照他们说的，第一架飞机是俄国人发明的，无线电也是他们首先发明的，环游世界一周，也是他们首先做出来的。但是在这种狂妄的优越感的背面，却又暴露出这么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我想，这可能是在他们的性格中，优越感与自卑感和平共处，而这两重性格又不断地交替表现出来。

“红场”上的妓女

佐久间：这类例子，举是举不完的。我在“红场”就，碰到过“梆梆女郎”(妓女)。有一次我陪两个日本游客在“红场”附近散步。游客的样子一望而知，特别是日本游客少不了两样东西：照相机和眼镜(笑声)。那些女郎见到我们后，就从“红场”上跟着，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参观完毕后，再度回到“红场”中间，最后进入国营百货公司，她们仍在尾随着，当我们一回头时，一个女郎赶紧走拢来，用英语向我们搭讪着问：“你们住在哪个旅馆？”我一看那些女郎的化妆就明白了一切，那些女郎的模样和战后初期日本的妓女完全一样，我立刻用俄语说：“你们不必用英语讲话，用俄语说吧。”我的话刚出口，它们面露惊悸之色，匆匆逃走。她们原以为日本游客多数是说英语的，我的俄语一出，它们知道路数不对，吃惊地逃走了。这类事情，实际上俯拾皆是。

一看电影就明白社会真相

佐久间：有游客自日本来时，我总是劝他们不要去看照例安排游客看的地方，而想办法去看一场电影，就是言语不懂也不要紧，看看俄国人平时看些什么电影，也就能够有助于了解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至少我感到今天苏联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是描写间谍、强盗、庸庸碌碌的小职员或颓废悲观的人之类。法国的阿飞、黑社会打斗片在苏联上映得最多，美国的武打喜剧片，南斯拉夫和西德合拍的美式西部片等，都在苏联大大流行。观众看了这些影片，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是必然的。我们在苏联五年多，还没有看到过一部优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摄的早年的影片。所以说，从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现实情况。如果按照原定的游览日程，是不能了解这些情况的，只有深入社会观察，才能一目了然。

野营中的荒唐事

佐久间：还有很多料想不到的事，剥开表皮就露出了真相。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有四十多年，从形式上看。它的成就至今仍然存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赤旗报》，原封不动地大力宣传这些东西。例如，某工厂的共青团组织，夏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用工厂的汽车载运大批帐篷，到森林去野营。把这种照片刊登出来加以宣传。日本的青年工人看到以后，感到每星期都能到野外去野营实在是太棒了，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哇。可是，到那个工厂去实习过的日本留学生，被邀请参加野外野营回来之后，却气得满脸通红。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所谓野外野营生活就是唱那些无聊的歌，跳那些下流的舞。如果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到了深夜，这些男女就一对对步入丛林深处，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在帐幕中，那些人直胡闹到天亮才河来。第二天整个白天就在帐幕中蒙头大睡，到了晚上，整理整理帐篷再回工厂，这就是共青团主办的、每周让团员过着的有组织的生活。”如果说，你只听了前一半话，那当然你就要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哇！”(笑声)可是你听了后一半话，那你就会问，“这到底是哪个国家呀？”(笑声)像这类剥开表皮就露出真相的事情，要说起来真是多得很。

剥开皮来看

新谷：最近一个时期，日本到苏联的游客特别多起来了。这样一来，凡是日本游客常住的旅馆、常到的港口、车站和风景胜地，总是围聚着大批想买日本商品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络绎不绝地向日本游客纠缠，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还有不少小孩子则伸着手围着日本游客说：“给我一片口香糖！”“给我一支钢笔！”看到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苏联青年已把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豪，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近日本大企业陆续在苏联设立分公司和商行，并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了多次日本商品展览会。日本是个善于宣传的国家，商行对每一位入场者都赠送一个印有日本商品广告的塑料袋，不料许多入场者竟为了一个薄薄的塑料袋互相争夺起来。一些在苏联的日本商人也叹息说．“太浅薄了，太不要脸了！”

在旅店或其他场合，一给小费，服务态度马上转变，没给小费时那副冷冰冰的态度顿时换成了热情接待的态度。总之，从上层领导集团起，整个苏联社会是越来越走向腐败、堕落和变质了。

正经人被认为是笨蛋，贪污腐蚀着整个社会

新谷：由于苏联社会的不断腐败、堕落和变质，正经人就会被人讥笑为笨蛋，甚至被认为是疯子。于是，正经人也觉得，自己不干得妙一点就弄不到好处。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从最下层的工人到上级，层层都各干各的坏事，越是爬到上层，坏事干得越多。最为普遍的就是贪污渎职。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机构、社会机构就会无不被腐蚀而霉烂。这一类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贪污发展到不止个别的人，而是集体地、有组织地进行，有不少企业从门房到最高的领导层，人人贪污。

例如我从苏联回国时，有些行李需要处理，一部分行李交由国际邮政局托运。我把行李拿到国际邮政局，一个司磅的人故意少算我的行李重量。他告诉我可以省二十个卢布，我便给他十个卢布作为报酬。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已司空见惯，人们毫不为怪。这还是属于最起码的找“外快”，越往上层领导，贪污的规模也就越大。

这样的腐败，堕落，在今天的苏联整个社会中，是普遍地存在着的．这样下去，列宁所创造的，斯大林所抚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将被这些人完全盗空了。

官僚主义压制创造性

新谷：在苏联，每年最大的节日是五一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节．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日本学生虽然不过八十人，但总是举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庆祝活动。如针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出不同的标语口号，使每年举行的庆祝活动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建议或行动，在苏联是绝对行不通的。日本学生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庆祝口号，每次都要遭到苏联当局的刁难。标语口号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检查。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按照苏联当局所交代的去做，比如拿着官方制好的标语口号参加游行。

足立：反正就是一个“和平”，一个“友好”，超出这一范围就不行了。

新谷：对，如果只是这些，就不会有问题，但要是发挥一些创造性，就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原田：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特大纪念的日子，过去，日本学生在苏联参加节日游行，只许打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可是，这次五十周年的游行，苏联官员竟告诉我们连那面红旗也不准打，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来。我们说：“既然你们不准带红旗，那我们就只好带旗杆去了。”

我们真的带着旗杆去了，可是苏联官员一见到我们，又说旗杆也不准带。我们说：“你们现在又说不能带旗杆，可教我们怎么办呢？”他说：“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们说：“我们已经来了，你们又叫我们回去。不管怎样，不管你现在怎么说，我们不用旗杆，就用双手高举红旗行进好了。”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红场”，结果我们只用手撑着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参加了游行。

在此之前，我们总是制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标语口号，带去游行，而这次却全部被禁止使用了。日本学生商定披着标语带去游行，连这个也遭到禁止。

佐久间：苏联官员说：“因为今年是五十周年，多余的东西统统不许搞！”(笑声)这就是他们的理由。他们又说：“五十周年是大庆日子，全国都在庆祝，你们那些肮脏的标语口号，千万不可拿到游行队伍里去。”(笑声)这一年的庆祝，全部由当局规定，连颜色也讲究统一。因为今年的颜色是什么，是表示今年的政治基调的，随便搞一种颜色是不行的。而实际上，在五十周年以前就已经不让搞了。

但是我们的标语牌是照日本的方式，分别由每个人自己写了以后带去的，而莫斯科的区委会却硬说“些是肮脏的东西，不准拿着游行”。我们说：“那我们就搞一些不肮脏的吧。”就要求学校当局提供材料，制作了一些讲究的标语牌。有的标语牌正反两面都用俄文和日文写着“打倒佐藤内阁！”我们举着标语前赴大会时，途中一位苏联官员飞跑过来说：“拿着这幅标语，不许参加游行！”似乎是在说：我们和佐藤政府是建立了牢牢实实的外交关系的！(笑声)

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居然禁止提日本人民打倒本国反动政府的口号，当场就有许多同学不服。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不能舍弃这幅标语！”那苏联官员说，“不舍弃就不准游行。”最后，苏联方面叫来了几名大汉，把拿着标语牌的几位同学连同标语牌一起带走，到人们看不见的街角，强行将标语牌砸毁。

在莫斯科，今天已经不能喊着“打倒佐藤内阁！”的口号进行示威了。

原田：因为苏联领导人要讨好日本垄断资本，已向佐藤首相发出邀请他访问苏联的请帖。所以，不能刺激佐藤政府就成了借口了。现在，苏联政府和日本反动政府大讲和平友好，仅仅这一点，已足以显示苏联领导人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节前夕

新谷：“五一”和十月革命节前夕，总是要举行预祝集会的。各国的学生都准备有自己的节目，在会上表演。日本学生一般是表演三支歌；一支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一支是用俄语唱的革命历史歌曲，还有一支是反映日本人民斗争的歌曲或民谣。总之，无论是用俄语唱的革命歌曲，还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在节日前夕唱革命歌曲，日本学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为在这种场合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

佐久间：他们觉得唱革命歌曲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学校里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些爵士乐、扭摆舞音乐。有时想唱一唱《国际歌》，可是混杂在这种乌七八槽的气氛中，是多么地不伦不类啊！

新谷：当我们要唱那两支革命歌曲时，苏联当局总是找出时间不多了，唱一支民谣就够了等等借口，不让我们唱革命歌曲。

    “五一”这一天，同学们清早五六点钟就得起床准备参加游行。学校当局为了催同学们起床，一大清早起就播放爵士乐。爵士乐竟成了起床号，真是不可思议。

原田：工厂工人的游行队伍中的吹奏乐队演奏的也是这一类曲调。一面滴哩哩滴哩哩地奏着“爱情的假期”之类的曲调，一面游行。我还想起一九六六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大会堂举行的。日本学生组织了合唱团准备演出。合唱人员早在考试期间，不管功课怎样忙碌，也都尽量抽出时间练习。照例是准备唱三种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语革命历史歌曲《红旗颂》。但是在上场演出之前，苏联当局硬是不许我们唱这支革命歌曲。我们问他们理由，他们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和文娱节目实况，要通过电视向苏联和欧洲广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适合。我们听了很是气愤，结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新谷：正是因为苏联当局的诸多干涉，许多有革命意义的、有创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杀。任何集会或活动，人们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来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而按照群众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牵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作为外国人，一旦被苏联当局怀疑或不欢迎，还不致于立刻威胁到生活，但是，如果是一个苏联人被目为异己的话，那就要大祸临头，就会被迫害得走投无路。所以，人们的那种逃避政治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那种失掉了热情和自豪感的情况，恐怕就要从这样一些方面反映到制度上来。

佐久间：对于我们现在谈的这些苏联见闻，有人说，“你们因为在苏联处境不好，你们恨之入骨，所以说话时感情用事，只拣人家坏的讲。”照宫本显治之流的说法，在国外住久了，由于对那个国家的现状过分反感，就会忘掉“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包括社会党的人，甚至是“日本之声”（指投靠苏修的日共修正主义者志贺义雄一派一一译者)的人，每天饮茶、吃饭时，都在谈论苏联这些腐化、堕落的现象。其他外国学生，每天也都以这些为话题。我们说的这些，只不过是把每日的见闻照原样如实地说出来罢了。绝对没有夸大。

足立：有时说话太老实，人家反而不相信哩。(笑声)

党和人民的关系

新谷：在苏联，目前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是苏联宪法上规定的。这个制度自从革命以来，已实施了五十年．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先不必从理论上去谈，不妨从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来谈。即究竟苏联的人民大众对党的看法怎样？苏联共产党员是怎样对待人民大众的？党和人民的关系怎样？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在苏联的大学里，功课稍微好一点的学生，在毕业以前几乎都入了党。

足立：总之，所谓“优等生”都能入党。

入党是稳定社会地位的保证

新谷：日本过去有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考试，许多人多年苦读，一朝考取之后，就取得了学而优则仕的资格。今天的苏联，则以入党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保证。

当然，今天在苏联入党比日本的文官考试要容易得多了。不入党就不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功课优良的学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都发展入党。这已经成为一种形成社会的统治阶层的制度。一个人在大学毕业，也就同时成为党员。入党，对苏联人来说，是一个人一生取得高职优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项保证条件。一个人某种技术高，就能入党，学生只要在学校分数高，就能入党。在苏联，党员意味着优秀人物，高人一等。

只要人民服从的党的领导

新谷：现在可以看看苏联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党看来，所谓人民，就是接受党的领导的工具，而这种领导是单方面的，就是党发号施令，人民只能服从，这已经成了公式。人民决不准批评党的不是。如果人民批评了党，马上就会遭到迫害。苏联的党决不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出的“人民一一党一一人民”这个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原则，而只是“党一一人民”这个公式。人民必须承认党的绝对权威，并只能服从它。这种关系在东欧国家还不太多见。我们感到，长期以来，这种关系在苏联已经牢牢地培植起来了。在任何国家里，闹革命并夺取了政权的党，都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去办它的事的。在这种场合，这个党哪怕稍有片刻丢掉“党是革命的工具，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观点，忘记“人民一一党一一人民”这个公式，而仅仅保留了特权阶层指挥广大落后的群众，优秀人物指挥不太优秀的人物的形式，到头来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

苏联现在实施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来越高，采取越来越扩大工资差距的政策。骑在人民头上的党员以及领导阶层的所作所为，无不为了保持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提出一个接一个的政策。

忘掉了“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观点

原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群众路线的观点，对苏联共产党来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它所要维护的，就是现在这套专制主义的统治体系。层层领导人只图一己的私利私欲，他们的腐化堕落是必然的，这也就必然地引起苏联社会的全面变质。

足立：宫本修正主义一帮家伙中有人说什么，只要不断地发展党员，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发展入党，革命就成功了。而现在，在苏联岂止是百分之九十九，甚至可以把百分之百的人都拉进党内。即使不是百分之百，而是把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人发展入党，那也决不会实现共产主义。

新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党的变质

足立：苏联的党开始变质的一个转折点，是入党以后就能取得特权。按照列宁的原则，一个党员绝对不应该比一般非党劳动者取得更多的工资。但是今天的苏共党员的收入，远比一般人多得多。因为当了党员，地位就升得快。例如在工厂里，党员就能比非党群众早当厂长。当了厂长，就可拿到比一般工人多不知多少的工资。有能力的人，不管脑袋里的思想如何，只要当了党员又有了地位，就能领取高工资。所以，普通人就拚命想成为党员。青年学生也把入党作为他们拚命争取的目标，努力自我修养。可是，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想的却是入党就有了一切，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是从表面上看却是很老实的、挑不出一点不是的人。这种党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有什么两样？

丧失了党的领导作用一一屈服于“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足立：今天苏联的党已经失去了作为党的领导作用，这在赫鲁晓夫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中已暴露无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的损失。具体地说，人民的伤亡达二千万人，物资财产的损失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所受战争损失的总和。斯大林格勒几乎全城被毁灭。二十年来呕尽心血才取得的建设成就，全部毁于炮火。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大众希望和平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人民的感情也是强烈地渴望和平。

但是赫鲁晓夫却利用这一点，选择了和美帝妥协的道路。如果真正要发挥领导人民群众的作用，就不应该要人民追随和平的敌人，而应该向人民明确指出谁是和平的敌人，指出一条赢得和平的正确道路，就应该彻底地揭露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只有领导人民和美帝坚决斗争，才能防止另一次侵略战争。

做苏联党不是这样，他们一味强调再打一次战争就要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赫鲁晓夫利用人民对和平的善良愿望，选择了向美帝屈服、妥协的道路。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说明苏联共产党已从根本上丧失作为党的领导作用。

失去了对党的信任

佐久间：现在谈到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好几个问题。如党的问题、群众路线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大众对苏联党的信任越来越下降，特别是最近，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再也清楚不过地表露出来了。例如，向苏联工人问到“你是党员吗？”很多人会这样答复：“我为什么非要入那个什么党？我已经分配到了公寓(笑声)，尤其是现在，我也没有想要入党干这干那，所以不入党不是更好？”最近在苏联一般人中，采取这种态度的，出乎意料地多起来了。

原田：一般的工人还说，入了党，开会就多，拿这个时间赚点卢布岂不更好？为什么一定要入党？

佐久间：还有，一般苏联人对党员们神气活现。不肯做事的恶劣作风，十分反感。他们痛感党的领导不好，对苏联党的反感非常强烈。

我去年看过一部名叫《你的同时代的人》的电影。它十分有趣，包括了种种的问题。影片中有个场面，写一个党员和他的一个中年非党同事在饭店里谈话。一方问：“你为什么不入党呢？”那个回答说：“党员是应该拚命为别人办事的人。成了我这样的人，那也没办法啊！”这个人自然没有说：“党员要完全忘我，为人民服务……”(笑声)在我们听来，他那样回答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出乎意料，不论是在我看这部电影的那个地方上的城市；还是在莫斯科，观众一听到这段对白，就哄堂大笑，大鼓其掌。为什么呢？因为观众都认为，在苏联党中没有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们认为这段对白是对苏联党尖锐的讽刺和挖苦。所以大家就哄堂大笑，哗地一齐鼓掌。苏联的群众明确地表示了他们对这个已经堕落的党的不信任。

俄语中没有“群众路线”这个词

佐久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苏联根本没有群众路线。说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俄语中没有“群众路线”这个词。我曾经问过一些懂日语的苏联人：“群众路线怎么个译法好？”如果根据中国发表的俄文文件，那很简单，群众路线就是“……俄语词”(念法是“利尼亚一马斯”)。但是那些苏联人还是不懂，他们说：“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或“没有那种说法”。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样翻译，他们支支吾吾，半晌说不出来，总乏他们不懂这个词的内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群众路线。我还是追问他们：“究竟什么是群众路线？”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说明中，始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个解释说：“就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为群众办事……”，别的人就说：“是吗？那同林肯的想法是相同的啰。”(笑声)

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党根本就不实行群众路线，他们心目中也没有群众。

党员的条件－－不论思想好坏，“有能力的人”就行

新谷：在苏联，吸收党员，只侧重个人能力和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的人。这和日本通过国家考试来吸收那些拚命用功读书、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学生，本质上是一样的。脱离思想、脱离政治去观察一个人，就看不到他的短处。这种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入党，只是为了自己飞黄腾达，有高的地位，有好的生活而入党。这种人的心情，和日本那些为了当上高级官僚而接受种种考试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没有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因此，现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产党人也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党人也好，如果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办事，按坚持群众路线的观点办事，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就是一点短处也没有的优秀人物。但是，决不能说这样的人就有资格入党。假如一个党由这样的人组成，他们又处在执政地位，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苏联共产党员都是居心不良的修正主义者，都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

苏联的党，谁都知道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党，党内的确也有优秀的党员。但严重的问题是这个党已经变了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一点，我是在这次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有了清楚的认识的。说实话，这一点是不容易认识清楚的。

原田：举例来说，有些工人十分正派和老实，做出了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有的成了劳动英雄，接着再有两、三次就成了党员，有些甚至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现在苏联一般的就是这样做的。

足立：例如苏联滑冰运动贝斯科布利科娃，在世界滑冰比赛中取得了三个项目的冠军后，立即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你猜她说什么？她对赫鲁晓夫说：“我要成为共产党员！”一个滑冰运动员得到冠军以后，马上就有本钱入党。这样的人，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员，则根本不理会了。

佐久间：从这点看，日本的大鹏(摔跤冠军)马上可以成为党员了。(笑声)

足立：如果说某一个人得了一个日本冠军或世界冠军的头衔，就立刻可以入党，这种做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如果都是这样的人，也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但是苏联共产党的入党标准，就是完全抽去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入党之后，慢慢成了党的领导者，从长远来看，必然把党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就像现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变质，最后变成了法西斯主义。

能动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足立：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报纸上的报道，只说是由于年龄大和健康上的原因。这个解释在外国人看来，谁也不会信服。我们曾和学校里教授俄语的教师辩论这个问题。我们问他：“赫鲁晓夫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而突然去职？”他说：“苏共中央不是发表了公报吗？我认为那就是原因。”他坚持说。“赫鲁晓夫除了年老和健康原因以外，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去职。”

佐久间：这和宫本集团常说的；“只要是党中央说的，都是正确的”的论调完全一样。(笑声)

原田：记得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我们正好是上政治经济学。当天出了号外，许多外国学生都争着出去买报纸，教室里的人几乎都走光，课也上不成了。但是苏联学生怎么样呢？他们只是东张西望。大家谈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则一味说：“当然是健康上的原因”、“这绝对没有错”。两三天之后，西欧方面的消息传人了苏联，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下台，绝对不是什么健康和年老的问题。我们再问苏联同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只是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联青年不仅不关心政治问题，就是对本国的党和国家的事情也冷淡到如此程度。无论你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是这么回答：“不知道！”

新谷：任何一个强大的党，如果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采取拒绝群众的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苏联今天的现实，就是一个具体的答案。特别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党的问题更是重要。它关系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苏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就是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这是使苏联从社会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历史事件。

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

新谷：前面谈到了苏联青年的思想意识情况。更值得谈的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思想领域斗争的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在苏联，地主和资本家是看不到了，但是阶级斗争绝对没有完结。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确能使人重新认识到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从外表上看来是一些优秀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把持了党的领导权。这些人是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主要因素，认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思想领域的斗争，就不可能认清这一点。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清楚地说明了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可以说这场大革命集中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它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民民主

新谷：谈到思想领域斗争的问题，就必然接触到民主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的民主，无论在其深度或广度上，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比拟的。人民民主对推动思想斗争是绝不可少的，它必须是真正生气勃勃的，真正能够激起群众革命热情的民主。但是在今天的苏联，这样一种民主已经丧失了。因此，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人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提出疑问。这是环境使得他们不能说话，不能发问。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干了那些事情的赫鲁晓夫，到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就下台了。但是，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甚至连赫鲁晓夫的名字都未提到。这个曾经是苏共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就这样由于“年老和健康上的原因”被赶下台了。与赫鲁晓夫下台同时，以他的女婿阿朱别伊为首，凡是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许多党的领导人，也都以“工作上的过失”为原因，同样被免职了。试想，谁能相信赫鲁晓夫是由于“年老和健康上的原因”而下台的呢？但是，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只字未提这个问题，无论这里面是愚弄还是蒙骗，也没有人提出质问。一般苏联人对此则更漠然处之，视为常识上的当然事情。仅此一点，也能说明苏联社会的变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由于民主权利丧失了，苏联人民不能讨论赫鲁晓夫为何失败，它的原因何在，它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等等问题。这正是苏联的大悲剧。

不进行自我批评，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组织群众讨论

佐久间：不进行自我批评，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组织群众讨论一一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总之，苏共过去，特别是从赫鲁晓夫以来，就没有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他们把苏联的任何坏事，归咎于一个原因，即指责以前的领导者，因此，根本不彻底查明错误发生的原因，丝毫不揭露发生错误的思想根源，再进行自我批评，从头做起。更不说作为一个党，在某个问题上，是错了。只是讲，他那个时候，他干了这样的事，因此搞得一团糟。

在苏联，有一个时期，把全部的坏事，都说成是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有一部名为《晴朗的天空》的影片，一谈到斯大林的死时，画面为之一变，黑压压的满天乌云，远处出现了一角晴空。他们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说成一片漆黑，斯大林一死，一切都好转了。但是，这回赫鲁晓夫下台，新的继承者又把错误推在赫鲁晓夫身上，这不过是转移群众对执政者的不满而已。他们从不揭露错误的思想根源，也不在群众之中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以便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我在苏联五年期间，从没有看到过苏联领导人彻底地从思想上追寻问题的根源，而是完全相反，绝口不谈思想斗争。

足立：决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追溯到思想根源，特别要重视思想斗争，要进行争论，要揭露犯错误的原因。这样的事，事实上是苏联当局没有做，也不敢做。

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佐久间：再有一个是阶级斗争问题。照苏联领导人的说法，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已最后完成，开始步入建设共产主义的阶段，因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他们说，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存在着敌对的阶级矛盾，在苏联则是没有的。其实，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仅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也不会懂。总之，按照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矛盾的观点推论下去，就会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也完全不懂得。

我随便举出一个例子：在我毕业时，一位和我很亲近、怀着善意的苏联人对我惜别说：“你回到日本之后，想必可以在政府机关中获得一个待遇优厚的高级职位了。”我当时对他说：“不可能的，我们从苏联回去后，日本反动政府和垄断资本家是不会雇用我们的。”

我这句话说出后，他竟然发怒了。我问他为什么发怒，他说：“难道日本还不了解我们苏联的教育水平高吗？”他居然以为日本政府和大企业不雇用留苏学生，是由于看不起苏联的教育水平。于是我就向他说明，日本阶级矛盾的情况是这样的，对共产主义者的看法是这样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优秀人物，不管你的技术多么高超，只要被贴上“红色”的标签，不要说不会聘请你就职，就连已有的饭碗也会保不住，何况是在被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受教育而回国的人，日本的垄断资本家和反动派更是不会雇用的了，日本是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我无论怎样对他说明，他还是不明白。

学校当局对日本的看法－－反对日本驻苏大使来校事件

佐久间：日“韩”会谈时，我们在莫斯科的学生，为了声援正在斗争的日本人民，在学校内张贴反对日“韩”会谈的标语，举办了有关的展览会。我们书写的标语有“打倒佐藤内阁！”“粉碎日‘韩’条约！”等，这些口号是用俄文写的，张贴在学校中。

荒谬的是，这时学校当局竟邀请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到学校来和学生举行座谈。我们就说，日本大使是日本反动政权的走卒，我们和他从来没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开这样的座谈会，我们不参加，如果你们非要我们见，那我们不得不就日“韩”问题向这个日本反动派的走卒采取抗议行动。我们将这个意见通知学校当局时，学校方面立即对我们说：邀请日本大使到学校来，完全是为了我们大学的毕业资格还未被日本政府承认这个问题。请代表日本政府的大使到学校来，第一是要他参观一下学校的设备和教学，让他了解这所大学的教育水平有多高，让日本政府能承认这个大学的毕业资格，第二，比你们早毕业的学生回国后，就职不稳定，所以我们委托大使，希望他对本校即将毕业回国的日本学生，在就业问题上给予多方关照。我们听了学校的解释，简直要笑出来，校长的“心意”，我们十分了解。可是我们的前途问题，牵涉到阶级斗争的本质。这一点，我们的校长可说是完全不懂。但是，校方强调已请了日本驻苏大使来校参观，就下令我们把那些介绍日本人民反对日“韩”会谈的展览品和标语，统统取消。

我们坚决拒绝除下那些标语，拒绝收起展览会的展品。结果，在日本大使到校的前一天夜晚，校方竟出动一帮共青团员，将全部展品收了起来。这一来，日本学生几乎全体动员，当天就到校长办公室外示威抗议，反对大使来学校，要求大学当局立即发还展览品。由于这次激烈的示威，日本大使终于没有来成。事后，学校当局竟对日本学生会作了“严重警告”的行政处分。日本学生立即举行了学生大会，反对校方的处分。为了这件事，日本学生和校方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个事例可以证明，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阶级斗争的说法，实际上是表明他们的领导人根本就不懂得阶级矛盾。他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阶级斗争的谬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流毒，邀请日本大使到学校访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足立：这位校长，在苏联来说，也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党的领导人。他使人感到是一位真正的老好人。他虽然有大学校长的头衔，但只要是不涉及政治，可说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的人。然而，一旦临到他以公务的校长身份来同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打交道的时候，那我们真感到实在是太差劲了。因为他是脱离开阶级观点来考虑问题的。苏联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一般的都较直爽、朴素。可是那种直爽、朴素如果脱离开阶级性，不就跟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叫作好人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了吗！

☆苏联的政治笑话☆

这里没有什么“真理”哟！

在莫斯科的街角上，有零售报纸的小誧子。一个男人走过来问：“请给我一份《真理》。”

小铺子的老太婆把头一扭，说；

    “这儿没有什么‘真理’，有的只是‘消息’(政府的报纸)。”

为了社会主义……

威尔逊、约翰逊、勃列日涅夫、诺沃提尼同乘一架飞机。但是，这架飞机的引擎在中途发生了故障，所以把重的行李都投下去了。尽管这样，还有危险。这时，首先是威尔逊喊了一声。

    “为了女王陛下！”就跳下去了。紧接着，约翰逊喊了一声：

    “为了自由和繁荣！”也跳下去了。

最后，勃列日涅夫看了一看，喊了一声：

    “为了社会主义！”就把诺沃提尼推下去了。

三、苏联的对外政策一一援助越南和敌视中国

新谷：现在让我们转换一个话题，就越南问题来谈谈吧。我们留苏期间，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而且，轰炸规模逐步升级。在苏联有许多越南学生，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坚决地进行了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

到美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的队伍遭到大镇压

新谷：越南毕生很快就得知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消息，于是立即呼吁大家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轰炸北越。让我们举行示威游行，请大家给予合作！”日本学生和各国学生都分别走出校门，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举行激烈的抗议示威。可是，苏联当局竟对我们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为了阻止我们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苏联出动了骑警队乃至正规军，在街道上如临大敌般筑起了街垒。而对那种冲破街垒进入使馆区贴抗议标语的行动，则进行血腥的镇压。而且，下令马队全速冲向示威队伍，当场造成重伤，血花四溅。这种颇为激烈的示威游行举行了两三次，苏联当局每次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从此以后，苏联当局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不准许所有这种类型的示威游行，并且全面地加以禁止，如果再举行反对轰炸北越的示威，就将所有参加者一律逮捕。苏联当局原本就不许举行这种示威，以前不过是采取默认态度而已。

苏联当局对越南留学生施加压力

新谷：这只是莫斯科发生的情形，在列宁格勒，镇压就更加凶狠了。列宁格勒并无美国的外交机构(后来根据美苏签订的领事协定，美国决定在列宁格勒设领事馆一一译者)。

这样，在美帝轰炸北越已经开始的时候，在列宁格勒留学的越南学生们，决定举行抗议集会，希望苏联方面批准在广场举行集会，苏联当局也许可了。这一天，越南学生到广场开会，这是在得到苏联当局批准之后采取的行动。但实际上得知一批美国游客坐的公共汽车，恰恰在相同的时间也要通过广场。苏联当局感到很为难，临时取消这个已经许可的抗议集会。结果苏联当局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将越南学生包围起来，并一个不留地捉上汽车，带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而且直到美国游客通过广场到了什么地方之后，才将这些学生释放出来。越南学生当然抵制警察的非法逮捕，这一来就遭到警察的毒打，许多人受伤。

足立：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按照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要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采取联合行动，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多么的荒谬。我们通过这个事例，立刻明白了要反对美帝，不可能和苏修“联合行动”。

苏联认为美帝国主义比越南人民更重要

新谷：从这一个具体事例看来，苏联政府是真的支援越南人民，还是更重视美苏和平共处路线？显然，苏联是站在美帝的一边的。它为了不使和美国的关系发生哪怕一点点的损害，是悍然动用了武力的。而且，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宁可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进行镇压、逮捕，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做法，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关系，它以友为敌，以美帝国主义为友。从这一件事上也可以知道，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竟要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组织反对美帝的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单相思(笑声)，根本不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它只不过在随意解释，主观臆测罢了。

佐久间：那是宫本的痴心妄想。

宫本集团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辩护

新谷：由于宫本修正主义还未能执政，它的错误方针还未能引起十分严重后果，但是，苏联党窃取了国家的权力，造成的后果就极其严重了。他们颠倒敌友关系，他们可以把他们拥有的巨大的火箭和军事力量，从朝向那里转而朝向这里。他们是真会杀人的。苏联党的变质，和日本共产党变质的影响不同。苏共的变质，不仅对苏联本国人民造成可怕的危害，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也犯下了罪该万死的严重罪行。对此，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还说：“现在苏联共产党有了某种修正主义的倾向，但依然是‘瘦死的骆驼大于牛’，不能对列宁创造的共产党，用极端的言词将它骂臭，它仍然有好的地方。”这种说法正是不折不扣的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的谬论。

足立：二月四日的文章(注一)说什么美帝侵越固然是出于它的侵略本性，但是美帝轰炸北越，与其说起因是它的侵略本质，毋宁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团结造成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造成的。问题的本质是：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已经被反革命分子所篡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美帝联合起来，背叛了世界人民。这件事情，特别是对苏联人民来说，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人事。坚持革命的中国和背叛了革命的苏联之间，当然谈不上什么团结。宫本集团不把责任放在苏联修正主义身上，而放在这个“不团结”上，企图抹煞问题的本质，把责任推给中国。

新谷：例如中苏大论战一开始，苏联就把驻在东德的大跶军队调到中苏边境，虎视眈眈，竭尽军事威胁之能事，另一方面，同美国却默契将德国问题冻结起来。当中印关系恶化时，苏联立即以大量武器援助印度军队，怂恿印军入侵中国。宫本修正主义对这些每天每天都发生的大量事实视而不见，恰恰说明它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辩护士。

这次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照常识判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苏联竟毫不犹豫地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会这么硬干，正是出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它的政策就是那样地在推行着。在继续进行论战的时候，在实际行动上却要统一，这样的事(笑声)苏修是不干的。他们的理论是见诸行动的。宫本显治倒是干得出言行不一的勾当。

事实说明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新谷：宫本集团用谎言代替事实，遮人耳目，使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走上了邪路。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如果将敌友倒置，后果会怎样？这已经是无须讨论的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中，可以举出成千累万的实例来证明。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说可以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采取联合行动的唯一论据，是苏联在援助北越。关于这一点，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学生，都曾经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苏伊士运河事件上苏联提供的政治援助和对越南的援助的差别

新谷：还是布尔加宁当苏联总理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藉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问题挑起了出兵埃及的事件(注二)。当时还有一点点好的地方的赫鲁晓夫一布尔加宁政权就恫吓英法两国说，倘若你们进行侵略，我就要用火箭进攻你们。这样一来，英法终于打消了出兵的念头。资产阶级报刊曾经喧嚣一时，说这是苏联的威胁外交。把那时候的问题细细一想，就会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不光是经济援助，军事援助。英法要出兵埃及时，当时的苏联并没有给埃及一分钱，没有给它一枝枪，也没有援助一发子弹．可是，进行了政治援助，就是表示了坚决制止侵略的态度，因此就一分钱不花地对阿联人民提供了极巨大的国际援助。在越南问题上，也一样。而宫本显治之流却说什么实际上苏联送去了炮弹，所以不是好事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苏联如果本身不变质，对美国侵略北越就会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把对北越的侵略看作是对自己的侵略。只要采取这种坚定的政策，这就比给北越几万枝枪或导弹不知有效多少倍。因为北越和埃及不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现在苏联进行假援助，一面却大吹特吹。实际上是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双方取得默契，让德国问题冻结起来，于是，苏联自东德抽调军队到中苏边境，美国也自西德抽调兵力到南越战场去。苏联这种行径，实际上是从另一方面援助美国侵略越南。

去年夏天，一架满载侵越军队的美军运输机侵犯南千岛的领空，苏联把它扣留了一小会儿，又立即释放了(注三)。这个事例，又一次生动地证明：苏联领导人在衡量美帝和越南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行动的。

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对援越的看法，完全是经济主义的观点，他们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都要算一笔经济账。这些家伙现在还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搞什么几万日元的募捐。可是，现实的世界政治并不是靠钱来解决问题的。

以日本为例，佐藤政府正在把日本的基地供美军作侵略越南之用。日本人民不容许他们这样作，并进行斗争，这就比募捐几亿日元送到越南去有更大意义。这是用金钱无法计算的巨大援助。苏联果真要援助越南，就应该停止目前这种骗人的“援越”障眼法，采取坚决不许侵略越南的立场和态度。

佐久间：美国在全面开始轰炸北越之前，恰巧柯西金到河内访问。柯西金在河内曾公开宣布。北越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对北越的攻击就是对苏联人民的攻击，我们决不坐视，苏联将对攻击进行坚决的反击。不料他的话，语音未落，美国就开始全面轰炸北越了。这对柯西金来说，对苏联来说，是大失面子的事情。当时，我们外国留苏学生自动起来举行反对美帝轰炸北越的示威，以为苏联当局一定支持，并且会发动苏联群众参加。因为这件事情不仅我们愤慨，想必苏联人民也是愤慨的。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当我们示威时，苏联人竟质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苏联搞这种示威？”

我们立即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在苏联举行示威？光举行示威还不够，你们的部长会议主席不是明确地说过，美国对北越的侵略得视为“对苏联的战争行为”吗？为什么你们对待示威的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谁知他们竟这样回答：“你们这种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前示威的行动，不能把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所以苏联工人不喜欢示威。我们认为苏联工人与其参加示威，不如在机器旁多作些工作，对越南多一点物质援助。”

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从物质主义出发，用金钱来衡量一切，而对人民群众采取的政治行动加以彻底的镇压。当全世界对苏联镇压留苏学生的暴行发出越来越多的谴责时，苏联就慌忙地吹嘘它“正在进行援助”，但是，给火箭也好，给别的什么东西也好，一概没有收到效果。

苏联当局竟审查越南拍摄的新闻记录影片

佐久间：在美军轰炸北越期间，北越拍摄了不少新闻纪录影片，那是越南人民使用原始武器和用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与美帝战斗的真实纪录，也有各国人民举行抗议示威，反对美帝侵略越南，表示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实况镜头。但是日本学生在莫斯科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举行支援越南人民的政治集会要放映这些影片时，事前却受到苏联当局的无理阻挠。我们要求放映影片，学校当局就出来说话，要对影片加以审查。我们说这些影片是在越南拍摄的，是从越南大使馆借来的，实在没有审查的必要。可是学校当局坚持一定要审查，并声言“这是我们的义务，非审查不可”。

为什么苏联要审查北越的抗美记录片呢？只要一看影片的内容，就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影片中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盛大的群众示威场面。各地示威群众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援越反美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涨，出现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情景。影片中也有日本人民阻止美国核潜艇停泊的斗争。这种种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场面，反衬出苏联的援越场面是冷冷清清的，毫无力量的，连一个群众示威的场面也没有。本来就没有嘛，叫人到哪里去拍摄呢？如果想要有的话，只能是骑警冲散外国学生的示威队伍的实况。所以，影片中只有柯西金在河内同胡志明拥抱的一个镜头。观众看到时，都不禁哑然失笑了。经过苏联的审查，影片中凡是不利于他们的镜头统统都剪去了，这是犯罪行为。

有很多镜头描写越南人民用步枪击落喷气式飞机的情景。这当然是对苏联大肆宣传给越南大量现代化武器的极大讽刺，表明苏联的援助是何等地虚伪。因此，苏联当局就不许可这样的影片放映。他们一贯大肆宣传：“我们向越南送去了火箭武器。”

外国留学生就故意问苏联学生：你们援助北越的火箭，到底在什么地方使用过？他们说：“现在还未曾使用，但是河内的周围已完成了苏联火箭的防空网。你们看，美国炸了许多地方，偏偏没有炸河内，就是因为苏联火箭保卫着河内的缘故。”但是，等到美机后来轰炸河内时，我们又问那些苏联人：“苏联的火箭到哪里去了？”他们无言以对了。苏联援助北越的虚伪宣传一次又一次被事实揭穿，一再被事实所驳倒，但是苏联当局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辩解。

逼人说“感谢苏联援助”

原田：苏联援助越南，实际上是虚伪的，当这一事实一再被揭露之后，苏联竟说：“我们是送了许多火箭给越南的，但是由于越南人没有使用过这种现代化的武器，所以他们不懂得使用方法。”(笑声)

更可恼的是，苏联当局竟要我们学生在举行援越政治集会时，每人在讲话中都要加上这样一句台词：“越南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正在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苏联代表在讲话中，更是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宣传苏联的援助。这样的集会实际上已经不是声援越南人民的大会，而成了宣传苏联援助的集会。

而且，如果外国学生讲话时一字不提苏联的援助，事后就会被学校当局召去，对他提出警告。我们日本学生代表就是有意识地不提苏联援助，我们当时是这样讲的：“我们对越南不应该单单是同情者或援助者。越南人民的斗争是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越南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我们不是越南人民的同情者，而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现在正是我们和越南兄弟携起手来，共同使全世界的反美斗争的火焰更加熊熊燃烧的时刻了。”我们常常因为一字不提“苏联的援助”，而在事后被苏联当局多次召去训斥。

新谷：方才说的是这么一回事。柯西金为了要在莫斯科召开那个众所周知的臭名远扬的三月协商会议(注四)。跑到平壤和河内去游说。越南拍摄了刚才说到的用原始的高射炮和步枪大打美国飞机的影片，还拍了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人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支援越南的影片。这些影片中没有苏联支援越南斗争的镜头。我们是在莫斯科看到这些影片的。大家对于影片反映了苏联没有提供援助这一点，评价很好。实际上，苏联没有援助，越南再想拍下有关镜头也无法办到。苏联对放映这些影片非常恼火。为什么？因为用那样子的粗劣的老式武器打仗，就等于是在问苏联的援助在哪里。苏联方面说，故意拍摄一部用那种粗劣的武器打仗的影片，是对苏联的恶意中伤，因此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不让影片放映。

苏联政府不仅对越南人民实行叛卖，它对世界上所有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人民，都是采取这种罪恶的叛卖行为的。我们大学中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的学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日本的国内政治制度，算是比较稳定的。其他的国家的学生在留苏期间，则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祖国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政变或爆发革命等事情。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发生反革命政变后，苏哈托一纳苏蒂安政权和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集团的关系，不是恶化，反而比以前更加紧密了。

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越南问题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以及各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对此采取的态度，关于这方面的例子，由于我们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这里，只能选一两个典型的来谈谈。

日本留学生明白了联合行动的虚伪性

原田：首先，在越南问题上，特别使日本学生对苏联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政府对于勇敢地进行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的日本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美国全面轰炸北越后，日本学生和外国学生立即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示威刚完毕，苏联校长就把日本全体学生召去，用粗鲁的语言斥骂我们。他说，在苏联国内举行这种示威，真是岂有此理。如果想要支援越南人民的话，就拿钱出来买些坦克和飞机送给越南。如果认为这样还不够，就可以自己扛起枪到越南去，明天就去，苏联可以为你们准备赴越南的飞机。假如你们做不到这些，却要在苏联国内，尤其在美国大使馆前搞那些示威厂简直就是荒谬透顶。

这个苏联校长随即宣布，要对这次参加示威的日本学生给予处分，包括最高的行政处分－－停学。

由于一再受到苏联的迫害，每一个日本学生从切身体会中深刻地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绝不能包括苏联。日本学生通过实践，认识了苏联的权力已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掌握，苏联早已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倒不妨说，苏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这种种事件打开了我们日本学生的眼界，使我们懂得了现代修正主义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得到了有益的经验，懂得了和现代修正主义根本不可能采取什么联合行动，而只有和他们斗争并粉碎他们，此外没有别的道路。

把印尼留学生引渡给苏哈托反动政府

足立：我还可以举出苏修叛卖革命人民的最典型例子，那就是印尼问题。我在苏联留学期间，一九六二年夏季，印尼发生了西伊里安问题，还发生了加里曼丹的纷争，一些印尼学生准备组织示威，并要求其他国家学生参加。日本学生准备了标语，决定声援印尼学生，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但是临到举行示威的前夕，苏联的中等和高等教育部部长下令不许示威。当时是一九六二年秋，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还未爆发，不过种种疑团已经出现，当时我就觉得苏联的做法很怪。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而且莫斯科就是世界的革命圣地。可是为什么不许印尼学生示威呢？这件事使我们想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对苏联当局的做法，加深了怀疑。我就是从这件事上开始怀疑苏联的。而一般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么，怎样来说明苏联当局的做法呢？当时还以为苏联当局这样做，大概是顾虑到英苏的外交关系。

那个时期里，苏联当局还只是干到那么个程度。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就在九.三○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印尼法西斯政权的外交部长马利克，竟受苏联政府的邀请，到莫斯科来访。我们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至少屠杀了数十万印尼共产党员的外交部长，偏偏在这种野蛮行为正在继续搞着的时刻受到苏联政府的邀请，跑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呢？而且，当印尼留苏毕生在莫斯科机场示威，对马利克的到达高呼“马利克滚回去！”的口号时，竟然遭到苏联警察的镇压。

马利克的到访，正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后。印尼学生在游行时高呼“马利克滚回去！”又立即遭到苏联警察的制止。类似这些事情，竟然发生在苏联，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佐久间：那时，印尼留学生就明确地说，苏联领导人居然用印尼人民的鲜血和印尼法西斯主义者一起干杯了。

足立：如果仅止于此，倒也罢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苏联政府竟将印尼的毕业生直接从莫斯科送回印尼。这些印尼学生是从苏联回去的，命运到底如何，我们不清楚。苏联学校当局对印尼学生说，凡是要离开苏联的学生，学校当局只为他们准备直达印尼的飞机票。苏联这样做是害怕这些学生不回印尼，而到中国或北越去。印尼学生和其他外国学生当然反对这种做法，并联合起来向学校当局进行斗争。那些印尼学生一回到雅加达，就可能被抓起来，全部杀害。看到这种情形，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印尼学生说，在他们看来，现在的苏联政府究竟是敌人还是友人呢，确是一个问题。除了把苏联政府当作敌人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却说什么要和这些家伙搞联合行动。

拋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

足立：苏联修正主义对印尼问题、对越南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态度，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批判。一言以蔽之，今天的苏联，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世界革命的观点。我认为，即使苏联在经济上有了无论多大的发展，也决不会到达共产主义。归根结底，只有全世界人民起来打倒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个时候，苏联也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建设。苏联是和世界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越南人民在浴血奋战，不真正给予援助是不行的。列宁也曾指出过，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应该对世界革命运动作出重大的牺牲。应该这样做。可是今天的苏联当局完全不是这样，根本没有把越南问题和本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任务联系起来考虑的观点。因此，它认为，只要在越南把战火扑灭下去就是达到了目的，越南人民赢得胜利，实现解放，则可以不管。因此，它的援助，根本不是真心的。相反却是压迫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不让斗争开展起来，而要人民去和美帝国主义会谈，达成妥协。

佐久间：苏联有不少人把越南人民看作是可怜的人，说越南人民成了残酷的战争的悲惨的靶子，因而一再强调要结束这场战争。他们根本没有要使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获得胜利的观点。一点火星会引起一场世界战争的思想牢牢地束缚着他们。他们的想法是；苏联已经不存在敌对的阶级矛盾，只要没有战争，再经过几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切都会成为空想。所以他们害怕战争到极点，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而这种思想已经广泛地渗透到苏联的群众中间去了。世界上无论那个地方的人民拿起武器求解放，苏联当局就吓得不得了。世界人民一旦起来拿起武器进行解放战争，就一定遭到苏联的破坏。虽然他们还不得不作些给予军事、经济援助的姿态，实际上他们非常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亚、非、拉美许多国家的同学，都听到过苏联方面这样清楚地当着我们的面说过：“为了援助你们，我们的共产主义建设可就拖延了。”苏联陷入了经济主义的泥坑，丧失了重政治的观点，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再能从世界革命的立场上去考虑共产主义建设。因此，像前面讲到的那样，他们是什么都靠金钱援助，藉以进行欺骗。

在以色列侵略问题上出卖阿拉伯人民

佐久间：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后，苏联政府立即将问题提交联合国，要求谈判解决。阿联方面事前已觉察到以色列马上要发动战争，就动员起来准备一战。苏联连忙通过外交机构向阿联施加压力，要阿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动手，说是如果以色列先发制人，苏联就会立即将问题提到联合国。结果使阿拉伯国家丧失了主动地位，任凭以色列发动闪电进攻。阿联四百架战斗机整排地排列在机场上，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被以色列空军炸毁，空军顷刻之间被全部消灭。

事后苏联千方百计隐瞒这一事实真相，在苏联国内还说什么战争一开始，阿联方面首先击落以色列飞机三十架，又说苏联已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并正在加强援助阿拉伯国家。

但是，在莫斯科的阿拉伯学生逐步明了事情真相后，对苏联的做法感到无比的愤怒。阿拉伯学生原本是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中最亲苏的一派，这时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公开指责苏联的叛卖行为。于是，苏联发动了诬蔑诽谤阿拉伯国家的宣传攻势，以摆脱自己所处的窘境，说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缺乏效率，说阿拉伯军队纪律松弛，腐败堕落，这样的军队，即使有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坦克，也没有战斗力，竟然一弹未发就被以色列军击溃，以致白白糟蹋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叛卖阿拉伯国家于前，又诬蔑、诽谤这些国家于后，这种行径说明，他们已经一丝一毫也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了。

苏联不报道拉丁美洲的武装斗争

佐久间：苏共领导对拉丁美洲相继发生的武装斗争。也是深恶痛绝的。在格瓦拉被害的时候，苏联的报纸就格瓦拉问题登了一点点虚应故事的消息，进行搪塞，以后就什么也不报道了。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次到地方上去，非洲的朋友们把一家法国杂志上登的格瓦拉的照片拿给当地一所大学的共青团员看，竟没有一个知道格瓦拉其人。他们问格瓦拉是什么人。我们想，至少总该知道格瓦拉是古巴的领导人吧。可是他们连这一点居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苏联当局不愿意让人民了解拉丁美洲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有关消息几乎完全不予报道。

五年前，委内瑞拉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已发展到形成国内统一战线的规模，力量越来越壮大。但是，委共总书记这时从监狱中释放后，立即去苏联，一面疗养一面和苏联方面接触，终于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他下了指示，要本国的共产党走和平过渡的道路，说武装斗争不符合委内瑞拉的实际情况，是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他提出方针说；我们现在处于进入议会和平地层开斗争的时期。这样，由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深入山区活动的大部分游击队，离开了山区根据地，走下山来。游击队一暴露了据点，就失去了力量，被反动政府军队一次包围总攻击，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个事实，说明苏联修正主义者不仅不支援各国人民的斗争，反而非常害怕它会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因此千方百计地扑灭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的火焰。这一点正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一大特征。

因此，现代修正主义向全世界扩张，使很多的党的领导层变了质。同时，必然有立志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共产党人起来抛弃那些修正主义者，成立新的、真正的先锋党和革命左派，这就是今天世界的总趋势。我们大学的各国毕业生，有不少人回到祖国后成为革命的左派，重新组织新的革命力量。这些人正在认真地考虑着怎样进行本国的革命。现在还追随修正主义的那些人，已堕落到连口头上讲政治或革命都讨厌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征。

足立：黑海沿岸有个叫做玛卡布塞的地方，我们学校在那里设立夏季的“休养之家”，我也去参加了。那里举行了一个关于越南问题的集会。由于是苏联方面举办的，到会群众不多．因此他们就从附近的少先队夏令营动员了许多小学生前来参加。结果，这次援越集会完全走了样。阿拉伯学生中亲苏的人多，他们不断在会上呼口号：“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苏联方面本以为这样一来，我们也会跟着喊，可是谁也不喊。于是，那些少先队员在台下就跟着喊，整个会场变成了“感谢苏联”的集会。在苏联组织的支援越南的集会上，阿拉伯学生基本上都要扮演吹鼓手，为苏联的援助大吹大擂，喊一些“坚决支持苏联政府的方针！”“感谢苏联的援助！”的口号。

连经济地理教科书也把苏联“援助”写进去

足立：苏联的经济地理教科书上，记载着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和地理情况，例如谈到委内瑞拉，教科书上介绍这个国家的资源情况，哪一种工业最发达等等，这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地理教科书是一样的．但是，苏联教科书却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在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地理介绍之后，一定要详细写上苏联给这个国家多少价值的援助。在写到非洲国家时，那就更热闹了，课文中记载着哪个工厂、哪个企业、哪座医院是在苏联援助之下兴建的，笔笔细账，一笔不漏。对日本的援助，倒是一字不提。(笑声)

作为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赠给人一点东西，总是尽量使对方不要为此感到过意不去(笑声)，绝对不要求人家感谢自己。苏联在对外国援助上，许多是硬要人家接受的，等到人家接受后，苏联就认为“你非得感谢我不可”，你不感谢，也要叫你说“感谢”。

苏联“援助”印度的成就

佐久间：考试时也必然要出这类试题。例如关于印度问题的试题，除要求回答印度的资源、产业等情况之外，还规定学生必须回答苏联对印度提供了多少援助，修建了哪一条堤坝，盖了哪一座工厂。你不回答，就不给你分数。在我们看来，最近印度的垄断资本正在发展，但是苏联的课本上却说印度是正向着“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的一个典型国家！它又说印度的国民经济，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之下，已取得重大的成就。然而印度现实情况是，今天绝大多数人民还挣扎在饥饿线上。苏联的援助丝毫没有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恰恰相反，苏联和美国竞相援助，帮助了印度的大资本家，结果使印度产生了垄断资本。而且苏联鉴于美国对印度提供比自己多得多的援助，也就对印度的垄断资本和反动派增加了大量援助，包括送上武器，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因此，我们对试题中关于苏联援助部分，一句也不回答。日本学生在这种场合下，还可以免受追究，但那些多少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的学生，就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

以“恩人”自居激怒了非洲学生

佐久间：对非洲国家，苏联竟说，你们国家今天之所以能够建立，全靠我们苏联的援助。在我们班上，非洲同学对这种说法大为反感，毫不含糊对苏联教师说：“我们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获得解放还不久，因此我们仍然很穷。如果拿人来譬喻的话，假设我是一个穷人，我连衣服也没得穿。你给我一件衣服，我很高兴，认为你够朋友。但是我穿着你给的衣服在街上行走时，你却指着我的衣服，见人就说：“‘他的衣服是我送给他的！’即使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必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来扔到阴沟里去。”

在非洲同学理直气壮的陈词面前，那个苏联教师窘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田：有一个日本同学的经济地理教科书，发现装订有错，无法使用，就拿着这本书找教师商量。苏联教师就把教科书的校样借给他，要他自己根据校样整理。这个校样是根据教师写的原稿初步印刷后并送呈上级机关审阅的。我们在那校样上看到许多红笔勾划的增删地方，只见上头满满是上级用红笔写的“在苏联援助下”的字样。本来在那教师的原稿上就已经写了不少“苏联的伟大援助”字样了，上级还嫌不够，又加了许多。真叫人为之气愤不已。

古巴事件时的“援助”

新谷：我去留学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当时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在这次事件中，苏联对美国如何卑躬屈膝、百般让步的态度是世人皆知的。但是事件过后，苏联又无耻地吹嘘它的热核武器的威力，竟说古巴这个国家能够维持生存，古巴人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完全是靠苏联热核武器。如果苏联没有原子弹、氢弹，古巴早就被美国消灭了。古巴学生听到这种说法，当然十分气愤。古巴革命政权能够存在，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首先是由于古巴人民所表现的反对侵略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外国的援助无论多大，也只能通过古巴人民的内因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苏联却认为并非如此，在许多演说中硬说全靠苏联的热核武器，阻止了美帝的侵略，古巴人民全靠苏联才能生存到今天，因此古巴人民应该感谢苏联的援助。

已有固定内容的苏联式“支援各国人民集会”

足立：在苏联，如果是由当局出面举办什么支援外国斗争集会的话，其内容一定是宣传苏联的援助，要对方国家感谢苏联，苏联的新闻影片在纪录这类集会时，也是从头到尾吹嘘这一套。

原田：在这类集会上，外国学生的大会讲稿，搞得最凶的时候甚至由苏联方面包办，事前即已写好，临时叫他上台照读，以表达对苏联的感激。苏联这么干，已经是满不在乎了。

佐久间：我们外国学生进入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先要在预科学一年俄文。苏联学生在第一年则选读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为了提高会话能力，这些苏联学生都和外国学生一起住宿。苏联同学在快要毕业或毕业后，就被派到各个国家去。苏联就把这叫作技术援助或者什么别的援助，并大肆进行宣传。可是，在莫斯科的外国学生，深知这些苏联学生的底细，对苏联政府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一些外国同学都在背后窃窃私语：“我那同房间的苏联人居然到我的国家去当什么高级专家了。那家伙的水平实在有限，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笑声)

为了满足私欲，苏联学生希望被派到国外去

佐久间：仅仅是这样也还罢了，这些家伙被派到国外，就可以拿到比国内高得多的高薪，而且是外钞，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外汇在西欧买许多在苏联买不起的东西，带回国去显威风，摆阔气。他们还从外国买小汽车回去。在苏联，小汽车不但因为贵而买不起，而且要登记排队，不等一年是买不到手的。总之很难买到．但如果是用外汇，马上就可以买到。

有一次，一个学生到外国充当“高级专家”后回国，带了一辆汽车回来，有些同学就问他：“你这辆车是哪国给你的援助？”(笑声)在同学之间，俄语СОВЕТЯПМОЭЪ即“苏联援助”已成为别有含意的双关语。例如一个同学说：“喂！你来，我给你一点好东西。”另一个就会说：“什么好东西，还不是СОВЕТЯПМОЭЪ(‘苏联援助’)啊！”这就是说，“苏联援助”只给人家一点小恩小惠，却宣传得天花乱坠，又要人家非感谢自己不可。“苏联援助”现在已成为学生之间日常谈笑中的惯用语了。(笑声)

苏联和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不同

佐久间：我同班的一个非洲同学，原是一个地道的亲苏派。有一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便回非洲，到了好几个非洲国家，再回到莫斯科后，态度大有改变。有次休息时间，他悄悄对我说：“我这些话在这里不能大声讲。我这次回非洲后一看，令我吃惊的是，非洲国家这两年对苏联的印象，越来越坏。相反，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了。我想过，原因是什么？原来中国对我们的援助，和苏联可说是完全不同的。”

我问他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些苏联技术人员嫌非洲人的房子不堪居住，要求住新公寓。他们还要电冰箱，每个人要一辆专用小轿车。可是，中国人员完全两样，他们坚持和当地人过一样水平的生活，拿同样的工资，不要一丝一毫的特殊待遇，而他们的工作量，起码超过当地人一倍。最初我还不十分相信，以为中国的援助也是为了宣传，后来才发现我的看法不对。例如在马里，苏联最先给马里的援助，是建筑一座足球场。中国呢，他们的专家到马里去，首先帮助马里人学会种植水稻等农业技术，而这是马里发展经济最迫切需要的。中国专家在坦桑尼亚、赞比亚协助修建铁道。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这是真正需要的外援。

他们－－非洲国家的人民，都亲眼看到；一个是给了一些援助之后，逼着人家说感谢；而另一个却说，不要谢，不要谢，那是我们应该作的。非洲人看清楚了这两种不同的援助，因此对苏联政府的印象越来越坏了。结果，苏联的影响就一落千丈了。

这些都是那个亲苏派非洲同学说的事实。

足立：现在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态度，归纳起来就是：对拿起武器起来革命的世界人民，不顾一切地进行压制，另一方面却又给一些不象样的援助，目的则在于宣传。它以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的方式进行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那个国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而是助长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展，而且，又借援助对方，以大国主义的态度一定让人家感谢自己，并要挟对方听自己指挥。

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还以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总有一天会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或者认为它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而对它抱有幻想，这样去看问题，就会吃大亏。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已和美帝携手，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时，决不能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和他们搞到一起。我们通过切身的感受，已清清楚楚地懂得了这个道理。

在国外过着贵族生活的苏联技术人员们

新谷：苏联和中国对非洲国家两种援助的根本不同点，不必从理论上来谈，非洲人从现实中已经充分体会到了。非洲同学们对此非常了解。苏联的技术专家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实质上和当年白人老爷是一路货。在要求得到的待遇和其他方面，和白人老爷一个样。举例说，他们一到非洲国家，就要求特殊待遇，许多专家在工程合同满期后也不愿回国，千方百计继续留在国外过其贵族式的生活。他们在国外有高级住宅住，有汽车代步，挥金如上，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一九六○年，苏联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得到了痛苦的教训。中国就以苏联的做法为反面教员；对新兴国家的援助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如帮助当地人民种植水稻。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竖一个毛泽东的或中国的招牌，而是为了教会种植水稻的方法。中国技术人员和当地人同工同酬。他们有的一到非洲就病倒，因为是在当地气候及其他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工作。援助额的多少是另一问题，单是中国这种真诚援助的精神，就使当地人民深受感动。像马里等国的非洲学生，他们的祖国同时接受中国和苏联的援助。这些学生对两种援助的差别非常清楚，并常常详细地说给我们听。

原田：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一个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对于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人民，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在最前线作战的战士，因此要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人民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世界上一切争取解放的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是自己的斗争，必须坚决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以苏联为首的一些修正主义国家，把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看作是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才认为“越南人民的胜利，全靠苏联的援助”，硬要越南人民感谢自己。当人民的解放斗争激烈起来，以致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发生磨擦，影响到苏美和平共处体系时，苏联政府就向解放运动施加压力。它给越南的一点点‘援助’，不过是以此为诱饵，要把越南拉入向美帝投降的路线上去，使它放弃对美帝的武装抗战。这就是用一点点小恩小惠去从根本上破坏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援助是单方面地给予恩赐。这种看法实在荒谬。解放斗争胜利，解放区扩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扩大，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是无与伦比的巨大援助。这样的观点，苏联是根本没有的。

中苏两国对革命学生态度的不同

新谷：现在谈谈苏联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事独立解放斗争的革命人民，究竟抱着什么态度。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九三○事件后，许多留苏的印尼学生顿时变成有国难回的流亡者。不仅仅共产党员是如此，就最那些进步的，参加“纳边贡”(注五)的民族主义的学生也是如此。还有秘鲁等一些国家的学生，不顾一切危险，千方百计跑到苏联，他们也当尽了有国难回之苦，因为在那些国家中，不管你是修正主义的，还走马列主义的；一被戴上共产党的帽子，就是非法分子。如果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去苏联留学过的情况暴露，就非被抓进监狱不可。

这就是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有大量外国学生的缘故。

但是，苏联当局对冒险前来就读的许多外国革命学生，常常以政治上的理由，勒令他们四十八小时内离境。所谓政治上的理由，就是指这些外国学生在他们本国的共产党分裂时采取了同情左派的立场，而与右派的领导发生了冲突，或者他们到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或者手里有过中国的一些书籍。

苏联对那些有国难回的外国革命学生，也以种种理由强迫他们离境，等于置那些学生于死地。而且它们采取这些措施时，冷酷无情，丝毫不讲道理。一个人被迫害到这种地步，立刻明白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啊！

一对秘鲁兄弟，就是这样被苏联下令一起离境的。那个弟弟也在我们大学里读书，他受到离境处分，仅仅由于他是被叫离境的人的弟弟。这类事情，我们是知道得很多的。中国方面，对这些革命的学生，全都进行营救，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我们在苏联学习期间，不必从理论上去探讨，只是通过实际体会，就能判断出谁是敌人，谁见朋友了。比如，那对秘鲁兄弟后来得到了中国的援救。通过这种无数的事实，我们看清楚谁真正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谁是世界革命运动的真正叛徒，事情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九.三○事件后印尼留学生的分裂

佐久间：我来谈谈印尼发生政变后，在苏联留学的印尼学生陷于怎样困难的境地。这件事使我们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教训。

九.三○事件后，一些大学的印尼学生当然不能回国了，已学业的学生就继续留在莫斯科，有的到工厂劳动，有的以研究生或旁听生的名义，大部分仍住在学校。

过去和我们一起斗争过的印尼学生、共产党支部的负责人，这时大部分出卖了灵魂，倒向了苏联。他们一开口讲话，简直像宫本显治讲的一样，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对于苏联修正主义，一变以前的态度，紧闭嘴巴，不再提出批评了，而说一些看起来像是“独立自主”路线的话。既然发生了这种现象，印尼学生中间因此引起了大争论，不仅党员学生截然分成两派，就是印尼民族党左翼的学生，也发生了分裂。

占压倒多数的印尼学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支持印尼国内已经开始的武装斗争，并表示无论怎样也要参加这个斗争。他们认为在党的修正主义领导和苏联当局勾结起来进行控制的地方，是不可能进行援助祖国人民的斗争的，因此就和修正主义领导断绝关系，陆续到中国去了。当然，他们名义上说的是到越南去。剩下来的一部分印尼人，用我们的习惯语说，就变成了“莫斯科维奇”，意思是“莫斯科仔”。他们已经抛弃了祖国，成为彻头彻尾的“莫斯科仔”，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都出卖给了苏联。“莫斯科仔”就是对这些人的这种无耻行径表示最大的蔑视的称呼。这些人对日本的宫本路线，拍手称好，深有同感。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性。他们的领导人住在豪华的公寓之中，每月拿着高薪，大摆其臭架子。

但是，由于苏联公然和现在的印尼法西斯政权打得火热，就连这些留下不走的被叫做“莫斯科仔”的人也起了分化。因为他们的亲属和伙伴都已遭到印尼法西斯政权的一概捕杀。他们说这是法西斯，苏联方面却说不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军事独裁的情况下才有。印尼还没有垄断资本，所以不是法西斯。这种答复使留在苏联的印尼人十分气恼。真正死心塌地出卖灵魂的家伙越来越少，干不成事。他们在印尼学生中饱受批判，越来越孤立。在这种条件下，留下来的人数不多的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印尼学生中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加强工作，组织了学习会。

这样，在莫斯科留下来的那些印尼学生，又分成了两派，现在大多数学生在激烈的反修斗争中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来。其中有些人而且敢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进行活动。当然，这些人一定会被迫离境，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最后的最后，只剩下那些极少数的人，和苏联人结婚，住在苏联给的公寓里，死心塌地背叛祖国。所以，几乎所有的印尼学生都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以及一些印尼共修正主义领导坚决断绝关系，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有一部分人，即使一时也可能受现代修正主义的蒙蔽，但是归根到底，大多数人民是支持革命的。这件事，对我们也是个极其重大的教训。印尼共产党中真正的革命派、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进行的种种活动，对于促使我们在莫斯科起来造反，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苏联人民怎样看中国－－彻底的反华宣传

新谷：我们在这里不妨谈谈苏联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苏联国内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普遍的气氛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回国后很多人都提出的问题。

佐久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我到莫斯科才两三天，就到全市最有名的高尔基公园去散步。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一看到我，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道：“你是中国人吗？”在我留学苏联的五年期间，碰到这类事情不知有几十次了。起初，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日本人。”他一听就说：“哦，日本人吗？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后来我都被问烦了，就回答说；“是的。是中国人又怎么样？”这一来，就大吵起来，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无线电、电视、报纸，杂志等一切宣传工具，整天都在进行反华宣传。

它们宣传些什么呢？说中国是在苏联援助之下才取得革命胜利的。革命成功后也是在苏联援助之下才有今天。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感谢苏联，反而仇视苏联，忘恩负义，如此等等。这类宣传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通过各种大规模的宣传机器，向苏联人灌输。不少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在感情上就认为：中国人是忘恩负义之辈。日本人和中国人相像，我们在这方面受到过不少气。

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到了深夜，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只有等出租汽车，眼看它要停下来，可是呼地一下又开跑了。最初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出租汽车拒绝搭客是常有的。有一次，一辆出租汽车正要停下来，我赶快跑过去，它停下来让我上了车。车开动后，司机便问：“你是哪一国人啊？”我说：“日本人。”于是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这就放心了。其实我以为你是中国人，本来打算不停车了。不过我这是顺路，怎么都行，要坐就坐上来吧，这才让你上车。噢，你是日本人，那就放心了。”可见他们的宣传周密到了什么程度。

原田：在莫斯科，北京的俄语广播现在已经完全无法收听。它是受到严重的电波干扰的唯一一家对苏联的广播。来自美国的广播倒可以自由收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电视广播大放红卫兵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前面进行示威的镜头。其伎俩一如砂间、绀野回国后所作的那种宣传。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造谣说大使馆人员生命如何受到威胁，怎样历经艰险逃出，飞机场上如何可怕，令人恐怖。这种手法，和宫本修正主义是一路货色。苏联人只能看到这类消息报道，心里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怎么样，以为是比纳粹还可怕。

连“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懂

佐久间：苏联一般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从早到晚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就是那种满怀恶意的反华宣传，简直搞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拿中苏论战来说吧，也是根本不知道中国的说法的。苏联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共青团员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到了莫斯科，用刚刚学会的俄语同他们争论，都发现他们知道得很少。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句话直译成俄文，就成了“纸的老虎”。他们竟认为“纸的老虎”又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还对“东风压倒西风’这句话毫不理解。照他们解释，“东风”就是中国，“西风”就是中国西面的苏联。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中国是站在企图征服苏联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我们听了简直感到啼笑皆非，不成体统。于是，我们把地图拿出来，嘲笑他们说，中国的东面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日本，难道毛泽东是说日本要征服中国和苏联吗？再争论也争不了，而且真没有意思了。(笑声)

日本留学生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吃了苦头

足立：苏联大规模地发动反华运动，是在一九六二年底，即加勒比海危机结束之后。记得当时教我们俄文的教师，突然在我们面前破口大骂中国。这个教师曾经去过中国，能说中国话。他说：“中国接待乱态度不好。”教经济地理的教师也干了十分下流的反华勾当。从此我们就知道反华运动已在整个苏联开始。

新谷：冬天是滑雪季节，大家都去滑雪。俄国人一般都精于此道，再加上他们的个子大，我们在滑雪时，常常被一些苏联家伙误认为中国人而施以暗害，他们以全速冲前，用全身向我们猛撞。这种猛撞如被撞中要害，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原田：不仅如此，那些家伙看到我们在滑雪，故意在滑道十字转弯路口附近，暗置铁丝、铁条，当滑雪者以全速向下坡飞驰，在这些金属障碍物上滑过而转弯时，身体就会因失去重心而倾斜，猛烈躀倒在地。我们已多次碰到这类事情。有的日本人因此而得了神经官能症。

新谷：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滑雪衣前后缀上一个挺大的太阳旗标志，让那些家伙知道是日本人(笑声)。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自己免遭危险。

足立：正如一般日本人初见西洋人时，分不清他们的国籍一样，在苏联人眼中，对亚洲人也是分不清的。他们以为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为此，日本学生在苏联，遭受到多次侮辱和肉体上的损害。

新谷：今天在苏联搞的排斥中国人运动，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更早期的民族主义，也可说是采取了种族歧视的方式，搞得非常激烈。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时，说“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一般都可以免遭危害，但这句话实在是句没出息的话。难道世界上有不说“我不是什么人而是什么人”就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主义吗？难道有这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吗？这又跟纳粹德国排斥犹太人有什么两样呢？

这种现象如果只是一部分思想极落后的人搞起来的，那还情有可原，但在苏联，这是动员全部国家机构，投入全部国家力量来搞的。

当中苏论战刚开始的时候

新谷：在中苏论战刚开始时，早晨七时半起床一看，《真理报》刊载出类似《赤旗报》上刊登的那种又臭又长的文章。早上的无线电节目也在广播同一篇长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我们不等听完就去上学。一直到吃午饭时，再打开收音机，仍然在继续广播那篇文章。

中苏公开论战中的一个高潮，是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期间，苏联方面突然发表“公开信”(注六)。对这封“公开信”，中国后来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提出反驳。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地区，不管人们懂与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封“公开信”。同时，所有国家机构都被动员起来，让识字的苏联人都读，掀起了一个彻底的反华宣传运动，因此，苏联国内的反华情绪是很厉害的。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散播中国可能进攻苏联的谣言，造成恐怖气氛。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苏联国内就传说中国已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当时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核试验。中国进行核试验的传闻居然形成一种恐怖气氛。

足立：回顾中国首次核试验在苏联的反响，确实有趣。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和肯尼迪被暗杀之后一样，莫斯科的一般气氛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学生们，却热烈地欢迎中国的核试验，认为当然应该这么做。

这次核试验以前，我忘了是什么时候，莫斯科就流传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告诉同房住的一个苏联人说：“中国进行核试验了。”当时那个苏联同学已经睡了，闻讯立即跳下床来，忧心仲仲地说：“这是非常坏的事情。”这种表情和肯尼迪被刺消息传来后苏联人的反应完全一样。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问题本质是一样的：“好战的”中国拥有原子弹，对和平是个危险。“和平女神”肯尼迪一死，世界和平也就要受到威胁。

原田：为什么他们这样害怕呢？据他们说，中国有了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我又问他们，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怎么办？他们说：“到那时我就去自杀。”甚至共青团的男女团员也一本正经地说出这种话来。而且一整天吓得脸都青了。

对暗杀肯尼迪事件的反应

佐久间：肯尼迪被刺事件，在苏联也引起一场大震动。我们进入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后，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间，肯尼迪被刺的消息传来了。当时，大学宿舍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学生，都为此而高兴。那时是在半夜，那个美帝头目被杀的消息传来，外国学生们真的是欢声四起。

可是我们在欢呼的人中没有看到苏联人。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便跑去问苏联人，只见它们每五、六个人聚集在一间房间里，人人表情哀痛，沉默不语。我们问他们怎么啦，他们说：“这样英明的美国总统竟然被人暗杀了！肯尼迪保卫了世界和平。现在和平女神被杀害，什么时候打世界大战就难以预料了。”他们说这些话的表情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些人还低着头，陷入深沉的哀思中。这和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学生高兴得互相拥抱，跳舞，适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当时我们到莫斯科不过两三个月，看到这时的光景，不禁为之愕然。这件事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令人震惊的怪事。

宫本显治也是一丘之貉

足立：在中苏两党之间的问题上，苏共方面一次也没有发表过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但是中国发表了苏共的东西。连赫鲁晓夫言论集那么庞大的东西都出版了。中国方面有信心这样做。在中苏之间，情况就是这样。当日苏两党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宫本显治因为苏联不发表日本方面的文件，曾经叮住苏联不放。但是它自己怎么样呢？到它和中国的关系一变坏，宫本显治就采取了和过去赫鲁晓夫同样的态度。不准听中国的北京广播，不准读三家杂志(北京出版的日文杂志：周刊政治理论杂志《北京周报》、月刊综合杂志《人民中国》、月刊《中国画报》。

这事说起来真像个笑话。宫本显治却是连那种事也干了。宫本显治干了和过去赫鲁晓夫所干的完全一样的事，而许多下边的党员盲目地跟着走。在苏联，在日本都是这个样。这实在是叫人可怕的事。

原田：有一次，我和一个匈牙利同学一起出外散步，拍摄莫斯科的秋景。我们拍过照片后，到了红场，就在那里站着聊天。在我们前面两三米的地方，有一个苏联军官在那里。他的体格高大，官阶很高。他显得有点慌慌张张，一会儿，他向我的匈牙利同学招招手，示意要他过去。对这个苏联军官，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为什么要那位匈牙利同学过去呢？那位匈牙利同学去了，他们在距离我两三米的地方低声讲话，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那位匈牙利同学回来对我说。“那个苏联军官想请我们替他拍个照。”

我那位匈牙利友人对那个苏联军官说：“我不会拍照，你还是找他(指我)拍吧。”那个苏联军官说：“那个人是中国人吧？我可不敢找他．”那位匈牙利同学说，他不是中国人，你放心吧。这个军官才让我替他拍了照。我不禁好奇地问那苏联军官。“你看到我很像中国人，好象很怕的样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你是军官，我不过是个学生，有什么可怕？”他说：“不，中国人确实是可怕的。我对中国人了解得很清楚。我在战争期间曾经在中国呆过几年。中国人非常可怕。”他讲了自己的体验、对中国的印象。我再问他到底怕什么，他说亚洲人做事情，要末不做，一做起来就要干到底。(笑声)他还说，我感到同那么顽强的人打交道，到头来可能会倒霉，所以害怕。这个苏联军官说话倒是很爽直的。

我们外出时，无论在电车上或公共汽车上，还是什么地方，也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对我们从头顶一直看到脚尖，而且是恶狠狠地死盯着。他们一面看，一面还不断地问：“你是中国人吗？”我们说：“不是。”但他们还要追问。这一来，我们也恼火了，大声反问他们，“如果我说我是中国人，你们究竟想把我怎样？”这时他们不作声了，但过了一会又说：“对不起，请问你究竟是哪国人？”我们说：“日本人。”他们立刻低头弯腰表示道歉说：“刚才有失礼貌，请你不要见怪。”(笑声)然后他们就和我们攀谈起来，说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如何好，接着又说些其他的奉承话。这也是说明一般的苏联人对中国人怎么看法的一个例子。

也有了解中国的人

足立：但是也有这样的事情。一些多少和中国人有过实际交往、了解中国人的苏联入，他们说中国人真是勤劳、朴实、工作奸、正派。这类苏联人，我也确实遇见过不少。他们谈起中眺总是称赞中国人对人热情、有礼，决不像我们那位教师所诬蔑的中国人对人没有礼貌。即使在莫斯科大学的教师中，有些教过中国留学生的人也说，中国留学生举止端正，为人正派，学习认真。

新谷：我记得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有不少往来文件和信件发表，其中，中国给苏共的信件，《真理报》只刊登过一封，其他的中国文件全部没有发表，不让苏联人民看到中国方面的见解。苏联人持有这种文件，一被发现，就会被警察叫去，追问是哪里弄来的，这就祸事临头了。

日本学生因为是外国学生，这一方面遇到的情况好一些。而且，我们有的是译成日文的文件，一般苏联人不知道这是“危险文件”，所以很少被没收。我们通过种种努力，搜集中国方面的文章，当然还有苏联方面的文章以及其他国家的文章，主要的文章基本上都全部读过。我们再按照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进行判断，这样就能够理解事情的本质。

感情用事地敌视中国

新谷：从中苏论战的时代开始，苏联人虽然说“中国坏”，但是中国做的究竟哪里不对？哪篇文章哪个地方不正确？一问到这些具体问题，他们就不知道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读过中国方面的文章。实际上也读不到。由于处在那种全国规模的反华大政治运动中，所以完全是在感情上憎恨中国。他们的感情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更以前的感情，就是种族歧视的感情。苏联当局就煽动这种感情，一面欺骗苏联人民，一面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今天，苏联最害怕的，第一就是中国，第二是西德。至于美帝国主义，是完全当作他们自己人的。(笑声)

苏联当局在国内使用那种最卑劣的手段，彻底地煽动反华情绪。前面说的“红场”上的那个苏联军官，见到旁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青年，就感到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正是苏联当局全面排华反华造成的大众心理的具体表现。这里当然谈不上是社会主义，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影子也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争论去探讨马列主义的真理呢？！

宫本显治曾经向苏联方面建议，不问实际行动，而专门进行旨在探讨真理的争论。可是苏联方面打开始的时候起就完全不采取这种态度。苏联方面从中苏公开论战开始的时候起，就一贯地采取了和宫本显治目前所采取的完全相同的伎俩，也就是使用行政力量，根本不让人民群众看到中国方面发表的文章，也不让听到。它一贯采取这种手段来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问题。

    (注一)指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赤旗报》不署名文章《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一九六六年二月到三月，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带着这篇文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从那以后，就明确地堕落到反华亲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路线上去了。

    (注二)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英法联军对于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联合向苏伊士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

    (注三)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一架运送开往南越的侵略军的美团飞机侵犯苏联领土择捉岛的领空，被苏联方面强迫着陆，七月三日即由苏联方面宣布无罪释放。

    (注四)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而没有开成的、旨在筹备分裂的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协商会议”(原先预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勃列日涅夫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了。

    (注五)指由民族主义政党、宗教政党和共产党构成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统一战线，从一九五九年存在到一九六五年发生九.三○事件时为止。

    (注六)指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真理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是一篇在中苏两党会谈正在莫斯科举行期间突然发表的攻击中国的文章。对此，中国方面发表了九篇反驳文章。

四、赫鲁晓夫下台及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委

新谷：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了。当时在莫斯科的人对这个消息是如何反应的呢？各国学生和日本人怎样看待这一消息呢？苏联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当时都在莫斯科，直接目睹了这些情况，不妨谈谈那时的体验。

足立：所谓“中苏公开论战”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前后开始的，到了一九六三年，日本共产党召开了五中全会(注一)，制定了决不介入国际论战的方针。不过，从那以后，通过七中全会(注二)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注三)，日共不断地改变其方针。那时，日苏两党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莫斯科的日共党员和普通的日本留学生的命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总而言之，连续发生了按照迄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常识所无法设想的事件，中苏两党间的关系恶化了，而且日苏两党间的关系也达到最坏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七月，日苏两国共产党围绕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公开争论。我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对苏联已经沦为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点，也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并且同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那时，当我们谈论起苏联今后将变成什么样子这一问题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赫鲁晓夫十年以后就会死掉，这样，总是有办法的。”所以，当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们认为，这显然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而促成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但苏联人却不那样认为。《真理报》“宣布”说，这是“由于健康上的原因”，“由于年迈”，苏联人就只是依样画葫芦，鹦鹉学舌。他们除了《真理报》公布的以外，没有任何消息，因此当你问及“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回答说，就像《真理报》所报道的那样。

作为苏共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在某一天突然用那种任何人都知道是骗人的理由被免职下台。这自然给人以非常阴森可怖的印象。因此，一般苏联人首先对政治都抱有恐惧感，这又导致逃避政治与不关心政治。一旦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布什么，都完全是机械地加以接受。即使和现实完全不符，他们也决不提出疑问。但这决不表明他们真正相信党中央的话。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不信任。他们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头脑去深入地思考上面谈及的事情。而且即使考虑，也是徒劳无益的。与政治问题搭上关系，会带来很大的切身危险。

情况就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大本营发表的公报一样，任何苏联人都不真正相信官方公报。虽然公报里有些内情，但那是一般人斯无法了解的。造就造成人民大众对政治不关心。但是，小道消息与谣传很流行，带有讽刺性的政治笑话广泛传播。这是人民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微小的反抗。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中苏两党和日苏两党的关系

新谷：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赫鲁晓夫下台前后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在中苏公开论战开始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共产党召开了所谓的五中全会，采取了决不参加公开论战、尽量不公开这场中苏论战的立场，也就是按照严守中立的方针行事。因此，日苏两党的关系还不坏，苏联方面在初期阶段也几乎没有迫害日本人。不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以后，自然必须对此明确表态，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而且，在日本，正当国会处于审议高潮的时候，志贺轰动一时地进行了背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问题激化了。

由于这种原因，日苏两党的关系开始逐步恶化了。

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关系就更趋恶化。中国的留学生们，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受到了种种迫害。中国学生老早就遭到了种种方式的迫害，譬如什么强制离境啦，开除出大学啦，等等。在中国学生的遭遇发生半年到一年之后，这种灾难也降临到日本留学生的头上。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日本学生虽然没有人被驱逐出境，但在其他单位，譬如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日语组工作的日本人，由于所谓的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反抗苏联的理由，被革职并且被立即驱逐出境。因此，也发生了在几小时内携带家眷被递解出境的事件。

我们日本学生当中，也曾经相当迅速地举办了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本质的学习会，当时还要求苏联方面说明其观点，因此邀请大学的先生等展开了辩论。这样，几乎所有的日本学生都理解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因此，我们曾经料想，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为试金石，日本学生迟早将会被开除。即使不会由此而被赶走，日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或者更广大的同学，或许因为即将连续发生的其他问题而不久都会被迫退学并被赶回国去。我们估计，特别是共产党员，基本上肯定将会被赶走。

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大体上是一九六四年年底或者一九六五年年初。因为，一九六四年年底，赫鲁晓夫企图召开旨在开除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个会议倘若召开，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将截然分成现代修正主义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两股势力。我们认为，那时，日共采取了反修立场，所以，赫鲁晓夫当然会对日共进行粗暴的干涉。

报道赫鲁晓夫下台的前后

新谷：一部分政治上相当弱的非党学生说，因为是日本人而全部被赶走，那是令人吃不消的，所以日本学生的内部矛盾扩大了。不愿被排走的人说什么“不要过多地搞政治活动”，“要停止过火行动，以免影响到我们。由于这个缘故，日本学生内部也出现了加剧矛盾的因素。但实则这种矛盾并没有怎么激化。之所以会如此，一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二是由于无论哪一个日本留学生都对苏联方面采取的那种蛮不讲理、硬要大家一边倒的做法抱有强烈的反感。

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发生到赫鲁晓夫下台这段时间内，苏联方面的态度可谓嚣张一时。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反修力量，从赫鲁晓夫到我们学校的苏联学生，都一律予以打击，他们自信得令人惊异。因此，这时，情况周复一周地恶化起来。我们也已经意识到在短期内必然会被开除。

十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时，南美圭亚那学生从BBC的广播中，听到赫鲁晓夫被撤职和继任人是勃列日涅夫的新闻。听到这个消息的日本学生跑到我这里说：“你听到了吗？赫鲁晓夫被免职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第二天一早，我们找《真理报》看，发现什么政治消息也没有，只是纪念某作家诞生若干周年的新闻。

这天的《真理报》，已经显得很奇怪了，因为赫鲁晓夫在职的时候，《真理报》每天都必定刊出赫鲁晓夫的照片，譬如赫鲁晓夫前一天在哪个工厂视察，到哪个集体农庄访问等等。这类反映赫鲁晓夫活动的新闻照片，几乎毫无例外地天天都有。电视也几乎每天都是清一色的赫鲁晓夫的活动。甚至还用一个晚上把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战线工作的旧新闻纪录片以及颂扬他的业绩的纪录片加以剪辑放映。而且还了解到，十五日这天晚刊的《消息报》(苏联政府机关报)，竟没有出版。

失魂落魄的苏联学生

新谷：那天的情形确实奇怪。到夜晚十二点钟以后，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大学的宿舍，只听见从宿舍里传出一片欢呼声，真是热闹极了。以前，苏联学生认为我们是中国派，是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是反对苏联的坏人，因此对我们非常敌视。和我同房住的苏联学生，一向对我态度冷淡。但是，赫鲁晓夫下台后，这些苏联人的表情无不茫然不知所措。一提起政治问题，他们更是显得格外厌烦，简直像丢了魂一样。

我曾想对那些苏联学生说，“你们以前的说法结果怎样了”，以故意给他们一个难堪。但是他们没有责任，而且很可怜，于是就没有开口。第二天早上一到饭堂，许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抱有反感的学生在食堂里相遇时，都喜形于色，并互相握手祝贺他的垮台。

苏联学生自不消说，就是在支持苏联观点的外国学生也就是印度和阿拉伯学生中，他们的表情大多也很尴尬。这天不少日本和南美学生上街时都要到书店去，大家想到赫鲁晓夫的书籍可能被禁止出售，所以想趁早买赫鲁晓夫选集。但是我们走进书店寻找，无论哪一家都没摆赫鲁晓夫的书。不仅如此，昨天还大量悬挂的赫鲁晓夫的画像转瞬间也从莫斯科各个角落一齐被拿掉了。

因此，当上面由争权夺利或者其他原因而发生更迭时，苏联人民群众都是易如反掌地支持已经获胜的继任者。而决没有开展什么留任运动，以便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表示惋惜。这是因为他们既都不相信政治，也不信任那样的整个领导。苏联领导恣意搞内讧，倘若由于什么原因而被推翻，苏联人民就当即支持下一任领导。他们看透了上面的内幕，甚至感到神清气爽。

赫鲁晓夫被免职后一个时期，苏联国内相当混乱。对于新政权将采取什么路线，大家都感到兴趣。到了赫鲁晓夫下台已经二十天，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对苏联方面说：“改变路线，从赫鲁晓夫那一套作法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是时候了。”那时，米高杨却回答说：“照样贯彻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方针。这条路线决不改变。”周恩来由于苏方太不象话而回国了。

佐久间：正是那年的十月革命节，我们到“红场”去，看到了周思来在列宁墓上向人们招手。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同赫鲁晓夫毫无二致

新谷：我们在莫斯科的党员学生以及同党有关的学生那时都清楚地感觉到，这次发生的赫鲁晓夫的下台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而不过是一场个人之间的纯宗派斗争或争权夺利而已，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不会有任何改变。旅居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对这一点的看法，都是完全一致的。

原定这一年十二月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流产了，决定延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举行。这个由赫鲁晓夫企图召开的会议，只不过延期举行。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之间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不过，在评价赫鲁晓夫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间有多大不同这个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

就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言，无论在莫斯科的党员和日本的宫本中央领导，大体上都是一致的，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这次出笼后，在评价上就产生了分歧。我们在莫斯科的党员认为，在本质上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是变坏了。这种变坏的情况不是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不过一周事态就大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是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变坏的。总之，令人感觉到，新政权不是粗暴地乱搞，而是通过各种小动作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由于这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登场后，我们的评价同宫本显治之流的评价发生了颇大的分歧。宫本显治连连吹捧说苏联已经变了。但这些人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对于苏联方面来说，这种捧场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日共党员认为，宫本对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的评价，完全不符合苏联的现状，是大错特错的。

由赫鲁晓夫下台引起的校内动荡

足立：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学校的苏共党委会内部，似乎举行了几次真相报告会。此后，我们的政治经济系主任，详细地给我们讲了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本来是赫鲁晓夫建议开办的，他下台后，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都担心我们的大学是否也会关闭。我们那个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报告说：“赫鲁晓夫被免职，并不是年老和健康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败。像《真理报》写的那样，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事实上那是在撒谎。”他接着又说：“赫鲁晓夫虽被免职，我们的大学也不会垮。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预算已经决定了。大学校舍现在还要扩建。大学今后也不会撤销，大家可以安心读书。”这个系主任是大学党委会的最高干部，他说的话是可信的。

谁也无法相信赫鲁晓夫是因为年老和生病而下台的。在赫鲁晓夫下台的同时，《消息报》总编辑阿朱别伊(赫鲁晓夫的女婿)，《真理报》、广播和电视局长等宣传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以及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一些人，都一股脑儿被撤职。而且，撤掉这些人的理由是“工作上的失败”。

总之，赫鲁晓夫下台引起的骚动就是这些。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我们上课时，碰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过去上课，教师老爱拿着一份《真理报》，一面引用赫鲁晓夫这样说，赫鲁晓夫那样说，一面教课。这一天，这位教师也拿着一份报纸，却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批判，说赫鲁晓夫这一点犯了错误，那一点也犯了错误。(笑声)

原田：例如救我们经济学史的教师，这天就没来上课。我们想，他或许是由于不能一下子就说出他过去讲的课都是错误的，出于这种良心上的自责而没有到学校来。我们评论说，这还是一位有良心的人。第二天，这位教授到学校来了。他对围着他的学生们说：“说老实话，昨天早上起身，得知赫鲁晓夫被免职，我就没有到学校来，而到科学院去了。请求发还我写的学术论文，然后化了一整天时间把论文中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全部删掉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他是一个头脑转得多么快，又是多么地不落后于潮流而值得自豪的人啊！这样从他身上，你就是怎么样也找不出一点点作学问的良心来。

完全投降了的宫本集团

佐久间：让我们少许回顾一下赫鲁晓夫下台前后的情况。我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底到莫斯科的。入学的十一月，发生了肯尼迪遇刺事件。翌年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日本，志贺和铃木等叛徒被党开除。到了这一年的夏天，苏联对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进行了分裂活动。而且，这一年的暑假，苏联方面突然在《党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迄今没有公开的给日共中央的信件，揭开了日苏公开论战的盖子（注四）。还源源不断地出版了描写“无赖汉绔田”的文章。

原田：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月中旬，也就是从日苏公开论战开始到赫鲁晓夫下台，是日本学生心理上最紧张的时期。但是实际上，在莫斯科的日共党员，由于按照日共中央的路线从事活动而被苏联免职并强制送还日本的，还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事。宫本显治对这些事完全了解，但是却开始宣传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已经有了变化，已经稍许爱好了。看到这种情形，苏方有什么感觉呢？这正是意味着宫本显治已经向苏联签署了‘投降书’”。

一九六四年的“五一节事件”

佐久间：一九六四年确实是多事之年。恰好在志贺和铃木被开除前夕的“五一”，我们学校发生了“五一事件”。当时大学当局硬要全校学生接受“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整个学校的共同口号。我们不能在这个口号下参加游行。因此不应该把这条口号作为全校的共同口号，愿意接受这条口号的人可以作为自己那个队伍的口号打出来。这样，就同学校方面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结果，“五一”的前一天，校长紧急召见全体日本学生，他威胁说：“支持部分禁止核试条约是苏联政府定出的口号，你们对此不满意的话，就不许你们参加节日游行。你们这些人都是好战主义者。”校长召见一个国家的全体学生，在这所学校来说几乎是空前的，所以是个异常事件。

而且，甚至还给我们扣上一顶“好战主义者”的帽子，以进行威胁。所谓“好战主义者”，在苏联看来，就是“盘踞美国军部中的一小部分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和中国的毛泽东集团。”我们也被置于同等地位(被校长召去训话，只此一点就说明情况很严重，并被加上最高级的罪名，如果是苏联学生，一定会被吓得发抖。

嗣后，日本学生会立刻召开临时大会，讨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参不参加节日游行，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意愿自己决定，但是作为日本学生会这个团体今年则决定不像往年那样作为一个团体参加“五一”的庆祝活动。这样一来，除了仅有的一个日本人为了拍照才匆匆忙忙地跟着游行队伍行进外，全部日本留学生都抵制了这次“五一”游行。其实，不只是日本留学生，其他外国学生也极少有人参加，因为大家都反对苏联方面强迫别人要拥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行径，凡是采取正确政治立场的学生，都拒绝参加这次节日游行。即使光是亲苏派的学生参加似乎也是蛮不错了，但因为那些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人，往往都是政治觉悟很低，很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而只关心与他个人有关系的事。这种倾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学生表现得都很突出。因此，虽然派来了很多运送参加游行人员的大汽车，但却空空荡荡地没人去坐。事后，日本学生由于所谓煽动各国学生不参加“五一”游行而受到了迫害。这次“五一事件”，是日本学生和大学当局的重大政治冲突的第一个回台。自此以后，两者的斗争就迅速地加剧了。

瞪着眼睛撒谎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原田：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特征，是以撒谎为家常便饭，赫鲁晓夫被免职，说他因年老和健康不佳。但他在一个月左右以前，跑了一趟芬兰，回国之后又前往座落于黑海之演索契城附近的别墅，事情恐怕就是发生在这个期间。任何人都一眼看穿是在撒谎，但苏联当局却居然将谎话当作官方公报发表．

佐久间：厚颜无耻，瞪着眼睛撒谎，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惯常手段。例如这次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硬说是应一部分捷克领导人的“邀请”才出兵的。而任何捷克领导人都没有提出那种要求。他们说出了那么明显的谎话。

不过，最可怕的是，譬如在这次发生的捷克问题上，苏联人民还是不知道其他消息，因此有相当多的人以为那是事实。总之，他们认为，只要共产党说的，恐怕就不会有错。

学校当局对学生施加压力

足立：赫鲁晓夫在任时，苏联学生的态度也是神气活现的。但是，赫鲁晓夫一垮台，那些不明真相的苏联学生，也完全丧失了信心。有些人经常悄悄跑到我们身边问我们：“有什么消息吗？世界局势和中国现在的情况怎样？你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借给我看看好吗？”由于他们不懂日文，不能阅读我们身边的日文读物，于是便到处找，结果悄悄地弄到了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带回去阅读。

佐久间：赫鲁晓夫下台前后，我们大学宿舍里的外国学生珍藏着各国语文版的《北京周报》。学校当局利用主任教师来监视与“照顾”学生。在学生到课堂上课后，这些教师和宿舍管理人员便擅自开锁进入各学生房间检查，看看有没有中国书籍杂志。不仅如此，学校当局还以此为借口频繁地威胁学生不许藏有这类书籍文件。学校当局在开始对外国学生进行思想调查时，外国学生完全团结一致，和校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学校才被迫取消了思想调查。

原田：这也算作是国际反修斗争的重大成果。他们在学生离开宿舍时，随意进入房间，打开书箱，拉开书橱，进行搜查。他们系统地调查学生在座谈会和其他各个场合的发言，以断定这个学生是不是“中国派”。如果被看作是反苏的，就将对你施加压力。在我们学校里，调查学生的思想动向的机关大致有三个系统。一个是“戈别乌”秘密警察系统，一个属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局系统，还有一个直属于苏联外交部的系统。这些机关相互安插秘密职员和特务，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他们特别是要连续调查大学内那些支持中国观点的人。有一次，发现一个学生替美国驻苏使馆当间谍，这是学生自己揭发出来的，大家迫使大学当局将这个学生驱逐出境了。

足立：可能我的话有一点离题。总而言之，我们在苏联强烈地感到，它缺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个观点。例如，赫鲁晓夫下台这个问题，苏联当局可以明确地向人民交代赫鲁晓夫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结果怎样。要是真正信任人民群众的话，我认为，不妨向人民公布材料，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又例如，对斯大林的批评，也是乱骂乱咬，把斯大林攻击得一无是处。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如何造成的，他们却拿不出半点的科学的分析。

还有我们大学的学生问题，例如许多学生不上课，学校当局也是采取非常机械的、粗暴的行政措施去对付。

佐久间：对付不上课学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削减奖学金了。

足立：在我们看来，为什么某些课程，学生上课率非常低，就应该在学生中间进行周密的调查，分析，然后顺利地加以改进。倘若上课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那就可以努力改善这门课程。其次，如果苏联大学硬填硬塞式的教育，每天上课六小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周就是三十六小时，又不许学生选课这样一种制度有些勉强的话，那就可以改善这种教育制度。但是，学校当局完全没有确立起这种观点，只是一味用行政手段压迫学生，或用高压来迫使学生就范。

苏联与中国在对待人民群众态度问题上的分歧

佐久间：有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政治笑话说：

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做了非常详尽的批判。有一位代表写了一张小纸条，一个传一个地这张纸条传到了赫鲁晓夫手里。小纸条上写道：“在斯大林担任领导的时期，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没有将现在说的那些情况在党内作为问题而明确地提出来呢？”赫鲁晓夫看了纸条之后勃然大怒，站起来骂道；“是谁写的这张纸条？要署上名！”不过，会场上一片沉静，谁也不敢回答。于是，赫鲁晓夫就笑眯眯地回答说：“怎么样，恐怕这是无法答复的吧！那个时候，我也像你们一样，什么也不敢说。”(笑声)显然，这是一则笑话，但内容实在深刻。

现在谈的各国党对中苏论战问题所表现的不同态度，使我们在莫斯科得到了非常大的教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的做法就是对于中国方面所说的一切，完全不让苏联人民知道。而对那些想通过收听北京广播或阅读中国出版文件来了解中国的观点的苏联人，则进行恫吓。苏联方面只让苏联人民知道苏联以及支持苏联的党的论点。

因此，在苏联国内形成舆论是非常快的。如果早晨传达了党或政府的看法，那么到了傍晚，全体苏联人民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对党或政府的看法只是生吞活剥而已。苏联当局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没有别的办法。如若赫鲁晓夫控制党中央，那几小时后全体国民就将形成与他相同的意见。那么，中国方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在重大事态发展的严重时刻，它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中国采取的做法是，首先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在《人民日报》等各种报纸上发表，让人民大众对这些论调进行详细的讨论，到一定时期以后，中共中央才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想，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党的领导的基础，一是它坚持真理必定为群众所理解的观点，二是它深信中国党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马列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并确信苏联方面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采取这种态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是关系到人类历史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极端重要的大事，但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却完全以街头上的无赖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原田：苏联当局使用国家政权的实力来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场论战，其结果只能是暂时地基本控制住苏联国内，但外国共产主义者的嘴巴是封闭不了的。在这个领域，无论怎样也不能不引起大论战。可是，在苏联国内，由于当局长期以来忽视了思想斗争，没有认真地在理论方面开展斗争，所以当今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理论水平非常低，实在是很粗糙的。苏共从论战一开始，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它无法用理论来对抗理论，因此，就要拚命利用国家政权粗暴地阻止中国观点的传播。在日苏两党关系业已开始恶化的时候，苏联方面也攻击说，日共在党的机关报与机关杂志上介绍了中共的看法。最终也是提出了那种不象样的论点。

思想斗争和修正主义

佐久间：如何发展思想斗争，就是将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思想进行对比，开展思想斗争，结果真理必将获胜，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赢得胜利。经不起斗争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放在育婴器中的官方制造的“马列主义”，是货真价实的假马列主义，是何等的腐朽。我认为，苏联的情况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中苏两党对重大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所搞的那一套，无论在想法上或者在态度上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即不许大家阅读中国的出版物，不许听中国方面的广播，谁读了就被开除出党，谁听了就受党纪处分。这是滑稽透顶的事情。苏联修正主义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所以它要依靠国家拥有的暴力机器来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并非完全无效。但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还没有取得政权，就依样画葫芦，运用苏修的一套，对党员实行高压，好象它不知不觉地已经取得了政权一样。

问题还是在于，必须让人民群众去了解真理，从根本上信任人民群众。相反，苏修、宫本集团，他们对自己的路线就缺乏信心，只能凭借权术，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因此才干出了那种勾当。

足立：从这点出发，修正主义必然成为唯武器论者，因为它们不大重视人以及人的思想。结果，在战争问题上他们就是唯武器论，在经济领域里，就是物质刺激。

佐久间：这就是经济主义！

足立：正是如此。

佐久间：现在苏联当局宣传它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却根本拋弃了进行思想斗争的观点，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人的思想如果变了质，腐化堕落，只剩下一些国家机构，无论怎样改变这些机构，也决不会带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苏联的现状看，它早已完全不像社会主义的样子了。如果指望“物质刺激”、“追求利润”这一套法则也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话，那么，今天的日本和美国，恐怕早该进入共产主义了。(笑声)

新谷：资产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它的世界观的，不让它表现是不行的。只有让它表现，表现出来以后，就要加以批判。苏联没有采取这种态度，而是使用强制的方法，也就无从批判。因此实际上就缺乏无产阶级的思想锻炼。理论必须经过对不同意见和错误见解的斗争和论战，才能锻炼出来。苏联今天没有这种思想斗争的观点，所以它的理论水平非常低，也非常脆弱。

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在莫斯科逗留的五年里，日苏两党的关系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我想，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当代变化得更剧烈了。对于旅居莫斯科的人说来，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命运的问题，所以我们具有非常深刻的切身体会。

报纸是两党关系的晴雨表

新谷：苏联本来原则上是进口各国共产党的机板报刊的，并准许在国内公开出售。但是，中苏论战一开始，《人民日报》就不准进口了。日苏两党关系一恶化，《赤旗报》也就不再进口了。

佐久间：到我们回国的时候，法共的《人道报》，意共的《团结报》、南斯拉夫的《战斗报》，都不出售了，因为发生了捷克问题，这些党都是反对苏联当局的侵略行为的。

原田：古巴的《格拉玛报》也不出售了。

佐久间：《格拉玛报》很早以前就不出售了，后来古巴在捷克问题上支持苏联以后，最近情况怎么样，则不知道了。

新谷：中苏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赤旗报》起初是按五中全会的路线完全中立，采取一概不介入公开论战的态度……。

足立：就是闭口不谈这个问题……

新谷：是这样。这时候我们大学订有《赤旗报》三十份。这是正常情况。当公开论战激烈化时，《赤旗报》转载过中国的文章，但凡是载有中国的文章的《赤旗报》，一概不许进口(笑声)。因此我们订的报纸从来不是天天收到的，总是像拔掉牙齿一样，缺口很多。

佐久间：我们一发现哪天的报纸收不到，就知道这天一定刊载了重要文章。(笑声)

原田：缺的《赤旗报》，我们想法子从别的途径弄到手，果然那一天载有非常重要的文章。到后来，缺的报纸越来越多，而且减少我们的订报份数，减到了五，六份，这就更加不能满足需要。到后来，不仅是登有中国的文章的那期报纸，连登有不合苏联意的日本的文章的那期报纸，也缺了。有时候竟全部停送。最后就完全禁止进口《赤旗报》。代替的是，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底起，开始出售志贺一伙的《日本之声》。

这种状况又继续了一定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了解苏联对日本的党采取什么态度的非常准确的晴雨表。在这个期间，除《日本之声》外，还出售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报纸《总评》和社会党的机关报《社会新报》。这三种报纸同时都出售的时间不长，不久《日本之声》停止了，《赤旗报》又恢复出售，虽然份数很少。

足立：那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的事情。

新谷：不过，《赤旗报》那时候还经常有缺报。日苏两党关系渐渐好转，一加紧勾结，份数比增加了，缺报的事情也少了。

佐久间：到我归国的时候(一九六八年夏天)，已经几乎完全不会缺报了。

新谷：我一九六七年夏天毕业回国时的情况是，既出售《赤旗报》，又出售《总评》和《社会新报》。从苏联本来的原则来说，这样做是非常怪的。因为只出售《赤旗报》的原则被打破了。这是一个标志，表示尽管日苏两党之间重新和好，关系也恢复了。可是苏联对此还不能完全放心。

原田：这一年里(一九六七年夏天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我们订的《赤旗报》是源源不断地送来；

佐久间：起先是份数不够，可是到我去年夏天回国时，就有富余了。我们一九六三年到那边去，一九六八年回来，整整是五年。这五年里，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有过一个变化过程，先是沉默状态，经过五中全会，七中全会，公开进行争论，并且搞到两党间断绝关系的地步，后来又重修旧好，举行了两党会谈，于是又恢复了友好关系。而在关系恢复的时候，我们就被宫本显治开除了。(笑声)回顾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可以说，宫本显治其实并没有从那样一场意义深远的国际大论战中吸取任何教训。

按政治风向招收外国学生

新谷：我们在莫斯科读书时，大学当局招收日本学生的手段，也和对待《赤旗报》的方式一样，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苏联完全是按各个时候不同的政治风向来改变方针的。最初，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日本留苏学生大体上由日苏协会推荐，或者由苏联方面认为有资格的个人介绍，就可以到苏联留学。但是，当日苏两党关系恶化时，日苏协会的推荐就不再被接受，必须由日苏交流协会、日苏亲善协会等机构的介绍，才被接纳。再以后，必须由“日本之声”出面介绍或者总评、社会党的推荐，才准赴苏联留学。

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后时期的日本留苏学生，其质量和倾向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学生会的内部，日本学生之间也截然分成两派，政治上激烈地对立。

足立：苏联方面一决定今年收十个日本学生，接着就产生了各个团体如何分配这十个名额的问题。直到最近为止，分配情况是这样的：日苏协会三名，日苏亲善协会三名，日苏交流协会一名，总评一名。可是，到日苏两党间的关系又归和好之后，情况就变了，去年(一九六八年)成了日苏协会五名，日苏亲善协会若干名，等等。从这种名额的分配上，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苏联现在对日本采取什么态度。

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日本留学生

新谷：从一九六五年夏天起，“日本之声”选派的人，陆续到了莫斯科。当时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掌握在“代代木”派的手里。为了向“代代木”派夺取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权，苏联当局和“日本之声”的志贺义雄勾结起来，选派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年青打手(笑声)。不仅如此，苏联当局还特别照顾“日本之声”选派的学生，连他们的老婆、儿女也一起送到莫斯科去，由苏联供给食宿，真可谓招待周到了。一两年之内，“日本之声”派来的学生就达十几人，他们和苏联方面互相配合，在日本留学生中做捣乱、破坏工作。我们坚决和他们进行了斗争。在本来就在莫斯科的学生中，有一个人向“日本之声”投降，而这是经过了种种的工作的。但是，我们同这些叛徒彻底地进行斗争，终于粉碎了他们。直到我们回国时，我们的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权始终未被修正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篡夺。

苏联对日本政党的态度，也是忽亲忽疏，忽好忽坏。它对日共，由于日共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两党关系恶化。加上，志贺问题的发生，关系就更加恶化，终告决裂。此后，苏联又和社会党搞友好，对它大献殷勤。这时，恰好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本社会党中的左派热烈地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使苏联十分震惊。于是又回过头来注意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看到它在进行彻底的反华活动，就认为不妨同它重修旧奸。到了现在，苏联是只要他反华，和任何人都可以携起手来。

但是，苏联目前似乎并不太热心于只和日共或社会党搞好关系，苏联目前对日本的哪些人最钟情呢？那就是政府和自由民主党。虽然存在开发西伯利亚和其他种种问题，但是，总而言之，它现在最大的目标是日苏两国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苏联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佐藤首相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作友好访问，这样地进行讨好。苏联和日本之间还有种种悬案，所以不能轻易就缔结日苏和约，但是当前苏联是要从可以做到的事情上着手做，所以两国政府间正在进行关于签订日苏文化协定的谈判。文化协定一签订，交换学者、研究人员和留学生筹的协定当然会列为具体条款。这样一来，将来，自民党和政府派的留学生就要进入莫斯科的大学了。

原田：莫斯科大学已经有这种留学生了。

“苏联派”各国留学生增加

佐久间：方才讲的是日本学生的情况，日本以外的各国留学生也都是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论战开始以前和开始以后，各国学生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动。原先，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录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在人数上也大体上是平衡的。公开论战发生后，支持苏联路线的国家的留学生多起来了，不支持苏联路线的国家的学生则减少了，在某个时候竟连一个都没有。比如说拉丁美洲国家，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以外，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般都支持武装革命斗争的路线，因此苏联大幅度增加了智利、阿根廷的学生的录取名额。

非洲国家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的祖国多数还没有建立马列主义的党，政治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地都保持着作为新兴的独立国的朝气，多半具有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他们的肤色，在苏联国内也受到歧视，因此经常和苏联人冲突。苏联对他们很头痛。我们大学的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原来都是亲苏的，也非常受到苏联当局的夸奖。可是到前年以色列发动侵略阿拉伯的事件发生后，以苏联出卖阿拉伯为转折点，他们和苏联的关系稍为冷淡了一些。现在和苏联关系最好，派大量学生到苏联留学的，除智利、阿根廷和阿拉伯国家外。还有印度和塞浦路斯。

这些国家的学生，许多人是所谓“苏联派”，他们对苏联方面拍马谄媚，看苏联方面的脸色行事，从而得到种种好处。特别是阿拉伯的学生；只要苏联举办政治集会，他们就会立即被动员参加。这些家伙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大喊“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这类肉麻的口号给苏联听。

新谷：充当吹鼓手啊！(笑声)

佐久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苏联方面却非常喜欢这一类人。近来印度、锡兰和除印尼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派到苏联留学的学生增加了。这些学生和共产党、进步组织毫无关系，大部分是由政府派出的留学生，出身于有钱有势阶级，思想非常反动。他们不读社会科学科，大部分主读理工科，偶而也有人读文学系等人文科学科。那是根据本国政府的方针选读的。正好，苏联也讨厌那些关心政治或社会科学的学生，在这一点上也讨了苏联的好。

但是，苏联对于那些希望学习马列主义，有要为祖国解放事业而斗争的观点，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倾向采取稍加批判的学生，动辄加以无情的打击。我们从切身体验中了解，苏联领导集团衡量某一组织或个人，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看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而是以“反苏”还是“亲苏’这个尺度去衡量。对方即使是反动透顶，只要他“亲苏”，苏联就把他当做朋友，热烈地和他拥抱。

相反，不管你阶级立场多么正确，只要对现在的苏联领导集团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们就全力加以攻击，欲置于死地才作罢。这样一种态度已经成了今天的苏联领导集团的特征。这一点，我们通过实践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了。

新谷：今天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以对他们是否拍马谄媚来判断一切，这种卑鄙下流的政治搞得非常彻底。不拍他们马屁，就被他们贴上一个“反苏”的标签。实际上关于所谓“反苏”问题，我们在苏联真是看得多了，例如那些批判斯大林的影片如《晴朗的天空》，《活着的和死去的》、《寂静》等，才是不折不扣的“反苏电影”，今天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才是货真价实的反苏分子。正是他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糟蹋了。他们借口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断送了社会主义制度。

原田：正是如此，一手葬送十月革命成果的这些家伙们才是真正的反苏罪魁。

志贺一伙的末路

新谷：所谓“斯大林问题”，下面再谈。现在谈谈志贺义雄一伙的命运。前面已经讲到一点，在我们日本学生中出了一个叛徒，被志贺一伙收买了，他立刻和苏联当局勾结起来策划把日本的革命学生赶出大学的阴谋活动。接着“日本之声”系统的大批人马被送进我们的大学来，这些家伙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些家伙把死心塌地投靠苏联，盲目地服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作为自己的思想和信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外乎是吹捧现在的苏联领导。但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甚至对于理应是它最亲密的朋友的志贺义雄修正主义一伙，也是不怎么讲信用的。它的态度是，根据各个时候的政治考虑加以利用，如果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加以拋弃。当志贺一派的人为了适应苏修当局破坏日本学生团结的需要，而被派到苏联时，他们神气活现。在他们出发时，由神山茂夫(日共叛徒)之流亲自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给这些人打气。《日本之声》登了照片，大肆宣传。这些人在大吹大擂声中来到了莫斯科。

他们一来到我们大学，立即把一名日本学生收买过去，并在他的指点下在日本学生会中猖狂地搞分裂活动。就是说，他们马上着手完成他们带来的任务了。举例说，联系到反对日“韩”条约斗争而发生日本驻苏大使中川访问大学问题时，在全体日本学生和大学校长进行交涉的会上，“日本之声’的学生就演出了不堪入目的盲从苏联的一场戏。后来在日本学生会全会上，“日本之声”的家伙也狐假虎威，抬出苏联当局压我们，喊叫什么“如果你们是那样地反对苏联的做法，就立刻停学回日本去！”

但是，苏联当局颠倒敌我的毫无道理的做法激起了全体日本学生的愤怒。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之声”的家伙毫不掩饰地充当苏联当局的走狗，因而遭到了全体日本学生的总反击，使他们完全地孤立了。日本学生骂他们是“苏联的走狗”。在开始的时候，“日本之声”的家伙居然还相当嚣张。

可是不过丰年到一年的时间，局面又有了新的变化。第一，“日本之声”那一伙人，开始对苏联当局拙劣的官僚主义做法也感到不满和反感。他们尽管事事听从苏联当局，奉承谄媚，却发现自己并不得宠。因此，他们从早到晚碰在一起，就互发牢骚，说苏联当局的坏话。第二，“日本之声”不过是志贺修正主义者搞的一个组织，拿不出理论体系来，只会唯苏联当局之命是从，做应声虫，因此苏联当局的政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断变换，他们跟不上，陷于不利的境地。第三，发生了他们离开日本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又和日本的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关系逐渐开始恢复和好。这一来，“日本之声”这一伙人就进入了死胡同。这时曾经是“日本之声”的核心的人物就写了长篇声明，宣布脱离“日本之声”了。

足立：那个家伙说：自本日起，本人不再是“日本之声”的成员，而是一只孤独的狼(笑声)。

新谷：“日本之声”的中心人物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很长很长的退会宣言。他本来参加志贺一伙就是投机，就是为了到苏联去。因此，既然已经进了大学，就不需要跟着志贺一伙跑了。况且变得于个人不利起来，所以干脆不干了。剩下的只是“日本之声”的一个有名的人的孩子，这孩子完全是靠着父亲的“面子”来留学的，思想士、政治上都没有什么信念，所以完全不起作用。这样，来到莫斯科的志贺一伙的下场是十分可悲的。

我们直到最后也没有放松对这伙人的进攻。我们按照把他们从大学中实际上赶走的方针进行了斗争。不管他发表什么“转向”声明，也不管他在组织上和“日本之声”有没有关系，总之他们充当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直接的走狗，抱着钻到在莫斯科的进步的日本学生中来进行破坏的目的，所以我们彻底地加以打击，直到最后。这样，到我们毕业回国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败北，完全不起作用了。这一回，这些家伙担心起自己会不会连大学里都呆不住，对自己明天的命运感到担忧，彷徨苦闷，不可终日。

宫本一伙的转变方向

佐久间：从这些事情中可以清楚地说，如果对现在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抱有某种哪怕是淡薄的期望，到头来就会真正地吃尽苦头。我们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然而，宫本显治也可能是被什么迷住了心窍，这时候却开始向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摇尾乞怜了。他为了和苏联共产党重归于好，完全不看苏联的现实，卑躬屈节地追随现在的苏共领导。看到宫本显治的这种姿态，真替他感到可怜，或者说是没出息吧。宫本显治的命运，归根结蒂，将和志贺一个样。

但是，过去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进行过反修斗争，毕业回到日本后就加入了宫本显治一伙的人，写信到莫斯科来说：“最近日本的党也开始和苏联的党恢复友谊了，你们在莫斯科的人也一定相当轻松起来，事情好办起来。”读了这封信，我们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吃到了那样的苦头，却还看不透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

原田：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中，日本共产党的宫本领导集团迅速地背叛了阶级，大幅度地转变了方向，从而完全跌进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泥坑。因此，在莫斯科，要坚决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革命学生和宫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事态终于发展到了不得不在组织上也分裂的地步。

在我们前面讲过的那种苏联的实际情况下，居住在莫斯科的学生党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十分了解现代修正主义所造成的危害、阶级背叛行为是何等地严重。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家伙在组织上追随宫本修正主义。他们到头来将会落得个和志贺一伙同样的命运，这也许是历史的重演吧。宫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和苏联重修旧好开始勾结那个时候起，在莫斯科就开始压制对苏联的现状的批判，压制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而且彻底地贯彻它的至高无上的命令。“苏”这个词，“修”这个词，一概不准使用！

这样一来，那些追随宫本修正主义的家伙就不再开口了。而且每当一般的学生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苏联的具体表现，他们就拚命地企图进行压制。由于态度变成了这样，宫本一伙在具有普通常识的日本学生中也完全孤立了。这些日本学生说：态度不有点怪吗？情况就是这样。

“学生不得对抗党中央！”

佐久间：宫本修正主义一开始向苏联修正主义摇尾巴，果然苏联方面也就改变了风向。过去，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斗争，就遭到当局的镇压，有时候还受到行政处分。严重的时候，大学的最高决议机关还贴出退学的处分决定。举例说，就越南问题举行抗议轰炸北越的示威游行时，学校明确地勒令几名日本学生会的干部退学。

为了抗议美帝国主义轰炸北越，以越南留学生为首，在莫斯科留学的外国学生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进行了示威游行。对此，苏联当局大肆进行镇压，使许多越南学生、中国学生及其他国家的学生负了轻伤甚至重伤。北京电台还有全世界的新闻界揭露了这件事情。日本的电视台也播送了这个时候的情况。因此，这时候，全世界掀起了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种阶级背叛行为的浪潮。

由于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大学当局决定给日本学生以退学的处分。但是，虽然开除了，由于这会进一步刺激国际舆论，所以当局不能公布。在左思右想如何是好的过程中，时间过去了，当局只好对这件事不了了之，处分终于没有能够执行。这是过了很久以后，当局人士亲自告诉我们的。因此，尽管过去甚至决定了要开除我们，可是一到宫本显治向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摇尾乞怜，苏联当局对我们的态度也就大大地改变了。相反，“日本之声”却真正受到了冷遇。

到日苏两党会谈前后，苏联当局人士揪住我说：“对于我们大学中日本学生的各种问题，我们从来一贯是信任日本共产党，依靠它，一切都通过它处理的。将来也决不改变这种做法。让我们更紧密地取得联系，合作干吧！”我听到这番话，感到非常意外，就盯着他的脸问他：你居然把开除我们这件事忘得精光了吗？可是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么件事。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潮流和这种“解冻”的气氛相呼应，一下子开始得了势。他们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子得救了！当时曾经担心会被开除。在苏联，我们过去被苏联方面另眼相看，光是这样还随便，反正觉得讨厌就是了。学校方面也在给我们各种打击，我们那时候感到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今后就好了，党中央的路线已经变了，采取了要和苏联友好的方针。”他们真是高兴得有点得意忘形了。但是，虽然苏联方面厚着脸皮对我们说，过去开除了你们，不过一直还是信任你们的。可是我们不能说：“啊！是吗？”(笑声)

但是，这样一来，党内的右派家伙便开始说什么：“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长期住在外国，变得不十分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因此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党中央说的话。学生不应该自以为是地说什么党中央的路线错了。今后，不应该在群众面前做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事。一定要和共青团也搞好关系，采取联合行动(笑声)。’

在大学中，宫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这种路线引起了什么国际反响呢？从来一贯和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各国进步的、革命的学生们不再和日本学生打交道了。他们认为日本学生嘴巴上说得好听，可是归根到底，却巴结起苏联来了。

被外国学生拋弃的宫本修正主义的路线

佐久间：有一天，我们大学的俱乐部放映电影，我去看了。那部影片的内容实在无聊，连半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电影映完，各国学生在回自己宿舍的路上，谈起了这部影片，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也慨叹地说：“想不到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文化上堕落到这种地步了。”一个非洲同学立即说：“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说这种大话，你们的党奉行和平过渡路线，不也是修正主义吗？”其他学生也纷纷说：“说得对。日本人没有资格批判外国的修正主义。”

这位非洲学生的祖国，还没有创立共产党。但是他们，也说出了这样的话，用现在日本通行的话来说就是：“修太郎啊，大话少说吧！”我们从来没有像听到非洲学生这句话时感觉到难为情。我回到宿舍中，一头倒在床上，仔细琢磨这句话。自从宫本集团转变方向以后，在过去一道进行反帝反修斗争的各国学生就不理睬日本学生了，他们认为，日本人已经成为苏联修正主义的朋友了。

在我们大学里，有许多古巴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学生，他们的理论，在我们看来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武装斗争。革命就是搞武装斗争。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点上，他们坚持着完全正确的立场。他们一般都充满着革命的气概，行动积极。

因此，以古巴为首的拉丁美洲的革命学生，经常和苏联当局发生冲突。他们斥责苏联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之类理论，完全是叛徒的理论，并和它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宫本修正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开始狼狈为奸，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等报纸上也就常常转载《赤旗报》的文章。拉丁美洲的学生看了这些文章，便嘲笑我们说；“你们的党最近开始强调和平过渡了，经过这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谁都清楚这类货色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可是，到了现在，你们为什么倒开始说起那样的话？你们虽然有点晚了，却正要加入智利和阿根廷的胆小鬼们的行列啦！”

宫本显治自我宣传什么“独立路线”，什么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什么“创造性地在日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这一套在国际上完全行不通。不管宫本显治怎么诡辩，他们说的“和平过渡”就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的论点。在国际上，谁都清楚修正主义一方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路线和宫本修正主义路线基本上是没有不同的。如果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不过是法国和意大利拋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在时间上要比宫本集团早得多。

在格瓦拉遭惨杀时，以拉丁美洲的学生为中心，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前面举行了抗议集会。他们说，格瓦拉的死告诉我们：“人民啊，要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啊！”集会自始至终，每一个发言都是这个调子。我们虽然出席了这个抗议集会，但是由于感到难为情，所以日本学生代表没有能够在会上讲话。说来也真不体面，我们当时，不得不逃避了讲话。如果在那种场合，我们按照宫本显治的路线发表一通连武装斗争的“武”字都没有的讲话，那就一定会被揍个半死。

我们对宫本的路线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是十分了解的。我们也打算贯彻反修路线，但是，我们和宫本在组织上还存在着联系，即使心中明白外国同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在国际场合却不能说。我们只是一再地深思。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对我们开始露出微笑，但是过去和我们一起从事反帝反修斗争的各国革命学生，却开始对我们厌恶了。我们迫切地感到，如果不和宫本集团从组织上决裂，进行斗争，就要被世界革命人民所拋弃。

同现代修正主义决裂

原田：从一九六七年九月起，宫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在莫斯科的日本真正的革命派，就要在组织上决裂了。这一年的暑假，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次，因为就要毕业了。我利用这个假期到东欧国家去旅行了一次。当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逗留时，一位外国人告诉我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北京机场事件”。日共中央驻北京代表砂间一良和《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盲从宫本修正主义，完全背叛了革命，这种家伙被革命群众揪斗，我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八月底我回到莫斯科，发现气氛有点异样。当时还是暑假期间，可是在苏联各地留学的印尼学，大批集中到莫斯科来了。仔细一打听，原来他们再也不能在支持苏哈托一纳苏蒂安法西斯政权的苏联留下去了。他们准备到中国去。当然，印尼学生内部也有少数人背叛祖国，忘记革命，只求个人的安全和享乐，而要长期住在苏联的。因此，印尼学生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他们定九月六日自莫斯科出发．我当时也想和他们一起到北京，但是时间太匆忙，办手续来不及，而且我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在莫斯科办，去中国的念头就此搁了下来。在苏联，九月一日是新的学期开始。八月底来自日本的新学生陆续到达莫斯科，需要照顾他们，在他们办理入学手续时做做翻译，举行欢迎会等。

九月中旬，日本学生会工作人员改选，我也必须投入力量，再以后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在迎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在日本学生中间广泛组织了“学习十月革命意义的学习会”，深刻、彻底地讨论列宁指出的“十月的道路”的精髓，拿它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对照，讨论苏联现在究竟是走着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带来的种种丑恶事例，早有深刻的体验，大家都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抱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感特别是在低年级年纪较轻的学生中间，反感更是强烈。他们直接了当地说，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看，现代修正主义是敌对阶级的思想，绝对不能和它搞联合行动和组成统一战线，要革命，除了走“十月的道路”以外，没有别的途径。

因此，一九六八年二月初日苏两国共产党举行会谈，发表共同声明时，在莫斯科的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大部分人的反应是：“日本共产党被苏联共产党欺骗了。我们不能受骗。”紧随着共同声明之后，《赤旗报》发表了社论《日苏两党会谈的意义》(注五)等文章，许多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人都斥之为满纸骗人的谎言，根本不接受。

刚巧在这个时候，日苏协会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他们说：“一九六七年夏天，从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毕业回日本的学生中间，有人热烈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事很使人头痛。”

“修太郎”压制批评

原田：从这个时候起，隐藏在党内有右的倾向的一伙人，突然一个个伸出脑袋来，他们向支部委员会提出激烈的质问：“你们对回到日本参加‘毛泽东派’活动的一伙人，有什么看法？”又说“支部委员会迄今的领导违反了党中央的方针”。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甚至盗取回到日本的一贯坚持革命斗争的革命左派毕业生寄往莫斯科的信件，呈送修正主义中央。

面临这种事态，我主张始终坚持反帝反修的立场，并公开宣布宫本一伙已经完全堕落成反革命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之后，我们组织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学习会。宫本修正主义中央领导机关在这年的春天(一九六八年四月)，派了修正主义官僚津金佑近和阪本英夫到莫斯科，他们也不管什么组织原则不组织原则，突然解散支部委员会，取消了莫斯科的学生党组织。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革命的学生党员，被随意“开除”出党。我们坚决反对宫本修正主义破坏党组织的活动，保卫了先锋党组织。支部委员会中背叛革命而堕落成宫本修正主义分子的，只有一个人。我也被宫本修正主义一伙“开除”了。“开除”我的理由也很特别，说是因为“原田幸夫对民主青年同盟的人说了既要革命就得豁出命来干这样一些狂言”。(笑声)。

经过这次事件，在莫斯科的组织中，左派也分了出来。我们同宫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组织上明确地决裂后，就能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组织斗争了。那些追随宫本修正主义的家伙干得也实在令人惊讶，他们马上站在最反动的立场上，在日本学生中间扮演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的角色。情况变得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人在日本学生会中发言都明显地要比修正主义党和民青的人进步了。

例如，在学习会上讨论政治问题、阶级斗争时，修太郎们就提出：不要讨论政治问题了。我们说，“我们一贯都是站在向日本人民斗争学习的立场上的。羽田事件也好，佐世保问题也好，以及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各种各样的日本学生运动也好，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他们无词以对，便说：“把不同的政治意见带到日本学生中间，其目的只能是分裂学生。”他们连这种太不象样的话也说得出口。这样一来，一般日本学生也认为修太郎是在胡说，而根本不理它那一套。修太郎就在群众中更加孤立了。

修太郎还说些什么呢？他们说；“学生的本份就是在学校里读书，不可太深地过问政治。我们只要拚命学好专业，到时拿到毕业文凭，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学生中存在的关心政治、关心祖国人民解放的高昂革命情绪压下去。

每逢一般学生对苏修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和对苏联现状进行批评时，修太郎们就说：“不对，你们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举出一些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竭力替苏联的做法辩护。修太郎说：“苏联无论如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会发生这类事情。”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叫嚷，他们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在苏联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这个现实，他们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抹煞的。因此，一般学生说修太郎“头脑不正常”，都不理睬他们了。

结果，宫本修正主义一伙在莫斯科成了什么样子呢？有些瘫痪无力，丝毫不起作用，甚至脱离了修太郎的组织，另一部分人则变成非常残暴的反动派，扮演特务的角色，妄图使学生不关心政治，放弃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修太郎们怕被学生群众拋弃，频繁地组织毫无政治性、思想性的郊游和旅行，妄图博取学生的欢心，使他们只顾纵情歌舞而忘掉政治。

足立：一般说来，到苏联留学的外国学生，原本是带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但是他们通过在苏联实际生活的体验，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判。也有人压制这些批判。他们不但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还要人们和它采取联合行动，建立统一战线。现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正是起着这种作用。

原田：当北京的日本留学生奋起进行反修斗争的时候，《赤旗报》发表了一篇叫做什么《学生党员们学习吧！》和另外一篇叫做《住在海外的党员做什么》的两篇“社论”(注六)。在莫斯科，当左派分裂出来的时候，修太郎们把这两篇论文当作金字招牌打了出来，总是说“照这个办，照这个办！”总之，过去有些本来就不大愿意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想方设法逃避反修斗争的堕落的家伙们，这个时候都趾高气扬起来了。

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民的团结大会

原田：一九六八年二月下旬，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人为主，呼吁东南亚学生会联合举行一次“同美帝国主义战斗的越南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团结大会”。他们的基本方针是要和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开一个反帝反修的战斗的政治大会。

学校当局最初因为不知道集会的内容，马上批准了在学校里举行集会，但是到了开会之前四五天，它知道了集会的内容，便说“为什么不让学校当局和共青团发言？”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学校当局把会议负责人找去威胁说：“这样的集会形式是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开办以来从没有过的。你们是以客人身份来苏联留学的，还拿着苏联政府的奖学金。可是你们举行集会时，却不邀请苏联主人，光是客人随意集会。哪里有这种荒唐的事？这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做法。既然不让苏联代表在会上讲话，就绝对不准你们集会。”民青的学生不示弱，明确地回答说：“我们是要和真正地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民携起手来干的，苏联不是不真正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吗？所以我们不能和你们一起干。”苏联当局照例说：“苏联正在援助越南。”青年们反驳说：“我们不把那种援助当作同美帝国主义造行斗争的证据。我们把搞这种骗人的援助而装出进行斗争姿态的家伙叫做修正主义者。”到了开会的时刻之前，双方争论还在继续。这时会场已经挤满了群众。这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见的一次政治大会。首先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学生代表，一个一个地起立发表充满战斗性、革命性的演说，整个会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气氛热烈。可是到苏联共青团的代表上台讲话时，全场没有一个人鼓掌。等到大学当局的代表上台讲话，甚至有人退席。

佐久间：因为这个，学校当局还大发雷霆。

原田：如果谈到在莫斯科生活中的体验，可以说，按照宫本修正主义提倡的“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组成统一战线联合行动”的路线，是绝对不可能进行战斗的。问题在于：是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团结，还是和广大的各国革命人民团结？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一。所谓宫本显治的路线，是一条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同世界反帝力量敌对的路线。如果被认为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一丘之貉，那就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抛弃。

这次集会开完以后，大学当局立即把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找去说：“日苏两国共产党刚刚发表了共同声明。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今后大大加强团结吧。”但是学生会代表答非所问地说：“你说什么？我们是日本学生会的代表，所以和日苏两党毫无关系。”这句话使学校当局为之哑口无言。(笑声)

    (注一)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召开。通过题为《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决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采取严守中立，不介入的立场。

    (注二)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召开的日共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种问题的决定》，把方针改变成了在遭到别的党攻击时也不反击的方针。

    (注三)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召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确认了七中全会的立场。

    (注四)一九六四年七月，苏联方面在《党的生活》杂志上单方面地发表了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秘密信，挑起了日苏公开论战。

    (注五)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发表《关于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会谈的联合公报》，日苏两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们取消一九六四年以来的断绝关系状态。正式恢复了关系。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赤旗报》发表了题为《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会谈的意义》的社论。

    (注六)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的《赤旗报》社论《学生党员和民青同盟盟员要更加努力学习》的社论。《居住外国的日本共产党党员要坚决保卫我们党的路线，坚持党员的荣誉和觉悟》是《赤旗报》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社论的题目。

☆苏联的政治笑话☆

和猪在一起……

赫鲁晓夫在职期间常访问集体农庄。有一天，在赫鲁晓夫视察养猪场的时候，当地的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好后在编辑部却发生了一场纠纷。引起纠纷的原因是因为照片说明是这样写的：

    “和猪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同志。”

总编辑说：“把我们党的领袖写成和猪在一起，这不礼貌。”

于是乎大家都绞尽脑汁考虑怎样写才好。有一个记者提出；

    “那就写成和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猪，这样行吧？”

因为这个建议也不算高明，所以没有被采纳。又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建议。

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幅敝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左起第三个是赫鲁晓夫同志”。

五、毛泽东思想和各国留学生的动向

毛泽东思想给各国学生的影响

新谷：听说我们回国以后的这一年期间(一九六七一一一九六八)，在留在莫斯科的日本学生党组织的内部，也出现了左派分出来的现象。在国际上，革命的左派也相继形成。还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仅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之中，就是毕业回到各国的学生，也在他们的祖国纷纷成立了革命左派组织。

在这里，我们要谈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怎样渗透到在莫斯科的我们日本学生和各国留学生中去的？

我常为检查清洁而到各学生宿舍房间去。一起检查的，有苏联共青团的代表、宿舍负责人和大学当局的代表，加上我作为摄影记者，到各房间去看看。有些宿舍的房门是开着的，如果遇到锁上的，宿舍负责人有一副钥匙，就打开门进去。……每一个房间住着三个人。几乎我们进入的任何一个房间，总在什么地方放有毛泽东的像片。有照片，也有画像，既有大张的，也有小张的。苏联当局人员看不下去，骂一声“这小子”，再到另一个房间去看，又发现有毛泽东主席像。如果只是少数房间有，也会有镇压的办法，但是到处都有毛泽东像。这样，它就不好下手干预，只得装做看不见。在中苏公开论战非常激烈的时期，共青团曾经作出了取缔中国方面的文件的决定。但是外国学生当中，仍然有很多《北京周报》和中国方面的小册子。可是，像刚才说过那样，它没有办法。加上连苏联学生实际上也想看，所以取缔不了。

驱逐非洲留学生事件

佐久间：有个非洲学生，接到一道命令，以他去过中国驻苏大使馆为理由把他开除出学校，并且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苏联。这个非洲学生和我是经济系的同班同学。那道驱逐令是星期天早晨宣布的。因此星期二早晨以前，他就必须离开苏联。星期一上课不久，这件事情就在全系学生中传开了，大家都说这样干还了得，纷纷聚集在经济系大楼的门口附近。

那个非洲学生是位诚实、很用功的学生，是优等生，而且也还得到大家的信任。为什么现在要将他驱逐出境呢？大家都火了。包括那些亲苏的学生也就是阿拉伯各国和智利、阿根廷的学生在内，大家都火了。我们要求系主任说明开除这个同学的理由，群情激昂。上课时间到了，学生们都拒绝进教室。经济系大楼旁边有一间礼堂，学生们蜂涌而入，坐满了礼堂的座位，决定“叫系主任来！”把系主任叫来了，学生纷纷质问他：“听说学校开除了非洲同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听说。”于是，学生又追问：“如果是事实，你怎么办？”学生们说：“他是优等生，他同那些马马虎虎的学生不同，他是一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认真的学生。完全没有理由把这样的人驱逐出境。他的毕业论文快写完了，打算在大学毕业后进研究院继续学习。是一个有学者素质的人。”

系主任答复学生的质问说：“如果是事实，实在令人遗憾。正像大家所说的，完全没有理由开除他。他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要设法至少把他留到毕业。”

原田：他还说：“要设法为此而努力。”

佐久间：系主任答应到校长室去弄清楚把那个非洲学生驱逐出境的真相。因此，事实上，这天是等于罢课了。以非洲同学为首，同学们还利用这个时间发动了签名运动。同学们说：“要查清这一事件的真相，要在弄清真相之前，暂时延期执行把他驱逐出境的命令。”事情闹得太大了，教师们也都停止了讲课。

系主任一回来，大家又都集合起来。系主任说：“那个非洲学生去过中国大使馆，散发中国文件，所以决定把他驱逐出境。”“你胡说什么？”大家吵吵嚷嚷，闹得好比是捅了马蜂窝。“到中国大使馆去有什么不好？”系主任不得不说：“的确，到中国大使馆去也不是坏事。”

原田：学生们要求从法律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点，法律系副教授答复质问说：“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笑声)

佐久间：苏联当局不顾学生这样的反对，结果仍然使用权力将那个非洲学生强行递解出境。这一天的下午，校园里出现了大批“戈别乌”的便衣特务，严密进行监视，并且跟踪那个非洲学生，使他不能活动。到星期二凌晨两三点钟，在黑暗中，一辆汽车驶入学校宿舍来接他。他走出宿舍虽然是在深夜，但是校舍里法律系和经济系的许多学生都起来了。我们聚集在那里，高唱{国际歌}，回头一看，背后已经站满了“戈别乌”的便衣特务。

这个事件，是最好的实际教育，它说明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什么东西。苏联当局从各国招来了许多留学生，负担他们留苏期间的一切费用，施以五年的教育，结果把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培养成为真诚的反修战士。

原田：当时，我曾到飞机场去给他送行。到机场时是早上三、四点钟，那里已经布满了“戈别乌”的便衣特务。据那个非洲同学回国后写来的信说，有两名苏联“戈别乌”的特务随机一直跟他到开罗。而且听说，这两名特务在判明他确实离开了苏联以后才返回去。

佐久间：这件事情以后还有这样一段插曲；苏联当局虽然把他开除了，但是事情竟发展到举行罢课的地步，他们很是慌张。那个非洲同学被解送回国两三天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一则消息进行反宣传，说是因为那个同学进出中国大使馆，所以将他驱逐出境。并且配了一条反华报道。在大学里，苏共党员也到处进行反宣传。有一次我偶然到学校负责人的办公室去，他立即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那则《消息报》消息的剪报说：“喂！这段新闻你看了没有？”我说：“这个么，我看过了！那是谎言。’”“他定期地到中国大使馆去，并且散发文件，这怎能是谎言？”我说：“是谎言！”他说：“不，我们有证据。他把从中国大使馆带回来的文件一份一份地塞进挂在学生宿舍进口处的同学们的大衣口袋里，这是确凿的事实。”我格格地笑着说：“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说这是谎言！”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捏造，我们有确实的证据。”我便顶他一句说：“就是因为你们拿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随便捏造出来的谎言去骗人，所以人们就不理睬你们。”他以为我在侮辱他，气得脸色都变了。我又对他说，“你是知道的，学生宿舍入口处根本没有挂大衣的设备。”(笑声)“正因为你们这样胡说，就使自己的信誉更加扫地。宿舍入口处是没有衣柜的。”我这么一说，那个负责人便说：“照你那么说，是没有啊！”(笑声)

苏共党员都分头竭力传播捏造的情报，但是，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头脑的家伙，所以各国学生们越来越嗤笑他们。他们说：“确实没有衣柜。”同学们便追问他们：“喂，那么往哪里塞中国宣传品？”如果他们闭上嘴，也就完了，可是他们接着说：“他是进入各个学生宿舍房间内，把宣传品塞进挂在门口的大衣口袋里。”(笑声)

原田：闭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若无其事，这是修正主义者的伎俩。这种作风，从上到下，无不如此。

我们同各国留学生们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修太郎”的孤立

佐久间：当我们鲜明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奋起反修，建立革命左派组织开始斗争时，修太郎们的反革命的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干出了极为卑鄙无耻的勾当。

修太郎马上向苏联当局告密，指控我们谁是“毛泽东派”，因而要求大学当局立即予以开除。他们又到处对各国学生散布说：“他们是‘毛泽东派’，今后你们要同日本学生联系时，不要同他们来往，而要同我们联系。”

倒真的多亏修太郎这么一宣传，各国革命学生相继跑到我们这边来，对我们说：“万一你们确什么困难时，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如有必要进行动员，我们就动员人。”这些话使我们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们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体会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可贵。

这以后，大学当局把我们叫了去，问我们：“听说你们成了‘毛泽东派’，是真的吗？”我们说：“我们一贯的信念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

他说：“在学校方面看来，你们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评价，压根儿就和宫本领导机构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听说你们现在和宫本领导机构的关系决裂了，也并不奇怪。我们尊重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的人。”学校负责人的话，使我们感到有点意外。

从这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学生们，把修太郎的一言一行及其动向一一告诉我们。我们对修太郎的动向了若指掌。我们就根据这些情报，连续不断地向盲从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那一伙人开火。

等到我们在大学毕业回日本时，尽管没有邀请，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学生，纷纷特意赶来机场送行。至于修太郎们，他们缩成一堆，像是鬼鬼祟祟逃跑一样，离开了莫斯科。当然，没有一个外国学生去给他们送行。

原田：讲起那种国际性的援助，使人永志不忘。左派分出来后，各国革命学生经常鼓励我们。他们给我们提供了特别是关于世界局势、日本局势和学校内部动态．等详尽的消息。

例如把世界上各种共产党，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双方对四.二九文章(注一)的反应，告诉了我们。特别是有几位以法语为祖国语言的黑人同学等，把这些反应逐字逐句从法文翻译给我们看。他们说：“日共宫本领导集团也公然地走上了‘和平过渡’和‘反华’的道路。所以你们要充分提高警惕。”

佐久间：我们和宫本集团决裂之后，在莫斯科也毫不孤立。不仅不孤立，反而更加加强了国际联系。我们根据迅速而准确的情报，不断地主动对修正主义者发动进攻。

修太郎采取了不和我们交谈的方针。在路上，在走廊，大家碰面时，他们急急从旁边避开，逃之夭夭。有一次，我在饭堂里面碰到一个民青(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此系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控制的青年团组织一一译者)的女同学，我向她打招呼：“你好！”她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你好”之后，猛然觉醒地大喊：“哎呀！糟了，和他们讲话了，”她急忙掩嘴而去(笑声)。我们总是主动地找那些丧失了信心的家伙谈，因此，修太郎照例挥舞“组织原则”，下了缄口令。

不仅如此，修太郎们也不同一般学生来往。因为一见面，就必然会向他们提出关于“毛泽东派”的问题，同他们进行辩论。辩论一深入，他们就无言以对，所以他们除了和自己的一伙人来往以外，不和其他人接触。这样一来，他们就真正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最后，他们一小撮人彻底和外界隔绝，把自己终日关在房间里，变成一群见不得人的人。

原田：的确，我们在莫斯科看到了修正主义都没有好下场一一不管他是苏联的，还是日本的。

佐久间：说来也真有趣，我们这些在莫斯科被贴上“毛泽东派”标签的人，昂首阔步地来去活动，而那些只知向苏联当局巴结的修正主义者，却过着见不得人的生活。事情就是这样明摆在那里。

足立：话又说回来，我在那所大学感到最好、最受感动的，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团结。最能表现出这种精神的，是我们因为越南问题而到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举行示威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国籍，即使打开世界地图，一时也难以找到他们的国家所在。我们大家手挽着手，为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流血战斗。有人说，把特定的政治立场或政治路线带进来，国际团结或国际友谊就建立不了。这是岂有此理的说法。只有明确世界人民的真正敌人，认清了斗争方向，毫不含糊，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战斗的国际团结，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国际统一战线。

各国留学生对“日本晚会”的援助

足立：在那次援越示威过后，我们日本学生受到大学当局的镇压。正好在这次示威的一个星期之后，决定要举行“日本晚会”。这类晚会，是由各国留学生自己举办的，演唱民族歌舞和戏剧，举办图片展览和木偶展览等，目的是为了向其他外国学生介绍本国情况。日本学生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这种晚会。

大学校长正式拒绝接受出席这一次“日本晚会”的邀请。这一来，所有的苏联师生，从大学教授、共青团员到苏联学生，都不来参加了。即使没有这个原因，因为举行“日本晚会”的地点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当时许多人都担心参加的人数可能很少。

可是外国同学获悉我们因为参加那次游行而受到苏联方面的压力，都来援助我们。中国学生表示，一定动员到日本方面所希望的人数前来参加晚会；我们觉得，如果全是中国人来参加，也不好办，就说请动员这么些人来。到时候，果真中国学生按我们的要求如数前来参加。越南学生也表示全力支持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个学生，一向不参加任何国家学生举办的晚会，这一回他自动和大家一起来参加了。他说：“我要先声明，我不是来看你们的歌舞表演的，我是为支持你们的斗争而来的。”

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举办了“日本晚会”。大学当局派人来窥测，想不到满场尽是来宾，气氛非常热烈。他们仔细一看，发现他们所最害怕的中国学生也大批到场，简直吓破了胆。

同中国学生的友谊

新谷：印尼学生处于流亡状态，环境非常恶劣，可是他们反而在各方面援助日本同学，完全是忘我的，并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真正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这使我们非常感动，也使我们强烈地感到。革命运动就是建立在这种国际团结的基础上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生和我们日本学生的友好关系，这是在莫斯科最令人愉快的回忆。我们两国学生在莫斯科，曾经共同进行了反修斗争。以后，就是在宫本一伙恶化了对中国的关系之后，我们两国学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丝毫未受影响。一九六六年十月，苏联片面地赶走在苏联留学的全部中国学生。

这时，我们举行了简单的送别会，并到车站送行。这些事情，现在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当时监视非常紧，学生宿舍看门的知道是中国同学就不让进去，要在我们的宿舍举行送别会，首先要解决怎样使中国学生进入我们宿舍的问题。到车站去送行也是如此。

当时，苏联方面对给中国人送行的各国学生施加了压力。例如苏联外交部打电话给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说“不要让越南学生给中国学生送行”。因此，北越大使馆向越南学生发出一个通知：“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学生将乘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全部回国。苏联外交部要求越南学生不要去送行。”对于这个通知是什么意思，越南学生分别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据此采取了行动。

佐久间：我们在暑假期间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去旅行，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车站一下碰到几个中国留学生，彼此感到很亲切，我们就站在月台上亲密地谈了好久。和我们一起去的外国同学问我：“你们以前就认识吗？”我说：“不，我们以前根本没有见过面。”他奇怪地问：“那么你们怎么会谈得那样亲密？”这时，一个中国学生对他说：“是的，因为我们是站在同一战线最前列并肩战斗的同志啊！”(笑声)

宫本一伙的“独立自主”路线

原田：我们同认真地考虑革命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国学生，坚持团结到最后。如果追随宫本显治路线，我们就要和这些人完全断绝关系，而他们就会同我们一直蔑视的如同蛆虫一般的家伙们握手。在莫斯科，这个区别可以说是极端明显的。所以，不管宫本显治怎样虚张声势，怎样飞扬跋扈，宫本显治的路线在国际上是完全行不通的。

新谷：宫本显治一伙所干的，正同苏联十年前所干的一样。宫本一伙的学生们根本不搞思想斗争或者理论斗争，要求于他们的只是服从“组织原则”。他们只读《赤旗报》，就是不想听到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不让听到毛泽东思想，等等。(笑声)因为他们一旦开始考虑这些事情，思想就混乱了。哪里有什么“独立自主”，完全成了一些有嘴说不了话、有耳听不到意见的人。

足立：他们就是所谓不看、不说、不听的家伙。用这种办法搞，堕落得快，非常快。因此，当然拿不出在国际上能够说服人的理论和路线来。

学习毛泽东思想

新谷：这里想谈一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跟前，看了几年苏联的现实，自然不能不认真地重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现在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究竟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怎样才能克服现代修正主义？”

宫本领导集团始终一句也回答不出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只是说：“你们对这些问题有兴趣，这是好现象。不过，你们应该遵守组织原则。”反而威吓提出这种问题的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轮流地站在宫本领导集团的立场上，分成回答问题的和提出问题的，进行模拟讨论。

关于这些问题，过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中，曾经大加争论。我们在莫斯科，就国际论战，对照许多资料和经典著作，用心进行了学习。最后的结果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很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最正确的。

在我们讨论、学习的期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好得很的事情。我们想，要彻底地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这场大革命。我们越是学习，就越是感到需要重新全面地学习毛泽东思想，重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单单是中国所需要的革命，我们本身所面临的任务，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我们从学习中理解到不能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别的国家发生的革命，而站在一边旁观，我们自身也应该发动一场在本质上与它相同的革命。

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毕业回国，亲身接触日本的现实，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当时在莫斯科思考的问题是正确的，所以就立即选择了加入日本的革命左派进行斗争的道路。一九六八年毕业回国的同学，也在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内，在莫斯科公开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造反，展开了斗争。

原田：在莫斯科，谁只要追随宫本修正主义路线，就绝对不再可能进行斗争。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二月，日苏两党会谈的结果，宫本修正主义公然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勾结在一起，完全走进了死胡同。凡是严肃地考虑日本革命的学生，越是认真阅读宫本领导集团的那一连串又臭又长的论文，就越是糊涂，从而丧失了信心。这种情况在高中一毕业就来莫斯科的年轻人中间特别多。那些出于一己的私利而追随宫本显治的家伙们，当然在理论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

正是因为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才打破了这种困境。在组织上分裂以后，坚持革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朝气蓬勃，满怀信心地进行了斗争。而堕落为宫本修正主义的人的状态是，尽管受到苏联政府的庇护，却表现非常自卑自馁，在大学中甚至不能抬起头来走路。

我在莫斯科，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到十二月，化几个月时间学习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硬赶的，但也是以革命的气概把它读完的。这时我又得到了俄文和英文的《毛主席语录》。

这本《语录》不单单是一本把《毛泽东选集》等著作中的重要文章摘录而成的书。它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之一，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把它从头到尾反复读了三遍，然后努力活学活用。我们每天交谈自己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而且，对照《语录》检查工作，进行互相批评。我们还提出解决不了的问题，进行讨论，对照毛泽东的著作，考虑站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怎样认识这个问题才对。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别是青年，一旦开始学到毛泽东思想，就会充满革命热情，信心非常强，变得真是富有战斗精神。而这种革命气概，在宫本修正主义那里是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到同自己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佐久间：我在去苏联留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苏联是修正主义。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到苏联去时，原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苏联革命后几十年教育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在我初到苏联的一段时间里，虽然看到种种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严酷的现实，但我总是这样自我宽解。这大概是例外吧，而例外是哪个地方都有的。不能仅凭一些例外的事件，就把整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看成坏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逐渐消逝，我在苏联每一天都看到同样的荒谬事物，这才懂得，这绝对不是例外，而是成了苏联社会上的典型事物。

以后，日苏两党也发生了争论，在国际上也发生了各种争论。在这当中，我们才理解，苏联这种现实，是现代修正主义带来的。在我们亲身体验了苏联严酷的现实和对我们进行的颠倒敌我关系的镇压，才想到必须同它进行斗争。对于这一一点，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全都超越了政治立场的不同，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了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想得最多的是，不能只是抓住表面现象而议论苏联的坏话。

在我们中间，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能克服修正主义，也常常成了议论的中心题目。这个时期，我们相当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思想，使我们也能够运用这种观点来分析事物，培养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判断能力。我们本着这样的态度用心地进行了学习。这是极其初步的，然而有助于我们掌握基本观点。

在我来说，虽然主观上要坚决地站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但是尽管如此，在自己的工作中，却发生种种的缺点和错误。当我们互相批评的时候，不仅是指出你这一点不对，那一点有错误，而是深刻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错误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样，就懂得了，尽管自己认为是站在反修的立场上，实际上自己的思想中也有修正主义。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中，我们才能更正确地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回顾自己在莫斯科的五年生活，我感到要说得到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这一一点。必须任何时候都坚持斗私批修。必须根据这个观点，经常地检查自己的思想。

批判苏联的现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提高。正是这个时候，《赤旗报》那篇二．四文章发表了。没有用上述态度进行学习的一伙人，他们过去虽然也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把苏联的现实说得一钱不值，但对于这篇文章的本质，却完全看不出来。我们读了文章后，就看出是一派胡言乱语，它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从此以后，我们亲眼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宫本集团一步一步地堕落下去的过程。抽去自我批评的观点，只是单纯地骂宫本显治，骂苏联，这是投机分子也可以做到的。如果装出一副中国的朋友的样子，那是可以尽情地说宫本显治和苏联的坏话的。但是，这并不是真革命。这样的人归根到底是要掉队的。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辨别这种人。

足立：这是今后我们在日本建立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党，建立革命的左派，推动日本革命前进时所不能忽视的。批判宫本集团的那个说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个做法，固然重要，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更重要的一个侧面始终是，我们自己要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开展党的工作，从斗私批修的立场经常进行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工作，把日本的革命运动不断推向胜利。

新谷：在中苏公开论战刚开始，中苏两党的关系严重恶化，但是日中两党关系还保持着良好状态，到中国访问过的日共领导干部，曾到莫斯科向我们作报告，讲述中国的情况。记得那位日共领导干部这样说，中国受到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很大的打击。中国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非常愤恨。但是中国并不仅仅是只在口头上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而已，它还探讨为什么在苏联发生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的情况，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和历史的因素，检查本国有没有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因素。经过调查研究，果然发现在中国也有产生修正主义的许多因素。中国现在虽然在大力批判苏联，但是说不定中国也有一天会重走苏联同样的道路，说不定在中国也将发生现代修正主义，它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的事态。即使现在不发生这种事，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也可能发生。现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听了这个领导干部的报告后，我们受到很大的感动。不久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中国不只是在口头上批判修正主义，而且是把这种批判付诸实践了。还是几亿人民一起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

现代修正主义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现代修正主义？从正面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指明正确的解决方向的，正是毛泽东主席。要真正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自己也进行斗私批修。要彻底地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宫本修正主义。同时也要对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存在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才是对修正主义全面地展开斗争。斗私批修，无论对于个人、对于党都是必须进行的。

与此相反，宫本一伙是怎样干的呢？他们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却这样说：“我们过去和你们有过小的争吵，那是因为苏共干涉我们党的内政引起的。今后我们两党各自独立自主，对于对方的事情不要说三道四。”(笑声)如果按照我们的事你不要说三道四的原则去办，那就是说，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如何，你不必理会它，只要你遵守“组织原则”，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信仰，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请问这样怎能克服现代修正主义？

佐久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起时，我们大学里的苏共干部问我：“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认识的？你个人的见解怎样？”我当时就直截了当地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实在好得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论战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从此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过，这一场新型的革命斗争，必须在你们的国家，就是在你们这个苏联进行。”那个苏共干部被我说得直瞪着两眼，无话可说。(笑声)

足立：我们回国以后，和许多人谈起苏联的各种社会现实，他们听了后都说：“这样看来，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了！”毛泽东的确伟大！”

过去俄国进行革命时，帝国王义者曾对它发动干涉战争，企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扼杀。当时世界的革命人民就说：“这个革命不仅仅是俄国人民的，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他们奋起为捍卫社会主义俄国而进行了斗争。如果现在还坚持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就必须坚决地同葬送了社会主义革命果实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应该在人民面前说明苏联变质的现实，指明怎样才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怎样才能坚持革命的精神，怎样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并且发动人民来参加这场斗争。但是，现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却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辩护，美化它，掩盖其现实，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一个字也不批评，另一方面又干着同印尼苏哈托法西斯政权一伙的反华、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

苏修和日修的反华大合唱

新谷：从来所有的革命，总是遭到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大肆辱骂。苏联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不久，世界各国反动派一致对列宁极尽诋毁之能事。他们说：“列宁这个冷酷的人进行糟蹋破坏，把俄国人民逼上了生灵涂炭的灾难境地。”对这次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真理报》等报刊都辟了叫作“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大专栏，天天都在说什么红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了，哪里又杀了人了，哪里又罢工了，报道“毛集团”在“破坏”中国的消息。他们乘此机会疯狂地煽动反华情绪，他们甚至这样写：“破坏活动”越过了中国国境，也波及到了苏联。

对这些疯狂的反华叫嚣，我们根本不予理睬．我们认为这些反华宣传，只是反革命分子所搞的十足的造谣诬蔑的伎俩。然而苏联是从几年前就系统地在进行反华宣传，现在，《赤旗报》也干起来了，只不过比苏联晚几年而已。而且是把过去苏修报刊上的陈词滥调翻译过百分之五、六十来刊载，宫本集团跟在别人几年前的反华大合唱调子的屁股之后，也来搞反华，实在太拙劣了。

世界性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新谷：在今天的世界上，一面疯狂地反对中国，一面却叫嚷要结成反美国际统一战线，这种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为什么？在我们大学里面，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进步的学生，都对中国、对毛泽东抱有非常强烈的亲切感。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包括印尼民族党的成员在内，都认为除非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武装斗争，否则祖国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

非洲许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创立共产党，但是来自非洲的学生，也在某种程度上直觉地感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在莫斯科，当然很难获得毛泽东的著作，但非洲同学知道我们有一些毛泽东的著作后，就忙问我们从哪里得到的，他们想要。这些非洲学生看到中国那种敢于和美国、西欧各国以及苏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气概，产生了一种可以指望和友好的感情。他们感到中国是可靠的朋友，因此他们有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情。排除一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而侈谈什么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

足立：除了本来就是出卖灵魂的家伙或者心里根本没有革命的家伙不在话下外，只要是稍为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祖国的解放问题的学生，经过在苏联学习五年、七年到回国时，大部分都成了反修的左派。这是世界各国学生的共同点。

佐久间：有一位非洲学生，读完了经济系即将回国。在他离开学校宿舍时，他的朋友都到宿舍门口话别。这位非洲同学最后说出这样一番话：“各位为我送行，非常感谢你们。如果以为我在这里学习了整整五年，回国后就会成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同路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莫斯科最大的收获是认清了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因此，我回国以后一定坚决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各位同学，希望我们要不借牺牲一切，毕生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啊！”这几句话说得大家异常激动，当场欢呼声四起。看到这种情景的苏联特务学生，立即通知了秘密警察。这位非洲同学到机场时，秘密警察已经在那里“恭候”了。苏联特务对他说：“你发表了极其荒谬的反苏演说，不能就这样让你回国。”说完就要把那个非洲同学押走。

但是，偏巧那个非洲同学所属国家的大使馆人员也来机场送行，看到这一情景，立即上前从苏联特务手中把那个同学抢过来，坐上大使馆的汽车带回大使馆，把他保护了起来。

新谷：我有一个美洲黑人同学，来自马提尼克岛。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同住在一个房间。他在上学最初的两三年，同苏联方面关系非常密切。他也常谈论革命。等到读完五年大学课程回到马提尼克岛之后，他变成了左派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归根到底，一个人只要不忘记革命，认真地追求革命真理，最后总会走上共同的革命道路的。

足立：马提尼克岛这个名字比较生疏……

新谷：它位于古巴以东，是一个小岛，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

佐久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开始后，各国的共产党在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反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上，一个接着一个地分成左右两派。特别是从我们学校的情形来看，在拉丁美洲，这种分裂是激烈的。他们祖国从事解放斗争的政党，一般是非法的。把“和平过渡”路线搬到那种地方，党内就必定发生分裂了。因此，首先是本国的党分裂，接着在莫斯科的组织也随之分裂，这些国家的学生会也分裂，所有的附属组织、团体都不例外地分裂。一方坚决高举革命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另一方则一心走“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的道路。

足立：这已是国际上普遍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发生了。

原田：拉丁美洲有三大派：一个是格瓦拉、卡斯特罗系统，一个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是修正主义的胆小鬼们。格瓦拉、卡斯特罗系统和毛泽东思想系统，在搞武装斗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锋党这个问题上，意见又不同了。他们到一块儿就展开激烈争论，很是热闹。

破“私”立“公”

新谷：各国的普遍现象可以说是，革命的左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后，修正主义方面即便人数多一些，也是完全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一般都不准说“过激”的话(笑声)，不谈论革命。他们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大人物们的竞选活动，因此，不参加竞选的下级党员，就尽量回避政治问题，眼光只集中于个人的利益。他们的路线不是破“私”立“公”，恰恰相反，而是破“公”立“私”。所以，革命热情啦、革命干劲啦、战斗的态度等等，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修正主义暂时在人数上占多一些，也是有气无力，软弱无能。

再加上特别是像日本的宫本修正主义那样，在理论问题、路线问题上还不如意大利修正主义明确，所以就尽量逃避这样一些问题。因此不管问他什么问题，就只能回答“遵守组织原则’这一句话了。

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谷：使莫斯科的宫本修正主义分子陷入最大窘境的，就是他们总想压制广大学生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现实的批评，他们千方百计为苏联辩护。但他们也只得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对谁也没有吸引力，更没有人愿意为实现现在苏联这种“社会主义”而卖命。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敬谢不敏了。

宫本一伙仍旧极力花言巧语地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作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旦发生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这种问题，就陷入了窘境。他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侵略。虽然进行了侵略，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就是宫本集团也在疯狂地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性”。

然则在宫本一伙所指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既有侵略，又有压迫和剥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注一)指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赤旗报》评论员文章《极左机会主义者的中伤和挑衅一一粉碎对外盲从分子对党的纲领的造谣诽谤》。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宫本一伙已经无可挽回地跌进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一“和平共处”和反华的泥坑。

六、斯大林问题和现代修正主义

以实用主义改变对斯大林的评价

新谷：苏联自从爆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到今年十一月已经五十二年了。其中现代修正主义明目张胆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在此以前的四十年间，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胜利地保卫了社会主义成果，那是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要研究苏联五十年来的历史，撇开斯大林领导下的三十年是无法进行的。

像我们这些学经济学专业的人，在学习苏联革命以后到现在的经济历史时，最初还可以稍许读到列宁的话。那是因为如果撇开列宁，就什么也没有了。等读到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则等于是空白。接着在书中就突然出现了赫鲁晓夫。可是，最近连赫鲁晓夫也在书上失踪了。这回又轮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继列宁之后突然出现了。(笑声)

在苏联，就是现在，谈论斯大林仍然是很危险的，所以忌讳谈他。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召开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前的这段时间，人们都说“在这次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将要在相当程度上恢复斯大林的名声”，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但是，结果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那么说，现在在苏联，斯大林的形象是不是一点也没有重新出现呢？不是的。斯大林的形象仍然以某种形式重新出现了。例如，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一星期左右，我去参观莫斯科的苏联中央军事博物馆，当时展出了三十张左右的斯大林的照片。在这以前，全博物馆连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也看不到。但是，这一次却展出了。博物馆的讲解员还介绍说，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设立了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了战斗，从而取得了胜利。斯大林的照片过去一张也没有，而现在能见到几张。斯大林的形象就是以这种形式重新出现的。而这次却恰恰相反，赫鲁晓夫的照片在博物馆里却一张也看不到了。连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照片也不挂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照片上都有赫鲁晓夫演讲的镜头，所以拿不出来。

以后，到了“二十三大”，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演说里说：“我们为什么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胜纳粹德国？那是因为全体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地进行了战斗。”一般苏联人听到这种演说，立即就会明白这是在肯定斯大林。这是因为，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视这一点，就绝对无法谈论伟大的卫国战争。所以，苏联在庆祝对德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时候，斯大林的名字也稀稀拉拉地出现过。

在“二十三大”上，把第一书记的名称改为总书记，把主席团改成政治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不过是改变一下官衔的名称，在日本来说不过是换一个图章而已。可是，第一书记和主席团的名称是赫鲁晓夫起的，因此废除了。而总书记、政治局则是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名称。从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变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总书记，而苏联共产党的本质却没有任何变化；这一点姑且不谈。但是，这种名称的改变，我认为，它给一般苏联人民造成了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赫鲁晓夫被否定了，斯大林时代的东西又恢复了。

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共和国，就是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好的。然而，这种评价不是把斯大林当作胜利地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当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家。格鲁吉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说在自己的故乡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英雄。

特别是到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彻底地推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勾当，把同斯大林有关系的事物全部搞掉了。从列宁斯大林陵墓把斯大林的遗体运出去烧掉，取消了用斯大林命名的市镇、工厂、农场和学校的名字，把所有的斯大林像和绘画都破坏无遗。“二十二大”以后，竖立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斯大林大铜像，当然也遭到了破坏。针对这种作法，有人号召保卫斯大林铜像，特别是学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赫鲁晓夫派出军队开了枪，打死相当多的人，硬是把斯大林像拆掉了。这是听格鲁吉亚人说的。

原田：现在在苏联，谁都不正面回答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地位越高的人越是这样。说斯大林是个非常威严的大人物，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这样表示怀念斯大林的人是有的。但是，能把斯大林同思想问题、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而有正确认识的人，我们还没有遇见过一个。

斯大林领导下的三十年，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年。对于这个时代，是把它当作充满恐怖和黑暗的时代来评价呢，还是把它作为不借一切牺牲从国内外敌人的威胁下胜利地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的时代来看呢？斯大林问题，正是苏联存在着的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倾向，同要把苏联拉回资本主义的倾向进行激烈斗争的焦点之一。从这个意义来说，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受到怎样的评价，这是测定苏联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力量对比的一个晴雨表。

佐久间：在研究斯大林问题时，最常遇到的，就是苏联现在的官僚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这一点，到处都会碰上。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斯大林陵墓搬出去葬掉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苏联……

新谷：那是在我去留学以前发生的事。因此，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看到过斯大林的遗体，而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斯大林的遗体了。

佐久间：我们一到莫斯科，就立刻去参观列宁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但是馆内连斯大林的“斯”字也没有了。可是，讲解员在说明里，却左一个斯大林，右一个斯大林乱讲一气。他是怎样谈到斯大林的呢？在根本没有斯大林的照片和画像的地方，絮絮叨叨地说斯大林干了什么什么坏事。我们实在听得不耐烦了。一到莫斯科就碰到了这种事情。

就是按照这种调子，把有关斯大林的东西全都抹煞，甚至从苏共党史里，也把这位作了三十年的党的最高领袖一笔勾销了。代之而出现的，是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可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又被赶下台，于是正在排印的新版《苏联共产党党史》，遇到了麻烦，非再次改写不可，引起了一场争吵。

我们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九六七到六八年)，斯大林是受到怎样对待的呢？不错，同赫鲁晓夫的时候相比，在评价方面还是有若干不同，是恢复了一些声望，然而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主要是只限于作为领导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而出现的。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年初的对德战争胜利日，在政府在各地贴出的大幅宣传画中，有穿着军装的斯大林的画像，还印有斯大林在战争胜利时发表的演说的摘要。就是在这样的范围里，恢复斯大林的形象。

足立：例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不久上映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绿影片里，有斯大林的镜头，是斯大林在演说的一个特写镜头。中间插有群众在聚精会神地听他的演说和战争场面的镜头。斯大林演说的镜头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对这一点，我感到惊奇。我很意外地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

佐久间：今年年初，我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首都基什尼奥夫住了四个月左右。在城市的中心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政府会馆，俄语叫做“ДОМ ЛРАВИТЕЛЬСТВА”。这是耸立在基什尼奥夫市的唯一的一座现代化的漂亮建筑物，全部是白色的。所以当地人都挖苦地称之为“白宫”，叫做“ВЕЛВГЙДОМ"。在它的正前方，有一座小小的凯旋门。以前，这座凯旋门两旁的字都被涂掉了，但是最近两年又恢复了。那就是用大字写出的约.维.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在摩尔达维亚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时的演说一一大元帅演说，也被用大字刻在上边。．在莫斯科是看不到这些的。因此，我也大吃一惊，觉得真了不起。向城里的人一打听，他们说：“唉唷！为恢复凯旋门上的字，还流了相当多的血哪。”

就是说，一方面，有来自下边的绝对必须恢复斯大林声望的压力。另外，早就谣传说，要重新出版一部分斯大林选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出。上边是不准用这种形式来恢复斯大林的声望的。

原田：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问题，我们也对斯大林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很想得到它。当然，书店里是根本没有的。想了各种办法到处去寻找，但是很难找到。有的苏联人保存着斯大林选集，要求他们出让给我们，但是他们说：“总有一天会需要斯大林著作，所以决不出让。”

佐久间：这还是实用主义。有的教师现在竟吹嘘说：“就是在赫鲁晓夫时代，我也没烧掉斯大林著作。一想到他过去说过的话，别人就会了解他根本不配说这种话(笑声)。我终于收集到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到第十三卷。

谈到实用主义，我还想起这样一件事。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苏联的工资问题。为此，到图书馆去查旧文献，一读大吃一惊。被称为这个问题的大权威的人，在斯大林时代写的书和后来写的书，说的完全不同。在斯大林时代写的书，在五十年代初期写的书，全是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并且一再说，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正确地指示的。可是，同一个人在八年后出版的书里却写道：“斯大林时代，是经济学毫无建树的时代，特别是工资这个科目，由于受到斯大林的压力，见不到阳光，在学术方面毫无进展。”在那篇文章里，这回是左一个赫鲁晓夫，右一个赫鲁晓夫乱写一通。而这个人最近写的文章中，既没有斯大林，也没有赫鲁晓夫了。(笑声)

足立：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在斯大林的著作里，在理论方面，还是有可以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扩大就可以形成现代修正主义体系。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批判地去读。可是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作为一位伟大领袖，领导苏联，坚持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而现在苏联竟用实用主义来对待他，简直不象话。

原田：群众中间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很好的，它来自实际生活的感受。他们说，尽管处在那种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困难时期，在斯大林领导的时代，日子是好过的。到农村去，问一下五、六十岁的老大娘：赫鲁晓夫时代和斯大林时代，哪一个好啊？她们详细地作着比较回答说。“那还是斯大林时代好得多了。当时面包的价钱是多少？而现在是多少！黄油的价钱和肉的价钱都比现在便宜。”在斯大林那个时代，虽然没有豪华的东西，可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生活必需品，日子比现在好过多了。”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而且越是到地方上去，这样说的人就越多。

足立：我想，斯大林时代是困难的时代，所以生活一定是苦的。可是一打听，当场得到的回答使我吃惊。他们说：“不，斯大林时代比赫鲁晓夫时代好过。”人们都说：可是，到赫鲁晓夫上台，就悲惨了。赫鲁晓夫这个家伙爱讲排场，一到外国去，就乱学乱搬，开设什么无人售货商店、简易快餐饭馆，穿的也喜欢外表漂亮，可是最最重要的生活方面，却困苦起来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

新谷：现在把“斯大林问题”引伸一下，再谈谈“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吧！不错，斯大林是有各种弱点，但是斯大林却建立了伟大功勋，他经历遇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接着而来的国内战争、反对外国干涉的战争，打倒了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国的干涉军，他领导了从废墟里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和国防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又团结全国人民，打败了纳粹德国的侵略。直到他逝世之前，他一直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的一生，主要方面就是这样。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一开始“批判斯大林”，他就以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为口实，把斯大林创建的最重要的业绩一一抹煞。赫鲁晓夫干的最大坏事，是在苏联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赫鲁晓夫的罪行是数不尽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把苏联引向极其错误的方向。

在今天的苏联，这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怎么样了？这同已经发生的苏军侵捷事件也有关系，所以是一个重要问题。苏联人民今天在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经常浮现在头脑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体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纳粹德国侵略到苏联欧洲部分时，苏方进行焦土战后退却了。就是苏方在退走前，对纳粹要占领的地区，烧掉一切房屋和建筑物，在井里投放毒药，使水不能饮用，这样使德军即使进来了也根本呆不下去，只得逃走。以后，当苏联进军追击德国的时候，德方在撤退时又进行了焦土战。等到战争结束，只剩下瓦砾堆了。

这样，在欧洲各国当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付出的人力、物力的牺牲，是最大的。据说，受到的损害大到这种程度，苏联现在任何一个家庭，它的家族中总有人因战争而牺牲了。因此，在苏联人民当中，对战争的恐惧情绪，厌恶战争而要求和平的心情，不用讲什么道理，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从这样的事实引伸出来的。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由正确的前提引出了错误的结论。

佐久间：一言以蔽之，赫鲁晓夫搞“批判斯大林”的本质，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不仅在苏联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反对尚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用这个观点去看赫鲁晓夫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问题。这些问题同怎样考虑世界革命，是密切相关的。

赫鲁晓夫一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开始进行这样的宣传：“总而言之，只要没有战争而有和平，在我国就可以发展生产，不久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到那个时候，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比现在更大的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全世界的人们看到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会羡慕，会用选举的手段，把多数共产党议员送进议会，就可以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今天全世界人民最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等待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南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在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人民，也不要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等斗争。不管怎样小的战争火星，都可能扩大成为世界大战。这样一来，苏联就会被卷进战争，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就完蛋了，于是，世界人民的解放也将推迟。”在苏联这种宣传是相当彻底的。因此，在同苏联人谈话时常常听到：“现在没有战争，真是好极了。总而言之，只要没有战争，我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世界也会好起来。”

我因有好几次听到这种议论，有点不耐烦了，就反问他们：“全世界究竟哪里有和平？在美国，以黑人为中心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亚洲，哪个地方没有战火？在拉丁美洲，人民也拿起武器干起来了。非洲也是一样。在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时候，你说什么只要这种和平状态能够保持下去等等，你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打算说这些话的呢？”这样一问，他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这是因为在苏联不进行这种教育，不进行这种宣传，而只教育、宣传现在世界是和平的好时代。他们说，反正苏联领导人聪明地同美国妥协，在设法防止战争。只要没有战争，也就用不着军备了。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起来，共产主义也就可以早日建成。苏联就是按照这种想法，同美国大肆进行裁军谈判的。

足立：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和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的想法，是来自同样的观点。

所谓“批判斯大林”，就是骂斯大林好象一个流氓，用这种办法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得像地狱一样。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赫鲁晓夫抛弃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忘记了阶级观点，抹煞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否定一切战争。就是说，赫鲁晓夫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用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的想法，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看问题没有阶级观点，不管是宫本显治也好，赫鲁晓夫也好，都是修正主义的。

原田：我们因为越南问题而举行示威游行时，苏联人不参加。我们就问他们，苏联人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也不参加示威游行呢？他们明确地回答说，“如果有示威游行的工夫，那么，把这个时间用来劳动提高生产多好。这样就会使苏联接近共产主义。苏联到了共产主义，世界自然也就解放了。”他们满不在乎地这样对我们说。

同共青团的家伙们交谈，他们都表示讨厌战争。问他如果发生了战争怎么办？他说：“我不愿意到战场去打仗，所以我要自杀。”二十岁左右的很结实的青年人，竟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话。

印尼的学生为了参加在祖国已经开始的武装斗争，要回印尼。苏联人拚命地说服他们：“为什么要到那种危险的地方去呢？留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还有住宅，可以幸福地过一辈子。”他这样说，是怀着好心。但是，印尼学生仍不改变决心。他们就说：“这家伙真有点怪。(笑声)

我在毕业后回国前，去参观苏联的坦克部队，在那里同苏军战士谈了许多。他们都住在营房里，从早到晚受军事训练。我首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当兵？”问后才知道，他们差不多都是出身于农村，因为家里人口多，自己想上学而上不起，没有办法便到这里来了。又问他们：“那么是不是打算在这里干一辈子？”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说，不，尽量在这里呆的时间短一些，设法积攒些钱，想上某大学或某专科学校。再问他们：“真想干一辈子的，有多少？”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我要干一辈子。这同日本自卫队队员的想法是一样的，农民的次子，三子，找不到职业，又不起学，所以去当自卫队。

足立：所以，现在要是打起来，苏联是很危险的。(笑声)因为没有人会拚命去打仗。

新谷：害怕和厌恶战争，这是一般群众的思想，也是朴素的感性认识。但是，赫鲁晓夫利用这种意识，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战争已经打够了。”就是这样一种一概否定战争的立场。当然也就根本不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正确观点：“要消灭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只有用战争来消灭战争，没有别的办法。”说得好听一点，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伤感主义。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决不是用这种伤感主义去打仗的。

我们打败了那么凶恶、那么强大的纳粹德国。在当今世界上，我们谁也不怕。你用弓箭也好钢枪也好，来进攻吧！不管谁来侵略，我们都有力量打败他。满怀这种信心和勇气前进！这就是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的接班人如果是一位优秀的人物，就会用这种精神来教育苏联人民。

原田：可是，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像刚才说的那样，在人民大众中间煽动悲观主义或对战争的恐惧情绪，这已成了现在苏联国内一般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想法。所以，在一九六○年前后，苏联拍制的影片都是什么《一个人的遭遇》、《战场》、《烽火大地》之类的。总之，一部又一部地拍制了以描写战争如何悲惨为重点的影片。

拍制了许多哀伤的影片，如人们正在和平地从事生产，突然敌人的飞机来了，炸弹炸毁了城镇和乡村，人们被迫去打仗。回来一看，自己的故乡成了废墟，人都死光了。在拍制了这种悲伤的战争影片之后，接着又拍摄了赫鲁晓夫搞的“批判斯大林”的影片。拍摄了许多这样的影片；斯大林时代世道是怎样的黑暗，丈夫早晨出去上班，担心晚上是否能回来，可是“二十大”以后，世道突然变得光明了。看了这种战争片子，已经不分敌我了。那样可恶的纳粹德国的影子也模糊起来了。只有破坏和悲哀。由于过分的悲哀，连敌人也不恨了。已经够了，别打仗了一一拍摄了发出这样呼吁的片子。

足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况且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至少必须这样来领导人民一一一用对战争的科学的，正确的观点，来分清敌我，揭露发生战争的社会原因，按照真正消灭战争的方向，发动人民大众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斗争。而赫鲁晓夫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看到在各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感到这种战火不知什么时候会蔓延到苏联，因而心惊肉跳。于是甚至要压制人民为独立和解放而打仗。

苏联现在在越南问题上，也决不是希望南越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只是考虑怎样来扑灭战火，所以对解放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并不关心。苏联想的是，南越人民拿起武器抗击美帝国主义这种事，需要让它尽快地停下来。

德国问题对苏联所具有的意义

新谷：现在成为问题的是德国问题。不了解这个德国问题对苏联所具有的意义，就不会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今后的动向。在苏联国内，对德国的恐惧心理非常强烈。这种恐惧，也可以说已经成为本能的了。对俄国人来说，这种恐怖症是来自历史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同德国打了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到纳粹德国的侵略，被搞得一塌糊涂。

因此，恨德国或者怕德国的情绪，甚至好象成了一种民族感情。所以，今天一报道新纳粹主义在西德抬头，整个苏联就为之震惊。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情况完全一样。历史正要重演。这是从一般人民大众到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的共同心理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问题，如果不把它同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联系起来考虑，就不能真正正确解决。苏联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考虑。苏联是怎样看美国的呢？不是把它看作敌人，而是把它当成朋友。相反的，苏联是联系着德国问题来看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德国作战时，苏联曾同美国合作。因此，苏联抱着一种希望，如果今后发生了德国同苏联打仗的局面，美国还会做苏联的朋友。苏联企图抱着这种希望来解决德国问题。

所以，《真理报》等报刊，在提到美国问题时，总是强调美苏共处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保证，只要美苏之间保持和平，世界上的其他问题也随着有了解决办法了。它一再向美国发出和平呼吁。宣传说；“美苏两国有史以来从未互相打过一次仗。在上次大战时，不是还合作同德国作战了吗？不就是这种盟国关系吗？今后要更加加深友好关系。”用这种观点来考虑问题。

因此，在思考这次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如果不联系德国问题来考虑，就不可能判断苏联为什么采取那种行动以及今后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佐久间：只要你随便打开苏联出版的国际问题杂志或《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一看，就会明白这个问题。到处出现用大号铅字印的НЕМЕПКИЙ РЕВАНЩИЗМ即德国复仇主义这个字眼儿。如果是旧纳粹的某人如何如何了，那更是要一五一十地大书而特书一番。在德国问题上，听到风声就打颤，气氛就是这样。

但是，美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儿，只要不是遇到特大的事件，是从不出现的。“帝国主义”这个词还用，但是，“美帝国主义”这个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的。

新谷：政治漫画一一像日本横山泰三等人所画的那种东西，内容几乎全是描写纳粹的，很少见到描写美国的。

原田：希特勒在侵略苏联时制订的作战文件，最近在苏联印成书出版了，是很厚的一大本．页数多，这还不算，而且在莫斯科，它现在成了畅销书。反正你想买也很难买到。对德国问题就是如此关心。此外，只要一出版有关纳粹的什么书，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佐久间：他们在德国问题上真是已成了神经质。所以，在赫鲁晓夫被撵走或者某某人下台这种时候，总是要把处理德国问题犯了错误，还有在农业问题上的失败，列为他下台的理由之一。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足立：这样做就说得通，容易使人们接受。

佐久间：我们曾问苏联当局：“你们并不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敌人吧？”他先是否定说：“不，没有的事。”我又问他：“不对吧！你们不是认为主要敌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吗？”他又说：“你那么说，也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原田：有一次，有个美国大学生到苏联观光旅行，在莫斯科生病了，马上被送进医院。在那里受到了什么待遇呢？住进了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或重要人物住的特别病房，医院院长亲自护理。养了一个星期的病，然后把他送回国去。对美国人这样照顾，远远超过一般礼节。对在那次游行时受重伤的中国学生，别说住院，甚至拒绝给他们治疗。这样一比较，就能知道现在的苏联怎么样了。

足立：在今天的苏联，受到冷酷待遇的是中国人。

新谷：在搞“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赫鲁晓夫常说，在苏德战争开始时期，由于斯大林麻痹大意，判断错误，致使苏联受到不必要的侵略。还说斯大林不听总参谋部的意见，独断专行，下达了不切实际的命令，因而，连续地吃了败仗。

可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在苏联国防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苏军领导人在回答问题时说：“没有那样的事。斯大林慎重地细心倾听总参谋部的意见，进行了正确的指挥，而不是独断专行，灵机一动就进行指挥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苏联引向胜利，创建了伟大的功绩。”从这些地方看，同斯大林一起实际参加作战的军人们，似乎还能如实地正确评价斯大林。

佐久间：还有，苏联在三年前突然又搬出了佐尔格问题。在这以前，普通的苏联人谁也不知道佐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可是，《真理报》等报刊突然一下子大规模地搞开了宣传。在电影院里还上映那部电影。从此，佐尔格，佐尔格，就闹腾起来了，还出了邮票。这实际上是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宣传说，佐尔格冒着生命危险，正确地掌握了德国开战的日期，把情报送给了斯大林。可是，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份情报，而德国实际上就是按照那个时刻开始了侵略。这就是纳粹德国那样蹂躏我们祖国，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原因。那个佐尔格闹剧，就是为了宣传这个的。

新谷：那时候，确实还给佐尔格颁发了什么勋章哩。

佐久间：是这样。在搞佐尔格运动之前，先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给他镀上一层金。接着便一五一十地大肆进行宣传，佐尔格的父亲是谁，母亲是什么人，佐尔格是苏联共产党员，在日本进行了什么活动。

原田：佐尔格闹剧后，苏联大量拍摄间谍片子。为纪念前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拍摄了许多影片，名义上叫作革命电影，而内容都是间谍片。

佐久间：在苏联，间谍片子和强盗片子非常受欢迎。这种片子，过去苏联进口东欧摄制的，可是最近在苏联也拍开了。不过，在俄语中，间谍有两个叫法，敌方的间谍叫做ЩПИОН，相当于日本说的间谍，而自己方面的则叫做PA3BEДЯИК，就是侦探之类。名称是不同的。所以，佐尔格是“PA3BEДЯИК影片”的第一部(笑声)。

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现代的根本区别

新谷：我们在考虑问题时，要从种种角度去研究，去比较，去对照，这是正确地理解问题的一个方法。我认为，把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苏联，同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后的苏联，作一番比较、对照，这对于了解现代修正主义的毒害有多么大，以及世界上首先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怎样遭到破坏的，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联系到现在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同苏联的经验作个比较，这对于鲜明地突出问题所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还有必要看苏联同东欧各国，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而且还要把日本同这些国家作个比较对照，研究其中的共性和差别。这对于我们决不背离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经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这种巨大考验，在日本建立光辉的社会主义，将有很大的教益。像宫本修正主义那样，把现在被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中枢，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千方百计为它辩护，抱着这种态度，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促使日本的工人阶级起来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斗争的。

佐久间：特别是反动派有意识地借批判今天的苏联的办法，来宣传社会主义还是不行啊，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啊，我们必须彻底地粉碎这种宣传。

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变质问题时，我最先想到的，是苏维埃这个权力机关。这个苏维埃机关的变质是最根本的。因为苏维埃是苏联工农兵的革命权力机关。它是，这些人亲自直接参加，站在群众路线的立场上，在党的领导下，直接行使革命权力的组织。在列宁、斯大林的时代，苏维埃真正是属于工人的，是属于农民的，是属于士兵的，他们是实际上的核心。

现在的所谓苏维埃，是把过去工农兵直接掌权的形态经过抽筋换骨，使它本质上成为有名无实，只剩下了外壳和名称。现在的苏维埃，实际上是高级官僚、名流、有势力的人这帮家伙，以一种类似荣誉职务的形式组成的。这帮家伙一旦得到特权，就贪婪地去追逐各种私欲。苏维埃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不是要在那里认真地讨论什么问题：它已经完全变成了投票机器，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总是全场一致通过。归根结蒂，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工农兵．

所以一问苏联工人――他是某工厂的工人，同我很要好――他就明确回答说：“虽说苏联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这是因为苏维埃本身已经完全变质，它同资产阶级议会没有什么两样，它已经成为一部分特权阶层的机关。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的那个苏联，同现在的赫鲁晓夫出现后的苏联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苏维埃选举”和先锋党的变质

足立：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一个选区只有定员数的候选人。如果定员是三名，就把三个人的名字印在选票上。领到选票，只要塞进准备好的投票箱就完事了。如果你不赞成这些候选人，可以进入挂着门帘的小房间，把候选人的名字划掉，另写上自己中意的人的名字，如果对代表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写上。但是，进那个小房间却需要勇气。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把领到的选票原封不动地直接投到投票箱就可以了。在监选人的注视之下，敢进入小房间的，这只有怀着强烈反抗情绪或调皮捣蛋的人才能做到。你就是在选票上写上什么，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一般选民对某某人是什么人一一如不是相当有名气的人，是不知道的。例如：选举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时，我们大学的一个苏联学生去投票回来了。我们问他，你选了什么人？他说，一个是赫鲁晓夫，另外两个人他连名字也不知道。许多人在去选举站领取印好了候选人名字的选票以前，连谁是候选人也不清楚，领了选票，连候选人的名字看也不看就投票。投完票，可以到另一房间听完爵士乐队演奏的音乐再回去。选举站备有乐队，在演奏音乐，并且严厉督促选民去投票。所以，不管什么选举，公布选举结果总是重复老一套；投票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全部当选，无人落选。一看这种选举，就会觉得，完全是劳民伤财。因为不管选还是不选，结果都只有一个，这是非常清楚的。

佐久间：这样选出来的苏维埃代表，怎么能说是工农兵的代表呢？苏维埃的变质也就是自然要发生的了，不过更深入地追究其原因，最后就归结到党变质这个问题上。在由列宁缔造、斯大林培育的时期，共产党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党、布尔什维克党。

还在列宁在世的时代，在完成革命后不久，曾经大规模地进行清党。当时，孟什维克以及各种不纯分子，相继钻进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的高潮中，党极大地膨胀了。针对这种情况，直接由工农兵逐个地审查党员，把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家伙，一下子清理了十万人，整顿了党(注一)。在这样的历史中经受了考验的党是完全得到群众支持的革命的先锋队。

原田：是受人民大众检验的先锋队。

佐久间：对！这样的党领导苏维埃这个工农兵权力机关，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同那个时代不同，现在苏联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共产党完全变质了，苏维埃根本就是有名无实，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无产阶级专政老早就停止了。即使这样，有人却说因为还保留着“共产党”或“苏维埃”的名称，所以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真是岂有此理！假如这么说是对的话，那就等于说日本的自由民主党是一个既讲自由又讲民主的党。尽管名称是自由民主党，其实是一个卖国的反动的党。即使加上“共产党”或“苏维埃”的名称，但是不能只凭名称进行判断，应当看它的实质。

足立：联系到苏维埃的变质，要很好地研究中国所建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新型的权力机构。

斯大林没有培养革命接班人

新谷：在我们所看到的苏联，曾经在十月革命时代活跃的人，几乎全部去世了，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时代。特别是新的一代人，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气概，丧失了继承前辈所完成的革命事业，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精神。现在虽然还能听到“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词句，但是那只不过是党或者政府官员在正式场合作为演说用语加以使用而已，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连续不断地培养继承、捍卫和发展革命事业的新的一代人，永远不让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到苏联之后最先碰到的问题。日本川柳有个故事，叫做“第三代一手好字写实房启事”。说的是第一代经过干辛万苦盖了一所漂亮的房子。第二代还多少保留一些上一辈的精神，总算是在努力维持这所房子。到了第三代，虽然有了学问和教养，能写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但是完全丧失了前辈的精神，用一手好字写了“卖房启事”，把房子卖掉了。苏联的情况，跟这个故事一模一样。

所以，把列宁、斯大林时代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贱价卖掉，再买进廉价的资本主义，不是从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而是要后退到资本主义。这一点是多么值得深思啊！不是仅仅对现在活着的人，就是对于尚未出生的以后好几代的人，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但是将会存在的一代人，也要做工作，要使革命精神传递到最后一代，怎么办好呢？要完成这个事业，并且在世界上第一次大胆地采取了行动的，就是这次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想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那只有反复进行触及全体人民每个人灵魂的革命，彻底进行思想改造，有一亿，就依靠一亿人民的力量，有七亿，就依靠七亿人民的力量，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这一点，在正确地批判斯大林时，是一定要指出来的。斯大林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观点上，也就是在群众路线的观点上，有很大的弱点。

足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在挑选谁来当下一个领袖时，很简单地就选出了马林科夫。据说，中国的领导人偶而去苏联，看到这种情况，便说，“这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所以，要挑选他的接班人，那就必须慎重地挑选最合适的人，他能够正确评价斯大林生前的业绩，分清斯大林在哪些问题上是正确的，在哪些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从而分清斯大林的哪些地方他的接班人必须继承，哪些东西必须纠正，并且能够进行这种领导。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继承斯大林的精神和思想，而且像赫鲁晓夫那种人，就可能突然乘这个机会，利用人民大众中间存在的朴素的情绪、感情，实行收买人心的政策，登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他就利用群众中存在的没有阶级观点的反战情绪，抛出“和平共处”路线，实行收买人心的政策。

怎样培养革命的接班人的问题，是我们在莫斯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个问题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命运，因而除了百分之百地信任人民大众，彻底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加以教育和改造外，没有别的培养办法。斯大林没有作到这一点，也没有这种观点。

佐久间：斯大林逝世后，没有找到好的接班人。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缺乏群众路线。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斯大林逝世是在一九五三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一九五六年。这中间只隔了三年，党就变质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开始崩溃了。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三年之内就被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呢？这一变质，虽然是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但其因素，早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就已存在着。

对这个问题，中国进行了十分深刻的研究。一九五六年中国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虽然受到当时时代的限制，例如许多地方使用“铁托同志”这个词间接地进行批判，不够痛快，但已经有条有理地总结了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值得吸取的本质性的教训。其一是群众路线的问题，其二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

从斯大林时代，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成，阶级矛盾基本上就已经消灭”的理论。今天苏联领导人还说：“苏联只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敌我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了。虽然还有流氓和小偷，但他们不是阶级。”(笑声)他们企图用这种形式逻辑，为他们的修正主义找到合理的根据。

苏联的现实本身，戳穿了这种理论的欺骗性，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这种修正主义理论。

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存在着资产阶级当权派。由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发现这个问题，以致在他逝世后仅仅三年之内，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就被他们所篡夺。另一方面，即使发现可疑的人物，但由于没有建立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能弄清发生这种问题的内在原因，仅仅作为间谍在行政上加以处理。人民群众根本不理解惩处这些人是为了什么。如果在阶级斗争中将这些问题摆在适当的位置，那么就会明白，除非整个工人阶级自己起来粉碎他们，否则就打不倒这些阶级敌人．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而是整个阶级的斗争，所以不树立群众路线的观点，就不可能真正防止修正主义。

对于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那两篇中国的重要文章已有清楚的阐述。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弄清这个问题，这成了在国际反修斗争中，中国回过头来检查自己，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识破“批判斯大林”实际上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大阴谋，评价斯大林作为革命家的一生，同时又从他的错误中吸取积极的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斯大林的缺点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新谷：斯大林个人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接班人。没有培养出接班人，这是他的一个大失败。因此，历史就被接着出现的赫鲁晓夫完全颠倒过来了。如果仅仅是出现一两位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革命暂时也可能顺利发展，但是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单位来看，只有这一点，革命是决不能顺利发展的。这是苏联五十年的历史明确告诉我们的。

斯大林在世的时代，只要服从他的领导，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斯大林对于在他看来是属于倾向坏的家伙和反革命，便用秘密警察对他们采取行政措施或者把他们杀掉。而人民大众完全不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养成了他们对政治的恐惧心理。因此，只是一个劲儿地以盲目的、无批判的态度跟着斯大林。可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等这些蛊惑人心的家伙接替了他的地位，人民大众又跟着他们走。这就是今天苏联的最大的悲剧。

足立：这一点，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中国，人民群众自己进行讨论、批判，并且根据自己的判断，揭发出钻进领导机构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七亿中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因此，不管隐藏得多么巧妙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斗争中，无不露出原形。人民大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辨真革命和假革命，由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把政治不断推向前进，在中国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新时代。

记得很早以前，从报纸读过这样一则新闻，前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过，“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现状看来，可以这样说，到毛泽东的下一代以后，中国的情况也必将开始‘解冻’，刮起‘自由化’之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它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帝国主义这种痴心妄想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要想使世世代代永久保持社会主义社会不变颜色，除了依靠几亿人民的群众力量，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主席从这个观点出发，向人民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在苏联是完全没有这一观点的。

佐久间：宫本集团的情形和苏修完全一样。他们认为，有关世界和国家大事的政治路线，你们怎么会懂得，所以你们就只要遵守“组织原则”，给我扩大报纸销路就行了。当我们指出宫本显治的路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而起来造反时，他们还讪笑我们不过是些青年学生，居然侈谈党的路线，未免太骄傲等等，把我们狠批了一顿。(笑声)

足立：不让人民群众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不让人民群众关心政治大事，这已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特征。苏联也不让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只要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工作，而天下人事由赫鲁晓夫或者勃列日涅夫去判断处理，人民只要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就是了。

从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到勃列日涅夫的“法西斯党”

新谷：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时，最重要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也即权力中枢，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革命的左派手中，这是真正关系到全体人民生死命运的大事。赫努晓夫篡权后，苏联的社会主义一下子就垮了。赫鲁晓夫当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立即在党内展开大清洗，当然这是从反革命立场进行这一罪恶勾当的。

赫鲁晓夫首先制造了“落后于时代的石头脑袋”这样一个借口，把据说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和他有不同意见的斯大林的老战友如莫洛托夫等人，一一踢开。

接着，赫鲁晓夫又以所谓实行“党内民主”为借口，把那些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一一清洗出去。他又随意修改党章，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同一负责人不许连选连任，或者不许三选三任，把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党员从党的领导机关一一整掉，以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取代他们的地位。而只有赫鲁晓夫连选连任几次都可以，他玩弄党章，一至于此。

赫鲁晓夫还给斯大林时代被清洗的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地主分子，一一恢复了名誉，并且让他们混进党内，相反，坚持革命的苏共党员却被清洗出去。赫鲁晓夫还公然说什么“取得政权后，只要提高生产就能到达共产主义”，他把共产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竟然把党变成了经济机构一样的东西。

赫鲁晓夫就这样使苏共从内部腐烂变质，终于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使苏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全民党”。在日本，社会党一开大会，就要争论一番社会党是阶级政党还是国民政党。苏共就干着与此相同的事，它不再是阶级政党，而是“国民政党”了。

原田：赫鲁晓夫就是这样把苏共变成了实质上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东西了。赫鲁晓夫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之流，今天进一步有了发展，使苏共堕落成了法西斯党。

宫本一伙的“组织原则”

原田：那一套反革命路线，是赫鲁晓夫在“党章规定”的合法外衣之下推行的．赫鲁晓夫对凡是不依照他的反革命路线办事的党员，都被当作“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反对党中央方针的大逆不道之徒”(笑声)，将他们一一清除出党。

现在，宫本显治一伙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正和赫鲁晓夫一模一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掌握了党中央的实权，下一步就一定是以“组织原则”为盾牌，开始清洗坚持革命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讲“组织原则”，要人盲从，实际上“组织原则”这个东西必然是为实现某一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原则”决不是什么单独存在的东西。事实上，宫本显治所强调的“组织原则”，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议会主义”，“独立自主”等现代修正主义路绩而已。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能服从旨在为推进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组织原则，绝对不应该服从宫本显治这类叛徒的“组织原则”。

事实上，列宁就是这样考虑并采取行动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堕落到“议会主义”、“保卫祖国”等修正主义路线，从而背叛革命时，决没有说“虽然路线是反革命的，但是组织原则还要遵守”。列宁毅然决然地宣告，考茨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已经崩溃。他和第二国际决裂，并建立了第三国际。现在谁都清楚，无论是对于苏联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是对于日本的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去服从修正主义党的“组织原则”，而是要和他们一刀两断，重建真正的先锋队一一共产党。

苏联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区别

新谷：前面我们谈到权力机构问题和共产党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军队。武装力量是国家权力最主要的支柱，军队掌握在谁手里，和按照什么路绕行动，将严重地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今天苏联的军队，和美国等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差不多相同。他们都是为一部分统治阶级服务的军队，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是由根据征兵制而征召来的士兵和职业军人组成的。这些军队，对武器的因素比对人的因素更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的宗旨和素质，跟苏联等国的军队根本不同。它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大众服务的军队，内部不存在等级制度。这支军队既打仗，又从事生产，又做群众工作。他们不是脱离人民的特殊武装集团，而是人民自己的武装部队。这支军队最重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苏联军队，在国内压迫苏联人民，对外则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解放。我们有必要充分地研究、学习毛泽东主席的建军路线。

    (注一)一九二一年，在有非党群众参加的公开集会上，清洗堕落的党员，大约十七万人(约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二十五)被开除出党。

☆东欧的政治笑话☆

资本主义？汉那么回事

西方的旅行者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听说捷克斯洛伐克在复辟资本主义，想亲临其境弄个明白，便拚命地到处探访。有一天，在布拉格揪住一位青年，向他打听这个事。那位青年就喋喋不休地说开了。

    “噢一一！竟有这种说法吗？真是岂有此理！”接着他回答说：“我国宪法上明明写着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完全不必担那个心。”

七、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社会主义各种制度的变质和崩溃

佐久间：五年之前，当然，我是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满怀向往之情，到莫斯科去留学的。到了莫斯科以后，最初还有许多佩服的地方，常写信告诉日本的朋友们。

例如到莫斯科以后，认为最方便的是，什么时候都供应开水。除了太古老的住宅外，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自来水，开水也是日夜供应，无论是要洗澡、淋豁、刮胡子等，要用开水，马上就有。因为市里设有热供应站，将水煮开，输送到各个家庭。各个家庭冬天需要的暖气，也是熟供应站输送的。各个家庭都不要准备火盆和火炉。我以为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带来的成果，所以很佩服。

住宅建设方面，大型的新村有计划地兴建起来。房租很便宜，连同煤气费、水费、电费、电视和收音机收听费等一起，不过占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此外交通费、邮电费也很便宜。许多到苏联的日本人，对这些都表示羡慕。我想，还是社会主义好。

又如上学，不仅不必缴学费，而且有奖学金。这种奖学金和日本的奖学金不同，是不必归还的。毕了业也不必担心失业问题。生病或者受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不必缴医疗费。从入院到出院，管治疗，管饭吃，分文不收。这一切，用很通俗的比喻来说，不过是社会主义成就的一部分。虽然不能单单从社会福利的情况来评价整个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这一制度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苏联的工人、农民流了汗水，建立起来的。可是，就在我们在莫斯科居住的五年期间，眼看着这些制度有的从内部开始变质、腐败，有的连外表也正在改变了。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天到达莫斯科的。我记得当时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时，一位向导人员曾指着一所医院对我说，这是莫斯科唯一的一家私立医院。五年之后，到我回国的那一年，莫斯科的私立医院已发展到数不清了。这种私立医院和日本的某某医院和某某诊所，完全一样，由一两个医生开业。到这类私立医院看病，和在日本一样，要付医疗费。凭我们的常识来看，既然有不收费的公立医院，没有傻瓜会去这种要花钱的私立医院．事实却不然，登门找私人医生的病人很多，真是生意兴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原来这种收费的私人医院里有技术高的医生，又亲切又认真。一到那些公立医院，全是衙门式的，粗暴，不给认真治病。有时推来推去，受到虐待，这还不说，能治好的病也好不了。与其那样，还不如稍微花点钱，到能认真地给彻底治好病的地方去，这本是病人的常情。因此，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都不到公立医院去受那非人的待遇。这就造成私立医院日益兴盛，开设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来，好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全体人民都享受的免费医疗制度，就很快地崩溃了。

“休养之家”的实况

佐久间：我在苏联度第一个暑假时，七月间曾到黑海沿岸我们大学的“休养之家”去休息度假。在那“休养之家”的旁边有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所有的苏联人都享有休养的权利一一摘自苏联宪法。”我一看这几行大字，心里想。果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哩。

到了八月，我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一个集体农庄去劳动。在那里我遇到一个老农并和他聊天。我对他说：“你们的国家真好，保障所有的人都有休息疗养的权利。可以到‘休养之家’或者‘疗养院’里舒舒服服地休养近一个月。”他听我说完之后回答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活到这一把年纪，那种地方可一次也没有去过。能去那种地方的，恐怕是党和政府的人人物吧！”我听他的答话，想到这情形确实有点不对，但是又想到世界上的事情，总不免有些例外。那时我听到那老农的一番话后，并没有怎样加以重视。

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间，我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在赴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在莫斯科高级政府机关里工作的中年俄罗斯妇女。她是到捷克斯洛伐克名胜地卡罗维发利的温泉去度假的。卡罗维发利是欧洲有数的几个温泉休养胜地之一。我们便讽刺她说：“像你这样地位高的人，能够到外国著名的胜地休养，真使我们羡慕啊！”谁知她听到之后反而说：“我不是讲笑话，我对这件事正非常不满意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上司个个不是去意大利，就是去法国，或者赴西德这些国家去度假，我职位级别低，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她说到“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去”这句话时，脸部充满不服的表情。

我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后，为了治疗胃病，到高加索一处设在山上的疗养院去疗养了一个月。在那疗养院里，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来自基辅的一个工厂的工人，要说这个人的体格，真好象是一头小牛似的健壮。他在每当医生要来检查病房的规定时刻前，就离开病房溜走。我便问他：“你说肠胃不好，可怎么看不出你有病？为什么要跑到这家专治肠胃病的疗养院来？”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会干部。我的工作就是审核和批准工人们请假事宜，和给他们安排休假疗养。因此，我自己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我自己签一个字就一切都解决了。”这个人居然还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员哩！

确实，在苏联的宪法上规定“所有的苏联人都享有休养的权利”，但是今天处在苏联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事实上却极少可能享受疗养设备。地位稍微高一点的，在苏联国内的疗养地休养，比这高一些的到东欧各国去，更高的到西欧去休养。情况就是这样。

原田：那些疗养院、“休养之家”等地方，其内幕也是不堪入耳的。首先，性道德的紊乱非常严重。有妇之夫，有夫之妇到那里后公开乱搞男女关系。我到疗养院时，有些苏联人居然亲切地说：“怎么不找个女人？我可以介绍！”我拒绝了他，说“我不是玩弄女性的人”。他竟感到奇怪，问我：“那么，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你是个残废的人吗？”

在疗养院里从事清洁的老女工们，工资非常之低。问她们怎么过活？原来她们把自己的房间按钟点计算，租给那些男女们幽会，等于那种专供情人幽会的旅馆，靠此赚一些外快。凡是到疗养院的男人莫不带着大量的金钱去的(笑声)。这种现象，在苏联已属于常识范围的平常事情了。

足立：苏联和日本一样，找到的职业不同，在待遇上，也就存在着惊人的差别。到高级政府机关和大企业，跟在中小企业里工作，各方面的待遇完全不一样。我所认识的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妇女，她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当电话接线员，工作已达二十多年。她就说：“疗养院这种地方，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我说：“你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不可能有这种极不合理的事情。”我再详细地问她，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她虽然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但是她们只是受工会雇佣的一个全部职工仅有五，六十人的小单位。这种小单位，自己没有“休养之家”、疗养院、俱乐部或文化馆这类的机构，因此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苏联有些事物，．表面上看好象很好，但只要深入进去调查一下，就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往往令人感到惊异。

人口集中大城市和房荒

佐久间：住宅问题也是一样。在苏联，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莫斯科人口更是急剧上升。住在地方上的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想到大城市去。

例如在我们学校读书的地方出身的苏联学生，在就学期间内，千方百计要找一个在莫斯科拥有居住权的人结婚。这样，他就可以留在莫斯科。当局为了防止人口集中到城市，也采取了种种的对策，可是一概无效。因此，莫斯科的房荒非常严重。住宅的建设满足不了对住宅的需要。这样，婆媳吵架等这类问题也就发生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一种类似住房互助会的组织建立了起来。这种办法是，集合一定数量的人，各人先拿出一笔钱来，再由国家补助兴建公寓，然后在多少年内每个月付二、三十个卢布，等到付清全部款项，房屋即属己有。现在用这种方式盖房子的人非常多。这样的住宅区，我也去过许多次。许多苏联人收入很低，却要付出高额的住宅费，莫不感到负担非常沉重。苏联工人的全国平均工资是九十到一百卢布，对一般工人来说，是难以支持的。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就想到这和日本有什么两样呢？这已经很难叫做社会主义了。

足立：如果说今天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那就不需要什么共产党了，也不要去流血干革命了。那类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能够办到的。看今天的苏联，不是看工人有没有私人汽车，家庭电气用具普及的程度怎样，疗养院设立了多少，是不是有开水供应，这些都不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今天苏联是什么政治派别掌权，把苏联政治推向哪一个方向，最后要把苏联引向何处，把苏联带到什么样的社会去？

原田：这也就是说，首先要看那个国家的人的因素，他们生活中所遵循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他们的思想状况是什么样的。不从这一点看问题，就不能正确地掌握问题的实质。完全撇开人的因素，只拿苏联现在生产的物质财富去作比较，那么单单在消费物资的质和量这一点上，苏联和西方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就有很大的差距。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最重要的是，苏联这个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经济领域究竟是要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物质关心”和“物质刺激”

新谷：我想简略地谈一下苏联的“新经济体制”问题。大家都知道，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不佳，困难很多。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是经济机构组织不好。他多次下令改组苏联的经济机构，但仍然失败。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上台后，以为仿效资本主义的一套方法，也许可以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

他们提出了一套“物质上关心的法则”和“物质刺激的原则”，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套作法，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提出来，也未免过于露骨。而他们现在就把这一套，硬说是列宁的原则。实行这一套原则的结果，苏联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一套“原则”，归根到底是鼓励人们去大肆追求私利私欲。实行这一套“原则”，使庞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把国家和世界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变了。现在在苏联，像前面谈到过的那样，贪污纳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总而言之，人们都是为了怎样才能发财而奔忙。人们的思想腐化到了这种地步，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陷于一片混乱了。

按照我的看法，苏联的经济越搞越糟，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当局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观点。因此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的这一套官僚机构越是庞大，内部的官僚主义就越发展，腐化堕落就更严重起来，这是必然的趋势。

作学问也搞“物质关心”

足立：特别是最近，搞什么事情都靠“物质刺激”。我们就读的大学里，旷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当局很是头痛，于是也来个规定，凡旷课几十小时以上者，奖学金减半发给，甚至全部停发。不是去了解学生究竟为什么旷课，是不是对讲课不满意，还是另有原因，再在这个基础上去正确处理，而只知用行政手段进行恫吓，连减发奖学金的手段也耍出来了。学习也要用金钱引诱，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学校当局还大言不惭地说：“列宁的物质刺激的原则，在我们这里也适用。”

原田：教师指导学生做毕业论文，每负责一名学生可以得到五十个卢布。有些教师为了钱，就同时担任许多毕业生的论文指导工作，因此名声很坏。有个教师遇到他自己班的学生放弃作毕业论文，当面叹息说：“我的五十个卢布拿不到了。”(笑声)

佐久间：一个刚进大学的女同学愤怒地对我说：“我们班上一个成绩不好的女同学，仗着她的父亲是集体农庄主席，一个劲地给先生送礼，甚至用汽车把礼物载到考场，因此，她就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了。”

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

新谷：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从一九六六年起采用所谓“新经济体制”，放手给予各企业以独立经营权，放手让它们追逐利润。按照勃列日涅夫这一伙的说法，只要人人都有追逐私利、满足私欲的打算，拚命去追求利润，就能到达“共产主义”。(笑声)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共产生义”呢？这和资本主义又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把什么公司的总经理，换上一个什么委员会主席之类的称呼，而其实质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看到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大事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肆无忌惮地复辟资本主义，日本等国家就流行着一种议论：“经济非常不发达的落后国家，或许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度以发展本国的经济，但当达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水平以后，仍然会陷于停滞不前的僵局，仍然不免要实行‘自由化’，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适宜落后国家，在像日本这样经济高度发展的先进国家，则不适用。”

照佐野学、锅山贞亲等人的这套理论就会得出这样结论：实行“共产主义”的结果，仍然不免要走向“维护天皇制度”。(笑声)他们不断地宣传：希望自由的心情是人的天性，所以“自由化”总有一天必定到来。这是胡说八道。其实他们提倡的“自由化”，就是人剥削人的自由。工人阶级中间如果有人具有这种愿意受人剥削的天性，那么这个人就是卑贱的家伙。

原田：经济改革的目的在于：他们认为经济未能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这一套制度，所以他们要放松经济计划和统制，采用市场经济，让各企业去自由竞争，通过自由竞争去发展经济。一句话，就是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医治困难重重的苏联经济。我们在前面谈的是围绕着政权方面的问题。而这个“新经济体制”，就是要通过苏联的资产阶级政权在经济基础方面复辟资本主义。

足立：现在苏联采用的以引进所谓“利润方式”为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决定的。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苏联早一年作出同样的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虽然有各种差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刚才谈到的，采用“利润方式”和市场经济，把过去由国家无偿提供生产设备，现在则以缴纳使用费的形式变成有偿供给。另一方面，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指标大幅度压缩，而加强各个企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国有化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特征，已经接连不断地消失了。

原田：在这一点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搞得更彻底。例如自由价格制度已经大规模地采用了。各企业由于优劣不同，职工的工资待遇差别也产生了。

足立：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法则已经崩溃了。过去上级向各企业指定的最重要的指标是生产量。因此简单地说，就是根据生产量来实行“按劳分配’。但是“新经济体制”却把这个基准改变了，用营业额代替了生产量。因此，具备同一条件的人进行同一的劳动，但产品畅销的企业的工人收入，要比产品滞销的企业的工人多。

佐久间：现在苏联的工资差别还有某种限度的限制，但今后工资差别必将越来越大。在实行“新经济体制”以前，苏联在定工资时，作为一种义务，规定了八项指标。所有的企业在制订工资计划时，必须将工资总额、工人人数、劳动生产率等全部报告上级监督机关并且要经过它批准才能实行。但是新制度实行后，企业只要工资总额得到批准就可以了。至于雇佣工人人数，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这样一来，在工资总额的范围内，只要工人数减少，每个职工的工资份额就增多。前面说的工资差别上还存在的限制，是指工资等级表是由国家决定的，对实际上造成差别的奖金，分别大体规定了百分比。但是，这和他们提倡的“物质刺激”的原则又有矛盾，这样总有一天会取消的。到那时工厂厂长就必然大搞企业的“合理化”措施，拚命向工人开刀，更多地把他们解雇。

现在剩下的唯一的工资总额的指标，实际上也是想取消的。不过因为把它一取消，国民收入的计划就难以制订了，所以不得已仍然保留。但苏联当局已公开说，今后各企业的工资总额指标是要取消的，到那时由各企业自行决定各自的工资总额。

新谷：我曾经向大学的教师提过问题：“实施新经济体制后，会不会出现失业者？”那个教师回答说：“苏联政府和党是会采取措施不使出现那些事情的，因此不必担心。”我认为这句话是说反了。因为苏联的党和政府已经采用了要引起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方针。

足立：各个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而在推销产品方面进行竞争，而且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力求节省开支。为此，就必然会解雇劳动差的工人，并尽量减少用于职工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资金。这种对工人不利的做法是会采取的。这样就会出现失业者。对于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学家等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只要保证被解雇者从失业到再找到职业期间的生活就可以了。这个想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是一样的。还有有的工厂产品畅销、有的工厂产品滞销，这就有企业倒闭的可能。

佐久间：还有各企业可以把利润的一部分，在企业内部分配。究竟是怎么分配的呢？实际上，绝大部分被技术人员和负责事务工作人员等企业管理人员分享了。虽然手头上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利润分配实际情况，百分之六十以上落入了企业内部极少数管理人员之手，剩下的才分给一部分工人。

技术人员、事务管理人员的奖金，过去一向是编入企业工资预算中的，这一次却从工资预算中分离出来，而从利润中领取。因此企业利润如果不增加，他们除了基本工资外，一个戈比的奖金也拿不到，如果利润大量增加，他们就可以拿到全部奖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企业管理人员具有“物质关心”思想，以便去拚命强迫工人为积累企业的利润而卖命。

剩下来的一小部分奖金，并不是让全体工人平均分配的，而是由企业管理人员用于表扬“优秀”的工人。这和最近在美国、日本等企业中所采取的种种制度，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

资本主义的“集体农庄市场”

原田：商业流通机构最近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对某些“商品”已经实行自由价格制度，可以自由规定零售价格。对其他的“商品”规定上涨和下跌的幅度，让它们在市场上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价格。苏联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还有，各企业在决定什么商品生产多少时，已经开始由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同来决定。例如纺织工厂，首先要举办样品展览，把本厂出产的各种纺织品展示出来，在那里签订企业之间的交易合同，纺织厂就根据这些合同制订生产计划。因此，也就自然只努力生产利润高的商品。

还有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由集体农庄将国家收购以后剩下来的农产品，和各个农户在自留地上种植的收获物，拿到这种市场来出售。这种市场最近日益发展。在这种市场上，买卖价格根据供求关系涨落。为了不让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不适当地上涨，便在市场附近开设国营商店。但是，不管怎样，国营商店出售的商品和自由市场上的商品质量完全两样，所以根本不起作用。以苹果为例，在国营商店出售的，是小的，疤很多，在集体农庄市场出售的，大而新鲜，并且擦得很干净。到集体农庄市场一看，品种多、量丰富，并且可以随意挑选，只是价格高。国营商店虽然价格低，但是常常有牌价而热货，即使有货，质不好，量也不多。有趣的是，集体农庄市场也可以讨价还价，有时还搭送一点东西。

新谷：有的地方的集体农庄用飞机装运农产品到市场上出售。

足立：集体农庄市场的投机风气很盛，因此还有警察驻守。

原田：有一次我到集体农庄市场去调查各种产品价格。我刚拿出小笔记本和铅笔，便衣警察就走上来质问我：“你为什么要调查这里的情况？”我说：“是这么回事，我和朋友们要开一个茶话会，想买一点价廉物美的东西，所以到这里来看看。”他被我这番话对付过去了。

什么人掌握着生产资料

佐久间：前面讲到了利润分配的问题。现在在“新经济体制”下，一个企业可以用其利润的一部分和出卖用不着的机器所得的钱，来购买该企业所需的机械。过去，这种设备投资全部是由国家控制的。国家认为必要的机械设备，无偿移交给企业，企业本身无权随便处理这个设备。现在，企业可以用它自己的收入随意购置机械。这一来，企业自己购置的机械设备的所有权，当然就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企业“集体所有”。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再过几年，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就要消失，都变成“集体所有制”。这不是完全走和社会主义相反的道路吗？再从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看，是不是集体所有制，也很难说了。

原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来掌握生产资料。苏联现在自称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一种就是所谓“全民”所有制，另一种就是所谓集体所有制。工业方面一律属于“全民”所有制，农业方面则分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所有制。

按照苏联过去的正式看法，一向认为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的形态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集体所有制将逐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是最近已经开始在说，集体农庄没有必要向国营农场过渡。只要这两者照旧扩大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差别就会消失，从而到达共产主义社会。

佐久间：谈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我有一次在上法律课的时候，向教师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同时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它们的差别将消失。到那时究竟是‘全民’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呢？还是相反？或者两者都不是，而产生另一种所有制形态呢？”那个教师训斥我说：“不许你提那种别扭的问题！”(笑声)“你是个中国派，你提这个问题一定是含有某种意图的。”(笑声)

但是，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国营农场最近也和工业一样，采用了“新经济体制”。因此，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国营农场可以用它的一部分利润和自行变卖不要的机械而得来的钱，随意添置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实际上也是向集体所有制过渡。因此，苏联当局所说的这“两者的差别将消失”，只能认为是一切所有制形态都过渡到集体所有制。

足立：一般地说，所谓“全民”所有本身在理论上就是奇怪的。因为，暂且假定我们现在承认苏联的理论，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属于参加该农庄的农户集体所有，除此以外就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可是国营农场和工业部门等国营事业的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所以，集体农庄的农民也是所有者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苏联是“全民”国家，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这样说来，只有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双重所有者。(笑声)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也说：“确实有矛盾哩。”

骗人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原田：苏联把国有部门即等于社会主义部门这个想法，扩大到荒谬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它有一套“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完全骗人的理论，把所谓新兴国家的国有部门说成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部门。这个“理论”概括起来说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下，阿联、缅甸、阿尔及利亚、马里这些国家，不是向资本主义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因为究竟还不能说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叫做“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在过去是指印度，最近还把印尼和加纳也算进去了。

在我们班上，这个问题受到了大家的批驳，老师因为无法说明，常常下不了台。可是，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到阿联去，甚至发表了“阿联在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演说。苏联把这个“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说成是列宁的理论，就连政治经济学的主任教师也无法为之辩解，只得说：“我不了解。”

这个“理论”并不是什么列宁的理论，它恰恰忽视了最有决定意义的政权问题。把那些非但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连共产党都没有的国家，只因为经济的重要部门一一从殖民主义者手里没收的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就说成是“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问题实在严重。

还有，把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国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纳赛尔领导的阿联，说成是“正在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笑声)。赫鲁晓夫还把“苏联英雄”的勋章送给纳赛尔，这在苏联国内也不得人心。大家说，阿联总统为什么会是苏联英雄？(笑声)

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和苏联对它的轻视

新谷：苏联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时，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了优越的制度，才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大工业国。这正是社会主义所达到的伟大成就，因而才能随时都有开水供应，盖起便宜住宅，上医院上学校都免费。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福利的很小一部分。像苏联现在的物质成果，只要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出正确的努力，任何国家都是能够办得到的。只就苏联在物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来说，除了军事部门以外，实际上还赶不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如果以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物资的质和量作比较，苏联更是低得不在话下。可是，这十年来，苏联重视物的因素，轻视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思想的因素。忘掉了过去带来伟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

在庞大机构中工作的人，如果思想变质了，将会怎么样呢？那个机构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越是庞大，就越成为障碍。这样，那个机构本身将土崩瓦解。由列宁和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过去给苏联人民带来幸福的制度，现在正在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从根基上加以破坏。

佐久间：听柯西金的演说，篇篇都露骨地表现出非常低级下流的物质主义。他说：“我国的文化革命在很早以前就完成了。现在到了具体地脚踏实地建设共产主义的阶段。(笑声)以电影院为例，按人口平均计算，苏联的电影院每年都在迅速增加。苏联今天出版书籍的数量，居世界第一。”

但是，跑到电影院一看，所有放映的影片尽是间谍片、强盗片、武打喜剧片、醉鬼片和美国的西部片。在这种情况下，电影院越是增多，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群众的毒害越大。这就不是什么接近共产主义了。出版物增加是好的，而问题在于出版些什么东西，那些小说是些什么内容。看看今天苏联的出版物，其内容实在不象话。

新谷：柯西金在谈到“新经济体制”的演说中，曾经这样说：“有些人中伤我们，说我们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今天苏联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简言之，他们竭力诡辩说，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下，不管怎么吸收“利润方式”，也不会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今天的苏联，早已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之下，实行了“利润方式”。这就只能是复辟资本主义，而不会是别的。

修正主义毁灭了社会主义

佐久间：特别是和朋友们谈起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们都说：“社会主义国家还会侵略别人吗？”我说：“现在如果还把苏联当作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去考虑问题，思想就会混乱。苏联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我有这样一个比方，把社会主义比做一架飞机。飞机的本质在于能飞。但是现在这架飞机的引擎已经损坏不能起飞，只能搁在那里。只从外表看问题的人，还说那是一架飞机。实际上这架飞机的引擎已经损坏，作为飞机的本质已经失去了。

一架飞机不飞行，放在野外任凭风吹雨打，机体自然要处处损坏。引擎坏了，已经不能飞的飞机的螺旋桨或翅膀没人修理，因此，时间越久，必然损坏得越加厉害。不仅仅是自然地损坏下去，飞机越大，就越成为障碍，所以，许多人就来拆它的翅膀、螺旋桨。别人看到这架飞机，就会想；啊，飞机的残骸放在野外没有人管哪！

再过些时日之后，飞机残骸便变成一堆烂铁。以今天苏联的情形而论，如果比做不能起飞的飞机的话，它的机翼、机身已经严重地损毁了。也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弃置在野地上的一堆飞机残骸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机翼和机身相当于经济基础。苏联已经大肆着手使社会主义基础构造变质。所谓实行“新经济体制”，等于再把飞机的螺旋桨全部拆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因为飞机的引擎已经损坏了。引擎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等于社会主义的灵魂。为什么引擎会坏呢？那是因为共产党这个飞行员变坏了。

新谷：宫本修正主义，好比是给这架坏飞机抹机窗玻璃的清扫员。

足立：过去的苏联，不仅飞机是优秀的，驾驶员也是高手。但是后来换了糟糕的驾驶员，所以飞机不是撞到什么，就是失事坠毁，最后飞机不能飞了。归根到底，问题在于驾驶员。所以说，不管制度怎么好，但是驾驭这个制度的人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

新谷：归根到底，是这个新驾驶员要让那架飞机向哪个方向飞行。(笑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使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和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变质到这种程度的现代修正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

佐久间：让我再打一个比方。如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比做一个人的身体，那末现代修正主义好比人体内发生的癌。修正主义这种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人体内部发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人体就灭亡了。

对于从外部袭击自己的敌人，立刻能够发觉，但是对于在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要把自己灭亡的敌人，却看不出。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营内部，所以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但是，不管怎样痛苦、流血，如果不动手术切除人体内部发生的癌，就要危及人的生命。两者的关系就是，或者消灭对方，或者被对方消灭。

足立：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和癌症采取什么联合行动。(笑声)

八、东欧各国的印象和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新谷：关于苏联的情况，我们暂时就谈到这里。下面想把话题移到东欧方面。去年八月，发生了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到今年，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烧身自杀的人，等等。东欧是一般人所关心的地区。

只是，我们是作为游客到东欧各国去的，所以不像对苏联那样，知道得不太详细。不过，我们久居莫斯科，从那里到东欧去看过，能够将两者作个比较对照，这就可能和一般的到东欧旅行一次而得到的印象有些不同。

说到东欧各国，一言以蔽之，情况随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就来谈一谈到东欧各国去走了一趟后对各国的第一个印象也就是最初得到的印象，介绍一下各国都有些什么特点。

保加利亚

新谷：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到保加利亚去看了一下。

谈一谈当时的印象，我感到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接近俄罗斯的国家。我说的非常接近，不是现在在东欧国家中，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同苏联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的意思。首先，文字是俄文字母，词汇也十分近于俄语，稍不注意，开始时会看不出保加利亚语和俄语的区别。起先，我以为就是俄语，一看，总觉得有点怪，再仔细一看，才明白是保加利亚语。非常相像。钱也像，硬币的形状同苏联的戈比硬币非常像。所以，你讲俄语，保加利亚人也听得懂。从苏联到了保加利亚，不怎么有到了另一个国家的感觉，倒有点像到了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原田：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过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是斯拉夫民族，言语和俄语有不少地方相似。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也像我们在日本学英语一样，在学校中要学俄语，所以许多人都懂俄语。但是我只要一开口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讲俄语，他们马上露出十分讨厌的表情。

到布拉格时，当地人最初以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说话，也没有人答理。他们知道我们是日本人后，就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说；“日本人照理是说英语的，你为什么要用俄语谈话？”对俄国人的反感十分强烈。

捷克人民往往把苏联当作落后国家看待，另一方面，对西欧的向往和崇拜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说：“我国在战前是屈指可数的工业国。可是，比起当时不相上下的德国来，今天我国还落后。”他们看到事实，感到焦急。他们还说：“我们是欧洲的一员。我们同俄国人不同。”这种意识比想象的还要强烈得多。

我们四个都没有去过波兰，听去过波兰的人说，那里同苏联、东欧各国一样，对美国、法国等的外国商品非常感兴趣。据说，已经抓了四、五个伪造美钞的集团。还据说，在那里美元的黑市行情涨风无止境。

匈牙利

原田：我曾去过匈牙利。匈牙利在那些国家中，发色稍微不同，被当作异己分子。那里的民族，本来是亚洲血统。首都布达佩斯是一座古老的城市，风景非常美丽。在那里，我们仍然被当作中国人。可是，和别处稍微不同，黑头发黑眼睛的人受欢迎。因此，就和捷克等国家不一样，我们受到相当亲切的接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笑声)在生活、习惯方面，也感到有近乎亚洲的地方。

这里的学校教育也教俄语，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懂俄语，但是不愿意用。这里也同其他东欧各国一样，使用英语和德语很普遍。特别是他们对德国的向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强烈感到反苏亲德。

新谷：是啊，在东欧转一圈，一般地感到，德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得多。他们当然反对德国的侵略，但是对德国高度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确实羡慕。

佐久间：东欧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进行了游击战一类的武装斗争。其次，追溯这些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它们都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国境也是一会扩大一会缩小，分分合合，变化多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东欧各国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取得了独立，也曾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推进革命。这些国家过去都受过沙皇俄国的统治，后来又遭受纳粹德国的侵略。因此，东欧人民具有非常强烈的保持民族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可以说是东欧各国的普遍特征。

东德

佐久间：我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两个暑假中，分别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去过。在那里，仍然感觉得到当地人强烈的反苏情绪。这种感受可说是任何一个到东欧去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的。像我们这些讲俄语的旅行者，尤其能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俄语一说出口，对方对你就不亲切了，东柏林等地尤其厉害。

我在东柏林，住在大学的宿舍里。我用俄语同住在同一房间的德国学生谈话，可是他根本不理我。这个学生一句俄语也不讲，全讲英语。他只学了一年多的英语，而俄语因为义务教育，学了六年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讲英语，不会讲俄语。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学校时虽然学俄语，但是没有一个学生认真地学，先生也不认真地教，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了。因此真的不会讲俄语。而英语和德语相近，加上拚命地学，所以会讲。

我在东柏林问路的时候，德国人看到日本人迷了路，亲切地把我带到公共汽车站。亚洲人在那里是很少见的。五、六个德国人陪着我，为不使我乘错车，一直等到公共汽车来。在等公共汽车的人当中，有一个像是苏联军人。我用俄语向他试探一下，他说是俄国人。我以为这下好了，遇到语言相通的人了，便同那个军人谈起来。但我突然发觉，陪我等公共汽车的德国人都走了，显然是因为我同俄国人交谈，他们心里有反感而走的。

在公共汽车里，我同那个苏联军人谈话时，周围的乘客脸上都不高兴。这个苏联军人在德国已经驻了三年多，太太也去了，不住在兵营里，而住在另外的地方。

我问他，你讲德语不困难吧？他回答说：“不，我一句德语也没有讲过。”我问他，那是为什么？他说：“俄语在德国是义务教育，用俄语可以讲得通，所以我就全讲俄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军队有三十万左右常驻在东德。老子是苏联人，把这里给解放了一一他们就是这样一种情绪。所以，什么都用俄语，也就引起了对俄语的反感，促使反苏情绪更加强烈。

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听到的一个笑话，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提出要建立海军部。别人便问他：没有海的国家为什么要建立海军部？他回答说：苏联不是也有文化部吗？意思是说，苏联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国家，可是有文化部。所以，没有海的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海军部有什么不可以？

足立：培养这种感情是不好的。但是，从这个笑话里，反映出捷克斯洛伐克人一种自负的情绪，那就是在革命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是西欧，而不是东欧，文化也发达。而且，这个笑话还包含着对于忘光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的批判。苏联的资产阶级大国主义的做法，越来越刺激这些小国的民族感情。类似这种反苏情绪，实际上不仅存在于东欧各国，在苏联国内也有。苏联国内住着各种民族，有各种共和国，所以与其叫做反苏，不如叫做反俄罗斯人的情绪更正确些。

南斯拉夫

原田：我也曾到过南斯拉夫，它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也和保加利亚一样，语言非常接近俄语，文字则不相同。这里和东欧各国一样，听说我在莫斯科学习，感到非常奇怪。他们说，你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为什么要特意到苏联那样的地方去学习？苏联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天，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加上东欧各国首脑，坐车出去游玩。当汽车走到一个岔道口时，司机问约翰逊，向左开还是向右开。约翰逊命令说：“当然往右开！”司机留下一个往右拐的标记，便驾车向右边走了。接着柯西金的汽车来到岔道口。柯西金命令向左拐，司机便留下一个向左拐的标记，开车向左走了。最后，东欧各国首脑乘的汽车来到了岔道口。汽车司机问他们往哪个方向开？东欧各国首脑经过短暂的协商后，给司机下了一道命令。立一个向左拐的标记，向右拐！他们便去追赶约翰逊了。(笑声)

这个笑话是说：东欧各国首脑表面上是投靠苏联的，心里却完全向着西方。

罗马尼亚

佐久间：我虽没有到过罗马尼亚，但想谈一谈苏联对罗马尼亚的看法。我曾两次到过原属于罗马尼亚版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摩雨达维亚。特别是去年(一九六八年)年初，我在那里呆了四个月左右。摩尔达维亚的语言同罗马尼亚的语言完全一样，只是摩尔达维亚在合并到苏联后改用俄国文字。罗马尼亚用的是拉丁文字。文字虽然不同，发音却是完全相同的。

我到摩尔达维亚的首都基什尼奥夫后才知道，他们差不多都收听罗马尼亚的广播。

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

佐久间：摩尔达维亚原先属于罗马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并到了苏联的版图中。但是，摩尔达维亚的大学教育是用俄语进行的。所以，摩尔达维亚人感到不方便，想用自己祖国语言学习的心情是很强烈的。可尽，基什尼奥夫大学也是全部都用俄语上课。只是到最近才用摩尔达维亚语对摩尔达维亚人上课，而且只限于苏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这也不是容易得来的。摩尔达维亚人想用摩尔达维亚语受教育，于是在学生中间掀起了签名运动，征集了大量的签名，向苏联当局提出了这个要求。(苏联当局进行镇压，把征集签名的首谋都抓进了监狱。我去年到基什尼奥夫时，听说他们还在监狱里。苏联当局的手法是，一面搞镇压，一面又答应他们的一部分要求。

因此，在摩尔达维亚等地，有着强烈的与其说是反苏不如说是反俄罗斯的情绪。俄罗斯人同摩尔达维亚人打架，摩尔达维亚人揍了俄国人，这种事一下子就在摩尔达维亚人中间传开了。有时候，他们还就这种事在各处墙壁上写道：干得好极了。

足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如说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制订的民族政策。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曾经提出过正确的政策，可是现在，这种精神已经完全丧失了。因此，在全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已经有了裂纹。这里包含着同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一样的问题。

新谷：苏联和东欧的关系里，包含着俄罗斯民族和东欧各民族的关系这样一个民族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红军摧毁了德国法西斯，相继解放了东欧国家。那时苏联红军的军旗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它改写为“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表明了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怎样变了的。

苏联作为解放东欧的战胜者，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执行的东欧政策，尽管在斯大林时代就有许多问题，但性质还是进步的，这是主要方面。然而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就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抛到了九霄云外，成为资产阶级大国主义。这样，苏联就以解放者自居，君临东欧各国之上，在什么事情上都推行优先考虑苏联一国利益的各种政策，因而使东欧各国自上到下，反苏情绪普遍地强烈起来了。

足立：同样的问题在苏联国内也存在。例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合并到苏联，成为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到过遭三个加盟共和国旅行的人，和当地青年人一谈起来就会了解，他们对俄罗斯人的蛮不讲理和只顾自己利益的粗暴作风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感。对于强迫他们把学俄语当作一种义务，反抗也是强烈的。包括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内，处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各国的人们，认为位于他们西边的德国是文化高的地区，而东边的俄罗斯是野蛮的文化低的地方。在高加索，反俄罗斯的情绪同样也是根深蒂固的。

同反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的反苏情绪

原田：东欧的人们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俄国人不属于欧洲的范畴。自己作为欧洲人，有传统，文化也高一一这种自尊心或自负的情绪，非常强烈。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更是如此。但是，在军事方面，在实力方面，这些国家到底是赶不上苏联的，所以总是处在苏联的实力政策下，感到很别扭。

由于这样一种气氛，所以像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竟敢对抗苏联，实行捍卫本国利益的政策，在人民中非常得人心。

出现在东欧各国的反苏情绪，常常和反社会主义情绪联结在一起。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今天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他们的人和被强加的制度，都有反感。这里就存在着东欧各国的悲剧：反对今天苏联的资产阶级大国主义，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联结在一起的。

佐久间：赫鲁晓夫掌权以后，立即强迫东欧国家推行“批判斯大林”运动。过去这些国家都有巨大的斯大林塑像，对斯大林崇拜得很。可是苏联一发生政变，这些国家党的领导就向苏联新领导的方针看齐，采取同过去的路线一百八十度转弯的路线。从此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来工作，而是成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他们本国的代理人或代言人。这种行径，就不能获得人民的真正信任。因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一失去人民的支持，就靠苏联强制的力量来干事了。不是采取符合国内实际、依靠群众的斗争的政策，而是为了推行苏联大国主义强加的政策，当然也就不能不越来越强化官僚主义，行使实力硬干。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总统诺沃提尼，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完全不为人民所信任。还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从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一点名声，今天在东德、国内不仅完全不受尊敬，也完全不被信任。连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的领导人在背地里也说：“乌布利希，狗屁不如。”这是一位久居东柏林的朋友告诉我的。那么，乌布利希今天为什么还会呆在领导地位上呢？无非是因为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作他的强大后盾。群众的批判当然是针对国内那些傀儡一般的党的官僚和他们的后台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

因此，人民对于这些叫做共产党、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说话不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家伙的不满和批判，其实是对于既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不伦不类的东西的不满和批判。但是，又很难走上追求什么是“真”的方向。这首先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掌权的是假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断地宣传造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

西方的思想、文化乘机而入

佐久间：结果便是对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反感，而把眼睛转向了西方。美国和西德等帝国主义者就乘机而入，放手进行反宣传。在这些方面，不仅是通过宣传、广播，还通过文件、电影等，西方的影响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帝国主义自由自在地进行文化侵略，一步一步地建立了它们的地盘。

足立：归根到底，赫鲁晓夫搞的“批判斯大林”，为这些东西开放了门户。在这些国家，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社会主义国象上层建筑的变质，群众感情背离社会主义等情况，可以说比苏联还早。在这里，政局不稳。背离了民心的政权，只是在苏联的强制力量的支持下，才得以勉强存在。在这里帝国主义世界的风俗、习惯和嗜好比苏联早好几年就流行开了，例如爵士乐、硬壳虫，短裙、摇摆舞等。

没有权威的东欧各国共产党

新谷：把东欧各国和苏联在各方面作一比较，很有意思。如以党的问题来说，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在人民群众中究竟有多大影响，得到多大的支持？

苏联的情况是，一般地说共产党还有很大的权威，还几乎不可能公开地批评它。人民群众不是不公开批评它，而是害怕它，要躲避它。

在大部分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权威一落千丈。比如听到一个长期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说，他曾同一个捷克学生谈话，在谈了许多之后，那个捷克学生小声地告诉他。“不瞒你说，我是捷共党员”。他说这话好象怕被别人听见。为什么不能大声地说是捷共党员，因为一旦被人们知道，就会被人们摈弃。这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是执政党的党员，却觉得无脸见人，在社会上很拘束。

这在苏联是很不同的。例如苏联的学生党员就非常傲慢地公开说，“老子是共产党员，同那些共青团的小子不同，比他们更高一级。”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并没有在本国人民群众中间深深扎根。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类似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和民主社会党，没有在一般人民群众中间扎根，所以只是一些政客们在那里搞政治。

比苏联早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东欧

原田：在匈牙利，尤其是在青年中间，向往西欧的情绪非常强烈。在这一点上要比苏联严重得多。在匈牙利，稍微离开首都布达佩斯到农村一看，是一片广漠的荒地，也没有自来水。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大得惊人。就是在城市里，中心地区和其他地方也有很大差距，贫富的差距也很悬殊。人民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光想着自己发财。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市中心排列着豪华惊人的大厦，而小胡同里却是贫民窟。贫富之差比别的东欧国家更厉害。乞丐很多。

佐久间：在东欧各国，同苏联比较起来，共产党的权威低。还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例子。我到斯洛伐克接近苏联国境的城镇科希策时，有一个聪明认真的学生给我们做向导。当来到一所好象早先是贵族住宅的豪华建筑物前面时，他说：“你知道这个建筑物是干什么的吗？”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说：“这个建筑物里面，住着骑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头上作威作福的家伙。”你猜他说的是什么，原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科希策市委员会。这是一个典型事例，它反映了人民对于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干部的感情，这些人在牺牲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称王称霸。

从苏联到捷克斯洛伐克，在离国境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个城镇叫切尔纳，苏捷首脑会谈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虽然是一个边界上的小城镇，但是到这里便吓了一跳：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等等，未免太资本主义化了。在布拉格街上走一走，就会怀疑“我们莫不是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男青年差不多都留着长发，是英国硬壳虫型的，商店的橱窗里摆着奢侈品，还展出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只穿小得几乎等于赤身裸体的游泳衣的女人照片。

我在莫斯科听一个在日本某政府机关工作的旅行者说，他到过贝尔格莱德。一出贝尔格莱德车站，突然围上几个年轻的家伙，说要帮他拿行李，带他到旅馆去。到了旅馆，把行李放在走廊里，进房间去呆了两三分钟。出来一看，行李全没了，只剩下手上拎着的旅行手提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

足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打败了纳粹德国，解放了东欧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南斯拉夫复了，但是其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保持着非常牢固的团结。

但是，这个状态，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到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搞批判斯大林以后，东欧国家过去所保持的团结开始出现了分裂。赫鲁晓夫对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强迫他们接受苏共二十大决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让他们把过去竖立在东欧各国的斯大林巨像拆掉。对于拒不接受二十大路线的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就实行断绝外交和经济封锁。

可是，这次赫鲁晓夫下台了，勃列日涅夫出来了，他领导了苏共二十三大。

我们听说。在这个大会上，流传着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东欧各国首脑听到这个谣传后，便向勃列日涅夫哭诉说：你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你那样做，我们就不能跟你走了，如果这样一搞，又要引起严重的混乱。因此，最后在二十三大上连斯大林的“斯”字也没有出现。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政治路绕，基本上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而在具体作法上，如在民族政策等方面，粗暴地、不走群众路线地强加于人，也相当多。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在路线方面完全错了，陷进了修正主义。开始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样，苏联就全面地加强了资产阶级大国主义的强加于人，从此以后，东欧国家急速地变为苏联的殖民地式的附庸国家。苏联在军事机构方面，控制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机构方面，控制了经互会(注一)，把东欧各国完全捆住了。

苏联实力政策的失败

足立：经互会是按照所谓“国际分工论”，叫各国按分工进行专业生产。这样一来，东欧各国的工业结构出现了偏颇的现象，从而在经济上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特别是那些被规定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就更不合算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比较，一向就是落后的。苏联当局用它的质量粗劣、但售价昂贵的工业品，换取这些国家的低价农产品。东欧各国的农业生产率很低，而生产成本则很高。东欧国家每年被苏联这样残酷榨取，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极端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国家想充分动员本国的潜力，发展本国的工业，建立平衡的工业结构，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尼亚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恶化，是因为罗马尼亚开发多瑙河流域时，苏联方面强行介入并想从中捞一把。这引起了罗马尼亚从民族利益和经济利益方面进行的反抗。这样，苏罗关系便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在东欧国家中，凡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保卫本国民族利益作出反抗苏联姿态的领导人，都很得人心。归根结蒂，虽然战后经过了二十年，苏联仍未能抓住东欧各国人民的心。它只是凭暴力进行压迫。

佐久间：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天气很晴朗，诺沃提尼打着雨伞在布拉格的街上走。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回答说，因为现在莫斯科正下着雨。这类小故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到其他东欧各国去旅行；便可以发现故事的主角，由诺沃提尼变为乌布利希、卡达尔或哥穆尔卡了。这清楚地表明了：一，诺沃提尼等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完全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他们被认为是苏联的傀儡，二，对后台老板苏联有反感。

倒向西方的东欧各国－－旨在赚取美元的游览事业

新谷：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留学时，还没有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我当时向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大概可以自由往来。但是，实际上到苏联一看，并非如此。

我一到莫斯科，立即发现中苏关系已经很冷淡。当时，在《真理报》上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的消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到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去，已经很困难。同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到东欧去也已经很困难。

我想到东欧去，便到这些国家的驻莫斯科大使馆去办手续。这些使馆非常官僚主义，态度十分冷淡。例如。到波兰大使馆去，对方突然问：“你有多少美元？”我回答说：没有。于是又问：“马克和法郎也没有吗？”我回答说：“马克和法郎也没有。我是到在华沙的朋友那里去玩。我到了那里，我的朋友会照顾我的。”对方又说：“那我们要调查一下你所说的那个人，是否真的在华沙。如果在，我们还要调查一下他是否有能力负担你在波兰逗留期间的费用。等调查清楚以后你再来。”从这以后，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年，他们对我总是一句话：“国内还没有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有的是美元，那么，就会当场给你发签证。做法机械得实在叫人吃惊。

东欧各国比苏联更早地由政府出面大力地收买和搜罗美元。所以夏季到布拉格去的美国游客一大堆，乱哄哄的。捷克政府为了让这些美国游客多花一些美元，设立了很多出售男女用品的美元商店。

比东欧各国迟两三年，在苏联也由政府出面开始拚命地搜罗美元。在莫斯科也设立了很多美元商店。这种商店里，陈列着大量的在莫斯科的一般商店买不到的质量高的商品，价格十分低廉。但是，如果不用美元或西欧各国的货币，是买不到这些商品的。苏联人只能看一看。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利用外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买卖。例如在莫斯科，到一家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去买东西，如果你拿外汇买，便把用卢布标明的定价减半，再折成外汇价格。

在美元商店经常看到陈列着日本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照像机以及西方的香烟和酒类。苏联大概用木材换回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照像机以及西方的商品，再把这些商品销售出去，捞取美元。不管怎样，美元商店是不能陈列木材出售的。(笑声)就是这样，苏联政府最近为了捞取美元，付出了简直要叫人感动的努力。无论是东欧或苏联，都由政府带头，拚命地捞取西方货币，并用它来购买西方商品。这样一来，人们要面向西方，是自然的发展趋势。

原田：在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法定兑换率，一美元换十四克朗。但是，还有一种旅行者的兑换率，一美元换十八克朗，外交官的兑换率，一美元换二十八克朗。此外，还有黑市的兑换率，一美元换三十三到三十五克朗。我们到了布拉格的火车站，一个年青人走过来问：“你是旅行者吧？有没有美元？兑换吧！”

佐久间：在布拉格街道上，可以看到大批从奥地利开来的游览大轿车。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个日本人，他说，他在维也纳听说办理捷克斯洛伐克的入境手续很简单，所以就想试试看，于是到了这里。只要你有外汇，不管是什么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热烈欢迎。

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边境附近有个城市，叫做卡罗维发利。两年前曾在这里举行过欧洲共产党会议。这里，从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欧洲屈指可数的温泉城。这里的外国汽车挤得水泄不通。街上到处都是美国人、西德人、法国人。这里最大的一家旅馆的字号，叫做“莫斯科饭店”。(笑声)

新谷：在东欧各国中，在政治上与苏联关系最亲密的是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的街上行走，令人吃惊的是，有悬挂着“壳牌公司”招牌的加油站，挂着那个无人不晓的贝壳标志。国际石油垄断资本的壳牌公司已经在保加利亚登陆了。

原田：在布拉格的银座一一瓦茨拉夫大街的尽头，可以看到东洋人造丝公司的霓虹灯。每年夏天，在布尔诺举行摩托车比赛。我一到那里，一些年青人知道我是日本人，便走过来，大谈什么“本田”牌、“铃木”牌、“山叶”牌等，表现出他们对日本的摩托车的情况很熟。

新谷：在布拉格市内跑的有轨电车，简直像上个世纪的遗物，四四方方的，连门都没有，很破旧。说风流倒是风流的。但是，莫斯科市内，跑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有轨电车，坐起来很舒服、走起来不震动。这使人感到，苏联让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好车辆，然后又据为已有。

足立：像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工业水平高的国家，在经互会中是出超的。它们手头都有卢布。但是，卢布再多也没有用。拿卢布买不到什么东西。想买的东西，只有西方有。想买西方的东西，但没有外汇。所以，就引进西方游客，开设美元商店。

来自西方的经济侵略－－引进外资

佐久间：但是，用这种办法赚取外汇，是有限的。于是，便开始从西方引进外国资本。例如，在波兰建设了福特工厂。我记得那是西德的福特工厂。最近，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在莫斯科建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到处都有“可口可乐”。

在经济系开了一门“国际经济”课。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是一个德国，西德获得了发展，而东德发展很迟缓，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西德没有因为战争而遭到破坏，而东德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非常狡猾，在战争末期，只对东德进行了全面空袭。此外，苏联的副教授还有自己的说法，战后，美国对西德大量投资发展生产，所以西德发展速度惊人。

而东德却相反，当地的一些工厂设备都被苏联当成战争赔偿而掠走了。一方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投资，而另一方是苏联取走机械设备，因此，不产生差距倒是怪事。这个教师自己是这么说的。苏联总说自己的照像机和手表好，很骄傲，岂不知这些东西都是用战后从德国运来的机器制造的，而且这以后并没有进步和发展，全都成了过时的东西。

新谷：东欧国家之所以要把眼睛转向西方，还有一个原因。战后二十多年，东欧国家的生产设备早就该更新了。但是，苏联的机器产品，从技术水平来看，是根本不行的。而本国又没有能力制造。因此，便想从西方国家进口最新式的机械设备。要进口，却又没有美元。西方国家便利用这个弱点，进行经济渗透。

原田：捷克斯洛伐克在五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百分之九点四，六○年起骤然下降。六三年更严重，竟然是负百分之零点六。所以，人民群众闹事也是很自然的事。

足立：波兰在革命胜利以后一步也没有前进，仍停滞在原来的状态。就拿文化这一个方面来看，波兰摄制的一些影片即使原封不动拿到日本，通过资产阶级演出公司放映，也会受到欢迎。因为影片充满着资本主义的颓废、堕落、虚无主义和绝望。再从农业方面来看，在那里，单干是主要形式，集体化根本没有进展，而且也不想搞社会主义集体化。既然这样，我认为是不能叫做社会主义的。我甚至怀疑波兰是否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的时代！

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老前辈

佐久间：一般说来，南斯拉夫无论如何也是修正主义的老前辈。南斯拉夫几年前干的事，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模仿，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干的事，过几年后苏联也会照样干。所以，有趣的是，只要仔细看一看南斯拉夫变化的过程，就可以了解东欧的其他一些修正主义国家和苏联很快也会和南斯拉夫一样发生变化。

南靳拉夫濒临亚德里亚海，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一到夏天使有许多西方游客。住在海边的人家为西方来避暑的游客，来晒日光浴的人提供房屋。这在日本叫“民宿”。他们这样干一夏天，一年不劳动也可以生活。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想和南斯拉夫一样，招徕大批西方旅客前来观光游览，赚一些游览费过活。

原田：在捷克斯洛伐克，到近几年前为止，还有反苏和反政府的学生运动。“五一”劳动节夜晚，学生们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运动发源地的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这在几年前遭到禁止了。开初是提出反苏口号，政府还允许，等到出现反政府口号以后，政府便下决心禁止这种游行了。这就是说，反诺沃提尼的空气在青年中间广泛地扩展了开来。被诺沃提尼政府下令禁止后，学生们便采取不合法的形式仍然继续搞，市民中也有人支持。政府终于压制不住而解除了禁令。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

新谷：刚才谈到的在劳动节之夜学生们举行反政府游行的事，我到布拉格去的时候就听说了。这是反苏反共的游行，是反革命的反动游行。他们人人举着标语牌在街上游行。马路两旁挤满了许多观众，又是鼓掌又是照像。听说他们还把街道两旁的有色人种的外国人拉到游行队伍里殴打。有一次一个黑人挨了打。恰巧他是来自古巴的黑人留学生。古巴方面马上提出严重抗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低头认罪。古巴方面还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可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回答说很难保证。于是古巴政府把在捷克的留学生全部撤回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听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学校里进行这样的教育：我们的生活现在所以艰苦，是因为我们“援助”了各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是那个所谓的“援助”啊！(笑声)如果问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你们是怎么想的了他们说，我们生活所以苦就是因为上述原因造成的。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有一种传统的叫作“欧洲中心主义”的情绪，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而高人一等。这些事加在一块，就发生了殴打黑人的事件。所以，听说在布拉格的亚非拉各国留学生走路时都带一把护身用的小刀。

原田：我在布拉格街上走，就有人把我当成是“中国人”，用英语骂我。有一次在总统府前面，有一个青年人特地把小汽车帅到我跟前停下来谩骂。我气愤极了，就用俄语叱责了他一顿，他才溜走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好战，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生活。

新谷：这件事是说明东欧各国怎样对青年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一个好例子。

足立：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在东欧各国中采取特殊的外交政策。

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各国不同的是，不搞反华运动而跟苏联对抗。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东欧各国，都在苏联的授意下放开嗓门参加了反华大合唱。在罗马尼亚的广播和报纸上，直到今天也闭口不谈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罗马尼亚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大国主义外交政策而进行的勇敢斗争，在国际上常常起到好的作用。

宫本修正主义一伙打着“独立自主”的招牌。但是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就是国际主义路线这样的怪事。如果认为，只要一个党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招牌，那么这个党走向哪里。就可以由这个党自己决定，这就必然导致真正的战斗团结的瓦解。只是看表面招牌，而不去研究其内容和路线，那么即使想团结，这样的团结也绝不会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必定是假团结。

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独立自主”路线

原田：今天，构成宫本一伙判断事物的最高标准，就是对下次议会选举是有利还是没有利。“独立自主”的理论也是由此产生的。

如果说“独立自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在这次捷克问题上就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不了解外国发生的事情。各个国家想要做什么，可以任意去做。因此我们不去评论那些对日本无直接影响的事。”这样不就行了吗？宫本一伙的下级党员中也就有这种人，他们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困惑不解，他们说：“不要去管在外国发生的事情吧！”

在这次“捷克事件”发生前不久，宫本一伙采取鼓励捷克斯洛伐克搞“自由化”的态度。它在打给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领导的电报中说：“你们要怎么干，听便吧！”可是当苏军果真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反对苏军侵捷的舆论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们便慌慌张张地出来辩解，既像是“批评”捷克领导，又像是开始“干涉内政”了。

他们所以要进行辩解，归根到底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期望这次事件不要给下次选举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他们不是真正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比如说，对于去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捷克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再生运动”的所谓“自由化”运动，宫本一伙不去触及这个事件的本质，即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以后，当苏联进行武装侵略时，他们又回避这是因为苏联已经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也回避了苏联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还有，宫本一伙过去一直主张的要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结成统一战线、采取联合行动的论调是否正确的问题。而现在，他们甚至对这个他们认为是最最重要的问题也佯装若无其事。

新谷：宫本修正主义还有这样一个惯伎，当发生某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发表冗长的文章，讲一通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话来掩人耳目。(笑声)到了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宫本一伙就更不知所云了。但是宫本一伙的基本观点是：既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再生运动”是批判斯大林的捷克斯洛伐克版，是“独立自主”倾向的发展，因而基本上是支持的。但又把苏联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之也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还进行侵略吗？这一点是宫本修正主义无法摆脱的一个矛盾。(笑声)

足立：如果以为只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论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因为它对日本革命没有直接影响，所以也就可以不管了，那么，就可以不要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了，只要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够了。苏联也好，捷克斯洛伐克也好，它们的方向和南斯拉夫是一致的。可是宫本修正主义说，南斯拉夫是敌人，而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莫斯科宣言”(注二)和“莫斯科声明”(注三)所公认的。

    “宣言”和“声明”都是妥协的产物，其中既有正确的提法，又有错误的提法。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党遵守“宣言”和“声明”，就连宫本一伙也没有遵守。宫本一伙只列举“声明”和“宣言”中对自己有用的一些提法，把它叫做“革命原则”，并且说什么要根据这些“原则”团结起来。如果这样的话，苏联岂不是也可以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称之为“革命原则”了吗？宫本一伙搬出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全面遵守的“宣言”和“声明”，来显示自己立场的正确，只能说是滑稽可笑而已。

宫本一伙的特征之一，就是常常只看形式而轻视内容。所以，他们不去具体地分析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情况，就想凭一张破纸到处修修补补来解决问题。宫本一伙也是现代教条主义的典型。

新谷：现代修正主义已经篡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全面地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然而，宫本修正主义在这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抛出了“独立自主”路线。如果是这样，那么苏联五十年来，一贯是独立自主地干的，尽管如此还是变修了。只举这样一件事便可证明，“独立自主”路线绝对克服不了现代修正主义。

宫本一伙大肆玩弄形式逻辑，企图说明自己立场的正确。但是仔细一看，宫本一伙的形式逻辑，全是实用主义的东西。如果要遵守“宣言”和“声明”的话，就应当贯彻始终才对。可是却不如此。比如说对待中国，只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连党也不是了、国家也崩溃了，我们不能同它打交道了。可是中国共产党不也是“宣言”和“声明”所公认的吗？这么一提，他们就哑口无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主动进行的。所以，我想，他们会对这场革命说：请随便吧！其实不然，他们还是像疯狗一样狂吠不止。这样，宫本一伙的所谓“理论”完全是支离破碎的，破绽百出，无法弥合，濒于破产。

宫本一伙堕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只因为他们丧失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态度，先是死死抱住现成的公式不放，然后就玩弄形式逻辑，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作风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称为“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多得很。他们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的、真牌的，只有进行具体的调查才能搞清楚。哪一本书上也没有写着谁是真牌的谁是冒牌的。

比方说，苏联老早就正式地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复辟剥削制度，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但是，只是因为名字还叫叫“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宫本一伙就强词夺理地诡辩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比方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它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想法，“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解释，它适用于落后的俄国，而不适用于今天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列宁主义的本质，归根结蒂就是斯大林主义，世人都承认它如何地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只存在于深远的人道主义之中，我们现在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可是宫本一伙还把这个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看作兄弟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宣言”和“声明”所规定了的。(笑声)现在，我们来谈谈去年八月二十日发生的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遣行侵略的问题。

从诺沃提尼到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发展和苏联等五国军队的侵略

佐久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在谈到苏联武装侵略之前，要从去年一月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各个事件中去研究。谈到去年一月到八月发生的各个事件，其初期是，杜布切克为了上台执政而表演的丑剧。这个时期，苏联是支持杜布切克的活动的。到了后半期，杜布切克所点燃起来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已经升级到超出了杜布切克和苏联所设想的范围。

正像已经谈到的那样，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对诺沃提尼所采取的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反感、对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腐败、堕落的批评，以及反对在这些东西背后的苏联资产阶级大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各项政策的空气，长年累月地聚积起来了。特别是诺沃提尼的不得人心，已经达到了不可挽救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爬上来的杜布切克，巧妙地煽动人民群众中的不满情绪，甚至利用诺沃提尼官僚体制下的贪污事件，以及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之间的矛盾，把诺沃提尼赶下了台。苏联因为很清楚地知道诺沃提尼不得人心，所以想抛弃诺沃提尼，而以杜布切克来换马，便支持杜布切克夺权。诺沃提尼一被苏联拋弃，就完全丧失了力量，所以几乎毫无抵抗地交出了政权。杜布切克一掌握政权，《真理报》马上就用整整一版的篇幅详细地登载他的经历，欢迎他的上台。杜布切克上台后不久，就到莫斯科去朝圣了。

后半场戏便由这儿开演。杜布切克是利用国内反诺沃提尼、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空气上台的。但是他上台后，这些空气也就自然越来越得势，远远地超过了杜布切克和苏联所设想的范围而更大地膨胀起来。所谓“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本来是苏共二十大提出来的，对苏联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推行“自由化”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要从苏联的统治下跳出去，不按苏联的意旨行事，这就很难办了，而且捷克斯洛伐克又和西德问题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企图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刚要和西德恢复邦交的时候，苏联采取了突然出兵进行控制的举动。

原田：去年年初，在华沙和布拉格，学生运动几乎同时高涨起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我们当时在莫斯科是这样听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青年委员会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指责政府。在这种形势下，又开始揭发了在军队内部有人私吞和侵占了支援越南人民的资金。被追查的军人，携带军事机密文件和八千万美元，逃到美国去了。而且这些高级军官都是诺沃提尼的喽啰。杜布切克很巧妙地利用人民对这件事的批判的高涨情绪，把责任全部转嫁给诺沃提尼，赶走了受诺沃提尼庇护的人，而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权。

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后来移居苏联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政治学院学习，当时的讲师就是勃列日涅夫。看了他的经历，苏联判断他是亲苏派，而欢迎他上台。

杜布切克是作为反对诺沃提尼过于向苏联一边倒作法的势力的头目爬上去的。所以，杜布切克在国内如果不继续打着“反苏、反诺沃提尼”的旗号，便会失去人民的支持。以杜布切克推翻诺沃提尼为诱因，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要求改变历来亲东方的外交政策而亲西方，抛弃形式上叫做社会主义的东西，大胆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空气突然高涨起来了。

西德的威胁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

新谷：驱使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他们对西德军国主义的恐怖心理，这种心理在俄国人以外的人看来，已经达到疯狂的状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搞所谓“自由化”，想要复辟资本主义。所以，苏联才出兵加以阻止。可是搞“自由化”的老祖宗就是苏联，即使“自由化”搞得稍稍过火一点，也不至于发动战争。如果说因为搞了“自由化”就出兵，那就应该出兵到南斯拉夫，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出兵，反倒向南斯拉夫讨好。

如果以搞了“自由化”为理由而出兵，那么东欧各国也都在以各种形式搞“自由化”，苏联就得到处出兵了．只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同德国问题有关系，．会影响苏联的安全，所以苏联才反对。因而并不是反对“自由化”本身，更谈不到因此而出兵。仅就同西德恢复邦交的问题来说，也可以这样说。东欧各国中最先和西德恢复邦交的就是苏联。如果说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想要和西德恢复邦交所以才出兵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和西德恢复邦交时为什么不出兵呢？所以只能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恢复邦交将对苏联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苏联是非常神经质的。

如果说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要摆脱苏联的影响，不按苏联意图行事，所以苏联才出兵的话，那为什么不出兵到罗马尼亚去呢？罗马尼亚不但不照苏联旨意办事，而且一有事就和苏联顶牛。

所以，在看这次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不看它同德国问题的关系，便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苏联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的与西德和苏联都接壤的国家，所以对苏联来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接近的话，苏联就会直接感到西德的威胁。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是位于罗马尼亚这样的地方，那么问题就会和现在大不相同了。

据报道，发生这次侵略事件时，苏军侵捷先头部队首先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与西德的接壤地区。当布拉格市民间那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士兵“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因为西德要侵略，所以我们要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德国侵略。”听到这些话，我们便可以明白，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考虑的是德国问题，并利用德国问题来给侵略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骗取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在今天的苏联国内，只要把西德的威胁作为借口，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说服人们。

展望未来，苏联决不会主动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兵而将继续赖在那儿。这是因为：首先，这次苏联侵捷刺激了西德，西德和西方今后将更加增强军事力量，因而苏联越来越不会后退了。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驻军便可经常干涉捷克内政。因此，我思苏联今后一定会把苏军长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

作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佐久间：苏联害怕德国军国主义，这是铁的事实。但它还有另一个侧面，即苏联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它要东欧各国向它臣服。

我们可以把这一情况同美帝国主义的情况做一比较。美帝国主义是真的害怕中国。但是，美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组织了反华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设置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并且驻扎军队，奴役这些国家，并使它们变成殖民地。我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东欧各国所干的勾当，和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所干的勾当是如出一辙的。这就是说，苏联非常害怕西德，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以此为借口，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东欧各国。

原田：中国或西德是否真的对美苏两国形成了军事威胁呢？中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西德则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不能说没有再度侵略东欧各国或苏联的可能性。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来看，西德单靠本国的力量是没有能力侵略东欧或苏联的。它只有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才可能发动这种战争。事实上西德今天亲纳粹势力的再起，其背后就是美帝国主义在撑腰。但是苏联却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

总之，事情是这样的：对于苏联来说，所谓来自西德帝国主义的威胁，今天在客观上并不存在。相反地，苏联本身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德帝国主义的威胁作为借口，对东欧国家进行侵略，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殖民地范围。

足立：最近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在大事鼓吹美苏进行竞争性的“和平共处”。这就是说，美帝、苏修两大国要平分世界，各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从苏联今天的战略来看，苏联的本意就是要尽可能地保持欧洲的现状，腾出手来全力“遏制”中国。而宫本显治一伙充当了苏联的走狗。苏联在亚洲接二连三地提出新花样来，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企图孤立中国。但是，在欧洲，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去打开现状。

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力求与美帝国主义取得默契，共同维持现状。可是和苏联的如意算盘相反，在东欧国家，新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发生。这次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与其说是指望在尽短的期间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如说，苏联非常焦急，企图在问题表面化以前，就以力服人，以便尽可能早地把力量倾注东方。

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阿尔巴尼亚人民

原田：一国青年的意识形态和心情，是展望这个国家的前途的重要标志。

有个日本记者，到东欧的每一个国家走了一趟之后，回到莫斯科，和我谈起对东欧国家的印象。他说，他访问阿尔巴尼亚后获得了两点强烈的感受：一点是阿尔巴尼亚还很贫穷，特别是农村贫穷，另一点就是阿尔巴尼亚青年的刚毅顽强、朝气蓬勃的精神，这是在其它国家所没有看到的。他们在思维尔.霍查的领导下，进行着艰巨的建设工作。他们说：“我们现在劳动，不只是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也是为了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由于阿尔巴尼亚拒绝苏共二十大决定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就压迫她，甚至采取了断绝邦交的措施。由于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接壤，所以也有可能遭到南斯拉夫的侵略。但是阿尔巴尼亚在这些艰苦的条件下，朝气蓬勃地从事建设。

佐久间：我记得，阿尔巴尼亚工业原本是极其落后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似乎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也不够发达。革命后过了十年，赫鲁晓夫一下子把在阿尔巴尼亚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的这种经济压迫，对阿尔巴尼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经受了一切困难，不断地进行了斗争。

足立：在东欧，现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其他国家，虽然各自都有些微妙的不同，但是，都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并且已经陷于混乱状态。

共产主义运动总是带国际性的。真正坚持革命的共产党，无论是中国或阿尔巴尼亚，必然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提出它们的路线。一个党是否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是判断它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标志之一。这和宫本一伙打出的所谓“独立自主”的旗子一比较，就立刻是非判然。南斯拉夫在很早以前就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道路”这一形式，提出过“独立自主”。这些国家的目前情况怎样呢？在南斯拉夫，从去年起甚至不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五一”劳动节本来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劳动人民的节日。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会起来反对修正主义

新谷：现代修正主义给人民带来了重重的苦难。因此，各国人民正在起来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虽然在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反修斗争现在还刚刚开始，但是可以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必然日益觉醒，最后一定会赢得自身的解放。我们可以举出这些国家人民起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例子。

原田：在反修的最初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总是由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打先锋。例如在莫斯科，有些知道我们是支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的青年，他们来到我们身边，解开自己的上衣，让我们看到他们上衣里面左侧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上衣右侧内袋里面的《毛主席语录》。然后，他们对我们翘起大拇指，意思是说：“真伟大！”像这种情形，我已遇着好多次了。

我到东欧国家去旅行时了解到，在东欧的大学生中，也到处有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会。尽管他们的人数还不多。特别是在东欧国家留学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更是活跃。

佐久间：有消息说，在苏联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为斯大林小组的革命组织，这表明苏联人民内部已经开始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有力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到了列宁格勒，住在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那里的学生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大学研究生、学生等一百几十人被苏联当局逮捕了。据说被捕者都是文科各系的师生。这些批评现在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路线的人越来越多地集结起来，虽然他们还未达到结社的阶段，但已形成类似沙龙或小组那样的集体。他们特别指责目前在农村、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上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的活动，被秘密警察知道后，派人打入他们的集体，把他们全部逮捕了。这表明，苏联人民虽然处在那么严厉的统治下，但是已经生气勃勃地开始用行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了。

我们可以相信，苏联人民一定会站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注一)经互会是西方给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起的名称。在苏联，简称为SEV。这是一个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设立的东欧国家的国际性经济组织。

    (注二)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时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注三)指一九六○年十二月发表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再版说明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为日本留苏学生新谷明生、佐久间邦夫、足立成男、原田幸夫等合著，首先在日本山口县《长周新闻》登载。一九六九年三月由东京大安书店出版。后经余以谦译成中文，题为《留苏闻见录》，于六月间开始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为徇读者要求，本店于十二月中旬译校出版。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译校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此次再版时，又根据原著作了校订，增补了部分内容，加印了原著的图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