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 - 2013/1/14 18:24:00
文革老照片鉴赏（九）
作者：刑天起舞
上回书说道——中国人三十多年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唯一的原因就是爆发于全世界的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材料革命”。这种生活条件的重大改善，在全世界同时发生，与特色改革开放没有一分钱关心。
“说评书啊”？
当然是说评书——古今中外所有人关于历史的叙述，无一不是文学创作——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史学专著。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经夸我是“文学鬼才”——“李贺再世，王勃重生”。我的这位语文老师，是文革创造的一个“谪仙儿”。教过我后的第三年，这“仙儿”就归位到天津南开大学当教授了。
尽管“仙儿”在下一年里对其它同学一遍遍讲我的“才华”，一次次给人印发我的“作文”启迪别人；但是我当时每次语文考试的成绩都很一般，好的只是作文。为什么呢？因为我基本上不学语文——从来不看语文书，历史课本我差不多能背诵下来。
而我学历史学的当然不是历史，学的是历史书中的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家相比于历史家，其文学能力就是猪。
历史家怎样叙述历史呢？
他们从历史的太平洋里精选出一滴水，打亮他们需要的背景灯，按这个情况下的形色描述这一滴水。
事实上历史家也只能这样——因为历史材料真的是浩如烟海。我们这里一个最普通的三口之家，在最普通三天里经历的事，我都可以整理出相当于长篇小说的文字——而为了让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人能够比较清楚、全面的了解、理解他们的这三天，这样量度的文字解说实际上是必须的。由此推之，可知所谓史学，实际上百分之百只能是史家创作的文学。
决定这个“历史真面目”的，只能是史家的选材和选择的背景灯——并不是史家故意如何如何，而是他只有这个能力——选的能力。无论讲者还是听者，即使再兢兢业业地皓首穷经，也都只有能力了解太平洋里的一滴水。
史学，在过去、现在、将来起到的作用都是唯一的——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当然，还捎带着培养一些文学鬼才，比如我和莫言。
书归正传——继续说材料革命改善中国人生活条件。
这件事必须说明三点。
一. 准备。
因为这样大规模的材料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在此前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也毫无疑问的被很多很多人预期到了。
预期到了，自然就要准备。
谁准备得最好呢？
当然是文革中的中国人民。
首先是人的准备——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融入劳动人民。
这是最根本的准备。没有这个根本，“神马都是浮云”。
劳动与知识的紧密结合，是保证任何科技进步服务于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唯一人间正道。
【心在左边跳】【愚蠢小猪】等等以及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朋友，都念念不忘文革期间海量发行的《无线电》等等“跟我学”性质的科技、科普杂志。各个科技领域的杂志都有，如《内燃机》《数控机床》，我这里有很多资料。《无线电》的影响特别大，是因为无线电这玩意适合任何人做业余爱好。
当时的电视机、收音机、半导体之类稍带技术的产品，售价都很高；但是，又都大量的销售相对非常便宜的零件。目的很明显——诱导大家自己学着组装。很多很多当时的年轻人，学会了基本的无线电知识技能。
我收藏的文革小说里，有几乎一半涉及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海铺路》中的符丹山。符丹山在1969年由技术员经自己强烈要求到车间当工人，业余时间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给邻居小朋友“演电视”。因为当时的电视信号发射、接收能力都不高，所以欧美老电影里常有生气砸电视的情节。符丹山脾气好，重感冒还得坚持给小朋友“演”——不断调节让小朋友看。（1975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海铺路》中，技术知识分子精英符丹山，与工人技术革新大王朱凤荣友谊、合作、矛盾、争执的故事，是我看过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精彩深刻的故事。虽然，这两个人物都不是这部小说一级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得以展开）
二. 面对。
1971年，美帝国向文革中的中国递上了一个大礼单。中国人民圈定了“四三工程”。这“工程”中，包括几十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化肥、大化纤、大乙烯生产线。
工程立刻上马，外国专家随来。没有了与原来完全配套的环境与设施，外国专家全傻眼了。此时，通过文革锤炼的中国工人、贫下中农的才干得以充分显现。我们吉林省的技工大宗师李国才的故事，感天地泣鬼神——就像我们吉林省的贫下中农种子研究大宗师李贞生一样。
文革中国，培养出无数个劳动人民技术大宗师，谱写出无数曲感天地泣鬼神的乐章。
外国的最先进，来到中国，就被中国的劳动人民更新换代。看似那样驾轻，仿佛就是就熟。
中国如不被特色，世界将完全不同。
三. 结果。
材料技术革命所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还需要论证？比如化肥使粮食增产，增产的粮食喂猪，猪多了猪肉就多了，猪肉多了人就能多吃猪肉了？），被说成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那既然成果这样伟大而明显，改革开放就没有理由被拒绝了。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进行下来，不是因为特色有什么过人之处——它们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它们不过就是按部就班地本能地控制了社会舆论而已。它们也不需要说谎，说事实就行：
1. 国家在改革开放。2. 人民生活条件在改善。
哪个是假的，都不是假的。
有选择地反复强调某些事实，并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同时有选择地掩盖一些事实，把另外一些事实间真正密不可分的联系切开——这是人世间一切史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自然必然的作法。问题只有一个：
你想要什么？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曾经深受迫害的剥削阶级、准剥削阶级、预备剥削阶级求仁得仁，终成正果。
经济问题，一直都是所有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基础。
经济问题，就是人的生活条件问题。
在一切人类历史的重大社会变迁中，都是经济问题在起决定性作用。
文革建立起来的一切，虽然时间很短；但中国的情况，已于此前或苏联那样的国家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复辟之所以能完成，根本的原因还在经济问题——“借东风”。“东风”，当然不是天师作法呼来的——呼不呼，它都在那个时候来。天师们的言行，都不过是装神弄鬼而已。
中国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一分钱关系；生活条件的改善，完全源自于材料技术革命。“改革开放的春风”刮不刮，材料技术革命的“东风”都一定在那个时候温润中国大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只会得到“东风”之利，也不会失去原来的益。
特色，用人民本来就该得也会得的利，换去了人民原来的，更根本的益——因为它们说：你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它们登坛作法“改开搞”出来的。为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深化“搞”，你得忍受“阵痛”下岗、交保险、买私房、接受高消费教育、医疗、被拆迁、被城市化上楼等等等等。
劳动人民的“阵痛”变成了“恒痛”，而裆中间儿那些老王八以及它们狗操驴日的杂种后代，则过着“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获得帝王般的享受”。
它们借“东风”行“春风”，“天天都是好日子”“不知道咋吃咋玩儿了”。
它们借材料技术革命必然带来的经济好看，改变了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
剥削制度的表面，是人与人之间生活条件的天渊之别；而其本质，是一些人在奴役另一些人——绝不仅仅是生活条件差异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生活条件的差异，人奴役不了人；而这种差异本身，第一不允许过大。第二以必要为限。第三会在不断进步的物质条件下逐渐抹平。当然，抹成绝对平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
什么叫适合呢？
能发展、维护、巩固一个经济基础的，就是适合的上层建筑。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
最可笑的，就是有些人真诚地盼望或者惧怕“改旗易帜”。
这是小章庄小学1975年毕业的初中班学生。正中间端坐黑黑的老头，是该学校最高决策者——贫下中农代表。
老头的主要工作包括打更、烧水、摇铃（后期改为按电铃），捎带着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
这个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直属小学，从1970年开始“戴帽”初中。原计划1977年开始戴帽高中，1980年戴帽大本，1990年带研究生——争取让该生产大队社员的孩子，在二十一世纪初有20％以上接受完研究生水平的教育。
贫下中农的孩子，煞是可爱。
作者：刑天起舞
上回书说道——中国人三十多年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唯一的原因就是爆发于全世界的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材料革命”。这种生活条件的重大改善，在全世界同时发生，与特色改革开放没有一分钱关心。
“说评书啊”？
当然是说评书——古今中外所有人关于历史的叙述，无一不是文学创作——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史学专著。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经夸我是“文学鬼才”——“李贺再世，王勃重生”。我的这位语文老师，是文革创造的一个“谪仙儿”。教过我后的第三年，这“仙儿”就归位到天津南开大学当教授了。
尽管“仙儿”在下一年里对其它同学一遍遍讲我的“才华”，一次次给人印发我的“作文”启迪别人；但是我当时每次语文考试的成绩都很一般，好的只是作文。为什么呢？因为我基本上不学语文——从来不看语文书，历史课本我差不多能背诵下来。
而我学历史学的当然不是历史，学的是历史书中的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家相比于历史家，其文学能力就是猪。
历史家怎样叙述历史呢？
他们从历史的太平洋里精选出一滴水，打亮他们需要的背景灯，按这个情况下的形色描述这一滴水。
事实上历史家也只能这样——因为历史材料真的是浩如烟海。我们这里一个最普通的三口之家，在最普通三天里经历的事，我都可以整理出相当于长篇小说的文字——而为了让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人能够比较清楚、全面的了解、理解他们的这三天，这样量度的文字解说实际上是必须的。由此推之，可知所谓史学，实际上百分之百只能是史家创作的文学。
决定这个“历史真面目”的，只能是史家的选材和选择的背景灯——并不是史家故意如何如何，而是他只有这个能力——选的能力。无论讲者还是听者，即使再兢兢业业地皓首穷经，也都只有能力了解太平洋里的一滴水。
史学，在过去、现在、将来起到的作用都是唯一的——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当然，还捎带着培养一些文学鬼才，比如我和莫言。
书归正传——继续说材料革命改善中国人生活条件。
这件事必须说明三点。
一. 准备。
因为这样大规模的材料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在此前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也毫无疑问的被很多很多人预期到了。
预期到了，自然就要准备。
谁准备得最好呢？
当然是文革中的中国人民。
首先是人的准备——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融入劳动人民。
这是最根本的准备。没有这个根本，“神马都是浮云”。
劳动与知识的紧密结合，是保证任何科技进步服务于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唯一人间正道。
【心在左边跳】【愚蠢小猪】等等以及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朋友，都念念不忘文革期间海量发行的《无线电》等等“跟我学”性质的科技、科普杂志。各个科技领域的杂志都有，如《内燃机》《数控机床》，我这里有很多资料。《无线电》的影响特别大，是因为无线电这玩意适合任何人做业余爱好。
当时的电视机、收音机、半导体之类稍带技术的产品，售价都很高；但是，又都大量的销售相对非常便宜的零件。目的很明显——诱导大家自己学着组装。很多很多当时的年轻人，学会了基本的无线电知识技能。
我收藏的文革小说里，有几乎一半涉及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海铺路》中的符丹山。符丹山在1969年由技术员经自己强烈要求到车间当工人，业余时间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给邻居小朋友“演电视”。因为当时的电视信号发射、接收能力都不高，所以欧美老电影里常有生气砸电视的情节。符丹山脾气好，重感冒还得坚持给小朋友“演”——不断调节让小朋友看。（1975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海铺路》中，技术知识分子精英符丹山，与工人技术革新大王朱凤荣友谊、合作、矛盾、争执的故事，是我看过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精彩深刻的故事。虽然，这两个人物都不是这部小说一级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得以展开）
二. 面对。
1971年，美帝国向文革中的中国递上了一个大礼单。中国人民圈定了“四三工程”。这“工程”中，包括几十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化肥、大化纤、大乙烯生产线。
工程立刻上马，外国专家随来。没有了与原来完全配套的环境与设施，外国专家全傻眼了。此时，通过文革锤炼的中国工人、贫下中农的才干得以充分显现。我们吉林省的技工大宗师李国才的故事，感天地泣鬼神——就像我们吉林省的贫下中农种子研究大宗师李贞生一样。
文革中国，培养出无数个劳动人民技术大宗师，谱写出无数曲感天地泣鬼神的乐章。
外国的最先进，来到中国，就被中国的劳动人民更新换代。看似那样驾轻，仿佛就是就熟。
中国如不被特色，世界将完全不同。
三. 结果。
材料技术革命所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还需要论证？比如化肥使粮食增产，增产的粮食喂猪，猪多了猪肉就多了，猪肉多了人就能多吃猪肉了？），被说成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那既然成果这样伟大而明显，改革开放就没有理由被拒绝了。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进行下来，不是因为特色有什么过人之处——它们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它们不过就是按部就班地本能地控制了社会舆论而已。它们也不需要说谎，说事实就行：
1. 国家在改革开放。2. 人民生活条件在改善。
哪个是假的，都不是假的。
有选择地反复强调某些事实，并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同时有选择地掩盖一些事实，把另外一些事实间真正密不可分的联系切开——这是人世间一切史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自然必然的作法。问题只有一个：
你想要什么？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曾经深受迫害的剥削阶级、准剥削阶级、预备剥削阶级求仁得仁，终成正果。
经济问题，一直都是所有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基础。
经济问题，就是人的生活条件问题。
在一切人类历史的重大社会变迁中，都是经济问题在起决定性作用。
文革建立起来的一切，虽然时间很短；但中国的情况，已于此前或苏联那样的国家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复辟之所以能完成，根本的原因还在经济问题——“借东风”。“东风”，当然不是天师作法呼来的——呼不呼，它都在那个时候来。天师们的言行，都不过是装神弄鬼而已。
中国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一分钱关系；生活条件的改善，完全源自于材料技术革命。“改革开放的春风”刮不刮，材料技术革命的“东风”都一定在那个时候温润中国大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只会得到“东风”之利，也不会失去原来的益。
特色，用人民本来就该得也会得的利，换去了人民原来的，更根本的益——因为它们说：你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它们登坛作法“改开搞”出来的。为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深化“搞”，你得忍受“阵痛”下岗、交保险、买私房、接受高消费教育、医疗、被拆迁、被城市化上楼等等等等。
劳动人民的“阵痛”变成了“恒痛”，而裆中间儿那些老王八以及它们狗操驴日的杂种后代，则过着“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获得帝王般的享受”。
它们借“东风”行“春风”，“天天都是好日子”“不知道咋吃咋玩儿了”。
它们借材料技术革命必然带来的经济好看，改变了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
剥削制度的表面，是人与人之间生活条件的天渊之别；而其本质，是一些人在奴役另一些人——绝不仅仅是生活条件差异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生活条件的差异，人奴役不了人；而这种差异本身，第一不允许过大。第二以必要为限。第三会在不断进步的物质条件下逐渐抹平。当然，抹成绝对平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
什么叫适合呢？
能发展、维护、巩固一个经济基础的，就是适合的上层建筑。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
最可笑的，就是有些人真诚地盼望或者惧怕“改旗易帜”。
这是小章庄小学1975年毕业的初中班学生。正中间端坐黑黑的老头，是该学校最高决策者——贫下中农代表。
老头的主要工作包括打更、烧水、摇铃（后期改为按电铃），捎带着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
这个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直属小学，从1970年开始“戴帽”初中。原计划1977年开始戴帽高中，1980年戴帽大本，1990年带研究生——争取让该生产大队社员的孩子，在二十一世纪初有20％以上接受完研究生水平的教育。
贫下中农的孩子，煞是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