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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4年红军长征肃反时期，王明远在莫斯科，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博古是周恩来提拔起来的傀儡，还有一个军事顾问李德，这个人如果不靠周恩来支持，红军将士有谁尿他？看来长征前肃反的发动者非周恩莫属！今天，偶尔翻阅邱会作回忆录，以下文字又得到进一步证明。】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来源：《邱会作回忆录》40-41页，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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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任务”是指周恩来给邱会作布置的秘密炸毁苏区兵工厂及物质仓库的任务。布置下达该任务时，在场的有三人，周恩来、邱会作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副队长马纪元（邱会作回忆录记述）。那么周恩来与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什么关系呢？我引述一段史料想必大家一定会清楚。
【1927年5月】
△主持成立特科。特科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来源：《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55页）
【1927年11月、12 月】
△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并展开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来源：《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63页）
【1931年12月底】
△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来源：《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 104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概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11月，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前身，是1931年夏（六七月间）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苏区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王稼祥兼任处长。同年9月间，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邓发调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并接任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一职。1931年9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随红军总部等机关从兴国迁驻叶坪村。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召开后，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机关驻地从叶坪村迁驻庙背村弯丘众厅，与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同驻一起。1933年4月迁驻瑞金沙洲坝铜锣村李屋，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陂下村艾园岭下曾氏众厅。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职能：执行侦查、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它的内设机构有：侦察部部长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后称总务处）处长欧阳毅。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 （来源：http://www.baike.com/wiki/%E6%94%BF%E6%B2%BB%E4%BF%9D%E5%8D%AB%E5%B1%80）
上述名单中的邓发、李克农、李一氓、欧阳毅，都是周恩来搞的特科的班底，先于周恩来到达苏区。特别是李克农，还是如今影视剧中家喻户晓的人物。邓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是从1931年到1936年。是中央苏区长征前肃反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政治保卫大队长的吴烈，是毛泽东创立苏区时的本地人，但吴烈与长征前的肃反没有关系。一则保卫大队的职责就是担任中央领导的保卫工作，二则但是在1934年6月后就没有担任保卫大队的大队长职务了。
结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执行周恩来肃反指令的执行机关。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现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过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杀害），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来了就动手。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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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路线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王明远在莫斯科，肃反总指挥周恩来，肃反执行人邓发，这到底是周恩来路线？还是王明路线？
古人云“假作真来真亦假”。

有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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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要“杀人灭口”，按“老规矩”办，这规矩是从哪里传来的？当然是周领导的特科传下来的。周为什么要放邱会作，因为叶季壮在场，叶季壮会把事情搞大，周只能退让了。当代“大儒”随机应变的“功夫”了得。


回到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我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的问题谈一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我没有进去。只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就出来了，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他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睁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我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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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季壮发火，给周打电话埋怨杀他的手下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这里可得出两个判断：1、做实了“叶季壮会把事情搞大，周只能退让了”的判断。2、从中看出周搞肃反乱杀人到了什么地步！
周在事情败露之后，给邱会作打招呼，要邱对处决之事“绝对保密”。这个可怜邱会作，还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可怜可悲。如同赵本山《卖拐》给范伟，先把你腿打断，然后给你卖一副拐，你买了拐花了钱还对打断你腿的人感激涕零。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把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我对总理说：“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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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当然“有些激动”，这个傻帽邱会作被我忽悠这么多年，还如此真诚待我，“激动”是必须的。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总是说：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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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季壮是一定要感谢的，你邱会作的命是他拼死相救的。从叶季壮冲周恩来发火就知道，叶季壮是你邱会作的救命恩人。如果执刑的时候只有邓发和周恩来在场，你邱会作必死无疑。叶季壮说杀错人是王明路线造成的可以理解。你周恩来要杀邱会作推卸责任给王明路线，这是栽赃！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重点是抓红军的供应。当时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的永坪，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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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给我呈现一个事实，当时苏区搞肃反的人---特科骨干延安时期又住在一起，这个事实做实了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团结在周恩来周围。他们身上有多少秘密和诡计，我们不得而知。这让我想起主席晚年说过：“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搞阴谋诡计的人难道不是指以周为代表的一贯搞“永久保密”这伙人呢？
本段叙述中，邓发面对着的提问“略有羞愧”，说明邓发执行了周的指令，事后还是有改悔之意。而周却浑水摸鱼地说到“我们都有责任”，“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照这么说，当时主要责任人是谁呢？你周恩来怎么不说出来呢？邓发“略有羞愧”，你周恩来毫无羞愧, 不愧为当代“大儒”，厚黑第一人，剥削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后来发生事情的更加令人“诡异”，当年跟随周恩来一起战斗的战友：因搞肃反而“略有羞愧”邓发，由于五次反围剿失败而悔恨开枪自杀的青年人博古，以及掌握在武汉新四军建军及皖南事变第一手材料的叶挺，一起于1946年4月8日机毁人亡，“意外”失事遇难，一锅烩！（让人不得不想起9.13事件）。遥想当年肃反，执行周恩来指令的邓发要对邱会作“彻底保密”处理，这次轮到“上帝”对可能泄密的邓发、博古和叶挺来了一次彻底地“保密”。

“元芳，你怎么看？”

主席晚年说过：“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  这种体会,  如果没有深刻的切肤之痛是体检不到的,  也难以用文字来描述。只能说,  看人不要盲目的"尊敬"和"崇拜",  同志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凡事要多留一个心眼,  对一切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和事,  要敢于斗争,  不要因怕说错话或面子问题而束手束脚,  面子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对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来说是不应该有的。

日月之思博客的有一网友曾经说这样的话：如果按着马克思恩格斯立场的观点来看中共的党史，你会疑惑重重，迷雾重重。如果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共党史，你就会豁然清晰了。
这位网友的话不无道理。
也难为毛主席等马克思主义者了，领着一群为了封妻荫子、封侯拜相的家伙们革了一场轮流做皇帝的命。
我（们）是着眼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整体利益来批周一类寄居物种的。锤炼自己在未来识辨周一类的活画皮。

周恩来与“王明路线的关系：

1）这个事件看出，苏区时期，周恩来领导的路线是”王明路线“
2）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与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在共产党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对立。在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影响下，周恩来王明一起去了国统区的南方局，执行“王明路线”。“王明路线”造成的最大失败是新四军在皖南遭受重创。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恢复南方局。博古任书记。
1937年12月23日，南方局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内改为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委员有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长江局内部，设参谋处，叶剑英兼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兼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宣传部，王明、凯丰（1938年3月任）先后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兼主席；项英兼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国际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负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机关组织也随之迁往重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长江局又改为南方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担任书记，副书记董必武。驻地为机房街70号。1939年5月，机房街70号毁于日机轰炸，驻地迁往红岩嘴13号。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周恩来回延安并去苏联治疗臂伤期间，博古任代理书记。
1943年6月至1944年11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筹备期间，董必武任代理书记，主持工作。

来源: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D%97%E6%96%B9%E5%B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