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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写到：

“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她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了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

经济危机的加深，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思想在香港、台湾的小资产阶级中蔓延。而在中国大陆，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样，表演的时间够长了，无产阶级对他们有天然的免疫。相信未来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巴黎公社所犯的任何一种错误。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写到：“第二个错误，”（马克思继续批评巴黎公社的战士们所犯的技术错误时写道）：“就是中央委员会（这是军事指挥机关即指国民近卫军中央而言）把自己的职权卸得太早了......”

库格曼当时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了一种怀疑意见，认为事情完全无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

马克思立刻在1871年4月17日就给了库格曼一个严厉的驳复：“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举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的事情当然就会是件很方便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谁想事先十分确切计算到胜利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是迂腐到了不可救药。马克思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应用果敢和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观察这个历史，是从实际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准确无误地计算到胜利机会的那些人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察到......本来是不需要动用......’等等的庸俗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马克思善于重视历史上的常有的情形，即劳动群众甚至为着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拼命斗争，也是为继续教育这些劳动群众，为准备这些劳动群众去作下次斗争的所必需的。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过去、现在、未来，都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胡乱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言论，他们只顾仿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估计已往，而不顾仿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创造未来。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赞美道：“历史上找不出这样伟大的范例。......即使目前巴黎的这次起义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她还是我们（国际）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在1871年5月13日给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信中写道：“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

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恩格斯在1874年写道:"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

法国的资产阶级看到自己有了危险，便露出了狰狞的本相。那些资产阶级的仆从———往往是文学艺术家———也显露了本来面目，奇怪而又可耻的是，他们的面孔和他们主子的面孔特别相象。从“天才”小说家福楼拜到老态龙钟的爱特蒙.德.龚古尔，从“脱离现实”的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叶直到警局侦探马克西姆.杜.康，还要提到的是维努瓦将军，他直截了当地叙述了普鲁士人的前哨怎样向前推进，好让政府军屠杀保卫巴黎的人们......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第一性论点的正确。从而至此从巴黎公社起义、俄国十月革命......直到现在(乃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用许多最明显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一开始行动，资产阶级之间便会携手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