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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参考资料——《大元帅斯大林》
最近看到网络上一些立志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的同志，也按照各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思维方式质疑革命导师斯大林的“执政手段”——跟踪监视、密谋暗杀、玩弄权术、清除异已或者实施个人独裁等等。既然立志从来共产主义事业，那就应该懂得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跟着反动派甚至利用他们片面截取某段历史或者编造出来的材料为依据来说明问题。大家都知道，喝血党的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的口号就是“让事实说话”。人类社会是纷繁复杂的，许多历史真相，或者说历史事件的本质往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不需要证明，即使确凿无疑的事实客观地摆在人们面前，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阶级的人必然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事实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依然是一定阶级地位的人。
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那就是以全部、确凿或者尽量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用唯物辩证法对这些历史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符合事物本质的结论。在没有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就凭自己的感情、爱好、兴趣信口开河，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
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不是我对斯大林先验的敬仰，我不崇拜任何人，即使是革命领袖和导师；也不是我对托洛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叶夫之流先验的鄙视，我从来不认为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犯过严重错误或罪恶的人，就是那些不遗余力地诬蔑、诋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例如英国首相邱吉尔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流，一出生就是十恶不赦！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是作者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斯大林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塔什干军校学习的时候，因为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少人把列宁忘了，总是说斯大林、斯大林，而他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是次于列宁的第二位人物”被军事法庭判了有期徒刑。苏德战争暴发后，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给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写信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这样作者才被允许加入“惩戒连”用自己的“鲜血赎罪”。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比雪尔仁尼琴以及各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们更有理由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人间地狱”，比赫鲁晓夫和各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更有理由咒骂当时执政的领袖斯大林是“恶棍”、“流氓”、“刽子手”。那么没有被“苏维埃政府”或“斯大林”秘密处决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这本书中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呢？
如果你是辩证唯物论者，完全可以在书中摸到正确的答案。
《大元帅斯大林》既不是小说，也不是传记文学，更不是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对苏联解体后解封的历史资料的发掘、追记和分析表达自己对当时那段历史的认识。但是，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考古学，都是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的。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学术研究，也没有超阶级的考古学。不过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用民族主义思想来考察当时那段历史事实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我们就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并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这就是我向各位网友推荐这本参考资料的目的。
另外，我也把托洛茨基撰写的《May life》(自传)附在后面，质疑斯大林跟踪监视、密谋暗杀、玩弄权术、清除异已或者实施个人独裁的同志可以把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提供的资料与托洛茨基的自传记述的事实一一对比一下，看看究竟是谁在搞阴谋、是谁在伪造了苏联的历史。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大元帅斯大林.pdf (, 下载次数:649)

托洛茨基《May Life》，《我的生平》或《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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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May Life》，《我的生平》或《自传》 这个文件我怎么上传不了啊！电脑显示上传完成，可一直附加不上。我只好把这个文件上传上到QQ管理群的文件共享里，请大家帮助把这个文件传上去，以便大家参考和对比。 华莱士 发表于 2014/5/20 19:06:00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rar (, 下载次数:615)

【历史回廊】不断革命(节选）

(苏联)  托洛茨基

　　一、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论则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链条互相联结在一起。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各项任务。这样民主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改造。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定的角色，更不能担任领导的角色。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这组织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放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曾让全世界无数工人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在冬日的苍茫中显得萧索和暗淡，现在让人想到更多的是专制、阴谋和罪行。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内和经常不断的内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发展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后，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为政权斗争到底，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于是，它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去，这就必然会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就必然会遭到一些农民的反对。因此，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
　　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这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
　　三、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经济所表明一种长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继续处在孤立的地位，它最后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
　　一般说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国有化一样。只有通过国际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由于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等等，这一切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事，而企图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经济所有部门的完全平衡，就是寻求反动的空想。
　　简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应当立即扩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进而迅速发展到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完成。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注：文中有些句不大顺当，可以是翻译的问题，也可能是文字输入时存在错字、少字或别字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不断革命”的时间、内容与理论依据：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进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2、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扩展，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24日）

        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空想家的社会主义——编者注）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至11月）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
        具体来说，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每一个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参见毛泽东1949年－1976年的著作、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发［197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1976.03.03）等等。
        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方法手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等等。
        目      的：消灭、铲除剥削阶级思想文化、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文化，提高劳动者思想文化水平；逐步限制、削弱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彻底改变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再生的土壤和条件等等。

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再生的土壤和条件---就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政权。

　　按：这是托洛茨基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写的文章，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之一），引发联（共）布全党关于“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大争论。
　　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刚刚成立不到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六年，国内战争结束也不到五年，在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需要抚平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又赶上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因病逝世，苏共中央正带领全国工农群众化悲痛为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实际行动纪念伟大导师列宁，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封锁的时候，托洛茨基不顾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以总结十月革命经验，指导世界革命为根据宣传他的“不断革命论”，这虽然无可非议，对于推动世界革命来说也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文章一方面通过讴歌革命导师列宁来突出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功绩，另一方面，在强调党在武装起义的统一领导时，托洛茨基又把少数人不同意或者反对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实夸大到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高层”，只有他托洛茨基和相当的少数人与列宁站在一起。这不仅是托洛茨基史观的反映，也严重歪曲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把许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当时的苏共中央只有少数人拥护列宁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思想，可想而知结果将是什么。
　　即使不谈抬高自己这一问题，那么托洛茨基这篇文章在当时来说至少也会产生两个方面的负作用：一是转移全党恢复战后经济建设这一重要的工作目标，使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大部分精力转移到无休止的争论上。二是把自己置于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对立面，使自己成为“绝对正确”的孤家寡人。而事实上，对于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问题，托洛茨基也不是十分坚定的拥护者。这也无可厚诽，托洛次基在《May life.》中也承认，“后来由于某一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他（列宁——引者注）认为我在武装起义问题上执行了过于观望的路线，这种顾虑反映在列宁10月间写的几封信里。”托洛茨基这篇文章的负作用，正是引发此后苏共中央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一系列无休止的争论，派别斗争，最后导致自己彻底走向与苏共中央直接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仅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既没有完全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更不唯物懂辩证法，即使成为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后已经成为革命领袖，他依然没有摆脱孤傲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甚至我行我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当然在派别斗争中也就不会采取恰当的战略战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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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教训》
（1924.9.15）
托洛茨基

　　必须研究十月

　　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属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我们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了变革以后，似乎认定：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甚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如果说我们不会再重复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着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而所有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在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分歧意见。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自然，一九一七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的。
　　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败。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臧柯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东方与西方》小册子中《在转折点上》及《我们正经历什么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它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一九二一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的(“争取群众”，“统一战”?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对它们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经验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它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O五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着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一九O五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一九一七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敞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可比拟。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议论，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它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比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页)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革命的政党是受着其它政治势力压迫的。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频于成为其它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所运用的有议会策略、职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
　　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所有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来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一九O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一来，它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从一九一七年才开始，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又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职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成了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
　　既然策略转变通常都要导致党内的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必然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行动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理论公式。这种现象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
　　从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内，以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基础，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检查和遴选。在十月里和十月以后，这个武器在伟大的历史行动中受到了检验。现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革命、特别是对俄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对一九一七年的经验却避而不谈，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烦琐哲学，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这无异乎我们争论各种游泳方法的优劣，却连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检验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去革命中运用它们，就正好像最好的检验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
　　[从理论上说，难道托洛茨基不知道，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那一刻起，武装夺取政权就已经从战略上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吗？从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到夺取政权整个历史时期内，不管时间有多长，例如，从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1901年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十几年内，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斗争——包括为这一斗争提出的方法、策略等等，不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开展的吗？——读者]
　　
　　“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结局，给予了那种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马克思主义以无情的打击。这种搬弄以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它在“劳动解放”社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先进的国家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变成为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马克思的说法）规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规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谈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当然，不须争论的是：每个落后的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则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资产阶级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者已开始胜过它了”。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它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遭到一些矛盾的破坏，这些矛盾立即表现为两个政权的并存。于是，它就该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落于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面临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做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确实曾经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却是一样，那就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党就掌握不到革命的发展，归根到底，我们所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遭到的将是大规模的七月事变，也就是说，不是插曲，而是大失败了。
　　十分明显，这种大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整个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在人民中为数的众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战争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形似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达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达一点。一九一四年七月，革命罢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态发展到了公开的巷战。在这次运动中，领导权毫无条件地落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公开合法的报刊上。
　　布尔什维主义在与取消派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党派直接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尔后，运动的增长，首先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增长。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局势发展到苏维埃的话——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维埃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就要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中，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就正在于他们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列宁为什么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容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4、31页)
　　不错，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阐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们支持了资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们的这种中间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调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没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维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未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应该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阶级有实现阶级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急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实行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侵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谁在这种条件下还继续坚持“民主专政”的公式，谁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
　　其余一切问题所围绕着的一个基本的争论问题是：要不要为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它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铸炼出来的。
　　只是到了四月四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对党提了出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在一九O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揭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一九一O年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究这些意见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说一直追溯到一九O三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经济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须把这项研究进行得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验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
　　限于现有的篇幅，我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详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出版物中有关我们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空白也好。
　　上面已经说过，意见分歧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战争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根据最主要的纪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场；以列宁提纲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会议；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九月——十月)；“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做出对共产国际其它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结论。
　　
　　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府的推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跃进。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们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保卫的不是某一阶级的统冶，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们党内，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异常混乱。实际上，《真理报》在三月间对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比对于列宁的立场更接近。
　　我们在一篇社论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当军队彼此对立作战的时候，如果建议其中一方军队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么，这是最荒谬的政策了。这种政策不是什么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对这种政策一定是气愤而鄙弃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枪弹还枪弹，以炮弹还炮弹。这是无庸争辩的。我们不应容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社论《不要秘密外交》)这里所说的不是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各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自由的人民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想法和说法都是彻头彻尾护国主义的！这篇社论接着又说：“不要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军队，那空洞的‘打倒战争’也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公开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决然地尽力(！)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以商讨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每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压迫帝国主义政府，以便“劝说”它做好事，这是德国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国让·龙格、英国麦克唐纳的纲领，但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这篇社论最后不只“热烈欢迎”彼得格勒苏维埃那篇怨声载道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这篇宣言完全充满革命护国主义的精神)，而且“高兴地”指出报社赞同彼得格勒两次群众大会作出的显然是护国主义的决议。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其中一项决议是这样讲的，“如果德奥两国的民主派不肯听取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临时政府和妥协派苏维埃的“呼声”。——托洛茨基)，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
　　引用的这篇社论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真理报》的立场。例如，在下一期的社论《论战争》中，虽然对于《告全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同时却又说：“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们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期《真理报》)”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同上)诸如此类的引文——隐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当那个时候，甚至更早一个星期，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的小屋的列宁就在自己的《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在三月八日(二十一日)他写道：“绝对不容许蒙蔽自己和人民的是：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世界战争，这个政府是英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它要恢复帝制，它要加强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第七(三十)期第299页)随后，在三月十二日，他又写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乎向妓院鸭母宣传行善积德”。(同上，第243页)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记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同上，第244—245页)
　　四月四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传布幻想，‘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页)妥协派三月十四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维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怨声载道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它国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银行家决裂，另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银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虚伪。列宁在一篇行动纲领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向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2页)
　　说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见，会有人起来反驳。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吗?当然，不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取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没有为改良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某一些内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绝对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恰好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恰好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创立新的国际。
　　《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们推翻了沙皇政府，我们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通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实现这项任务。因为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实际革命任务提出来。然而，这两件事却是彼此分不开的。
　　
　　四月代表会议

　　列宁在芬兰车站上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对党的许多领导者来说，不啻是一颗炸弹。列宁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发生尖锐冲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装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这种情况使得右翼的个别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说列宁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想推翻当时为苏维埃中大多数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好像只有避着大多数劳动者才能办到。从外表来看，这种责难像是不乏说服力的，但在实质上，在列宁的四月政策里，连一点布朗基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在列宁看来，整个问题恰好在于：苏维埃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着群众的真实情绪，党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为依据是不是会落空。比原来预计“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种侦察性的出击。其目的是试探群众的情绪，以及群众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相互关系。试探所得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看到，列宁在五月初会很严厉地约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为他们冒进了，他们曾声明不承认临时政府……而那些反对为政权而斗争的人，对问题却抱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声诉说：“在第十九期《真理报》上，有的同志（显然是指列宁。——托洛茨基）起先提出来一项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这次危机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随后这项口号被取消了，认为它有瓦解作用，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这表明，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提出的决议案(就是列宁向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托洛茨基)又犯了这种错误……”这样提出问题，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列宁在做了试探以后，取消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间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的暂时退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路线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完全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阶级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
　　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整个是讨论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我们是要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别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像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这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宁的立场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苏维埃中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我们已经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的观点是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维埃仍旧是“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
　　一个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谈到工兵代表苏维埃，就等于谈到我们力量的和政权的组织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机构。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合机构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阶级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合机构……可是，现在我们承认这个苏维埃是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
　　这种说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改换，“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视了革命的阶级核心：不是根据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来安排党的任务，而是根据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也就是根据究竟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安排任务的。他们的见解是：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合一起，来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资产阶级”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必然会采取监督临时政府的政策，会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等。所谓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着通过立宪会议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左翼的地位。既然对现实内容作了这样的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内容。也属于反对派的已故的诺根，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冠冕堂皇、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务要移交给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设的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否认，立宪会议是会开起来的，随着还要召开议会……这样一来，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就逐渐消失。但这不是说，苏维埃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只是移交职务。有这个苏维埃，我们就建立不起来共和国公社”。
　　最后，第三个反对派的人物，从俄国没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度。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的小组。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必须从西方来”。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我以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像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一样”。
　　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做出了诺根那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由于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结论。要么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反对派——当时在我们党内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场。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维主义啄木鸟就老在唠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倾”。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发挥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一当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革命来临，孟什维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们全部“原则的”立场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结论了。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维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维克入阁的主张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场。
　　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转，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党派，这是向右转。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手段来为自己建立一套保持政权、促进稳定和维护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到庸俗的社会主义立场一样，布尔什维克右翼也转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孟什维克昨天的立场。
　　在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声无气地嘶叫不兼并不赔款。可是，不兼并的希望已经很小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_齐美尔瓦尔得派虽然责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该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们是从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场转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翼却采取了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赔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饰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后者或称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列宁的观点。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给了党一个在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见分歧。恰恰相反，随着局势的进展，这些分歧意见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并且在革命的最严重的时机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
　　依照列宁的动议，企图在六月十日举行示威。这个企图受到那些原来就不满意四月示威的同志们的非难，说这是冒险主义。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禁止，六月十日的示威未能举行。但是到了六月十八日，党却得到了报复的机会：由于妥协派相当粗心而发起的彼得格勒总示威，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但是，政府也企图占上风：在前?上开始了一个很轻率而愚蠢的进攻。这是个紧急关头。列宁警告党不要轻举妄动。六月二十一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同志们，现在发动是不适宜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度过我们革命中整整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十四卷第一部第276页)但是七月事变到来了，这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党内争论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七月运动中，彼得格勒群众自动的出击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毫无疑义，列宁在七月里曾经反问过自己：是不是时机已经到来了?群众的情绪是不是超过了自己的苏维埃上层建筑?沉醉于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我们，会不会有落于群众情绪之后的危险，会不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可能在七月事变期间，个别的纯军事行动是根据一些同志的动议去搞的，这些同志诚实地认为他们并没有违背列宁对时局的估计。列宁后来说过：“在七月里，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蠢事”。不过，在实质上，这一次也只是在运动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新的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试探罢了。我们不得不退却，而且退却得很厉害。党既然准备举行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它和列宁一起，认为七月发动仅仅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我们为了深入地试探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个插曲却不能改变我们行动的总路线。恰恰相反，那些对夺取政权的政策抱反对态度的同志们，必然认为七月插曲是一个有害的冒险。党内右派分子越发活跃起来。他们的批评更强硬了。反驳的口气也与此相适应地改变了。列宁写道：“所有这些叫苦、这些议论(说“不应当”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不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出的背弃革命的言论，就是小资产者惊慌失措的一般表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94页)当时用了“背弃”这个字眼，表现出意见分歧具有悲剧性质。后来，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就愈来愈常见了。对于政权问题和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显然也决定了对于国际的相应的态度。右派曾经企图吸引党去参加社会爱国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代表会议。列宁在八月十六日写道：“八月六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特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实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同上，第23l页）随后，当谈到什么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起革命的大旗这句话时，列宁又写道：“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割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同上，第233页)
　　到斯德哥尔摩去的道路，实质上是到第二国际去的道路，正如参加预备议会是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去的道路一样。列宁主张抵制斯德哥尔摩会议，正如后来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一样。在斗争的烈火中，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的任务。
　　早在四月十日，列宁就已经提出了改换党的名称的主张。他对于所有反对改换新名称的意见一一加以驳斥：“这种理由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坚持地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外衣的时候了”。(《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6页)尽管如此，党内上层的反对依然很强烈。结果，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党才决定了改换新的名称，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上去，而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整个俄国都脱掉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件肮脏的衬衫，列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的作用，在这一段改换党的名称的经过中得到极鲜明的表现。在最急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始终在党内进行紧张的斗争，为了明天而反对昨天。在“传统”的旗帜的掩护下进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时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使局势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急剧转变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暂时缓和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但只是缓和，却没有消灭。在那些日子里，在右翼中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在保卫革命、特别是保卫祖国的基础上，同苏维埃中大多数接近。列宁于九月初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谈到这件事：“我深信，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人 [1] 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像另外几个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随后又说：“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是无原则的。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主义’的泥坑，被事变的急流冲走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277-278页)
　　意见分歧发展的次一阶段是民主会议(九月十四到二十二日)和由这个会议产生的预备议会(十月七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去拘束布尔什维克，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欢迎这种做法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听到过，他们是怎样描画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苏维埃逐渐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给相应的机构——移交给杜马、地方自治局、职工会，最后是立宪会议，从而退出舞台。通过预备议会这条道路，就会把群众的政治思想从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引开，而导至作为民主革命的具体完成的立宪会议。可是，那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是多数。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不是天天地，而是时时地在增长。当时，已经不是预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前途的问题，而干脆是选择明天道路的问题。
　　完全筋疲力尽的妥协派，在民主会议上的行径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为的表现。同时，我们所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会议这个显然是极其龌龊的地方的建议，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成了抵制预备议会斗争的前奏。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民主会议以后，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采取抗议的形式退出会议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31页)
　　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辩论，尽管主题本身比较狭小，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质上，这是右派的一种最广泛的、而且从外表来看很得手的把戏，企图把党转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来，这次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至少是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连秘书的记事也没有发现过。本书的编辑在我个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极不完全的资料。加米涅夫同志发挥了一种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构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党组织的那封著名的信(十月十一日发出的)的内容，其措词则更为尖锐和明确。诺根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最原则的：抵制预备议会是号召起义，也就是重演七月事变。有些同志则以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策略的一般理由做为出发点。他们大致是说：“没有人敢于提议抵制议会，但是有人向我们提议抵制同样的机关，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是预备议会罢了。”
　　右派的基本观点在于：革命必不可免地要从苏维埃引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议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自然环节。我们既然要在议会中占据左方的议席，我们就没有道理拒绝参加预备议会。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经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所学校。要知道，先进的国家要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据他们设想，推翻沙皇政府要用革命手段，事实发生经过也正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延续许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了参加预备议会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使工人运动“西欧化”、尽快把工人运动纳入民主的“争取政权斗争”的轨道即社会民主党的轨道的斗争。民主会议中的党团，其人数在百名以上，与党的代表大会毫无不同之处，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党团中的大半都表示赞成参加预备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心了，而从那个时候起，列宁也就当真不断地敲起警钟来。
　　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写道：“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称自己为议会，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7页)从列宁的许多讲话中，尤其是从他九月二十九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来估价参加或不参加预备议会的意义的。他在信里指出“可耻地决定参加预备议会，是布尔什维克极严重的错误”。在他看来，这种决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他正是在反对这两种表现的斗争中，发挥并磨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说什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许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对的。说什么议会制度学校是准备夺取政权之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经的学校，这是不对的。说什么取得政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都是纯粹的抽象词句，都是学究式的死套子，它们的政治作用只有一个：束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并利用“民主的”国家机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不能按照学究式的死套子指导无产阶级政策，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道路。不应参加预备议会，而应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其余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列宁甚至会提议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提出抵制预备议会作为政纲。自此以后，所有他的书信和论文都集中于一点：决不通过预备议会去做妥协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到街上去，为夺取政权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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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下面一句句子结构来看，这里显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脱落了。——托洛茨基注
　　
　　十月变革前后
　　
　　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必要没有了。列宁的压力保证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中的势力产生了必要的左倾。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由于把一部分带有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发生了冲突。十月十六日，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合法的苏维埃起义机关。党内的右翼企图牵制事态的发展。党内不同倾向的斗争，正如国内阶级斗争一样，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右派的立场最充分地并且最根本地表现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论时局》的信里。这封信是在十月十一日即在革命前两个星期写好的，并且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封信警告人们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其实这封信却非常奇怪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认群众有战斗情绪(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两个星期啊！)。信里说：“我们十分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可是，如果不起义，也不夺取政权，那该怎么办呢?这封信也十分明白而确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着资产阶级的脑袋。”可是，资产阶级不会由于这支手枪而去取消立宪会议呀。信里又说：“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这样看来，这封信就公开采取了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中起“有影响的”反对派作用的路线。这种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似乎是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掩饰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取消……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配合型的国家机关。”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线，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配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尔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位奥地利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个剽窃者。
　　《论时局》这封信不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它用纯粹议会的观点来估价这种大多数。信里说：“俄国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绝大部分兵士也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那么，农民中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问题提法中有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错误，其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并且极为迫切地要求加以满足，但农民却不能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他们要么通过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去投资产阶级的票，要么就真正靠拢无产阶级。这两种可能之中，哪一种能实现，正好是决定于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假使我们加入预备议会，以便在立宪会议中产生反对派的影响(“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那么，我们就会几乎是机械地把农民放在那种地位上，即使得他们必然要通过立宪会议的道路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满足，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反对派，而是通过立宪会议中的多数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满足。与此相反，假使无产阶级夺到政权，就会立刻为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斗争造成一种革命局势。如果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字眼来说，那么，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过高估计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们的革命可能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而过高估计了的则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性。这种同时低估又过高估计农民的双重错误，也是由于低估了本阶级和他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结底，都是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这封信反对夺取政权，并以革命战争的前景来吓唬党。信里说：“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现在独自夺到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土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土兵会和我们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这一论断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这里却是拿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显而易见，《论时局》这封信所表现的立场，使那些拥护这封信里的观点的人非常轻易地接受了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我们在这里还要重复一下我们曾经在其它地方关于这问题所讲过的话：表现列宁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暂时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与布雷斯特结合起来看。这一点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是在始终认为敌人比自己占优势这种意识中进行斗争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敌人手里有财富、政权、一切思想压迫手段和一切镇压工具。经常认为敌人比我们占优势，这是准备时期革命政党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组成部分。每次，由于行动的不慎或时机未到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最无情地使我们联想到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认为敌人比我们强的习惯，现在正在变成胜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今天的软弱，似乎为他昨天的强大所掩没了。“你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所有反对武装起义的派别分子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的一些反对起义的人写道：“凡是不愿意空口侈谈起义的人，必须冷静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在这里，我们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正是在彼得格勒聚积有庞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们武装精良、组织严密，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萨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敌人一定要借助利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法把军队从前?调回来。”(《论时局》)
　　既然在国内战争中问题不在于简单地计算军队的营数，而在于预先估计他们的觉悟程度，那么，不言而喻，上面那种计算永远也不会十分可靠和确实的。甚至连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因而提议从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预计，起义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进行。这种个别的预计错误，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较正确的是：应该根据比较不顺利的情况来决定方针。可是，我们在当前场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敌人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有人却很奇怪地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种比例。
　　正如德国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付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我们这里，问题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计数结果那样可怕。无论如何，应该坚决地驳斥那种别有用心的计算，为了证明导致失败的政策之正确，这种计算在德国的十月失败之后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俄国的实例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在彼得格勒没有经过流血而赢得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本可以提前两个星期赢得这个胜利的——，党内有经验的政治家就认为，与我们敌对的有甘心而且善于作战的土官生，有突击队员，有哥萨克，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从前线调回来的军队。而在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反对起义的人在党内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取得了胜利。指挥机关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宁向全党控诉了中央委员会，指出它打算做些什么，而且指出它无疑会做得很如意，那么革命早就注定失败了。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宁啊……不难设想，如果反对战斗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风，历史又会怎样写呢。官方的历史家自然要这样来描写史实：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起义完完全全是一桩蠢事，而且会给读者写出一堆关于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配置成扇形的炮兵、从前线调回来的军团等等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这些兵力，不经起义的烈火检验，看上去要比实际可怕得多。这就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一条教训。
　　在九到十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右派回答说：这是多虑，我们的影响将一再增长。谁对呢?而且，放过时机又是意味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积极的、富有战略性的、完全实际的估计，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论精绅的估计是极其分明地相冲突的。放过时机是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在力量对比变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候，才是起义最有利的局势。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意识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力量对此，而并非指经济基础，因为，在整个革命时期，基础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的同样的阶级分化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下列各种因素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幻想的破灭；他们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中间阶级和集团对国家政权信任心的动摇；以及国家政权自信心的减弱。在革命中这都是一些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完全准备了这些条件。对苏维埃中占多数地位的各党失掉信任的群众，亲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险。他们认为，现在该当由布尔什维克去寻找时局的出路了。国家政权的自然垮台也好，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发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经久的。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这方面解决，就是向那方面解决。列宁一再说：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右派对这一点提出反驳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问题，用‘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能用一种方法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们要对这种危险的政策提出警告。”(《论时局》)
　　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需要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也不是某个个人所独具的。刚好在去年，我们在德国也看到了同样的倾向。实质上，在这个等待主义的宿命论下面隐藏着犹豫不决甚至是行动无能，只不过用下面这种安慰人的预言作掩饰而已：我们的影响会愈来愈大，愈往后我们的力量就愈增强。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转到与群众希望正相反的方向去。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就会变为失望。可是敌人在这当口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一九二三年十月里，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一九一七年秋天，在我们俄国，距离这种转折也并不很远。可能，再放过几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产生这种转折。列宁说得对：“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
　　起义的反对者，搬出了自己一条最后的、也是最有劲头的道理：“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土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绪，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动地冲向街道。不是的，没有这样的情绪……假设首都广大的贫苦群众当真富有冲向街道的战斗情绪，那么，就会保证他们所发动的起义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然而我党的影响在那里面却是薄弱的组织(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正由于哪怕是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没有这样的情绪，所以，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论时局》)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党的同志们，他们正是以群众不愿战斗为借口来解释去年的不战而退的，那么，上面这几句写于十月十一日的话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义了。不错，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一般说来，起义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最有保证，即群众可能取得足够的经验，不至于轻率地投入战斗，并且能够等待和要求坚决的有本领的战斗领导。
　　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群众，至少是他们的领导阶层，根据四月示威，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的经验，已经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今后不再是个别的、自发的抗议的问题，不再是试探的问题，而是进行决定性的起义以夺取政权的问题。群众的情绪将与此相适应地更为集中，更为敏锐，更为深刻。从兴奋的、充满幻想的自发状态转到更为敏锐的自觉状态，要产生必不可觅的革命的意外阻碍。群众情绪中这种进步性的危机，只能以党的相应的政策来克服，这首先就是指党真正去准备无产阶级的起义并且善于加以领导。与此相反的是，党长期进行了革命宣传鼓动，使群众摆脱了妥协派的影响，但是，尔后党由于这些群众的信任而被拥到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却开始动摇起来，借辞推诿，卖弄狡猾并且彳亍等待。这样的党会麻痹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掉，可是它却为自己找好借口，在失败之后把责任都推到群众不够积极上面去。《论时局》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这一条道路。幸而我们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消灭了党内上层的这种情绪。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党才胜利地完成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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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说明了与准备十月革命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的实质，并且尽量阐述了在这种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分歧意见的基本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哪怕是简略地讲一下最后几个星期中，也就是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因素。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十月十一日，把上面分析过的那封信《论时局》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十月十八日，也就是革命前一个星期，在《新生活报》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说：“不只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起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置无产阶级和革命于死地的步骤。”(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一五六期《新生活报》)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十一月四日，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并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苏维埃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写道：“……不这样，那就只有一条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布尔什维主义政府。”当时，在另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对中央委员会这项毁灭自己的政策负责。这项政策违反绝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因为工人和士兵都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间的流血。因此，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以便有权公开对工人和士兵说明自己的意见，并号召他们拥护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这种条件下妥协！’”(《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页)可见，那些本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看成冒险而加以反对的人，在起义胜利完成后又主张把政权交还给那些无产阶级与之进行了斗争才夺取到政权的党派。到底为什么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定要把政权交还给——他们所谈的正是交还政权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呢?反对派对这一点的回答是：“我们认为，组成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今后流血，防止即将来临的饥饿，防止卡列金之流扑灭革命，保证在规定期间召开立宪会议，并切实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烦。”(《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页)换句话说，他们的用意是要通过苏维埃的大门，寻求通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绝通过预备议会进行，而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经过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反对派所制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把革命从专政下解救出来，而把它引上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是谈不到妥协的。
　　在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又公布了一封同样方针的信：“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理智、不顾自然趋势、不肯承认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甘缄默，因为这些客观条件正迫使我们在崩溃的威胁下，去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妥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我不能陷入个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参加内阁来决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们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党派妥协，并且不能为此再延长哪怕是一分钟的流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O四期《工人报》)最后，写信的人(罗佐夫斯基)提出，必须争取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下面这一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它将完全走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道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O四期《工人报》)
　　局势真的像是无望了。不仅资产阶级和地主，不仅那些还掌握有许多上层组织(全饿铁路员工工会委员会、军队委员会、国家职员等)的所谓“革命民主派”，甚至还有我们党内一些极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也都大声疾呼地谴责党要想继续掌握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的企图。可是，我们却要说：如果只从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观察，那么，局势可能被看成是绝望的。应该如何办呢?接受反对派的要求，等于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当初又何必去完成它呢。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意志前进。十一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党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列宁写的。它充满真实的革命热诚。它的内容明白、简炼而确切。它是写给党员群众看的。这项声明打消了任何一种对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今后政策所抱的怀疑情绪：“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它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屹立不动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七日)第一八二期(第一一三期)《真理报》)
　　最尖锐的党内危机被克服了，但是内部斗争还依然没有停止。斗争的路线仍旧未变。但是斗争的政治意义却愈来愈小了。关于这一点，十二月十二日乌里茨基在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召开立宪会议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证明。他说：“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并不新鲜。这还是早先在起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条路线。现在，有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一种应该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们抱着循规蹈矩的态度，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该背礼等等。他们反对那些担任立宪会议议员的布尔什维克去监督会议的召集工作、力量对此等等。他们纯粹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从这种监督得来的资料去剁明立宪会议周围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确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可是，那些为数无几的同志却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应该以立宪会议来完成。”
　　立宪会议的解散，不仅可以看做是俄国历史中一个大的段落的告成，而且也要看做是我们党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段落的告成。无产阶级的党在克服了党内的反抗以后，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在九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忠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9—10页)
　　这样提出问题，原是预计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的，以便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起义被引上苏维埃的道路，而且在宣传上把它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见分歧需要详细阐明，然后这次意见分歧自然就不会落于原则问题的范围，而属手纯粹技术问题的范围，尽管这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前面已经谈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经表现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传，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九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九日，列宁写道：“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上层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举行暴动。必须打倒这种倾向和意见”。十月初，列宁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一种玩弄形式的恶作剧，是背叛革命”。十月八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中说：“必须反对对宪政抱幻想，必须反对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抱希望，必须放弃必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种成见”，等等。最后，十月二十四日，列宁写道：“现在再拖延暴动，已经真正等于死亡，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接着他又写道：“历史将不宽恕那些革命者拖延时机，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赢得胜利(而且他们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可是却去冒明天失掉许多良好条件的危险，冒失掉一切的危险。”
　　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的钢砧上锤炼出来的，对于说明列宁和估计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贯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满、反对、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论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为没完没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说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时间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广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转历史的舵把。有人会问：难道这种行动可以决定于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段时间吗?是的，可以的。当局势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经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评，不这样激烈地并具有革命热诚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许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顿好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优越性。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实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文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十月十六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列宁之所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以及据他的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十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上面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更经济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
　　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苛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了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骗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我们那次的“诡计”，却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这是由于这个诡计并不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这个诡计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自然造成的，是妥协主义制度的一些极严重的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把卫戍部队调开，兵士却不愿意到前才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做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十足地对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来源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斯科别列夫都是从苏维埃出来的。我们也是以我们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维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从国家杜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维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维埃趋于消灭。我们也是从苏维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维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维埃到议会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并组成了预备议会。苏维埃之参加预备议会，好像是批准了这种路线。妥协派企图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做钓钩，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
　　不过，我们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维埃合法地位。在民主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既然不放弃苏维埃合法地位，他们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做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兔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维埃产生出来的预备议会以苏维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苏维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们，但却通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看来，使夺取政权达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问题。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维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夺取政权的一切必需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在当时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问题。尽管我们在全?进行进攻，可是却保持着防守的假像。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脆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十月二十四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了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比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他又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减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消灭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信仰部总长卡尔塔塞夫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去。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大魄力的，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潮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尽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像必须用这些方案做为调解和消灭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一点恰恰是须要追究的啊！”(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
　　不错，这一点是需要追究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十十足足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消灭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消灭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义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告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要使这样一次广泛而繁剧的战斗运动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二月到十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而且几乎预先不能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经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再重复了。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晓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
　　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而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像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十月前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心情的决议，顺利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十月二十五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回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们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做出必要的结论。“既然作战，就行军法”：在战争中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原地踏步，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结合政治领导去研究莫斯科军事行动的进程。
　　把在特殊条件下进行国内战争的其它一些地点提出来加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地点，由于民族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些。在细致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们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一般性的方法、规则和方式，把它们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 [2] 但是在通过这项研究做出某些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说，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结局所预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结果，二月和十月之间的国家机器，在行动上就成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们在二月这样做了，在十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们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们准备推翻的那个政治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德国和奥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政体到现在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经存在六年了。至于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这样接近。他们的二月革命已经落在后面很远了。诚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可是却谈不上在英国会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政体、贵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说，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说，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未来得及完满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话，那么，在其它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渐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在各个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们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真正展开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前三个年头还延续着。许多情况都说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则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顺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和在我们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意见却是：在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来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顽强得多、并有计划得多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说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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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参看托洛茨基：《国内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第二O二期《真理报》。——托洛茨基注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无论在一九O五年还是在一九一七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组织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轻的党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维埃当做一种“学说”、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经常有把苏维埃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危险，有把苏维埃看成一种革命的自足因素的危险。然而，尽管苏维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它组织形式基础上层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后才产生苏维埃，这时它已经是政权机关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维埃组织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在七月中成了公开驱使兵士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做为夺取政权的组织(例如请参看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维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通过苏维埃左翼即布尔什维克一翼把苏维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维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话，运动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
　　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维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这样一来，结果在一九二三年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围绕着工厂委员会集结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在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维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时期中所担负的一切职务。另外，在八月到九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在工厂委员会已经实际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的事实下，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维埃只能使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在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成立空头苏维埃，就等于公然宣布：“我来攻击你们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因为它是“图谋”夺取政权的正式机构。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纯粹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阵地，而且也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时刻，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展开决战是为了组织形式、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而且是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同时，显而易见，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群众的组织，正在继续成长和巩固，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在上述条件下，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现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险。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过急流时，不要换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
　　不要忘记，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了的，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后我们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大多数场合下，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可能，免得把组织当做偶像来崇拜，免得把这种本来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组织“原则”，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
　　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大致是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我们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门径进行：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工会。这样提出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问题，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的主要教训。如果说在战争结束时没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结论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说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无论在一九一八年或是在一九一九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一九一七年，我们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军事支持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经验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训。他们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来的。成功了的——既没有战斗，也没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那样轻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预先考虑和计划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经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现在来，其组织性和自觉性要小得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政体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去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学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一九一七年时期的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些看法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着列宁而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
　　上面所讲到的一九一七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说也具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再重说一遍，就是研究这些分歧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经实行过错误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有些党员没有同无产阶级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删掉，也是不能容许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评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评而澄清问题上。
　　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由于地下条件而养成的革命自我牺牲的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一九O五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一九O五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它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鸣。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会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检验党的领导人物。没有这项标准，其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没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须解决的和尖锐的问题(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们掌握到极宝贵的资料，以评价党的领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做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结论，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组织上的保守主义，否则，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须同不墨守成规的充分自由精神、决定方针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结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列宁所讲的那几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转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转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继续走着昨天的路，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的危险。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转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要求最严格，时间最紧迫，责任最重，危险性最大。放过这种转变的时机就是一股说党所能遇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对照，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须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烦，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尽管不是经常是有意识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马克思主义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型的纯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维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现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负责的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认识肤浅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什么障碍和困难，直要到推车撞壁才算。他们能够利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没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们就一定会转变为另一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谨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惯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看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像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领袖就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领导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
　　近来，常常有人谈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项不可争辩的、必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在受到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训以后更特别地突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学说(就是说不仅仅是学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们中间正确地遴选领导人物，免得他们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五月六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没有参加，因为，在五月五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论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这些论文在所有主要的论点上完全符合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做的分析。
　　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符合。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线，我当然是完全并且充分支持的。关于农民问题，我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没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们那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订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决议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来说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赶快合并到一起。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
　　本书的编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会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有“小组习气”。别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同志之流，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话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上面去。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以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较少的读者会找到十分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改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组习气”的议论，他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现象”，这在此类场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小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小，区联派必须停止独立存在。
　　我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由十二个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的那个纯粹论战性的“建议”，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诺夫——说成是好像我个人对贝舍霍诺夫献殷勤，要么就好像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线。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谈。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结底，在贝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贝舍霍诺夫不过对统计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挟里或切尔诺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巳。一打贝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资本家总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维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总长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派先生们，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们手里吧。把十二名(多少随便吧)贝舍霍诺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们答应你们，将来到时候，我们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们。这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线。
　　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本书的编者连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讲话，不是根据速记记录(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妥协派报纸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测的记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阅了几篇这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删改和补充的计划。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着吧。它们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许多注释，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盖列尔同志、克雷让诺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娅同志和伊·鲁米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书才能得以出版。
　　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同志的谢意。
　　要特别谈谈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兹曼，他为这本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像为我的其它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于基思洛沃得斯克

再转帖一组有关评价斯大林的资料，根据这些不同时代和民族的人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以及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再次看出，不同的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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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
　　　　吴恩远: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2003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
　　　　苏联解体以来，围绕斯大林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但这一次的特点，正如《消息报》指出：“在人民领袖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同时，如果说过去对斯大林的情感主要在老一辈人中，现在呈现出向俄罗斯年轻人转移的倾向；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共产党人纪念斯大林，现在则扩大到其他党派和民众。2002年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可见，目前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引起了相当层次、相当范围的关注。
　　　　俄罗斯共产党对此观点十分鲜明。早在1999年12月21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拜谒斯大林陵墓时的讲话对斯大林评价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说，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2003年3月3日，俄共在莫斯科“巴库”电影院举行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活动，整个晚会响彻歌颂斯大林的歌曲。人们纷纷表示：“不准玷污历史”，而把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只看作是“过火”行为。
　　　　据最新统计，重新肯定斯大林已经不局限于共产党（占该党被调查者75%）。最多的是自由民主党（占该党被调查者83%），在亲总统的俄罗斯政党“统一俄罗斯”中，肯定斯大林者也占到被调查者的58%。2003年6月10日，《真理报》、《消息报》等多家报纸报道：“统一俄罗斯”诺夫戈罗德分部在当天会议上，将其报纸《我们的时代》主编阿·维诺格拉多夫开除出党，因为他一个月前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犯了政治错误”。甚至在右翼党派“苹果”党中，肯定斯大林的也占41%。 至于俄罗斯民众在这方面的观点，据国际文传2000年4月21日统计，在问卷调查中，对俄罗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家评价，居第一位的是斯大林，占被调查人中11%；其次，是列宁，占10%；普京居第三位，占6%。 2003年3月26日，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就斯大林逝世50周年进行民意调查，发表题为《斯大林——这条“暴龙”又活了？俄罗斯人的看法》的调查结果。文章写道：“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斯大林并没有死，而作为一个伟大的受尊重的所谓‘暴君’活着。而且对他的爱不像以前那样是仅仅来自‘人民’方面，而是来自广大‘群众’。高达57%的人对斯大林在俄罗斯的作用是肯定的，只有34%的人持否定态度。两者人数的比例约为3比2。”
　　　　
　　　　一、重评斯大林的背景
　　　　1、这是当前俄罗斯存在的深刻社会危机的反映
　　　　近年来俄罗斯国际地位日渐式微也使他们怀念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大国地位。《消息报》指出，只要扼住俄罗斯咽喉的手没有松开，斯大林就会在所有人的心中活着。
　　　　2、斯大林牢固地和“稳定”、“秩序”这两者连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领导后，曾经猛烈批判“斯大林的集权体制”，提出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造成苏联社会和思想的混乱无序，导致苏联解体。经过这些年苦难的教训，俄罗斯人总结出了稳定和秩序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3、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的希望相当部分俄罗斯人希望未来俄罗斯政府是强有力的。在对2004年俄罗斯总统人选的民意调查中，有35．8%的人希望当选总统“应当有一双强有力的手”。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并不意味着对苏联历史，包括斯大林时期一些错误思想、方针、政策的肯定。正如尤·叶梅利亚诺夫指出，揭示那些否定斯大林的谬论的虚假性，对于清除强行填充到人们头脑中那些欺骗性的意识是必要的。这些关于斯大林的谬论和谎言不仅歪曲了俄国领导人的形象，而且扭曲了俄国人的历史观念。
　　　　
　　　　二、关于斯大林某些历史事实的澄清
　　尤·叶梅利亚诺夫在其著作《对斯大林编造的谎言》中指出：过去强加给斯大林的几项罪名主要是：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为了建立其个人专政、实行残酷的恐怖行动而首先打死基洛夫；由于其多疑的性格，斯大林大清洗消灭了很多军队领导人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红军的失利；过于相信希特勒，忽视有关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警告；等等。最近俄罗斯学术界大量论著是围绕着关于斯大林历史事实澄清问题的，内容涉及斯大林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1、关子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伊·佩哈诺夫在其著作《斯大林为什么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中指出：“‘镇压少数民族’目前仍然是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安在他身上的罪名。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且‘镇压少数民族’这句话不确切，主要涉及克里木鞑靼人、车臣和印古什人。”为什么当年要放逐这些民族?他说：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
　　　　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与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重2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籍人，其余的也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后来美国历史书籍在谈到这件事时，认为由于这样做，整个战争时期没有一个敌人踏上美国领土。当然；怎样看待斯大林对这些民族实行强制迁徙，在学术界还存有争论。很多俄罗斯学者出于对今天车臣局势的忧虑，在评价当年的车臣问题时或许带有情绪，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2、斯大林与宗教
　　　　以往盛传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才。例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写道，被斯大林“直接处死或慢慢虐待致死的受害者包括……宗教界人士、虔诚的信教者及其亲属”。2003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中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1)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2)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3)容许开办神学院；(4)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5)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1995的一段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3、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
　　　　2002年，两个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版了自己写的书《斯大林统帅》，俄罗斯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库库什金亲自为之作序：“以往关于卫国战争的大量著作较少涉及苏联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活动，这样关于战争的总体情况就是不完整的。更为遗憾的是还出现大批歪曲历史真相、特别是歪曲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反科学的所谓学术著作，集中在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如他们提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遵循斯大林的领导、恰恰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这两个老战士写的书以雄辩事实证明了斯大林作为统帅在俄罗斯特殊历史条件下带领苏联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伟大功绩。”出版社在介绍这本书时写道：“该书以详尽的档案文件和史实描写斯大林作为战争统帅的活动，斯大林的活动与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是不可分割的。该书还尖锐批评了那些试图贬低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和苏联军事艺术的作用的论调，这还是第一次出版这样的研究著作。”？该书认为，斯大林作为伟大统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在战争的全部过程中善于选择主要打击方向；建立并善于利用战略预备队；发动战役的突然性、适宜性和坚定性；能巧妙地集中、调动部队。否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代价论”。这种观点认为：尽管战争取得胜利，但斯大林似乎不顾士兵的生命，为之付出“过大的代价”。如语言学博士鲍里斯·索科诺夫断言苏军死亡人数与德军之比为10比1。《斯大林统帅》引用大量文献加以驳斥：第一，战争中斯大林曾多次发出命令要尽量减少牺牲；第二，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著名的227号文件，即“一步也不准后退”的命令。由于文件规定对擅自撤退、擅离职守等I临阵脱逃行为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前线部队实行火力督战……被认为是过分残酷。该书指出，在当时德军已经深入苏联领土、苏军战斗处于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在发布这个命令后，当年底苏军就逐步扭转战场形势，德军疯狂进攻被遏制住了。第三，实际上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统计，苏军与德军死亡之比是1.3比1。苏军比德军多损失一些人是因为战争初期德军的突然袭击，以及战斗中苏军对德军的人道主义。
　　　　4，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点
　　　　阿·斯捷潘诺夫认为，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民族问题最大的专家和权威，早在年轻时就关注民族问题。1904年他曾撰文“怎样理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民族问题”，坚决反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犹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制定了国家民族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内部严酷的斗争逐步形成的。
　　　　（1）和民族分裂主义斗争。斯大林和那些打着“民族独立发展—、保持民族传统”幌子的政治企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1926年4月斯大林曾坚决反对“乌克兰化”的企图。此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鞑靼等共和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也遭到解职或镇压。
　　　　（2）民族平等。在处理犹太人间题上，证明斯大林坚持了民族平等原则。斯大林一方面反对歧视犹太人，1927年在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出：“最近在部分党组织中存在反犹太人情绪，必须与之作无情斗争。”1931年他又说道：“反犹主义是一种极端沙文主义……对那些积极的反犹主义者按照苏联法律可以判处死刑。”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以色列国家建立后，苏联的犹太人民族，甚至在占据国家高官位置的苏联犹太人，中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与这股思潮开展了斗争。总之，斯大林努力避免在民族政策上出现偏差，在各级领导机构中充实各民族代表，从具体政治形势出发保持民族平等原则。
　　　　（3）以俄罗斯民族为支柱。斯大林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同时他也有勇气公开反对“仇俄、憎俄”思想。如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1923年在党的12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不顾当时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布哈林是其同盟者，公开反对布哈林的“仇俄”思想。在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祝酒词中，斯大林发表了他对俄罗斯民族热烈赞扬的话。
　　　　总结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主张民族平等，另一方面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基础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斯大林成功的民族政策使他获得“各民族之父”的荣誉称号——在俄国历史上除斯大林外，只有1721年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胜利后获得同样的称号。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2001年，俄罗斯《对话》杂志发表了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副博士瓦·萨哈罗夫的文章《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肯定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工业化问题、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而且从整体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003年3月5日，《俄罗斯杂志》刊登《斯大林的生与死》一文，阐述在“世界革命”和建立国家形式问题上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文章写道，斯大林从1898年入党后，除到国外参加党代表会议外，一直在国内工作。他从1912年即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o 1917年2月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17年夏天列宁转入地下活动后，斯大林成为党的实际上的领导者，十月革命前夕领导党的武装起义中心——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是十月革命具体操作的领导者。因此他对俄罗斯人民十分了解，较之其他领导人，更能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斯大林的知识和才智超过了列宁，他对很多事情的预见性远远比列宁准确。
　　　　
　　　　四、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评价
　　　　历来对斯大林的评价无非是基本否定、基本肯定、有功有过等几种观点。这一次俄罗斯学界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评价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调不能脱离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当事人。尤·叶梅利亚诺夫写道，对斯大林作用的评价不应该脱离当时的时代。那时候主要注重实际成就，不太注重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付出了多大代价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不仅是时代的骄子，而且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他常常为了加速前进而使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这些代价并不始终是那么完全合乎理性的、值得的。例如，他试图使党内和社会思想领域保持一致，而对有独立思想的人实行无情镇压；30年代初造成的饥荒；俄罗斯农村长期的落后与贫穷；成千上万人历经逮捕和审讯……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造成的直接后果。尽管从时代要求看这有可以理解的成分，但斯大林本人执拗、专横、过分严酷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斯大林必须把一个多年来散乱、懦弱、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为达到这个目的，有时更加剧了这种严酷性。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并非出于个人目的，斯大林的胜利也是国家的胜利。
　　　　俄学术界广泛流传一种说法：斯大林靠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这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仅仅是依靠专制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经过工业化、强制集体化、镇压、战争，才成功地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阿尔图宁·尼古拉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掠夺一空的贫穷国家，而居于领导层的是幻想国际金融资本统治的托洛茨基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怎样贯彻自己的方针?严峻的国际形势要求建立强大·的工业以保证国防生产能力。但哪里找这些生产力?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只能依靠农民建设工厂，如马格尼钢铁厂、第聂伯水电站，但拿什么东西养活这支生产大军?俄罗斯单薄的、落后的农业承担不了这个任务，只有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实行集体化。同时，必须建立拥有知识水平的管理队伍，从哪里找这些人？管理阶层都是被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只有从工农队伍中找寻，因此大规模地开展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运动，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达到了人人识字的状况，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伺一个国家都难以做到的。国际金融资本看到由于斯大林的活动，苏联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榜样，他们正日益丧失对世界的支配，于是发动对苏联的战争。斯大林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战胜了法西斯。战后同样是在十分艰巨的条件下，在国际金融资本威胁、恐吓下，短期内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阿尔图宁·尼古拉否认斯大林政权主要是依靠暴力。他说，斯大林政权的民主性体现在：保证每个人(无论其出身或处于什么地位)都有受到尽可能高的教育的权力；在管理的各个环节消除了“精英阶层”的垄断；在各个社会劳动团体间消除了对劳动产品的高价垄断，因为这极易造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严重对立。
　　　　第二、强调斯大林当时所制定的措施对后来俄罗斯发展的意义。对斯大林政策评价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暴君的、恶行的政策，由此篡夺了政权，建立了专制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建立了一种新的生活安排构想，它能保证国家稳定发展，从而使俄罗斯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阿·涅克列萨指出，斯大林的贡献是试图在苏联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按照一种新观念安排生活。出于卫国战争的严重教训，以及新的“冷战”’的来临，斯大林在1946年2月提出加快高新技术发展的任务。事实证明这是非常适宜的，这就是建筑在原子——宇航技术基础上的创新纲领，并建立了强大的科学院及其遍及各地的分部。这个计划取得有效的结果：1949年苏联造出原子弹，打破美国的核垄断；1953年氢弹爆炸；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成为宇航大国，从而使苏联跻身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工业社会国家中。俄罗斯今天由于拥有热核武器仍是世界强国，其基础完全是在斯大林时期奠定的。斯大林亲自领导丁这方面的全部工作。但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激励精神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消失了。由于惰性，苏联没有跟上60年代末全世界掀起的社会文化革命的浪潮，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创新精神抛弃了。
　　　　斯大林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吸收俄罗斯学术界全部地缘政治学说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地缘政治学说。斯大林地缘学说的一个观点是：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据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回忆，有一次斯大林把他带到世界地图前说道：“西方（美国和英国）从来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不希望看见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国，不希望这些空间成为红色地带。只有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才能对抗他们的侵略”。另一个观点是斯拉夫民族团结的历史继承性。在1945年5月9日和9月2日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会议上，斯大林在演说中说这个胜利是自1904年俄日战争俄国失败以来，俄国为洗刷历史的污点苦苦等待40年才盼来的胜利。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几个斯拉夫国家都已分离的情况下，俄学者更能感受到斯大林地缘政治学说的意义。
　　　　阿尔图宁·尼古拉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俄罗斯留下什么?俄罗斯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而斯大林给个人留下什么?在其逝世之际，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和两套军服，其中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斯大林的政策是关于俄罗斯进一步发展观念的基础。由于这个政策，苏联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这个事实是不能抹杀，更不应受到指责的。但在这之后，那些指责斯大林的人却用其双手毁灭了这个超级大国。
　　　　以上简要介绍了当前俄罗斯学术界和民众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情况。反映了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等方面一些观点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但同时也需要指出，俄罗斯学术界和民众对斯大林评价还有不同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俄罗斯学者强调，如果重新评价斯大林被认为是要恢复斯大林时期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肯定那一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个人专权、禁锢思想、目无法纪等不正常现象，则是完全错误的。
　　　　
　　　　吴恩远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第8期)

“澄清”还是还是"搅乱”--有关斯大林的几个历史事实
郑异凡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上世纪90年代中，我在为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所著《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所写的书评中说过，关于斯大林的争论在本世纪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在21世纪还会争论下去。2003年是斯大林逝世50周年，俄国报刊出现不少有关斯大林的文章，既有为斯大林说好话的，也有继续否定斯大林的。这一事实说明斯大林仍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远没有盖棺论定。2003年3月出版的《参考消息》上，用《俄罗斯人对斯大林评价仍两极化》为标题转发了法新社的两条有关斯大林的消息。法新社报道说，眼下俄国掀起了有关斯大林是非功过的热烈讨论。当被问及听到斯大林的名字首先会想到什么词时，42％的俄罗斯人说，他们得到的是消极的印象：饥荒、恐怖、镇压和内务部劳改局。然而，仍有32％的人对这位苏联独裁者抱有积极看法：对纳粹德国的胜利、秩序、低价、工业化、帝国和骄傲。标题和所介绍的内容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最近读到吴恩远的学术综述《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其中说：“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和民众中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并且据说“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
    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不时兴”了，俄国出现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为弥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叶利钦曾经试图创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来维系整个国家，然而直到他下台，也没有看到俄国出现什么有组织的“国家意识形态”，各政党各派别都信奉各自的意识形态。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重评斯大林的“有组织的行动”，那么是谁来组织的呢?当今的俄国谁会有力量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又有谁会服从这种“组织”呢?在“言论自由”的俄国，什么言论都会有，都可以在媒体上出现，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去找，准能够找到。要想证明什么“思潮”，什么“有组织”的运动，报刊上是不会缺少材料的。
    如果谁要证明目前“反斯大林思潮严重”，在俄国的报刊上就可以随手找到证明。在2003年3月6日的《独立报》上，偶然读到《斯大林于昨天去世》一文(www．g,ru／ fakty／2003-03-06)，报纸记者采访5名作家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记者提问：按照您的看法，1953年3月5日以后俄国的生活是否有了变化?此事对我国文学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作家B·沃伊诺维奇回答说：“斯大林之死对国内生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几百万人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恐惧。可惜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迄今没有摆脱奴隶的心态。”作家和电视主持人B·叶罗菲叶夫说：“形势根本改变了。1953年3月以前，我们生活在不断枪毙人的古拉格群岛，每个人随时都会被消灭。这以后不管怎么样总算得到了自由。我们把暴君逝世50周年当作某种事件来纪念，这是一种耻辱。我走遍了全世界，没有看到几乎被自己的统治者所消灭的人民，其中包括最优秀的人才。”作家T·托尔斯托娅说：“这是幸事，我要庆祝这个事件，为斯大林不再存在，我要为俄国、为斯大林干杯。老不死的凶狠的瘦老头消失了，这是多大的好事!乌拉，春天来了，它带来了幸福!”
    我不想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有人反对，有人肯定，大干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议论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情绪化感想式的，有的是信口开河的，有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有的是对现实不满引起的怀旧情绪，有的是大国地位衰落想重温斯大林的强国梦，有的恢复了历史真实面貌，有的在制造新的神话……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做出认真的分析，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涉及的问题太多，本文仅澄清几个涉及斯大林的历史事实。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起什么什么样的作用?
    在我国的学术刊物上，有文章写道：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夕领导党的武装起义中心------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是十月革命的具体操作的领导者。”
    这是一个早就清楚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叫《十月革命》，刊载在1918年11月6日的《真理报》上。文章写道：“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驻军很快地转到苏维埃方面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巧妙地安排工作，党主要和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这段话把谁是“具体操作的领导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显然不是斯大林的谦虚，而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十月革命一周年写的，人们不会那么健忘。当然，斯大林后来后悔了，所以在文章收入《斯大林全集》的时候把有关段落删除了。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编译局收藏的这一天的《真理报》也剪掉了这篇文章。
    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一版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也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其中写道：“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以后，(托洛茨基)当选苏维埃的主席，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4卷第4B2页)
　　　那么，斯大林在起义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工作，起过什么作用呢?1917年12月24日—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安排当天各中央委员的任务，实际上是一个部署起义的会议。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11人与会，但没有斯大林。这天早上克伦斯基下令封闭《工人之路报》，所以中央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印刷厂和报纸问题，做出决定：“立即派卫队去印刷厂并设法及时出版当天的报纸。”据《斯大林传略》中的材料看，斯大林这一天应当在《工人之路报》即《真理报》编辑部，对付临时政府查封报纸的行动，保证了《工人之路报》的出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斯大林在24日的活动。不管《工人之路报》多么重要，毕竟只是起义中的一个环节，掌握和控制起义工作全局的第一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曾经成立一个“军事革命总部”。关于此事，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纪录是这样写的：“中央委员会单独开会并通过下述决定：中央委员会组织军事革命总部，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洛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此总部加入革命苏维埃委员会。”“革命苏维埃委员会”应是指“彼得堡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决议没有指定总部由谁领导，如果按照名单排序，则为首的应当是斯维尔德洛夫，无论如何不会是后来常说的斯大林。关于这个总部的活动后来没有任何记载，在24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也没有提及。
    在1967年出版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献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起义期间的斯大林。他第一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出现是在10月 31日，这时起义已取得胜利。起义期间他的名字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在军事行动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的作者沃尔科戈尔诺夫写道：我所查阅过的有关十月革命的这些历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以斯大林当时所处的地位，以编辑部领导人的地位，决不可能是“十月革命的具体操作的领导者”。过去人们关于十月革命只知道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现在再重复这种“神话”已经无法让人相信了!
    斯大林是进军华沙的“唯一的”反对者?
    1920年4月波兰军队向苏俄进攻，占领了基辅。5月红军开始反攻。7月底进入波兰
领土，逼近波兰首都华沙。这次进军华沙不仅仅是一次反攻的军事行动，而且是世界革命思想的直接产物。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希望通过进军华沙，打开一个把革命推进到西欧的缺口和通道，这是输出革命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对波兰人民的情绪估计错误，红军各部队配合不协调，进军行动以失败告终。现在在我国学术刊物的有关文章中冒出一种说法：“斯大林是唯一一个反对红军进军波兰的人。”
    这种说法的根据大概出自斯大林本人。1920年9月23日，斯大林在俄共第9次代表会议上有一个关于个人问题的说明。其中提到，“我几乎是唯一在报刊上嘲笑‘向华沙进军’命令的中央委员。要证明我这一声明的确实性，只要读一读我在《真理报》上的几篇文章就够了。”
    “几乎是唯一”的，并非就是“唯一”的。斯大林曾反对进军华沙是事实，但不是唯一的反对者，当时表示反对的还有一些人，如对波兰比较了解的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捷尔任斯基，而在高级领导人中还有托洛茨基。
    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中介绍过当时领导人对进军华沙的不同态度。多伊彻写道：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捷尔任斯基曾警告政治局，红军的入侵会因波兰的爱国情绪急剧高涨而被挫败。托洛茨基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警告所起的作用。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不预先提出媾和建议就命令红军向华沙挺进，就会破坏俄国革命与波兰人民的友好关系，就是做对毕苏斯基有利的事。然而，列宁受乐观主义的鼓舞，相信红军的挺进会成为在波兰爆发革命的信号，他的意见支配了政治局。就连本来清醒地不考虑进军华沙这一意见的斯大林也改变了立场；因而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了(中央编辑出版社版第 507~509~)。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谈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进军华沙的态度时写道：柯巴(斯大林)渴望回到莫斯科，反对“某些同志不满足于保卫我们的共和国……这些人傲慢地宣称，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他们才罢手”。托洛茨基也反对战争，他知道，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可是列宁坚定不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斯大林本人的最后态度如何?在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第11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有一个简短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进军华沙的方针。他说：“我认为基本问题是在今年8月中旬我国所处的局势下进攻的不可避免性问题。”他指出当时存在三个事实：一是寇松的照会，要求我们接受英国的调停，停止向前推进。其次，英国和德国革命运动高涨。最后，我们的军队在西南和西方战线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接受寇松的建议，就会给波兰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喘息的机会。毫无疑问，中央应当做的首先是检查我们的战线状况。中央发出询问，并于8月中旬收到电报，说我们将在8月16日拿下华沙。此报告来自权威的负责人，等于增加了一个砝码，使中央的观点倒向继续进攻性战争。斯大林说：“我必须声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采取另一种政策，那它就不是革命的中央。……我认为，在这种局势下中央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而如果说其结果是我们打败了，那只是因为战略上没有看准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央陷入窘境。”(《俄共(布)第9次代表会议书记纪录》莫斯科1972年版第 60~62页)。
    斯大林的发言是在对波兰战争失败之后不久，其所言应当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看法的。
    至于列宁的态度，他从来没有隐瞒对波兰战争中自己和俄共中央决策中的错误，他多次公开谈论决策时对波兰人民的情绪估计不足。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说：“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自己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列宁全集》第39卷第315页》)1921年在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我们在进攻时推进得太快了，几乎打进华沙，这无疑犯了错误。……犯这个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同上，第41卷第7页)列宁从没有因为维护什么个人威望而隐瞒事实真相。据一些史书的记载，红军作战行动存在协调配合不好的问题，其中就有斯大林应负的责任。斯大林是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8月2日政治局决定，把西南方面军的克里木地段划分为独立的南方面军。总司令要求把第12集团军和布琼尼的骑兵第1集团军转交西方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支配。斯大林拒绝在转交的指示上签署。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直到8月20日才从利沃夫方面撤出骑兵第1集团军，它已经来不及给西方面军援助了。斯大林有自己的计划，他打算趁图哈切夫斯基进军华沙之际，夺取利沃夫，随后再从利沃夫袭击华沙，然后急行军，穿过奥地利，直捣德国，支援革命。这一点，斯大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只字未提。这是批判布哈林吗?有人在我国学术刊物中著文写道：“斯大林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同时他也有勇气公开反对‘仇俄、憎俄’思想。如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1923年在党的12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不顾当时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布哈林是其同盟者，公开反对布哈林的‘仇俄’思想。在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祝酒词中，斯大林发表了对俄罗斯民族热烈赞扬的讲话。”
    说布哈林有过“左倾”、“右倾”，多少有点根据，但说布哈林“仇俄、憎俄”则是无稽
之谈。斯大林在党的12大上的言论是批布哈林吗?不妨看看历史事实。
     在俄共第12次代表大会之前围绕民族问题在俄共党内有过尖锐的斗争，争论的主角是列宁与斯大林。此前，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和成立苏联的原则问题上，斯大林所暴露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受到列宁的多次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两点：1、“自治化方案”------斯大林主张各独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自治共和国。列宁认为此方案有违民族平等原则，表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2、以粗暴的压制手段对待在加入俄联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甚至动手打人。列宁为此要求处分奥尔忠尼启则，要“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我不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坚决反对过大俄罗斯主义。
    作为俄罗斯族人，列宁对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对待少数民族不公平、不平等的做法深有感触。他写道：“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觉察。”因此列宁主张，国际主义(族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 ‘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可以看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列宁反复强调要矫枉过正，宁可过些，而不要不足、不到位。这是列宁在1922年年底值苏联成立之际，抱病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这封信是为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准备的。1923年3月5日，列宁把此信以及有关民族问题的其他资料送交托洛茨基，委托他在大会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列宁本人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但通过秘书把信送到了大会。
    俄共12大讨论了民族问题，托洛茨基没有完全负起捍卫列宁观点的责任，倒是布哈林在会上起来捍卫列宁的立场，坚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说：“列宁主义在我们民族问题上的实质首先在于同我们现存的基本的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如果俄罗斯人采取不正确的路线，那么其他民族例如格鲁吉亚也会跟着采取民族主义路线。他支持列宁的观点说，在这里甚至不能以民族平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相反地，“我们作为前大国民族应当制止民族主义的要求并在对民族潮流做更大的让步的意义上使自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有在这种制止政策下，只有在我们有意使自己处于比其他民族更低的地位这种政策下，只有付出这种代价，我们才能换取过去被压迫民族的真正信任。”他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当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不是说不存在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应当打击主要的敌人。否则“就是执行一种不正确的政策”。他解释说：“为什么列宁同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花这么大的劲提出警告?为什么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中只字未提倾向分子的错误，反而用长达4俄尺的文字去反对那种反倾向分子的政策?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不知道存在地方沙文主义吗?或者是因为举不出十个有分立倾向的县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列宁同志是天才的战略家。他知道应当打击主要的敌人，而不是折衷地把各种色调调和在一起。”他最后宣布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不把同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放在首位，如果我们不动员我党的所有基本力量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打击它，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列宁同志在这里，他会把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痛骂一顿，使他们十年不忘。”针对斯大林所说的只有本民族的人才可以反对本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说法，作为俄罗斯族人的布哈林声明：“我们亲爱的朋友柯巴不那么尖锐地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他以格鲁吉亚人的身份反对格鲁吉亚沙文主义，这我理解。……请允许我来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俄共(布)第12届代表大会公报》克里姆林宫1923年版第464~ 467页)
    斯大林在《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中针对布哈林的说法说：“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委屈少数民族。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这一点，不应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口号。”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4页)
    比较一下列宁和布哈林的说法，布哈林的所有说法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搬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上的话。如果说布哈林是在宣传“仇俄、憎俄”思想，那么怎么概括列宁的观点呢?很清楚，斯大林这里批驳的不是布哈林，而是列宁。正是列宁用了半年的时间，尽了他病中的所有力量去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既使斯大林感到严重的不安，也使斯大林感到愤怒，他需要发泄的对象，布哈林正是个合适的目标。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正是斯大林这个俄罗斯化了的格鲁吉亚人根本没有听进列宁的忠告，哪怕减少一点“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所以在卫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无视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伟大胜利这一事实，单为俄罗斯人祝贺，称赞俄罗斯人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与此同时，借口有人背叛而惩罚整个民族，用暴力把苏联国内的某些民族整个迁移到边远地区。这种言论，这种做法，哪里还有列宁主义的影子!至于说“斯大林主张建设联邦制的国家，列宁主张建立联盟形式的国家”，简直不知所云。“联邦制”与“联盟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同“联邦制”相对的是“集中制”或者“单一制”：而不是联盟。革命前列宁是反对“联邦制”的，后来鉴于俄国的现实情况，改变主意，主张实行“联盟”制或者“联邦制”。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不是联盟制同联邦制的分歧，而是斯大林主张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自治共和国，而列宁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等共和国上面“再建一层新楼”即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俄、乌等国都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这个联盟。所以准确的表述应当是，斯大林反对联邦制或者联盟制，而主张建立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正是列宁当年所反对的。
　　　列宁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设想让乌克兰人尝试各种制度，“比如说他们在若干年内既实际试一试同俄罗斯联邦合并，又实际试一下与它分离而成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又试一下同他结成各种形式的亲密联盟，如此等等，即使出现这样的前景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页)。称赞斯大林的人也许忘记了1936年通过的“斯大林宪法”，这部宪法继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当有人建议从宪法中删去这一条时，斯大林反驳说：“如果把关于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这一条从宪法上删去，那就违反了这个联盟的自愿性质。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做法吗?我认为不可以而且不应当同意这样做。”(《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12页)在这一点上把列宁同斯大林对立起来，肯定斯大林，否定列宁，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列宁主张的联盟制难道不荒唐吗?
　　　在我国的学术刊物中有人非常欣赏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什么是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对此本文不可能作详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继承的大体上就是沙俄的地缘政治，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让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出去，因而版图有所收缩，但正是在斯大林任上，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又扩大了国家的版图。从历史事实来看，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就是牺牲波兰民族的利益，同希特勒德国共同瓜分波兰，就是凭借军事力量割取芬兰土地，就是并吞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就是让中国最终失去外蒙古。二战以后苏联获得了从欧洲到亚洲的约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苏联在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宣称这个胜利是自1904年俄日战争失败以来，俄国为洗刷历史的污点苦苦等待40年才盼来的胜利时，他洗刷的不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打仗，侵略中国的污点，而是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非正义战争中失败的“污点”。在超级大国地位沦落的今天，俄国某些政党和人士怀念昔日 “辉煌”，打出“强国主义”的旗号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对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货色，中国人是不应当为之喝彩的。
    最后，我们来辨证一段令人不解的文字。吴文(《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写道：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它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尽管斯大林上过神学校，一个东正教牧师怎么会把斯大林叫做“我们的上帝”?如果这样，这位牧师本来的上帝到那里去了?这段话的俄文是：“60rOanHbIM    BOOK,eM'’    Ha3blBaJI    CTa]114Ha BeOllbI贞CBHIII~eHHHK H 06meCTBeHHblgl ReciTeJib O．ⅡMHH  KO．    y  Hero  eCTb  OqeHb  HHTepecHble pa3MbIIllYieHH,q O CTaJIHHe．  B 1995 rORy OH IIHCaYI：“Ⅱa，CTaJIHH  HaM  RaH  BOrOM，  OH  c03AaJI TaK10 ~epxaBy，Koxopy~  CKO)IbKO  He  pS3Ba兀HBamT，a  Ue Moryr^O KOHUa pa3Ba／114Tb．．~a，Craa~H CoxpaHtOI Poccmo，rloKa3a3i,RTO OHa 3HaqHg Bcero H叩aDtt HatuMna9PHaPm，OC06euHO  Cepr．／i  H  AneKc．ft， Ha3blBa／IH CTa,,mHa 60FO~aHHbIM BOK(eM…CTaIII,IH C BHetUHe~CTOpOHI,I aTeHCT，    HO  na  CaMOM  ~e)le OH ByDIUn6  qe／IOBeK．．．    He  c／Iy~laitHO  D  PyccKon rlpaBoc)laBHO!~l  llepKB~  eMy  nponeAH，KorRa  OH yMep,／Ia．'Ke BeqHylO IlaMaTb"。
    依我理解的大意是：著名的神甫和社会活动家德米特里·杜德科把斯大林叫做“上帝赐给的领袖”。关于斯大林他有很有意思的想法。1995年他写道：“是的，斯大林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国，尽管它正在瓦解，但不会彻底解体……是的，斯大林保存了俄国，展示了它对全世界的意义……我们的大牧首，特别是谢尔盖和阿列克谢，把斯大林叫做上帝赐给的领袖……斯大林表面上是无神论者，实际上是信教的……不是偶然的，当他逝世时俄国的东正教教堂甚至为他唱永生曲。”
    按照原意，斯大林不是“上帝”，而是上帝赐给的领袖。他建立的国家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而是“正在瓦解，但不会彻底解体”的国家。
    不知道其他引文是否需要核对原文，至少这段话如果不看俄文是无法理解的。
    社会现象是复杂多样的，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物出现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不奇怪。一种看法或者论断要在复杂多样的社会里找到例证也并不难。问题还是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哪些是合乎实际，符合历史事实的；哪些是虚妄的，臆造的，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辑  秦维宪

并不神秘的斯大林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
　　维·科热米亚拉按：迄今为止，只要一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对流旋涡。争论如此激烈，似乎引起争论的这位政治家今天仍在积极活动，而不是早已在45年前离开人世。斯大林又回到我们的意识、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在各方面都带来教益。这首先（而且已经是绝对无可争议地）表明，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那些企图以各种借口要“从红场上清除墓地”的人不妨好好想一想，如果说他们以这种方式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那只能是事与愿违的效果。诗人当然说得对：距离越远看得越清。对我们来说，斯大林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看得更清。我认为，下面这篇访谈录将有助于对在我国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或许也是最英勇的时期任职多年的我国这位领导人的个性和事业提出一种较少偏见的观点。
　　理查德·科索沃波夫（以下简称“答”）：我出生在被“胜利冲昏头脑”（这是斯大林论集体化运动中过火行为的着名文章的标题）的时代，我家距离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所描写的地方很近，就生活在那些被他典型化了的人当中。当时我的父亲25岁，是当地的一个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集体农庄，外祖母也是共产党员。我家不信奉任何偶像，因此我从小就在家里听到许多关于列宁的好话（的确是这样！），也听到关于斯大林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包括骂他的话。我还记得1941年夏天人们投向莫斯科的目光中的忧虑和期望；记得斯大林在11 月7日照常登上列宁墓检阅这一壮举；记得一个战士在1943年冬说出的那个无法译成其他语言的、尊敬、亲热之情溢于言表的称呼─“老爹”……我们无法走到哪里，都避不开人民的这种感受，而割断这种感受，不仅对政治活动家，而且对任何政党，都是致命的，近几十年我国灾难不断，苏共和社会主义事业土崩瓦解，这个大国解体，难道这一点不是解开这些谜的一把钥匙吗？
　　印成小册子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期间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我当时的上司以极秘密的方式拿给我看的，他说：“不许把它拿出这座房子。你要出门时，就把它锁进保险柜里。”老实说，这个杰作给我的印象是含糊不清的。那时，我尽管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但已上过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熟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了解列宁的遗产，读过所有能读到的斯大林的着作。我觉得报告人关天斯大林涉嫌暗杀基洛夫的暗示是居心叵测、十分卑劣的。报告中许多地方看 得出来是在算旧帐、泄私愤、报私仇、传播机关内外的流言蜚语。事例都是带着成见挑出来的。而且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有遵循具体的历史分析的原则。我当时自然不知道报告是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和谢皮洛夫的帮助下背着中央和中央主席团准备的，从本质上说，是超出代表大会的议程演的独角戏。报告是在代表大会已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才作的，可以说这时大会已闭幕；代表们已行使完党章规定的权利，所能起的作用至多是个消极的听众而已。“二十大路线”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我当时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凭直觉感到这是欺骗，所以后来就没有“一下子永远”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我没有写过任何“亲斯大林的”文章，斯大林的题材在我的着作中仅是顺便提及。直到1995年我才出版了斯大林文集，所收文章高瞻远瞩地预见到我国革命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蓄意营造的一定条件下将会失败，就像我们在1985─1993年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该书的书名为《对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因为书的大约1/3篇幅是我写的评注，我希望这些评注十分客观地阐明收入文集的文章的优点与不足。我的目的就是为我国同胞重现作者本人──斯大林不为人知的一面，原原本本地展示他日常生活的平凡。如果这一平凡 显示出了伟大，那岂是我的作用？
　　问：您认为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吗？还有：您是如何理解“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说法的？
　　答：按世界观来说，我是唯物辩证法的信徒，如果要用什么人的名字表明的话，那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想，作这机关报自我鉴定已足够了。至于“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说法，无论是托洛茨基“左派”还是右倾修正主义分子，在我国使用这个说法都是为了败坏现实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声誉。
　　问：您认为在斯大林的活动中什么更多一些，确确实实是恶多，还是毕竟善多？我知道，这样提问题未免太简单肤浅了，不过…
　　答：“恶的化身”这种说法绝对站不住脚。在看待像斯大林这样的历史大人物时，竭力想站得比他还高，比他还聪明，这是得荒唐的。为了理解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斯大林，应该指出，他对恶的理解总是具体的，把它看成人和关系的体现，对他来说，私有制、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各种机会主义和反无产阶级倾向等等，就是这种恶的体现。斯大林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他可以瞄准敌人并打击自己人。他可能犯错误，同时在追求主要目标──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振兴苏联和造福劳动人民时，他也会小心谨慎和足智多谋。他的所有敌人和批评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通常从局部思考问题。他们只看到日常的一面或局部的形势，而斯大林则全局在胸。他们想的只是一时一地，而他考虑的则是夺取世界范围的胜利。
　　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根据地球仪部署各战场上的作战，当然是胡说八道，早就遭到驳斥。但赫鲁晓夫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了，就是斯大林思维的广度，斯大林比任何人都善于用有限的恶为全面的福祉服务，这一点很值得思考。至于斯大林本人，我认为，他不是恶人。但由于他经历的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由于他遇到过许多阴险狡诈和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和残酷无情的人，还由于他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孤独，才造成了这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斯大林从不怜惜自己，也不容许自己怜惜别人。这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的。人们不能饶恕他的正是这一点。我在这里并不打算一锤定音，更不想为谁辩解。我一直记得（也劝其他人记住）：解释并不是辩解。在这里，斯宾诺莎的告诫再合适不过了：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在斯大林的活动中真的是恶多，还是毕竟善多呢？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个人的幸福要为社会的幸福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失去一切或几乎失去一切，但社会却因此受益。从具体的个人来看是恶，而从社会来看却是善。斯大林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其早期着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写道：“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斯大林当时没有看到协调地平衡两种原则的方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么做就是善。今天的俄国社会抛弃了这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后又获得了什么好处呢？
　　问：列宁和斯大林。众所周知。对这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另一说法则完全与之对立。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比如说，斯大林是否搞了自己的“热月政变”？在这些年里，还有没有别人可以取代斯大林？而最主要的是，您如何解释1937年以及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等这个话题？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话题已成了评价斯大林乃至我国历史上整个苏联时期的决定性、象征性的话题。
　　答：您一股脑儿给我提了这么多的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尽量简短地谈个问题的实质。
　　1、 无庸置疑，斯大林认为他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承认这一点对他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中别无所求同时也一无所有的人，是最高的评价和荣誉。早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时，他在同斯塔先讨论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时说：“第一个提出两个制度合作思想的是列宁。列宁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苏联人，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会偏离列宁的指示。”（1947年5月8日《真理报》）在这方面，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而他们都没有听进去。请注意：他是“第一把手”中唯一一个没有贬低而是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因为那是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有一点可信的，即列宁对作为组织者的斯大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对他的信任超过对其他人的信任。正是这一点使与列宁一家（确切些说是与娜·克鲁普斯卡娅）关系密切的人都警觉起来，他们就是列宁在病榻旁搞阴谋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托洛茨基。中央责成斯大林监督必需执行的医嘱，却经常有人违反医嘱。在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作出了叁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关于这一情况见O·N·洛普欣《列宁的病、死和遗体防腐──事实与神话》1997年莫斯科版）。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斯大林避免了这一后果（尽管赫鲁晓夫试图证明情况相反）。斯大林经受住了这一最严峻的考验并当之无愧地接过了列宁的接力棒。
　　2、 斯大林是否搞了“热月政变”？1794年的热月政变的一整套做法与斯大林的实践毫无共同甘共同之处。众所周知，“热月政变”这顶帽子，是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给大多数中央委员戴的。他以此暗示工作政权有“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这是指列宁早就警告过的），但却失去了分寸感。托洛茨基这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激情的演说家和颇具才能的著作家，并不是个冷静的分析家，他的见解往往言过其实。因此，许多往往只是不良倾向的东西，他就视为既成事实，他在攻击斯大林及其战友时甚至号召颠覆苏维埃制度，包括要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遭到失败……您在读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时，会猜出其中似曾相识、但决不属于斯大林时期的东西。在今天，通过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当时工人阶级专政制度无疑是巩固的。工人阶级专政制度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是伟大卫国战争和迅速恢复被侵略者破坏的国民经济。总之，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1961年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联共产党开始，然后一举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国家，正是他开始了一个把列宁主义共产党推向法国雅各宾派当年所遭受的那种失败的过程。令人奇怪的是，托洛茨基的推测和结论从本质上说更接近于我们的今天，而不是他那个时代。他对苏维埃政权蜕变（继续鲁晓夫之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将这一蜕变加速了，他们实际上是按赫鲁晓夫的模式干的）的描绘可以说相当出色，即“取消苏共”、“谋杀”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3、 在这些年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取代斯大林？没有。甚至在列宁时期，这样水平的干部后备军也寥寥无几。列宁了解自己所有亲密战友的价值。他把斯大林提拔到俄共（布）中央总书记的岗位，即担任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机关这叁个机构的协调工作，决不是偶然的，总的来说，这一提拔本身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说关于20─30年代人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存有疑问，那么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是适宜的，这一点对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来说都不会引起怀疑。“胜利不是依靠了斯大林的领导而是违抗了他的领导才取得的”之类说法，理应公正地视之为咬牙切齿的胡说八道,这已被不胜枚举的大量事实所证实。我不想重复斯大林在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老对手和老伙伴丘吉尔盛赞斯大林的那些名言。只想引一段罗斯福的反应。这位美国总统对他儿子说“这个人善于行动。他始终有目标。和他共事是一种满足。从来不拐弯抹角，他陈述的问题就是他想讨论的问题，决不回避。”斯大林的典型特征是，他一生都在学习，从不间断，斯大林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有才能的诗人，他离开宗教学校后，教过数学和希腊语，后来全面掌握了地下革命工作的本领。他学过新闻和军事、外交和经济管理、历史语言学。斯大林在1930年9月8日休假时写给他妻子阿利卢耶娃的信中请她把梅斯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给他寄去。在1931年9月14日的信中又请她寄去《工人中等技术学校》电工技术分册和黑色冶金分册。您能设想那位“新思维”的缔造者会请他的妻子赖莎做类似的事吗？
　　问：而最尖税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镇压和古拉格这个话题？尤其是1937年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先从1937年说起，这一年不单单是镇压。这一年还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全民联欢会形式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根据苏联新宪法进行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选举法和选举办法的变化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历史上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最重大的民主改革，而这就发生在1937年。全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劳动积极性迸发，这就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但当时破坏活动和消极怠工方面的事实不少。
　　我不认为，联共（布）中央二、叁月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是无事生非，是在与风车搏斗。这次会上谈到了阶级斗争的反复，并且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经验作出了判断。关于这次全会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只知道斯大林作了报告和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14卷）、伏罗希洛夫讲了话，（《俄国军事档案》1993年第1分册）。叶若夫的报告谈的是什么？争论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从赫鲁晓夫的话中所了解到的那些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大规模镇压的政策，其借口是：随着我们向前推进、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税”，“离社会主义越近，敌人就越多……”（《“伟大十年”的光明与黑暗──赫鲁晓夫及其时代》1989年列宁格勒版第63、64页）对上面提到的材料进行分析就可以驳倒这些说法；还有一些材料至今尚未公布。希特勒圈子散布的关于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红军最高指挥机关酝酿亲法西斯阴谋的传闻不能不引起斯大林和最高领导层的警觉。这类信号早就出现过。侨居国外的白俄对这位军事首长表现出不正常的兴趣。早在1930年时，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就不得不进行了相应的审查。1930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以明显松了一口气的口吻写道：“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者看来是百分之百清白的，这非常好。”但历史并没有到此为止。1937年5月，斯大林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的亲笔信函，谈到在我国正在策划一起与德军总司令部和盖世太保里应外合的军事政变。斯大林处在他的位置上，当然要立即果断地采取行动。
　　“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 1亿人”，──“民主派的”《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这样写道。这个数字时而被缩小，时而被夸大，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批评者”的好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歪曲和谎言谁都不负责。他们恬不知耻地为这些歪曲和谎言辩解，因为这一切对今天的当权阶级有好处。然而，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永远终止地继续下去的。1997年10月24─31日《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学者协会周年纪念提纲提到了“早已确认的事实：1921─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被判处死刑的近64. 3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叁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是否拿起了“注定灭亡者的武器”呢？正是如此。
　　为什么在公正地惩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同时，又“炮制了”迫害无辜者的案件呢？这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官僚主义和邀功请赏的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护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文化水平低下。然而，主要原因毕竟不在这里。我们现在握有大量事实和文件，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许多无辜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员之所以受到迫害，是由于阶级异已分子（白卫军、刑事犯罪分子等）钻进了这些机关，他们把自己的职位当作反对苏维埃的阶级斗争工具。幸而党把这个问题查明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联共（布）中央1938年一月全会的决定、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7日《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察》的决定。但被无辜杀害的人无法复活了。
　　我的父亲在光荣地服过军役后没能逃过监狱，他在莫洛托夫（彼尔姆）州的内罗勃拉克呆了6年。关于古拉格情况，我从他那知道的比从索尔任尼琴描写中得知的要多许多倍。然而父亲的“遭难”，并没有决定了他和我对整个苏维埃政权、包括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及时认识到，对于思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这一尺度太小，而且有步骤地利用它来达到某种目的，只能使社会倒退。大家都看见了，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如此。
　　问：斯大林和希特勒。您知道，西方乃至我国的某些作者早就把他们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因为希特勒只杀异族人，而斯大林杀本国人民。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类比是侮辱性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全面（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和道德上）摧毁和根除法西斯主义方面做得比斯大林多。反法西斯主义贯穿在我国30年代的整个宣传之中。斯大林“杀“本国人民？……这是蓄意灌输给人们的谬论，如同迫使人们习惯于黑暗统治和妓女、街头乞丐和赌场的富人、劳动人民失去财产和政权、失业、拖欠工资和服从美国的支配一样。斯大林1935年12月1日在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论证扩大谷物生产的必要性时说：“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国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而这样一来，要养活的人就愈来愈多了。”（《斯大林文集》第78─79页）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与俄罗斯今天状况比较一下吧, 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
　　问：有人指责斯大林有排犹主义。这同样是个带标志性的评价。您对此如何看？
　　答：斯大林不是排犹主义者。他是俄罗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即反种族主义者和反纳粹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也反对纳粹意识形态变种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排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完全没有的两码事。
　　斯大林作为一个俄国的、苏联的共产党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不是也不可能是排犹主义者。在他的身边就有一些犹太族的人物，斯大林批评他们的错误，处分过他们，但也器重他们的信念、才智和组织能力。人们还记得像卡冈诺维奇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梅赫利斯和扎尔茨曼、德拉贡斯基和爱伦堡、越飞和李维诺夫……这样一些重要活动家的名字。谴责斯大林排犹，不是因为他迫害了犹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反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影响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
　　不能否认，在上述思潮中，在托洛茨基和亚戈达挑选的干部中，犹太人有时占大多数。但斯大林不是出于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动机，而是出于阶级政治动机。用前者偷换后者是不诚实的。不能抹杀斯大林的把犹太民族从希特勒种族灭绝魔掌中解救出来、建立以色列国过程中起的杰出作用。但有人会说：“斯大林同时也粉碎了苏联各部门里的孟什维克小集团的老巢，不允许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区。等等。”对这样的论据应该以这样的问题来回答：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样做难道不对吗？许多批评斯大林的人，许多硬说他“排犹”的人，回避的正好是这一立场，而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客观性。
　　问：目前您正准备出版并已经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补卷。据我所知，第14卷和第15卷问世。第16卷也即将出版（已于1997年出版。──译者注）。那么，您在这几卷发现了斯大林的什么新的东西没有？
　　答：斯大林对我来说不是发现。我的目的是让别人自己去发现斯大林。我想，我如果说斯大林是20世纪被弄得最神秘莫测的杰出人物的话，是不会错的。他起初被鼓吹个人崇拜的高论弄得神秘莫测，与活着的同代人隔绝，后来又成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贬损和诽谤的牺牲品。真理对所有这类胡扯八道之徒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形象地说，这就是神化──魔鬼化的恶性循环，打破这一循环是我的义务。
　　我天生就是怀疑论者，我信奉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不过补充一点：“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因此 ，我认为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斯大林），也不为任何人辩护，如果我国不断保持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种“严酷的”秩序和风气，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难道出于这种个人或者类似的考虑就该违反历史公正的原则吗？判断公正不公正的根据，应该不只是个人或自己家人和亲属的命运，而是从事（体力和脑力）生产劳动的人、所有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即创造者──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叁卷书的出版使从1951年出了第13卷就被腰斩的《斯大林全集》得以完成（作者去世后，已经出版的第14卷和第15卷根据赫鲁晓夫指示被紧急收回销毁），这叁卷可以把斯大林这个人从吹捧和凌辱的石棺里拉出来，成为与其他人平等的人（因为死是最好的平衡器和“民主派”）在这几卷中隐藏着他个人的悲剧，关于这一悲剧他只向他的母亲一个人说过（而且也只说了一部分）。他在1934年3月24日的信中说：“我能忍受自己的命运……娜嘉去世后（斯大林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1932年11月8日自杀。──译者注）我个人的生活当然很艰难。但是没关系，一个刚强的人应该永远是刚强的。”关于斯大林流传着许多半真半假的笑话。其中一个透露出真正幽默的笑话现在已有文献为证。斯大林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患重病甚至早已去世的问题时说：“据我所知，外国报刊报道说，我早已离开尘世，去了阴间。由于对外国报纸的报道不能不信，不信就要被逐出文明人之列，因此我请您相信这些报道，不要再来打扰我在阴间的安宁。”得承认这是对西方市侩一记漂亮的耳光，一个偏执狂患者、一个厌恶的恶棍、或者如“民主派”徒劳地力图证明一个十足的浅薄之徒，未必能写出类似文字来。《斯大林全集》战前的一卷以及其他两卷给人的印象是，他与劳动人民有着广泛和多方面的交往。他们是冶金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军校毕业生和地铁建设者，甜菜种植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联合收割机手和棉农，飞行员和军事领导人，煤矿工人和高校工作者……斯大林对每一行业的劳动者都能找到合适的话语，表现出他熟悉那一领域的专业，对所有的人都能提出切实可行、明白易懂的任务。而今天国家和社会“领导人”的风格与至今仍被斥之为“极权主义”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最后一点，在我国历史中，几乎半个世纪丧心病狂地要用历史受虐淫和自卑情结的精神来改造老百姓，难道这种做法是正常的吗？显然这样做对有些人有利。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如果不花大力气祛除身上的这种魔法，就无法振作起来。
　　问：您认为斯大林这一话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以我看来，它除具有纯历史的意义，还有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的清心寡欲、毫无私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等品质难道不使人肃然起敬吗？而这些品质在我国现在的领导人身上是见不到的。
　　答：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话题超出了纯历史意义的范围。有人不无道理地给他挖苦我的第一篇文章一个这样的标题：《谨防斯大林第二次降世》。略谈两句具体情况。我第一次到斯大林在沃伦什的别墅是在1966年秋。从1968年秋至1969年底（前后13个月），我在那儿工作，所以我可以直接而具体地描绘这个人当年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斯大林实际上没有什么财产。他住的房子属于国家（或者党？），虽然房子装修得符合他的趣味。所有的人都指出那幢房子里有两个“奢侈品”：四壁和部分天花板用木板包上；地上铺了地毯。各处的家具都很简单，都铺着蓝条布。只有又宽又软的沙发引人注目，在上面休息和睡觉很舒服。据说，在沃伦什别墅有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室，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不清楚。60年代，起先人们把图书运到中央办公厅，堆在院子里，每逢下雨，就用苫布盖上。后来管理人员对这一大堆书籍厌倦了，据说就把它们烧了，即使不是如此，这个说法也是事出有因。50年代中期，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销毁一切与房屋主人有关的东西，于是服务人员就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我就坐在以这种方式抢救下来的斯大林的桌子前办公，也看到了他临终前躺的那个沙发。房子周围的花园里曾有个树桩子，斯大林散步时，经常坐在那上面吸烟斗，这个树桩被挖掉烧了。池塘里的一条小船也给烧了。很难说是谁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卑劣的怨恨，但这种野蛮行为是事实。斯大林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甚至比列宁在哥尔克住所的陈设还简单。
　　列宁和斯大林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和祖国服务和彻底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使形形色色的资产者感到不解和害怕。这些资产者不会懂得，俄罗斯期待的和能够接受的只是这样的领导人。俄罗斯只有在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下才能站立起来，并且怀着感激之情缅怀他们。所有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谜”都是杜撰出来的，目的是愚弄普通老百姓，把他们同真正的人民领袖对立起来，偷偷地把那些自己捞、也不反对别人捞的自私自利的衣冠禽兽给老百姓。
　　关于今天的领导人我不想多说。他们与苏联的巨人有天壤之别。
　　但有一点我认为有必要特别谈一谈。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学识渊博又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他经常向专家们请教，询问有关事实和统计方面的数据，而且他的文章和报告从来是亲自动笔。他严格遵守脑力劳动的道德，决不剥削这一劳动。不能设想斯大林会成为形形色色摆弄是非之徒和“博学之士”的俘虏，而正是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使戈尔巴乔夫产生他将面临新转折的幻觉。“大家可知道彼得大帝？只要俄罗斯能够存在，生命对他并不足惜”。这句话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关于真正的俄罗斯领袖的认识，我们的祖国需要的不是“造出来”的实用主义的政客，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者。斯大林尽管个性和生活道路复杂，却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反对这样的人，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卑鄙的
　　。──译自19 99年1月15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

大林篡改列宁遗嘱上台？  
2011年01月11日 10:23:13 　来源： 人民网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1/11/c_12967612.htm

    本文摘自《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俄)尤·阿·布拉诺夫著. 张志强、赵志鹏，新华出版社,1999.1。

    篡改列宁政治“遗嘱”的秘密产生于列宁开始口授自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在随后的年代里，直至前不久，一直有种说法，即列宁在1922年12月最后几天口授的内容后来被歪曲了，但是却没有能用文件证实这一点的直接事例。最终这种事例还是出现了。它们说明，斯大林在从列宁秘书处得到列宁口授内容的文本后有机会对其加以编辑。借助于文件的原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一次。下面的陈述目的不仅仅是确认篡改载入史册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份文件的事实，而且还要查明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
    1970年，一页手稿从苏共中央总务部转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该手稿是列宁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起始部分的笔录。这份文件的珍贵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众所周知，《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打字稿发表的。而这里谈论的这份文件是手写稿，它是由阿利卢耶娃*亲手记下来的。可见，目前这是列宁秘书处工作人员亲笔记下来的、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内容的唯一手稿原件。
    [* 娜·谢·阿利卢耶娃（1897-1932），斯大林的妻子，参与了《值班秘书日志》的记录工作。正是她在1922年11月21日最先开始记这个日志的。她在日志中做的笔录是1922年12月21日中止的。很突出的一点是，接下去由沃洛季切娃做的笔录日期为1923年12月23日（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457-473页）。]决定文件手稿珍贵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内容与《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文件不同。
    不同点有两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字稿是这样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1]（此注见书后“注释”，以下类同）
    请注意打字稿的第四段。*这一段说：“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作者标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 此处和下面提到的打字稿均指的是《列宁全集》第45卷（343-344页）上发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记录稿。]
    在手写稿中没有划线部分的话。这是同一份文件手写稿与打字稿之间的第一个不同点。当然，有还是没有上面划线部分的话会大大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对比一下第五段的打字稿与手写稿，那么句子意思的改变就更大了。
    我们看到，打字稿第五段是这样的：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作者标注）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手写稿中，最后一句的结尾是：“……对党的所有‘评判人’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用了“前途”（在打字稿中不带引号）一词的句子虽然严整，但却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是按照“遗嘱”的特性加以编辑处理的。用了“评判人”一词的手写稿（这个词在稿中加了引号，这并非偶然）则符合公文的特性和风格。
　　　列宁到底称哪些人为“评判人”呢？列宁1922年12月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如下内容对此作了回答。该部分内容是从这一段开始的：“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2]
　　　在这段文字中（它在意思上和形式上都与上一段紧密相联），列宁把“评判人”具体地点了出来——奥登堡。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是寄希望于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复仇的政治侨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前途”一词），文章的表述风格是转文（要让我说，这是斯大林风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典型的政论风格、列宁的风格。
　　　关于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对列宁的文章加以“编辑”，将在下面陈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另一份同样需要给予简要说明的史料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存有一套集成一卷的文件，这是在1956年筹备出版列宁的“政治遗嘱”期间收集的文件。文件中附有一张卡片（原件），上面写有如下文字：“莫斯科，1923年6月7日，呈报加米涅夫同志，现寄出古比雪夫同志答应为党的档案馆提供的材料。”（签名无法辨认）[3]
　　　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寄出的“答应提供的材料”，是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列宁口授内容记录的几页打字副本。最初，这些材料中曾有1922年12月24日至25日的口授记录（“遗嘱”）。以下情况可证明，这份记录后来被收走了。列宁的文件副本附有一张目录。例如，关于12月23日的记录内容是这样写的：“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两个建议。1.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作为加强中央稳定性的措施）。1.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托洛茨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在“目录”中还可看到：“第二封信。1922年12月24日。展开谈第一个建议：关于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评述）。”
　　　可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古比雪夫在认真研究了列宁的口授记录后将它们交给了由加米涅夫控制的档案馆。这件事发生一年后，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向中央委员会正式转交了列宁的文件副本。按照党的所有正式文献的说法，这些文件此前遵照其作者的意愿一直“精心”保存在列宁秘书处和列宁的亲友那里，而且装在用火漆加上封印的信封中。
　　　综上所述，现在来论证一下本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在历史学家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列宁决定不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了解自己1922年12月23日第一次口授的内容。依我看，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起初列宁准备给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发去好几封信——他通常都是这样做。但是，斯大林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行动迫使他作出了另外的决定。
　　　实际上，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引人注目的是列宁向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的形式本身。他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想同你们谈谈”，“我想提请”，“我想”。换句话说，尽管健康状况极为糟糕，列宁（就像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那样）还是开始了起草给例行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工作。*
　　　 [*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也病了。1922年3月23日，在十一大开幕前3天，他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附上了自己提交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并请求在全会上批准这个提纲。他还要求尽可能不安排他参加全会。3月27日，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60-62页。]
　　　他估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时间还足够，政治局来得及研究他的建议。与此同时，列宁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健康并参加代表大会。**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4分钟时间里口授自己的又一封信时，他未作任何指示，包括自己的口授内容要保密这样的指示。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志中对这一事实做了如下确认：
　　　 [** 据《值班秘书日志》证实，1923年1月29日，列宁问医生，他能否于3月30日在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作了否定的答复，不过允诺说，到这一天“他会站起来”。——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477页。]
　　　12月23日（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8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我去他的住所。口授了4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口授得很快，但他的病状仍感觉得出来。结束时问今天是几号。还问我为什么脸色这样苍白，为什么没有参加代表大会，对占了我本来可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时间表示遗憾。此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4]
　　　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12月24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且是在斯大林的安排下发生的变化。在《弗·伊·列宁发文及指示登记簿》（1920年9月至1924年1月）上，12月23日的第8628号记录写道：“送斯大林（弗·伊给代表大会的信）。”[5]这个记录证明，《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到了党的总书记的手中。12月23日看了列宁的信以后，斯大林利用负责保持医生为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的权力，于12月24日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根据作出的决定，允许列宁口授其“文书”，但规定他“不应等候答复”。与此同时，还切断了有关“政治生活”的一切信息。*[6]
　　　[* 1922年12月18日的中央全会决议中说：“由斯大林同志承担在与工作人员个人交往及信函往来方面隔绝（作者标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人责任。”——见《苏共中央通报》1939年第12期第191页。]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列宁决定将自己的口授记录全部作为密件。这样就出现了对政治局委员和皮达可夫的评价，这些评价后来作为列宁的“遗嘱”载入史册。除了个人鉴定的各种作用外，在这里还有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列宁分析和评价了当时政治局内的各种力量对比情况。
　　　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列宁继续坚忍不拔地起草党中央提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括的那些秘密文件时，他认为这些文件与自己准备发表的几篇文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应该构成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
　　　显然，斯大林也清楚这一点。为以防力一，在充分了解列宁的健康状况、情绪和举动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导致斯大林篡改列宁文件的情况。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事情的发展经过如下。
　　　1922年12月21日，经费尔斯捷尔教授许可，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下了列宁的一封信，并把它发给了托洛茨基。应列宁的请求，托洛茨基在外贸垄断问题上坚持着他们的共同立场。这封信中说：“不要停止不前，要继续进攻”，为此要准备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收到信以后，托洛茨基便开始按列宁的请求行事，不过表现得很谨慎。[7]
　　　12月22日从加米涅夫发来的便函中得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这封信以后，斯大林就开始阻挠这一行动。在1922年12月22日那天，加米涅夫写信给斯大林：
　　　约瑟夫：
　　　今天晚上托洛茨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收到了老头子的便函，老头子对全会通过的关于外贸的决议表示满意。不过，他请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的分组会上就此问题作报告，从而为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打下基础。看来，目的是要加强这一立场。托洛茨基未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请求将这个问题转达给中央代表大会筹委会。我答应他将此事转告你，所以就这么做了。
　　　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打算在我的报告中及时汇报中央全会决议的情况。握手。列·加米涅夫。
　　　我打算明天来，因为写报告用的材料大多了，搞得我连它们的调子都分不清了。列·加。[8]
　　　斯大林马上就回了信：
　　　1922年12月22日
　　　加米涅夫同志：
　　　便函已收到。我认为，应该仅限于在你的报告中表态，不要在分组会上展示老头子是如何在费尔斯捷尔绝对禁止的情况下与托洛茨基通信的。约·斯大林。[9]
　　　在这一天，斯大林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甚至“不体面地谩骂和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信给加米涅夫：
　　　12月23日
　　　列夫·鲍里索维奇：
　　　经医生许可，我记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因为这件事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我。
　　　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我从未听到过一位同志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的利益和伊里奇的利益的程度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的自制力。我比任何一位医生都清楚什么该对伊里奇说，什么不该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不会。不管怎样，我比斯大林更清楚。我把您和格里戈里当作弗·伊的亲密同事，我请求你们采取措施，以免我的个人生活受到粗暴干涉，以免我受到不体面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受到斯大林威胁的监察委员会将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能够花在对付这种无聊勾当上的精力和时间。我也是活生生的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了。娜·克鲁普斯卡娅。[10]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12月23日从沃洛季切娃送来的文件（《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一部分）中得知，列宁建议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且“在这方面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托洛茨基12月24日给斯大林发去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自己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方案。他此时还不知道，列宁已经“在一定条件下”同意了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1922年秋天，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但却与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的立场相对立。
　　　对有关上述种种情况的文件加以分析便使人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斯大林的地位已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个人利益对他来说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他下决心要改变列宁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便函的内容。结果，在上面提到的古比雪夫收到的那批文件中，恰恰就出现了在《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那个“正式”记录文本。这绝非偶然。
　　　文本很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被“编辑”了。这几天中央委员们看了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关于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立场。斯大林参加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此问题主持的讨论会。[11]众所周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到1922年12月已经互相接近了。[12]
　　　在1923年1月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国家管理问题曾多次交换信件。斯大林认为，国家机关应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按照他的意图，增加到5人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团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应该归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斯大林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而按照托洛茨基的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担当统筹和领导国家经济机关工作的角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接受国家计委主席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席）。由于打算实现自己的设想，而且显然在谋求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所以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建议他担任的职务。
　　　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委起特殊作用的想法，以及列宁预见到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个人之争的尖锐化，卷入了这种纯粹的行政计划。在1922年12月23日对托洛茨基关于改组国家计委的建议总体上表示赞成以后，列宁在12月27日的信中具体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托洛茨基不应该当国家计委主席，因为“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13]
　　　这几天也把列宁12月23日的口授记录拿给托洛茨基看了。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记录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文本。
　　　在让托洛茨基看“编辑过的”列宁口授记录的同时，斯大林实施了另一个行动。其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从列宁秘书处得到的情况（因为托洛茨基在收到列宁的第一封信以后无疑会等着后面的来信）。斯大林的行动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列宁对他视之为俄共（布）中央的两位“杰出领袖”所作的评价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14]
　　　有关列宁政治“遗嘱”问题的书籍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断言，虽然列宁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可能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不仅看到了1922年12月23日的记录，而且还看到了列宁后来口授的其他所有记录。[15]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文件可以使人直接下结论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不同，他能了解全部情况。《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刊登了以“列宁遗嘱”为题的瑙莫夫答记者问（续篇登在3月25日）。该文仅提出了托洛茨基是否了解1922年12月下旬的列宁“遗嘱”内容这个问题。后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瑙莫夫“含糊不清”的言论作了如下澄清：有人在1988年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看法（作者标注）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4年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将“遗嘱”转交俄共（布）中央的日子——作者注）前，极有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9日前，已经了解了某些笔录（列宁的口授笔录——作者注）的内容”。此文发表后，苏共中央自然而然收到大批读者来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具体是谁在1922年12月秘密阅读了“遗嘱”？瑙莫夫的答记者问显然令人推测，托洛茨基了解“遗嘱”的内容。《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发表了两封信（1922年12月29日福季耶娃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加米涅夫给斯大林的信）。编者按中说：“刊登的加米涅夫和福季耶娃的信会在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16]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经验丰富的档案专家在发表这两封信时措辞如此谨慎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文件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列宁“遗嘱”？对一些文件加以分析便可确定事情的如下基本轮廓。
　　　1922年12月29日晚，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突然来找自己的顶头上司加米涅夫（作为列宁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代理列宁的主席职务），“先是口头，然后书面”作了声明。加米涅夫马上把她的声明送给了斯大林。
　　　福季耶娃写道：
　　　22年12月29日。沃洛季切娃记录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代表大会的信于12月23日星期六转给了斯大林同志。可是，在转交信件后才搞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是，这封信要严密保存在档案中，只有他或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才可以启封，而且应该在他去世后再给人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信，他在口授信件时向沃洛季切娃指出了这一点。今天，12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又问是否在信上做了相应的标注，再次说，这封信只有在他去世后才应该公诸世人。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我觉得不能告诉他犯了一个错误（作者标注），于是就让他相信，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他的要求已经完成。
　　　我请求已经了解这封信的同志们在以后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千万不要透露所犯的错误，不要让他有任何根据来推测信已被人知道。我还请求把这封信同谁也不应该知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笔录一样看待。22年12月29日。莉·福李耶娃。[17]
　　　在向斯大林通报此事时，加米涅夫直接就在福季耶娃的声明后面写了以下文字：
　　　斯大林同志：
　　　莉·亚·福季耶娃同志今天（12月29日）23点来到我这里，先是口头，然后书面作了上述声明。我认为需要让已经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件内容的中央委员看看这个声明（据我所知，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你已了解信的内容）。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或暗示过这封信。我认为，上面提到的几位同志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有哪位同志同其他中央委员谈到过信的内容，那么福季耶娃同志的这个声明也应该让有关同志知悉。加米涅夫。[18]
　　　从福季耶娃的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她写道，在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从列宁秘书处发给斯大林的只有12月23日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开头部分。从加米涅夫在福季耶娃的“声明”上的附笔中可以看到，了解这个文件（仅此文件）的有加米涅夫本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可见，福季耶娃、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文件，它证明，只有12月23日的笔录“错误”地从列宁秘书处发到了中央委员会。可是，如果像沃洛季切娃12月23日在《值班秘书日志》中记录的那样，列宁未下过任何有关保密的指示，那么她的错误又何在呢？
　　　从沃洛季切娃的证词来看，她1922年12月24日才得到这一指示。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个证词，不过现在要指出，其他一些史料也记下了让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看列宁“遗嘱”（12月24日至25日的笔录）的事实。
　　　前面已经指出，在1923年5月前，古比雪夫和加米涅夫已经知道了列宁“遗嘱”的内容。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在1923年8月，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曾与斯大林通信。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详谈，现在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知道列宁“遗嘱”的内容，而斯大林却干脆写道，他对列宁“遗嘱”一无所知。[19]总之，了解1922年12月23日笔录内容的人如下：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他得到的是已经编辑过的文本）、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被史料确认了解1922年12月24至25日笔录内容的人要少得多。这些人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古比雪夫、加米涅夫。
　　　1922年12月，古比雪夫是中央书记。中央书记能否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总书记汇报他收到的文件的情况呢？很清楚，他不能。但是，仍然无法用文件来确认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将列宁的文件从列宁秘书处转交给斯大林的事实。
　　　不过，《值班秘书日志》证明，列宁曾两次告诫沃洛季切娃：第一次他告诫她12月24日的笔录要保密，第二次他这样做是在12月29日，福季耶娃书面指出了这件事。只标注着靠后的这个日期的文件到了古比雪夫手里（这意味着也到了斯大林手里）。12月29日晚上，斯大林用手中的文件向托洛茨基解释，已不可能再得到列宁以后的口授笔录。
　　　针对托洛茨基手中的文本（经过编辑的12月23日的笔录）、斯大林采取了一个使它无法与原件核对的行动（与此同时，了解这个文本原有内容的人，例如克鲁普斯卡娅，也都不再提及此事了）。斯大林采取的行动是，把福季耶娃的声明文本发送给托洛茨基，并在上面亲手写上：“已阅。斯大林。仅送托洛茨基同志阅。”托洛茨基也亲笔在声明上写道：“已阅。我当然未向任何一位中央委员谈起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托洛茨基。”[20]需要指出的是，据我们所知，托洛茨基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这件事。他很可能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明白，在这件事上斯大林让他上了当。
　　　为人所知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它证明，托洛茨基在1922年底没看过列宁的口授记录，更不了解这些记录中有列宁就他非常感兴趣的国家计委问题发表的见解（列宁在12月27日口授了有关内容）。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6月2日把这个口授记录转交给了季诺维也夫（有关内容详见下文）。在此之后，作出了将其散发给政治局委员的决定。1923年6月8日，托洛茨基对中央秘书处说，他尚未收到这份文件。[21]
　　　总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91年4月以前公布的文件及研究人员加的文件注释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是否看到过列宁“遗嘱”？
　　　不过，一批新文件在1992年4月为大众所知。如果将其中的一个信息与以前公布的信息加以比较，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1922年12月看了列宁的“遗嘱”后，向托洛茨基隐瞒了“遗嘱”。同时他歪曲了列宁的第一份口授记录，也就是说，他进行了篡改。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3、344页；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打字文本副本，全宗2，目录1，文献24047；阿利卢耶娃的手稿副本。
　　　 [2]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4页。
　　　 [3]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790，第1页。
　　　 [4] 《列宁全集》第45卷第474页。
　　　 [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目录4，文献1，第141页。
　　　 [6] 《列宁全集》第45卷第710页。
　　　 [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1页。
　　　 [8] 同上。
　　　 [9] 同上，第192页。
　　　 [10] 同上。
　　　 [11] The Trotsky's Papers1917-1922年, Vol.Ⅱ, 1971年，第578—582页。
　　　 [12]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9—353页。
　　　 [13] 同上，第350页。
　　　 [14] 同上，第345页。
　　　 [15] 《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瑙莫夫答记者问，题为《列宁遗嘱》，续篇见1988年3月25日《真理报》。
　　　[16]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期第157页。
　　　[17] 同上，第157、158页。
　　　 [18] 同上，第158、159页。
　　　 [19]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205页。
　　　 [20]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期第157页。
　　　 [21] 《托洛茨基文献资料汇编》，《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年》第一卷，第56页。

列宁曾建议免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称其太粗暴  

2012年08月27日 16:53　来源：人民网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写于12月24日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做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第45卷才恢复原貌！在发表之前，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和组织局给省委和州委发了一封秘密信，否定文中所提到的党内分裂危险，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一致声明，中央委员会内部工作中根本没有那种可以令人担心的‘分裂’的情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37页)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的地步。列宁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给。
　　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556页)
　　在此期间，列宁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
　　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她还写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1页)
此事被当时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引注)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3页)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1923年2-3月，这就导致下面这封“绝交信”。这是3月5日口授的给斯大林一封绝密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信中写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3月5日列宁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一封是要同斯大林“绝交”。态度截然不同！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娜康 [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3页)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也许斯大林在电话中说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但同样的内容可以用不同口气和态度说出来，听话人的感受也会大不相同。当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三驾马车之一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4页)
　　关于此事，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列宁秘书玛 阿 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
　　我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去，提醒她，列宁在等斯大林的答复，焦急不安。看来这个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沃洛季切娃离开斯大林后去了加米涅夫家里。她带去了斯大林当时口授的短信(这封短信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上引的斯大林亲笔信)。加米涅夫读了信，还给她，说信可以转交。访问加米涅夫之后，她回到秘书处。但信没有转交，因为为时已晚：列宁状况不好。她认为不能准确地说列宁是否知道斯大林的答复。(《莫斯科新闻》1989年4月23日)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老婆，我要同你绝交。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向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气撒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而列宁的感觉是他的政治行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锁孤立，因为在此之前，列宁一直是通过书写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的，而克鲁普斯卡娅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多次提到列宁的这封“绝交信”。例如，1926年在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这一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信，说“斯大林道了歉”。而如果直接展示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难再扮演“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角色了。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