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也绝对是经验的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说来是如此神秘的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要谈到这一点),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一目了然。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这种观点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即幻想地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设想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并不象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或者象“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而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原始社会形态的力量。法国入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些纯粹的思想后来在圣布鲁诺那里也被看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并最后消失于“自我意识”中【注: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离开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的。反动的性质。”——编者注】。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骑士”,盗贼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预先把宗教的人当作是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来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动摇,仅仅是德国人的民族事情,而且对德国说来也只有地方性的意义。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一个例子,似乎这个“神的王国”不是幻想而是什么时候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的,似乎学识渊博的好汉们不是经常生活在(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目前想要寻找道路去到达的那个“人的王国”中,似乎旨在说明这个九霄云外的理论王国的奇异性的科学消遣(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任务恰恰不是去证明这种王国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以为,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正如上面所说的,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用不着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在某个时候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末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所消灭了。 上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们郑重其事地认为,形形色色的臆造,如“神人”、“人”等等,支配着各个历史时代;圣布鲁诺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而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纂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注:《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和《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年 6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而从1841年7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负责编辑。】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所有其他的民族和所有真实的事件都被遗忘了,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和“批判”、“人”以及“唯一者”之间的吵嚷。如果我们的理论家们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例如十八世纪的历史,那末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过程脱离的,而他们阐述这一历史的目的也仅仅是把所考察的时代描绘成一个真正历史时代即1840-1844年德国哲学斗争时代的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时期。他们抱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过去的历史,根据这一目的他们根本不提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为根据,而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如象圣布鲁诺在他那已被人遗忘的十八世纪历史【注:指布鲁诺.鲍威尔《十八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1843-1845年沙洛顿堡第1-4卷。】中所做的那样。这些唱高调的、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他们在德国生活,依靠德国和为着德国生活。他们把莱茵河颂歌【注:莱茵河颂歌是民族主义者经常引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尼·贝克尔的诗《德国的莱茵》。这首诗在1840年写成后被多次谱成歌曲。】变为圣歌,并征服亚尔萨斯和洛林,但他们不是剽窃法兰西国家,而是剽窃法兰西哲学,他们不是把法兰西的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的思想德国化。同打着理论的世界统治的旗帜而宣布德国的世界统治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比较起来,费奈迭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从这全部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犯了多大的错误。他(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2卷)【注:指路·费尔巴哈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发表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这篇文章。《维干德季刊》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4-1845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布·鲍威尔、麦·施蒂纳和路·费尔巴哈等人。】借助于“社会的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一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费尔巴哈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象同“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敌人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对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还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来哲学》【注: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L. Feuerbach.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这些地方证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相矛盾……【注: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末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做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较精确的研究而确定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光”,即戴上“眼镜”来观察感性,便对感性束手无策。】。为了消灭这个障碍,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 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例如,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第110页)【注:指布·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见《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第86-146页。】,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象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象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末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分配和彼此的界限,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讲究的别墅。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那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设想,但就是不接触现实。‘油腔滑调’的圣布鲁诺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编者注】。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然而,事情被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象后一个时期历史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象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国革命。因此,历史便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并列的人物”(如象“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在十九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注: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锁,是拿破仑第一于1806年宣布的。它禁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注: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思想家的欺骗和分工)。”——编者注】。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可能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伸出来,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注: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全集》1837年柏林版第9卷 (G. W. F.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Geschichte》; Werke, Bd. IX, Berlin, 1837)。】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446页)。在这之后,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想家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中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既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注: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真正的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围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思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家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就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现存的分工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方法。
锤子 - 2020/7/4 8:32:00
[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1.] 交往和生产力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 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它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那些中世纪时代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来的那一点点资本(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公共场所的规定;各手工行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随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里,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里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逃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的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逃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受到训练,那末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受到训练,因而不带有行会的性质,而是带有日工的性质,那末劳动者就不能组织起来,而永远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日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这些城市是真正的“联盟”,这些“联盟”是由直接需要,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怀所产生的。平民在这些城市中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逃入城市的彼此互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组织严密、武装齐备并用嫉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组织得最适合于师傅的利益。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两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同一师傅手下的那些帮工的工作成了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相隔绝;最后,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有时也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但是由于这些平民的软弱无力,这种暴动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限于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小冲突,而这些冲突是同行会制度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原始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商业的不发达,各城市之间联系的不密切、居民的稀少和需求的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练技巧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则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往和流通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的资本。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是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顺便提一下,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 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他们和现存关系以及为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相对立,便成了他们共同的、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脱离了封建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主义的对立所制约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由于分工关系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注: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它首先吞并直接隶属国家的那些劳动部门,接着又吞并了一切士[或多或少]思想等级。”——编者注】(同时资产阶级把原先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这和个人屈从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受阶级支配怎样同时发展为受各种各样观念支配,这一点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并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注: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以及中世纪的玻璃生产”。——编者注】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弗兰德)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别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的规定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 那种一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自己必需的衣着而顺便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最主要的行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着用布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受到商业逐渐扩大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一直为了自身需要而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 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艺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内在本性,它同行会的束缚是对立的。因此,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离开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向前走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如果针对当时的各种关系来讲,可以这样说。向前走的第二步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又动员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佣他们或以廉价雇佣他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象在过去行会城市是农民摆脱[压迫他们的贵族]的避难所一样。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成的原因是: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由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组成的并效忠帝王以镇压其诸侯的军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流浪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十三世纪就曾出现过个别的类似的流浪时期,但只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单只英王亨利八世就曾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当他们穷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即使这样,也还要制止他们的强烈反抗。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些关系仍然带有宗法的色彩,而在大城市、真正工场手工业城市里,这种色彩在最初阶段就几乎完全消失了。 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它们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特征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获得扩大生产的任何刺激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和过去不同,在城市里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而且还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治【注: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小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大资产阶级”——编者注】。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起初,由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太少而禁止这些金属出口;另一方面,工业(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并且大部分是外来的工业)没有特权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到全国。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了这种税款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繁荣和货币的广泛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需要更多的货币,它为充实国库起见,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刚刚投入市场的大量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的主要对象;过去的特权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且可以拿来出卖;在关税法中规定了出口税,这种税只是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它纯粹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目的。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商业和航运比起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法【注:航海法在1651年为克伦威尔所颁布,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根据这一法律,从欧洲输出的主要商品,以及从俄国和土耳其输出的全部商品只许用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输。它的目的是排挤荷兰,巩固英国殖民统治。】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归根到底竞争者们的斗争还是靠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居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 对工场手工业经常采用种种的保护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保护,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完全被禁止(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中占居首位的、殖民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无论是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此外,它的经营方法,特别是十八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法,使它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因而工场手工业,在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是完全依赖于贸易的扩展或收缩的,而它对贸易的反作用却是比较微小的。这一点说明了工场手工业的意义是次要的,同时也说明了十八世纪商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坚决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商业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却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占统治。参看艾金【注:约·艾金《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 (J. Aikin.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London, 1795)。】。十八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品托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注:引自《关于商业竞争的通讯》(《Lettre sur la Jalousie du Commer-ce》),见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Traite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edit》. Amsterdam, 1771)第234、283页。】:“贸易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嗜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注: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总还是比较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许多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专门由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灭,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货币制度的不发达(它刚经过最初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流通。这一点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商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当时的商人同手工工场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参看亚·斯密2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1776)。】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的法令废除了,货币贸易、银行、国债和纸币产生了,股票投机、有价证券投机和各方面的投机倒把等现象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发达。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原始的自然的性质。 在十七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创立(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的,例如,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只不过是抵制竞争的治标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象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动化体系。[它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方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大工业所产生的那个无产者阶层走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并引导着所有其余的群众,而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则由于大工业的过错而处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中。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注:尽管竞争把各个个人汇集在一起,但它却使各个个人——不仅资产者,而特别是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因此需要经过不少的时间,这些个人才能联合起来,更不用说,为了这种联合(如果它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联合),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个人(他们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这种孤立状态的条件下)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要求相反的东西,就等于要求存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就等于要求人们从脑子里抛掉他们由于自己的孤立状态而无法加以控制的那些关系。】。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