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 - 2023/1/14 14:36:00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 “消亡” 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时,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并且好象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 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 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 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 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 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
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作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象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似乎“平等”就实现了。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
“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 “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 “按需” 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 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
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 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 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锤子 - 2023/2/25 17:45:00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象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 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闭幕才两年。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 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象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39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象“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回避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 “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
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象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象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象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象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已经到来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了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爆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象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
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oung—— 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 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词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C根本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象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 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ost—— 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 譬如说—— 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 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个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 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象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 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拚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
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 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派(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 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 七 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 俄文版编者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