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矛：张宏良的“保皇党”理论 - Powered by Discuz!NT Archiver

号角 - 2011/8/29 14:26:00

张宏良的“保皇党”理论
——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红石头编辑按：经红石头网站同志努力终于找到了隐居多年的高居矛同志，并征得高居矛网友同意我站近期将陆续发表高居矛同志文章，请大家留意。
高居矛同志出生于工人家庭，是66年国家培养又红又专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熟读《资本论》，在80年代改开初期参与中央重大经济课题研究，为中央领导提供重要经济决策。90年代看破红尘隐居至今，现主要作理论研究。

高居矛
(2010年6月5日)
目录
一、“保皇党”思想的反动性
二、“保皇党”理论的欺骗性
三、缺失品格的忽悠
四、解读现代“宋江”
附：张宏良的原文
前几天，我刚写了篇《张宏良的幻想——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批驳了张宏良的改良主义思想，我本以为张宏良只是有些糊涂认识。今天看到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才明白张宏良的改良主义立场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才看清他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皇党”，而且自成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皇党”理论！“保皇党”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意识比较鲜明，反对汉奸卖国贼态度坚决，但故意混淆皇族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对立，善于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千方百计维持现存的制度来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反动性往往被“爱国主义”的民族大义所掩饰，因此，“保皇党”颇能迷惑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我从07年开始看张宏良的文章就发现他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出于他是在宣传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精神可嘉，而且大敌当前，左派需要团结一致对付资产阶级的极右势力，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写点什么。但是，随着张宏良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他的“保皇党”思想的危害性也越来越明显。张宏良也不再羞羞答答流露自己的“保皇党”思想，而是大张旗鼓地鼓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更是赤裸裸地宣扬这种反动思想。对此，我不得不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以正视听！
一、“保皇党”思想的反动性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以写历史为名隐喻现实的文章，写的是中国历史，通过展现宰相的作用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
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展现历史人物？如何揭示发展规律历史？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写法。为此，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但是，历史的真相毕竟只有一个，只有准确反映历史真相的才是真理！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总根子就是私有制和剥削！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复较量的斗争史，这种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根子就在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剥削！
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行“均田地”、重新瓜分土地。农民起义打倒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只是为了“均贫富”，改善生活、过好日子，从不消灭土地私有制。结果又重新出现新一轮的两极分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然后土地兼并，产生新的地主阶级，出现新的阶级对立，矛盾激化到一定阶段，又爆发新的农民起义，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形成封建社会“周期律”的发展史。这种“周期律”的根子，归根结底是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消灭过土地私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后就完事了。不消灭土地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不消灭封建剥削，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就必然要循环下去！这便是封建王朝反复更替的历史真相！
当然，每个王朝的更替过程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形式，但终究是两个阶级矛盾激化的最后结果！在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引起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过程，又与各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位高权重的宰相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旧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如果因奸臣贼子的宰相的作为导致了旧王朝的最后覆没，那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才是王朝更替的决定因素！因此，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只有从土地私有制、封建剥削作为切入点，把握两大阶级生死博斗的核心，才能正确揭示封建社会王朝更替的真相和发展规律，才能正确评估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如果违背这个历史观去观察历史、解释历史，必然会被错综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得出主观臆断的荒谬结论。
(二)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案例。
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故意夸大宰相的个人作用，伪造宰相决定王朝兴亡的“事实”，完全曲解了2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
他以先声夺主的方式，一开篇就把自己编造的历史“事实”强加于读者：“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然后，他主观臆断了一个“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结论，还把自己臆断的谬论强加到中国老百姓身上，胡说这是“中国老百姓”概括出来的“一条历史铁律”。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八大朝代究竟是怎么灭亡的？已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难道真是张宏良说的全系“一相”所为？拉倒吧！奉劝张宏良不要不懂装懂出丑了！八大朝代兴衰的问题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展开辩驳。我仅从他这篇文章的跟贴中，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对张宏良的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说的都很客气，很给张宏良面子。如：“张先生，什么意思？请明示”、“张教授想表达什么意思?有些论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完全赞同张先生的观点”、“崇祯非明主，张老先生勿为之惋惜”、“如此评价崇祯皇帝，那么李自成不就成了乱贼了？”、“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这两个数据不敢苟同。晚辈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本质上还是阶级矛盾”……
张宏良可以自娱自乐地妄论历史，但想蒙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办不到！
(三)张宏良之所以无限夸大宰相的历史作用，目的是为后面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党”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铺垫，为此，他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基本理论，却自作聪明地编造历史“事实”。
他杜撰了中国封建社会四种权力的格局及其相互的关系：“宰相作为官权代表”“是由官权与皇权相分离以及与民权相对立的矛盾性质决定的”、“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官权集团对下与民众的矛盾和对上与皇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把民众与皇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即便是反皇帝，也只是反对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而绝不反对皇权本身”、“失去皇权中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这些胡言乱语，令人不能不质疑张教授：官权与皇权真的是分离的吗？是对立的吗？能分离吗？皇权包融了民权吗？民众与皇家是一体的吗？如果民权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那老百姓争取民权岂不成了无事生非的瞎胡闹吗？张宏良如此荒谬地解释中国历史，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恐怕任何一个反动历史学家都是不敢这样说的！张宏良的这种“高论”，简直就象“芙蓉姐姐”的S表演！真是：无知者无畏也！佩服、佩服！
不妨解读一下张宏良的这番“高论”，他的意思是说：
(1)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和皇室是“家天下”的一家人，皇帝并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只有官权集团才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代表，官权集团与皇室和老百姓是对立的，皇权与民权是一体的，皇权是老百姓反抗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评：这种“阶级分析”哪有一丝一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皇权与官权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但张宏良却把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上升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反而把皇权和老百姓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说成是“一致”的，老百姓与皇室竟然成了“一家人”！老百姓保皇权就也成了保民权、保自己，荒唐透顶！这完全为了给他“只反官权、不反皇帝”的反动思想胡乱编造理由！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官权如此可恶，皇帝何不直接废了官权，让“自家人”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岂不更好？)
(2)老百姓造反从来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即使反皇帝，也只反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来代替无道昏君，绝没有反对皇权本身。(评：反皇帝本身就是反皇权，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正是封建社会反皇权的具体形式，否则也就不称其为封建社会了。难道老百姓造反推翻旧皇帝，要自己当总统才叫“反皇权本身”？皇帝是皇权的人格代表，皇权要通过皇帝才能体现，反皇帝怎么不是反皇权本身呢？张宏良故弄玄虚玩弄概念，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弄巧成拙！)
(4)皇帝千万不能反，“失去皇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 (评：中国封建社会在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中循环，是两大阶级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张宏良统统把它归结为是皇权的存失问题，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皇权决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完全是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浅薄之见！用失去皇权的“恐怖”来吓唬民众、胡诌民众只能依赖皇权生存，这种观点在逻辑上与“工人要靠资本家来养活”如同一辙，张宏良为统治阶级充当辩护士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3)宋江、岳飞、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都屠杀过老百姓，血债累累，但他们抵御外族侵略有功，对老百姓的血债可以一笔勾销，老百姓不仅不记恨他们，而且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评：老百姓原谅抗日英雄杀害人民的罪行了吗？这是张宏良在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抗日有功与欠人民血债一码归一码，对于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阶级仇，革命人民并没有不记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枪毙了不少这种沾满人民鲜血的抗日英雄！难道错了吗？按照张宏良的逻辑，蒋介石也抗日了，是不是也该尊封他为“抗日英雄”？)
二、“保皇党”理论的欺骗性
研究问题，应该先从事实出发，再引出观点，而不是反过来，先有观点再去找事实根据。切忌以先入为主的观点去掐造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张宏良恰恰违背这个“规矩”，犯了大忌！他为了论证“保皇党”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竟然敢于编织历史“事实”，有失学者的良知！
为了宣扬那套自成体系的“保皇党”理论，张宏良费尽心机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他的基本思路是：
大前提——皇权和官权是对立的，皇权都被官权架空了，官权干的坏事与皇权没有任何关系，皇权是好的，皇权与民权是“家天下”融为一体的。
小前提——官权是坏的，一手遮天，所有坏事都是官权干的，尤其出卖国家利益的坏事。
结论——老百必须起来造官权的反，但皇权是不必反的，也不能反，如果反皇权，老百姓就会遭到更大的灾难。
这就是“保皇党”理论的基本逻辑。
为了使他的结论站住脚，张宏良采用了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他的大前提是虚构的，因为大前提没有历史事实，只能编造谎言。但小前提倒是有事实的，小前提揭露官权所干的种种坏事，有着大量的事实。正因为官权干坏事的罪行是真实的，所以“反贪官”是站得住脚的！在官权所干的种种坏事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官权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为此，张宏良写了大量批判汉奸卖国贼的文章，这种文章最能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民族主义的义愤和仇恨。所以，张宏良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是按二个方向论述的：对“只反贪官”这句话，他采用真实的事实：对“不反皇帝”这句话则采用编造出来的谎言！这就是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最后达到转移“反皇帝”的视线，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皇权统治的效果，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结论得到确认！这是张宏良的高招，也是迷惑民众的欺骗性之所在！
张宏良揭露官权当汉奸卖国贼的罪恶活动，声讨汉奸卖国贼，本来是件难能可贵的好事。但张宏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反对汉奸卖国贼其实另有图谋，批判官权卖国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保皇”！对此，他总是喜欢使用言过其实的语言，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谎言编得很“漂亮”，揭露官权罪行也淋漓尽致，两方面都相得益彰！但他常常把话说过头，弄得支持惩办汉奸卖国贼的人十分为难。附和他吧，有点不太实事求是；不附和他吧，变成好象在为汉奸卖国贼辩护。多数人为了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不得不接受、默认张宏良言过其实的说法，这就恰好中了张宏良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皇权统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圈套！
张宏良所宣扬的那套“保皇党”理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明明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把宰相的个人作用夸大成王朝兴亡的决定因素，完全否认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此反动的“保皇党”理论，竟然迷惑了一大批自称的“左派”人士，原因何在？原因就在张宏良用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经过他的一番摇唇鼓舌的煽情，弄得许多人晕头转向、真假不分，反而把他的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当作醒世之作，这是“左派”人士的悲哀！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跟贴中的赞美之词证实了这一点：“张老师这篇文章发人深省啊”、“写得好啊”、“张教授的文章总是力拔千钧”、“老张宝刀不老呀”、“一针见血，一剑封喉，打到乱象的七寸”、“振聋发聩之言，令人顿开茅塞”、“张老师的文章寓意深刻啊”、“张老师的学识和胆识令人敬佩，好文章，顶了”、“写得入木三分”、“张教授是真正的学者、社会的良心”、“酣畅淋漓”、“畅快淋漓，潸然泪下”、“张老师又给咱们提醒了”、“张教授高论啊  发人深省”、“一言中的，入木三分”、“像重量级的中华‘爱国者’导弹”、“您是中国第一铁汉子，不愧为红色坦克手”、“为张教授深邃的眼光执服”、“张宏良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革命先驱”、“还是张教授有智慧!就左派而言,没有灵魂人物左派永不成气候”、“学术性战斗性俱佳”、“张教授火眼金睛，多大的祸世妖魔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呀”……
这些赞美之词充分表明张宏良骗术有方，很成功，竟然把那么多人迷惑了！其实，只要把握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盘，张宏良的骗术是很容易戳穿的。不妨评点几段：
——“由于民众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又完全依赖于官权统治，这种民权完全空白、皇权基本虚置的历史状况，必然造成官权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约束”(评：2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这种状况吗？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奸臣宰相弄权术、乱朝纲的案例，但真正把皇权架空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从来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皇权能基本虚置吗？皇权真的只能依赖官权而没有支配官权的权力吗？官权不受皇权任何约束可能吗？)
——“皇权约束官权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权内部的‘窝里斗’来实现相互制衡”(评：既然皇权可以利用清官与奸臣的矛盾来制衡，怎么能说皇权基本空置呢？如果皇权真的基本空置，官权不受任何约束，皇权又怎么利用官权的“窝里斗”来制衡呢？)
——“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而是取决于文臣和宰相。从而形成了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悲剧现象”(评：武将就没有弄权术、乱朝纲的案例吗？“安史之乱”不是差点就要取代唐玄宗？帝王沉溺犬色、昏庸无道而自取灭亡的案例还少吗？怎么能说“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呢？如果真是光凭文臣和宰相就能决定国家强弱兴衰，还要武将和皇帝干什么？由文臣和宰相一统天下岂不更好？按照这种“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观点，农民起义的作用又到哪里去了呢？张宏良眼里还有没有人民的位置？)
——“皇权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产，因而在主观上不会祸国卖国，不会形成祸害国家的利益动机；但是官权集团则不同，官权集团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完全是对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对立关系，出卖国家利益越多，获取个人利益就越大”、“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评：既然皇权把天下看作皇家的私产，那么皇权怎么会容忍官权以国家利益去换取个人私利？张宏良把皇权与官权夸张得如此对立，忽悠谁啊？张宏良对皇帝如此忠心耿耿，也太生不逢时了！如果早生100多年，肯定会是皇帝身边的一条狗！没准大清帝国有了这条狗还不至于灭亡呢！)
——“中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边权力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宰相一旦通过‘民主手段’制住皇上，必然会把国家作为换取个人财产的筹码，哪怕是用国家亿万资产去换取老婆一个戒指，也会十分轻松地在所不惜。”(评：宰相“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个论断有根据吗？仅凭某些奸臣宰相的例子就可得出这个结论吗？如果真是如此，皇帝要宰相辅佐岂不是引狼入室、自找死路？)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亡于宰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亡于宰相。……唯独中国，才会出现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历史现象”(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因素！中国也不例外！张宏良用自己的一孔之见误导民众，用心恶毒！)
——“崇祯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亚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怎奈重振朝纲、复兴国家的所有宏图大略，尽数被宰相化为泡影。不甘失败的崇祯皇帝，以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无畏勇气，连续不断地废黜和更换妨碍国家振兴的宰相，十七年间竟然更换了50多个宰相，不屈的决心和意志可谓是惊心动魄。”(评：这样评价崇祯皇帝符合历史事实吗？既然崇祯皇帝如此英明，怎么“最终还是毁在了宰相代表的官权手中”呢？张宏良不是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吗？)
……透过张宏良那些慷慨激昂、华而不实的词语，只要仔细加以分析，便可看到，张宏良的许多说法、观点、论断，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大话和胡言乱语！
三、缺失品格的忽悠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写宰相的个人作用和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规律的文章。这是历史学的学术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本应抱着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既要有理、又要有据，科学地来论述。但张宏良为了鼓吹他的“保皇党”理论，竟然把学术问题文学化、严肃问题带点娱乐化，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煽情方式，掩盖破绽百出的种种说法，这种言过其实、浮华不实的作风，有失学者的品格！
从“理”来说，《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所宣扬的“保皇党”理论，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历史观的谬论。从头至尾都是反动的！
从“据”来说，大前提是编造的，张宏良只管自己武断地乱说“皇权和官权是对立的，皇权都被官权架空了，皇权是好的，与民权是一体的”之类的谎言，通篇文章却不见这些论断的事实根据。虽然小前提官权干坏事的论断有事实依据，但张宏良在揭露官权干坏事，尤其卖国的坏事时，也并不实事求是，使用文学的夸张手法，通过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煽情，令人情绪“高涨”而无法理智地琢磨他的观点，只觉得汉奸卖国贼可恨，该杀！情绪上全跟着张宏良跑了，这正是张宏良期待的效果！这样他就把民众的视线从皇帝身上统统转移到贪官、卖国贼上去了，“保皇党”理论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了！
以《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这篇文章而言，如果从学术的角度说，不少概念是需要认真推敲的，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轻易地作论断，更不能随便信口开河。我们无意为贪官、卖国贼作任何辩护，但实事求是地评估贪官、卖国贼，也是一个学者的起码品格！而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恰恰缺失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品格。“历史事实”是不是等于“历史真相”？“卖国贼”、“出卖国家利益”、“叛国投敌”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区分这些概念，很容易造成认识误区，作为一个学者难道忍心去误导民众吗？
(一)关于李鸿章的问题。张宏良在《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骂李鸿章，这既是“只反贪官”的重型炮弹，也是“不反皇帝”最重要的依据，所以，张宏良的笔墨尤为浓重。
(1)张宏良“酣畅淋漓”地痛骂李鸿章，该骂，骂得好！骂李鸿章“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宰相”、“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等等。但是，张宏良骂李鸿章“把中国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尽数交给了洋人瓜分”、“把全国资源乃至皇家命运都攥在手中”、“根本不需要借助皇家名义，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内政外交”、“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皇家军队已经变成了国家军队，帝王国家已经变成了宰相国家，李鸿章率领各地政府单独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投降协议”，慈禧太后“只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后连慈禧太后自己那条老命，还是拜托李鸿章请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来”……
评：张宏良这样骂李鸿章是否有点骂过头了？这样叙述李鸿章的历史作用，这样叙述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不是有失历史的真相？张宏良究竟是在搞学术研究？还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或是在搞政治宣传鼓动？李鸿章是怎样与西方列强签协议的？是不是、能不能背着慈禧太后一手遮天？他与慈禧的关系是不是颠倒了君臣关系？这方面的资料浩瀚，张宏良到底搞清楚了没有？(张宏良后面提到“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仅凭这一点，就为慈禧开脱割地赔偿的卖国罪行，是不是也太可笑了？慈禧和李鸿章在割地赔款问题上有分歧吗？张宏良为什么非要把慈禧与李鸿章的关系说成是对立的呢？既然李鸿章无需借助皇家的名义，可以一手遮天，为何还要慈禧来宣战？慈禧的皇权是“一副空空皮囊”吗？)
(2)“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珅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
评：李鸿章授命于慈禧对外签订割地赔款的卖国协议，这是事实。但这与李鸿章的个人致富是什么关系？他能从对外赔款中拿回扣吗？签订割地赔款协议是国家行为，不是企业行为，更不是个人行为，能拿回扣“获取了巨大回报”吗？张宏良竟然拿违背常识的东西搞忽悠，也太可悲了！李鸿章个人的发财致富主要来源于搞洋务运动的商业活动，这里面究竟多少是正当经营的合法收入、多少是钻空子的灰色收入、多少是贪赃枉法的非法收入？似乎至今没人算得过这笔账，张宏良也没有算清过，却一股脑儿都算作贪污，把李鸿章说成超过和珅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嫌？我决不想为李鸿章辩护，但说话总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如果有一不说一而说二，那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这里涉及二个概念：事实等不等于真相？李鸿章肯定有贪污，这是事实，但究竟贪了多少？那是真相！张宏良把事实与真相混淆，只能说明学术水平还不到家！
(3)张宏良痛批李鸿章本身没有错，目的也很清楚，不就是为了给“只反贪官”提供一个最有份量的依据吗？但说话应该实事求是，没必要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过头话！言过其实反而弄得别人无法支持张宏良。俗话说，文如其人。喜欢说大话、言过其实的人，往往令人不得不悠着点，这是一种生活的经验。如果别人坚持实事求是、不赞同那些说过头的话，反而被指责为“汉奸文人”，那就属于卑鄙了！
(二)关于汉奸卖国的根源问题。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宏良一方面把皇帝说得如何如何的好，另一方面又把贪官说得令人咬牙切齿。既然贪官那么坏，人们一定会追问：贪官为什么会那么坏？汉奸卖国的根源在哪里？为了对这些疑问有个交待，张宏良又从二个方向展开了论证：他先是否认贪官干坏事、尤其汉奸卖国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死不承认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因为制度与皇帝有关，制度是皇帝定的。如果承认贪官干坏事、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就等于承认与皇帝有关，皇帝脱不了干系，“不反皇帝”就不成立了，所以，张宏良把所有认为贪官干坏事、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的人统统骂成“汉奸文人”、“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然后，张宏良编造了二个产生“汉奸卖国”的根源，一是“退路”，二是“汉奸文化”！
下面我们看看张宏良是如何论述的：
(1)张宏良认为，汉奸的卖国现象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制度无关。只有汉奸文人才会把卖国与制度联系在一起，“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欧洲二战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叛国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坚决诛杀叛国者个人，像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至今仍然在追杀惩办历史上的‘汉奸’，更是无人认为是制度问题”。
评：为了准确点评张宏良上面这段话，我们先要把他所说“汉奸的卖国现象”的具体内容说清楚。“汉奸的卖国现象”可以分为4种情况：A、叛国投敌(如战争期间充当叛徒、汉奸，古代有吴三桂、抗日时期有汪精卫、傅仪皇帝等。出卖国家机密、投奔敌国等行为也是叛国投敌)。B、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签定割地赔款投降协议(如慈禧太后、李鸿章)。C、破坏国家领土统一、搞分裂活动(如台独、藏独、疆独分子)。D、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出卖民族经济利益，吃里扒外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如改革开放后的贱卖国有银行股权、行业控股权拱手相让给外资等等)。
从“汉奸的卖国现象”这4个层面来看，A、B、C三种情况，与制度是没有关系的。无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只要叛国投敌、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破坏统一搞分裂，都是格杀勿论或判处重罪的。中国也不例外！这三种情况下的叛国者、叛徒、汉奸、卖国贼都是个人的事，与国家制度绝无关系！
但是，第D种情况却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了，这种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这类汉奸卖国现象。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出卖民族利益，贱卖国有银行股权、行业控股权拱手相让给外资等等，这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变成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的，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制度有关！因为这类卖国行为都是根据人大、国务院制定的《银行法》、《外资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才能干得出来的，是公开地、堂而皇之干的。吃里扒外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也是反腐不力的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绝对没有、也决不可能发生这类汉奸卖国现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才会有这种汉奸卖国现象，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类卖国现象会顿时烟消云散。毛泽东时代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干部，改革开放后却成了贪官、汉奸卖国贼，这固然与个人品行有关，但如果没有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他想当贪官、卖国贼也当不成！这些贪官、卖国贼都是随着制度的变化而成为罪犯的！怎么能说这类“汉奸卖国”与制度无关呢？张宏良说的“汉奸的卖国现象”，其实就是指D情况，但张宏良却拿中国的D情况去与二战后的欧洲、以色列、韩国的A、B、C三种情况比较，这有可比性吗？一个与制度有关，一个与制度无关，用后者来否认前者，这种手法够阴的！张宏良采用搅混水、打乱仗的伎俩，这种论证手段太损了！
事实表明，第D类汉奸卖国现象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汉奸卖国的事，在完全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有这类卖国现象，他们的汉奸卖国现象也只有A、B、C三种情况。因为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产权是私有的，国有经济的比重非常小，所以，想以第D种方式卖国，根本没东西可卖，唯有中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官僚、还是私人，只要能获取个人利益，个个都是“仔卖爷田不心痛”，不惜牺牲民族和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
然而，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张宏良一方面否认D类汉奸卖国现象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说要用“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的途径来惩办汉奸卖国贼，这是他此前不久刚发表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一文所提出的观点。所谓“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也就是补全西欧国家、以色列、韩国等完全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课。言下之意，中国现在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惩办不了汉奸卖国贼了，只有补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惩办汉奸卖国贼。这种观点岂不是与资产阶级右派势力梦寐以求的“颜色革命”殊途同归了吗？一方面说汉奸卖国与制度无关，另一方面又主张用补全西式资本主义制度的课来惩办汉奸卖国贼，唯独不提用社会主义方式惩办汉奸卖国贼！张宏良处心积虑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已经神志不清，逻辑混乱到了自己打自己耳光都不知道了！
更可恶的是，张宏良竟然还把认为D情况与制度有关的人，都骂成“汉奸文人”，认为赞同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人都是“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这就变成无耻了！这不仅是在污蔑广大革命者，而且是对马克思的亵渎！
张宏良之所以竭力否认“汉奸卖国”与制度的内在联系，是为了“证明”D类的汉奸卖国现象只是个人行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关系，并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这是在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为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否认汉奸卖国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就是否认汉奸卖国与“皇帝”的关系，最终是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宏良如此煞费苦心地效忠“皇上”，辛苦了！
(2)张宏良编造汉奸卖国的二条“根源”。第一条是：“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他分析李鸿章之所以卖国，是因为李鸿章找到了可以“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退路，李鸿章还由此推断出“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张宏良又用汉朝的苏武案例作为“退路说”的佐证，他说苏武之所以气节不变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李陵被俘投降匈奴后，留在中原的家属全被汉武帝灭绝，因此，苏武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尽管身在匈奴，但不投降，否则，会象李陵那样，留在汉朝的家属都被灭绝就没有“退路”了。(评：这究竟是历史的真相？还是张宏良杜撰的想象？如此浅薄之见，竟然也敢拿出来亮相，拉倒吧！)
对此，张宏良认为，要威慑汉奸卖国，最好的办法是断绝他们的“退路”，如果能象意大利人那样把“墨索里尼尸体倒挂在电线杆上”；象法国人那样对男汉奸“随便打”，对女汉奸“脱光游街”；象韩国人那样“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汉奸就不敢卖国了。(评：完全是马后炮！汉武帝对付叛国投敌者的办法是满门抄斩灭九族！中国人对付叛国者历来就是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远比欧洲人、韩国人狠！文化大革命对里通外国的人从不宽容，这方面中国人比所有外国人都做得彻底！)
(3)张宏良编造汉奸卖国的第二个“根源”“是根源于民族文化”。他认为“宰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他说的毒瘤就是“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他把“不杀儒生的文化”称之为“汉奸文化”，认为“不杀儒生的文化”源于科举制度，因为“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评：这种因果分析完全是乱弹琴！按照这种逻辑，科举制度产生了不杀儒生的汉奸文化，那么，只要取消科举制度，汉奸文化就消失了？如要杜绝汉奸卖国，难道就该把儒生统统杀光吗？张宏良是不是疯了？)
为了证明汉奸卖国起因于不杀儒生，张宏良例举：A、“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评：他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不杀儒生，如此解释春秋战国史闻所未闻！)B、“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评：他把满族入关时的强大归咎于杀尽了儒生，清末中国被八国联军打败归咎于没有杀尽儒生，这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张宏良脑子进了水？)C、“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既然A、B两例都认定：杀尽儒生就强大，不尽杀儒生就衰败。那么，C怎么又反过来说，西方国家不杀儒生就强大，新中国杀儒生反而沦为任人宰杀的肥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综上可见，张宏良为了推销他的“保皇党”理论，已经丧心病狂了！既不顾有没有事实根据，也顾不上逻辑通不通。这样做“学问”、写文章，丢人现眼！
四、解读现代“宋江”
从来“谈古”都是为了“论今”。张宏良也是如此！
张宏良谈古代宰相的作用、论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是为了古为今用，都是在暗喻当今中国的现实。《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虽然没有“明言”现实，但读者都能“意会”得到张宏良的用意。文章后面的一些跟贴说：“已知‘弦外之音’”、“您的意思我明白”、“有所感悟”、“有那么点意思”……。表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那么，《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究竟想“言传”什么呢？这就要联系此前不久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2010年5月17日发表于“乌有之乡”)，它们构成了姐妹篇，这二篇文章连起来读，就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现代“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张宏良！
(一)宋江是宋朝梁山好汉108将的首领，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著称而遗臭万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宋江最显著的标识，凡持有这种政治主张的人都可称为“宋江”，所以，现代“宋江”远不只是张宏良一个人，而是有一大批。但是，从古代宋江到现代“宋江”，能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编织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保皇党”理论，只有张宏良！所以，很有必要对现代“宋江”的“保皇党”理论的作些解读。
张宏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根本原因是当今的中国不仅有大批贪官要反，而且还有“皇”要保！当今中国的“皇”是谁呢？综合现代“宋江”们的各种言论，这个“皇”有3种理解：一是指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共产党的一把手、总书记(如“胡锦涛新政”)。二是指党中央或高层(中央和省级)领导层的一批毛派共产党人或健康力量。三是指整体共产党。现代“皇”的3种含义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倾重，总体来说，指整体共产党的情况最多。张宏良鼓吹“保皇党”理论的现实意义就是，在当今中国，可以反贪官，但不能反共产党！这就是现代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解读！
对此，张宏良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一文作了详尽论述。其基本思路：
大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一场对上约束中央集权、对下剥夺民权的“官权改革运动”、形成“民权完全空白，党权基本空置”、“官权泛滥”的局面。官权“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国务院的权力大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现在不再是“党管干部”，而是“官管干部”。“胡锦涛新政”推行的“六大转变”，是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发展“正反合”的高级阶段，是综合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红色翻盘”(言下之意，胡锦涛执政后中国已经“回归社会主义”了，而且比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好、还完善)。目前中国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不是现在的共产党干的，与现在的共产党毫无关系！
小前提——官权的泛滥，已使党中央制定的所有政策，都被官权搞成宰割民众的手段。官权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造成了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社会矛盾激化、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经济金融主权丧失、买办汉奸肆意卖国……等乱七八糟的社会乱象，他们“已经把中国推到了大动荡的灾难边缘”，“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结论——当今中国需要“能够更新共产党的红色宗喀巴，能够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制度化的红色拿破仑”，象历史上的佛教、基督教那样进行自我更新，打倒这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买办汉奸卖国贼，“而不是打倒共产党”，“中国右翼势力要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实行多党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主张”，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的民族大灾难”，“中华民族一旦陷入大分裂的灭顶之灾，就再也没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重新统一机会，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会白白死掉”。(仿宋体字是张宏良的原话)
可见，现代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和逻辑与古代的宋江不差丝毫分别！
(二)为了使现代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党”理论站住脚，张宏良也采用了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小前提是真实的，大前提是虚构的！而且这个虚构的大前提是先有结论、从结论推导出来的。他先假设一旦推翻共产党可能出现的“恐怖”局面，死死咬住共产党万万不可打倒的结论，然后倒推出不能打倒的理由，虚构一个大前提！
张宏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乱七八糟的问题越来越多，中国越来越走向大动荡的灾难边缘，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这种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追根溯源，显然与现在的共产党有关！民众的视线不能不集中到这个共产党身上。从逻辑上推断，那就该打倒现在的共产党！但是，推翻共产党正是资产阶级极右势力梦寐以求的，民众无法接受与资产阶级右派坐到一条板凳上的现实，这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毕竟保留了热爱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他们对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企图通过反毛非毛、妖魔化毛泽东思想来反对共产党是难以接受的！但现在的共产党却变质了，很腐败、太不争气，背叛了毛主席、背弃了毛泽东思想，那该怎么办呢？打倒它，感情上不好接受；不打倒，它已经溃烂了。要保它，就得找理由！这就是张宏良费尽心机在做的事情！
其实，这种情况毛主席在30多年前就预料到了，在他生命路程的最后几年反复告诫：“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但当年谁也没有认真去想这个问题，都以为“这不可能”。谁知毛主席一去世，果真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果真摆在面前了。究竟要不要打倒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这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要打倒，又如何打倒？如果不打倒，又有什么其他办法？矛盾已经无法回避！
以张宏良为代表的相当一批自诩的“左派”人士选择了“不打倒”，提出“更新共产党”的解决办法。确定这种选择后，张宏良便开始寻找“不打倒”的理由和根据。终于，他从二个方面找到了“不打倒”的理由和依据：
一个是“胡锦涛新政”提出了“六大转变”的口号，同时，党内出现一股“健康力量”重新唱红歌、打黑除恶，重喊毛泽东思想，还时不时到井岗山、延安、西柏坡考察，做点继承革命遗志的姿态。这些现象，使张宏良看到“更新共产党”的希望。为此，他高度评价“胡锦涛新政”的伟大意义，称之为是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发展“正反合”的高级阶段，是综合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红色翻盘”。至于这种论断是不是符合事实，张宏良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先把“不打倒”共产党的理由和依据“找到”了再说。
另一个是张宏良看到共产党内部已经存在两股势力，那是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在内部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两大利益集团所依托党内代言人的反映。党内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那股势力掌握“党权”比较多，形成党内的官僚派。党内代表私人资产阶级利益的那股势力掌握行政权较多，张宏良称其为“官权”，其实就是党内的民主派。民主派是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代表，虽然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但主张推翻共产党，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军队非党化等等，要把中国由官僚资本主义变为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党内两股势力的矛盾，本质上乃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矛盾，但张宏良硬把它说成是“党权”与“官权”的斗争，并断言党权已经“基本空置”，“官权泛滥”已经把党权架空、不受党权的“任何约束”。然后把改革开放出现的所有问题统统扣到“官权”头上，为“党权”彻底洗脱干系。这样，“只反官权”，“不打倒”共产党的理由就成立了！
张宏良曲里拐弯地为“不打倒”共产党寻找依据，煞费苦心，也够为难他了！这与宋江为了“招安”，费尽心机通过李师师走“枕边”路线，何其相似乃尔！
(三)当然，如果“不打倒”共产党，只需“更新共产党”就能真正回归毛泽东思想、复兴社会主义，那确实是中华民族之大幸！问题是，这可能吗？是做梦？还是切实可行？
这使我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后期响应毛主席号召读《水浒传》、批宋江的经历。当时我被单位领导视为“理论水平最高”的大学生，在每天早上一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指定我当学习辅导员为大家讲解“水浒”故事。读《水浒传》、批宋江的背景发生在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批判右侧翻案风的时候。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要害是搞投降主义！在那个背景下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我们都以为是在隐喻批周总理。现在看来，完全是误解。其实，当时我们都没有理解毛主席号召读《水浒传》、批宋江的真实用意！
现在才体悟到，要正确理解毛主席号召读《水浒传》、批宋江的真实用意，就必须和毛主席当时反复强调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联系起来才能明白！老人家可能已经预料到，中央迟早会出修正主义。他心里清楚，如果真的出了修正主义，要么重上井冈山，要么投降修正主义。只此二种选择，没有第三条路！他问“你们怎么办？”，就是看看你们如何选择！你们有没有准备、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胆量重上井冈山？他号召读《水浒传》，就是要大家知道宋江搞投降主义最后是什么结果！你们会不会也搞投降主义呢？
很显然，宋江搞投降主义，被招安，最后去镇压方腊的农民起义，从梁山革命队伍的领袖变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这就是投降主义者的必然下场！
毛主席号召读《水浒传》、批宋江的深刻用意告诉我们，投降主义与卖国主义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卖国主义是对外出卖本民族利益，背叛本民族利益，投降外国的剥削阶级。投降主义则是出卖本阶级利益，背叛本阶级利益，投降国内的剥削阶级。两者是一丘之貉！
张宏良竭力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表明张宏良所谓的惩办汉奸卖国，他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说到底是要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现实，他所爱的国家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所以，别看现在张宏良痛骂汉奸卖国贼，慷慨激昂、义愤填膺，颇有良知。但是，只要他坚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幻想“更新共产党”，暗怀被修正主义共产党招安之意，存有为修正主义共产党效劳之心，那么，最后谁也不能保证他会不会象宋江一样，对真正的革命者大开杀戒！
(四)对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是毛主席晚年最担心、最忧虑的心头大事。他号召读《水浒传》、批宋江，也许是想测试一下，如果出现修正主义，有多少人会重上井冈山？多少人会搞投降主义？现在中央果真出了修正主义，甘当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人还真的占了大多数。这个事实证明，当年毛主席的担忧不无道理！他号召读《水浒传》、批宋江的用意，今天才被我们理解，真是料事如神！
现代“宋江”是一批人，除了张宏良公开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搞投降主义，还有许多自诩的“左派”也一起参与鼓噪。他们虽然批判党内的民主派势力，但力挺官僚派势力，美化官僚派的头面人物。污蔑反对修正主义共产党的真左派是“极端势力”、“左派幼稚病”，并描绘了一旦推翻修正主义共产党会“天下大乱、大分裂”的恐怖场面来吓唬民众，他们“紧紧团结”在修正主义集团周围，心甘情愿充当官僚资产阶级的帮凶！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竟然在“左派”队伍中有如此大的市场，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1)没有搞清楚“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问题。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党内就出现了两种意见的分歧。一种是修正主义观点，认为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过好日子，所以，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不管“白猫黑猫”，即使搞私有制、搞剥削也可以。另一种是马列主义观点，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过好日子，而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不消灭私有制、不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结果必然是少数人过好日子，大多数人并不能过上好日子，干革命也就白干了。所以，发展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阶级斗争，不能让剥削制度死灰复燃！共产党是搞“共产”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否则，共产党也就不称其为“共产党”了。如果仅仅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过好日子，那么，资产阶级政党就能这么做，共产党就没必要存在，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呢？
现代“宋江”们之所以会投降修正主义，就是在“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问题上，欣赏、赞同修正主义的做法、反感、排斥马列主义观点。他们不宣传“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反而鼓吹是“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见杨连旭5月28日发表于“乌有之乡”的《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及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法理基础》一文) 竭力为修正主义的做法寻找“合法”依据，以讨好修正主义，为官僚资产阶级效劳。这表明，现代“宋江”们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选择投降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不搞清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问题，就不可能认清修正主义的本质，就会把为革命立过功、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好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混淆，就会同情、宽容修正主义。为人民做好事的人未必是赞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修正主义一直利用这种所谓“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来迷惑民众。把发展经济、过好日子当作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结果只能是少数富人过好日子，大多数人要受剥削受压迫，所谓“共同富裕”，不过是富人的残羹剩饭分点给穷人而已。
(2)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追求小康生活，把过好日子、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所以，修正主义那套“发展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做法非常迎合他们的口味和需要，这是修正主义得以统治的社会基础。
是为过好日子奋斗，还是为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集中反映。
当年的马克思完全有条件当个律师或大学教授，潇潇洒洒、丰衣足食地度过一生，但他为了写《资本论》，为了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指明方向、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毅然决然抛弃一切优越的条件，宁愿贫困一生，连抽烟的钱也没有，还饿死一个孩子……。
毛主席原本也完全有条件去做生意，当老板，发财致富，但他却背井离乡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历尽千辛万苦，还牺牲了七位亲人的生命……。
新民主主义时期大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少爷小姐的阔绰生活或小资生活，自讨苦吃去投奔革命，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些事例说明什么？说明为个人“过好日子”是渺小的，至少不是人生的全部价值！只有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为人类的公平、正义而奋斗，才是崇高的生活目标，才是伟大的人生价值，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这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它贯穿于对待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之中。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评价人物和事件，才能认清各种不同意见纷争的本质，才能真正分辨出什么是伟人、什么是小人！
现代“宋江”们丢弃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剥削的革命目标，向修正主义乞讨“过好日子”而投降官僚资产阶级，维护名为“特色社会主义”、实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现实，正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
所以，这类“左派”即使在批判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反毛非毛的反动言行时，虽然也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时代，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赞颂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一心为大众、与人民心连心……一系列丰功伟绩和伟大品格，但并没有抓到或突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个核心！他们自以为拥护毛主席、拥护文革就是左派了，其实不然，在当今中国，只有坚持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本剥削的，才是真正的左派！没有这一条，即使拥护毛主席、赞成文革、批判改革开放、痛骂资产阶级右派，那也算不上真左派！区分真左派与假左派的标准，不是只看反毛或拥毛、反共或拥共，而是看要不要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本剥削！一边说拥护毛主席、回归毛泽东思想，一边支持、维持、美化背叛毛主席的共产党，这能是真左派吗？
不从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世界观角度看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多次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为什么会对“包产到户”的主张那么敏感、那么愤怒？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具体实践，只有读懂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毛主席。国内外反动势力污蔑毛主席搞“专制”、“独裁”、“为个人权力”、“出尔反尔”、“骄傲自大”……其实全是扯淡！因为他根本理解不了毛主席！现代“宋江”这类假左派之所以搞投降主义，其实也是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
(3)对修正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是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一步一步展开的。他们一边瓦解公有制、大搞私有化和资本官僚化、恢复资本剥削，历经三代领导人，始终不改保护私有制、保护资本剥削的根本宗旨！另一边则空喊“三个代表”、“六大转变”、“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唱红歌，抓点贪官，打几个黑社会组织，搞些改善民生的措施，空叫几句毛泽东思想的语录……，以此迷惑民众。
现代“宋江”们不仅自己被迷惑，而且还夸大、拔高这些迷惑人的假象去误导民众，诱惑民众把希望寄托在“更新共产党”的幻想上。走邪路的改革开放已经造成中国社会的全面溃烂，他们把责任统统归咎于“官权泛滥”、汉奸卖国贼身上，竭力为修正主义共产党洗刷罪责，以“更新共产党”的方式投降修正主义，忽悠民众在不可求得的幻想中苟且偷生！
其实，前苏联的教训早已证实“更新共产党”是一种幻想。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变为修正主义共产党，但没有人起来造反，没有另建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经苏共自身几代领导的“更新”，越变越修，不仅没有回归马列主义，反而在戈尔巴乔夫手中彻底垮台。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变修，是根本宗旨的改变，是政党性质的根本改变，是机体的彻底溃烂，根本不可能象佛教、基督教在历史上那样“更新”而重获新生，只能彻底打倒，重建新的革命党！把希望寄托在“更新共产党”身上，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4)缺乏为革命牺牲一切的精神。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光荣而艰巨！需要经过反复的斗争、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成功，所以，任何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志士仁人，都必须做好牺牲自己一切的准备！
只求“过好日子”的人生观，必然害怕革命，这是现代“宋江”们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本能而选择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为此，他们担忧一旦推翻修正主义共产党会出现“天下大乱、中国四分五裂”的恐怖局面。对于这种担忧，要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人生观来对待了。对于革命者来说，虽然要尽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些牺牲是无法回避的。革命肯定会有牺牲，不经过天下大乱，就无法天下大治！即使会四分五裂，也得面对！既要看到分裂势力的猖獗，又要相信反分裂势力的能量，怎么可能再也没有重新统一的机会呢？乱，只能是乱敌人，无产阶级反倒能在大乱中求得可能解放的机会！否则，象现在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怎么可能复兴社会主义？如果怕动乱，那就只能永远在“稳定”中苟且偷生。苟且偷生是叛徒、投降者的生活方式，不是革命者的人生价值！无产阶级的命运从来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苏东国家的修正主义共产党倒台后，虽然动乱了、分裂了，但革命力量也有了生存的机会，有了从长计议、壮大发展的机会。否则，继续“稳定压倒一切”、修正主义一统天下，那么，无产阶级永远只能在修正主义的淫威下苟延残喘地挣扎！
对于社会动乱的问题，不同阶级的态度必然不同。从历史的角度看，天大大乱、四分五裂有时是坏事，有时未必是坏事。在当今中国，如果天大大乱、四分五裂对于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来说绝对是坏事，他们怕动乱、需要靠“稳定压倒一切”来剥削和压迫民众。但对无产阶级来说，动乱未必全是坏事！天大大乱、四分五裂不是无产阶级想要的，而是资产阶级逼的，是他们逼得民众不得不造反的！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究竟是要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没有尊严、没有幸福而稳定统一的国家？还是宁要有争取到自己的权利、地位、尊严、幸福的机会，但暂时动乱、甚至暂时分裂的国家？这是无产阶级面对的选择！何况，打倒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未必一定会出现天下大乱、四分五裂的状况。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要看未来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
从客观环境来说，当今中国其实已经比“万恶的旧社会”还万恶！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官场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旧社会。但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关键是缺少毛主席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反而有一大批宋江式的领军人物！而且民众的革命觉悟还不高，至今仍被“宋江”们和修正主义所忽悠，还充满了“更新共产党”的幻想。所以，革命的路程还很漫长。
如要提高民众的革命觉悟，必需使民众认清现代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动本质，戳穿“宋江”们搞投降主义的欺骗性。他们的忽悠手法分为4个步骤：
A、先是利用民众对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反毛非毛的仇恨和热爱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的感情，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给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共产党的脸上贴金。所以，现在仍然在高歌“党啊！亲爱的母亲，我爱你！”继续在唱红歌、演样板戏、讲革命故事。但并不是为了继承革命传统，而是为了贴金。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好比被抓的贪污犯总是用过去的功劳为现在的罪行“贴金”，以减轻罪责。)
B、然后人为地把“党权”和“官权”分开，把“党权”说成是“健康力量”、“更新共产党”的希望，说“党权”已经对剥削制度“红色翻盘”、“回归社会主义”了。因此，必须“紧紧团结”在“党权”的周围。(好比贪官竭力把自己和老婆分开来，以表白自己的清白。)
C、再把改革开放出现的种种矛盾和所有问题的责任统统扣到“官权”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身上，是“官权泛滥”、“不受党权的任何约束”，才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的，与“党权”毫不相干。(好比贪官说贪污脏款都是老婆收下的，自己毫不知情，以推卸罪责。)
D、因此，可以反贪官、反资产阶级右派势力，但不能反共产党！如果推翻共产党必然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而且再也不可能统一了。凡是想推翻共产党的人，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就是“极左”分子、“极端势力”、“左派幼稚病”！(这等于是说贪官的老婆该判，贪官反倒没事。如果判了贪官，法官吃不了，也得兜得走。)
总之，“宋江”们就是用这种先软后硬、软硬兼施，规劝与恐吓相结合的手段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的未来，就看人民什么时候觉悟、觉悟到什么程度了！
作者联系邮址：ssg_01@126.com

附：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张宏良
作者：张宏良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15608    更新时间：2010-6-4
历史劫难，血映红天。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中国封建王朝统一迄今二千多年，所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概括出一条历史铁律：“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大特点。
中国社会历史的这个特点，是由宰相作为官权代表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是由官权与皇权相分离以及与民权相对立的矛盾性质决定的。在由皇权、官权、民权和洋权所组成的权力结构中，由于平时洋权被阻挡在国家政治之外，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矛盾便表现为是官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家与皇家之间的矛盾。
官权集团对下与民众的矛盾和对上与皇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把民众与皇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皇家即是天下，天下即是皇家，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是天下的主子，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
即便是反皇帝，也只是反对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而绝不反对皇权本身。因为在农业社会即定的历史条件下，失去皇权中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蒙古进入中原、满清入关等所有皇权崩溃时期，无一不是十室九空、百里无鸡鸣、千里无人烟的大规模人口灭绝时期。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期间刚烈血性的汉族人几乎全被杀光，剩下的大多是苟且偷生、媚强欺弱之辈，由此汉奸成为中国最大的历史特产。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无论是恪守“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武阶层，还是奉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般百姓，都把天下统一看作是最高道德信条。
老百姓不是不知道诛杀岳飞的并非只是秦桧，还有背后的指使者皇帝赵构，老百姓之所以让秦桧骂名千古而不提赵构，是因为赵构杀岳飞至少还是为了保住国家（尽管这里实际要保住的仅仅是个人皇权），而秦桧杀岳飞则是为了出卖国家。中国老百姓不仅在杀岳飞的问题上，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杀自己的问题上同样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中国官权集团在客观上推动民众聚集到皇权周围的同时，他们自身则自发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围，因为宰相是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是与皇权相分离的官权集团的政治核心。皇权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产，因而在主观上不会祸国卖国，不会形成祸害国家的利益动机；但是官权集团则不同，官权集团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完全是对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对立关系，出卖国家利益越多，获取个人利益就越大。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官权集团平时搜刮百姓，乱时出卖国家；平时与百姓利益相对立，乱时与国家利益相分离。
由于民众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又完全依赖于官权统治，这种民权完全空白、皇权基本虚置的历史状况，必然造成官权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约束。皇权约束官权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权内部的“窝里斗”来实现相互制衡。虽然官权内部的“窝里斗”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但是却把“窝里斗”逐步变成了一种民族秉性，摧毁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摧毁了民族的意志力和凝聚力。使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民族冲突中，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最软弱的民族。
由于中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官权集团手中，而官权集团又是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集团。所以，宋代以后入侵中国的所有外来势力，都不再想方设法去战胜中国的军事、政治和国防力量，而是想方设法去收买中国的官权集团，而收买中国官权集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买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宰相。于是，宰相便成为中国兴衰治乱、国家安危的历史关键，便成为历朝历代所有外来入侵势力收买的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历史铁律。
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便常常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国家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维护国家利益与出卖国家利益之间的斗争。特别是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斗争，往往都是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每当官权与皇权矛盾激化以及官民之间矛盾激化时，作为官权最高代表的宰相，就必然会走向历史反面，成为反动势力、分裂势力和卖国势力的政治代表。国家盛衰兴亡的矛盾，自然就集中到宰相身上。这就造成了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现象，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而是取决于文臣和宰相。从而形成了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悲剧现象。
那位自杀殉国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亚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怎奈重振朝纲、复兴国家的所有宏图大略，尽数被宰相化为泡影。不甘失败的崇祯皇帝，以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无畏勇气，连续不断地废黜和更换妨碍国家振兴的宰相，十七年间竟然更换了50多个宰相，不屈的决心和意志可谓是惊心动魄。只可惜，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这位“生于末世运偏消”杰出帝王连同大明王朝一起，最终还是毁在了宰相代表的官权手中。崇祯皇帝最后在煤山吊死之前不禁悲愤地对天长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叹罢，引颈自戮，一代明主，就此魂飞魄散。
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宰相李鸿章，更是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被当今中国买办汉奸势力讴歌为近代中国改革开放先驱的李鸿章，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把洋务运动变成了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在帮助洋人掠夺中国财富的过程中，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四千万两家族资产，超过大清王朝许多年份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老百姓讥讽为“宰相合肥天下瘦”。而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可她仍然不甘心接受洋务运动已变成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这一基本事实，毅然决然对西方列强十多个国家宣战。宣战后慈禧太后才发现，皇家军队已经变成了国家军队，帝王国家已经变成了宰相国家，李鸿章率领各地政府单独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投降协议，慈禧太后竟无一兵一卒对外作战，绝望之下，只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后连慈禧太后自己那条老命，还是拜托李鸿章请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来。
中国后来的买办汉奸为了给自己保留后路，却把卖国罪名反手扣在了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头上。其实，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居然坚信不疑，不仅自己坚信不疑，还声嘶力竭地广为宣传，从而使汉奸文化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官僚买办集团豢养的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之所以会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汉奸文化这个真正根源。欧洲二战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叛国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坚决诛杀叛国者个人，像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至今仍然在追杀惩办历史上的“汉奸”，更是无人认为是制度问题。
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珅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李鸿章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放手卖国、放手贪腐，是因为李鸿章发现了此前任何宰相都没有发现的一条安全退路——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正是凭借李鸿章卖国获取的四千万两白银的家产，李鸿章所有后代子女无一例外地云游世界、定居欧美等西方国家，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因为李鸿章开辟了老子卖国、儿子出国的买办路线图，后来者才会比李鸿章更加无所顾忌地走上祸国、卖国，乃至最后灭国的罪恶道路。李鸿章也意识到一旦具有了财产和亲属转移国外这条退路，后来者卖国的程度和规模将会远远超过以往所有卖国的总和，所以李鸿章才会由衷慨叹道：“吾辈卖国，非为大也，百年后后生必当与时俱进，后来居上也”，直到最后临死之前，李鸿章还在安慰周围的亲信和家人说：“今日国人骂我等卖国，殊不知将来卖国者，会百倍千倍地超过我们”。
李鸿章毕竟是智慧超群的一代大政治家，准确道出了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汉代苏武留胡十九年，冰天雪地气节不变，除了源自于个人崇高品格之外，还与汉武帝灭绝被俘投降的李陵全家有关。虽然苏武身在匈奴，可全部家人都在汉朝。国家，国家，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家在哪里，国便在哪里；家在哪国，便效忠于哪国。李鸿章之所以坚信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就是因为他知道后来者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比自己更加方便。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卓越不凡的深刻见识。的确，如果中国的买办也像墨索里尼那样尸体倒挂在电线杆上；如果中国的汉奸也像“法奸”那样，男人被随便打死，女人被脱光游街；如果中国也像韩国那样，时至今日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那么，相信李鸿章宁可回家当卖红薯的落魄书生，也绝不会当万人唾骂的卖国宰相。中国也就肯定不会成为买办当朝、汉奸遍地的肥大国家。
可见，宰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中国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科举取士又决定了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这就为宰相代表的官权集团套上了一个历史护身符，官权泛滥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剧根源。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秦国焚书坑儒，秦国一统天下。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鸿章正是根据汉奸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十分自信地预言，后来者在卖国规模上，将会百倍千倍地超过他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并且进一步预言，按照这种汉奸文化发展下去，中国将会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不身在生死存亡的当今危局之中，很难理解李鸿章三千年概念的深刻之处。中国三皇五帝距今约五千年，夏朝建国距今约四千年，秦朝统一中国距今约二千年；而李鸿章不说五千年之变局，不说四千年之变局，也不说二千年之变局，单单只说三千年之变局；这反映了李鸿章不仅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宰相，同时也是见解超凡的一代思想大家。建立在礼乐制度和礼义廉耻基础上的东方文化，就是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形成的。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和以礼乐制度为基础的政治伦理，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的两条历史纽带，一旦丧尽礼义廉耻和出现礼崩乐坏，中华民族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深渊。
显然，李鸿章从当时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中，看到了国民丧尽礼义廉耻和国家出现礼崩乐坏的末日恐怖；从自己的卖国宰相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了一旦官文化与汉奸文化合流并由汉奸文化所主导，亡国灭种的大祸将不可避免；身居宰相高位的李鸿章更是明白，宰相恰恰是官权、买办和汉奸三种力量互相融合的天然载体；正是据此推论，李鸿章才会发出中国必将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感叹。毕竟，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的权力最大的宰相，把全国资源乃至皇家命运都攥在手中；此前无论是秦朝赵高、宋朝秦桧、明朝魏忠贤，还是当朝宰相和珅，他们无一例外地还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从事各种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而唯独宰相李鸿章，根本不需要借助皇家名义，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内政外交，西方列强也指定只有宰相李鸿章有权代表中国。正是李鸿章无人能比的特殊宰相地位，使李鸿章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前景。
在中国历史上，由宰相直接掌控国家权力和天下资源的，唯独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协助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造成中华民族差点儿亡国灭种的，也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死前预言中国将要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还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亡于宰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亡于宰相。中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边权力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宰相一旦通过“民主手段”制住皇上，必然会把国家作为换取个人财产的筹码，哪怕是用国家亿万资产去换取老婆一个戒指，也会十分轻松地在所不惜。所以唯独中国，才会出现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历史现象。
李鸿章是中国有史以来卖国规模最大的宰相，超过以往历史上所有卖国宰相的卖国总和，可是他却信誓旦旦地宣称，百年之后的卖国者，将会百倍千倍地超过他卖国的规模。李鸿章时期，已经把中国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尽数交给了洋人瓜分，仅一场京津大屠杀，八国联军就把中国老百姓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超过百倍千倍，那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惨烈景象！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将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莫说是三千年间的悲剧有多惨，仅魏晋南北朝以来，死亡百姓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大乱就不下八次，然而在李鸿章看来，死亡人口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历次大乱，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比，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真不知道在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还会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活着看到这句话？
最近，常常仰望星空，可是无论将目光投向何方，看到的总是李鸿章这句话，天际间隆隆滚过的声音，亦同样是李鸿章这句话。除此之外，天幕上悬挂的就只有八个大字：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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