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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1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
        公诉人: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
        被告人:陆渭文，男，四十六岁，常熟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铸造一厂工人，住本市南长街一百二十五号。现在押。
        被告人:袁达洪，男，四十二岁，无锡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第十中学教师，住本市塘泾新村十二号204室。现在押。
        辩护人:无锡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孟邻。律师工作者李雪芳。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因反革命一案，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出庭支持公诉，经本院依法不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X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XX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上列二被告，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严肃国法，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前羇押的日期，以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止]
        二，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羇押的日期，一一日折抵一日，即自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起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员 汪承苍
        人民陪审员陈锡彬
        人民陪审员陆华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院印章]
        书 记 员 赵宛聪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 锡 市 中 院 驳 回 通 知 书》
        [1992]刑二申字第49号
        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市中院印章]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 苏 省 高 院 驳回 通 知 书》
        [1997]苏刑监字第223号
        陆渭文：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1980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晉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高院印章
    
    二00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
        新村15号202室，邮编是214026，电话号码是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26号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
        于1992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年8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回”[附件]
        于1997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98年12月“予以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
        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x的死”这两句与本人无关。 所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是故意
        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同行人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
        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82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
        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二，1992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三，1998年11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
        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1， 1， 1， 1， 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2， 2， 2， 2， 在省高院的复查中仍然是偏听偏信，当时的所谓揭发材料，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有人为
        立功交代问题，对待言论的回忆，以谁为准？
        四，如此简单的案情，当事人申诉20年，而不给平反纠错，问题的结症所在，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市委作过的决定。
        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如果这样，要法律何用？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空话。
        要求，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再次复查，纠正这一冤案。
        希望，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居然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几日后答复曰，该案已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今后不再受理，来信也不再回复。
        即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不死，苦心等待。
        近日，又闻肖扬院长之声，”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错难纠，甚至有错不纠，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10．28．
    
    一九六九年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陆兰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这几天，满城敲锣打鼓，满街都是大幅标语，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６６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而且农民至今还是集体所有制。
　　列宁早就下过结论，农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虽然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但他们自身还是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何况，将来工业的发展，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特别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工人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农业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能左右世界局势的国家；而只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相剥相，成为他们的变相殖民地，永远不得翻身。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工人。中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工人人口占多少我不了解，但数量肯定是不算多的。如果前三届毕业生都分配到工厂、矿山学工，到现在多是相当成熟的工人或徒工了。
　　而现在他们却都在农村。以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而发生这种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
　　有人认为，把大批城市人口疏散下乡，是消灭城乡差别的一种简捷途径。我并不反对把城市的闲散人口疏散下乡；但如果把大批知识青年疏散下乡，试想一想是什么情景呢？农业人口增多了，工业人口相应地减少了，农业装备也就更困难了，农业就只好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形成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的畸形发展，工农业的矛盾就更突出了，城乡差别能从本质上消灭么？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工业不断发展，突破城乡界限向农村渗透，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所代替，工业面积日益增大，农村面积日益缩小，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工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矿山，最后剩下必要的农业，被强大的工业装备起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这才最后从本质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甚至消灭了工人和农民思想感情上的差别。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有一百万俄国农民，被德军俘去送到德国的工厂做苦工，结果却为苏联培养了一百万产业大军，在苏联的工业化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旧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大批的、数以百万计的、成熟的产业军，只有靠我们自己培养。现在又到了应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了，还有很多机关单位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说，从战略出发，城市应该疏散人口，那么，是否可以让这些青年跟随工厂一起迁移呢？如果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才把他们送到农村中去，请想想，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只相当于四美元，世界上那里去找这么廉价的工人呢？何况，他们的劳动还能产生价值？各宣传机构，是否也能考虑一下宣传的内容呢？记得过去报纸上还对已分配到工厂的学生坚决要求下乡进行表扬，这种宣传方向就更不对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向这里的负责同志写过汇报，希望能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但下面的意见不一定能及时反映上去；即使反映了，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容易引起注意。这几天在锣鼓喧天的报喜声中，我不能不给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们写这封信，要求大家一起，本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过，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不应无条件服从。又说，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不管他是扫大街的，挖煤的，还是挑大粪的。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增加一些工厂的负担，但工人同志们想到国家发展的前景，是会乐意承担这样的培训任务的。各地农村的同志们，为了同样的目标，也是会乐于让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工厂里去的。而且他们自己的青年，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去的。
　　当前，负担大批知识青年的生活费用，国家可能有困难。关于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想革命的家长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暂时再继续负担一段时间子女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谅解的。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政策都是反面教育。毛主席向来是允许大家独立思考的。
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一个人说话不一定有效，大家一起来做工作，效力就大了。毛主席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
    陆兰秀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附言：
　　这封公开信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各革命家长、各革命师长、各级领导同志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意见是正确的，就请这样做，这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的；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意见不对，而你们原来的做法是对的，我就收回这封信，保留我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各人可以独立思考，但真理只有一个，将来总有一天，不同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到那时，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可以共同研究其他一系列问题，并把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求得解决。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迟一点早一点关系不大，只是早解决困难少一点，迟解决困难多一点罢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们印发了一些毛主席的讲话摘录，证明毛主席很早就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的民主制和国家机器的性质等思想，都没有贯彻下来。我想，这一则因为都是新问题，干部水平有限，吃不透毛主席的意图，执行起来总是有距离；二则人民没能真正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这些讲话都已流传于全国，毛主席允许人们独立思考，人们也没有养成这种民主习惯。所以长期以来，凡事总待毛主席决定。这样下去，全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学习使用民主这个武器呢！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诸多的几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例如：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等等。这么好的礼物，人们在世界上那个国家见过呢？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曾对人民说过，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只是它做的事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是“被统治者”。我这是从实质来说的，在文字上，是“被领导者”。
　　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在社会上居于什么地位，是被统治者，还是世界的主人。毛主席给了人民最珍贵的礼物，给了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叫人民自己起来做世界的主人，而把国家机器看成加工厂。毛主席是真正的人民队伍里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把上方宝剑送给了人民，而自己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应该不辜负毛主席的深情厚意，赶快接过来并使用起来。如果毛主席给了，人民不接不用，或者不敢使用，象叶公好龙一样，天天喊民主，真的民主来了，又害怕起来，有困难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叫毛主席怎么办？他就只好耐心等待人民　自己教育自己，甚至加强反面教育，迫使人民觉悟到民主的重要性。
　　有些英雄们写了一些美丽的诗句，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是人们用以表达对毛主席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向各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前进，人们应该紧跟那一位毛主席呢？万一将来战争发生，失去和毛主席的联系，人们怎样应付突发事变，又怎样独立作战呢？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有人说，跟着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七亿人民尽舜尧，是毛主席的最高理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毛主席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我提出我的想法。这封信是写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也是写给全国人民的。因为哪家没有家长，哪家没有子女呢？要求全国人民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在真理面前不要退缩。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当他看到人民开始运用民主的武器行动起来时，他一定高兴。人民开始觉醒了，地平线上就出现曙光了。
□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成家出版社出版。摘自《新世纪》网站
    
    二、研究资料
    
    《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董国强）    一、引子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着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　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６月１２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所谓“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１〕：　　６月１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２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于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日作出了〈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该文件指出〔２〕：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３日《新华日报》和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我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同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诬称６月２日发生在溧阳分校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资产积极保皇派”、“黑帮”。这纯属诬蔑、歪曲。为此，校党委决定：对因“六．二”事件受迫害的康贻宽、徐福基、秦向阳、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部和群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甚么人们的理解和评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１９６６年初夏的历史现场。二、溧阳分校的大字报　　当年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位于宁杭公路边，距离南京市大约九十公里，原来是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占地面积约为１，３２０亩。“六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溧阳分校正处于筹建阶段，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是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师生。　　溧阳分校的创办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早在１９６１年７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３〕。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４〕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７日作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此外还拟定了建设溧阳分校的八点具体方案〔５〕。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　　１９６６年２月底，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花了三天时间徒步行军抵达溧阳果园。起初因为没有校舍，师生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初步安顿下来以后，学校领导计划集中３、４、５三个月的时间建设一批“乾打垒”〔６〕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然后再陆续建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进行半工半读教改实践。一些亲历者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此后三个月的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　　一位当年的政治系学生回忆说〔７〕：　　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劳动的时间太长，就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　　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　　除了劳动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满意。一位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８〕：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萧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　　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９〕。　　由此可见，许多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匡亚明个人的，倒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学生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不满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他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六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溧阳分校的广大师生是在６月２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１０〕。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由于当年那些大字报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大字报的原始风貌。不过通过新华社电讯的简要介绍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些大字报的大致内容还是清楚的：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字报内容，第一条属于政治表态性质，无须深究；第二条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还要作出分析说明；第三条则完全不顾溧阳分校筹建的背景和初衷，明显带有“诛心”之论的味道。匡亚明对“六二事件”的过激反应显然与此有重要关联。三、匡亚明的“反击”　　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匡亚明的时候，常常会以一种赞誉的口吻提到他的多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四十多年前，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气质有时是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二事件”爆发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恐怕是局外人难以理解和想像的。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择要说来：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切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匡亚明无疑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匡亚明又不得不随时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搞一些与上述教育思想无关甚至冲突的举措。前文所述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就是他身上“党性”战胜“个性”的具体表现。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有增无已。在５月７日江苏省委召集的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甚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个人政治嗅觉迟钝，匡亚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从毛泽东那些含义晦涩的言谈话语中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为了有所动作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烦，他在５月１１日的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按照一般的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三家村”是中央已经定性的“三反份子”，把他们作为批判对象应该没有甚么疑问；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张的一个积极呼应；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则是积极贯彻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以后，匡还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从溧阳分校各年级抽调了十几个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大批判组”，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匡亚明主观上对上级的号召是亦步亦趋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按语”。那还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对这封来信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又不便对之公开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１１〕。这个“编者按”的确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不过这个事件只能说明匡亚明由于消息闭塞，未能及时掌握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最新动向，而不能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质疑和挑战。　　因此在匡亚明自己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在无产阶级“党性”还是在个人“良知”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大字报中那些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诛心”之论无疑激怒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谓“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与南京大学和前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有关的谈话。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视察各地工作时曾经说过〔１２〕：　　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此时此刻回想起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不能不促使匡亚明将“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对他个人的党性和忠诚的严峻考验。如果他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陈毅人的覆辙。因此他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　　一位亲历者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匡亚明获悉“六二事件”后赶往溧阳分校时的杀气〔１３〕：　　非常突然地，我在大字报的现场看到了匡校长。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过去了。　　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说我见过，我们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十八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了大祸了。　　当天匡亚明就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６月３日上午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斗有关学生和教师。６月３日下午回到南京，他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六二事件”以及处理经过，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据统计，在６月２日至５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１４〕。　　关于匡亚明组织“反击”的具体情形，一位亲历者回忆说〔１５〕：　　当时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是跟着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几个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　　首先批判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而我们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所以匡校长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所谓批斗会的模式，就是一旦哪个人被确定为批斗对象，立刻就发动群众起来，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的往你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秘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　　看到平时我们尊敬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批斗，甚至于有的人开始动手，我们当时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　　另一个亲历者回忆说〔１６〕：　　学校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之后，我那个党员老乡纠集了我们班八个出身最好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甚么〉。这是当年“反右”运动时《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八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１２点，紧急集合。刚刚被任命为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的Q老师（原党支部书记藉故离开分校），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他还叫写了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然后，他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下半夜了，我们写大字报的同学都不敢睡觉，坐在宿舍里学习和写检查。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遭到蚊虫叮咬，很是受罪。那些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这时就贴反击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就牺牲我们了。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我们即使想睡觉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我们的学习材料，一方面还要写检讨。　　以上对“右派”学生、教师的处理办法是否出于匡亚明的直接授意，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即使不是出于他的直接授意，匡亚明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亲历者都公道地指出，匡亚明和分校负责人对“反击”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成分，“反击”的方式方法又过于残酷，这不但造成了被批斗者的怨恨，而且使得一些旁观者的感情天平发生了向不利于匡的一端倾斜。四、江苏省委的介入　　当造反学生与匡亚明形成对峙的时候，江苏省委的介入无疑举足轻重。但是这种介入多少显得有些来迟。究其原因，如果说匡亚明未能及时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那么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六二事件”发生以后，江苏省委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他们也派了人去溧阳分校，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据一位当年在溧阳分校政治处工作的教师回忆〔１７〕：　　在５月２５日前后，省委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就鬼鬼祟祟地到处摸情况，然后再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但是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　　这位老师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按照一般的分析，既然北大揪出了陆平，那么南大当然可以对等地揪出匡亚明。但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匡亚明，行政六级干部，其资历和声望又岂是“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陆平可以相比的？如果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支持，江苏省委宣布打倒匡亚明，他匡亚明会买账吗？关于此前匡亚明与江苏省委的关系，我们在南大师生中听过许多与以下描述大同小异的说法〔１８〕：　　匡的个性比较强，干革命的资历也比较老，行政级别比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对于省委这些人呢他就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他就带一本英文的《资本论》去看。　　不过一旦中央作出“倒匡”的决定，江苏省委负责人会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当时在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是康生。他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于是江苏省委于６月６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６月８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在此背景下，溧阳分校的斗争形势迅速出现逆转。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１９〕：　　到了６月５、６日的样子，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他向我们传达了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匡很快找到了徐福基，下达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是好人犯错误，学校里不予追究了，所有问题“一风吹”。　　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感到没有事了，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６月７、８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　　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　　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问他们是哪来的？　　他们说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他们来干甚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甚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索。　　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２０〕：　　我们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都感觉对不起党。实际上江苏省委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了。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本来的斗争对象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派省委宣传部领导率领的调查组进入学校，而我们呢还不知道。　　６月８号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　　我们集合以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在会上向全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听完这个话以后，我们都激动得哭了。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心里面激动啊！而批斗过我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但是，那几个被批判的、被拳打脚踢的老师还不敢动。　　然而省委的介入也诱发了一些新问题。一位亲历者告诉我们〔２１〕：　　省委调查组在大会上宣布支持我们，下面是欢声雷动。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甚么？”当时大家认为被整了，心里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　　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不要再纠缠了。　　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分校实际上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大概到了９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那个时候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晚上蚊子又多，大家觉得这个夏天怎么过呀！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革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还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叫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　　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我们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南京。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６月１０日和１２日又发表谈话。听到传达以后，江渭清从华东局回到南京，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２２〕。等到溧阳分校师生返校的时候，这边早已做好了准备，不但留在南大本部的所有理科学生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许多其他在宁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大，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一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２３〕：　　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大沸腾了！理科的学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看到我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我们以一种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所以那个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当时那个情形啊，真是人山人海！我们都激动的哭了。　　１２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２４〕。　　此后事态的发展，在江渭清的回忆录中有简略的描述〔２５〕：　《新华日报》从６月１３日起，除错误地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外，还错误地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同志的点名批判。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所谓“大辩论”。　　一位教师回忆了后来学生斗争匡亚明的情况〔２６〕：　　当时在南大大操场批斗了匡亚明，我印象当中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６月１５日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２７〕。７月４日，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２８〕。　　至此，南大学生的“倒匡”运动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五、“倒匡”事件的历史反思　　南京大学的“倒匡”事件无疑标志着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南大“倒匡”事件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介入事件的学生、教师和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六二事件”爆发前都与匡亚明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客观地讲，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造反的学生而言，最初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无非是艰苦的建校劳动和闭塞的乡村文化生活，他们的最基本诉求无非就是尽早离开农村回到城市。这至多表明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实际上收效甚微。就匡亚明而言，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无非是希望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与此前许多教育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似乎也没有多少值得指责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些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错误的想法，为甚么在当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样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为甚么最后会走到暴力对抗的边缘？是甚么因素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激化，最终给大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学生和匡亚明都是极“左”观念的受害者。一位当年的造反学生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并不讳言自己那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忘旧社会的苦，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讲人情，斗争哲学”之类的信条。另一位当年参与镇压学生的党员教师则十分强调“反右运动”对学校当局和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右派份子向党进攻”。联系到当年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上述言说的真实性。它们的确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奇特影像。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矛盾双方的那些过火言行就不难理解了——那些言行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外在表现。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极“左”观念难道是“六二事件”成因的唯一解释吗？在“倒匡”学生与匡亚明的思想深处，有没有其他值得检讨的东西？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吗？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参与演出“六二事件”的有关各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匡亚明虽然在“六二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依靠高压手段制服了造反学生，但是江苏省委介入后，他在南大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个人遭到批斗和长期监禁；江苏省委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也只能自保于一时，８月以后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迅速将旧省委吞没，省委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南大的学生造反派尽管在“文革”前期的“造反”、“夺权”运动中风光一时，但是到１９６８年３月江苏省实现“大联合”之后他们立刻遭到唾弃，在“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斗、监禁，许多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由此可见，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南大校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文革”爆发时，全校有教职工２，７８４人，学生５，９１１人，共８，６９５人。“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５３３人，面上审查的１００人，计６３３人，占全校总人数的７·３％（不包括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审查的８００多人）。当时有教授７０人，副教授３５人，计１０５人。除一人因病住医院于１９６８年病逝未受冲击外，１０４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和冲击，绝大多数被抄家、挂牌、关“牛棚”，不少人被扣上“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全校被定为“敌我矛盾”的１３２人。审查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２７人。“文革”结束后，南大共清理、销毁各种检举揭发材料重量达３，２１９斤〔２９〕。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南京大学的“文革”还不算是十分惨烈的……注释：１、１０、１４、２４　《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２　〈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页５９０－５９１。３　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２８２。４　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４９３。５　〈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９６－９７。６　“乾打垒”是一种用毛竹、稻草、泥土和石棉瓦搭成的简陋房屋。７、１５、２０、２３　笔者与J先生的访谈记录，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８、１３、１６、１８、１９、２１　笔者与C先生的访谈记录，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９、１７、２６　笔者与G先生的访谈记录，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１１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页３７６。１２　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２、２５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５１５；５１６－１７。２７　〈省委南京大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南大党委联合通知（第一号）〉，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２３５。２８　〈工作队、党委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２３７。２９　〈南京大学落实政策工作总结〉，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６０２－６０３。□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四期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５·１６”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５·１６”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５·１６”组织。然而自１９７０年４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５·１６”运动，１９７１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　十三万人被打成“５·１６”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５·１６”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５·１６”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３２０”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５·１６”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５·１６”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５·１６”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５·１６”。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５·１６”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５·１６”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５·１６”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５·１６”，还列出３１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５·１６”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１９７０年４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５·１６”说不过去。１９７５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１３万多人被打成“５·１６”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２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２０００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３６人，被严刑拷打重伤１００多人；滨海县死亡１８人，伤残６０多人。　　◇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５·１６”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５·１６”敌情最严重的单位。１９７０年４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５·１６”分子１０８人，点名“５·１６”２４８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１１５４人，共有１５６０人卷入了“５·１６”漩涡。其中有２１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５·１６”？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１３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５·１６”，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５·１６”，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５·１６”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５·１６”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５·１６”。１９７１年２月靠边审查，１９７１年１０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５·１６”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７２％，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３８％，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４１％，地市一把手中占６９％。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５·１６”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材料。据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２９８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８４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１１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江苏清查“５·１６”，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５０００人左右。清查“５·１６”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１９７１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６０％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５·１６”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５·１６”的高潮在１９７１年。经过“春季攻势”，到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打成“５·１６”的占３３。４％。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５５．５％，处级干部占４２％，一般干部占３０％。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多达２４００余人，连同已经打成“５·１６”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４５人中有２５人打成“５·１６”，其中有８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５·１６”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５·１６”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４３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５·１６”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５·１６”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６４名“留守人员”，有３９人打成“５·１６”。打成“５·１６”的局领导占６０％，处室负责人占６２％，党支部委员占８０％，党员占６４％，党支部几乎成了“５·１６”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５·１６”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５·１６”的重点。１０００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５·１６”关押１００多人，逼死５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有的科研单位１００％的科以上干部和８０％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５·１６”。　　省科技局在清查“５·１６”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１９７２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５·１６”，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２００多人辛勤劳动，投资５００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省五七干校，１９７１年有３０００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１０００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５·１６”开始后陆续进来的。１９７１年４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１００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５·１６”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１９７１年底已增加至２００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１０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６０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１９７１年底，干校３０００多人中，点名为“５·１６”审查的有１６００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４００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８０％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５·１６”、批臭“５·１６”、深挖“５·１６”、全歼“５·１６”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１０多小时（最长１９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５·１６”，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５·１６”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５·１６”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５·１６”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５·１６”。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５·１６”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５·１６”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１９７１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９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５·１６”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　清查“５·１６”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５·１６”大本营，将清查“５·１６”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２万多人的清查“５·１６”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３９００多个、２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２０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１２００多场，收到举报材料２万多件。在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１０月，４个多月内就有５０００多人打成“５·１６”，其中骨干６００多人。到１９７２年底，２万多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３００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３３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５·１６”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５·１６”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５·１６”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５·１６”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３００多名“５·１６”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５·１６”，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５·１６”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５·１６”。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６００多干警，１５９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４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５·１６”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４５０余人，至１９７１年底已有１０７人打成“５·１６”，加上挂上“大名单”的２００余人，也占７０％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５·１６”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５·１６”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５·１６”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５·１６”。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５·１６”问题，人人都要过“５·１６”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５·１６”。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５·１６”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１３人，打成“５·１６”的６人，挂上“大名单”的４人；中层干部８４人，打成“５·１６”的４３人，占５１％。地区公检法机关５００余干警，打成“５·１６”的３２７人，占６５％。　　江苏清查“５·１６”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二00三年四月三日，孙维申：《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人性的权要人物拖进了“处处牢房遍地鲜血”的恐怖的大黑洞……。但是，这段历史被有些人有这是三十年前的一场恶梦，整个城市都被某些为了权势而泯灭了意或无意地掩盖了、歪曲了。掩盖或歪曲历史，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都是不负责任的。为了今天改革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笔者遵循一位伟大思想家关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名言，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记述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祈望读者和学者诸公能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总结出有益于社会的经验教训。
    挖地三尺 一个不漏
    你听到“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这个词儿，会作何感想呢？也许你会想到那些冒着雨雪风霜或烈日曝烤，忙忙碌碌的考古工作者。不由得对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产生无限敬意。也许你又会想起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挥汗的农民，那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更显珍贵。如果你知道这是一种政治变态心理支配下，笼罩着整个城市的歇斯底里政治大迫害行动口号后，不会毛骨悚然吗？我听到一些过来人说，“何必再回想那些早已过去的事情。历史是根据需要写的，那些陈年往事也许方志上就用寥寥几个字就含糊过去。也许一个字都不会提到……”。是吗？历史就是那么随便由人搓捏！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恶梦，晨曦、鸟鸣外加一阵和煦的清风就能把它驱散得无影无踪？！
    人类难道能靠忘却或臆造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吗？人类难道靠着对昨天稀里糊涂的记忆，来求得有把握的，明朗清晰的明天吗？政治健忘症是人类进步的大敌。遗忘不可能克制历史留下来的病毒。你若不经意把它淡忘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旧病毒经过一番变异更新再出来横行于世，恶梦又会变成现实。历史是不能随心所欲东涂西抹的啊！尤其是那些社会瘟疫的病案更需认真记取。在我们讨论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回忆一下这段三十年前曾经在无锡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会加深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以史为鉴，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愿先辈们的血不会白流！
    在十年文革期间，无锡市所经历的各种反复动荡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从一九七O年初到一九七三年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所谓“一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狠狠反击极左思潮、狠狠反击右倾翻案风、狠狠反击资本主义复辟”。而整个运动的重中之重就是“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和罪行”。这次运动前后进行了近四年。而其中近三年多是从事“重点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超大型政治运动。
    一打三反”是从七O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
    到了一九七O年秋末冬初，运动就转入更为深势浩大的重点阶段即“清查五一六”（在无锡叫做“挖地三尺”或“深挖五一六”）。这个“深挖五一六”历时三年，被“触动”者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为将近五万人。按民间人士的不完全估计，包括“隔离审查”“脱产审查”“半脱产审查”“业余学习班”以及各种形式“触动”者，超过十万人。“非正常”死于“学习班”中人数，按七四年官方（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为六十七人。按民间人士的不完全统计为八十一人。这还没有包括在“学习班”里因酷刑致伤致病后返家不久病情恶化而死者。用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原无锡市公安局长、已故的陈文章老人的话说“这哪里是什么群众专政，是专群众的政，是不折不扣的无法无天的法西斯！”。用原无锡轻工业学院师生的话说是“处处牢房遍地血泪！”。用已故的原市委书记，也是运动受害者韦永义老人的话说，“什么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这是当年蒋介石搞“四一二”和日本帝国主义搞清乡扫荡用的口气啊！”。按原总字三O八部队一军官说“这是草菅人命、横行不法最典型的历史教材。”。用广大市民的话说，这是“昏说乱话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的三年！”
    虽然事情已过去三十年。笔者也从青年变成老年。但是往事是难以忘怀的。虽然手边资料已荡然无存。但是笔者和许多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地位经历过这场“浩劫中的浩劫”。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和无锡市轻工业学院教师，已故的沈静园教授等“深挖”死难者家属一同搞过自发调查。迄今印像深刻。现在凭记忆写出如下史实，供读者和学者阅读参考。
    （一）春天里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在世纪之交人们也许把这个全市都沉沦在恶梦中的三年，深深埋在记忆深处了。但是往事时不时会冒出来。也许是由於阴雨天引起陈伤复发，也许是在中秋或春节全家团聚时难要想到屈死在“群众专政学习班”中的亲人，也许……
    其实这场“一打三反、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早在一九六八年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显出端倪了。
    在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并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分驻全市各处要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全社会大混乱、大恐怖运动。
    这场“清队”历时半年。一开始就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的一篇长长的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为信号，同时在全市城乡全面铺开。迄今五十岁以上的无锡人，一提到那场“红色台风”往往心有余悸。
    一开始是把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全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吟声不绝于耳。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到了高潮时每天都有人死于“十二级红色台风”。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查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暌暌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笔者作为蓬帆厂被派去该厂参加斗批大会的代表之一。只见现场是一个挂在门上的细草绳圈，其高度仅到我的颈下，一个成年人根本不可用以自杀，且隔着薄薄透隙的板壁就是日夜不断有起码有三个以上人值班的“群专”办公室。我们被告知“群专队员们正在吃早饭，早饭前曾有队员送进早餐给丁国荣。再过了不到半小时，另一群专队员推门进去，丁已畏罪自杀。”在当时的高压政治态势下，非但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有关丁国荣系“自杀身亡”的司法鉴定，而且被威胁道“要严防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为丁国荣搞翻案……”。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除了种种捕风捉影制造冤案的全面政治大迫害外。挂牌当街示众也成了无锡市的一大景观。笔者曾见到在众多被示众者中有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抒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时值春末夏初，正午骄阳当空，老人已被这样成天“枷号示众”多日。过往群众只能投以怜惜的目光，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见到一位过路的板车工人，乘看守者不备，给他送上一玻璃瓶凉茶……。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可是两个痴爱兰花的人碰在一道，除了互赠兰花切磋兰艺外哪有什么“阴谋活动”可交待？结果沈渊如先生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干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坻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时，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其实绝大多数人对那次所谓“小船会议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无所知。眼见被罗织罪名迫害者越来越多。有上千名干部工人农民被迫逃亡他乡。笔者本人那次未及逃脱，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更大规模、更残酷地进行政治迫害。
    这场“十二级红色台风”，直到“九大”前后，渐渐转弱，被“三忠於，四无限”的新浪潮取代。全市人民稍稍松了一口气。
    谁知这个令人惶惶不安的春天，还只是“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面……
    （二）“一打三反”更胜“红色台风”
    一个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的“漏网右派”，惴惴不安地对笔者说，“这回可是放大又放大的反右斗争啊！那回还有什么右派边缘，这回可是没边没际了……”
    在“九大”高昂的凯歌声声的气氛下，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似乎平静下来了。市革会当局还处理了几处“严重违反政策”的单位。各单位的，用以管理被揪出来的“各种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的“老牛队”（按即牛鬼蛇神的俗称），绝大多数在“严格政策界线”“团结大多数”的中央政策下，纷纷解散。在“红色台风”中逃到外地、特别是集中在徐州和鲁南的人，也由省、市革命委员会，用“热烈欢迎战友回家共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红横幅和锣鼓掌声接回无锡。不过这些“战友”并没能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而是被送到位于太湖边的疗养院去“学习”。这是一种似乎比较温柔的拘留审查。多数“战友”还会享受到放假回家过个星期天，和家人亲友团聚的优待。再后来大多数“战友”因为“油水”不大，就陆续“毕业”回家了。剩下的或转为拘留，或转为“隔离审查”。
    这时却又冒出了新一波的运动，由于中苏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全国展开了战备高潮。几乎同时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一边汗流浃背到处在挖防空洞，一边又敲锣打鼓“欢送”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们。和全国许多地区有所不同的是，无锡这些挂着大红花，噙着眼泪被逼到苏北农村去“战天斗地修理地球”的人，除了按当时中央精神所规定的干部、学生（即所谓“知识青年”）外，还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甚至有年过七旬的老人。许多今天还是被审查的“走资派”、“暗藏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黑干将”，在一个晚上都变成了胸佩大红花的“革命同志”，被“光荣”地赶到苏北大地。这是一场在派性、权力欲和“超指标完成任务”争功邀赏心态支配下的人口大清洗。
    这场“几万大军下苏北”的悲剧还没谢幕，一九七O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其中前一年是一打三反，后三年多是深挖五一六）。来势汹涌的“一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击无政府主义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简称。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查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xx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竟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一九七O年春天开始的“一打三反”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当时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精神概括来说就是“虽然已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还在利用各种反动思潮，时刻企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夺回他门失去的天堂。所以要狠批反动的社会思潮（即所谓形左实右的极左思潮），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份子，粉碎右倾复辟翻案风。”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动办”、“运动领导小组”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 。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戡察，甚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於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数。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死於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公布为一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贵恙，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这个时期，笔者在街头曾见到一位当技术员的远房哥哥，他大学毕业时恰逢“反右”运动。不揞世事的他，虽然毫无可供批判的“右派言论”，而且上下左右也没有得罪任何人，还是弄了个“右派边缘”，分配工作没有着落。好在居民委员会的老阿姨发了恻隐之心，把他派到一个小厂当了“临时工技术员”。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文革中一派也不参加，只管当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逍遥派”。他四顾无人，凑到我耳边说：“……我们厂开牛头刨床的张大块头，还是厂革会委员，生产办公室副组长……昨天半夜里死在学习班里……这场一打三反远远比反右斗争结棍！是放大又放大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还有个右派边缘，这次可是无边无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场“无边无际”的“一打三反”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到原参加“革派联总”特别是其中拥有十多万人的“红总”即“主力军”的成员头上。不久 ，“一打三反”就引入了“重点”，这就是在无锡文革十年中占了三分之一时间的“深挖五一六”。
    （三）云遮雾罩的《中央（七O）二十号文件》
    关于当年那个《二十号文件》，据说发送级别很高，往下都是逐级用口述笔记方法层层传达。那时“中央文件”这个概念很模糊。中共中央的《中发》文件、国务院的《国发》文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以及中央军委颁发的文件等等，甚至连中央各部、委、办，但凡沾有“中央”字号的机构所下发的文件，一般人都称之为“中央文件”。笔者近年求教过一些当事人，包括当年在“二办”等运动枢纽部门工作的军官，他们也记不清楚；因为他们当时谁也没有看到正式文本。现在也弄不清这是《中发》《国发》还是什么《x发》……只知道那个《二十号文件》，以及附带的关於文革开展以来江苏省的“敌情分析”，逐级用口述笔记方式传达完成后，立即按指示把这些“手抄本”统统付之一炬。三十年后，跨进了二十一世纪，这个轰轰烈烈运转了三年多的《中央（七O）二十号文件》，对绝大多数当事人说来，还是云遮雾罩的一部天书……
    到七O年秋天，面上的“一打三反”似乎停顿了。可是社会上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松驰下来。人们纷纷传说有更大的抓反革命运动就要来了。那可不是什么“潜伏特务组织”、“地下军”之类的小玩意儿，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阴谋份子”。听说在北京已经把那个当年挺身而出、痛斥《血统论》的遇罗克枪毙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中央要查清一个什么“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是由功勋卓著的杨成武将军“操纵”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人们似乎还记得前两年在什么红卫兵小报上看到过，在那些抄来抄去的《动态》栏中曾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取缔“联动”、“特动”、“五一六兵团 ”等首都的“保字号”红卫兵的简短消息。据说那是由一些北京的高干子女搞的秘密组织。怎么现在又要大查特查这个“五一六”了？
    就在七O年秋冬之际，“狠批形左实右”，“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的舆论又热起来了。在干部群众中互相传递着一个“半官方”消息，
    听说有一个中央《二十号文件》已经到省里了，马上就要大规模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了！”
    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有解放军……秘密得很，人数多得吓死人……”
    听说这个五一六非常秘密。参加的人都规定了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都是单线联系……”
    听说我们无锡的五一六就多得吓杀人！各单位都有一批五一六……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要填一张表格……”
    听说还有不填表格的五一六。还有被别人发展进去了，自己还不知道的什么五一六呐……”
    笔者当时和多数市民一样疑惑不解，既然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怎么各单位都有“一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啊！而且竟然还有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发展进去的反革命组织……笔者回想起数月前在街头碰见那位“老运动员”族兄的话，
    这回可是无边无际了！……”
    萧杀的寒风，惶惶不安的社会心态，这一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只听到说，
    某某人进去了，还有某某人和某某人……”
    浦相海前天也进去了！”。
    浦相海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学生，轻院“六二六兵团”主要负责人、无锡市革命委会副主任。三个月前，在无锡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他还代表市委和市革会作了一个照本宣科式的关於“一打三反”运动宽严政策的报告。而在无锡全面清剿所谓“五一六份子”的信号弹，恰恰就是从浦相海等人“落网”打响的。刹那间无锡全市铺天盖地刷上又一波新的标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更有甚者是杀气十足的标语这样写着“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政策攻心”，从车间、办公室、走道、食堂甚至厕所里都张贴了标语。走进食堂买饭，在写着“红烧肉一角五分、萝卜肉丸汤一角二分、青菜五分……”等价码的菜单的上方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标语，
    早点交代问题，吃饭也香，睡觉也安心啊！”。
    当你走到厕所小便的时侯，一抬头，只见小便池上方赫然一行大字在逼问你，
    喂！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
    无论是谁从早到晚都生活在“政策攻心”的海洋中，除了少数“依靠对象”外，人人都变得谨言慎语、忐忑不安。
    在这一片“深挖”声中，各单位都宣布正式成立“清查（深挖）办公室”或“深挖领导小组”。这些机构下面还有专案小分队。小分队队员都是从“依靠对象”中精选出来的“斗争意识最强、立场最坚定、政治上最可靠”的人。许多臭名昭著的打手都成了小分队里的骨干队员。因为他们平日里仗势欺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往死里打，是“斗争意识最强”的典范 。另外，许多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专门搞材料、整理材料的人，也是各小分队的理想骨干成员，因为他们“立场坚定、经验丰富”。这文武两类人，是“挖地三尺一个不漏”、“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班底。
    运动要全面铺开，总得先亮出“上方宝剑”。各级都正式传达起“中央二十号文件的精神”。中央文件不正式传达只讲“文件精神”，这是自文革以来没有的怪事！这就令人感到十分惶惑不安。而且传达时会场纪律之严肃更令人心惊。
    这个层层“记录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令人惊讶万分的是，不知怎么搞的，连以往的“毛主席批示 照办”或“毛主席批示 已圈阅”等中央文件必不可少的前置词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中发”“国发”“中军发”或发文单位的简称。还有惯常的“发至某某级 传达至某某级”等发文级别也含糊不清。不过“文件精神”确实证实了前些日子的“小道消息”。就笔者和一些过来人的记忆，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精神”大体如下，
    五一六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行将崩溃时，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仇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组成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集团的后台是杨成武（原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副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的，由社会科学院的某某人等指挥的……”
    五一六的反革命能量很大，他们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种种极左或形左实右的口号煽动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煽动武斗，反军乱军阴谋纂夺政权，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不但学校有，机关，企业、部队和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有。非但在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
    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有三性，即反动性、隐秘性、顽固性。此外还有欺谝性、群众性……”
    五一六有极大的欺谝性，所以参加的人很多……为了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彻底肃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同时省里还下达了不知什么人对江苏省的所谓敌情分析，“……江苏是国民党的老巢，残渣余蘖很多，他们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勾结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他们重新扶上台来复辟资本主义。江苏省是全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的重点……”
     同时无锡市各家大小单位的“当家人”在大小单位的动员会上，都信誓旦旦地宣称道：
    我们江苏是全国的重点，我们无锡是江苏的重点，我们xx局（或xx区）又是本市的重点。而我们单位则又是xx局（或xx区）的重点。是重点中的重点！大鱼小虾多得很呐。就等我们一网一网打出来……”
    有人说我们单位没有五一六。你们看吧，到了运动后如果我们单位抓不出五一六，我就在地上爬几个来回给你看！”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的“铁血精神”。
    与此同时，为了“联系无锡实际，引导运动深入开展”，有关当局抛出了一个《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个“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1022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剌激”的口号，无非是摘自报刊文件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如“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二月底，这二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到同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2）《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笔者按：同年五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3）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笔者按：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急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4）“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等组织获得正式平反，声势大振。“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红代会）、“机关兵团”、“红教兵”、“红艺兵”、“卫生兵团”、以及由公安局系统的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战士”等，联合组建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革派联总）。在此同时，原来的“十三个系统大联合”，为了摆脱政治上的被动，改组更名为“无锡市九二革命串联会”。“九二”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军管会当局未采取有效行动平息骚乱。骚乱越演越烈。“九二”方面遂抢先备战，选择全市要害地区的工厂、校舍大楼为据点，在无锡机床厂等单位内暗中制造大批长矛等冷兵器。六月初，“九二”忽然集中各单位骨干成员到据点内，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组成战斗队列编制，并发给事先早己大量制造好的长矛等冷兵器。在“九二”大集中的过程中，顺势横扫了数十家工厂企业，抢走“主力军”的旗帜、印章，打伤了许多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工人，甚至“九二”方面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多有被“误伤”。“革派联总”方面仓促应对，也集中人员，以随手取得的铁管、木棍，和从红星刀剪厂仓库中抢得的数百把出口甘蔗刀和咖啡刀（俗称“古巴刀”）武装起来。
    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五）火烧装甲汽车案
    笔者按：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六）七月三日大撤退
    笔者按：无锡武斗开始后，由于“革派联总”方面事前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且军管会当局又明显倾向“九二”一方；为避免造成更大的被动，避免更大的流血，“革派联总”於七月三日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革派联总”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欲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次为避免更大流血而主动撤出的行动，当时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七）洛社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两派纷纷抢枪进行“文攻武卫”。“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纂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八）夏季阴谋
    笔者按：此事是在“深挖五一六”中期追加的一个荒诞的神话。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无锡当局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逼供诱供手段制造出来的故事。大意如下，……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虽然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但因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此“大案”搞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九）五月暴动
    笔者按：前文已讲过，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曾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十）流亡政府
    笔者按：六八年初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踢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从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靠着用这些罗织出来的“十大要案”，以及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该“要案”即指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凡此种种“五一六罪行”多得不胜枚举。其中多有像“夏季阴谋”那样天方夜谈式的离奇神话。
    总之，当时主持无锡市以及下属各级单位“深挖互五一六”的人们，凭他们的如科幻作家或侦探间谍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杯弓蛇影的“对敌斗争敏锐性”，以及各式各样的逼供、诱供刑讯手段，炮制出了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五一六案件”。特别是当时省里还有话传下来说，“（深挖五一六）网口要大，网眼要密，下网要沉，一网打尽，雷厉风行！”这又进一步促使这些人在“深挖五一六”过程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深挖五一六”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面积下网了。一种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推向了极端化的情绪，一种追求权力的无限满足感的心态，派性，和“案件越大越好，五一六抓得越多越好”的变态性成就感和趁机泄私忿心理，加上“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种种诱惑混合在一起，形成无锡市“深挖五一六”的“巨大精神动力”。无锡市当局向各级专案机构和数万脱产、半脱产以及“业余”的小分队员公开喊出了血腥味十足的动员令，
    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深挖、深挖、再深挖，彻底扫清五一六！”
    解放思想，深挖细找，认真排查，决不让一个五一六份子逃过去！”
    对五一六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还用各种“专案工作会议”、“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等等名目来传授刑讯逼供的“好经验”。当有人提出“审查对像实在顽固，我们应该掌握什么原则？”
    市革会一位主要领导人是这样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
    而主持大局的权要人物的说法就更“通俗易懂”且更具“理论性”了。他说，必要时触及皮肉，是为了更好地触及灵魂嘛。”
    当然在大棒的外面还是要包上一薄层温情脉脉的胡萝卜皮。他们在用刑之前总是对被审查者念上一段“大悲经”，诸如，
    你在泥坑里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们怀着火热的阶级感情来帮助你一下。”
    我们来替你加加温，让你能战胜错误的思想。”
    加温”、“帮助”成了专案小分队搞刑讯逼供的专用术语。
       至于“学习班”的“校址”放在什么地方，那更是不拘一格了。诸如，
    旧仓库、废弃的厂房、报废的炼焦窑都能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校址”，满是积水的防空洞成了不折不扣的水牢，甚至停止使用的旧厕所都用来关押“重犯”（指隔离审查者）。有时“全日制”班（所谓半隔离者，比隔离审查稍自由些，可在小范围内走动走动），也享受这种待遇。至于那些“班组帮助”、“车间帮助”以及“集体帮助”，则就在大食堂、办公室、车间里“加温”。总之一句话，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因为要挖的人实在太多了！
    用来关押隔离审查的囚室可谓周到严密，门上终日一把大锁，只有提审（术语叫“启发帮助”或“加温促进”）时、或一日三餐时才开启一次。窗上加了铁栏栅再钉上木板，再在板上裱糊上几层纸。这可能是防止蚊蝇蚂蚁之类钻进来通风报信搞“黑串联”吧。
    在这样昏沉沉又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一个人守着个没有盖子的粪桶，甚至于三九严冬、寒冷刺骨的日子，也就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就算卧榻。笔者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隔离室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其他的审查对象，“学习”时间短的几个月或年把，时间长的达三年多。“学习”期的长短是根据“态度好坏”或“罪行大小”来“机动灵活”处置的。据有被“升级”到公安局拘留所的人，平反放回后对笔者说：“比起学习班来，拘留所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学习班”里长达数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以上，这还算不得什么。那花样百出的“加温”、“帮助”，才真正显示出“深挖”运动的取供方法的残忍性和随意性的本质。为此，有关当局还用工业生产统计的形式来及时掌握“深挖”进度和“产量”。笔者在运动进行了三年之后解脱隔离时。曾在一堆没有烧尽的字纸堆里看到一张八开大的统计表，至今还有印象。现凭记忆复制如下，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度日报表 年 月 日
    突破案件数：
    突破组织人数：
    业余学习班审查人数：
    半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住单位学习班审查人数：
    隔离审查人数：
    发现重要线索及重点排查人数：
    解脱人数：
    拟报批升级审查人数：
    其他情况：
    这就是当时有关当局给各级“深挖”执行者们发下来，要求逐日逐级上报“五一六”产量的一张“生产日报表”。不知当年在奥斯维辛或是在达豪的集中营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工业文明”成果。统计学居然被用到“挖地三尺”上来了，可见其“一个不漏”决心之大和雷厉风行之气魄了！据事后原“深挖”专案工作人员说，在运动最高潮时还有特定大要案的《日报表》、《周报表》。其内容主要都是按图索骥，在各单位照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这个框子去统计“触动”、“学习班帮助”、“审查”等人数，以及“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空前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秘密团体似乎是可以用大工业方式成批生产出来的。
    另外在专案组和专案小分队内部，居然也用起他们一再批判的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个“五一六反动纪律”，来约束控制他们自己人。如发现有人泄露内部情况，哪怕是泄露如何对被审查者施刑，或者泄露被审查者在虐待下受伤、患病等情况，也要受到轻则呵斥、重则立案审查的处理。当然这种“不锈钢加锰钢的纪律”（某工业局“深挖办”主任语），并不能完全泯灭良知；有些有道德、有勇气、而又有独立人格的小分队员和专案办人员，在他们不得不参与深挖“五一六”时，仍然会尽可能地从肉体上保护这些被审查对象。这些有良知的人们，以后笔者会讲到的。
    这场声势浩大而且必须斩获“五一六”众多的“深挖”运动，既然是打着彻底肃清一个有名有姓的组织的旗号来开展的，总得要抓出有模有样的、有组织的“五一六”来才行。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五一六”们，还必须有在公开活动之外的隐蔽罪行，才象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模样。要凭空在各单位都弄出这些“组织”、“阴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运动刚开始，的确“阻力”很大，谁肯平白无辜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反革命”呢？虽然各种“政策教育”唾沫飞溅，小分队员个个吼得口干舌燥，也收效甚微。有些单位主持“深挖”的领导干部，因“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遭训斥甚至被“夺去顶戴花翎”。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明（还是当时市革会主任王晏同一部队的战友），就因为“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被撤职。对此，无锡有关当局也大伤脑筋。于是又召开各级专案工作会议，布置新的战术，即“重点突破，撕开裂口，扩大战果”，“加大力度，突破重点与面上展开相结合，查组织与查阴谋相结合，查动向与追线索相结合，政策教育与无情打击双管齐下……”。这些满口政治军事术语其实很容易解读，那就是一句话“狠很来点硬的！”。当时有人问“加大力度要掌握什么原则？”。一位市委副书记干干脆脆地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据说这位市委副书记因和一把手王晏之间有什么矛盾，也被暗中上了“五一六”的大名单。如若“深挖”再延长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他本人也会领教这个“以不打死为原则”是个啥滋味了。）。这次各级专案工作会议迅速得到认真贯彻。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深挖”运动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运动中不幸死难者大多数就是在此时含恨身亡的。这时候的“加温帮助”方法也更见水平了。就事后笔者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了解到的就有二十五种花样的“加温帮助”方法。现凭记忆简述如下，
    （1）触及灵魂法A
    数人或十数人将审查对象围在当中，命其不停旋转身体，由小分队员轮流凑近其耳旁高声吼叫，并辅以铁丝鞭或竹稍拨打“纠正姿势”。
    （2）触及灵魂法B
    此法是上法的“改进型”，因上法全用人工“土法上马”，往往令小分队员们个个口干舌燥喉管充血声音嘶哑。故加以改进“土洋结合”，用一个或数个高音啦叭悬於被审查者头上方近处，不停地播放“样坂戏”或革命歌曲中高吭的唱段。以上两法虽基本上没有触及皮肉筋骨，但其“轰炸灵魂”之杀伤力颇大，有人为之休克甚至神经失常，也有人听力严重受损，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者很多。
    （3）烟熏法 此法多用在盛暑时节，将被审查者手足捆绑置于门窗紧闭之室内，用湿柴草、蚊烟条加干辣椒甚至六六六药粉点燃薰烤之。
    （4）“电疗”法 此法比较罕见，即将被审查者捆在椅上，用调压器联通电源和人体，忽高忽低变化电压。此法对人伤害极大。
    （5）老虎凳
    此法为传统古典式刑法。虽无专用刑具，但各种长椅凳或钳工台均可供“就地取材”。此法对人伤害极大，尤其是双足。有人被伤害终生不愈。
    （6）马拉松立正
    这是最普遍的“加温帮助”方法，笔者就领教过几次。即让受刑者面壁直立，但不准用手触及墙壁。少则半天多则可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姿势稍有不“规范”，即遭拳脚“纠正态度”。如因长时站立疲劳昏沉，即被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击，“让你清醒清醒头脑！”。笔者本人就因马拉松立正而小腿肿胀和大腿一般粗细，而脚面肿胀得溢出布鞋园口近寸。在马拉松立正期间不许稍事休息。
    （7）三点一直线
        此法大约是马拉松立正的改进型。即让被审查者背墙立正，后脑、臀部、脚后跟必须紧贴墙壁，在膝关节后弯塞进木块或砖块。如姿式稍有松懈砖块或木块掉下来，即遭痛殴并重新再来。
    （8）跑步段练
        此法多施于女性，令其脚穿半高跟硬底皮鞋，在浇了水的广漆地板或磨光水泥地坪上原地跑步。地滑鞋底又硬，时时摔倒，倒地即令爬起再跑。一般都被“段练”得鼻青脸肿。脑震荡、骨折者多有之。
    （9）挂黑线
        令受审查者高举手臂系于电灯开关拉线上。时间一长手臂疲劳不支，稍一松懈引动拉线电灯熄灭，即被狂斥为“你到现在还挂在黑线上顽固不化！”。一顿痛打后再重新来过。此法显系轻工系统某厂所独创，故不多见。
    （10）清醒认识
    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冷风刺骨时，令被审查者身穿单衣站立于室外，少则数小时多则连日夤夜。谓“帮你清醒一下认识！”。无锡汽车厂厂长，已下放苏北农村的市革会委员杨菊森（共产党员），被“深挖”回无锡。该厂专案小分队就用此法对他“加温帮助”。
    （11）站得高看得远
    叠起两三张方凳令受审查者长时间站立于上。稍一失去平衡，即连人带凳摔在地上，免不了受伤。谓之“让你站得高看得远，认清自已的前途。”。
    （12）抓梦话
    此为精神战法之一。即在夜睡正酣时，突然把受审查者拉起来，谓“你刚才说梦话已讲出某某事，干脆认真交待这个问题吧。”此法实在拙劣，笔者也曾领教过，虽然曾一时普遍采用。但因效果实在太差，很快就被废止不用了。
    （13）伪造串供法
    此法实为诱供法之一，笔者也曾领教过。在七二年春节后某夜，笔者正被囚于隔离室中，突然隔离室的窗户被猛击出一碗口大洞，扔进一纸团，我展开一看，是另一“同案犯” “统一口径”的内容。字迹七歪八扭，显系伪造。此法虽有一些单位用过，但此法非独无效且都令专案小分队自已下不了台。后也废止不用。
    （14）踩杠子
    此法亦为“国粹”古典刑法。即将人双手用一长木棍捆成十字状，令其跪下，在小腿后侧近膝弯处横放一粗长方木。先两旁各站一人，同时用手下压受刑者双手上的木棍。如若没达到要求则两边再各加一人如法实施。受刑者疼痛无法用语言描述。几经昏厥，冷水浇头醒来后重复施刑。有一女青年因之“畏罪自杀”。
    （15）阿莫尼亚醒脑法 将受刑者揪住头发脸部凑近尿桶，将火红之炭火淬於尿液上强令受刑者嗅闻。如郊区农民邵xx被恶臭薰得狂吐不止至喷血。
    （16）鞭鞑法
    此为最常规之“加温帮助”法。唯其“教具”五花八门。有钢丝鞭，此物一抽一道血痕。后改进为橡皮包裹之钢丝，此物虽令受刑者表皮不太难看但内伤更甚。另有用机械传送带、金属链条或皮带等“就便器材”者，亦有用湿水之棕绳电线者。
    （17）拷打法
    此法亦为普遍采用者。笔者就不止一次被施此法。所用刑具多种多样，诸如木棍、竹杠、椅腿、钢管、铁元等等。亦有在钢管铁元外包一层橡胶或数层布料，以免受刑者表皮伤痕太触目，显得“太不讲政策了。”其实躯体所受内伤更甚。
    （18）滚水泼面 此法不多见，受刑者满面燎泡混身烫伤发炎经久，甚至终生留下疤痕。
    （19）清醒头脑 此法十分普遍。即揪住受刑者头发连续撞击墙壁卓面，少则十数次多则上百次。谓之“帮助你清醒一下头脑。”。
    （20）巴掌雨
    此法更为普及且简便易行。据悉亦用来“考验”小分队员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笔者多次领教此法。有一次受“教育”后，头肿如斗，脸部淤血肿胀，全呈清紫色伴以多处发炎麻木无丝毫感觉，久久不得痊愈。
    （21）饥饿疗法
     此法几乎每个受审查者长期领教。每日仅给一两粥二两饭，副食几乎断绝。更有连续两三天断绝饮食者。小分队员谓之“饥饿疗法，用来治你的思想毛病”。
    （22）电化教育
    七十年代无锡只有少量钢丝录音机，当局悉数征用。将已被“突破”者的所谓“坦白交待》录下，然后在各“学习班”内播放，并辅以各种“加温”手段，强迫被审查者按录音内容写供状或揭发别人。此法在“夏季阴谋案”等案中用得最充分。
    （23） 车轮鏖战（简称“车轮大战”）
    此法最“文明”。即由被审查者坐在小木凳上，由两三人一组之小分队员轮流在耳边大声“教育”。每隔几小时换一组小分队员，昼夜持续不得稍缓。每当被审查者昏沉欲睡时，或是捶桌子、或是揪头发、或是踢翻其坐的木凳使之重重跌倒在地。此法用得极其广泛，笔者曾多次经历，长者达百多小时。原“拱北楼”餐馆职工、“星火战斗队”负责人、“红总”发起人曹桂宝先生（笔名卜岩），有一次曾被此法连续“鏖战”十三昼夜！此法对人的伤害绝不比那些血淋淋的肉刑稍轻分毫。
    由于当时所记录资料散失，且又时过三十年，原记录之二十五种“突破”用刑法中有几种已无法回忆起来了。其实，当时小分队用来“突破”之法又何止二十五种啊！
    另外还有一种更恶毒的“突破”法，那就是把一些全市重点审查对象中已被“突破”者的讲话，用钢丝录音机录下，而后到各学习班播放，迫令被审查对象按录音机播放的内容和口径来交待。这样一来，互相佐证咬得死死的，假案就成了铁案……
    无锡市有关当局，一方面抓紧再抓紧各级专案班子的“内部纪律”，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把各式各样“突破”、“加温帮助”的残酷方法透出风来，甚至顾不得“严格掌握政策”这块遮羞布了。有的单位甚至在大会上公然吓唬群众说，“讲政策要看是对什么人？对那些死不承认，死不交待的顽固份子，首先是要讲斗争，讲打击。你要抗拒，我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不怕撬不开你的嘴……”。以此造成笼罩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即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高压态势”。个别单位为了达到这个“高压态势”，疯狂到公然行凶的地步，某厂年仅二十四岁的工人孙金生，就是在光天化日下被活活打死的。
    多年后一位专案小分队员很沉痛地告诉笔者说，
    ……（七一年）五月底六月初，因为面上突破进度缓慢，市里抓得紧，上面传下精神说，讲政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不能为了讲政策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对敌斗争是第一位的，决不能心慈手软……要雷厉风行打开新局面……小分队人人都要批右倾思想，个个都要表决心。所以学习班内外都打得更凶了……”
    这个以“高压态势”来“打开新局面”果然让有关当局喜出望外。“五一六份子”以几何级数暴增。学校、科研院所和某些机关单位中的“五一六”往往是高达全员人数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东门外的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从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工，甚至连门卫和烧开水的老校工百分之一百都成了“五一六”。
    这个“面上突破”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文艺单位尤显突出。如无锡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项国良正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担任男一号角色洪常青，当他在台上完成了这个英雄形像来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卸装，甚至观众席上掌声还没断，就被专案小分队用种种精神折磨的手段进行“加温帮助”。人们说他是“台上是革命英雄，台下是反革命”的“阴阳人”。
    工厂企业的“五一六”百分比虽然较之上述“上层建筑”稍低，但总人数却位居第一。农村的“五一六”也十分可观。因“教室”奇缺，有些集体牛拦猪舍也被充作“学习班”用。
    另外，部队也决非世外桃源。驻无锡的各个兵种、各个单位也都揪出一批“五一六”。其中尤以军事科研单位（如总字三O八部队，海军一O一舰艇实验基地）等为甚。关于部队的“深挖”详情，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加上消息严密封锁，地方上很少有人知道。只是在专案组或小分队员在得意忘形之际和恫吓人之时透出一点风来。总之在无锡地界上，有关当局是决心要“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来一个兜底翻。许多“运动骨干”也趁机发泄派性，打击报复。江苏省荣军休养院内的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场中负伤的残废军人，有的战功屡屡，有的还有相当高的级别，也无法幸免。
    运动刚开始的近一年光景，在“抓言论”上，是本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彪）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条为标准的。有的人就因为谈论间不小心议及林彪的秃头，就被作为“五一六”揪了出来。在学习班内，也把“疯狂反对林副统帅的言论和行动”列为重点进行刑讯逼供。因此，当“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时，无锡当局一时手足无措。他们一面对被“隔离审查”的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匆忙“调整”案由方向，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以至弄出了“夏季阴谋”那样荒唐的大案。“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为了要继续深挖“五一六”，有关当局首先是要稳住这些人。他们用诸如“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为此他们还编造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这场“深挖运动”中在林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例如“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可是人们私底下不免要议论，“林彪远在北京，要你在无锡花了吃奶的力气去迷惑吗？”“口口声声说是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指示执行的，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什么人部署要这样做的？有什么文件指示说明这是中央精神吗？”莫说是许许多多市民了，就是一些当初对运动意义深信不疑的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也开始动摇了。据一位某局“深挖”办公室材料组负责人后来对我说，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参加办案的工作人员思想上引起了很大动荡。运动没法开展下去了。有人向上头要毛主席关于运动的相关指示。有人问我们无锡这种搞法是不是符合中央精神？还有人问运动要不要搞下去，怎么搞……后来上头拚命强调内部纪律，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为此，有一些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的专案工作人员还倒了霉……”
    的确，王晏等权要不知为什么原因就是拿不出理直气壮的“合法依据”。虽然靠着手握的生杀大权及所谓“纪律”，用“结合揭发林彪罪行”这一移花接木的把戏渡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得以让庞大的“深挖”机器继续运转。但其底气大为虚弱，而且为他们日后埋下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法纪废弃的年头里，往往只要能抓住毛泽东主席的一句或是中央某个人一句话或是一个批示，就能用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可是王晏等权要为什么连这点都那么难办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是难以启齿的隐情？笔者和绝大多数过来人（包括一般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迄今没能见底。在当时“深挖”稍微迟滞了那么个把两个月，又按王晏等人重新定的调子，继续“向纵深发展”。虽然底气不足，而且手忙脚乱，又要重新“挂后台，挂背景”，弄得更加不三不四。这些权要们硬着头皮还要往下搞。因为运动一旦停顿下来，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来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末，“深挖”已面临新的问题。一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挖掘一上来是“目标清楚方向明确”，也就是用所谓的“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为主线，带动“其他各式各样大小案件”，并在挖“案件”的同时大挖“组织”。可是随你怎么“突破”，用尽了刑讯逼供之能事，搞了长时间的所谓“政策攻心”，而且公开宣布了什么“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旁证，哪怕你死不承认照样定你的案！”之类的“定案法则”，就这样用暴力加恐怖搞了两年，却定不了一个案。其中尤以面最广量最大的“五一六组织问题”，更是令当局倍感头痛。因为原来当局不知依据什么规定宣布过，凡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有填写表格者，有口头发展者，有被别人发展进去自己还不知道者。”。可是就凭这么无边无际的定案条件，还是定不了一个“案”！多年后一位参加过市“专案办”工作的军官告诉我，
     “……那时候上头要求抓紧定案，为这事王政委（王晏）急得很！搞了两年还定不了一个案那还怎么交待？说是有两个以上旁证就能定案，可是弄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光说五一六的表格弄来几万份交代材料，没有两张一模一样。有的说是油印的，有的说是铅印的，还有红黑双色套印的呢！有的是大八开张，比入党志愿书还详细，有十六开，有三十二开，最小的只有一张发票那么大。表格的名称更是各不一样。有的叫《中国五一六兵团登记表》，有的叫《革命五一六战士登记表》，还有叫《某某厂五一六战斗队 登记表》，还有更干脆的叫《五一六秘密地下战士登记表》，反正什么花样都有……再怎么深挖细找也弄不到一张标准的五一六表格，更不用说是表格的原件了……”
    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开始，有关当局就毫不遮掩的采用依靠一派（九二）打一派（革派联总）方针。可是现在别说是“挖地三尺”，就是挖地三丈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为了摆脱长期定不了一个案的被动局面，也是为了堵住社会舆论，显示自已“没有派性”、“公正无私”，王晏等权要又开始寻找新的“矿脉”以持续其“深挖”事业。因为一旦停止这个“深挖”大工程，他们自己就笈笈可危了！于是他们又放出风来，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云云。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像；次日天一亮，惊恐疲惫不堪的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当上了个“阴阳人”。
    王晏等人为了继续“深挖”的需要，也因为一些权力分配上难以抹平的矛盾，开始对和他们数年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也下起手来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也曾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先生，也因他是“九二高参团”成员之嫌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这场“窝里斗”的闹剧，也波及到一些中层和基层。或是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或是为了“出新成绩”、或是为了免于被动挨打来个“先下手为强”，那些原先一同起劲“深挖”的人们，也互相间下起了手。笔者就遇到过这种怪事。笔者被隔离审查一年有余之后，有一天，领着小分队全程对我“加温”的厂革会副主任有事外出。难得见到的厂革会一把手忽然来到囚禁我的小屋，先讲了一番“运动要向更纵深发展”的大道理，然后就露骨地要我提供那位副主任的材料。一把手走后没多久，那位副主任回来，得知此事，一面告诉我“千万不要胡说啊！”，一面大事发泄对一把手的不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当天晚饭居然吃到了一小碗久违了的红烧肉……，如是情况，事后知道不少单位都发生过。
        由于全国和江苏省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王晏等权要人物这个“纵深更纵深”的“深挖”还没展开来就陷于停顿。否则无锡市六十五万人，不论男女老少军民文武，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一个不漏”地“深挖”殆尽了。！
    少数权要人物拼命“深挖再深挖”的后果，一方面是残害了广大市民，引起了无法遏制的公愤，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级“专案办”“小分队”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王晏等人的手开始触及本是作为“深挖运动”基本力量的原“九二”一派人员时，那些把持上上下下“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或是恍悟到这场“挖地三尺”大闹剧的荒谬，或是深深的危机感所致，也对王晏等人切齿痛恨起来。这实际上动摇了王晏等人不可一世“坚如磐石”的权势基础，等于王晏等人在自己屁股下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在这场大浩劫中各级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出自一个公民正直的良心，站起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抵制。他们有的暗中给受刑致伤致病的“五一六”送来药品；有的偷偷地给被罚挨饿的审查对像塞上几个馒头烧饼；有的被派搞定案工作的总以“不合规范，不合标准”等原因拒绝按权要们的尺寸来“定案”；有的给审查对象家属暗通消息。更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极其曲折的渠道向中央反映实情。这些人有干部、有工人也有现役军人。其中最勇敢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崇安区一家小小区属企业“振华染厂”的一位姓顾的青年工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原是驻青岛某部的战士，在“一打三反”时复员回无锡。因政治条件好，当然被当作骨干。因为他公开斥责学习班中严重的行刑逼供手段，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把这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逼疯了，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类似发生在专案组和小分队里的法西斯式的“内部整顿”并非只此一桩。
    七三年底到七四年初。当时“深挖”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少数权要人物还要强自镇定加强控制。他们为“誊出牢房换新囚”，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像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是权要们越怕这个“新动向”，“新动向”就越来越多。随你在车站码头要津明岗暗哨严密盘查，但一个又一个“五一六”逃出了天罗地网，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送状子。其中尤以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的出逃，更具传奇色彩。这个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汉居然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成功地演出了一场《胜利大逃亡》。这事令王晏气极败坏七窍生烟！他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
    ……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跷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除了本市的市民，外地人也有向中央或各自所在部门反映无锡市“挖地三尺”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例如外省某部的一位军官，出差到无锡，正好看见青年工人孙金生已被殴打得奄奄一息了，小分队员们还不肯住手。这位军官好言劝阻，反遭到围攻和非法扣押，这位军官毫无惧色义正严辞继续指责他们的行为，终因其是军人身份，又系外省驻军，只能放走了事。这位军官回去后立即通过军队系统上报此事，并在两年后政策复查时为此事作证。他维护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他的事迹在百姓中普遍传颂。可惜事过三十年了，他的姓名己记不起来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这个笼罩在无锡上空的大铁盖再也捂不住了。小小的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勇敢地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这下子不谛是在无锡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权要们慌了手脚，王晏等人急忙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诸如什么“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而且要各级组织“……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可是这股怒火万丈的“翻案风”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一风吹去是和非
    叶剑英元帅怒斥道，“……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的干部，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你搞这个壳壳是用来对付谁的？”
    正当权要人物拚命东堵西补为已陷入绝地的“挖地三尺”打强心针的时候，一向被王晏视为得力可靠的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这是王晏等人始料不及的“奇兵突袭”。因为这些政工宣传一条线的秀才们，既不是受尽折磨的审查对像，也不是那些为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如今已反目成仇的昔日“亲密战友”，而是为了公民的良心站起来公开向王晏等人叫板的“半腰里杀出来的程咬金”。权要们心里的惊恐仓惶已不可名状。他们一方面密商对策，派人到邻近城市去打探形势；一方面竭力上下统一口径，还想修理已分崩离析的“心理防线”。可是如今整个城市都站起来向他宣战了。就是一些原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起劲“深挖”的人，眼见大势已去，当然不肯当他们的政治陪葬品。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少数权要情急之下又干出了一件大蠢事一一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可是破坏重要档案的大事啊！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全市一片欢呼声起。
    几乎就在同时，“挖地三尺”的受害者们在越来越大的声讨揭发的基础上，自发地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此刻不叫深挖叫清查显得文绉绉了），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虽然尚有许多问题令群众困惑不满，但群众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太满意的答复。谁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仍在市委掌握大权的一些人，因为过去和王晏、张文治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纠葛葛，在“挖地三尺”中更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如果对“挖地三尺”问题进一步清算下去，全部真象一旦水落石出，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要垮台。为此，必须压下群众这股势头。他们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也没有任何可资作为依据的定案材料，“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笔者按：陆、匡二人早在一九六九年底就以所谓“分裂市革会、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关押迄今。在“深挖五一六”时又是“夏季阴谋”的顶尖“要犯”。在“深挖”中以与陆、匡有染而被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某些“王晏后时期”的新权要人物，以为只要把陆、匡二人揪在手中，就等于在市民头上重新祭起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市委一名常委连哄带吓地“解释”，以下就是当时对话的内容：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云云，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让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王晏后时期”的市委里，还游荡着王晏“挖地三尺”的影子，要靠恩赐得到平反只是一场春梦，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新一波揭露“挖地三尺”种种罪行的高潮又兴起了。这些血泪控诉更激发了市民的愤慨，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的惨状……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xxx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xx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笔者哥哥），自七一年一月先我两个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於喷血身亡。后来连骨灰也被有关当局扔到不知何处。此事令我母亲终生痛苦至死不能释然。尸骨不知去向者远非这一桩……
    …陆渭文的妻子张xx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何……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xx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消遥派”。只因不肯违规替某些掌权者胡乱报销，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xx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笔者当年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曾调查过数十位死难者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原记录的一包资料已不知去向，这是我终生大憾！
     除了死难者的种种惨状外，生还者伤痕累累病痛缠身的不堪遭遇，更是不胜枚举！有而因儿女亲人身陷“学习班”气竭而死的老人，有因配偶被“深挖”本人又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得不离异者，诸类家破人亡的事更是如恒河沙数……
    例如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笔者七四年底去看他时，只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玑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钤医生已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良知被颠倒错位的事太多太多了……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当群众的揭发越来越旺的时候，市委和市革会掌实权的人，也在那里层层设防。他们一方面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宣称什么“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对全市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认真平反的呼声，则推诿说“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社会上也放出一股阴风，说什么“……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当然他们也在基层装模作样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xxx同志进行审查，现己核查清楚xxx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什么“……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这样的“落实政策”，分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五一八。搞了你还是不错的！”。正当无锡市有关当局以“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等强词夺理的“道理”来坚守“挖地三尺”的生命线时，市民们也以更深入的调查揭露并上书中央，来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在此期间我和沈静园教授又知道了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如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又如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如此兽行，一般受害者都羞於启齿。我们核实到的三件都是其丈夫或父母口述。鉴于对社会习俗压力的惧怕，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揭露。故而那些禽兽都能逃脱法网。其中只有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竞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此刻，由于民愤太大，市委才拿出了一幅“比王晏公正无私”的面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笔者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这个六年徒刑还是用“内判”代替公判。显然是“三娘教子”式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般的处分。
    沈静园教授和我曾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那次谈话我在近三十年后记忆犹新。下面就是那次谈话的情况，
    问：“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 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这句话令我和沈教授不胜惊讶。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那是最过硬的合法依据，x书记尽可理直气壮讲出来的。看到他一副窘迫之状，我们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x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这句话可能是触到x书记的痛处，他悖然大怒道，
    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说毕他抛下一头雾水的我俩，拎起公文包悻悻而去。原来x书记是怕打手杀人犯绝了种，以后再搞什么“挖地四尺”、“挖地五尺”就缺少了“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二十号文件》的子丑寅卯来龙去脉啊……
    当时市委为了避开在“挖地三尺”这个头痛又被动的局面，就以当时正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狠批克己复礼，批判林彪、孔老二反革命复辟”（批林批孔）为由，要大家“紧紧抓住大方向不动摇”、“更深入地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等人贯彻林彪修正主义的问题”。一大批按照当时所谓“权威写作组”口径的“大批判文章”冒出来了。群众对官方组织的言之无物的“高射炮”（即空对空）的“运动八股”十分反感。尤其是有些所谓的“揭批”大字报津津乐道一些“隐私”、“绯闻”，更引起普遍反感。不过有一些揭发权要人物们奢靡生活和损公肥私丑行的大字报倒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例如
    一九七二年初正值“深挖”进一步引向高潮时，农历小年夜下午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权要们在声嘶力竭要全市进一步“深挖”再“深挖”决不动摇云云之后，号召全体与会干部说，祝同志们过一个简朴又快乐的，革命化的春节！”
    会议一散，权要们跳上小轿车直奔太湖饭店去过灯红酒绿、山珍海味的“革命化春节”。又如，他们每次去太湖饭店等涉外宾馆“革命化”时，往往总要开上几瓶名酒“提提精神”，尤其爱喝特供外宾华侨的“茅台”。为此，竟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把茅台瓶中之酒倒出来享用，再用别的酒注入空瓶去应付外宾华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宾头上刮点点，内宾肚子里补点点”。这种“鼓上蚤时迁”的把戏偶而被一老华侨撞见，影响十分恶劣。他们却不以为然，照样时不时去涉外宾馆“革命化”。三十年后为举国上下痛诟的“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歪风，他们早已“超前化”身体力行了。
    又如，当时无锡无线电五厂开发出了一种“小六管”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这种可以放在衣袋里的灵巧玩意儿，如今在地摊上多得数不清。可在七十年代初就像现在的什么GPS卫星定位仪一样稀罕！权要们居然以“试用”之名成箱成箱私分了。
    又如，当时无锡纺织业开发出了多种棉毛化纤混纺面料。在那个每人一年凭票供应几尺布的年头里，这东西穿在身上，那感觉更胜如今的什么国际名牌服装。权要们居然也以所谓“出厂优惠价”甚至干脆一文不付，就成捆成捆地“试穿”。
    此外，机关干部们还揭发出了少数权要们严重违反规定擅用高挡药品的行为。如当时严格控制使用的进口“白蛋白”针剂，权要们动不动就当成“滋补品”使用。须知在外汇奇缺的年代，这种进口药的价值超过现在的什么“美国伟哥”“印度神油”等等“壮阳神药”的几十倍！
    再如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商品奇缺的年头里，一般人结婚都以“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加一台木壳闹钟）及“三十二条腿”（一堂家俱的木腿总数）为最高标准。权要们却能以各种名义时不时弄到十几立方米的上等木料，四时八节鲜鱼活虾肥蟹不断，自己吃还不算，还用来巴结上司或分赠亲友收买亲信……
    这些丑行被曝光，也使市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道貌岸然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一方面是对老百姓的“挖地三尺”血腥手段，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地侵吞国家财物。
    但是“王晏后”市委中某些权要人物搞起的这个“紧抓大方向”把戏，却又开始越出了他们的既定方针。许多揭发“王晏资产阶圾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已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而对“深挖五一六”问题的控诉声讨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他们还竭力用“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来拖延，拒绝为广大受害者平反。但是已没有多少人再听他们这一套了。就在这时终于经过层层传达，人们听到了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叶剑英元帅愤怒斥责道，
     “……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干部（应是指王晏），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意为独立王国）！你搞这个壳壳是对付谁的？……”
        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虽然只点了王晏，但是也给那些起劲地用“不能一风吹”、“大方向正确”以拖延时日保住“挖地三尺”这块通灵宝玉的人当头一棒。特别是搞了那么多年，关押刑讯了那么多人，死难病残那么多人，株连者就学、求职、参军，提干升职受到影响乃至社会生活中严重被歧视者不可胜数。民愤实在太大了！如今叶剑英元帅的讲话，又完全剥夺了其“有文件、有批示，大方向正确”的所谓“合法性”。特别是无锡当时曾宣称搞出了那么多“五一六”，可是实际上一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也没有（据悉江苏全省搞了百来万人，最后也是一个“五一六”都没有）。这和当时刚刚颁发的，虽然有严重错误的《文革宪法》也严重抵触。他们深知再拖延下去，眼看就要陷入没顶之灾，手下的打手杀手们更是难逃法网，必需搞个“金蝉脱壳”法术逃脱难关。
    于是一夜间这些坚决“反对一风吹”的人忽然改了调，自己大搞起真正的一风吹来。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甚至有“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的正式规定。然后一阵风飘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x年x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谁要是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谁要是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铁帽子。笔者就多次受到这种恫吓。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挖地三尺”，就此一夜间匆匆谢幕！
    至于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匡建中在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而陆渭文则在“四人帮”垮台后才被稀里胡涂的放出来，回到残破的家中，迎接他的是孤苦零丁的幼儿稚女和长年担惊受怕的姐姐……这大概就是“挖地三尺”的最后余响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电视中又看见了多年消声匿迹的杨成武将军，这位令日本名将、国民党名将、美国“二战名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都异常头痛的人，虽然雄风犹在，毕竞“将军老矣”。想必是这么多年来，将军和我们这些被人莫明其妙硬编排到他“麾下”的人一样受尽煎熬！这许许多多的是非恩怨，大概都被一阵风吹个云消雾散了吧。在“批林批孔”中不能解开的种种迷团，如《二十号文件》的来龙去脉和文件具体内容。如“有批示”既然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批，那又是谁批了什么话？江苏省尤其是无锡市这场历经数年惨绝人寰的“挖地三尺”又是根据谁的“敌情分柝”搞起来的？难道仅仅是王晏等一伙“五品郡守”一时兴起的发明创造？人们曾希望在公审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时得以弄清楚。可是历史的脚步又是那样匆匆忙忙……
    近年来见到一些个当年从学习班中幸存下来的“同案犯”时，他们一面抚摸着阴天下雨时疼痛难忍的旧伤，一面不堪回首道，
    ……一场恶梦……啥人喜欢再想那些恶梦？想也没有用。三十年早都过了法律的追诉期。你就是每天二十四个钟头不停地转动脑子，死了的人还不是白死的！又不能让他们又活回来……”
    一天到晚沉在恶梦里不得解脱，生命的价值何在？人死了还能复生吗？
    朋友啊，这世上并非只给人们准备下鲜花、阳光和明媚的春天。其实春天也不一定都是明媚和熙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一打三反”、“挖地三尺”不都是在春天大行其道的吗？至于那些学习班内外的冤魂，谁来为他们申张正义？我希望大家重温一遍马克辛·高尔基在《母亲》中的一句话，
     “……那些无辜的死者，只有真理才能让他们复活……”
    这场浩劫中的浩劫，恶梦中的恶梦将给后来的男男女女留下什么有益的东西吗？难道仅仅是“浮生如梦”的无奈感叹？我想，起码在人文学的角度上，这是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涉及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尤其是变态心理学）诸多学科领域。人们只有进一步分清兽性和人性、野蛮和文明、浮燥和真实，我们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不至於让旧日的恶梦披上华丽的新装之后再作祟人间。
    一九九三年初，我母亲带着对我哥哥时时萦系心怀的痛苦离开人世，我在她入葬的时侯，附葬了我哥哥二十多年前遗下的一件破毛线背心和一张像片。让他们都得到安息吧……
    在安葬完母亲下山的时侯，我忽然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他曾协助沈静园教授和我搞过许多调查。望着满山在寒风中发抖的枯草，他谙然问我：
    那些事情，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吗？”
    是啊，悠悠往事何其多，不是都化作一缕轻烟散入了九宵外！
    一刹那间，我忽然想到了捷克伟大的革命家、爱国者尤利斯.伏契克在其绝笔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最后一句话，那也是他行将被纳粹匪徒处决前，满怀深情留给全世界的告别词：
    人啊 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
    2003年4月6日 初稿
    此稿为征求意见稿，阅后务请将宝贵意见和您所知道的一些被笔者疏漏的情况赐告。诚乞诲正，不胜感谢！
    孙维申 地址 无锡市塘南新村97号201室 邮政编码 214026 电话 5044089
    
    王协昌：《深挖“5.16”：来自苏北滨海县的报告》（摘自原是一中学生王协昌的回忆录）
    1971年1月3日，马金山（原无锡市一中“红代会”负责人，无锡市“革委会”委员）被无锡市清查“5.16”专案组来汽车在一通翻箱倒柜后，卷着生活必需品，替换衣服，铺盖等押回无锡审查。
    同一天，被押回无锡审查的还有耳朵被拉到萎缩，去上海几次整容也不能恢复的高级干部张履冰。
    1月4日，滨海棉织厂革委会主任闻怀龙，找我谈话，宣布撤去我厂革会政工组政治干事职务，下放织造车间劳动。春节前夕，厂革会宣布取消我探亲假，不得回锡探亲，不得擅离工厂。（王协昌在“深挖‘5.16’”运动中被“审查”四年零四个月）
    1971年3月，由浙江调来的独立师进驻滨海县城，全力以赴开展了清查“5.16”行动。顷刻之间，滨海县象翻烧饼一样，凡与南京“好派”同观点的那派头头，不管原先担任什么职务，统统被“学习班”隔离审查，当时所谓“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逼迫承认自己是“5.16”反革命，逼迫承认同一派的都是“5.16”，棉织厂被列为清查“5.16”的重点单位，阵容强大的军宣队进驻，每天深夜，从滨海棉织厂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可以复盖隆隆的布机声。
    穷山恶水的滨海县，称得上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光“5.16”由六大系列：
    一是北京蒯大富，蒯氏滨海振东公社人，从滨海县中学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文革中成了全国出名的学生造反司令。
    二是上海的顾正红，顾正红烈士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20年代的“五、三十”惨案中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英勇牺牲，滨海正红公社就是烈士的故乡。顾正红烈士的侄儿是滨海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时被迫害致死。
    三是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的所谓的滨海“爪牙”，是清查的重点。
    四是盐城的董加耕，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毅然回乡务农，成为“革命的傻子，由毛主席请他吃过饭的，全国下乡知青的楷模。
    五是进口“5.16”，专指下放滨海务农的无锡，苏州，两市的学生，干部，城镇居民中的“5.16”。
    六是土生土长的“5.16”，即所谓与北京，上海，南京，盐城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滨海自己出产的“5.16”分子。
    滨海县的清查“5.16”真可谓是“史无前例”，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从法西斯的阴魂那里搬来了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刑罚，不知羞耻地称为“棍棒底下的材料”，为了达到“半夜三更出成果”创造了假枪毙。半夜三更突然将“顽固不化”的“5.16”分子从隔离审讯室提出来，五花大绑，押往阴森的乱坟堆，在坟墓的空间，强迫“5.16”分子蹲下，用步枪顶着脑壳，“最后一次给你‘五分钟的’坦白从宽的机会”。指挥者在数着：“五、四、三、二、一预备……”将人折磨到精神失常。
    在滨海县城东饮镇，最热闹的新建桥堍，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十八寡妇披麻戴孝，扶老携幼，拿着死去丈夫血渍斑斑的血衣，等遗物，排成长队，求助社会各界募捐。十八寡妇凑到了路费后，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这字字血，声声泪震惊了中南海。
    顾正红烈士的侄儿被打死，一时间，滨海县城东饮镇传出了“上海工人阶级愤怒了”顾正红烈士的战友将率领数万工人来滨海等马路消息，年迈的顾正红烈士的母亲亲率子子孙孙大闹滨海县革会，随同来的有党的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人民教师等等，迫于强大的压力，促使省革会的二把手吴大胜副主任赶来处理此事。
    一天夜里，滨海剧场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棉织厂有位女工想等齐人后一同进场看电影，欲靠在树下停放的自行车上“借借力”，是谁知自行车的书架上竟然放着二具尸体，吓得她失声尖叫，引起一片恐慌，原来自行车刚从一百华里外的公社运去二具死去的“5.16”去火葬场，途经剧场门口，运尸者停了车，自己混进剧场去看电影了……。
    
    二00四年十月十日，作者: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风起云涌
    一、“逼上梁山”
    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四、工人造反
    五、“12.4”事件
    六、“741”轮船会议
    第二章 血与火的回忆
    一、取缔“红总”
    二、二中“七 .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三、“红总”平反
    四、“大武斗”
    1、“6.20”事件
    2、西门桥“6.23”事件
    3、“6.27”火烧装甲车事件
    4、“7.3”大撤退前后
    5、“8.9”抢枪
    6、武装进驻无锡县
    7、在无锡县发生的几次武装冲突
    8、武装小分队撤回镇江
     9、“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五、“大联合”和“三结合”
    第三章 流亡和狱中
    一、造反派的无奈
    二、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2、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3、在山东的日子里
    4、在浙江的日子里
    三、十年牢狱之灾
    1、在牢笼中
    2、清查“5.16”运动
    3、狱中后事
    尾声
    结束语
    
    前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近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党中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重新提出了对“文革”的反思，并引发了对文革的争论，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人民心甘情愿参加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运动，同时这又涉及到，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
        近年来对文革评价的争论，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阴暗面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的反映。这种“争论”，也是人们想“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去寻找改变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道路。在当前对文革评价的争论中，有些人采用了“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去攻击论战的对方；然而，“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决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统一认识的目的。如何来认识和评价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最好的方法应该首先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去总结这段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回忆录的形式来真实地书写江苏无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为实际地了解文革的真相，同时也可以让无数当时身在文革中的普通群众知悉“庐山真面目”，知道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
        作者的自我介绍：本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工人，现已步入“古稀之年”。在文革中任“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是“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是无锡文革中的一个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中心组成员；本人不仅是无锡文革大武斗中“六派”方面的总指挥，而且是1968年无锡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受迫害逃往徐州的“流亡政府”的总头头。本人在无锡文革中的这一特殊身份，使我成为对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知情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已经为时不多的有生之年中，将无锡文革历史中许多从未公开的内情与活动的真实情况，献给锡城的百姓。为了表达方便，本人在正文中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敬请谅解。
    
    
    第一章 风起云涌
    
    “无锡”，因为是“无锡锡山山无锡”而取名。地处于宁沪线的中段，从建国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由于交通运输方便，又是苏南地区有名的商埠，工商业发达，在解放前，素有“小上海”之美誉，非但经济繁荣，而且因为还座落在太湖之滨，有山有水，山青水秀是座名驰中外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
        如果在早春二月，人们踏步无锡“梅园”，可真是：
        湖滨青山千枝梅， 春寒未尽独吐艳。
        报春有意争春早， 傲骨风姿惹人醉。
        如果在初夏季节，人们去游览无锡五里湖畔的“蠡园”又见另有一番风情
        （西江月一首）
        柳堤清风拂面， 桃李竞相争艳。
        不知胸中何是愁？ 欢歌笑语一片。
        游鱼穿梭戏水， 兰天飘落飞燕。
        楼台亭阁把酒处， 逍遥恰似神仙。
        在秋冬交换的季节里，踏在太湖边沿的“鼋头渚”更有一番景色。
        当你抬头望山上是： “满山枫叶红。”
        回首看近处湖水是： “山湖映青天。”
        远眺太湖是：“飒风起银浪。”
        回过头见坐落在中独山畔的工人疗养院是 “红瓦斜阳艳。”
        文革前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着六十五万乡亲父老。正因为无锡这块土地，在苏南仅次于省府南京市，也算是苏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整个苏南地区在文革中出现的“善”与“恶”，对与错。就从这里开始，他是苏南地区文革的“龙头”城市。
        一， “逼上梁山”
        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从根本上篡改了了苏联共产党的路线之后，毛主席就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当时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誉发表了“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论战文章之外。同期毛主席又以诗人的情怀作“七律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同期还有“满江红”等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从诗文中可见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的激愤，分析了当时共产国际出现的恶劣形势，又十分自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一次再次地提醒人们在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在公开的教育中一再指出干部变修的“懒、谗、钻、贪、变”的规律。可见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境界，并对全党，全国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教育，直至在全国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可见毛主席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内容，已经不是在政治，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力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的主要危险。是防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党变质，国变色。而当时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刘少奇主席，他同样也是在搞“阶级斗争”，但他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然是对着“地，富，反，坏，右”等已经失去阶级属性，不再存在有任何作为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的阶级敌人，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四清运动”中，就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一位是党中央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奠定了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基础。
        一九六五年冬季，锡城社会上一片祥和之气，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男女老少，闲来无事嘴里轻轻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等当时最为的流行革命歌曲，为自己生活在安实，祥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而自毫，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欢欣鼓舞。此时按中央的指示，有一个“四清”工作队，静悄悄地来到了“无锡铸造厂”开展“四清”工作。
        无锡铸造一厂是当初由众多的小翻砂工场在56年“对私改造”中公私合营起来的铸造专业工厂，经过了大跃进年代，几经发展现在已经是拥有1千多工人的国营企业，“四清”工作队进厂以后，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向厂党委提意见揭厂党委的盖子，帮助厂内干部“洗澡”，“四清”工作队队长徐有恒在铸工车间蹲点，选中了做炉工的陆渭文，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做陆渭文的思想工作要他出来揭露厂党委内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知识精英的眼里，普通工人一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陆渭文这一个人也确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一些，如果头脑不简单又怎么敢去向党委一班人去提什么意见呢？再说了党委一班人中间有些人与陆的关系还算是相处得不差的。
        陆渭文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旧社会因父亲过早地亡故，直至解放，只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毕业。解放初期，在幼小的心灵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民政府将白花花的“救济米”送到他家中的情景，他从心底里热爱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后，他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无锡市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夜校）学习，白天搞社会活动，晚上读书。在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以后入团，并担任过街道团支部书记的职务，58年进铸件厂工作后，在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水里火里不要命地工作，这时20多岁的陆渭文又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值班长等职务，也算是在厂内一度的“红人”，并且陆在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坚持业余学习，补习完了高中课程，又进了“无锡市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年，所以陆渭文此时在工厂内除了是普通劳动者之外，还挂了“无锡日报”“电台”通讯员之名，平时帮其他工人群众写写“忆苦思甜”，通讯报道等小文章，正因为陆渭文在厂内的实际活动情况，是工厂内的“活跃分子”，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多，了解厂内的情况也广。这时“四清”工作队找到了他，也算是找对了人，陆欣然地答应起来提意见了，就调进厂的保卫科科长XXX与X车间机床女车工在半人高麦穗将成熟的麦田里“绊跟斗”（意欲强奸），厂工会主席的妻子放高利贷，逼得本厂职工XXX走投无路几乎去卧轨自杀。原来这位职工到了付工资的日子一个人呆坐在车间门口的地上，闷声不响，作为好管“闲事”的陆渭文就关心地问他：“唉，怎么啦？”工友回答：“今天领了工资还不够还人家的债。”“那你欠了人家多少债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呢？原来这位工友在困难时期，开始因为肚皮吃不饱，向厂工会主席的老婆借了一笔高利贷，买了高价粮，结果二、三年下来，利上滚利，到现在究竟欠了人家多少，对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为人善良的工人来说已经是一笔“糊涂帐”了，想想日子过不去，还是死了的好。当陆渭文知道了这一内幕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果断地对这位工友说“这个帐不还！我作主，你仔细算一算当初借了他多少钱，分期分批还他本钱，其他利息不采他。”工厂内发生这样的事情，陆渭文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今天“四清”运动来了，当然要揭这个老底，揭露这些人间不平事，事隔个把星期，厂党委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算是洗过了澡，大概都是居于可以教育好的干部，所有干部都已官复原职，继续开始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四清”尚未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北京的“邓拓、吴含、缪沫沙”三家村里店“燕山夜话”黑文，铸件一厂也开始搞“文革”了，全厂首先倒霉的批判对象，就是那个好管闲事，向党委提过意见的陆渭文，他们先抓住陆曾为同厂职工写的“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的标题上用错过一个字，并在文章未刊登之前已经作过更正的这一点上开始，大批陆渭文的“黑文”“黑诗”“黑话”，陆渭文就是无锡铸造一厂内的“三家村”。一个一千多人的工厂内，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大批判就贴了六十多个对陆的大批判专栏，陆渭文面对那种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造谣，污蔑的不实之词，以泰山压顶之势，汹涌而来。陆渭文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他在工余的休息时间，独自点燃了一支香烟，闷坐在炉台边，胸中的怒火要崩发。这时只有知情者的好友偷偷地在陆的耳朵旁，真情安慰，善意地告戒千万别硬顶，要沉住气……，陆渭文这时在自己的工厂内已经是内定的“黑帮”人物了。与此同时，工厂内那些净“红五类”的青年职工，已经和社会上的“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老红卫兵）联结在一起采取了对厂内的以前的资本家实行抄家，古董、玉器、字画席卷一空，对“四类分子”挂牌在厂门口示众的革命行动。可幸的是他们口诛笔伐陆渭文，但因为他们知道陆是“无产者”，所以他们没有抄他的家，因为陆没有历史的污渍，所以也免遭了挂牌的劫难。这是在党委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无辜人群的第一次侵害。
        陆渭文的耿直、倔强，又善于同情弱体人群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高压下的暂时沉默。迟早是要爆发的，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在下一段文革中必然会拼得个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是一群有知识，讲道理，怀着一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一腔真诚的心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十年路程，好比是那批曾经步行串联上延安的红卫兵队伍，走上了一路山石的崎岖道路，走得那么艰难，走得那么筋疲力尽，最后又被那些知识精英们拿着他们手中的画笔，迎合了政治舞台上导演的意愿，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几笔，使一张张青轻俊逸的脸上几乎成了不三不四的文革怪物，然而终究经过历史真实的冲洗，使人们慢慢地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
        文革中“红卫兵”有两大类，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是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执行了“破四旧立四新”大肆抄家，对“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一切阶级敌人挥舞了往死里打的无产阶级铁拳的任务之后，又继续了他誓死保卫各级党委的神圣职责。直至他们的最后胜利。在文革中深受红卫兵之害的人们，用血泪控诉红卫兵的错误及罪行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红卫兵中丑恶及光明的两个区别。
        1966年7月锡城的天气，显得那样的闷热，太阳象一团火球，悬挂在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处是滚滚的热浪，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这就是所谓遵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办事。“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而年轻的学生们对于这个“党的指示”逐渐地清醒过来。产生了怀疑。因为从最近阶段以来，代表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精神与“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差异，指导文章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党支部工作组致所以抛出那些所谓“叛徒”“右派”“坏分子”等等这无非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学生们意识了这一点，就终于摆脱了党支部，工作组原先设计的轨道开始了叛逆行动。
        7月2日，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倔强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并没有退缩。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7月4日，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园内似翻了热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月8日，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5.6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大幅标语的口气，来势汹汹，确有57年反“右派“时的那种气派。工作组勒令王同学交代反党罪行，这位小将在白纸上写上了豪情满怀的词句：
        昨天，我还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今天，我成了跌落深谷的鸟雀，
        明天，我将是展翅万里的鲲鹏。
        1966年8月，这是中国政坛上很不寻常的岁月。
        8月1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同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谈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用心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右”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0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进异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并发表了“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的讲话。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中共中央在8月党的会议上，作出了重大决策，颁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毛主席的亲自号召，讲话，鼓动了红卫兵起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这些都成了革命小将强大的精神武器。这个无锡市一中的王同学等自然地从“反革命”的帽子下争脱出来，对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发出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低，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
        这个中学的造反“红卫兵”，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重压下，杀出重围在与“老红卫生”的对立中诞生了。
        无锡市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无锡市轻工学院坐落在惠山相连的青山弯，66年5月开始，由校院党委书记陈德钧，从北京回锡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有关中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陈书记的传达中，所谓文革只准批“三家村”“四家店”，处此之外，宣布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一条列“不准”的规定，陈书记在传达中的条条框框，引起了许多师生的质疑。直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祖师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党委的反。同时毛主席又称他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代表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发出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号召。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他们也经历了无锡市一中一样的激烈斗争，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争论斗争，直至6月26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要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又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6.26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从此，他们以红卫兵的战斗集体出现在无锡文革历史舞台上。那些原先在各级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以对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挂牌为“斗争大方向”老“红卫兵”们，或者加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成为一些人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这支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红卫兵中，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中，由刘少奇的路线，将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小将们经受了批斗压制的无情打击，再由毛主席将这一大批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从受压制，打成“反革命”的绝境中解救出来，“爱”与“恨”的阶级感情不言而喻的产生了。
        这些红卫兵们，自然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心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文革初期，中共无锡市委领导班子是由以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12位常委组成（市委常委原来是13名，文革开始后，代表人武部的常委吴体仁退出了常委会议）。除韦永义外，还有江坚（市长）、吴镇（市委副书记）、田洪（副市长）、张再生（副市长）、马健（副市长）、孙富中、克宁、徐静渔、杨增、宗毅、任贵发等人。
        市委书记韦永义中等身材，解放初期当过地方军区司令，是个有少将军衔的九级干部。在文革中，保守派开始死保他；后来，因为他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造反派，保守派又抓住他加入过国民党这一点（他在历史上曾经按共产党的指派打入过国民党内部），企图将他定为“叛徒”。
        市长江坚，身材矮小，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在文革前，主抓全市的工交工作，为无锡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平时工作时习惯对下级训斥，态度不好，所以“人缘不好”，文革中被人称为“江坚老贼”。
        副书记吴镇，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相貌堂堂，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本当是内定省委领导的接班人，来无锡任职是下基层锻炼的。在文革中，支左部队领导原准备让他出面支持市内工作，但因为他按当时共产党中央精神办事，没有污蔑造反派，而表态“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违背了无锡支左部队主要领导的意图，故而他在文革被打成“黑手”，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后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死，子女流离失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势不可挡地席卷无锡。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批市委干部来感到一片迷茫。平心而论，在一定时间内他们也弄不清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党政干部，有他们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切运动、生产建设，都有中央发出的文件，逐级向下传达，先党内后党外，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程序。而在文革中，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方法，许多都是直接由媒体传达的。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下达的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把“文革”的主要对象指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后来，共产党中央又公开说“文革”的主要对象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这叫他们感到难以适从。这是客观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指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这样的主观客观条件下，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按文革初期的文件精神，派出工作组，走上一条压制群众运动，将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资反路线”道路，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他们先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续则暗派“联络员”进驻工矿企业“控制”工人造反，再扶植“保皇派”与“造反派”相抗衡。这是文革初期无锡市委的主要表现。
        在文革中期，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从迷茫中逐渐地清醒过来。无锡市委先委派吴镇进轻工业学院，委派田洪进市一中等学校，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做一定的安抚工作；以后又派马健作为市政府与“红总”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既符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又能避免各种矛盾激化、维持无锡市的社会秩序的办法。无锡市委的这一批当权派在混乱复杂的环境里，为党的事业和恢复政府的职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时无锡市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他们的处境和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解和谅解。因此，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代表无锡市委的12个常委，与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相处过程中，除了受到过按政策进行的“批判”、“审查”以外，没有受到过象现在有些“文革”小说中出现的那种虐待。
        “9.2”事件，66年9月2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9.3”大慰问。66年9月3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以压倒一切的气魄，显示了“工人阶级”保卫党委的巨大威慑。力量的相比之下，上百名红卫兵小将就变得“势单力薄”，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四， 工人造反
        无锡市委首先动用了“工人阶级”，围攻红总兵。同时也等于无锡市委作了工人造反的“催生婆”，使无锡的工人造反走在上海工人之前。
        无锡市中心“三阳”街头，有一处以无锡特色的“拱北楼”面店。这个面店正好是大字报的“闹市区”，对大字报的争论，进入人们的眼帘。客观的现实必然地进入人们的大脑进行“思维”，然而再产生大脑对客观事物作出不同的反映。这是很正常的所谓从“感性”向“理性”的发展。在这个面店里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职工，他的真名叫曹桂宝，初中文化，文革前在这种服务行业里的初中生已经算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他还是一个“党报”（无锡日报）的通讯员，他的文化程度在大字识不得几箩筐的老职工眼里，小曹这个人他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人物。于是在早市忙碌以后的空余时间里，职工们拉了个板凳，坐在一起，喝口茶，叼支烟，闲聊起来，老职工开口：“唉，小曹，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法？”小曹根据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明朗地表示：“学生当然是无罪的。”这一鲜明观点，小曹他非但在口头上表明了他对“9.2”事件，“9.3”慰问的看法，还竟然将他的观点，以他“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轰隆隆地热闹起来，许多人要找这个“卜岩”辩论，从这时起，就在“拱北楼”的店门外面，在老红卫兵破“四旧”中从许多人家中搬来的不少“寿材”（是尚未亡故老人备用棺材）因为不是“破四旧”中的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名人字画而可以入库，所以堆集在“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了。堆边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当时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中的人是不敢出来讲话的。）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这种大辩论的热潮也吸引了身在铸造一厂的陆渭文，每天晚上中班下班后的午夜11点前后，还踏了自行车去辩论台前听听造反的观点。
        “辩论”至9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81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星火”之名，当然意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这支“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他们完成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任务之后，于10月26日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有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群众在台下发问：“我们没有地方设立我们造反队的办公室，怎么办？”这位年轻的“卜岩”也正是“大胆妄为”，果断地回答：“抢”。“我们没有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怎么办？”“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造反派的嘴里，尊称他为“卜司令”，而在不同观点的群众嘴里就称他为“抢司令”。当然这个“抢”字人们十分理解当时的特殊含义，只能是指去抢为文革服务的办公用品，而不是唆使人去抢他人的钱财。无锡广大群众由这帮从北京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口中得到了启示，壮大了胆，从此在无锡的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赶走了市委派出的“联络员”，纷纷揭竿而起，所谓“抢”只是壮了“造反”的胆气，实际上全市所有造反队的一切用品均有本单位当权派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造反团”似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地面。
        10月26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XXX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亦工亦农”“造反兵团”“红色公安战士”“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红艺兵”等等，一时间真是司令多似牛毛。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拉开了无锡工人运动的序幕，是由学生“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的划时代转折。“卜司令”是“有功之人”？还是“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卜司令”为此而二次跌进监狱，他的行为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落在真正的国民党手里，恐怕早就成为“烈士”了。
        66年11月初的一个午夜，在无锡市铸造一厂的铸工车间工人下班时，全厂的路灯突然全部熄灭，暗洞洞大炉工段的陆渭文等人骑着自行车在向厂门口踏去，突然发现在厂区的阴暗处开出了二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关闭着车灯，偷偷地溜出厂门，陆渭文同他一起下班的工友便踏着自行车加速追赶，二个轮子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不一会吉普车在夜色中消失。事后才知道，当夜是保卫科偷偷将全厂职工的档案材料运出厂去，目的是防止起来造反的“牛鬼蛇神”抢档案，这时在当权派眼里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们心里怕啊，在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在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的时候，还时这个造反头头陆渭文将这批档案“完璧归赵”地送回厂里，这时接到归来档案的保卫科科长才感慨地说了，如果这批材料真的遗失了，特别是厂内十多份重要档案，那我真是犯罪了。
        当陆渭文等人追不上那二辆吉普车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恐怖感”。于是第二天上午就去了“红总”反映了自己厂内见到的事。“红总”的人就建议，你们可以上北京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陆渭文当时就决定与同厂的锻工顾XX俩人立即“赴京告状”，从无锡买了二张到南京的火车票，正好赶了红卫兵串联的列车。车厢里人头挤挤，塞满了身穿草绿色旧军服，臂戴“红卫兵”袖套，肩上横挂着绿色小包的青年学生，车厢的座位上，地上过道，座位的靠背上，甚至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车厢的进出口已无法通行，只能在火车的窗口爬进爬出。在北上的红卫兵列车上充进了二位年轻的工人“老大哥”，列车开开停停，几乎经过了二天多时间，才抵达了首都--北京城，陆，顾二人抵京后，找到了无锡“星火队”驻京联络站，第一次结识了卜岩.以后再上国务院接待站，由国务院接待将陆顾二人安排在招待所，大米饭，土豆粉丝炒肉片的大锅饭，陆顾二人在向国务院反映了一些无锡的情况后，走进过清华大学的校园，看到一些校园内的大字报，在天安门附近的大街上，已经见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陆渭文领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含义。在北京这个免费吃住的五、六天中，使陆开了眼界，于是就返回无锡，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这个“敢死队”不吉利的名称，在文革中后期一名头头鲍惠兴在被对方抓去后活活打死，尸体抛进太湖，一名队员任永泉在清队时被迫害自杀身亡。成立了造反队并与“红总”挂上了勾，随着造反形势的发展陆渭文被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五， “12.4”事件
        66年12月4日，这是无锡文革历史上，在工人内部“革”与“保”的第一次直接没有流血的冲突。无锡"红总"等造反组织，在中央至地方没有明确可以组织“造反队”的形势下揭竿而起以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允许，被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承认。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曾一度按党委步骤办事的群众，才敢公开组织自己的队伍，以有组织的集体与造反派对抗，他们先后以转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了“五军”，以工人为主体组织了“工联”。以66年12月1日，"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楸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王德冀所著，长篇小说<清清太湖水>如是说]，宣布成立，革命不分先后，他们树起“造反”大旗，也是他们在文革中应享有的权利，12月4日下午，他们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着“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并始终没有找到.这里已不再有大辩论的场合与条件，难以以谈判达到和解.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问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工联”队伍中的那些受蒙蔽的女工在露天树阴下熬过了冬季寒夜的霜冻，大院内到处是大，小便之类的污物，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最后“工联”群众以失败而告终。
        紧接在无锡文革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轮的挂牌游街风，从北京悄悄地吹进无锡城，不过这次被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对象已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而是挂着“铁杆老保XXX”“叛徒走资派XXX”的字样成串地在街头上游走遭到群众批斗。
        67年1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结果为此事上海一个“通令”北京的一篇“社论”使上海“赤卫队”和无锡的“工联”土崩瓦解。
        同是工人阶级的”工联”兄弟姐妹，何以在文革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认真总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在”工联”成立的一开始，作为市委书记的韦永义就已经表态，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韦永义书记当面对郑挺说的，那是在1966年11月份12.4事件前夕].所以，一开始，无锡的造反派就认识到无锡市委只是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只要检讨得好，又在行为上与刘，邓资反路线划清界限，广大造反派群众是会原谅他们的.
        现在有人说，许多人都喜欢，赞赏的美国，美国也在包容和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容纳”6.4”自由主义精英们，但决不会容纳文革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以至于象上海潘国平这样的造反英雄，也不得不以美国”反共产主义斗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六， “741”轮船会议
        67年1月，所有的造反派神气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几乎人人的左臂上套着各种名称的造反队员的红袖套。由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无锡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瘫痪了，书记，市长和他们的常委们已转入“地下”，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躲在家中观望，一部分即使想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已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一度进入“无政府”状态，处于“权力的真空”，但全市的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群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东家家中夫妻相骂无处调解，西家家中自来水笼头坏了，无人管理，一切发生的事都到“红总”去求解决，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趋势，这怎么得了？而“红总”及其下属组织也只能应付，而无实际解决能力。有责任感的造反派急需政府出面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企求支持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领导恢复他们的工作。当时正值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在那些不能夺权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政府进行监督，促使机关工作正常运转，“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吹到无锡，无锡“红总”等群众组织，根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无锡市委内“走资派”不明确的这一实际情况，决定按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采取上海的夺权方式，由无锡市机关兵团牵头联络“红总”“野战车”航运公司的“海燕兵团”，轻院“6.26”兵团，等群众组织与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进行一次会晤，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探讨无锡未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恢复正常秩序。
        67年1月上旬，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第二天，原定参加与韦永义会晤的群众组织没有到齐，到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红总”负责人江汛缺席，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
        待人员到齐，已近上午10点，当时韦永义身穿黄呢军大衣，戴着军帽和红领章，身边还带着一名市委办公室的秘书，正式参加会议的共五人，为了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741”轮船从大洋桥登船走运河向西行驶，船边行边议，通过“大扇口”行将进入太湖，会议由周雷支持，徐志纯介绍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以及“机关兵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分析和看法，提出了无锡市群众组织不能照搬上海的夺权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实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实行监督管理，让市级党政机关的所有各个部门和全体人员正常上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工作的工作，使机关的工作正常起来，解决无政府状态，以恢复全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一席话表示了造反派的一番诚意，其实对于一个无锡党政的老干部出于他们对党的工作的责任性，他何尚不想尽快地结束当前的混乱，早在11月份韦永义已经和“红总”头头卜岩吐露过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心愿，这时群众组织提出建议，可以说正合韦永义的心愿，所以双方很快达到共识，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问题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 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741轮船会议”的(第二天1月20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支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月22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并确定1月23日上午八点，在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1月24日25日两天，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1月25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全市人民欢欣鼓舞，1月25日下午，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通告，前往27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4、5人，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支左”部队的首长简单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一个造反派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良好愿望，从此“流产”了。“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无锡造反派与原市委领导达成的协议，用成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办法处理文革期间的社会秩序，无锡的文革中可能不会出现以后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际上，无锡驻军介入地方文革前，无锡市的社会秩序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发生过几次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但都是不流血的冲突，冲突中没有死过一个人。
        自从无锡驻军介入无锡地方文革以后，无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失衡了。由于部队的各级领导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数不少。这种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混乱的思想经“支左”带到地方上后，使地方上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有些原来可以用辩论、用示威游行等比较文明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变成用刺刀和枪杆子来表达意见了。从此，灾难降临到了无锡造反派和无锡人民的头上。
        就如李宪源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受地方与军队干部之间同类利益关系的制约影响，实际出现了军队几乎全面“支右”的情形。从中央到地方，以军队为主角对群众批判冲击当权派作出强烈反弹的“二月逆流”，不仅颠覆逆转了“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反而在全国造成了更大规模失控形势，直接导致了军队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混乱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无锡家乡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时的形势可以说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业造反派已经自觉形成“革命大联合”的基本势态，并且参照《人民日报》有关外地“夺权”经验的介绍，难能可贵地排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极左”思潮干扰，遵循“团结两个95%”的中央指示精神，与受到群众冲击但已经初步认识到文革正面意义和“资反路线”危害的原市委领导班子，达成了不搞“一锅端”、不搞“改朝换代”的协议草案，而是维持市委机关正常运作，造反派派代表全面进驻市委大院实行民主监督，构成了一种后来被军方指责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的“夺权”模式。面对“资反路线”制造“停产、停电、停水”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政治反扑，全市广大工人造反派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学生造反派深入工厂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一起开展“斗、批、改”。受“资反路线”蒙蔽煽动脱离生产岗位的保守派群众，也逐步醒悟反戈一击，纷纷自愿返回原单位上班工作，各行各业和公交战线生产正常秩序井然，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文革初期因为独立思考和看不惯单位领导官僚习气受到迫害打击的受害者们，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个人尊严，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颂歌，常常会使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热情燃烧岁月的人，恐怕真是无法深切领略体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节日”的那种滋味！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层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却在无锡引发了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镇压造反派“二月逆流”历史倒退，不仅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而且种下了而后两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种子和起始缘由。"
        这是江苏无锡地区当时”文革”形势的最客观描述，也是一条十分值得总结的文革经验.
    
    
    
    
    
    
    
    
    
    
    
    
    
    
    
    
    
    
    
    
    
    
    
    
    
    14
    
    
    第二章 血与火的回忆
    
    人民解放军解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全市人民来说心中都十分喜悦，“喜悦”的出发点首先在文革前解放军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次在造反派方面认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他们期待着解放军能按毛主席的指示，支持自己，在部队的支持下尽快地使社会生活进入正常化，而“工联”的群众心中同样是万分高兴，他们知道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救星到了。
        在苏南地区能够有资格参加“支左”的部队有哪些呢？毛主席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枪多权大。苏南地区最有力量的是属南京军区管辖的6410部队，军部在无锡，79师在苏州，80师在无锡，81师驻镇江地区。其次省军区在镇江属空四军的15师在硕放机场，硕放空军的驻地在无锡与苏州之间，空军在文革的后期也加入了“支左”，凭军事实力，在苏南地区支左的当然是非6410部队莫属。
        在67年1月下旬，先由驻军代表进入“红总”，在铁道兵团所在地和“红总”的中心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向“红总”了解了目前“红总”中心组成员的名单，及这些中心组成员的个人情况。
        在部队参加“支左”后的日子里，“红总”总部不断听到原“工联”的群众前往军部设立的接待处去“控诉”造反派对他们的种种迫害，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去“控诉”造反派的成员中还有许多是原驻锡部队的随军家属，大概在他们去反映的情况中，可能漏掉了文革初期，自身死保各级党委和自身的利益如何去揪斗“牛鬼蛇神”这段历史中，曾一度充当了“资反路线”的打手。他们去反映情况，自然会激起部队的“阶级感情”，同时作为军人，从首长到战士，他们也是人，也有思想，他们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在未参加“支左”之前，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早有了他们的观点，最主要的部队上面有军区领导，军区上面还有老将们的观点影响。
        一， 取缔“红总”
        66年2月8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XX。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这一文革动态首先由敏感的学生组织“长大6.26”兵团察觉，他们召开了“中心组会议”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必须对“支左”部队目前的行为作出反响，于是他们派出他们的联络员冷老师，向“红总”通报了他们学生方面决定在2月16日这一天举行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以示抗议。
        从这时候起，无锡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队伍开始分化了。其实，驻锡部队一些领导人采用的这种手段，对无锡其他的一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采用了。只是绝大部分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认为，部队镇压无锡工人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如果屈服于部队的压力，这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无锡绝大部分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坚持原则，坚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毫不犹豫地参加了“2.16”大游行。1967年2月16日，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在这次“2.16”学生上街游行中，原先以“9.2”事件中出了名的“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了。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6.26”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这种屈服于压力，见风使舵，实在是识时务的聪明人，因为这种识时务的俊杰，使他今后能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因为他的聪明日后投靠更大的后台，最后被定为“三种人”而被赶下了历史舞台。“2.16”的学生游行，他们不断地高呼“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
        2月17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2.16”“2.17”二天的游行被定为“反革命游行”。
        学生与工人的二天游行之后，“支左”部队也作出了反响，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2月28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红总”这个造反派的“龙头”被砸烂了，原“工联”的人员， 弹冠相庆，各单会把主力军人员低头，受斗争批判。红总除三个主要头头被抓之后，其余工作人员数十人被公安局集中审查。无锡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取缔造反组织，在北京出现了众位老将与副总理“大闹怀仁堂”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事件。
        中央斗争的反复，反映到地方上，造反派是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批斗的受批斗，一时间数十万之众的造反派“万马齐喑。”早春三月，太湖之宾寒气袭人，而此时的人心更冷，造反派由地面转入地下，原“工联”人物由地下进入面上，一个天翻地覆。
        附四十年前文革，<红总>中心组成员老照片四张
        二、二中“七.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经过1967年2月到3月的逮捕、审查和批斗，除了上面所说的以邹海根为代表的“红卫兵”外，无锡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解散了。无锡的文化大革命就象被春寒打蔫了的秧苗，没有一点儿生气。
        1967年4月，正好是农历的阳春三月，这是个百草回春、大地返青的季节。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把毛主席在北京怒斥“二月逆流”的春风带到了无锡城；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报刊上，也出现了为造反派说话的文章。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撑腰，被踩在脚底下的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查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除了上面所说的舆论情况外，据当时27军宣传处处长在2000年写的“回忆录”中说：尤太忠（27军军长）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会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第一个介绍的是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全国第一个向造反派开枪的人）。他介绍取缔青海“8.18”造反派的经验。他正在介绍时，林彪突然来到会场。他宣布青海军区取缔“8.18”造反派是“反革命事件”，下令逮捕赵永夫，解散军级干部会议，立即在全国展开痛击“二月反革命逆流”的斗争。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月下旬，骄阳当空，火红的石榴花在阳光下照射下显得格外的鲜艳。一阵阵春风开始化解“二月逆流”在造反派心中留下的寒冰。受压的造反派要翻身，要求解放，可是，驻锡部队仍旧不肯承认介入无锡地方文革时镇压造反派的错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造反派与部队发生矛盾时，不能采取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怎么办？怎么样才能既保住驻锡部队的面子，又能督促驻锡部队纠正所犯的错误。无锡的造反派都在想办法。当时无锡市二中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即“7.5造反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可以从要求“红无锡报”（当时的无锡日报的名称）承认批判“6.26”是犯了方向路线为突破口。这样做，表面上是针对“红无锡报”而不是针对驻锡部队；而如果“红无锡报”能真正承认了错误的话，也就等于驻锡部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时候，驻锡部队就会自己纠正前段时间所犯的错误了。当时市二中的红卫兵认为，驻锡部队只要能认识错误，就会改正错误。但是，如何能促使“红无锡报”承认错误呢？你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无锡报”不理睬你怎么办呢？我们既不能采用不合法的手段，又要迫使“红无锡报”回应我们的要求。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中心组商量了多次，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时候，“7.5造反团”的负责人匡建中在翻阅学校图书馆书籍时，看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仔细阅读了宪法。当他看到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结社等自由的条款时，一个大胆的设想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召开了“7.5造反团”的中心组会议，在会上他提出：“红无锡报”在2月、3月间发表了大批的攻击轻院“6.26”兵团的文章，这是攻击红卫兵小将的明显错误。我们可以抓住“红无锡报”的这个明显的错误，贴出声明：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如果三天后“红无锡报”仍拒不承认错误，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就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写在标语牌，抬着这个标语牌去“红无锡报”社门口静坐示威。“红无锡报”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的静坐队伍就一天不撤。由于这个办法中没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又能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设想得到了“7.5造反团”中心组全体人员的赞成，并讨论好了分批去静坐的名单、争取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支持的联络工作等。
        1967年4月23日，“7.5造反团” 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1967年4月26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第一批自愿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当二中“7.5造反团”数百名红卫兵在“红无锡报”门口静静地坐下来之后，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政策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斗争开始了。当天下午，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市一中“红革会” 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来支援了。紧接着，锡师“8.18”、八中“8.18”、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4.15”、七中“4.23”、“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一批“6.26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 “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4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二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暸，在27军干部内部对红卫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7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向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想法。经过2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6.26”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1967年4月30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如果说1966年9月卜岩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市，支持了受压的学生，为文革中无锡“工人运动”的提前爆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1967年4月在“红无锡报”门口的静坐，是以无锡市二中“七、五”造反团为首的红卫兵在无锡文革中又一轰动全市的英勇之举。这次行动的胜利，不仅为轻院“6.26”兵团向“红无锡报”讨还了公道，而且实际上是为“红总”这个无锡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平反铺平了道路。这是学生支持工人，使无锡文革进入第二高潮的重要转折。
        三， “红总平反”
        “红无锡报”事件的中学生斗争的主题是为轻院“6.26”兵团讨还公道，实质上是在“资反路线”围剿造反派的包围中发出了“反围剿”的冲锋号，杀开一条血路，为“主力军”的平反铺平了道路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红总”平反已是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聪明的支左部队主角王晏，想出了新花招，在5月份，他先找原“红总”中心组成员殷松勤等人去27军军部，找他们谈话，他的谈话要点是企求让殷松勤等人站出来，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用原“工联”的群众作为核心班底，重新建立造反组织，“我们部队支持，一切费用等由部队解决。”殷松勤是由建筑系统推荐到“红总”的代表，35、6岁年龄中共党员，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像参军一样怀着一颗保卫国家的赤子之心，投入了文革运动，出于对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理解，有自己的信念，在原则问题上不能为自己的私利而变节。当他听完王晏讲话的含义之后，他当即回绝了王晏的“好意”，他不愿意接受用造反派的牌子去扶植一个保守派的“造反派”队伍。王晏的第一次收买造反派失败了。于是王晏他们就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充当了他的代理人，于是在工人中挂起周锡林的牌子，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召集了原“工联”的人马，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一个由部队一手扶植的新的保守派诞生了。
        5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主力军的战友们为他庆幸，到他门上去看望他，殷切地希望他带好主力军这支队伍，但金坤泉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红总”的一大批老人员再三劝说，金始终保持不想再干了的态度，人们出于无奈，但又必须“保住”这块共产党员及老造反的“金字招牌”，只能让他挂着牌子随意他在家休息。“红总”的主要头头被三个月的“官司”吓退了，主力军队伍不能跨，于是数十万主力军的领导及指挥责任，落到了军方背后称之谓“黑秀才”的陆渭文身上。在红总平反前，第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6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跟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由这个当时29岁的年轻工人陆渭文站在宽阔的主席台中央支持了这次会议，他操着带有浓重的常熟土音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头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呼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台下十万主力军同时振臂高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毛主席诗词，作为大会主席的开场白。
        会上由“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经过了这段曲折的历史，教育了人们，革命造反的目的是一致的，命运一也是相同的，从此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一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
        二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
        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
        电讯兵团，（电讯系统）
        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20万左右。
        从另外一方，在支左部队扶植下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简称“九、二”）从此无锡地区的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正式确立，“六派”与“九派”，两大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工人阶级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由此开始。
        “红总”平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揭旧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盖子，于是在轻院内召集了由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红色公安战士”，市机关兵团等单位联合，对旧市委的斗批。这个“联合”名称一致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由于红总方面殷松勤推让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在才干上并不十分相称的年轻工人陆渭文任“总指挥”，真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由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这个“革派联总”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大家坐在长桌上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第四天晚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也算是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并无摧残老干部的恶意，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四， “大武斗”
        在“红总”平反前，曾发生过“火烧”小延事件，这是“六派”学生向“九派”学生发起的进攻，“红总”平反后，“6.17”事件是“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但这些另另星星的冲突，不属于正规的大武斗。
        这时有一个武斗的巨大恶魔的暗影悄悄地笼罩着无锡的上空。这个恶魔真似的三国演义中杨修的吊丧中曰：“君在梦中，丞相不在梦中。”“六派”方面从上到下并没有意识接着来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相搏。
        66年6月中旬，据王晏《回忆录》第25页记戴的一段文字：“‘九、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文攻武卫’（当时还没有这个口号，只能说武斗指挥部）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的英雄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按，原九派观点的无锡搪瓷厂团总支书记刘祝林，批林批孔时，公开在无锡当时的三阳门前贴大字报揭露，曾担任”9.2”武斗高级参谋的董万华，在一次布置武斗的会议上表示，打人[武斗]就他膝盖骨，让他终身无反抗能力.这就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对待无锡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主导思想，所以无锡的两大派武斗，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谁是真正挑动两大派武斗的罪魁祸首，也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这天，（准确时间应是67年的6月20日）下午1点，‘九、二’派出基干团六百多人，突然袭击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驻地，因为建筑兵团没有预防，只一个小时就把整个建筑公司全部捣毁了，打伤七八十人，烧毁了旗子，牌子和一切办公用具……”
        大武斗 1、“6.20”事件
        作为“九、二”后台的王晏文字记述，真是这个称为无锡大武斗的开端“6.20”事件。
        6月19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挤挤，这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名，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故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但有一点比较明确，近几天来，市内不断发生武斗，事态日益严重，目前是军管时期，军队有责任出面制止武斗的权力，故当晚作出决定，明天（6月20日）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6月20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不见一兵一卒，军管会在当时是无锡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何不见人影呢？回想历史，在国内战争时期，由美国大使出面调停国共二党的矛盾，当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就绪，美国大使就宣布“调停无效”走之夭夭，可以让国民党放开手脚向解放区大肆进攻。当时军管会不宣而走，也是附合这个道理。当陆渭文带领的游行队伍真在找不到管事的主人，处于为难的当口，忽有人来报告，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6.26”，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一部分队伍自由散去，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陆渭文带领了这支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赶到轻院时并无拳脚相见的武斗，只是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从这晚起，陆渭文作为“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暂时脱去了斗批旧常委的职能，挑起了“六派”方面指挥应付武斗的艰难担子。
        从这天起全市数千名工人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守在自己的据点里，第二天又有无数从农村赶来的“六派”农民进入轻院。“6.20”当天夜里，就有许多年轻人自动来指挥部报到，自动组成了在无锡武斗中的“五虎”队，其中有无锡市二位拳教师的徒子徒孙。一名叫许寿康，他的徒子徒孙，有王明华，苏金坤，小铁功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小猛虎”队，由叫名徐才宝的拳教师下面的徒子徒孙，有吴阿二，王波，王销，陈凡等二、三十名人员组成“游击兵团”，负责指挥部的保卫工作，另外还建有“小老虎”，“夜老虎”，“老虎警卫团”人称“五虎队”、“6.20”事件以后的第二天“六派”与“九”派之间各自建立了据点，这些据点的地理位置，处在“犬牙交错”之间，“六派”的大本营在轻院内处在青山弯向左，惠山方向延伸，市一中由主力军一兵团和一中的学生“红革会”驻守，再向前，由主力军“四兵团占领”绿阳点心店，四层大楼，西门桥畔“机电大楼”由主力军锡柴“东方红”驻守，六兵团驻大洋桥一带，七兵团一部驻守在湖光议器厂，市内现商业大厦[原称东方红商厦]，由“6.26”兵团等学生负责宣传广播等等。
        而“九派”的大本营设立在与轻院相对的“抗大机校”，轻院右面相隔二、三百米的“742厂”和荣院由“九派”驻守骨干队伍，在主力军四兵团对面是“九、二”的“二、八公社”（无线电厂）两军相对似同仇人，分外眼红，主力军四兵团与“九、二”的二、八公社相距最近，由于“九派”预作准备6月21日起，已全部冷兵器武装手执钢管做成的长矛，主力军方面不敢出面接触，只能是坚守防御，从工厂内弄来的罗帽，作弹子，用弹弓射向“九、二”，“九、二”群众当时还无钢盔，只能临时用面盆或者铝锅顶在头上作防御工具。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革派联总”立即召开全体总指挥部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总”主力军的一些兵团头头、“626”兵团头头、红代会（筹）负责人等数十人。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保守派”用武力向造反派的反扑；同时又认为，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我们，“保守派”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争取他们站到造反派一边来，我们不能靠压服，要靠说服。因此，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文攻武守”。“文攻”，就是要加强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宣传；“武守”，就是要守住目前还在我们手中各基层单位和总部所在地，守住我们原有的宣传阵地。不要用武力去进攻对方，若对方用武力来攻打我们，为了自保，只好自卫。这些基本想法，贯穿了“六派”在整个武斗的全过程。后来，总指挥部又下令，对于在武斗中抓到的俘虏，一律不准欧打，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谁欧打俘虏，一律要严肃处理。正是这一决定，确保了在整个武斗期间，主力军方面没有打死过一个从“九.二”方面抓来的俘虏。而“九.二”方面认为，主力军队伍中牛鬼蛇神多，对于牛鬼蛇神就要打，以不打死为限。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在武斗期间有几十个被抓的主力军被活活打死。这是后话。
        6月21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二”一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6月22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榨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X，文革后期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从这时起“九派”是长矛，“六派”是大刀，“大刀”“长矛”势均力敌。
        大武斗 2、西门桥“6.23”事件
        “6.23”事件。6月23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挤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一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究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这时正好由“锡印九、一九”的学生组织，100多人的队伍，自由行动经过“二、八”公社门口，见到“红小鬼”们受欺，即上前帮助，“九、一九”的学生年龄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嫩皮嫩骨，在“九、二”武斗人员面前简直是一盆豆腐，不堪一击，被打得头破血流，败阵下来逃回指挥部报讯，“九、一九”队伍被打散，由三兵团一部群众前来支援，被"九.二"用长矛刺死俩名纺织厂工人.又正好“小猛虎”队二、三十人从市区返回指挥部途径“二、八”公社，见状立即接替了学生，“小猛虎”正好昨夜在“九、一九”手中接过了一批古巴刀，古巴刀敌住长矛，双方对阵。轻院指挥部见到跑回来受伤的学生，又接到从市内的灯光讯号在手工业商场楼顶上用红黄白三色灯光向指挥部报告市内发生了武斗，指挥部根据这一情况先后派出了一兵团下属的“房管兵团”，五兵团一部约500人左右的队伍赶奔前去增援（增援队伍大部分没有兵器）双方以四路纵队的队形，僵持在从西门桥下到“五爱广场”的路面上，当时的局面“九、二”进出的大门已被封住。“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正面是手执古巴刀的主力军，周围是围观的“六派群众”右前方是“绿阳点心店”的主力军据点，后方是“机电大楼”主力军“锡柴东方红兵团”，据点内在摇旗呐喊助威，围观中的“六派”群众还不时地向“九、二”发出砖头瓦片的“暗器”，正在“九二”处于劣势的时候，又有主力军六兵团数十人问讯后从“锡师”出发向西门桥奔去，这批运输工人，有的上身赤膊，下身穿条短裤，有人甚至光着脚板，个个是五大六粗的壮汉，一阵奔袭从西门桥上向“九、二”的背后杀将过来，“九、二”队伍腹背受敌慌乱了，真是兵败如山倒，败兵向西门桥二侧散去，向右“棉花巷”，向左“棚下街”，谁知在旧城没有改造的“棚下街”下去是一级级的石级，人轧人，互相挤压，不少人跌翻在大地上，无情的古巴刀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向下砍去……，一个又一个的“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9条不能动弹的死尸。
        直到黎明前主力军队伍整队返回轻院。这次事件，如果发生在反对外围侵略者身上，那些打了胜仗的战士凯旋归来，一定要庆功表扬，但这不是对敌斗争，主力军内部“军心”亦发生了微微的震动，有一部分主力军群众偷偷地离开了他们集中地，有的从此远走他乡投亲，靠友“避难”去了，他们是怕死吗？可能有一点，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不忍心见到这种无为的流血与牺牲，作为“指挥部”当然知道这种倾向，但作为群众组织，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对群众的态度只能是顺其自然，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绝不用“纪律”去强留任何一个人。
        大武斗 3， “6.27”火烧铁甲车事件。
        6月27日下午，因为轻院与“九派”的荣院和742厂相距只有三百米左右，实在是近在咫尺之间，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4.5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即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站在轻院化学楼顶的总指挥陆渭文见状，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即单身下楼，意在阻止自己的队伍继续向荣院方向开进。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小杨生得清秀可爱，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三兵团主力军）留在战乱中的轻院内，今天他身上打扮成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卫生员，身上上身口袋中装满了红药水，纱布，消毒棉之类的急救物品，他什么时候留在车子里，为什么要进入车子的目的谁都不清楚，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14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在5点多钟时，身为总指挥的陆渭文只身前往荣院方向走去，准备唤回自己方的队伍，这时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是用五吨卡车改装而成，整卡车用10cm/m厚的钢板封闭起来，在驾驶室前方留着两个大饼大的园孔，园孔中间用5厘园的铁条一根根地焊好，似现代人家的防盗门上的条子，车下面只露出三分之一的轮胎。后面一辆是用公交车改装，在每个玻璃窗口封上2.3cm/m厚度的铁板。二辆铁甲车在前面S形地开路，S形地前进目的是撞人，二辆车后面紧跟着四、五十名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九、二”武士好似现代战争中在坦克掩护下的冲锋队伍，当第一辆“铁甲车”向轻院方向冲来，离陆渭文接近约十米距离时，陆已经无法退回轻院，只能随身一转，向身边的轻院学生宿舍内躲去，并一直奔向学生宿舍的楼顶，这时“九、二”武士已经把学生宿舍包围。大约再过去了一、二十分钟，轻院门口已浓烟滚滚，包围学生宿舍的“九、二”也随之撤走，这时陆渭文立即赶回轻院门口， 但见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缴抢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现在要救为时已晚，只有一名驾驶员被火烧伤后，被主力军从车内拖了出来，现在正在抢救，这次“6.27”事件待到第二天早上，火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如果不是有人挖空心思地制造这秘密的杀人武器就不会有这种恶果；如果不是以害人之心，就不会兴冲冲地放下手中的晚饭碗钻进这辆自缚手脚的“铁甲车”；如果车内的死者肯放下架子，举手投降走出车厢，也不至于使自身“灰飞烟灭”；如果他们的冲锋队不将“六派”的总指挥包围在学生宿舍，形成火烧铁甲车的现场“群龙无首”的状态，后果就不一定如此严重。这一事件的后果有谁来承担呢？在《血火痴情》的作者笔下，对遇难者临死前写下了许多心理描述，这是小说中的逻辑推理，这些逻辑思维忽略了点，就是这些死难的灵魂深处，中了“血统论”的毒太深，他们无法理解主力军大部分群众的善良心情。他们认为主力军是无恶不作的魔鬼，于是他们放弃了生的渴望，而选择了死的道路，四十年过去以后对于那些挑动武斗，设计制造这种杀人武器的人，不知他们的内心是否内疚，是否有所反思，及忏悔，当然对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反思的思维能力。
        “6.27”事件发生之后，对两派群众组织内部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就“六派”方面来说，头头们已感到武斗的形势日趋严峻，在不断地升级。这里要引出“六派”方面的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原轻院的副院长--何泄，何泄四十多岁年龄，是原X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地方后，在轻院任副院长之职，文革中学生造反，何泄表态站在“6.26”兵团一边，因此“6.26”的学生称他为“革命干部”，受到“6.26”学生的尊重，“6.26”对何的尊重，也是整个“六派”群众心目中尊重的“革命干部”。他在整个武斗中一直在轻院，当“6.23”，“6.27”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他的年龄，经历，他当然比起年轻的学生和主力军群众更清楚以后的后果会怎样，“六派”原来所占据的地方大多是学校，物资、资金和设备匮乏，难以支撑这愈来愈严酷的局面。“九派”可以利用所占据的工厂的设备制造长矛、装甲车这样的武器，而“六派”手中除了那批“古巴刀”外，无法寻求更好更多的武器；几千人的吃饭问题、伤员的治疗也是这些学校难以承受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就有了找一家大型工厂作为后方基地的想法。6月28日前后，红代会（筹）的负责人、二中“七.五”的匡建中带了一批人去处于东北角的大型工厂国棉二厂作了侦察，发现国棉二厂已经停工，食堂、医院一应俱全。他随即向总指挥部作了汇报，建议派一队主力军占领国棉二厂，把国棉二厂作为“革派联总”的后勤基地。这时候，“革派联总”指挥部对大局起指挥作用的实际上是三个人：陆渭文、浦湘海、何泄。当时何泄，可能考虑今后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于是他在寻找“退路”，他表面不动声色，却秘密地找“6.26”兵团中心组成员商量，准备他将“6.26”兵团的学生拉出无锡，让主力军单独留在无锡顶住局面。他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被纯真的学生接受。于是在6月28日，指挥部根据何泄的建议，将指挥部从轻院转移到在周山浜的国棉二厂内。“指挥部”的转移，客观上反映了，1，何泄的内心打算，2，动摇了军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武斗形势的格局，原来“六派”与“九派”之间所设立的据点，是各占“半壁江山”，而从“六派”指挥部转移之后，在无锡市区，“九派”控制了“东南西”三面，“六派”的实际控制区缩在北面一角。当时的“六派”防区，由六兵团驻守“中国饭店”“航运大楼”，实际上是守住大洋桥。火车站是铁道兵团，坚守岗位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兵团。铁路后面是周山浜国棉二厂，七兵团等驻“湖光仪器厂”，一兵团，十二中学生守市一中，四兵团守绿阳点心店，仍未变动。而每个据点，仅有数十人，并没有武斗能力。六兵团是一个有实力的兵团，头头叫李文庆，他26岁，部队复员军人，但在武斗中李文庆基本上是“佣兵自保”，对武斗形势采取观望态度。
        7月2日晚，“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起攻击，只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并无伤亡。
        大武斗 4、“7.3”大撤退前后
        7月3日傍晚，忙碌一天的陆渭文在“指挥部”的屋角里沙发上偷偷地闭上已经十分倦劳的双眼，养足精神。这时有一个属六兵团的小青年，急匆匆地奔来，将陆推醒，神秘地告诉陆“我们六兵团全体马上出发去上海‘休整’”。陆急忙翻身起来问：“是谁决定的？”“我们头头通过何泄同意。”小青年说完就匆匆而去。陆得到这个消息不能再休息了，于是找来浦湘海，王明华等兵团负责人，召开了“指挥部”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陆渭文，先将六兵团私自撤出的消息告诉了大家，然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六兵团撤走上海，等于将我们目前防地的大门主动打开，火车站就暴露在‘九、二’面前，如果‘九、二’控制了火车站，我们指挥部就好比将可能是‘瓮中之鳖’，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为此陆向大家提出建议，立即将主力军队伍撤出无锡，当大家接受了陆的建议后会议上进行了第二个主题争论。“撤向何方？”有人说我们也去上海，根据陆渭文心中把握的“有理，有利”的“尺寸”，提出应该撤往南京，“理由二点，一、南京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省军管会告状。二、南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虽然他们内部之间有对立的观点，但这两派都是支持无锡主力军的。”陆的撤离方案被大家所接受，当时作出决定：在10点钟将撤离无锡的决定传达到兵团一级，在11点钟传达到群众，为了队伍的安全，不准提前走漏消息并由陆派出周炳荣一人前往火车站，通知“铁道兵团”，在今晚11点前为主力军撤离队伍准备一趟列车，铁道兵团头头，陈志文（文革后期入狱，出狱后病故）高汉卿（在深挖“5.16”中受迫害致死）龚太泉，三人，他们是车站调度室的文职人员，有能力有权调动列车，等到10点半左右，由周炳荣回报“铁道兵团”已将一列有20多节车皮开往北方运煤的货车，停靠在“木专线”上候命出发，一切准备就绪，在午夜11点半左右，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在国棉二厂将睡梦中的主力军唤醒，只通知转移，并无诉说撤退，于是在国棉二厂内二、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主力军作出撤离决定后，指挥部即去通知“革命干部”何泄，但来人回报，在1小时之前，何泄带着一名“6.26“的亲信，化了装，已不别而行，扬长而去了。）当整个队伍撤离国棉二厂时，指挥部的警卫人员向陆渭文请示：“12位常委怎么办？”“全部带走。”“还有几名‘九、二’俘虏怎么办？”“就地释放。”（包括“6.27”事件中的铁甲车驾驶员在内）此时7月的午夜天气闷热，在主力军队伍登上列车后，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列车在雷雨中启动，徐徐向北面方向开去。
        7月4日上午，9至10点钟，在宁静的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批身穿汗衫，短裤，拖着拖鞋，有些人手里还提着古巴刀这样不伦不类的人群，引起了南京市民们的惊奇，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议论纷纷，这支无锡主力军队伍都往南京省军管会方向集中。江苏出现了这样的大事，省军管会不会无动于衷，当天中午就有省军管会三位首长，接见了无锡来的陆渭文、浦湘海等三、四人，这三位军首长，一位是梁辑卿，一位是杜方平，一位是吴大胜，当时总称为“梁、杜、吴”，在这次接见中由善于严词的浦湘海向省军管会首长汇报了无锡发生的武斗，并请求省领导能给予支持，这三位首长耐心地听着汇报，最后表示，你们既然来到了南京，先把你们的人安排住下来，你们的问题由我们同无锡市军管会来商议解决，热情的南京两派群众组织亦主动前来联系，拉无锡主力军这支队伍到他们单位去具体地落实吃、住等问题“革派联总”指挥部，“红总”这个首脑机构，被南京军事校院的“屁派”拉进了他们一处非军事区的大院内居住起来，主要队伍也集中在这里，其他学生等队伍，也被“好”，“屁”二派群众拉进他们的单位。近千名学生被安排在中山路307号省委招待所内居住。
        在“7.3”撤退中，虽然是“秩序井然”地离开无锡，但还有一部离开指挥部较远的据点，市一中，“湖光仪器厂”，等地，因为没有通讯设备，便成了撤离的遗忘之地，当这些据点里的群众发现“突然寂静”的异常之后，立即探听出指挥部已撤离的信讯，在7月4日凌晨之前便各自为政地带上自己的队伍赶上了去上海的路，同时在7月4日清早起，许多原在家中的“六派”群众，得讯后纷纷以上海为近的缘故逃往上海，这样便形成了无锡主力军在上海“华师大”，等地的集中地，以后建立了“上海分指挥部”。再说由李文庆带领的六兵团，十多辆公交车的队伍走常熟往上海方向而去，结果受到了常熟反对派群众的阻击，再转江阴，又遇困难，转辗路途，以7月4日上午也比较艰难地进入上海。“7.3”撤退在民间及某些官方的记载中由无锡市委内当权派的策划而引成，这不过是一种误传。甚至是对市委内吴镇、田洪等人的栽赃陷害。
        “7.3”撤退以后的无锡当然是“九、二”一统天下了，从7月4日上午起“九、二”各基层单位纷纷出动队伍抓捕留在无锡的“六派”群众，正如王德骥先生最近出版的文革小说“清清太湖水”中描述的那样“铁滚皮鞭顿时雨点般打在被抓人的头上，腰上。倒似乎象当年红军撤离之后，地主还乡团进村向农会群众报复那样，抓、打、杀的疯狂。无锡铸造一厂主力军头头之一鲍惠兴（电工）从“红总”平反后，特别在武斗期间，由于身体欠佳，故而基本上已退出了“是非”圈子，班不上，一直在家中打打扑克，消遣时光，谁知在主力军撤走之后，你要想安稳，可人家还是把你当作“敌人”，被本厂“九、二”抓去一顿敲打，半死不活，再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身上绕满了绳子，直至他的胫部，鲍惠兴有气无力的瘫下去，结果被胫部的绳子勒死身亡，“九、二”群众将鲍的尸体抛入太湖，（文革后期，二名杀害鲍的替罪羊判了有期徒刑6年）这期间，太湖漂浮尸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不管算是“红色恐怖”也好，还是“白色恐怖”也罢，无锡在恐怖的笼罩中，人性被兽性所代替，恐怖的消息不断从无锡逃往南京的人口中传来。前往上海的六兵团数百人，也由水路奔向南京。市机关兵团数百人员也由上海经水路来到南京，在宁负责对12名常委的生活管理，并在宁期间组织过两次小型斗批会。武斗能把“六派”的群众赶出无锡，着实在是个好经验，无锡的魔爪在向周围城市伸去。常州没有几天时间武斗也把常州主力军赶出常州，苏州武斗把“踢派”打到城市的边沿，“踢派”群众不断地向外发出阵阵的呼救。
        无锡主力军在南京军事学院得到了暂时的安置。陆渭文主持带好这支队伍，上管“国家大事”下管“肥皂草纸”，浦湘海每天奔走在外，与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等保持着外交联系，无锡“红总”的头头金坤泉带着他的老婆在这支队伍中避难，7月10日左右，“小猛虎”队全体接受了南京“好派”的要求去X地占领一个“据点”，这处正好是百货公司，任务结束后，有整卡车的生活用品运回军院，傍晚，由“小猛虎”队队长苏金坤叫人把自己的身体用绳索捆缚起来，效仿古代人向指挥部“负荆请罪”，陆、浦二人通知全体“小猛虎”队集中，“立正、稍息”，口令传出，小猛虎队队员立得整整齐齐，接受“训话”，指挥部表扬了他们自觉遵守纪律的榜样，并“迫使”队员们交出了实际需要的球鞋，毛巾等生活用品，并将这些抢来之物，仍用卡车运回原地。在乱糟糟的造反队伍中许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7月中旬，由“革派联总” 新任副总指挥匡建中带队，500多名无锡红卫兵到长江以北的大厂镇为“好派”驻防。为制造声势，这500多人举着红旗和铁棍，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来到江边，再分乘几艘江轮，直驶大厂镇。由于声势造得大，这批人在大厂镇期间，没有人敢来进攻。（后来，无锡主力军从南京撤到了镇江。8月下旬，这支500多人的红卫兵队伍被船接回镇江；这是后话。）
        7月23日，在官方的报道中传出了江青的就武汉“7.20”事件，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南京的无锡主力军一下子沸腾起来，许多人骂“指挥部”头头“右倾”，“你们看，中央首长都讲话了，你们带头撤离无锡就是错误的决定。”“文攻武卫”给受压的群众，原本满肚委屈的复仇心理火上加了一瓢油，同时“文攻武卫”也被挑动武斗者接过口号，披上了武斗的合法外衣，更嚣张了，整个文革的形势，变得更复杂，更激烈。
        无锡主力军中群情激昂，要“杀回无锡”。但苦无办法。由省军管会出面与无锡27军的交涉无效。摘王晏回忆录43页：“7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支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A主任（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三人到南京A、B大楼，解决27军‘支左’的问题。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B楼，上了二楼会议室，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等大家坐好后，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27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A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27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27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A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A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A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A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A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A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27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A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27军在无锡“支左”中的态度如此的坚决地支一派，打一派，通过这段军方的内部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15
        大武斗 5， “8.9”抢枪
        8月9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来到指挥部找上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252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场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李德康热情地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开口讲，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陆渭文，浦湘海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军院的人又详细地介绍了，他们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这里有一个武装连负责保卫工作的，他们的位置在那个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等等情况做了较详细地介绍。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商议结束各自返回，做各自的准备工作。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卫班（游击兵团）“6.20”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而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18世纪的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的队伍和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这时252部队的李德康他们提出了改变原设想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252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南京主力军抢枪的消息，当晚就传到无锡王晏他们的耳朵里，王晏要向“九、二”送枪，当然比主力军抢枪更方便，（王晏回忆录54页）：“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27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0师的一个步兵排。”这天上午7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8.9抢枪”，由不同的军方“后台”把现代化的武器明抢暗送地送到了两大派不同观点的群众手中，“武斗”在向更尖锐、更激烈的阶段上升。
        8月10日以后主力军方面由浦湘海带队又从镇江出发去扬州打开了一个抗日时期留下的弹药库与军院抢来的枪配套起来，完整地装配了主力军队伍。
        8月10日以后，陆渭文最后地到达镇江金山寺，便有252部队通知陆渭文、浦湘海二人去受江苏省军区赵司令的接见，赵司令大约五十多岁年龄、头发微带花白，同时受接见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宾主坐定，主人热情接待，中华牌香烟招待几位客人。首长说话保住一定的分寸，除了表示关心的话题之外，连明确的“坚决支持”都没有表明，一切尽在不言中，招待几位客人在省军区午餐。这次接见之后，便有252部队帮助无锡、常州主力军在金山寺等地进行军事训练。还在7月份流向上海的无锡主力军传来了上海当局对暂留在上海“华东师大”和“同济大学”二处的无锡群众仃发伙食费，目的是赶无锡人离开上海，发生了这一情况南京指挥部不能不管，将数千人的群众集体转移到南京集中，在条件上不允许。于是陆渭文主动地与主力军头头金坤泉商量:“老金，上海出现了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不管，我的意见是否请你带几个人一起去上海解决这件事，你看好否？”金坤泉很坦率地回答：“去上海坐火车要经过无锡，我害怕的，我不去。”陆渭文无可奈何只能自己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周国彦俩人，从南京乘火车经过无锡抵达上海“华东师大”，在和许多群众见过面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陆渭文发现在沪的人员中有轻院王国栋老师在内，于是在上海帮助他们建立以王老师为首的六、七人为上海分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全权处理上海主力军的一切事宜，陆渭文这次到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无锡主力军的吃饭问题，于是就东奔西走的找关系，当然第一个首先想到“上海工总司”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想寻访他们的头头王洪文。与他商量，祈求他的帮助，陆渭文找到了上海国棉X厂王洪文的“老家”，王洪文没有找到，却见到了几个曾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小兄弟”们。陆渭文向他们表明了这次找王洪文的来意，这帮“小兄弟”对陆说：“侬不要去找伊(上海话他的意思)，这个小赤佬现在找不到伊了，找到伊也不能解决问题，伊现在到东到西身边有个军代表陪同，一切问题都要军代表表态，伊才敢作主。”陆渭文听了这番对王洪文的近况介绍后，心中就想用无锡人的土语说法“这个表浆呒不(无锡土话，不够交情之意)交易的”以后陆对王洪文产生了一种轻蔑的看法。以后在王洪文奉命到无锡来“作报告”，并没有见到主力军的热情态度，只能受到“九.二”群众的欢迎，在陆渭文等人的眼里“王洪文算什么造反派？它只不过是张春桥的傀儡代理人而已”。
        同期上海出现了“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的武斗事件。“工总司”出动十万人马封锁了上海郊区进入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的农民，对“上柴联司”进行了一个个车间，一座座大楼的强攻，使“上海柴联司”的造反派在孤不敌众的情况下伤残无数的后果。使陆渭文拍案而起，心里骂张春桥披着左派外衣，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实际上是啥人不听张春桥的话，他就镇压啥人。陆的这种思想直到68年陆逃到徐州的所谓“流亡政府”时，由陆亲自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中暴露了对张春桥的看法，以后被无锡当局抓住“辫子”定了陆渭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这是后话。
        陆渭文这次上海之行是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上海分指挥部成员的努力，才解决了留在上海主力军的吃饭问题。8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27军79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7.22”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7.22”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到文革后期，苏州踢派兵团级以上头头大部分进入监狱，支派主要头头因为是“四人帮”的人，华xx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8月中旬的文革形势，似乎在向有利于主力军的方向发展，过去纯属“民办”的造反组织，现在有省军区，硕方空15师的支持，使原主力军头头金坤泉的头脑发热起来了，从原本避难者的身份转换为当然的“红总”头头，跳出来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了“主力军杀回无锡的誓师大会”，并且为了自己今后能踏进仕途与原市委常委的关系也显得十分亲热，在不经过“红总”中心组的讨论，与不通过“革派联总”的情况下，力图单独宣布，原市委副书记吴镇为“红总”的“顾问”，副市长田洪，张 再生为xx部长的职务。金坤泉的这一企求，有自己的目的，但可悲的是在运动后期，使吴、田、张三位老干部被打成“黑手”吃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更为可悲的是到无锡市实行大联合、三结合的关键时刻，又是这个金坤泉坚定地站在27军方面，不承认“吴、田、张”是革命干部，排斥在三结合的范围之外。历朝历代总是有忠奸二派，国难当头总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金坤泉的行为，他不触犯法律，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处分，他是无锡文革中唯一的“既得利益者”，最后以“副局级”待遇退休养老。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需要澄清的事实，在无锡文革中，“吴、田、张”三位干部，从未参与过对主力军做任何“参谋”决策。在以前的某些无锡文革是上记到“吴、田、张”三人在主力军的某些事件中，参与他们的意见，这是误传甚至是故意的陷害。
        8月中旬，由镇江252部队李德康在252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三代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带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1）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如果参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XXX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
        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XX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正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的XX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心中有数。
        大武斗 6、武装进驻无锡县
        “逐步向无锡本地靠拢”的基本思想已定。在陆渭文的思路里在设计如何使主力军接近无锡的方案。陆渭文首先找到了五兵团头头蒋群商议。蒋群是无锡农药厂职工，原坦克兵复员军人，二十四岁，陆向蒋群表明了准备让他们作为先头部队进入无锡县洛社地区。无锡县洛社镇是无锡县内的工业镇，镇上有一个洛社造纸厂，厂内有一名叫大彭的科室人员和一名姓杜的技术人员，是这个厂的“六派”头头，这二位头头来镇江指挥部联系，希望主力军首先进驻洛社镇，同时洛社地区包括石塘湾，玉祁镇等附近地区都属于“六派”的势力范围，如果主力军进驻这一地区，等于进入了过去的“抗日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一情况，所以陆渭文所下的第一枚“棋子”，就选中洛社地区。蒋群当他明白了陆渭文意思之后，当即表态“过去使用大刀长矛，我没有本事，现在用枪动炮了，我不是外行，你可以决定由我们前去就是。”但蒋提出，因为他与电讯兵团头头周文宝的关系比较亲近，请陆渭文考虑同时安排俩人一起去。陆渭文同意了蒋群的要求。但进驻洛社，从镇江出发，到无锡县必须经过常州，常州当时是在“常州联指”的控制之下，想要安全抵达无锡县，必须想法避过常州这一关。
        因为这是军事行动，必须注意保密，陆渭文先将五兵团一部约八、九十人先从金山寺主力军的大本营内调到镇江师范，指挥部所在地，造成这支部队“不知去向”的假象，然后再由无锡铁道兵团头头龚太泉去上海铁路局借二节车厢，事先“埋伏”在镇江车站。在8月22日半夜，由南京开往上海的92次快车经过镇江车站，将这支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小分队偷偷地进入车厢，然后由龚太泉亲自将这二节车厢挂在92次列车尾部，92次列车在寂静的夜色中“轧、轧”作声地行使，在黎明初现出东方的鱼肚白时光，列车停靠常州车站，下车的旅客秩序井然地离开列车，列车继续向上海方向驶去，当列车到达洛社时，调度室来了临时停车一分钟的指令，在这一分钟时间内二节车厢内的主力军武装小分队已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第一次偷渡常州的计划成功了。这一行动很快引起了无锡当局“九、二”派的高度警惕。
        在镇江的陆渭文又在布置第二次大队伍进驻无锡县的计划，第一次的特点是人数少，而且是在“敌于无备”的状况下进行的。第二次武装人员多，而在“敌”有备的情况下，不能再用老方法实施。
        8月31日，由陆渭文亲自带队，组织了一兵团，七兵团，“6.20”部队，及二个“老虎队”，全员有5.6百人，向镇江三代会商借了二艘大型木船，经长江水路，走江阴进无锡洛社镇，临登船时发现船小人多，不能容纳所有队伍，于是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将一兵团全数3百人暂留镇江码头，由陆渭文带七兵团等3百人队伍按计划先行，木船向江阴方向进发，江水滔滔，木船在破浪前行，等到满天繁星稀落，东方将晓时刻，陆渭文根据手中的地图，指挥木船在离江阴市不到5公里处停船上岸避开了江阴反对派的阻击，领队伍从江阴郊区的缝隙中步行向洛社方向走去，木船返回镇江，准备载后续队伍前来，从江阴到无锡步行一天，露宿在荒郊，直至第二天9月2日到达玉祁镇，受到玉祁“六派”群众的热情招待，下午到达洛社镇，队伍住进洛社师范学校。
        当夜由周炳荣带了七兵团一百多人进驻张村东北塘地区，陆对所带队伍进行了“布防”，由五兵团“飞虎警卫团”驻守二面临水，一面通往市区的唯一的一座水泥长桥--皋桥，背靠铁路，看守了洛社的“东大门”，由“6.20”王明华及机床“4.15”一部驻守石塘湾，由“小老虎”队一个排驻守在通往钱桥的小道，守住洛社的“西大门”，陆渭文带一个警卫班及电讯兵团三、四十人坐镇洛社师范，洛社造纸厂，作为主力军搞宣传工作的文职人员留守，是表面上的“指挥部”，作为一个没有当过兵，没有军事知识的年轻“总指挥”认为这样的布防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格局。9月3日过去了，不见后续部队到来，9月4日从洛社的火车上来来了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达了“指挥部”的最近决定。从8月31日陆渭文带头离开镇江后不久，由硕放空15师政委吴世俊赶到镇江，阻止了在镇江码头等船出发的一兵团所有人员，继续向无锡县开进，这一决定引起了原野战军头头周雷的不满，周对空鸣枪，为此“指挥部”对周雷作出了处理，空军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徐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查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陆渭文接到这个严肃的口头通知之后，理所当然地绝对服从，对无锡市内作出不越雷池一步的打算，留守在洛社待命，但由于这个决定亦使已经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队伍变成了“孤军深入”的被动局面。但“九、二”方面由于有后台的支持，他们就根本不理睬什么中央决定不准任何军事行动。这样无锡主力军方面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出现了“9.6”事件。
        大武斗
        7， 在无锡县内发生的几次冲突
        9月6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活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9月9日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9月13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10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到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13人，“九、二“出动的一个班一死两伤俘13人全军覆没。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9月14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由于洛社”9.6”事件，”9.9”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9月13日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事件发生，于是9月14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在9.13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偾，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但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这时在刚刚撤离战场的主力军，面对这一情况，也顾不得尊重解放军这一传统观念了，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一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3百多人迅速撤离，主力军一走“九、二”增援武装马上赶到，“九、二”的气出在主力军居住过的房东身上，将一家的住房拆掉，把他家饲养的肥猪杀掉。
        “9、15”事件：洛社“9.15”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武斗事件而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在“中央文革调查组”进入无锡着手解决无锡问题的历史背景下，由“九、二”发动大批武装进攻洛社围歼主力军的事件。根据王晏《回忆录》记载：……“九、二”早有准备了，他们的力量，主力军根本抵挡不了，他们组织也很周密，半夜十二点，他们的水上部队就秘密地运动到洛社附近，早上六点钟，他们东面一路来五节火车，沿铁路直接攻击洛社车站。西面一路来15辆卡车沿312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了洛社主力军的退路。七点钟打响，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了。王晏的“回忆录”内容有相当的夸张之词，但他不敢说出制造这次血案的真正指挥者，支持者是谁？指挥制造血案的是原27军转业团长徐××（“九、二”参谋团）支持者笔者缺少真凭实据，但不难想象可以得出的结论。把责任推在“九、二”头头周锡林，邹海根身上，这是推卸罪责的手法，凭周锡林，邹海根二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能力，指挥这场战争式武斗，在9.15事件中主力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作为年轻的“总指挥”也犯有错误，9月14日，在发生东北塘事件之后，洛社也得到了“九、二”将要大举进攻洛社的“情报”。9月14日当晚洛社主力军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九、二”大举进攻洛社，我们怎样应付。会议由陆渭文主持，除自己主力军方面的人之外，还邀请了洛社当地“六派”头头大彭等人参加。
        强敌压境，怎么办？三种意见，
        1，暂避锋芒，将主力军暂时撤离洛社。
        2，以洛社头头的意见，主力军不能撤离，撤离算什么意思。
        3，最后会议决定主力军坚守原地，但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于是陆渭文安排增加哨位，由单人放哨改为双岗，等等，但因为陆渭文在军事上缺乏“知己、知彼”，对“敌”没有估计到如此强大的武力，对已没有看到自己队伍的素质，二点估计错误致使吃了大亏。
        9月14日夜，洛社地区显得分外宁静，半个月来，从皋桥到洛社的沿线，不断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全然消失。陆渭文和他的参谋周梅泉（原太湖游击队队员）俩伏在洛社师范学校的室内，整夜守在电话机房，洛社师范的指挥部里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指挥东北塘主力军在深夜撤退的行动.这支队伍的行动是这样: 向洛社靠拢的一切情况。
        徐志纯电话告诉陆渭文，撤下来的”主力军”已经到达离石塘湾东面约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庄，因队洛社地区的情况不明，拟在原地休息，待天明后再行动，陆同意徐的意见，不料从此和总部失去联系，直到7点钟左右听到石塘湾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又同从石塘湾那边走来的农民说，洛社已经打起来了，徐志纯打电话给陆渭文，无人接听，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和七兵团的头头们商量，决定先派3名主力军前去侦探，待弄明情况后再行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回来说，”九.二”进攻洛社，石塘湾没有发生什么事.八点钟左右主力军全体及东北塘群众300人向石塘湾挺进，在部队将到石塘湾，整个石塘湾已经战火冲天，这时一名陆渭文的通讯员找到徐说，”我是老陆派我在此接应你们的，总部将要移到玉祈，陆命令七兵团向玉祈方向靠拢。”
        9月15日清晨6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XXX，XXX中弹倒地，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亡，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10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50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但见洛社桥顶已有一名头戴钢帽的“九、二”机枪手架设好机枪，凭陆渭文在文革前民兵训练中的八环、九环的射击能力，只要将手中的苏式步枪瞄准，手指一扣有十分把握将这名“九、二”机枪手击倒，但陆渭文下不了这个手，所谓枪声一响，爷娘白养，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9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二” 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6.20”部队进攻“6.20”部队由王明华指挥，机枪扫射阻击来犯的“九、二”，一名由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机枪手，站起身来端着机枪扫射，结果腹部中弹，可幸的这名机枪手因人高腹大，射来的子弹竟从他的腹部脂肪层上穿过，并无进入腹内，他再次射击，一颗子弹又中了他的面部，这颗子弹又像长了眼睛一样，并无进入他的头颅却从他的牙齿缝内钻过，打掉了二颗牙齿，他真是命大，没有死在罪恶的子弹中。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革后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出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6.20”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石塘湾“6.20”部队接到通知后，因为自己没有吃到亏，十分恋战，机床厂技校“4.15”学生丁小波（是市内举重一级运动员）园混混的身体，手端机枪，不断连续地向冲锋而来的“九、二”发射，突然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小波的后脑，丁小波应声倒在地上，当担架抬着他撤离时，在昏迷中的小波躺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念着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表示了他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结束，无悔无恨的心情，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60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祈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10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2.3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11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从9月1日起到9月15日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20多位主力军中年轻的生命。
        在玉祁的集中地，一边是主力军的伤员和遗尸，一边是13名活生生的“九、二”“俘虏”，主力军中的许多人真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着“俘虏”拳打脚踢，“九、二”人员拼命抱头躲闪，陆渭文知道，如果听其自然13人的生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群情激昂，难于止住，于是命令自己身边的警卫班将13人隔离起来，一起带回镇江。
        主力军在“9.15”中虽败而不溃，在当夜请当地农民作“响导”要绕过“敌占区”，戚墅堰机车厂，和情况不明的常州市，向镇江方向退去。
        农历8月中旬，一轮明月当空，在田间的小道上一队5.6百人的队伍，一字长蛇地在缓缓行动，直到人们习惯的中秋节，这支撤退的主力军队伍已抵达“奔牛”车站，每人二个大饼算作“月饼”充饥，陆渭文此时此境写下了“卜算子”词一首：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六七中秋走‘奔牛’，佳节亲人不聚首，枪林弹雨，数百战友，峥嵘岁月写春秋。”
        这个中秋之夜，二个大饼之后遇上了镇江金坤泉带队的六兵团船队，将这支败军之旅接回了镇江。
         大武斗 8， 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9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部队的代表：27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9月26日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68年1月28日返回无锡。
        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67年9月30日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在镇江的主力军于67年10月15日，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二地在外的主力军群众回锡后，仍在“九、二”的武力包围之中，虽回到了无锡，但仍不能回家，凡自私回家的人仍经常被“九、二”打伤后送回一中和老轻院住地。
        “11.1”事件，11月1日下午陆渭文正好离开无锡“九、二”无故包围老轻院，人山人海将老轻院住地围个水泄不通，“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探头探脑，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藏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次事件老轻院被围36小时之久。
        “11.26”事件，无锡市国棉三厂的位置就在老轻院的背后，主力军三兵团头头李兴宝找陆渭文来商量，“我们主力军一直被围困在轻院内总不是个办法，我们兵团人员商议，是否可以组织些力量，护送国棉三厂的职工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陆渭文想想三兵团头头们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现行政策，再说自己的队伍目前基本上“手无寸铁”又不准备回去挑动武斗。于是表示赞同李兴宝等人的想法。就在11月26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厂。当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主力军在镇江返回无锡时，全部交出武装（除有二、三人私藏几支短枪外）而“九、二”方面从“11.26”实践中暴露的情况看，他们根本没有交枪，这里不能不说明当时27军对“九、二”的庇护。进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在北京的无锡军管会代表交涉。开始无锡军管会代表只是说做工作，实际上无锡仍旧不动。后来，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全体绝食抗议，惊动了接待这次谈判的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严令之下，被抓的主力军才获释放。
        五， 大联合和三结合
        随着之间的推移，在直68年1月28日，在京的“六派”“九派”代表，经过了周总理的接见后，返回无锡，无锡的两大派组织被定为“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毛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下，无锡文革进入了“大联合”，“三结合”阶段。
        革命的“三结合”是由“支左”部队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红总”中心组会议上，讨论革命干部代表时，以陆渭文为首的一帮人，坚持支持吴镇，田洪他们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这个权力机构，陆在会议上表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进入革命委员会，他们把无锡市的权交给我，我懂什么？如果没有革命干部的加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的态度是：我今后在街头上走路，只要背后的老百姓说一声陆渭文这个人是不错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愿自己坐在小车内，被群众指指点点骂山门。而这时的“红总”首席代表金坤泉，忘记了当初在镇江时极力吹捧吴镇，田洪，要请他们担任“红总”顾问等职务的亲近态度，而为了私利倒向军方赞同孙富中，马建两人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三结合”机构，将吴，田等打成黑手，受尽折磨。
        “群众代表”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从表面上看有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推选，实际的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军方代表手中，在“九、二”方面他们是自己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精干力量进入权力机构，在主力军方面，他们在物色有利于他们一统天下的合适人选。“红总”的主要头头中，一个是挂牌头头金坤泉，一个是实力派头头陆渭文，军方王晏力主选择绵羊式的金坤泉，而害怕主力军中的死硬派陆渭文，怕担心陆是一个牵不住的猴子。直到以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王晏他受到上级的指责，后悔没有将陆渭文锁住。“红总”方面推派的工人代表，除金坤泉，李文庆之外，其他推选的代表大部都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劳模”等等的老好人，就此无锡市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班子军队代表是“九、二”观点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是“九、二”观点的干部，“九二”代表是相对的精干班子，尽管无锡市革命委员于68年3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但狼走千里改不了吃人，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派革会”的诞生，没有给无锡人民带来安居乐业，他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利，更合法的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挂起“群众专政的牌子”，“专政群众”，激起陆渭文、匡建中等一批人的反抗，逼出了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来。
    
    
    第三章 流亡政府与狱中
    
    1， 造反派的无奈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
        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任，“付指挥”由”九.二”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一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查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谓“小船会议”。
        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里，停靠的小渔船上，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到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5月10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2， 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再去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两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乘上302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1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一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3， 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陆渭文只身由匡建中用自行车送到硕放以后，等到天明，去上海和自己的妻子张毓珍，无锡印染厂的陈东兴三人，坐上北去的列车，踏上了素称“南蛮北侉”交叉之地--徐州城。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徐州“革委会”主任由一名铁路工人叫杨振祥（以后被判刑）的担任，副主任中有一位徐州淮海大学的女学生叫周明霞等。陆渭文到徐州，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去找谁联系呢？于是首先找到了徐州“工总司”这个群众组织，由他们的头头顾炳华（文革后期因反邓小平判刑18年）等人接待了这三位江南的来客，他们听完了陆的介绍之后，将信将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收到了无锡市革会寄给他们捉拿陆渭文的“通缉令”，他们相信了，于是他们将陆等人暂时安排在徐州市一中的校园内，陆渭文逃往徐州的消息在无锡市革会的宣传下，在无锡地区传流开来。没有几天，无锡的群众接二连三地逃往徐州，由丈夫被抓后打死的孤儿寡妇，由屁股被打烂的工人，又从“工纠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逃出来的，随后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匡建中，周志鹏等人亦来徐州。
        无锡是“样板”，这股“十二级红色台风”刮向苏南各地，常州“揪李、戚死党”（李戚反革命集团亦是冤案）见过李顺之，戚承的人是“李戚死党”，与“李、戚”素不相识的群众是“李戚”“小爬虫”，“李戚”的“毛毛虫”，常州主力军被逼得无路可走，也来到徐州，苏州踢派，整个苏州地区农村都有人逃往徐州，镇江“三代会”的头头也逃到徐州，逃往徐州的人越聚越多，直至8月份，苏南地区逃往徐州的总人数已有500多人，这里众多的流亡人员，是不是因为陆渭文的号召而来的呢？并否，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求生存””反复辟”而走到一起来了。
        这500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借徐州这块可以使他们生存之地，写材料，揭露各自本地所发生的种种罪恶，向中央告状，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大幅标语，控诉苏南地区的暴政，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支逃难队伍的存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江苏省革会的错误政策相抗衡的一支政治力量。使无锡当局既恼怒，又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在无锡又宣布：陆、匡他们在徐州组织“流亡政府”，“他们的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这个“流亡政府”的存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苏南地区各级革委会推行错误路线时起到了“牵制”作用。
        有关当局在内部发出一条命令，在江苏各地各级革委会如果抓住陆渭文，可以不问口供“就地枪决”。无锡尤太忠，在某些公开大会上也宣称“只要陆渭文能够回来，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还是留着”。他们以”就地枪决”和”市革会副主任的位子”这两手来打压，坚持真理，正义的文革捍卫者，陆渭文，及这支反抗各地革委会压迫的造反派队伍中潜逃者。
        在徐州的人群中，又一位从无锡市供电局逃出来的青年职工华文良，在徐州的交往中相识了“徐州淮海大学”无锡籍的女大学生，小尤，年轻活跃的女学生，对无锡主力军的遭遇，十分同情，通过小尤的关系，与徐革会的副主任周明霞有了间接联系，于是无锡主力军的外逃人员住进了宽大的淮海大学，华文良与小尤之间“他乡遇故知”，你来我往，日久生情，爆发了爱情的火花，在文革结束后华与尤“喜结良缘”，这是在“文革”悲剧中的喜剧。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这首打油诗体现了徐革会其实也在动荡之中，也说明了不问三七二十一的一刀切的不成熟弊病.这是一条值得总结的又一文革教训。
        4， 在山东的日子里
        68年8月下旬，徐州市传出了：徐州“淮海八三一”（支派）要从南京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消息，没有几天“淮海八三一”的群众，进入徐州市，数百人的队伍一进徐州，迅速占领了火车站附近的“淮海饭店”，在淮海饭店垒起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露在饭店的大楼窗口，徐州开始骚动了，徐州踢派也建立起自己的武斗据点，徐州踢派眼见自己也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没有力量再帮助这帮来自苏南各地的逃亡人员，苏南来的数百人员又面临了何去何从的选择，陆渭文在徐州“淮大”召集了头头会议，决定在徐州的数名有关人员，立即离开徐州。
        往何处去？举棋不定。山东济南，在济南军区王效禹的治理下，社会已经稳定，要想在济南立足的可能性极小，于是会议决定，派丁可南等十多人，由丁可南带头前往武汉试探性求助。由陆渭文，匡建中等人率队前往山东济南，将数有人员分散，作为普通旅客身份，乘上往济南的列车，约定在济南“大明湖”集中，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这天傍晚，在济南风景优美的“大明湖”畔，坐下了数百名“不速之客”，这使济南的安宁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好奇心的山东人纷纷前来，观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男女老少，衣衫不整的人群。第二天上午，由陆渭文、匡建忠、蒋文明（江阴）徐光耀（常州，死于深挖“5.16”）芦向阳（苏州，他妻子×老师死于“5.16”）几人前往山东省革会，代表苏南“四市十八县”的受压群众，向山东省革会提出收留的请求，受到了山东省革会的热情接待。第二天有关方面派出了医疗队前来对苏南人群进行体检，同时在山东济南也传出了苏南地区“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流言。据悉王效禹为这帮人特地向中央文革写过“紧急报告”请示，中央文革如何答复，虽然内容不详，但从以后的行动中看来，中央文革对此并不表示支持。所以山东省革会最后以“收容”的名义，将这数百人的队伍“收容”在济南，每人每天二个白面馒头，二只山芋粉窝窝头，二碗玉米糊，一碗白菜汤，不管怎样，山东省革委总算将这批“难民”收留下来，使他们能够度过了68年严寒的冬天。
        “千佛山会议”，时间进入10月份，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山东对苏南人员的热情，改为“收容”，说明了王效禹的为难及策略对待，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一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11月份，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陆渭文带着妻子，母亲和六岁的小女儿离开了济南，先到达山东枣庄煤矿，在山东枣庄煤矿先期到达的有常州主力军数十人，及无锡主力军方面十多人与当地枣庄煤矿踢派方面的头头，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吃在煤矿食堂，住在附近的驴马旅店，济南的队伍在逐步收缩，由于无锡的外逃人员内部的团结，及“领导班子”的坚强尽管在一系列不顺利的事件出现之后，整个队伍并无受到影响，陆渭文仍然在指挥全局，济南的“摊子”，由匡建中等人在支撑，陆渭文在枣庄逗留了大约半个月左右时间，便带了自己的家属和当时的秘书朱砚龙等十多个无锡人进入了地处江苏和山东的交界之地，微山湖畔。
        在津浦线上微山湖边有一个小站，“韩庄车站”，韩庄车站全部人员，包括他们的铁路家属都是“踢派人员”，他们对这些苏南来的“难民”寄予十分的同情，他们在韩庄养路工区内让出了家属宿舍，由陆渭文等人居住。“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在当年“铁道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无锡的一部分人在这里安下营寨，由于铁路职工的支持，陆渭文等人弄了个铁路“路徽”挂在胸前，在徐州，韩庄、枣庄三点之间的走动，既安全，又可免费乘车。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陆渭文又即兴写下了几句：“早饮微山水，午燃枣庄煤，夜宿千佛山，议事徐革会”。
        “微山湖”会议，陆渭文，匡建中等人分别了一段时间，需要大家在一起砰砰头，讨论一下，以后所要做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在冰天雪地的微山湖畔，陆渭文等20多人过渡了68年的旧岁，迎来了69年的春天。
        69年3月，党的“九大”在北京胜利召开，陆渭文，匡建中等人认真地学习，研究了“九大”公报，在欣喜的心情下，但没有看到有关对“文革”的遗留问题作如何处理的任何讯息。
        “九大”的胜利闭幕，象征了无产阶级已全面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象征了由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之后，以后的一切都应该是在政府领导下的稳定，不可能允许众多的群众继续留在外地，对于这一点大家心中都十分明白。
        69年4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但无锡市革会与陆、匡之间，双方的“敌意”并无消除，无锡市革会已将陆渭文、匡建中定为“陆、匡反革命集团”，陆、匡对无锡当局的认识不可能会“放下屠刀”。
        无锡当局在接回无锡在济南的主力军时，考虑到因为陆渭文等人在韩庄车站，恐怕会发生劫车事件，故而他们将济南人员由走青岛，由海轮“接回”无锡，将数有人员送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匡建忠为了逃避回锡，带着干粮躲进了济南住地的天花板上面，待队伍全部走后，只身离开济南，来到韩庄与陆渭文等相聚。
        4、在浙江的日子
        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在韩庄相聚后，召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商量今后怎么办。大家认为，“九大”结束后，应尽快靠近无锡，这样一方面便于听取无锡“六派”群众的呼声，以继续在新形势下为无锡“六派”群众的解放做点事；另一方面，由于离无锡近了，就有可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返回无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陆渭文和匡建中带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于1969年4月份离开了山东韩庄车站，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为什么会选择浙江湖州呢？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浙江由南京军区下辖的20军“支左”；20军政委南萍，与南京军区在“支左”观点上不同，是支持浙江的老造反派的。因此，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估计可以在湖州地区依靠当地的造反派站住脚跟。这时，到湖州地区的“六派”外逃人员仅有二、三十人了。但在“九大”结束后，无锡尚有那么一帮人以躲避殴打的名义留在外地，这对无锡市革会来说也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急于想拔去的这个“钉子”。虽然湖州与无锡是仅相隔数百里地的“近邻”，但江苏省却不能直接采取措施。于是无锡市革会只能报告省革会，请省革会出面解决。
        6月下旬，湖州市当局突然包围了无锡二、三十人的住地，并说明无锡将派人来接你们回去。湖州当局采取的行动，被当地造反派得悉后，立即设法营救。连夜派汽车将二、三十人分批送出湖州。当无锡二卡车全副武装“工纠队”到达时，非但人去楼空，而且被当地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你们说来接他们回去，怎么是全副武装来的。”于是大打出手，将二卡车无锡“工人纠察队”打得人仰马翻，只能空手灰溜溜地回锡。后来，在20军的干预下，在1969年7月7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浙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据说，驻浙江的解放军的这次行动，是由江苏省革会中的军方与浙江省革会中的军方的一次谈判的结果。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江苏军方把浙江躲在江苏的浙江“红暴会”头头送回浙江，浙江军方把躲在浙江的无锡“六派”头头送回江苏。至于是否有这样的谈判和“政治交易”，无锡的“六派”无法考证；但最后发生的结果是如此。
        自从陆渭文和匡建中被浙江的解放军送回江苏后，在浙江剩下的无锡“六派”人员，大部分先后自行回无锡。有一部分“六派”人员因为原来受殴打太厉害了，仍不敢回无锡。其中戴国荣，张永康等十多人继续向浙江舟山地区谋求出路。他们在当地利用自己各自的技能与当地群众相结合，办工业、搞生产，一面为当地发展生产出力，一面也为躲避可能的报复，隐居他乡求得生存。直至70年全国性地开展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时，才被全数送回无锡。到这时，前后为时二年左右无锡“六派”人员被迫流亡历史才彻底结束。
        5， 十年牢狱之灾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先是被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1970年9月，“工人纠察队”撤消了。在“工人纠察队”撤消前夕，有关当局讨论了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处理办法。把他们放了吧，不甘心，好不容易把他们抓回来，怎么能轻易放了呢！放了他们的话，万一他们又要来揭市革会的疮疤怎么办？（因为有关当局心里清楚自己有许多做法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不放他们吧，把他们关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前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在“工人纠察队”，就是因为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够判他们刑的“罪行”，才关在以“群众专政”名义建立起来的“工人纠察队”里，这样上面问起来也好说“他们还在受审查，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当敌我矛盾处理”等等。现在“工人纠察队”要撤消了（据说这是当时中央的决策，其目的就是防止各地滥用群众专政的名义抓人、关人），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模棱两可的处理办法再也不能采用了。怎么办？当时，无锡有关当局下了决心，在1970年9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促成无锡有关当局下这个决心的是从1970年春天起在无锡秘密开展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无锡有关当局认为，虽然在刑事问题上没有可以关押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事实依据，但是，可以把他们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挂上钩。如果查出他们是“5.16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无锡有关当局就立功了；即使查不出来，先以这个名义关他们一下，以后用一句“运动中偏差是难免的”就可搪塞过去了。
    
    
    
    
    
    
    
    
    
    
    
    
    
    
    
    
    
    
    
    
    
    
    
    
    
    16
        公元一九七0年的冬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寒流侵袭大地，天寒地冻，人心更冷。 在无锡市东门看守所中漆着黑色的铁门，铁窗，更显得阴森恐怖。
        监狱中的午夜，一片肃静，唯有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在铁丝网的上面，荷枪实弹的值班部队“咯、咯、咯……”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突然思晴空霹雳的一声“狱--警--传，似--狼--嚎--……”悲壮激烈的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在狱中小监房内响起，震碎了狱中宁静的空气，铁丝网上的值班武警的脚步声乱了，监房走廊中传来了值班看守匆匆的脚步声，“哐啷”一声响，小监房的铁门被打开，这个高唱《红灯记》革命烈士李玉和唱段的“犯人”，被推出了监房，不一会监房外面的水泥地上发出了“嚓啷--嚓啷--”有节奏的铁链拖地的脚步声，一步一响地回进监房，铁链拖过“013”监房门口，“013”监房内的“文革犯”陆渭文静心地在倾听，他已经从刚才唱腔的口音，及镣铐拖地的走向判断知道有一个难友的入狱在遭受磨难。
        今年33岁的陆渭文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013”大约四平方米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18只大监房，16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泅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监狱内虽然没有像敌伪时期，对待共产党，革命人民用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但也有一套比较“文明”的手段，在折磨着每一个“犯人”，首先是饥饿，每人每天八两，二粥一饭，一碗青菜汤，以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其次，每天要犯人坐在监房的中央，不准靠墙，屁股下面不准垫任何物件，甚至一张薄薄的草纸，稍有违反，拳打脚踢，上铐，带镣，任意“惩罚”。陆渭文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之后，此时正蜷缩在草垫上进入梦乡，现在却被狱中的震动而惊醒，睁眼望见头上昏暗的灯光，想起此时此刻同在受难的同伴，有多少个青年工人，学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倒在血泊之中，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监禁，陆渭文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的消息。陆渭文身处逆境，把思绪拉回来，思考着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危局。监房的粉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尽管目前共产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举起屠刀砍杀无数无辜群众，“相信群众”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人口是堵不住的，相信迟早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狱内经过了一番骚动，随着“铿锵”的铁链声停息之后，狱中又渐渐地恢复了宁静。陆渭文在迷迷糊糊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的长夜。
        淡淡的阳光，从天窗上照射在监房的墙上。看守俞天杰，似猴子般消瘦的脸盘，竹竿似的身材，学着人样，手中拿着一大串象征权力的监房钥匙，在走廊里高声嚎叫：“各监房听着，从现在起，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律明投降书》要背出来，突然间房内有个病号在开口，“报告俞干部，我身上有病，请求给我一点药。”俞天杰面无表情，迅速将监房门打开，举起他擦得逞亮的黑皮鞋，对着“病号”一阵脚踢。口中还骂道：“你这个婊子养的，有什么病？不老实，站好！”这个“病号”只能服从命令，站在监房中间的地板上。这种治疗方法，在押的“犯人”称他为“踢打疗法”。陆渭文听着邻监房内发出的嚎叫，轻轻地叹息一声，大监房内服从命令使劲力地在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岂不知这篇文章的本意矛头是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文革期间，“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章的内容可以对“张三”，也可以对“李四”，“犯人”高声朗读这篇文章，有何乐而不为呢？正是愚昧的时代，造就了愚昧的人才，也干出了愚昧的事情。
        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一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别人可以去死，我陆某人就不能去死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嗡”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06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20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心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64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陆、匡等人囚禁于铁窗之内，而无锡社会上又怎么样呢？笔者捧上一份由无锡市原“工艺品美术公司”孙维申先生写于2003年4月3日的《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3，狱中后事
        陆渭文在狱中，在提审员徐世忠等人面前最后果断地否定了自己不是“5。16”反革命之后，徐世忠无可奈何，徐世忠咬着牙说一声：“好，如果今后查出你是‘5。16’时，新帐旧账一起算。”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16”，但全市列出的“5。16”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直接参与，甚至是“组织者”占了“八大罪状”。
        写交代材料的材料纸写完一本又一本，不过对陆渭文来说写交代材料也是一件“好事”，首先可以背靠着墙，在自己的膝盖上写材料，总比空身坐在监房中间，人要舒服一点再说自己在文革中并无亏心之事，写就写，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本身的心态十分平衡，心中唱响着文革中曾一度流行的一首词句：“革命无罪罪何来。听毛主席话参加了‘文革’有什么罪？”“造反有理理应该”，对待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造反”并没有错，“含笑甘当反革命”，今天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有什么了不起。“昂首走上断头台”，如果真要将我五花大绑推出去，我就准备着昂首阔步地走。
        陆渭文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停地写，累了停一停手中的笔，呼一口气，擦擦手，轻声地吟一段毛主席诗词《送瘟神》，“千村霹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声音警动了铁网上面值班的“天兵”，扛着枪的值勤向下怒目训斥，“反动！”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毛主席诗词。不过用的场合不同，词义有了不同的含义而已。
        “铁门呵--铁窗--铁锁链，锁在我牢中想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呵，我却在牢中受折磨……”“囚歌”轻轻地时断时续地牢房中回荡。这不知道是那位囚徒在狱中的杰作。向世界在倾吐受苦受难的悲苦。
        在“013”隔壁的大监房内，同时也关押着一名“政治犯”。他与陆是同一单位的一名青年工人，并且在“文革”前与陆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那是在1961年的事，铸造一厂的翻砂工潘学明，因为受了精神刺激，突然精神失常，变了神经病，厂方将潘学明交给了陆渭文，由这个年仅20多岁的青年单身护送潘去南京五台山标精神病医院治疗。一路上陆既要防止病人武力伤人，又要服侍病人上车，走路，生活起居。潘在南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病情有所康复，潘学明康复后回厂上班，与陆在感情上比较接近，但同厂的工友都知道，潘的病虽然已好，但毕竟还是语无伦次的“十三点”。 “文革”开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潘学明是个“神经病”，谁也没有让他参加什么组织。谁知文革后期，“革委会”建立之后，他竟闯下了弥天大祸，因为有厂革会的人向他借钱，他开始骂人，骂到了厂革会的头上，那还了得，这不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吗？马上实行“群众专政”，送进“工纠队”，“你是疯子吗？”把大粪塞进潘的嘴里，“看你疯还是不疯。”潘经过了一段群众专政，作为一名“政治犯”被送进了大牢。此时真好关在陆伟文临近的大监房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直到潘学明受迫害之死，陆与潘始终未能见上面。
        77年7月14日，炎炎的夏天，“革命”的政权将潘五花大绑，押上刑车，绑赴刑场，所谓“假枪毙”。烈日当空，火辣辣地照射得“犯人”光头上发烫，使他汗流浃背，身边有同厂的“群众专政”的勇士，故意在潘的脚面上砸了一记，潘出于生理的本能出声呼叫，于是“革命”的勇士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将一团破布塞进了潘的嘴里，不够，往深处塞、塞、一直塞到潘的咽喉深处，潘的脸色开始由白变青，发紫，直到倒在车上一命呜呼。潘的老母亲得到了一份“中暑身亡”的死亡报告，厂里出了几百元钱的送葬费，就算了结。这可能就是无锡市一打三反中的政绩之一。那年代人命就是这样的不值钱。人已死了，当官的很忙，白天他们要耗去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内查外调”寻找更多的“隐藏”的“反革命”。晚上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抱着妻子，搂着孩子，享受那“天伦之乐”，在中国反正人多，多死几个小百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哪里还有空闲时间去做那些可能吃力不讨好的追查伤害人命的真凶。
        “文革”的历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滚滚，时间推移，陆渭文自比“立关和尚”，剃了光头，闷坐在半阴半暗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六年多时间过去了。“5。16”反革命集团全国性的冤案，得到了纠正。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但终算得于真相大白。千千万万的“5。16”分子得到了“解放”，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5。16”平反了，但是，他们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怎么办？社会上要求释放陆、匡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是摆在掌权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如果陆、匡无罪，他们自己就彻底的错了，更主要的社会上成千上万被“平了反”的“5。16”分子，他们准备在陆、匡释放时“夹道欢迎”，这样的群众情绪，陆、匡出狱，岂不是“革委会”又要摇摇晃晃了，为了表示他们一贯正确，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只能是硬着头皮顶，于是市里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陆、匡为“反革命”把群众中准备迎接陆、匡出狱的热潮再次压了下去。直至75年匡建中在江苏省领导的干预下才于释放恢复“职务”。
        76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出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
        在看守所的院内，放着一高一低二张方凳，看守所的干部坐在高凳上问：“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陆坐在低凳上不亢不卑地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陆心里明白我不承认犯有错误，势必要革命委员会承认把我关错了。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样下去事情 必然继续僵下去，但自己不愿意屈膝求饶，就只能这样回答。
        看守所干部是受人之托找陆谈话的，简短的“问”与“答”，已经决裂，没有更多的废话可讲，于是陆只能继续回到小监房内坐下去。
        “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新的“政治犯”进来了，监狱中人丁兴旺，已容纳不下这个关押六年多放又不能，关又不好的“老反革命”了。陆渭文被排挤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陆渭文开始了与大自然的接触，抬头能望见蓝天白云，俯首看去碧波涟漪，但虚弱的身体几乎不知道讲话舌头是如何转动的。
        北堵农场当时是“强劳农场”里面一半是社会上犯有一些打架之类的小错误的年轻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强制劳动中耕田种地；另一部分人是被“砸烂”了的“公检法”人员。陆来到农场里与猪为伴。见到了过去公安局的副局长，科长等等。大家见面，发自内心有点好笑。昔日文革初期，“造反”群众在正统公检法眼里，视作“牛、鬼、蛇、神”。世态的变化，真是“此生何料？”昔日的正统人物，今天也与“牛、鬼、蛇、神”为伍，而且他们吃的苦，遭的难偏偏又不是“牛、鬼、蛇、神”赐给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的“敌意”在共同的处境中淡漠，带来的是谅解和同情，但是旧的封建的等级观念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于是这种“理解”和“同情”也是有限的。
        初冬，地处无锡县与江阴交界的农场里，农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堤边上的林木开始枯黄，大地在沉沉地睡去。陆渭文一人在北风呼啸的傍晚，用冻木的双手在堤边的空地上栽冬菜，突然从空气中飘传而来隐约的声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沉痛哀悼……”传来了毛泽东主席撒手西去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震动，打倒了“王、张、江、姚” “四人帮”。
        历史往往会闹出“笑话”，其实也不过是“职业官”的权属变化而已。在革委会的统治下，有些人为林立果“选美”效力，高呼“永远健康”，对曾一度大权在握的军区政委张春桥捧场，吹喇叭，抬轿子之流。当陆、匡等人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时，陆、匡就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四人帮”打倒了，曾反对过张春桥的陆渭文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在政治舞台上，登台表现的“演员”行行色色，各自做出了本能的精彩表现。正派的“小生”使人敬佩，最能使人发笑的可能是“跳梁小丑”，“白鼻头的奸臣”，在帝王面前三呼“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背地里却干着“谋王篡位”的勾当。“化妆师”的技能更大，非但可以使自己为了扮演各种角色的需要乔装改扮，更有本领为他人改装，根据他的需要，抓起手中的彩笔，在你脸上画上几笔，把你变成“天使”，由抓起一把黑灰，往他脸上一抹，把它叫做“恶鬼”。经过年长月久，风吹雨淋，这些“演员”脸上的油彩与黑灰，也慢慢地退去，渐渐地露出了本来面目，到了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才看清楚，发出一声惊叹，“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陆渭文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失去自由，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才算“无罪释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历时九年另九个月，从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从人的生命来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陆渭文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在“跌、打、滚、爬”中度过。现在还在地上不停的爬着。一爬、一拖地慢慢地寻找在“文革”中贫病交迫而离世的母亲，被打成“5。16”反革命而跳河自杀的妻子，还有那些同样身遭飞来横祸的朋友们。在陆渭文爬过之处--太湖之滨一块狭小而泥泞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痕迹。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七绝一首：
        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尾声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曾被“砸烂”的公检法人员大部都已复员职，权力回到了他们手中。1969年，27军调防归属北京军区，军部设在石家庄市，由于27军很多干部家属是无锡、苏州、镇江等苏南人，子女也有在苏南各地城市工作成家的，一些27军的离休干部很想回到无锡来，因为27军留在无锡市革会掌权的王晏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时”，非但大整“主力军”、“红代会”的群众，而且原市委的老干部也是吃尽了苦头。他们砸烂了“公检法”，凡吃过这些苦的人，真是寒天吃凉水，点滴在心头。27军在无锡十分孤立，别的队伍来无锡建造干休所，热烈欢迎，27军来无锡建干休所，坚决反对。
        27军无法，只好通过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出面，与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员打招呼，聂司令出面做工作，好不容易才在属于锡山市的前桥镇无锡火葬场的旁边让出了一块地皮，建造了27军的干休所。抬头就见冒烟的火葬场的大烟囱，随时随地可以闻到烧死人的枯焦味，天天可以“享受”到军乐队吹吹打打的哀乐。
        无锡市里有关领导还是不肯放过27军的某些人，在各个方面力所能及地“管、卡、压”，公安局招收新民警，27军干部子女就是坚决不收，已经进了公安局大门的，必然天天夹紧尾巴做人，否则，毫不留情地清除出门。卡住27军离休干部的子女户口，是十分厉害的一招，这些离休干部，不管你有三、五个子女，在无锡只准迁进一个。户籍警多次接到指令，“要严格把住27军干休所随带子女的户口关”。这是文革中27军内的某些人多行不义的报应。
        1984年在无锡市石门下看守所中关押着一名来自四川的×××，他的亲妹妹是文革传说中王晏的“情妇”，这位老工人的女儿长期居住在无锡他的姑妈家，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由婚配也是正常事，谁知这位老工人的女儿与男友同居半年后，被男友抛弃，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女方的莫大耻辱，在一般民间，也必然会引起是非、风波。于是这个老工人接到无锡妹妹的情况通报后，立即从四川赶回无锡，与他的外甥两人赶到男方的家中，将男方家中的一套家具打坏。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通的“民事纠纷”，无锡市公检法方面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男方抛弃女方是“道德问题”，但动手打坏男方的家具，则是“侵害了他人财产权利”，这样完全合法有据地判处这个为女儿之事的老工人，有期徒刑二年，缓期执行，老工人的外甥则在看守所拘留半年。问题很明显，有关方面对原27军在无锡掌权的王晏非常气愤，但出气却出在与王晏最亲热的人身上。这位老工人吃了哑巴亏，“赔了夫人又折兵”。
    
     结束语
        笔者----当时“陆、匡反革命集团”的陆渭文在文革中关押审查了九年另九个月后，时隔三年，为在家中与朋友议论了“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等问题后，被以“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主要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苏北五河图农场服刑，正可谓：
        十里芦塘十里田，粮棉芦草两无边，
        田间少见农人过，遍地囚衣下夕烟。
        至今在全党，全国“反腐败”的浪潮中，仍然不能纠正我“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罪名，不能要回本应有的老有所养的经济基础。
        原“陆、匡反革命集团”的匡建中，文革中被关押了六年左右时间，释放后，被剥夺了报考大学的权利，现在私营企业帮助搞企业管理。
        本文最后衷心感谢王协昌，徐志纯，卜岩，匡建中，浦湘海，李伏阳等文革幸存者，为本文文革初期提供了真实材料。
        还应该感谢，原市革委政委王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供的、原来社会上无法知晓的当初“支左”中他们的立场观点、无锡武斗的起因等内部资料。真是难得啊，难得！
        特写上几句：故园三年前，拜读王晏书，剔去诬陷词，喜知军中言。明朗支一派，文革害忠贤，军人参谋团，武斗祸根现，近日并作文，功罪留人间。
        陆渭文 2006年10月10日 完整稿
    
    
    二00一年，钟沛璋：《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读《陆兰秀狱中遗文》
　　一个民族不应忘却自己的光荣，也不应忘却自己的羞耻。前者能给人以鼓舞，
后者能激人奋进。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都知道“９．１８”是国耻。
这种耻辱感，终于汇成全民抗战的伟大力量。
　　但是有人却认为，“反右”、“文化大革命”、“６．４”等，都是“敏感问题”，都应该赶快忘却，在一切传媒中消失。认为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旋律”只能是歌功颂德。在这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全民得了健忘症，才能国泰民安。
　　１９４０年加入中共的陆兰秀是又一个张志新式的烈士。因反对“文革”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于１９７０年７月４日被处以极刑。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
　　一位在１９４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参加过新中国建设，勤奋博学，通晓四国外语，一贯勤恳工作的共产党员，因为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竟被判为“反革命”，枪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场上。对这样的羞耻，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没有因为考虑“主旋律”而予以忘却。也没有象当年主管宣传的邓力群对待另一位烈士王申酉的报导那样：“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见金凤：“《王申酉文集》序：十年生死祭”，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０ａ——编者）１９７８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就为这位杰出的女共产党员——陆兰秀初步平反昭雪。１９８２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１９９３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捧读没有被遗忘的陆兰秀狱中遗文，仍能强烈的感到陆兰秀燃烧着的革命热情，感到陆兰秀明澈的思想照耀我们今天仍在探索前进的道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和遗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遗产。
　　陆兰秀树立了我们今天、我们后代都应该学习的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
　　当刘少奇一夜之间被戴上“叛徒”、“工贼”的帽子，要被打倒时，陆兰秀站出来说：“不！”她坚决反对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当广大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时，陆兰秀说：“不！”她尖锐批判对干部的法西斯审查方法，要求恢复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当现代迷信盛行，把毛泽东晚年极左的理论奉为神明时，头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遭受残酷迫害的陆兰秀，仍然针锋相对地指出：“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她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世界已整个颠倒着”，她相信颠倒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重新颠倒过来。她多次致书毛泽东，要求他纠正错误，解放全国人民于“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她责问毛泽东：“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陆兰秀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她说：“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她多次致书全国人民，要求大家自己解放自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她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陆兰秀的“劳改”日记和狱中遗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从被扭曲，到觉醒，到奋起抗争的历程；记录了用她通读马恩全集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和掌握的历史知识，全面地批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贡献。陆兰秀用自己的鲜血向我们指明了探索真理的道路。
　　当多少人或是摇着“红宝书”热衷于群众自己斗自己的派仗，或是向伟大领袖“早请罪，晚汇报”，苦苦检讨自己的时候，陆兰秀清醒地呼喊，要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还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样的现代迷信。陆兰秀面对专横的造反派，就明确表示，对毛主席的话要具体分析，谁掌握真理，就应该听谁的。
　　经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直到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才被彻底否定。在这以前的十一年，陆兰秀在她遗书中，就明确指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比起许多同时代的人来，陆兰秀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先觉者。她为什么能够先知先觉，而且如此勇敢、坚强呢？首先是因为她无私无畏。她在给她丈夫的遗书中说：“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由于无私无畏，陆兰秀就一往无前地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她在遗文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际上，屈原终其一生，什么也没有求索到，因为他所索的东西，当时中国不存在！死者以矣，生者如何！我恐怕也将终我一生而求索下去吧！”
　　陆兰秀这样无私无畏，是因为她坚持真理。她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她不把它当作迷信或教条。而是用革命理论的科学思想来指引自己的路。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就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
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陆兰秀狱中遗文》得以出版，我希望大家都来认真读读，认真研究。我也希望那些把“文革”看成是“敏感问题”而不敢碰的人们，也都来读读这份“文革”遗产。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让大家都象陆兰秀那样觉醒起来，懂得思想，懂得追求，共同去创造美好未来好呢，还是让大家“健忘”，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好呢？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载负十几亿人民的这条中国大船，将何去何从？愿所有掌握着航向权力的水手们，勇敢地担起历史的重任，正确把握好航向！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二00一年，丁东：《丁群和《陆兰秀狱中遗文》》
　　今年夏天，广电部表彰该系统的老人，前江苏电视台台长丁群先生来京，我们终于得以见面。
　　丁群先生文革前是省报记者，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任苏州市委秘书长。张志新式的思想烈士陆兰秀，就是在他一手推动下得以昭雪的。以后，他又写成《陆兰秀传》一书出版，并由李锐先生作序。
　　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
　　陆兰秀生前是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她４０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党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她从事过理论工作，较为系统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这都促使她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产生了怀疑。最初，她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曾经寄希望于毛泽东、林彪，想通过上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但她的努力，马上招来残酷的迫害。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迫害不但没有吓退她思考的勇气，反而促使她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在失去人身自由的严酷环境里，她明确地提出，文革是历史倒退，是毁灭性的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冒死呼吁立即结束文革。对于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说：“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根寻源，她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问题出在毛泽东身上，出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她在一篇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并且，她寄希望于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出来结束这场灾难。可以说，陆兰秀是文革中最早的批判者之一。可惜历史只给了她两年多一点的思考时间，从１９６８年表达独立的见解，到１９７０年７月４日，便被残酷地枪杀了。
　　我因为研究民间思想，很想与丁群先生相识。接下来是李锐先生告诉我丁群先生的地址，于是我和他建立了通信联系。不久，得赠他写的新著《刘顺元传》，读后颇受教益。刘顺元是当过中纪委副书记的老革命。抗战胜利后在大连主持工作时，曾抵制苏军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被斯大林所忌恨。以至于数年不能公开担任领导职务。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刘少奇才提议重新启用他担任江苏省第二把手。我想，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应当加以传播，于是让当时参与《百年潮》编辑工作的妻子向他约稿，专门介绍刘顺元这段往事。
　　同时，丁群先生又整理出《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并让我一起寻求出版机会。
　　我通读书稿，感到十分沉重。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独立思考而坐牢杀头的不止一个人。像遇罗克、张志新式的思想先驱，曾经出现过一批。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国内报刊曾经报导过其中一些人的事迹。以后，他们留下的言论也曾得到或多或少的整理出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这样的思想先驱者留下的文字和言论得到全面的整理出版。陆兰秀留下的这些文字和言论，绝大部份产生于牛棚和囚室。这是最没有思想自由和表达权利和环境。但她仍然顽强地表达，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十年过去了，回头看这些血写的文字，我们一方面为陆兰秀的精神而感动，一方面为思想专制的血腥而震撼。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的思想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文化大革命期间，颁布了“公安六条”这样以表达思想致人死罪的政策，并开动国家机器实施，使中国公民的思想自由受到空前的践踏。陆兰秀就是殉难者的一个代表。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陆兰秀说，普罗米修斯把上帝带来的火偷给人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而终不悔；我非普罗米修斯，说出这些可能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话，受到人们的惩罚也是终不后悔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兰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仅仅是一个开始，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免受到环境的局限。长达十年的文革，她仅仅经历了三年多，就被野蛮地杀害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到文革的全部过程和全部恶果，也没有来得及更加系统地挖掘文革的背景和原因。苏州不处于全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可以得到的信息有限；陆兰秀早早就被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机会和志同道合者讨论交流。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思想者，虽然处境也很艰难，但或者有交流切磋的机会，或者有较多的信息来源，因而产生了更见条理和深度思想。如果在一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里，人们可以要求思想者的成果，更加精粹，更加深入，更加缜密，但考虑到陆兰秀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思考和表达，后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苛求。她的每一点先知的思想闪光，都应当得到后人的珍视。
    愿丁群先生编的这本好书，及早和公众见面。愿我们的出版环境，变得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播。
    （《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2008年6月15日，陆渭文：《古稀之年的哀叹》    一股新一轮反对毛主席的浊浪在中华大地滚动，他们要彻底清算毛主席的“罪行”，他们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瞒骗人民，他们的“理论”企图影响现政权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彻底地背离、拔掉毛旗，这必须引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前段时间老朋友相聚，见到一位知识分子朋友的包内一份材料，“材料”的标题（大意）是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笔者想接过“材料”看看什么具体内容，结果因为朋友知道我是“拥毛派”，故而将材料收了回去。过去曾是知己好友，但今天在对待毛主席的看法与评价问题上，则发生大是大非的原则分歧，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那么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直到前几天，听说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座谈会”，在这个出席“座谈会”的某些学者的发言中竟然较详细地发表了他们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内容。
    1. 要清算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了三千四百万人的‘罪行’”。
    2. 要清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古文化的‘罪行’”。
    听说他们同时也承认在“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贪官，腐败，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
    笔者认为，在这帮要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反毛势力中，极为少数是本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反动分子，借目前的形势散布反毛舆论，以达到从反毛开始，进而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在中国企图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在这股反毛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是认识问题。有人是被不断加工资，“汽车、洋房”小恩小惠收买，出卖了良心。也有人被非毛派的谣言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糊涂人。对于那些极为反动的反动势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完全是说服教育，而是要组织革命的力量将他们批倒批臭，将他们爆光，彻底地打倒。对于被眼前利益所收买的人群及糊涂盲从之辈，我们要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争取他们的觉醒。
    这里有一个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简单标准，一个人一生做尽好事，偶然犯有错误或者做了件坏事，但他终究是属于“好人”。如果一个人一生做尽坏事，偶然做一、二件好事，历史的评价他还是属于“坏人”。
    对毛主席的评价概括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毛主席至今仍然健在，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量他没有这个胆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让他生十个胆也不敢炸我使馆，撞我战机，支持藏独，破坏奥运，干涉我国内政。在国内共产党的干部中也不可能有如此贪污腐败的嚣张气焰，更不会有“黄、赌、毒、黑”等沉渣泛起。
    １． 对于“饿死三千多万人”的问题。
    反毛派人士似乎装出了“为民请命”嘴脸，掩盖了他们恶毒攻击的罪恶面貌，首先饿死了三千多人的数据在哪里？在那个“困难时期”，笔者是“过来之人”，受过饿，以“瓜菜代”来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生过“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有没有饿死人？可能有，但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吗？这是个未知数。如果当时全国人口依六亿计算，就等于在20人中就饿死了1人，如果作10亿人口算，饿死的也是30多人中饿死1人，有这么严重吗？简直是屁话。再说造成这一“困难阶段”有其自然因素（天灾），当然也有人为的因素。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朝代没有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灾害，可称为“荒年”。人为因素有苏联修正主意的逼债（外部因素）有国内地方官吏要“政绩”，刮“浮夸风”，地方虚报粮食产量……促使中央对全国经济形势作出误判，从现在解密的资料上看，最先发现问题的真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之“罪”从何而来？再说当困难局面出现后，作为党的主席，中央领导同样与全国人民一起，节衣节食，共渡难关。毛主席同现代某些高干相比，现代高干中的一部份人，他们及其家属，或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而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却“两袖清风”，相比之下，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领袖却要遭到“清算”，这帮人的良心真是被狗吃掉了。
    ２． 关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二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在中华历史上不可跳跃的历史阶段，现代人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不同阶级的人必然对此会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盘否定了“文革”的正面意义，认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这场“革命”。在以后的舆论上又把参与这场“文革”运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描写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并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彻底否定“文革”，是某些人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后半生，是为他们自己改变党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
    如何评价“文革”？在中国历史上有《水浒》这本巨著，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水泊梁山”“替天行道”，一百零八将被称为“梁山好汉”，杀人如麻的李逵，为劫“生辰纲”报信的赤发鬼刘唐，参与劫“生辰纲”“智多星”吴用，阮士三雄等等。后世的人称他们为“好汉”，而无丝毫指责。隋唐演义中吃白食，贩私盐，做过三十六天“混世魔王”的程咬金，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站在当时地主阶级及仕大夫阶层，则把这批梁山好汉视作占山为王的强徒，欲消灭而后快。在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与水泊梁山的好汉们相比毕竟在素质上，行为上要更体现了更好的现代文明。所以对“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的看法是不同阶级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已，太正常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刘之争，决非个人恩怨之争，而是路线、道路之争。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二个不同的纲领：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发出的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时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在文革初期，在刘少奇的指示下，由各级党委和以后的工作组领导的文革，就是斗“地、富、反、坏、右”，他们从掌握的档案袋中翻出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供年轻的红五类学生起来批斗，把现成的“地、富、反、坏、右”（以后再加上一个“资”）拿出来挂牌，游街，抄家，“破四旧”，等等暴力行动。文化初期的红五类学生“老红卫兵”，批斗老师，逼死知识分子的惨案，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与毛主席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何牵连？
    这是刘少奇为了保护“走资派”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冤有头，债有主”，“报仇”找错了人。硬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罪恶，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歪曲。
    当众多的革命学生与群众从党报的公开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识破了“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阴谋之后，对领导他们进行“文革”的各级党委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提出了质疑。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将大批革命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与内定右派矛盾开始激化，广大革命学生与群众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又是为自身的命运抗争，真正的造反红卫兵与造反派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各级造反组织。在“文革”的造反派中相当一部份人是这样地“逼上梁山”的，资反路线逼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段历史是文革中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第一次镇压。
    从网上材料看，全国闻名的造反派聂元梓的经历，因为文革前，对上级党委提过意见，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推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人物。笔者在文革前“四清运动”中曾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帮厂党委“洗澡”，提了意见“揭了盖子”，下来文革开始，在厂党委领导下，将笔者打成工厂内的“三家村”“四家店”，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全厂的批制对象，等到《十六条》颁布，明确了“文革”的方向，胸内的怒火喷发，起来造反，最后被历史推上了无锡文革造反派中的“头头”地位。
    有人说文革中的极左思朝，表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毛主席说，要达到团结二个百分之九十五（干部众的９５％，群众中的９５％）毛主席的主张总不能说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吧，那么参加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又是怎样的呢？
    当年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一腔真诚地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派，在今天也无需违言，当年的造反派对毛主席的话是绝对信任，但还是不能十分深刻地理解。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反面教育，才对当年毛主席的预言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什么叫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同时当年造反，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多少带有一些“盲目性”，譬如学生、工人对本单位情况是清楚的，但对上层的情况是“无知”的。因此当时只认为“矛头向上”，大方向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点“造反”从基层开始，一直造到市里，当造反直接接触到无锡市委的那帮干部时，直觉告诉了造反派要讲实事求是，于是开始了转变，对无锡市委的看法。万万没有想到无锡市的许多老干部的“苦头”恰恰吃在当初死保他们的“保守派”手上。时间到了６７年１月份，无锡工人中的保守组织--“工联”和上海的“赤卫队”群众由于对文革的不理解，心中有怨气而一起联合“赴高告状”，结果被上海，无锡，南京等地造反派阻拦，中央一个表态，就全部土崩瓦解，这样就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夺权。而邻近的无锡造反派非常清醒，认为无锡旧市委内谁是“走资派”无明显特征。所以不存在“夺权”的事实，出于对社会秩序，全市工业生产秩序的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原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坐下来共同讨论（７４１轮船会议）如何管理好无锡人民的生活，生产问题。经过讨论当权派与红卫兵造反派达成了共识。造反派支持已瘫痪状态的无锡市委和市人委（政府）出面支持无锡市的一切正常工作；市委，市人委同意红卫兵造反派联合派出代表对市委，市人委实行工作上的“监管”。就是说市委，市人委仍然掌握工作的“执行派”，而群众组织对市委，市人委工作中有“监管权”。这一协议达成后，刚开始执行，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刚刚上班。中央发出了部队加入地方“三支二军”的命令，造反派当即派出代表向驻锡部队首长作了汇报，无锡造反派的打算。谁知驻锡部队首长当即否定了造反派的这一良好愿望，认为是“不彻底”的革命，不予支持。要象上海那样“夺权”才是正确的。以后这段历史被说成是“和平让权，联合办公”，而且是属于“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一，受到批判，今天可以说，如果当时“支左”部队根据无锡文革实际情况加以引导，而不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犯有错误，在江苏的苏南地区不会发生“武斗”，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动乱。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６７年７、８、９几个月中，发生了全国性二派群众组织的大武斗，死伤无数。武斗是怎样发生的？在某些人的笔下，认为二派群众组织为了“争权夺利”而打派仗，这种认识是没有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事实是因为“支左”部队的偏见与错误才是武斗的根源。在６７年二月开始，全国性的动用“枪杆子”将许多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而取缔、逮捕造反派的负责人，这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第二次镇压，这段历史称之谓“二月逆流”。但这次对造反派的镇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和抵制之后，“反文革派”当即变换了手法，在地方上扶植一批能代表他们利益、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形成二大派，并利用他们组织起来的群众之手，对造反派实行非“枪杆子”自己出面的暴力镇压，造反派为了自身安全而奋起抵抗，于是“武斗”就发生了。“武斗”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打击、打击、再打击，镇压、镇压、再镇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也是文革中造反派受到第三次镇压。其实对于当时“武斗”的起因，毛主席看得十分透彻，所以当时报刊文章有“走资派挑动武斗”的提法，才有６７年７月份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文攻武卫”四个字拆开来解释“文攻”就是要坚持“文斗”，“武卫”就是要造反派也要以武力保护好自己，所以有毛主席默认各地的“抢抢”事件。以后“文攻武卫”的口号又被“反文革派”接了过去，（所谓“反文革派”在上层是主观故意的，在下层是客观存在和无意的）以后的形势则武斗更为激烈。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冤、假、错”案，是的。
    全国最大的“冤、假、错”案恐怕莫过于“深挖５．１６反革命集团”，在“深挖”阶段，江苏全省受审查的有６４万人，无锡市内在“深挖”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７０多人（不包括被打伤后回家死亡的人数），文革中“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深挖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等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其害，更有甚者在湖南，广西等少数地区出现过对“四类分子”造反派的大屠杀。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罪行，但必须搞清楚谁是罪犯？
    这些“罪行”是归咎于毛泽东么？事实回答是否定的。这事实上是“反文革派”在掌握了地方权力之后，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接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方针，似“反右”运动那样以极左的手段大搞扩大化，对造反派与无辜人民进行第四次血腥镇压。毛主席在文革中曾严肃地指责：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江苏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之后，毛主席在接见许世友时，要许世友“高抬贵手……”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是谁？革委会成立之前是军管会掌权，革委会建立之后，又是以部队为主的保守派掌权，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由谁来承担？
    文革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就没有“冤、假、错”案了么？没有根据的事不说，单就８３、８４年“严打”这一段历史，在网上某些网友对此已经提出了质疑，但他们都是“严打”的旁观者，很难说清当时的真相，笔者在“严打”中既是亲历者，又是幸存者。在江苏无锡８３年９月４日，８４年１月９日（以后还有但不是亲历，无法记忆）全市进行了二次大逮捕，口号是“镇压反革命”，当时的气势确似５０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机枪架在卡车头上，整卡车地抓人，抓进看守所，人多为患，牢房不够，加设临时简易牢房。逮捕的对象大部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反革命”吗？牛头不对马嘴。在这些被捕的人群中大部份在平时有这样与那样的小错误或有一点轻度犯罪行为，简单地说是属于“刑事”。当时对死刑案件的审批权下放到了省一级。一场“从重、从严、从快”的“严打”在中国大地上大开杀戒，三天两头的“公判大会”，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地枪毙。这些“死囚犯”当真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于平民愤么？笔者有幸与几个“死刑犯”关押在一起。
    略举几例：
    有一家兄弟俩（不知名）兄长２０岁左右，弟弟刚刚满１８岁，兄长因与几个小兄弟一起喝酒，期间到外面去抢了几个鸡蛋作酒菜，因此这兄弟俩就是“流氓团伙”，一起逮捕，刚满１８岁的弟弟有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被定为“强奸罪”哥哥以“流氓罪”判无期徒刑或死缓，后据说在服刑期间因不服从改造而死于狱中，弟弟因“强奸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一家二个孩子，难道就不能留下一个么？
    王ＸＸ男３０岁，家住无锡吴桥附近，“文革”前不知犯什么错误被“劳教”三年，文革期间因不宜释放而留场，文革后回家，投靠姐姐，为生活私下教人跳“迪斯科”舞，同时与一个女性“非法同居”，因此而以“教唆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临行前王ＸＸ写好“申诉书”塞在牢房的墙角里。
    无锡南郊顾ＸＸ青年人谈恋爱发生过二性关系，定为“流氓罪”判有期徒刑三年。
    无锡南郊邵氏兄弟俩把沉在河内多年的一条无主水泥船打捞起来卖了数百元钱，兄弟俩定为“盗窃罪”，一个三年，一个六年徒刑。
    当时只要三、五人以上的小青年打群架，就可认定“流氓团伙”为首者不死也得判处重刑
    凡是男女俩性关系，则需女方口头说一声“我是不愿意的”，（不管是出于畏惧“严打”声势，还是羞于自己的名声）男方均为“强奸罪”判处死刑。
    笔者怎么会列入“严打”对象呢？情况非常简单。
    １９８２年受朋友之托，跟了另一个朋友去了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商谈办厂之事，因自己曾是造反派，故被怀疑有政治，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经无锡市公安局“收审”站一年半的“审查”，结论是不触犯《刑法》。正在准备解除审查之际，“严打”开始了。于84年1月9日大逮捕进了看守所，三个月后以四句言论，一个企图的“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句什么言论？
    第一句，因为赞同了８２年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发表的关于党风问题的文章指出党内存在腐败现象，这一观点，就是“诬蔑共产党腐败了”。
    第二句，在全国批制了“二个凡是”之后，江苏“新华日报”发表了批制“封建主义”的文章，我的朋友（“同案犯”）认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就是“封建主义专政”，因此我的罪名是“诬蔑共产党是封建主义专政”。
    第三句，当时社会上传统华国锋的下台是一次“政变”，此话既不是本人所讲甚至听都没有听到。（庭审时证实）
    第四句，是在朋友家看电视时，本人根据《毛选》上对“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因此罪名为“妄图用三民主义取代当的领导”。
    本人与朋友去晋江县时途经厦门市，处于好奇，登上“鼓浪屿”，想看看“金门岛”，这就成了“探听沿海情况”。
    最后一点指控“被告”曾与ＸＸＸ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笔者当即质问“公诉人”，请出示有关“证据”，“证词”，本人与ＸＸＸ何时，何地如何“密谋”的，“公诉人”“厚颜无耻”地回答“证据”我们是有的，出示不出示是我们的问题（当时庭审记录在案）。二、三人在茶余饭后的家中闲谈，既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又无侵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凭这几句话，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判于“反革命”罪，这算不算是件冤案，在历朝历代封建衙门，只有“屈打成招”，而没有不要证据而判处刑罚的，这就是邓小平“要抓一批，要杀一批”“严打”下发生的一切。因为笔者是“政治犯”所以无所畏惧，依法申诉２０多年无效，就敢呐喊。而那些“严打”中无罪定罪，轻罪重判的“刑事犯”，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冤沉海底了。
    笔者现已过“古稀之年”，本来可以按工龄有１０００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只能得到政府的“恩赐”每月领取“老年生活补贴”人民币１５０元。
    以上这一小节似乎是个人的“私事”，但主要是对谁说文革后没有“极左”，没有“冤、假、错”案的历史揭示。
    说文革破坏了中国古老文化。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在党委领导下的那些纯红五类的红卫兵，出于年轻幼稚，及自身的“优越感”，等因素带来无法无天的破“四旧”，确实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对某些珍贵文物的破坏，这是应该反思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但什么叫“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优秀的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地优良传统，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创造发明，有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有诸子百家时期的哲学思想，又孙子“十三篇”的军事思想，但这众多的“古老文化”中既有“精华”之处，也有“糟柏”的存在，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现代某些人所崇拜的理想）难道不应该受到现代思想的批判，不应该破坏么？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信条不应该批判，破坏么？“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周礼”有“刑不上大夫，礼不对庶人”难道现在对当官的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罪可以轻判，对“庶民”可以草菅人命。对于这种“周礼”，国人可以让它发扬光大么？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家的改革思想，对儒家的传统思想的大批判，大冲击，大破坏，否则怎么叫“文化大革命”呢？
    “文革”就是要废除权贵者所持有特权的封建意识，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毛主席发出的要“斗私批修”这简单的四个字，包括了深刻的含义。就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决裂，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潮，文化大革命要对古老文化“吸其精华，去其糟柏”地继承。
    反毛派的逻辑矛盾。
    反毛人士一方面拼命地要清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负面现状表示不满，他们也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反对社会上“黄、赌、毒、黑”物价飞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今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病，难道不对么？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思维说明了什么？不是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就是一堆不明是非的糊涂虫。
    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必须抛弃个人恩怨的束缚，否则必然地产生不公正的结论，自觉地步入歧途害人又害己。
    拥护毛泽东，树立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改革开放的阻力，这句话又错了。
    拥护毛主席，承认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出于公心。拥护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改革开放。笔者个人观点“改革”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这是个原则。反对的是“改革”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掉，“开放”反对的是敞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不希望“改革”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向资本主义靠拢，“开放”不希望出现“丧权辱国”。
    “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民共享，这是句假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社会现状。
    暂时不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苦楚，先从笔者就自身经历说起。文革前本人三级工，月工资收入４２．５元，妻子三级工，月工资守约４３．５元，夫妻俩合计收入８６元，全家人口夫妻两人一双子女，一个老母共５人，孩子多病，每月要上医院８６元，５人生活，看病，孩子上学，全家生活平平而过，生活上节俭一点，每年还可以添只手表，买辆自行车，无后顾之忧。“改革”开放后，如果工薪阶层夫妻俩工作的工资收入算２５００元，凭这点收入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试试看，还谈不上上学，看病，住房等意外支出，现在通常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是一人工作，养活几个人，现在是几个人工作养活一个人（独生子女），更何况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无固定收入者，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何等艰难。
    笔者在解放前（１９４７年）记得街头艺人卖唱小曲，其中有几段（醒世曲）对富人：“进出坐汽车，上下坐电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百样全欢喜……”对穷人：“百物飞涨，难度光阴，穷人出泪淚……”
    对于目前经济上的物价飞涨的现状，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退休工人加工资，干部发“补贴”，收紧人民币发行量，提高银行利率等等宏观调控，这些措施能控制物价飞涨的势头么？笔者并非有意与政府唱反调，泼冷水，笔者不是经济学家，拿不出好办法，但经验告诉我，政府目前的措施时不会收效的，在７０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解放前，物价飞涨，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采取行政手段“限价”，向不法资本家开刀，“限价”成功了么？没有，因为是国民党的半殖民，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命脉不控制在自己手中，政府的行政手段与资本的较量必然是一败涂地。
    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是无法避免的，要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还必须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反毛派的上层铁杆分子真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不是笔者小看他们什么精英，学者，如果真有“国难当头”，外国武装入侵中国，这批人保证轻则带了老婆孩子逃命，重则在敌人的枪口下跪地高喊“饶命”，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奸不也是政治，文化精英么。真正能够保卫国家的一定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
    年轻的８０辈爱国青年，世界是你们的，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陆渭文
2008年6月15日初稿
    2011年9月1日修改